被学界称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中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他的作品中,集合中西文化元素的幽默之语俯拾皆是。
《围城》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幽默的小说,人们了解钱钟书的幽默,也大都来自《围城》。且看《围城》中的一些幽默片段:
“他们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菜馆。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了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有个生脱发病的人去理发,那剃头的对他说不用剪发,等不了几天,头发压根儿全掉光了;大部分现代文学也同样的不值得批评。”
“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的彼此要害相思病。”
“没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诸如此类的幽默在《围城》中举不胜举。这里就不赘述了,本文主要探讨《围城》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钱氏俏皮话。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
“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用引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以上均见钱钟书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文
“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见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猫》
“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家家吃将来。”----见钱钟书的《吃饭》一文
“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见钱钟书的《说笑》一文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待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渡过去。”----见钱钟书的《论快乐》一文
“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见钱钟书的《读伊索寓言》一文
“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见钱钟书的《窗》一文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见钱钟书的《一个偏见》一文
钱钟书的演讲也十分幽默,他往往用非常俏皮的话来开场。且看他1980年秋在日本爱知大学演讲的开场白:“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柯勒律治的话来说:‘诸位对我的无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
钱钟书在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即席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其开场白也令人捧腹:“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播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第一个称赞钱钟书为“文化昆仑”的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钱钟书对专门召开他的作品研讨会都极不赞成。他曾说:“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被选入者可获得一大笔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一天,有个青年问钱钟书先生,怎样才能像他一样使自己的作品被图书馆收藏。
钱钟书先生风趣地回答说: “要想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里,得先把图书馆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国外曾有人说,如果把诺贝尔奖授予中国作家,只有钱钟书当之无愧。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真的向钱钟书谈及此事。钱钟书却对马悦然说:“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为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这有道理吗?”对于诺贝尔奖的评价,钱钟书先生再一次体现了他惯有的幽默:“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危害更大。”
钱钟书在其散文《说笑》中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他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幽默观,不愧为一代幽默大师。(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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