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国人民抗击非典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邮票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连不认识 26个英文字母的人,也早已熟悉了SARS这个单词所代表的恐怖。整整一个春季,这种被我们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搅乱了一个中国,并波及了小半个世界。到5月27日,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病例 8221名,死亡 735人。
内地第一例患者、康复后再次走进医院捐献血浆的广东厨师黄杏初不会想到,他所感染的这种病毒,竟让世界卫生组织短短一个月里三次向全球拉响警报。
戴上厚厚的口罩、以另一种方式呼吸的人们同样不会想到,那浮动于鼻端的气息,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带来如此深刻的改变。
人们感慨,如果第一例病人得到了有效控制,如果从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实施隔离,如果……然而,危机面前,任何颠覆现实的假设都没有意义。
也许,这场灾难注定是偶然中的一个必然;也许,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国家的抵抗
1、灾难就这样降临
2002年12月 22日,一名危重病人从河源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位病人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任何医治肺炎的抗生素均无效果。
两天后,河源传来消息,救治过该病人的当地一家医院 8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震惊了,广东医疗界震惊了。“怪病”最后被称作“非典型肺炎”,一种比普通的肺炎可怕百倍的传染病,它的病死率高达 3%以上。
广东刚刚欢度完春节就陷入了恐慌。 2月 10日,人们开始抢购一些据说能够防治非典的药物和食品。短短两天,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以至于北京女孩江金钏为在南方工作的叔叔邮寄白醋时发现,邮局里打包用的邮寄箱竟然已经卖光了。
先后几次遭受禽流感之痛的香港成了非典病毒袭击的第二站。3月初,威尔斯亲王医院 8A病房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非典症状, 3月底到 4月中旬,位于九龙湾的一个社区内 300多名居民同时感染,于是,除了会展中心、红勘体育馆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外,大多数没有去过香港的内地人又记住了“淘大花园”这个名字,所不同的是,直到今天这个名字仍让人谈之色变。
2、蒙昧中的城市
就在粤港地区因为非典而沸沸扬扬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和其他大多数城市却异常平静,尽管北京的医院已于3月初收治了一名后来被确诊为非典患者的山西病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3月下旬就将北京列为疫区。
人们似乎更关心国际大事——史无前例的电视直播把伊拉克战争如同世界杯比赛一般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对于萨达姆是死是活的猜测中,对那场遥远的战争热情空前的人们以为流行于南方的疫情离自己也很遥远。
回想起 4月初在有名的自助式卡拉 OK“钱柜”参加的那次聚会, 25岁的卢小燕有些心悸——六七个同学坐在包间里聊天唱歌,到了用餐时间,不大的自助餐厅挤满了人。“当时真是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那么多人,要是有一个人感染的话多可怕啊!”
事实上,那也是卢小燕这些日子里最后一次去“人多”的地方。半个月后,北京市文化局、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决定:暂停全市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电子游戏厅、剧场、影院、录像厅等公众聚集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
没有人说得出此时的北京已有多少非典患者,直到 4月 15日,官方公布的数字是非典患者 37例,死亡 4例,并称“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4月20日
4月 20日,一个改写中国抗击非典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日子。
当日下午现场直播的介绍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出现让敏感的人们意识到了什么。
此时的北京,已经在长时间的浑然不觉之后骚动了起来,小道消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在这个有着 1300万人口的城市传播着关于非典的种种说法和猜测。
果然,北京的确诊病例从 37例一夜之间骤然增加到 339例, 5天公布一次的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接下来又发生了被海外媒体视为“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和对各级官员“一次灵魂深处的震撼教育”——两位高官被免职。
政府的强势介入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
在大陆被称作“非典型肺炎”的 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正式命名,英文全称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率先为它命名的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因追踪研究 SARS不幸感染殉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12日第一次拉响 SARS全球警报,4月2日正式发出不要去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全球 13个实验室联手研究 SARS的元凶,仅仅 8天就确定病原体为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而当年寻找艾滋病病毒时,全世界花了整整 3年时间。
显微镜下,致命的 SARS病毒竟有着皇冠般的美丽,而它来自哪里,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都还是未知数。
4、北京失去平衡
正如临危受命兼任卫生部部长的吴仪所言,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共享的全球化时代,对重大疫情的透明度不高,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4月20日前后达到顶峰的谣言证明了这一点。 4月 17日左右,以手机短信传播的小道消息铺天盖地——“污染区:╳╳中心 18层大厦,╳╳大楼 15层……”,地点和数字精确得让人不容怀疑,而事实上,小道消息列举的诸多大楼运转如常,并没有被封闭或隔离。
陡然增加 10倍的疫情数字让刚刚开始不安的城市一夜之间失去了平衡。“今晚非典病人大转移,空气质量差……”的谣言漫天飞舞,民工和大学生纷纷离京,两个月前广东的抢购一幕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就在记者居住的小区,两天前还是8毛一斤的白萝卜骤然涨到了3元。
4月 22日下午,家住北三环的沈庆走进国展中心附近的家乐福超市时大吃一惊—— 一排排放米面的货架已经空空如也。从卫生日用品、保健医药品到食品,抢购潮在短短两天中迅速地席卷各大超市,又迅速地退散。不少曾经参与抢购的人说,他们并非对现代物流没有信心,而是担心疫情会严重到令人不敢出门的地步。
恐慌,比非典更可怕的病毒。
恐慌,夹杂着对隐瞒疫情的愤怒和对政府新举措的希望。
恐慌,构成了人们在这个 4月的复杂情感。
5、从透明开始
胡锦涛总书记“我们很揪心”的朴素话语和温家宝总理饱含泪水的眼中所折射的,是中国领导人的亲民作风和深深的忧患意识。
“有了吴仪,定能无疫”,民间流传的短信中,人们把风格干练的女副总理的名字同谐音“无疫”联系在了一起。市民也渐渐熟悉了赴京担任代市长的新面孔王岐山和他的“说句实话”的口头禅。这位以“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为信条的高级经济师,曾在金融风暴时主持广东金融工作,被称为“救火队员”。当王岐山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动向中外记者“爆料”,当他出人意料地坐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镜头前说出他的信心,更坦言他的忧虑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清新的作风和坦诚的勇气。
从透明开始,公众的知情权,被置于同科学和法制相等的地位,被赋予了同样强大的力量;从透明开始,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对人民负责的理性政府,正在扭转最初猝不及防的被动,显示出面对危机时防止“天灾”变成“人祸”的应对能力。
——中央财政再次增加专项资金,用于中西部省、市(地)、县级疾病控制机构的资金达到29亿元;
——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管理;5月12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紧急出台,这一重要条例标志着我国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
——从医院到社区,全国一体化的非典疫情报送系统和指挥系统建立:取消今年的五一长假,减少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扩散,严防疫情向农村扩散;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寻找非典患者周围乘客等公共机制健康运行;
——从城市到农村,各地严格进行自我保护、防止本地区疫情向周围扩散:北京市控制大学生和民工返乡;上海拉响橙色警戒,从郊区开始布下严密的防治网络;各地对病区外来人员实行医学隔离,据说,由于山东省措施严格,竟然有想家迫切者试图从北京骑自行车回山东……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抗击非典的“城市攻坚战”和“农村防御战”;
——短短 7天之内,京郊建成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 1200名军队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到小汤山一线。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一样,“小汤山速度”成为这个特殊时期惊人效率的代名词。
从4月21日到4月底,北京市每天增加90至100个病例,最高一天曾达到150多人;从5月初开始,疫情呈现出小的回落,处于高发平台期;5月9日开始,疫情下降幅度明显增大,17日新报告病例首次降到 19例,28日降至3例。全国的每日新增病例也从最高峰时期的上百例下降到个位数。
6、科学的品格
就在政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的4月20日这天,胡锦涛来到非典科研攻关一线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勉励大家运用科学力量战胜非典型肺炎疫情。
科学,疾病的克星。有人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国内地科学界遭遇了无所作为的尴尬——不论是病原体的确定还是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作为非典主战场的中国内地都没能拔得公布科研成果的头筹。
这样的论断显然过于片面,荣誉的擦肩而过并不能抹杀内地科学家们携手攻关取得的重大进展,而他们对于真理的坚定和执著,更是足以同任何辉煌的科研成果相提并论,足以让多年后的人们记忆犹新、引以为傲。
非典在广东爆发之初,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医学专家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怪病”的致病源不同于衣原体,也不同于细菌,更像是某种人类从未曾谋面的病毒。
病毒,一种直径只有 20毫微米到 400毫微米的微生物,曾在人类历史酿就了一次次生灵涂炭的悲剧。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烈性传染性病毒是天花,从公元前 1600年左右天花开始流行到距今 200多年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第一次将牛痘疫苗接种到人体,前后 1800年间,夺去了难以计数的生命。
然而,在此时的中国医疗界,“主流”的声音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导致非典的是衣原体。
是衣原体,还是病毒?两种声音,代表了以生命为赌注的两种截然不同治疗方式。力排众议,从临床疗效出发,钟南山和他的同事们坚持给普通病人使用利巴韦林等常规抗病毒药物,为肺部阴影增多的重症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和大剂量激素。实践证明,这种针对病毒的治疗方法大大减轻了呼吸衰竭的发生率,也成为广东创下世界最低非典病死率的关键所在。后来,北京不少参与非典病人抢救的医生在谈及救治成功的经验时都说到,如果没有钟南山等的坚持,没有无创呼吸机和大剂量激素的使用,“后果不堪设想”。
几乎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广东省旅游警告的同时,新加坡卫生部公布一名新增病例,从而在持续 20天“零感染”的最后一天遗憾地失去了脱离世卫组织疫区名单的机会。
遗憾之中凸显出狮城政府对于科学的执著和诚信,新加坡如此,中国亦如此。
这是科学的品格,这是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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