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茅台“教父”季克良：为茅台奋斗一辈子
搜狐财经讯1月7日夜，搜狐财经在北京对贵州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季克良进行了专访。在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季克良以一贯的儒雅沉稳的姿态回顾了他与茅台半个世纪的风雨故事，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以下为采访实录：
搜狐财经：季老，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搜狐财经的专访。时间迈入2013年，这已经是您在茅台的第49个年头了，真是感慨系之。您现在如何定位您与茅台的关系？
季克良：说到和茅台的结缘，想起这样一件事情。1939年4月的时候，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办的一份报纸，而且还办了一年不到，反正一年左右吧。在那边报纸上登了一篇茅台广告，也很类似现在的情况，这个广告做的就是不卖假酒，假酒要十倍的赔偿，这么一个广告。可能和我出生的时间差不多。
搜狐财经：应该是同一天。
季克良：因为那时候早晨出报纸，我也是早晨生的。64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前两个方案都不是到茅台来工作，最后还是落到了茅台。当时一般搞到60岁就退休，结果我搞到了72岁、73岁不到，基本上是一辈子了，再加上当时宣布我退下来之后并不退休，真的就是那样说的，我这一辈子就是为茅台生了。现在以后我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而且现在还担任了茅台酒厂的一些职务。所以，非常可能为茅台奋斗一辈子。
搜狐财经：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知道您当时接到友人转赠的这份报纸的时候，您当场落泪了？
季克良：当时我也没想到的，有一位银行的同事送给我的，而且我正好也要出差，他们也正好到茅台来，说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结果就在路上的时候找了一个时间，见了一下，拿出这张报纸我看了以后很惊讶，也很激动、也很高兴。不能说迷信，我感到这是个缘份，看来我跟茅台有缘份。
搜狐财经：这个报纸现在在哪？还有吗？
季克良：这张报纸我感到很重要，所以我没敢放在家里头，因为家里头我们两个都年纪很大了，都70几岁了，虽然现在还没得老年痴呆症，但是记性不太好了，家里东西也乱一些，没有很好的收拾，想收拾现在精力也有限。所以，不敢把这份报纸放在家里，就放在儿子那边，交待他一定要放好。
搜狐财经：可以当传**了。
季克良：很有意思。
搜狐财经：您现在已经退居在二线，记得当时您为自己的退休定下几个原则：第一，坚决的退下来，但也不是完全不做事；第二，是放手让年轻人去做；第三，要对茅台的战略提出些意见；最后一个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知道您觉得自己执行的怎么样？
季克良：这个话，应该说还没有宣布我退休，但是我年龄已经很大了，过了70了，我讲这段话，因为组织没有叫我退，我也不好退，还没宣布退，那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说了这么四个方面的想法，尽量的要退下来，让年轻的同志在一起工作，自己到二线。现在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没有退休。基本上现在厂里具体的事情，有党委会、有经营班子、有董事会，有决策层、执行层。对我来讲，我当名誉董事长，还当两个公司的董事，还有个顾问的头衔。所以，现在有什么技术上的事情，可能我还会出一点力。
搜狐财经：或者在公司的重大战略方面。
季克良：重大的战略方面的问题，就要通过两个董事会，我目前还是两个董事，所以就会发表我作为董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目的也很清楚，一定要把茅台酒厂要做好、做强、做大。前年我还要在上面加了一个字要做久，永久的久，不能像有些行业，这是个民族品牌，一定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民族品牌来讲，更要把这个民族品牌不断的延续下去，要做久，久远的久、永久的久。我和茅台已经一辈子了，把茅台搞好，除了我个人的心愿，我想员工也是这个心愿，全国人民也是这个心愿，作为中央领导也是这个心愿。大家有这个心愿，我就尽点我的责任。
搜狐财经：外界对于您的印象，一向是比较淡于名利。我知道在茅台历史上有不少的厂领导都秉承过这个优良传统，向外界展现一个廉洁奉公的形象。前两年有媒体做过一篇报道，说您是住在“贫民窟”的大董事长，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改善？
季克良：现在是有一些改善了，其实那篇文章里头，我住的那个地方厂里已经拆迁了，为了企业的发展，拆掉了。我感到住在贫民窟里的大董事长这篇报道夸张了一些，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都还比较艰苦，比较勤俭、比较淡薄名利，我认为这确实是我们党教育的伟大。我原来的母校，叫无锡轻工学院，现在是江南大学。那里的同学们也提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我首先讲了就是党的教育的伟大，那个时候教育我们，就是一个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个人志愿，另外那个时候个人利益就要服从国家利益，都要艰苦奋斗。
所以，实际上讲“贫民窟”的时候，那是很高兴、很激动的。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住的房间13个平方米、14个平方米大，4个人，老婆、孩子、女儿、儿子住在一起。后来分了一个40来平方的高兴得不得了，再后来分到100来个平米，真的高兴死了，我马上把我一个姐姐接到我那边来生活，感到很高兴，已经条件很好了。当然，那时候和改革开放前叶那些贫民窟不一样，夸大了一点，实际当时很满足、很高兴。
搜狐财经：听说当时很多厂领导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室。
季克良：对，我去的时候党委书记，他们住的是由茅台废酒的瓶子当成墙体的，砖头砌的墙，上面有瓦，条件更差，那是党委书记住的。厂长住的是已经不生产、废旧的库房。我们的副厂长和好几个工人住在一起的，有的厂领导就住在一些废弃的生产房里，实际上我那时候的调整已经算全厂最好的了。
搜狐财经：所以，您这一段经历对今天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季克良：我感到生活条件差一点，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有好处，能够励志。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家里也很穷，50年代末60年代初，连1块2角钱的路费都出不起，假期不能回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以后，一切条件都比前头的要好的多，所以从来没有计较过条件不好。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这种想法，他看到公司的那些老领导住的这个样子他也没有意见，工资低也没有意见。当时我们的厂长党委书记邹开良同志，曾经12年都没有办公室的，他拎着个包到处办公，在会议室里坐一下，就坐了12年。所以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们应该说已经是享福的。
搜狐财经：我们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对您和茅台都是比较重要的年份。63年的时候在第二届全国酒评会上，茅台酒作为酱香型酒当时表现不是特别好，也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在64年您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茅台，您能不能简单回忆一下当时初到贵州、到茅台酒厂的场景？
季克良：就是我刚才讲的好象就是为茅台生的一样，63年底全国第二次评酒，不像第一次是请评酒委员来一起评酒，而是请几个专家。第一届评酒会评了四个，茅台评了第一、汾酒评了第二、泸州老窖评了第三、西凤酒评了第四，那时候一共评了八个名酒，但四个是白酒，又称四大名酒，那是52年。
63年请了一些专家进行评酒，但是后来很多专家认为，第二次评酒会，这些专家评酒委员，没有进行过培训，对全国各种酒的了解不够。第二评酒的方法也有点争议，这个酒是比较复杂的，现在晓得了有十几种香型，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就把很多酒放到一起来评，没有分香型。由于这样的原因，其它的浓香型酒占了很大优势，因为它香，所以评的酒比较好。茅台酒属于酱香型，结果当时酱香、清香、其它香型，就评的比较差了，茅台被评下去了。当时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我记得还有陈毅副总理，陈毅正好陪着周恩来在西非、北非访问。有一天晚上招待会上，周总理还是惯例用茅台酒招待大家。当时我估计我们大使馆的通信也不怎么发达，外国的记者就提出个问题，说总理你为什么不有最好的酒招待我们？周总理大声讲我就是用中国最好的茅台酒来招待大家的！那位记者就讲了，茅台在国内的酒评会上名次被评到后面了，某一个酒评到第一了。回来之后，周总理关注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当时公布以后，一些人就提醒那次评酒会的组织者，提醒他说你赶快做检查吧！总理回来了要找你谈这件事情，后来贵州省委为这个事写了报告，那个时候轻工部也专门写了报告。
而且64年我记得我去的时候，贵州省和轻工业部采取了三大措施，来帮助茅台酒厂提高产品质量：一个是调整了领导班子，我是9月份去的，7月份的时候调整了书记和厂长，书记调走了，厂长就在厂里面被免职；第二，轻工部组织了四清工业队，帮助酒厂解决四清、四不清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轻工部的同志，一方面请了黑龙江、辽宁、河北、贵州、湖南的一些搞酒的专家，帮助茅台酒厂来研究茅台的工艺，提高茅台酒的质量，64年、65年连续进行了两年，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但是那两年的试点对提高茅台酒质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搜狐财经：所以可能由于这种机缘巧合，您被分配到了茅台。
季克良：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的，因为光靠外面的人还不行，那个时候茅台酒厂这方面的学生还不多，有两个中专的，从无锡轻工学院调过去两个，我就去了。
搜狐财经：您这一待就是很多年了。
季克良：对。
搜狐财经：您在过去很多年也有往回调动的想法，中国有句古话叫“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想您的体会是很深刻的。记得当时贵州省一位王省长，有一次拍您肩膀上说您委屈了，不知道这一拍，对您能够坚定信心留在茅台有什么作用？
季克良：确实是我家庭是很特殊的，我有亲生父母，有养父母，而且亲生父母又不是原配，所以又有哥哥、姐姐。但是，亲生父母也就生我一个儿子，养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而且他们也都在农村。就是我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这些哥哥、姐姐也都在农村，我养母67年过世了，而我父亲也60多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申请调回家，71年我的亲生母亲又死了，83年我的亲生父亲又死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一直到87年，一直没有申请下来，后来88年我养父也死了，正好在这20年时间里，过程中写了很多次申请，也找了很多次领导，开始是江苏不要我，原因是什么呢？那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沿海处于很紧张的状态，一般不增加人，进去不行。后来我当了副科长，厂里生产也慢慢发展了，就不放我了，到了后来当了副厂长了轻工部不放我了，后来当了厂长省里头省政府不放我了。这里头确确实实一方面他们不放我，一方面我自己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感到确实我们党教育的伟大，那个时候确实要求我们服从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虽然你有困难，但是需要你我也没有什么好说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确实是我感到就是现在提的感情留人。包括王朝文省长，那时候我还是生产科副科长的时候，他见到我笑咪咪的，拍着我肩膀说，委屈你了！他年纪比我大，还叫我老季。我当时想我在农村里要见一个乡长或者公社的社长都很不容易的，省长都拍着我的肩膀，我真的热乎乎的。
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沿海来的，从大城市来的，委屈我了，实际上我家还是在农村，虽然读书在大城市，这让我感觉很感动。我们当时的厂长，他也很关心我的情况。有一年快春节了，大概四五天时间，他到江苏突然跑到我老家江苏南通看我的父亲，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到贵州来生活，我都不知道的，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
搜狐财经：最后也没过来？
季克良：他也没过来，后来我知道了我也很感动。到我们农村找一个地方，多难呢？而且是到了冬天，快到过年春节了，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他还要去看我父亲。当时很冷，很不习惯的，但他还是去了。还有我们轻工厅当时有个厅长，他先是派个干部到我家里去看我父亲身体好不好，后来他又亲自去跑到我家里看我父亲身体怎么样，想尽量的把我留在贵州。当然，现在也知道了，当时还有省里的领导也不同意我走。
搜狐财经：那时的您对茅台已经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季克良：正因为领导关心，另外也的确感到茅台酒在国内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我感到和我书上学的东西距离还远。所以，我自己也很需要研究它、了解它。确实忠孝不能两全，我养母和养父都是死了之后我才赶回家的，亲生母亲，昏迷了我赶回家，陪了她一个礼拜。至于我的亲生父亲，那时候我已经当了副厂长，恰巧当时管生产的领导有一个病了，有一个也调走了，而且又是茅台酒厂关键的时候，所以又没有回去，所以连亲生父亲逝世了我都没有回去。后来家乡要规划，要迁坟啊什么，这些我都没有回去，我深深的感到，确确实实忠孝不能两全。
搜狐财经：我们即便今天来听您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特别感慨。
季克良：应该说到了贵阳的时候，已经心情不太好了，贵阳的情况跟无锡的也有距离，当然更不能跟上海比了。但还算好，但往下面市县走的时候就越来越不行了，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了。到了遵义，看到那里那种民居，都挺简陋的。而且，从遵义到茅台镇的车要等三天，三天才有一趟公共汽车。今天的人简直不相信这样，但确实是那样。我当时在路上还想，我就问车上的人，到了茅台镇有没有公共汽车到茅台酒厂？他们说有，还是我们厂的员工，他和我开玩笑，就告诉我有，我哪里晓得他是开玩笑，我就信以为真了。结果一下车就去找茅台镇到茅台酒厂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的时候，他们都哈哈大笑，他们说不就在这里嘛。我说这是遵义到茅台镇的公共汽车，现在我是要茅台镇到茅台酒厂的公共汽车站，他们就笑。没办法，当时找到有两个轮子的板车，把我拉到茅台酒厂，那样时候我估计有两三公里左右，走的时间实在太长，又是爬坡，没走过这样的路，路也是很差劲的土路，周围的也是很破旧的。
等到进了厂区之后几乎没有人烟，那个时候茅台一年产量才200多吨，厂里的职工大概300多人，当时因为人多还在往外调，那年亏损大概80多万。厂区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有1000来亩，但都是空置在那边，只有1/5发挥产能，4/5闲置在那边。那时候也管茅台酒叫国酒，也叫友谊酒、外交酒，但我感觉和这个很不相称。所以心情也很不好。那天6点钟吃完饭，那顿晚饭倒还可以，基本上能吃饱，那时候是板栗烧的猪肉和米饭，但心情很不好。所以当天晚上，我6点钟吃饭，8点钟就睡了。到了10点钟的时候，第一天到了茅台酒厂，结果还被小偷光顾了。那时候才10点多钟小偷就进去藏起来了。那里的床板不像北方是木板，在江南是竹板，那个地方用竹片，交叉着的床板，小偷他不敢睡在地上啊，就头顶着床板。被发现后，一翻身小偷马上就往外跑，当时我的朋友鞋子也找不到了，光着脚往外追，不过人早就跑掉了。其实当时也看出一些背影，也晓得，但到现在也不敢讲这个。
搜狐财经：当时那个环境确实挺艰苦。
季克良：是的。
搜狐财经：那么对茅台酒来讲，经历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1999年茅台的改制、2001年的上市，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具体的决策背景是什么？
季克良：那时候我记得是97年，我当“十五大”的党代表。97年的时候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的国有企业、大的一些企业，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多企业、好多行业产能过剩，实际上是消费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所以，要求国有企业要兼并重组，走股份制的道路，那个时候破产的企业不少。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走股份制道路，我记得当时“十五大”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很多代表都对股份制很感兴趣。
实际上我们公司92年就提出了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要上市，91年不是已经开始有上市公司了嘛。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上市公司，当时我们提出来了，当时提出来在香港上市，后来这件事情没有办成，没有办成就想在国内上市。我估计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茅台不缺钱，那时候还是盈利的，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二，是有一种好的公司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上市公司要给计划指标的，你要有计划才能够进行股份制改造，你没有计划就上不了市。92年准备了一段时间证监会不批准就上不去了，不批准的原因我估计一个是你不缺钱，第二个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导思想。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97年“十五大”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国有企业要走破产、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的路子。第二我也想，茅台酒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民族品牌，但它总要走出去，走出去我认为就要按国际惯例来管好这个企业，虽然茅台酒的发展当中不缺这个钱，但是要走出去我认为一定要走上市的这条路子。
所以我记得“十五大”以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召开了一个国有企业的座谈会，问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就讲了一段。我说，我们茅台酒厂希望能够成为上市公司，我说就是叫股民投票，也会投让茅台酒酒厂上市，为什么我敢讲这句话？因为当时利润比较高、回报比较好，股民肯定希望叫好的企业上市。第二，我说叫贵州人民来投票，我说可能也要投茅台酒厂来上市。结果我们省去了一个吴省长，马上在座谈会上问体改委副主任，茅台酒厂为什么没上市？后来他说了一下，省长就表态了。当时虽然没有指标了，但是贵州有一个公司原来想上市，后来因为领导班子换了，新的领导班子不想上市，他们有这么一个指标，后来省长说这个指标给茅台。而且通过省长办公会，明确了这个指标给了我们，于是我们就紧锣密鼓的努力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准备上市。
当时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都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努力的把这些工作做好。但是，我们确实不是为了圈钱，因为茅台完全有自身的发展能力，当时一个要加强管理，第二个就是要和国际接轨，所以正好上市以后茅台的发展应该说比较快。
搜狐财经：您91年应该是第二次重新当厂长，之后一个时期内茅台的管理层有“三驾马车”的称呼。这样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当时的总经理乔洪，后来发生了乔洪事件，不知道这个事情对茅台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季克良：这个人调到茅台之后，我认为他在总经理岗位上做了他该做的一些事情，对茅台的发展也好、对茅台的营销也好，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工作也是很认真的、很负责的。后来这件事出来之后，茅台曾经一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股价上的表现上是有影响的，第二个也影响到茅台公司和集团公司的发展。我当时就讲了，乔洪来到茅台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第二，重大的决策，这是国有企业的特点，重大决策是由集体来决定的。所以，一个人不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实际上对于茅台当时有一些冲击，但对茅台来讲没有带来一些太大的影响。
搜狐财经：那么当时这个事件，为之后袁仁国董事长奠定他的地位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吧？
季克良：应该这样讲，当时我是一把手，袁仁国是二把手，乔洪同志是三把手。所以，应该说后来没有什么影响，只是短时间内有一定的影响。
搜狐财经：我们知道，茅台的产能是大家一直比较关心的话题。当年，共和国的领袖也说过，茅台为什么不做1万吨的产能？在2003年的时候茅台酒第一次突破了1万吨的界限，当时您在庆功会上非常激动，说是您最幸福的时候。可能一般人不能体会您的心情，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是怎样的故事？
季克良：1万吨是58年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时毛主席见到了我们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周林同志，就问到了茅台酒的情况。其中问到茅台酒用的水是哪里的水呀？周林说就是你四渡赤水湖的水，毛主席一听，说哦，那还不搞1万吨啊！后来我查了一下，58年3月份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我们中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当然了，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问题就要大量的投资，就要大量的资金，甚至是大量的外汇。所以，可能毛主席想到了这些事，所以才问周林同志这件事。54年和58年周总理参加了两个很大的国际会议，而且都是用茅台酒招待的各国贵宾，因此在香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形成了茅台酒热，因此茅台酒的换汇率特别高。一瓶茅台酒当时可以换好多辆自行车、换钢材，我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三箱茅台酒还可以换俄罗斯的一辆汽车呢。因为换汇很高，因此提出来茅台酒要搞1万吨。当时因为交通不便，从遵义到茅台的公路还没修通呢，所以派了一个副专员到茅台酒厂来传达这个1万吨的指示，我们就马上动手，到59年下半年投料，60年的时候产量达到了912吨。
但是由于58年大家都知道大跃进，违反了科学规律，这样茅台酒产量也就在那个时候不断的下降，所以我去的时候茅台酒的产量才200多吨。到了74年底75年要开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很多报道，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也包括邓小平都在研究，想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在75年的时候，周总理做全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肯定也要有资金啊，那时候也是茅台换汇最高啊，而且它是个农副产品，来的又快、积累又多，是轻工业嘛。所以，在四届人大会开会期间，几个政治局的几个副总理都找到我们贵州领导，提出来茅台酒要抓紧实现万吨，而且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提到了茅台酒要搞1万吨。所以那一年，我记得我们省委书记是卢书记，年初四还是年初五就带着一帮人，厅局级干部，包括轻工厅的领导，包括那时候叫建委的领导、计委的领导、财办的领导，还有这一地区的行署领导，到茅台酒厂来研究、落实中央提出来的1万吨目的。
那年正好，那时候我还是一般干部，把我抽去参加这1万吨的会议，我们一个厂长参加了，我们一个副书记参加了，我们还有一个机械处长参加了，我们是跟着的，其他的同志都要参加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研究了能不能发展1万吨，如何来发展1万吨的问题。当然省委领导都很关心茅台的发展，但这一个礼拜就专门研究茅台1万吨的问题。到了75年下半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就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就再也不谈它了。但是由于我有这么一次参加研究1万吨的规划，正好我91年又当了厂长，而且我的性格就是只做不说，所以91年我当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茅台酒产量大概2千来吨，91年马上又搞了一个2千吨的规划，到96年的时候大概4千来吨，到2000年的时候是5千多吨，01年的时候那年年底可以达到6千多吨。
2001年初学习***的三讲，我们查来查去，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我们茅台酒厂和其它酒厂比我们是发展的比较慢的，那时候我统计了一个东西，当时茅台的利税在行业里面，有时候排第五，有的时候排第七，99年到了第二位，虽然是第二位，但和第一位的差距很大。那年我们分析了一下最大的距离就是发展速度不如人家，所以我查的第一条就是速度的问题。所以那天我们提出来，用3-5年的时间，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
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有的人非常拥护、非常支持，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个是担心卖的掉吗？一个是觉得会不会造成资金链断裂？还一个甚至说，你千万不能搞啊！上万吨之时就是茅台死亡之时，但是我们班子认真的研究是可以搞的完的，到07年实现了9757吨，差200多吨到1万吨，因为不能说假话啊，所以我就和省委书记省长汇报，我说如果今年宣布实现1万吨，那么我们还差200多吨，但是如果明年可能就是11000多吨了，后来省委书记、省长都同意宣布实现万吨，所以那年实现了万吨。
为什么后来媒体讲的时候我感到这件事情很兴奋、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一个是，主要完成了几代人想完成的这么一个事业，终于完成了，完成了我们第一代领导人的一个宿愿，我很高兴。第二，是我们公司，虽然75年以后没有再谈这件事，但实际上都在发展，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都在不断的比较，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很高兴。第三，那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我是99年到60岁，03年我65岁，我65岁的时候完成了这个事情，那时候我应该退下来了，所以我完成了很高兴。
从现在来看，我们的销量是1万多吨，1万吨的原酒还做不出1万吨的酒出来。实践证明，原来大家担心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做好了是问题的。第一，因为党的政策要建设小康社会，大家逐步的富裕起来了，消费的水平、生活的质量都提高了。所以，1万吨的消费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怕资金链断裂，也没有问题，现在茅台账面上有200多亿现金，也没有问题。所以实践证明，只要发展，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是没有问题的。
搜狐财经：曾经有人质疑，说茅台只靠做酒业赚不到钱，对这个疑问您怎样回应？
季克良：当时的情况我认为他这个疑问是反映了茅台的实际情况。我刚去茅台的时候我讲了，亏损了80多万，实际上茅台从52年开始投料生产，到61年的时候这段时间是盈利的，那时候盈利的很少，从62-77年这16年间是亏损的，从78年开始是盈利的，但是盈利的相对比较少，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生产周期很长，所以需要的资金很多，财务成本很过。第二，我们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很慢。第三，因为茅台酒比较好，要五斤粮食一斤酒，而且劳动生产能力很低，一个人一年就只能够生产一吨酒，所以成本也很高。而原来计划经济的时候，定产量有关的权利在有关部门，而不在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水平是很低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专家当时提出这个情况是对的。但当时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现在茅台的利润是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茅台酒品质很好，而且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所以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盈利的能力比较好。
搜狐财经：对于茅台的多元化经营，您提到过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之前茅台做过很多多元化经营，对茅台集团今天的业务构成您怎么看？
季克良：我过去也讲过，现在也这么认为，企业的发展不是一个模式，企业的发展情况我感到过去的历史来看，多元化的发展，有做的好的，做的好的我感到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一个是要科学决策，一个是要民主决策，一个是要项目要选好，还一个就是班子要选好，如果这里头哪个环节出问题我认为都会带来影响。
另外一个，不是说多元化都能成功，也不是说多元化都要失败，有的成功了、有的可能失败，所以我认为全靠自身能不能驾驭多元化。我认为这是关键，不能看到人家就心急的不行，我认为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企业走什么样的路。
搜狐财经：茅台对自己多元化的经营有信心了吗？
季克良：应该说有信心吧，没有信心就不去做了。
搜狐财经：去年有个言论特别盛行，就是说白酒黄金十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您怎么看白酒行业接下来一个阶段的发展？
季克良：从宏观经济来看酒行业，总要十年来一次不大不小的风吹草动。89年一次，非常深刻，那一年和政策有关系，89年之后是97、98差不多9年来了一个亚洲金融危机，08年又来了一个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差不多九年、十年总来这么一次。总的体会，政策性可能影响比较大，而外面的这些金融海啸或者金融危机，好象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2012年确实是酒业的关键发展时期，我觉得不光是酒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酒业这里头还算好的。所以我认为，对未来的十年还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酒在中国来讲几千年的历史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自从有了白酒之后，一直都是非常兴旺的一个酒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的也好、居民也好，收入的提高，他首先考虑的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再加上我们中国人是热情的、好客的。再加上，特别是白酒，我感到适量的喝酒是有益健康的。从我们国家倡导的来看，烟是禁止的、酒是提倡适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喝酒的场合能够增进感情、增进友谊、化解矛盾，能够使个人有欢乐的感觉。所以我认为这个产业是要发展的，这个发展不等于产量还要上多少，我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白酒还要发展，向质量好的方向发展，向品位高的方向发展。不至于向这些言论说的那么悲观，茅台酒我那天也讲了，第一它质量好，再加上我们把营销工作做好，我认为茅台就能够健康的发展，我不同意夕阳产业这个说法。
搜狐财经：好的，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
季克良：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