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黄洋界哨口远望。右为张平化
省委书记张平化（右二）、地委书记张文光（右三）在棉花试验田里
张平化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先后有四段时间，我曾在他直接或间接领导之下工作过。第一段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那时，他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我在省委、省府办公厅工作。第二段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十月，他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我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同属宣传文教战线。第三段时间，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0年，他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我在教育部工作，同属宣传文教战线。第四段时间，是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他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在林业部工作，又同属农业战线。在这四段时间里，他都是我的上级领导或上上级领导，也是我的好领导。
一九五九年秋的庐山会议，气氛是很紧张的。代表湖南去开会的，开头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过了些天，传来消息，说周小舟不行了，要省委的二把手周惠书记去。周惠去了没几天，又传来消息，说周惠也不行了，省委只得派了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去。庐山会议一开完，原在湖北省任书记处书记的张平化同志就径直来到了湖南，被任命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周小舟。
庐山会议一完，湖南省委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个周，就是周小舟。气氛之紧张，可以想见。我当时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是经常直接接触周小舟等省委领导的，心里也有些紧张。对新来的张平化，心里也甚是惧怕，怕受牵连，怕挨整。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耽心是不必要的。张平化同志那种宽大为怀的长者风度，很快就使我们消除了顾虑，放下了包袱。周小舟同志后来去了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因为气氛的宽松，我们还去了浏阳的大瑶，看望了他。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开始不久，平化同志从湖南调到中宣部，我从广州调到国务院。那么巧，我们都被安排住到同一幢宿舍楼，即沙滩北街二号的红后楼，而且还是同一个单元，他住二楼，我住四楼。不同的是，他住的是有五间房的套房，我住的单身房。尽管我们各自的工作单位不同，但同属一个系统，加之住的又近，因此也常串门。不过这一段时间很短，三个多月后，他又被调回湖南任第一书记去了。
在第三段时间里，有一件事至今仍使我很感动。那时，他是中宣部部长，我在教育部工作。有一次，我和我爱人都要出差，我二孩子正在走读上中学，吃住无人照看，甚是为难。张平化和他爱人唐慕兰知道了，随即将我的二孩子接到他的家里，在他家吃住了十来天。
根据我的接触和了解，张平化同志的一生，是很光辉的。
他是湖南省炎陵县人，一九0七年五月出生。炎陵县原来是酃县，位于湘东，与江西交界，距井冈山不远。他是农家出身，小时念过师范学校。一九二六年投身革命，一九二七年入党。开头，他在家乡闹革命，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入党后不久，就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时，他在贺龙领导的一二0师，任三五八旅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多年的省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当过中宣部部长和国家农委副主任。二00一年七月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他的一生，也受过不少磨难和挫折。据我所知，突出的有这样几桩。
第一桩，参加革命初期他险些被杀害。
他参加革命之后，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当上了酃县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由于工作得好，使苏区迅速扩大到四个区，三十四个乡，占了全县面积的一半多。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诬告他是“AB团分子”。所谓“AB团”就反布尔什维克，“反”字英文的头一个字母为“A”，“布尔什维克”的头一个字母是“B”，故叫“AB”团。在当时，反布尔什维克就是反革命。在那时的革命队伍里，谁要是反革命谁就会被抓被杀。一九三二年春，中共湘赣省委指派省委常委兼湘赣独立师政委王震，前往酃县，准备逮捕张平化并加以处决。王震去后，经过调查研究，觉得他不像是“AB团分子”，便没有下手逮捕，只是要他只干武装部工作，不再担任县委书记。
这件事，张平化自己一直不知。过了十多年，一九四二年，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讲话，批评王明的“左”倾路线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当时苏区乱抓乱杀了许多干部，如袁德生、段德昌等，还有一些干部，也差一点被抓被杀，其中就有在座的张平化”。张平化闻言，不觉大吃一惊，顿时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怎么差一点被杀？”他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任弼时，想探个究竟。任弼时面对张平化继续说：“是王震前去酃县，觉得你不像‘AB团分子’，便刀下留人了。”过后，张平化曾十分感激地对王震说：“你这救命之恩，我是终生难忘！”新中国建立后，他每次回到家乡，都会十分感叹地说：“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完完全全搭帮王震调查研究的结果。从此我在王震精神的感动下，养成了一种注重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第二桩，建国初期他在武汉被免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张平化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曾发生一桩“纪凯夫事件”，轰动一时。具体细节记不得了，大致情况是，武汉有位叫纪凯夫的干部，因反映领导的官僚主义而反遭打击报复。此事，被中央抓为反官僚主义的典型，除了当事人受处分外，张平化的第一书记职务也被免去。在武汉市的领导班子中，原来是张平化领导王任重，后来变成王任重领导张平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张平化能正确对待，乐于服从。他不仅对王任重是这样，对华国锋也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张平化到湖南省任第一书记时，华国锋刚从地委书记提上来不久，在省委领导班子里排名很后。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他领导华国锋。后来，华国锋提为一把手，在省委领导班子里，又变成了华国锋领导他。对此，他也正确对待，仍乐于服从华的领导。作为领导干部，他的这种道德修养，一直传为佳话。
第三桩，“文革”初期说他“反对林副主席”而挨批斗。
解放战争时期，张平化在东北工作，任西满分局常委兼民运部长（书记李富春），同时还任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那时，林彪是东北局书记，彭真是驻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彭二人，在依靠农民的问题上，认识上有分歧。林彪认为，东北的农民和关内的农民不一样，他们受汉奸的影响很深，不能把他们当做依靠的对象。而彭真则不同，认为没有很大的不同。有一次，张平化参加东北局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结合自己在讷河县搞土改试点的体会说，一旦把农民发动起来，就会成为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他发言一完，林彪就把他叫到一间小屋里进行个别谈话。林彪很不高兴地问：“你对东北农民群众的估计，是谁的意见？”张平化回答说：“这些都是我在讷河县搞土改试点时的直接体会，不代表任何人的意见。”林彪接着追问：“是不是彭真告诉你的？”张平化又说：“这都是我个人的切身体会，决没有领导授意给我。”
这件事，他当时也不怎么在意，可是到了“文革”初期，又被人翻出来，说他是“反对林副主席”的。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罪名。因为这，他被批斗，被关押，被殴打。后来，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张平化我了解”，这才解了围。
第四桩，“文革”中“四人帮”老整他。
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江青曾在接见湖南“红卫兵”代表时说：“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副主席的，以后又紧跟刘、邓、陶，可说是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心里就恨。”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年已花甲的张平化，没完没了地被揪去游斗。一九六九年，又将他送到湖北“五三”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他才被“解放”，出任山西省委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又要他重返湖南，在第一书记华国锋之下，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
后来，华国锋调中央工作，张平化虽仍为第二书记，但已主持湖南省委工作。不久，江青一伙又对他发难了。那时，出了个《园丁之歌》的湘剧，是歌颂教师的，很受群众欢迎。可是，“四人帮”说这个戏是大毒草，横加批判。有一次，江青在十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张平化。好在不久，毛泽东来到湖南，看过此戏并说是个好戏之后，他们的批判才销声匿迹。
第五桩，当了两年中宣部部长便被免职。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平化从湖南调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那时，他家住在西单附近的按院胡同，是一所大四合院，据称是过去李先念、姚文元住过的。有一个警卫班为之警卫，俨然是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待遇。过了两年，据说邓小平找他谈了话，批评他工作不力，不久便免去了他中宣部长的职务。又过了好长时间，他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那时，我去看过他。警卫班早已撤走，住的院子也让出了一半。尽管为此，他仍豁达乐观地说：“这样好，搞农业是我的老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