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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关于卜魁的族属，以往人们的认识存在分歧；而对于其姓氏，已有的说法还尚需验证。通过对相关的档案文献的解读，可以确证卜魁不是达斡尔人，而应该是鄂温克人，其姓氏是卜喇穆。
关 键 词：卜魁 族属 姓氏
卜魁（又常作卜奎）是清初黑龙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前此曾有学者，依据史书方志及满文档案材料，对此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卜魁”一名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做过详实而全面的探讨，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卜魁的族属、姓氏，以往学人的相关研究却还尚显不足。笔者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找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今拟据此略陈管见，以期能对前人的观点有所补益。
一
学界对于卜魁一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渐至清晰的过程。最开始，卜魁并不是以人名而为世人所知的。
康熙末年方式济的《龙沙纪略》言：“卜魁，站名，在新城之北八百里，距七站”。也就是说，卜魁是黑龙江将军辖境内一个驿站的名称。嘉庆年间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又称：“齐齐哈尔，屯名，在今城西南十余里，城所在号卜奎……齐齐哈尔虽以名城，而卜奎实通称”。由此可见，当时黑龙江将军的驻地齐齐哈尔城，其在民间更广泛使用的名称也是卜魁。道光年间英和的《卜魁纪略》又有“康熙三十年，于嫩江东卜魁村地方筑城，邻近齐齐哈尔村，即以为名”之语，据此则卜魁在起初还应是一个村庄的名称。关于此名的来历，《龙沙纪略》记录了一些当时民间流传的说法。其中就有两种认为卜魁是源自于人名，即“或曰大力人为布枯，曾有布枯居此，故名，今曰卜魁，误也。或曰有达呼里人，名卜魁，耕于此。” 前者是说，“布枯”一词在当地民族的语言中有大力士的意思，原曾有位大力士居住在此地，故而人们称这个地方为“布枯”，后来音讹，又转为了卜魁。后者是说，以前即有一个名叫卜魁的达斡尔人在此处耕田，人们遂以卜魁来称呼此地。因这两种说法仅凭对音，全无文献可征，故而其很难让人信服，《黑龙江外记》便曾斥之为附会之言。
对于卜魁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民族史专家夏家骏、孟宪振两先生，在《“卜魁”考释》一文中，依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内所存若干件相关材料，指出在康熙前期统辖索伦、达斡尔人众的若干位总管中，确实曾有一位名叫卜魁，进而证明了卜魁一称，最初应该是个人名，“只是由于他的存在和影响，后来才兼指他所居住或管辖的村落及官府在此村落修筑的驿站，最后才延展为官府兴建的城市之名。”不久，达斡尔族学者吴维荣先生的《齐齐哈尔史称探析——兼析卜奎一语的含义》一文，又从达斡尔语出发，肯定了卜魁一名的语意是“大力人”的说法，进一步支持了夏家骏等的论断。 随即孔秀仁先生的《达斡尔族内迁与齐齐哈尔源流考》一文，也据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议设吉林至瑷珲间驿站的档案，指出当时的“卜奎”站，确实就是于总管卜魁所居之村庄设立并命名的。此后谭彦翘先生的《卜奎试解》一文，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卜魁一称由“人名—村名—站名—城名”的演变经过，做了一番完整的梳理。
随着史志文献、档案材料的挖掘进一步深入，卜魁的身世与仕宦经历也逐渐明朗。达斡尔族学者卜林在《达斡尔族村屯录》一书中首先指出，卜魁一人实际上就是多种史志中所提到的清初齐齐哈尔屯总管府的官员“博克”。此后，吴雪娟女士的《达斡尔首领卜魁考述》，又最终完成了该方面的考订工作。通过仔细翻阅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三十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的全部内容，她细致而明晰地梳理出了，此间卜魁在索伦总管任上，以及副都统衔任上的主要事迹，并依据康熙三十年卜魁因老病而请求休致的呈文，最终解开了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世之谜，使学界对卜魁的认识前所未有地丰满了起来。这篇文章指出，卜魁一名在满文中写作būkei，源出于达斡尔的bokw，蒙古语的büke，为结实之意，《清圣祖实录》中所记擒获罗刹的“索伦总管博克”，以及《平定罗刹方略中所记的攻打雅克萨城的“打虎儿提督白克”指的都是卜魁。卜魁之父名叫德勒布（derebu），原是黑龙江地方之人，后曾为蒙古郭尔罗斯部和卓尔（hojor）台吉的属民。清太宗遣兵攻打黑龙江流域索伦，德勒布因多次为清军充当向导人，被赐予达尔汉（darhan）称号。顺治初年，又受命带“家中诸弟四人”，来到嫩江流域，管理迁来此处的索伦、达呼尔人众。德勒布死后，卜魁的长兄呼尔格乌勒（hurge’ul）、次兄布雷（burei）曾依次受命管辖贡貂索伦、达呼尔牛录。卜魁袭父兄之职，先是被朝廷任命为索伦总管，后又于康熙二十四年得授副都统衔，前往黑龙江城，协助将军管理该城的五百名达斡尔官兵。康熙二十九年，他又随将军迁往墨尔根城驻防，继续管辖该处的索伦、达斡尔官兵，直到康熙三十年，因患半身不遂而自请休致。
二
如前所述，卜魁一语源于人名，在学界已经成为了定论，而关于此人的生平事迹，目前也有学者做了十分细致的解答。但是，在卜魁的族属和姓氏问题上，至今却还仍没有确证无疑的结论。
因在《龙沙纪略》中有“或曰有达呼里人，名卜魁，耕于此”的说法，而齐齐哈尔城附近，向来又是过定居农耕生活的达斡尔族的分布地，故而在档案材料证明卜魁实有其人之后，学术界一般多倾向于将卜魁认定为是达斡尔族。夏家骏、孟宪振两先生对于卜魁的族属问题尚持审慎态度，在《“卜魁”考释》一文中，他们只是笼统地称卜魁是“索伦、达斡尔头领”。最先提出卜魁是达斡尔人的是吴维荣先生。在《齐齐哈尔史称探析——兼析卜奎一语的含义》一文中，他写到：“据传说有一个达斡尔人从小善扑，故取名为布枯……后来布枯当了总管安本，把他原居住地也取名为卜奎了”。孔秀仁、卜林两先生的相关著述中，虽未明确说卜魁是达斡尔人，但从其内容大意来看，他们还是倾向于将卜魁认作是达斡尔人的。而谭彦翘先生在《卜奎试解》一文中，则更是直呼卜魁为“清初达斡尔族的上层人物”。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一些有关达斡尔族历史的书籍，如《中国达斡尔族人物录》、《中国达斡尔族史话》等，也随之将卜魁视作是达斡尔人。在前所述卜魁的请辞呈文中，卜魁并没有明确言及自己的族属。但因卜魁是达斡尔人，在以往学界已经是一种习惯性认识，故而吴雪娟女士的文章中，便也暂且接受了该说。
然而，一些鄂温克族人士，却对卜魁的族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家谱材料及一些民间传说为据，他们坚持认为卜魁应该是一个鄂温克人。当代鄂温克族知名人士、原籍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汉古尔河镇的武力斯·沙驼先生，在他的自传《追忆往事》中提到，卜奎是其家谱中第二代的一位先祖，曾经当过副都统，而第一代始祖则是卜奎之父德日布，卜奎还有两个兄弟，名叫卜瑞、呼尔根。其所述家谱内的“卜奎”及其父兄的名字，与档案中所记总管卜魁及其父兄的名字，几乎完全一致；所记卜奎曾担任的官职，也与档案所言中基本相同。据此看来，则卜魁似乎应是一个武力斯姓的鄂温克人。鄂温克族女作家何秀枝的《木头城——卜奎》一文也指出，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武力斯姓的鄂温克人，不仅家谱中记有卜奎之名，而且还留传着一些反映其先祖与齐齐哈尔城之间关系的传说。她还提到，有民间故事表明，以卜奎为祖的武力斯姓鄂温克人，原本出自卜喇穆姓。据此，《鄂温克地名考》一书，即直接将卜魁称作是“索伦卜喇穆氏人”。
对于卜魁的姓氏问题，以往学术界的关注较少，唯独吴雪娟女士做了相应的探讨。她注意到，在刘小萌先生的《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一文所给出的《达斡尔、索伦佐领出身表》中，有一位姓“布拉穆”的佐领，其先祖的名字叫“德里布”。据此吴雪娟女士提出，“此‘德里布’或许就是卜魁的父亲derebu”，卜魁的姓氏似应为布拉穆（满文作bulamu，即卜喇穆）氏。因是出于推测，故而她对这一结论的态度是较为审慎的，仍表示“还需要确凿的史料来加以证明”。但这一假设，却恰好可以与后来鄂温克族人士所提出的，卜魁是卜喇穆氏的说法相印证，为弄清问题的真相，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三
笔者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找到了刘小萌先生在制作《达斡尔、索伦佐领出身表》时所用到，关于那位姓“布拉穆”的佐领的原始材料。这是乾隆六年，黑龙江将军博迪（bodi）等，遵旨查报索伦佐领乌察喇尔图（ucaraltu）根源时的一份奏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助于解答前述关于卜魁的族属、姓氏的疑问。其原文的转写与汉译如下：
buthai gulu fulgiyan i solon nirui janggin ucaraltu i alibuha bade, ucaraltu mini unggu mafa deribu, daci sahaliyan ulai bai niyalma, bulamu hala, mukūn i urse i emgi uhei ejen be baime dosifi seke alban jafambihe. fukjin niru banjibure de, mini ama saincik be nirui janggin sindaha. uheri da de wesike manggi, nirui janggin be beyede kambibuha bihe. elhe taifin i susai duici aniya, saincik ninju emu se oho seme dele niyakūrafi niru be banjiha jui ?ajin de guribufi bo?obuha. ilhi da de wesike manggi, banjiha deo ucaraltu minde bo?obuhabi. meni ere niru be fukjin banjibure de, mini ama saincik be nirui janggin sindafi siran siran i ucaraltu minde isibume ilan jalan bo?oho sehebi. nirui janggin sindara de ubu bisire niyalma yooni nirui janggin ucaraltu i alibuha songkoi hūwayalaha ci tulgiyen, ucaraltu i alibuha nirui sekiyen be nirui janggin sindara de ubu akū mukūn i urse de tuwabuha de, bo?okū ?ajihai sei uhei alibuhangge, be gemu deribu i jacin jui burei, ilaci jui būkei i omosi. fukjin niru banjibure de, burei i ahūngga jui saincik be nirui janggin sindafi niru bo?obuha. ucaraltu bo?oho ere niru mende ubu akū. be umai tem?ere hab?ara turgun hacin akū, gemu gūnin dahafi cihanggai hūwayalambi seme alibuha. bo?okū sorji se i uhei alibuhangge, be gemu nirui janggin ucaraltu i emu mūkun. meni mafari sa ucaraltu i unggu mafa deribu i emgi uhei baime dosifi seke alban jafambihe. fukjin niru banjibure de ucaraltu i ama saincik be nirui janggin sindafi niru bo?obuha. ucaraltu i ere niru ceni boode jalan halame bo?ohongge yargiyan. mende ubu akū. be umai tem?ere hab?ara turgun hacin akū. gemu gūnin dahafi cihanggai hūwayalmbi seme alibuha.
布特哈正红旗索伦佐领乌察喇勒图呈开，乌察喇勒图我的曾祖父德里布，原为黑龙江处人，布拉穆姓，本与族人一同投顺圣主，献纳貂贡。初编牛录之时，乃将我父萨音齐克补授为佐领。升任总管之后，其身原又兼任佐领。康熙五十四年，萨音齐克六十一岁，因而跪请圣上，将牛录转交亲子沙晋管领。升任副总管后，乃使胞弟我乌察喇勒图管领。我等此牛录初编之时，将我父萨音齐克补授为佐领，陆续传至我乌察喇勒图，已管领三代。等语。 除补授佐领时有份之人，全照佐领乌察喇勒图所呈画押之外，又将乌察喇勒图所呈牛录根源，示与补授佐领时无份之族人。领催沙济海等呈称，我等俱是德哩布次子burei、三子būkei之孙。初编设牛录之时，乃将burei之长子萨音齐克补授为佐领，使管领牛录。乌察喇勒图所管领之该牛录，于我等无份，我等全无争讼情事，俱甘愿画押。等因呈来。领催索尔济等一同呈称，我等俱是佐领乌察喇勒图之同族。我等之祖，原与乌察喇勒图之曾祖德哩布一同投顺，献纳貂贡。初编牛录之时，乃将乌察喇勒图之父萨音齐克补授为佐领，使其管领牛录。乌察喇勒图此牛录，属实系由其家世代管领，我等无份。我等全无争讼情事，俱个甘愿画押。等因呈来。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恰如吴雪娟女士所推断的那样，布特哈正红旗佐领乌察喇勒图的曾祖父德里布(deribu)恰恰就是卜魁的父亲“德热布”（derebu）。据乌察喇勒图所言，其家族之人众被编为牛录时，所补授的第一任佐领是其父萨音齐克。这也就是说，在其曾祖归清之后，大约隔了两代人之后，朝廷才将其家族内的人众编为牛录。与此可相印证的是，卜魁在自述其家世时，也没有称其父德勒布曾被补授为佐领。另外，卜魁还曾说，德勒布受命管理索伦众牛录的时候，仅带有“同室之弟四人”。其初来索伦地方之时，人丁既然是如此之稀少，自然也就不能被编为牛录，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丁繁衍，到其孙辈成人之时，整个家族达到编设牛录的标准，自然也非属难事。从乌察喇勒图与卜魁所述家世情况的相似性来看，德里布与德勒布显然应系同一人。领催沙济海等人的话，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佐领乌察喇勒图的堂兄弟、从堂兄弟，这些人明确地表示，他们与乌察喇勒图，都是曾祖德里布的次子burei、三子būkei的儿孙。这里所给出的德里布的二子、三子名字的写法，也与卜魁的自述内所记，其自身与其次兄布雷名字的满文写法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德里布与德勒布确实是同一人，卜魁系卜喇穆姓的说法是可信的。
在这份奏折中，将军博第对乌察喇勒图的称谓是“布特哈正红旗索伦佐领”。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乌察喇勒图的叔祖，卜魁的族属自然也就应该是索伦。在清初，因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情形不甚了解，清朝廷常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这三个居地交错，关系密切，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有一定相似之处的不同族群，泛称为“solon”（索伦）。然而，从康熙朝开始，随着对上述各族间差异的认识日趋明确，索伦一语便逐渐转化成了对鄂温克族的专称，而达斡尔族则开始以反映其民族自称的“dahūr”（打虎儿、达呼尔）、dahūri（打狐狸、达瑚哩）等名为世人所知。当时上至中央朝廷，下至地方官府，对于索伦与达斡尔是不同族群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康熙三十一年，清圣祖曾将蒙古科尔沁部王公属下的锡伯、挂尔察、达斡尔人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赎出，并将之分编为八旗牛录，使其在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三处驻防。 康熙三十二年理藩院给将军衙门的一份咨文显示，在得知清廷从科尔沁部将原任副都统古噜（guru）以下一千六百多名达斡尔人丁赎出以后，许多布特哈及驻防八旗内的索伦佐领、骁骑校、领催、披甲、贡貂人丁，纷纷呈文于黑龙江将军，要求其上书朝廷，将他们在蒙古的共一千五百余名同族兄弟也一并放出，发来布特哈地区与他们团聚。此例表明，恰恰就是在卜魁所处的时代，无论是对于蒙古王公，还是对于清中央朝廷而言，都并没有把达斡尔与索伦混为一谈，他们清楚地知道二者之间的区分，所以在康熙三十一年赎买达斡尔人丁时，才没有将索伦人一并放出。而这种区分，自然不是由清廷人为划定的，而是基于索伦与达斡尔两族之间，因血缘关系、语言文化上的差异性而形成的民族情感上的本然界限。在这些乞求赎放其亲族的索伦人中，恰恰就有前面所提到的卜魁的从孙佐领萨音齐克。在呈给将军的文书中，萨音齐克提到，他们家的始祖色卜图哩（sebturi）的子孙，共有四百九十四名为郭尔罗斯部公和卓尔、扎萨克乌尔图纳苏图（urtunastu）所占。卜魁在郭尔罗斯部内的家族成员，既然也没能在康熙三十一年为清廷所赎出，这就表明其在族别上，应该是索伦，即鄂温克。雍正十年编立布特哈八旗，索伦与达斡尔在所编旗分上，也是存在着较明确的分野的。当时，所有的达斡尔牛录，都被列入到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而索伦则主要集中于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卜魁如果真的是达斡尔人，那么其家族所编成的牛录，是不会被编在正红旗之下的。
卜魁的姓氏是卜喇穆，这一事实也更可以佐证其是鄂温克人。民国初年的达斡尔族学者郭克兴，在其所著《黑龙江乡土录》的“姓氏考略”一章中，并没有将卜喇穆列为“达呼尔姓氏”，而是明确地将其列入到了“索伦姓氏”之中。 在《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所开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达斡尔族的20个哈拉之中，也同样没有叫卜喇穆的。显然，将卜魁的族属定为鄂温克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A Study about the Question of which Ethnic Group and
Clan Bukui belonged
JIN-XIN
(History School of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卜魁族属、姓氏考 - 【达族学术研讨、历史疑问】[本版请勿灌水] 黄石公园灌水被罚](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105144t01b97c86dcc5916d3b.jpg)
Abstract: On the question of which ethnic group that Bukui had belonged, former scholar’s opinions are different.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which clan that Bukui had belonged, existing explanation still needs to be confirmed. By studying relevant archive,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bukui is not a daur, but an ewenki, and the name of his clan is bulamu.
Keywords: Bukui; Ethnic group; Clan
作者简介：金鑫（1982—），男，达斡尔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北方民族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