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均:正确的战略思维源于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我们总结历史上的重大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最终都归结到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只有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才能在错综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找到准确的战略定位,避免把现象看作本质、把策略当成政策、把战略手段当成战略目的,避免在逻辑推导时忽略国家利益,或者为主观愿望所左右而偏离客观现实。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不仅能在复杂纷纭的国际矛盾中,抓住决定事物本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有利于作跨越式的战略预置。"

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

福泽渝吉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文化领袖,极力主张侵略朝鲜、中国。他提出:“海陆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有识之士就说:福泽渝吉“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必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历史发展正是这样。福泽渝吉思想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圭臬。1984年日本发行的一万日元纸币,把上面的圣德太子像换成了福泽渝吉像,五千元头像是新渡户稻造,即《武士道》的作者。这一改变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日本决心要走政治军事大国的道路。

布什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把对基督教的虔诚转变为排他性的国家政策,用基督教极端主义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弗朗西斯·福山的哲学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理论。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武断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美式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福山进行反思。他承认“美国以为单凭武力便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霸权主义文化的哲学广告,因而注定是短命的。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几次战争,不论从动机还是结果上都难以令人信服。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曾踌躇满志地宣称,他是用“战争思维”来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战争总统”。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正确战略思维,由傲慢、偏见和功利主义主导的战争,是没有兵法艺术的战争。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不仅激发了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冲突,而且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结下世仇,美国将长久地为布什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大战略思维要求在发动战争之前就筹划好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

指导战争不是纯科学的科学、纯艺术的艺术。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历史战争经验告诉我们,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中的必然。从战争准备、危机处置、开战决心,到训练部队、指挥作战都必须具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否则就会无谓牺牲战士的生命来弥补战略失误、指挥员素养和部队训练的不足,甚至输掉一场战争。那才是不仁之至的事。指挥员在进行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时,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军事科学及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数学的知识,结合实践经验,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吸取正确的建议,辨别不实事求是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建议,以避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面前出现失误。

在中国现代史上,当文化和思想战线进行两种哲学论战的时候,在广阔的战场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按照各自的哲学基础所建立的战略思维,指导着两军进行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一系列决战。结果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战胜了蒋介石的军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是从军事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展现军事哲学的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导战争方面,概括地说,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同机械唯物论和唯意志论军事哲学的根本区别。

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

第三,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

第四,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概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

第五,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

第六,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反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

第八,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等等。

李际均:正确的战略思维源于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李际均将军谈军事家毛泽东

事史上几乎成为定论的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是兼而备之。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连续领导进行26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这个实践的特点是古往今来许多军事家所不具备的。任何一个在军事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军事人物,不论就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还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来说,都难以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但从人的知识结构的总体来说,间接实践还是主要的。毛泽东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前人有益的经验,做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有继承更有超越,熔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于一炉。

除了实践特点外,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针锋相对地与大小霸权主义作斗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战争、金门炮战(实际是对美国)、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间接对苏联)、援越抗美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等,都体现了这种战略风格。他做到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决不虚张声势;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毛泽东的成功与伟大正在于此。

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1934年5月生于哈尔滨,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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