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的诗词赋文中对佛道儒的看法 佛道儒和直销

方!很明显,这里美人意下指的就是苏轼所一心想要报效的朝廷,或者说是神宗皇帝。听起来好像是缠绵悱恻的情歌,事实上却是宛转地泄露出不受重用的郁结,就连吹洞箫而和的客所奏的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好似借箫声和歌声向远在天边的“美人”传达自己的思慕之情。

《后赤壁赋》苏轼着力描写赤壁之景与自己的行动。文中“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也表现出苏轼的勇气,与居高临下的气势,寄托着苏轼的壮志豪情。苏轼面对月夜山河的苍茫景色,不禁忧从中来,将郁抑之情凝聚于长啸之中,感情由乐转悲。最后,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苏轼的这三篇作品中,儒家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是基础,无论作者在最后的情绪、思想是如何转变,都是由于自己壮志难酬,而由此所引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困惑。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自我嘲讽中流露出对自己经历的无限感慨和悲伤。我们不难想象,当苏轼一生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要去发泄、或者说调节,然而,这种追求和理想却是深入骨髓的,自始至终无法改变的,假如有朝一日苏轼会被朝廷重用,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也会即刻复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虽为自慰、解脱,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无奈和伤感。其实他心中仍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苏轼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谪居海南期间,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却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二、 佛道——致君尧舜不得的尉籍

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苏轼思想即是这种“儒道互补”的典型,而且苏轼的思想中在儒道外还有佛家思想。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道家和佛家却也与他结下不解之缘。八岁时就曾在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共鸣。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苏轼在黄州时,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怎么办?进即不成,那就退吧。正是这种苦痛,使苏轼的思想“向内转”,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是并没有走上“伤感”的道路,关键是有佛老庄禅思想的支撑。在自然、自由的诱惑下,苏轼的一生,寻山、寻僧,在自然山水中徜徉,目的就是在现实生活的缺憾之外,寻找一种精神的弥补。这时,佛道思想就成了他退的精神依靠。人是需要调节的,此时,佛道就是苏轼的调节。感怀周郎雄姿英发,自己潦倒失意,于是想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于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赤壁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给他郁闷、郁积的心灵带来了舒畅和洒脱,感觉自己“冯虚御风,羽化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又涌上了诗人的心。《前赤壁赋》中的“水月”意象也是很典型的道家思想,苏轼以水月之喻,借助庄子的相对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逝者如斯,(写水的变)而未尝往也;(写水的不变)盈虚者如彼。(写月的变)而卒莫消长也。(写月的不变)所以,从变化的角度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段实际上反映了苏轼的思想,文章中 既有人生短暂若蜉蝣的消极思想,又有万物无尽,遗世独立的达观思想,这一段也可看出苏轼所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常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本赋写于作者被贬黄州之时,水月之喻,正是作者以旷达(与客共享清风明月)掩蔽无奈的特定心情写照。 现实中的“水月”是实在的,静谧柔和,历史中的“水月”苍凉凄婉,借此凭吊古人,而最后作者上升到哲理上,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苏轼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安慰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的感叹或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山水的爱恋中得到了休憩。自然山水融入苏轼的生活、兴趣、情感中。秋风秋月、平畴旷野,极其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道化自然,物我两忘。借水月之景,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由乐而悲、由悲而喜的解脱过程,情感的起伏变化既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和不平,又表现了作者在失意后善于自我解脱的旷达胸怀,其情深沉蕴藉。在佛家的思想里,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在失意之时,苏轼的心里也浮出了这样的念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而这时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佛家思想天地本是一体,物我本是一源,于见山见水中去大彻大悟,山水之中充满了禅意,充满了佛的智慧。走在黄州城外的苏轼这时就将所有的情感都寄于山水之中,去体会生命中的顿悟。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苏轼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以抒前赋未尽之意。此次登临赤壁,苏轼超尘脱俗、虚无缥缈的思想则在文中更加鲜明、突出。前面一词一赋,始终兼有怀古伤今,感奋激发之情,而在后赋里,作者对当年赤壁之战的宏图奇景只字未提,既没了感奋色彩,也不为周郎的年轻有为而激动,煞似看破红尘。“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赋中句句冬景,字字悠闲,写到最后,竟然有“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之“孤鹤”掠舟而飞;又有道士化鹤,梦中显形之幻觉。写得神乎其神,迷离恍惚,真如羽化登仙之境了。文章之末,有“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渺禅意。《古文观止》比较两赋曰:前赋“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后赋“作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

三、达观——儒道佛融合互补的结果

正如许多论者所言,苏轼在赤壁三咏中的确流露了浓重的佛老思想,流露了出世、退隐的意愿。晁补之在《续离骚叙》云:“公谪黄冈,数游赤壁下,盖无意于世矣,观江涛汹涌,慨然怀古,尤壮瑜而赋之。”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认为读《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胜读南华一部”。李泽厚先生将此提到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表现了“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表现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但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他清楚地知道,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而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因此“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与他将儒道佛三者融合互补,形成了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达观。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家有吸收,也有批判;对释、道二家,也是有吸收,有批判。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

1、对三家的吸收中也有批判
苏轼写的诗词赋文中对佛道儒的看法 佛道儒和直销

首先, 他对儒学是有所批判,有所强调的。他批判儒者强调性而忽视情。在《韩愈论》中他说:“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但他反对空谈性,反对把情和性对立起来,“离性以为情”。他认为儒学是近于人情的。在《中庸论》中他说:“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又在《诗论》中说:“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苏轼并未完全“无意于世”,他还是有所希冀、有所寄托的,佛老思想只是他应付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困顿生活的武器,解决内心矛盾冲突的方法。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他是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超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极痛、极苦、极悲的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但这种境界,在实际上充满倾轧、争斗、残害、悲苦、烦恼等等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种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创作中,就变为一种艺术创造。《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的、自由人生的境界。这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艺术化,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境界。不过,从表面的超脱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隐含其中的人生的忧苦。在“静”与“达”中,身处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也不免时时露出挣扎的痕迹。

苏轼学习佛、老思想,虽然是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而实际上却是达不到的。对于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他是扬弃的;他所重视和吸取的,是比较切近人生的实用的一面。所以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这是苏轼学佛学老的独特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融通的又一方面。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是很说明问题的。陈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看来是比较玄妙精深的;苏轼就将粗浅的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当然,苏轼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虚空、命定论等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如下面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就为数并不算很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那于信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等等。由此可见,他对佛老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即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

2、儒、道、释的融合

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想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

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而他自己则始终在三者之间徘徊。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事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苏轼在当时那个处境,应该还是很想入世,济世为怀的。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太过积极地入世——太多的人在等着抓他的痛脚呢。而他也不会将有用之躯投入空门中,更不会傻傻的慢慢的将入世之心变成出世之心。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聪明而折中的态度:以半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他所行之事已经是需要相当强硬的行为的了,如果连当时的人生态度都是相当强硬的话,那就非常偏激和危险了。正是有些消极的思想中和了他的行为,使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也正是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开始思考;才会出现像前后《赤壁赋》这样光芒四射的作品,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步履艰难。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热爱现实人生、而又基本能做到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通达。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参考资料:qxy304.blog.163.com/...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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