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前，由于很偶然的机会，马甲接触过一位老干部，他是老八路，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后来转到地方工作。九十年代，他从西南三线军工企业领导岗位上离休，刚退下来的那几年，忙碌了一生的老人有些不习惯寂寞，所以很乐意让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去他家串门蹭饭，他也时不时地聊聊过去的生活经历。
遗憾的是，由于闲聊中的叙事并不联贯，马甲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更为遗憾的是，老人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遗稿也因为子女多次搬家而散失殆尽，所以，马甲如今的讲述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也不一定准确。如果河友们知道更多的相关情况，请尽量补充吧。
老人所在的部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这个部队的前身是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解放战争中为一纵骑兵团，建国后为骑兵第一师，现在，应该是步兵第八师。这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骑兵团曾经在战场上牺牲了团长、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老人告诉我，在这支队列中，骑兵集团冲锋的口令竟然是“共产党员集合！！！”在抗日战场上，别人（包括日伪军）曾经称这支部队为“白马团”、“红马团”，但其实，他们团部挂着的锦旗是军区授予的“胜利冠军”，而在骑兵队列前飘扬的战旗上，书写的是“哥萨克骑兵”五个大字。
马甲所要讲述的这位老人，是1938年5月参加骑兵团的，他跟随这个团队参加了抗日作战，并且随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担任了整个刘邓大军的后卫……
马甲要讲的这位老人，姓刘，人称刘大胖子。
当领导的时候，谁若是敢当面叫他胖子，他老人家可是要生气的，可自从离休以后，豁然开朗，不但别人怎么称呼他无所谓，他自个也整天“我刘老胖”的不离嘴。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喊他刘胖子，可也确实不方便再称呼人家原来的官职，所以改口叫他“刘大爷”。老人家似乎对这个名号挺满意，于是就约定俗成了。
不过，刘大爷确实是胖，而且越来越胖。他胖乎乎的原因，在马甲看来，是由于太喜欢做菜。那几年，城里“菜篮子工程”已见成效，市场食品供应丰富，刘大爷每天到菜场上转一圈，不管家里人多人少，回来总要弄满一桌子鸡鸭鱼肉，自己吃不了，就打传呼叫我们去品尝他的手艺。马甲那时侯年青，还不知道这饮食和老年健康的关系，只觉得有吃有喝挺开心的，于是热情鼓励他把家庭烹饪事业继续下去。刘大爷的老伴倒是时常埋怨他，可老头不仅不思悔改，还狡辩说当厨子是他从小的理想，要不是因为打日本鬼子，他现在肯定是什么大饭店的大师傅了。[ｃcｈｅrｅ.com 西西河 王外马甲]
也别说，刘大爷小时候还真是个厨子。他是河北人，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时候，他就正在石家庄的一个饭馆里当学徒。
按刘大爷的说法，抗战一爆发，国民党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就带着几十万中央军不战而退、逃之夭夭，使得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石家庄。铁蹄所至，无恶不作，饭庄的老板不愿意再做买卖，关门歇业带着家人去了西安，刘大爷学徒也就当不成了，收拾东西回到南宫老家。
那时侯，整个华北的乡村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武装纷纷出现，他们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划分地盘，对老百姓强取豪夺，和过去的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可这些队伍真要是遇到日本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卖身投靠，实在让老百姓非常失望，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要亡了，“失败情绪很浓”。
刘大爷不服这口气，但他一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他说，当时听说有一支吕正操带领的“人民自卫军”，是真和日本人干的，当地有不少年青人就带枪投奔了吕司令。刘大爷对此也很神往，就在他计划去找“人民自卫军”的时候，忽然又听人说，那个部队军官打士兵、老兵揍新兵，让人很受不了。听到这个消息刘大爷不乐意了，“我当兵就是想打日本鬼子，凭什么要让自己人揍，我很困惑。国破家亡的危险迫在眉睫，就在人们焦急惶恐、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支全新的军队出现在华北大地。1938年初，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大平原，不久，宋任穷（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也带着一支骑兵部队来了。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呼——八路军。
陈司令的队伍刚到冀南，就在平乡县设伏，重创日军一个中队，接着，八路军骑兵又在石家庄外的公路上打掉了日军一个小队。“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啊”，“如果你看见过几十个日本兵就把上千号国民党军队追得到处跑，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心痛得揪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日本兵在街上走，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向他鞠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如果你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这时候有人挺身站出来，哪怕他只消灭了一个日本鬼子，他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冀鲁豫的人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那是因为，八年抗战，国民党的表现让群众看扁了，共产党，那才真是英雄好汉。一时间，陈再道司令的名声在冀南被敬若天神。八路军也在民间流传成为了天兵天将。38年5月，骑兵团在陈司令的带领下到南宫县境内活动，八路军以骑兵团政委邓永耀（1939年牺牲，时年26岁）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刘大爷的家门口也来了八路军宣传队，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资助抗战。“那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个，真觉得新鲜，唱歌说书的，挺热闹，吸引人”，“老百姓不是没有觉悟的人，谁是真抗战、真爱民，心里清楚。只要真正是人民的队伍，他砸锅卖铁也支持你”。
刘大爷就是在这时候参加了八路军骑兵团，并且他还是自备战马和军刀。军刀是他在石家庄饭馆里用一双鞋和别人换的，马匹则是他一个亲戚资助的，亲朋好友们还给他提供了衣服、挎包、皮带、饭盒，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他都齐备了。
刘大爷本来就会骑马，还懂点拳脚。本来他以为，一到了部队，就能象赵子龙一样持枪上阵，和敌人大战一场。可没料想，团长拍拍他脑袋，叫他干“斥侯”。什么叫“斥侯”？“嗨，说好听了叫斥侯，要说实在点，就是个骑兵游击队”。（想来想去，以后干脆把“刘大爷”改叫“刘爷”得了，这样好象顺口些。反正马甲原来也这么喊过，那时他老人家也没生气。）
有马又有刀，能骑马也会耍大刀，刘爷本来寻思，他这样的材料，到了骑兵队里怎么样也能算个人才。可是，没门，新马要训、新兵要练。
老百姓家里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从骑兵的眼光来看，驾过车拉过犁的马，样子再结实，其实都带着毛病，所以先得“骝”，每天骑着马慢走，经过一个月左右，把马匹弓起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的头抬起来，除了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
训马是老兵的事。新兵先学习刷马、给战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铡马草（“草不过寸”），学会爱护战马、照顾战马是每个骑兵的首要课程，等知道怎么和战马打交道了，再学骑马。刘爷说，练习乘骑之前，先让新兵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这玩意弄熟了，骑马骑自行车都没问题。有几个小伙，高跷练了一个月还是经常摔跟头，结果就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本来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人骑在马上，人家一拽就掉下来了，再练也白搭。
新兵在分配到属于自己的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乘马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战马，再学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还要学冲锋队列、包围队列和掩护队列等战术，很多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刘爷有基础，很快就新兵毕业了，部队给他发了战马、步枪和马刀，马不是他带来的那一匹，可军刀还是他自己的。当初，刚到部队，营长叫他把马匹和军刀交出来，刘爷把马交了，可不愿意交马刀。“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马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逃兵拎着这把军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这个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爷练过刀，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时学徒三年的规矩是没有工资的，老板心好，给他置办了一套好衣裳，其中有双鞋子，能值一两块大洋，这是刘爷最值钱的财产了，他就拿鞋换了刀。
刘爷不愿意把刀交给部队，营长想了想，也就算了，可接下来几天，刘爷就倒霉了。先是在喂马的时候挨了营长骂。训练新战马，马匹挺遭罪，所以需要加强营养，办法是在草料里加上料豆，料豆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刘爷一面干活，一面抓了把豆子当零食吃（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营长看见了，说他“跟牲口抢食”。隔天，刘爷去刷马，一不小心，马匹把老百姓家枣树的皮给啃了一块，营长知道了，又是一顿臭骂。这下刘爷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他拎着马刀去找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营长你以后也别再跟我过不去”。
营长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宣讲部队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新兵毕业，刘爷见营长又把军刀还给了自己，很感动，他觉得，这八路军还真是不错啊。
扛枪挎刀骑大马，刘爷这回威风了。还别说，在当时，象他这么神气的兵真不多。骑兵团是刚从一二九师骑兵营升格为团级单位的，虽然叫做骑兵团，可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那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是配齐了，可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叫做“独立营”，实际上是个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来号人，马匹都没多少，就更别提军刀了。其实，骑兵团征兵是比较容易的，想当骑兵的人多嘛。刘爷记得有次团里来了个小伙，牵着匹骡子，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骑兵花钱多，咱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团，甚至后来九、十、十一分区把各自的骑兵连并入骑兵团，也是因为单靠一个军分区，根本就难以保证骑兵部队的供给。43年冬，一二九师骑兵团扩编，才在原有的四个连之外，增加了一个营级编制—— “徒步大队”。
骑兵少，当骑兵的就有优越感。当骑兵的别说看不起一般步兵，就连同样骑马的通讯员、警卫员也看不上眼，说“那不过就是四条腿的步兵”。想想看，咱们刘爷当年，头戴“四片瓦”、身着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三字“八路军”，二十郎当的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帅气归帅气，新兵还是新兵。是新兵，就得干新兵的活，从38年到39年，刘爷干的工作主要就是四件：割电线、贴布告、跑通讯、征税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割电线最容易，征税粮最难”。
咱们先说容易的。38年，一二九师骑兵团在陈再道司令员的领导下，配合东进纵队基干团，积极开展打击日伪军、平定地方反动会道门武装的斗争。在这个阶段，骑兵团战士的军事素质尚不完善，团队的战斗能力也还不够强。在作战中，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战斗杀伤效果，师首长对这个红军底子的宝贝疙瘩十分重视，刘伯承、徐向前师长为加强骑兵团与师部的联系，还特别给骑兵增设了电台和译电员。在师部，刘师长一一紧握住骑兵团主要干部的手，反复叮咛“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记住，要游要击、要游要击”。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骑兵团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还只能是：破坏交通、牵制和消耗敌人。由于骑兵的作战特点，骑兵团很少分散行动。但刘大爷不同，他干的是“斥侯”啊，于是乎，他时而三五成群、时而单枪匹马地游荡了一两年。
“斥侯”，在骑兵部队的另一种叫法是“远端前卫”，严格地说，其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在部队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同时，还担负一定的袭扰、钳制、侦察功能。有句话说“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可就是吊儿郎当、东游西逛、吃香喝辣都占全了。刘大爷能当上斥侯兵，原因有三。第一他是当地人，情况熟悉；第二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团里比赛“抢毛巾”，他能把几个从新疆来的老骑兵（从盛世才部回来的红军，受过苏联训练）都拽下马来；第三，他是新兵，暂时没资格学习队列战术。在这之前，骑兵团还没怎么练过队列，原地列队、行进列队倒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一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所以应该赶紧练战术。骑兵练队列得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党员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象刘大爷这样的新兵，打仗时跟着班长跑就行了，战术的事还轮不到他操心。由于边打仗边训练，干部和骨干们的时间都很紧张，刘大爷有能力有精力，就得以补充进斥侯兵了。
当斥侯兵在营地的时候也要出操站岗守纪律，可出了营地就自己管自己了。刘大爷出营地最乐意干的事是割电线。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在离老百姓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小组壮大之前，基本上是由斥侯骑兵来干。
一开始，动作简单。刘大爷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把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的带走，不能带的埋掉，完事。可没想到，等天亮，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好一阵，把电话线又都接上了，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
再去就多叫上几个人了，带个长杠子，先绑在木头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线也断了电秆子也倒了，再拿锯子把电秆锯成两截丢掉，哼！我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天亮，鬼子开来摩托车，看看不行，回去，第二天，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把新电杆埋上、电话线都接上，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再去就得再动脑筋了，叫上几个人，还是忙着锯电杆、割电线。刘大爷自己不干那个了，他找个地方爬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天亮鬼子又来了，忙乎了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张贴布告、散发传单。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各地方政府组织以及军分区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材料却不同，那都是根据地的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有些传单（比如《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传单，就以为八路军主力出动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各种活动就方便多了。贴布告是越贴越胆大，一开始是在乡村集市、城外公路电杆贴，后来就贴进了城，把传单撒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当然是斥侯兵的工作，但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刘大爷他们都是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还从没有出过事。
有时候也穿着军装贴布告。39年，刘大爷有次去鲁西的东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布告还剩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还有十几个伪军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他家去。刘大爷当然同意。地方干部又找了张纸，写了个顺口溜，那是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民谣，意思是这老家伙很坏，不得好死。刘大爷带上这些，穿戴整齐、全副武装，就奔恶霸家大院去了。
骑马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大爷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接着把布告和顺口溜都贴在门上。然后，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侯兵胆大心细，见多识广，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每当骑兵团配合基干步兵团打大仗，就需要斥侯骑兵发挥作用。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我们满战场转，哪个部队打得怎么样，我们最清楚”。刘大爷喜欢打大仗，因为那时候，他在战场上挺能出风头。对抗日根据地而言，骑兵真是个奢侈的兵种，人吃马嚼的，花费很大。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可不行，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弱了，特别是在经过激烈的运动作战之后，如果没能及时调养，军马还容易带伤。战马使残了，最终吃亏的是部队。
当时，骑兵团全团四个连、四百多匹军马，每天消耗的粮草在三千斤左右。只要在一个村庄驻营两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群众负担真的很重。（所以，马甲我对《亮剑》里的李云龙很怀疑，他以一个独立团的力量，在贫穷的华北游击区，怎么可能养得起骑兵连。要知道，那时侯的所谓独立团，不过是二类基干团的代名词，活动范围并不大）。
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不能一味地增加根据地群众的供给压力，因此，骑兵团必须向各地征粮征税。从38年开始，共产党在冀鲁豫地区努力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部队带着委派的县长、县委书记寻机出击，由八路军先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如果日后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回来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多来几支人马，多驻扎一阵，“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做工作，并且，征收税、粮。征收税粮也不是容易的事。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武装，地方豪强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打着“保家护乡” 旗号鱼肉百姓；不久，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后来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却都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都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土匪的欺压，也确实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要征收粮税，不仅必须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开展斗争。
骑兵团的征收税粮工作主要是由斥侯兵完成的。说实话，刘大爷最头疼这项任务，用他的话说“收粮款，就得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是个胆大不害臊的活”。刘大爷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当面要粮食，他开不了口。开始的时候，领导还要求刘大爷练习口才，他于是跑到高粱地里，把应该说的话都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到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人家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从此以后，说话的事交给别人了，刘大爷只负责写字。
刘大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土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他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征走了，工作队长说不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告诉刘大爷“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大爷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刘大爷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伪保长征来的粮食都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于是，八路军运粮装车，民运干事发动群众都来分粮。老百姓高兴了，有人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老百姓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开展征粮工作要和敌人争时间，这么争来争去，时间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刘大爷和二十多个战士跟着副团长徐国夫出任务，半道碰到个来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日伪军出动七辆卡车，要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场上呢。徐团长一听，马上派人回团部，叫各部队迅速去各村帮助老乡抢收抢藏，他自己则带着刘大爷他们立即赶往公路设伏。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团长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好一会，敌人汽车来了，八路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车打趴下，后面的车也全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团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敌人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百姓对鬼子汉奸们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出动了，派部分力量配合民兵在公路沿线设伏干扰，主要兵力直扑麦田。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一排排冲过去，赫！那可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特别是伪军汉奸，最怕骑兵队了。
刘大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你说，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刘大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马有个习惯，每到天亮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公鸡一样。所以，每当刘大爷清晨出任务，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战友，刘大爷以后的战马就都叫做“公鸡”，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外号——刘公鸡。
骑兵团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狂风、豹子、老虎之类，也有叫“大掌柜”、“小秀才”的。四连长韩永正，外号“韩猛子”（战斗英雄，1942年牺牲），他的战马也叫猛子，打仗时喊一声“猛子！”，人和马一块来精神。
战马“公鸡”也立过功。40年初，冀南、冀中、冀鲁豫军区组织17个团打叛军石友三，战役开始没多久，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那时侯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经常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用120节电池串联，收报机45伏，要30节。你想，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最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城里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得先由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化了），以及连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临近的几个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大爷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战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马都快累倒了。团里给刘大爷记功，刘大爷不要，他把功劳算在战马的身上。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由部队出钱出粮，退役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战马牺牲了，还要建“功臣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它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刘大爷把花取下来。讨伐石友三的战役从40年2月到7月，打了差不多小半年，到后来石友三、石友信让高树勋和孙良诚给枪毙了，才算告一段落。这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主要担任战役的机动力量，刘大爷则被编入通讯队，在骑兵团与宋任穷（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司令和新四旅徐深吉旅长之间来回跑。按说八路军各团、营单位也都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出动的大仗来，通信兵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骑兵予以协助。
骑兵通讯队的任务之一乘马通信。打仗时，大家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为抓紧时间，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骑兵要保护通信人员。一般的作法是，骑兵事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工，送信的通信员和参谋可以换来换去，但固定的线路仍由固定的骑兵小组护送。这样能更加熟悉沿途环境，知道各部队驻地和部队领导住所，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斗中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有天晚上刘大爷和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他们团部刚移动了驻地，刘大爷也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夜里跑了几小时，觉得到地方了，看见个村子，村口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连马也没停就过去了。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侯，部队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刘大爷他们俩一直走到马灯前面，看见守门的兵了，才发觉——不对呀！赶紧叫一声“快跑”，打马就从村那头冲出去了，真够悬的。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术语也就听不懂说不明白（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气得要命。
除了乘马通信，骑兵通讯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乘骑侦察通讯。
石友三这家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共产党开展统战，他表现得挺热情；接着国民党和他联系，他又靠上老蒋；后来日本人也找他，他就让石友信去当“皇协军”。这小子本来是希望到处占便宜，没想到牌没打好，弄得三家都不待见他。结果是八路打石友三，国军不管；国军打他，八路也看热闹，三两下，老石兄弟俩就完蛋了。
话虽这么说，石友三也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指挥部队，运动作战的能力比较强，用刘大爷的话来说，就是“石友三的兵，比八路军还能走”。所以，往往是我们捏紧了拳头正要开揍，他的人就跑了；也曾经是我们以为追上了一个团，结果他却已经把三个团凑在一块，让我们根本啃不动。遇到这种对手，就需要加强乘骑侦察通讯。石友三再能跑，他的活动区域也只能是这片面积有限的大平原；侦察骑兵远远地跟着他们，他的兵再能走，也甩不掉四条腿的战马。骑兵们来回报告敌军的方位，这么着，终于让陈再道司令抓住个机会，组织了卫（河）东战役，把石友三的元气彻底打没了。
乘骑侦察靠得是胆大心细，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刘大爷说，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携带步枪子弹30发算是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大爷执行任务时要过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他图侥幸省事，想一下子冲过河去算了。没想到这个河段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还没冲到对岸马就陷住了。
敌人发现了他，嗷嗷叫着追过来，跳到河里来抓他。刘大爷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使劲地抽。那“公鸡”被他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跑了。“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那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抓活的，想抢马，我那回肯定玩完了”。卫东战役后，刘大爷从通讯队回到骑兵二连当副班长。从这时起，他可以算作是这支红军连队（红马连）的战斗骨干了
初上战场
40年卫东战役后，刘大爷到连队当副班长，从新兵成长成为了战斗骨干。一名战士，总是在战火的熏陶下逐渐成熟的，刘大爷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学会了战斗。第一次上战场，刘大爷只是看热闹。当时他刚参军没几天，没有枪也没穿军装，不过是拎着马刀跟着老兵喊了几嗓子，还谈不上是参加战斗。
38年5月初，129师徐向前副师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带领七六九、六八九团开赴冀南，徐向前住在南宫县城。可就在这个月的中旬，南宫县发生了“六离会”杀害我津浦支队政委等二十多人，抢走我军电台、装备的恶性事件。
“六离会”是当地的一个会道门组织，首领是大地主李耀庭，门徒很多。早些时候，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教育群众，十分耐心克制地与他们协商会谈，可“六离会”的头头们居然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于是，当5月11日，津浦支队派人到南宫县城领取电台，回去的路上就遇袭了。得知这一消息，八路军战士都很气愤。5月15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陈司令无意中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闹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天师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大队人马先在村外朝天放枪，然后大喊大叫地策马冲进村里。
“六离会”的门徒吓得四散而逃，神旗、香案丢得到处都是，刘大爷看见院子里倒着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他弄了一架骑着转圈。那时候，他自带的马匹已经上交了，没有战马，骑自行车也勉强算是个“骑兵”了吧。
陈再道司令决定骑兵团不走了，就驻营在孙庄。中午，徐向前师长得知消息后，带着七六九团（缺一营）赶来了。徐师长对战士们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突然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片地向前移动，原来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袍，手拿大刀、梭镖，又吼又叫、又蹦又跳。徐师长布置七六九团守在村前，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对这样的鸣枪示警，会徒们反而误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决一死战！”，还疯狂地挑死了上前喊话的几名八路军战士。于是，徐向前师长果断宣布，“这些人是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死硬分子”，下令：“打！”。一声令下，村里房顶上的机枪、村口七六九团的步枪都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骑兵团则在陈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捉了“六离会”的头头，缴了会旗。
看见那些会徒们已经四下溃逃，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以“袭击八路军，破坏抗日”的名义公审枪毙了李耀庭。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同时领导开展政治攻势，发布告、发传单，动员群众退出道会组织。当时，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去，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法师吓得直打颤。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己家的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当八路当然就要打鬼子，刘大爷打日本人的第一仗，是38年7月参加漳河店伏击战。当时，团长不在家（他带骑兵一连跟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了），政委邓永耀带着二、三连和新兵独立营在肥乡、成安一带发动群众。有一天，有人来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马来兴趣了。
漳河店伏击战
邯郸，是日军设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间的公路是其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时常有日军押运的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由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邓永耀政委的重视。他马上要求地方干部尽快了解核实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这天下午，骑兵团得到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大名停留一天，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指派参谋和侦察员去看伏击地形。
38年7月，共产党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这时候，八路军如果实施一定规模的对日作战，不仅能够切断敌人的重要交通线，还可以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扩大我军影响、坚定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因此，面对送到门前的战机，骑兵团当然不会错过了。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的前端离公路只有20多米，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大爷当时还在新兵独立营，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政委和耿营长都来给大家讲话：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隐蔽必须十分严密，要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重点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军增援部队纠缠。领导开会动员讲话的时候，刘大爷挺放心的，因为他知道骑兵二、三连，都是主力部队，由二百来号老红军、老战士打一百个日本鬼子，他这个新兵还有什么可耽心的。
第三天拂晓，骑兵团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整个部队埋伏在青纱帐中，并在四周放出暗哨，严密地控制了这一带。刘大爷的位置在阵地后方，高粱地的深处，他们新兵独立营的任务是“守马桩”（骑兵徒步作战，必须留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兵力控制马匹，二、三连的老兵在前面伏击敌人，新兵们则每人牵着三四匹战马在后面等，这就叫“守马桩”）。上午八点左右，日军的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不免有些紧张。这下可不好了，战马是通人性的呀，士兵们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三、四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啦啦地直晃荡……”。新兵对调理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给发现了。顿时，日军所有汽车喇叭齐鸣，加大了油门往前冲，前面的几辆车冲进村里，日本兵立刻就下车、上房，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回头往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再接着往前冲。
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目标暴露了，于是也开打，把中间的几部车打瘫在路面上，把车队给堵住了，那些后面车里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几挺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高粱秆子成片地断。骑兵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的队伍，顽强勇敢。邓政委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鬼子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邓永耀政委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可他不许别人给他包扎，坚持指挥战斗，硬是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刘大爷在高粱地里，把四匹马的缰绳全套在枪杆上，紧攥着步枪，既紧张又激动。就在这时，身边枪声响了，接着有人在喊“别慌别慌，把马拉到后面去”。新兵拉着马往后边走，班、排长却都纷纷操起枪朝前跑，刘大爷一心只想着千万别让马给跑了，不留神自己却被高粱杆拌了一跤，排长拉了他一把，随口还骂了一句“真笨”，刘大爷哪受得了这个，脸“腾”地就红了。
把马牵到青纱帐后面，刘大爷把缰绳塞到一个战友手里，拎着枪就往回跑，他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原来，刚才是有几十个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守马桩”的了，新兵营立刻组织骨干进行还击，敌人不清楚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大爷跑到前头时，还赶上放了两枪。耿营长看见他学老兵的样子，一手拎枪一手举着马刀，还真挺满意的。八路军打了好一阵，才发现不对劲了。这伙押运车队的鬼子起码有一个中队，二百多人。他们的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而且如果再打下去，附近县城敌人的援军也会赶过来。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团烧毁汽车，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骑兵团损失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当初，马甲曾经询问，八路军战果是怎么统计的（比如说这次伏击战，如果数据准确，那真可以说是战果非常理想了）。刘大爷很认真地告诉我：游击作战，在战场上统计战果是困难的，一般是由侦察员事后进行调查统计。象漳河店伏击战，八路军侦察员第二天就经过化装到了现场，当时，战场的血迹还没有打扫，27辆被击毁的日军汽车也都没有拖走，敌人的伤亡数字，是通过多方调查确认的，应该比较准确。刘大爷还告诉马甲，就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村里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抗日政府去了。“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就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战斗力最强的骑兵一连不在现场，使我军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二、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三，“马桩”位置的设置离伏击阵地太近（这其实是骑兵徒步作战很为难的事情，“马桩”位置不仅受地形影响，而且如果距离近了有危险，距离远了又不利于追击或撤退）；四、在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五、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这次战斗以后，新兵独立营撤消，分散到各连队去，骑兵团也就编成了四个骑兵连）。
由于漳河店伏击战中骑兵团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这也给了邯郸日军一个印象，他们认为，八路军骑兵团不能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因此，在接下来的漳河南战役中（38年8—9月），日军就集结200多人，乘汽车追击骑兵团，结果，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被打得很惨，只跑回去60多人。
铁骑护卫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向了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似的冲击，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队形，为师部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刘大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冲锋。但他确实很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为此，一个月后，刘大爷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骑兵团阻挡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总部领导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小时，有四十多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这其中，包括了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侦察员。“他们俩都是漳河店伏击战以后，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地方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大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就在这时，有一天，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操枪舞刀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不错，曾经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当时这一带，地方上实力最强的豪强是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陈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都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定还会被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陈玉怀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当，让骑兵团两个多小时就消灭了，这土匪豪强闻讯后，伤心得躺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这一仗，使得骑兵二连威名远扬，老百姓传言“八路军骑兵的战马都会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下来，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当然很高兴，骑兵们也很得意。大家将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庆祝了一番。打扫完战场，刘大爷他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他可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也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全团整顿了。
黎城整军
39年3月，得胜回朝的刘大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马上要开拔。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留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抬上，跟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原“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先遣纵队进行改编，哎呀！连他们的招牌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往太行山区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个紧张，可是，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科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啊。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过了一会，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骂“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师长、邓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3个多月后也调回师部）、新任政委、新任副团长、新任参谋长、新任政治部主任、新任政治部副主任……邓政委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整军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后来实际为40%）；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整军刚开始，后勤就跟不上（地方上准备不足），一些战士和战马生病了。于是，整军又再增加一个内容——整顿供给、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大家磨豆腐、种菜，帮助老百姓搞生产。马甲我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宣传动员文字，转抄如下：
学习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整顿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42年5月牺牲）发言，他坐在门槛上捉摸了半天，这才说道：“首长说得真好，一清二楚，咱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说得好……”。他发言结束，大家一起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啊，刚才这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廖冠贤），活象个降妖道士，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政治部主任况玉纯有办法（况玉纯原任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1940年4月升任骑兵团政委），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1、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2、战士之间认老乡、拜把兄弟，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3、阶级观念弱化、党员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私自帮独立大队打陈玉怀也属于“流氓习气”）。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开小灶，请吃请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这都属于贪污腐化）；另一方面，个别干部打骂士兵（这主要是指几个四方面军来的老红军。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弄得房东大娘很生气。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配合步兵部队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冲进鬼子据点，敌人溃败开跑了，步兵又追不上。可是这边，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你说，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是什么。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服从命令，对此，刘大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大家没意见，军马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步兵紧，骑兵松”。之所以说骑兵松松垮垮，是指骑兵出早操不象步兵那么认真。在战斗比较频繁的时期，如果一大清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真打仗的时候，马匹也许就不那么活跃了。但是，在整军期间，邓政委明确要求骑兵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四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战士，刘、邓首长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仍然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这里先说段题外话：如果与《亮剑》里面的李云龙独立团相比较，同在129师系列，骑兵团各方面的资历比独立团强得多了。可是，梁俊亭团长2月份保护师首长立下汗马功劳，3月份立马就给换了，还弄得个全团整顿。而李云龙独立团呢，骑兵团的毛病他们不仅全有，并且还严重得多，居然还能够安然无事、“功过抵消”，这岂不是太不把咱们邓小平政委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李云龙一再宣扬的的“部队主官决定论”以及“主官性格决定论”，简直是太开玩笑了。在抗日游击战中，咱们的政委、政治部之所以重要，就是防着有谁想搞这一套，李云龙如果敢这么瞎咧咧地“亮剑”，早就被拉下来扯领章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别说打县城，就是带走几杆枪都困难。邓政委打仗的水平咱们且不论，可他老人家可是搞兵运的老资格了，眼睛里能容得下这沙子么。
书归正传。经过近四个月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刘大爷不久后就入了党，他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作战勇敢，而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党的指挥。“党叫咋走就咋走，俺是党的一条狗；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说明：这个段子可不是马甲自己编的啊）。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同时，团队按战马的毛色重新编制，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其余的马归四连（“花马连”）。这样，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的班组里面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就各自散伙了。
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准备再次出征。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来送行，在大会上，刘师长宣布：骑兵团下一阶段的新任务是，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于是，大家呼口号、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接着，部队穿越平汉路，向山东聊城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