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位历经坎坷的坚强老人
――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
我们经常听于老讲她有一表姐，王丹一，是艾思奇的夫人，她们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延安。早就闻其名，但未见其人。去年5月16日，于老策划了一个为90岁老人过生日活动。她们是李昭，王丹一、汪志馨、于今，李昭因身体不好没有来。参加祝寿的有胡启立夫妇等人。在这次聚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著名的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92岁，思维依然敏捷，精神矍铄。于老在主持宴会上介绍了她：“她是我的表姐，一起到延安，她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艾思奇是她的老师，她很尊敬和佩服他，谁知道他们好上了。”92岁的王丹一声音宏亮，底气十足，一说话就语出惊人，满口的哲学语言。她说，我们一到就问我们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没有回答出来。她又说，艾思奇也是与青年工作有关的，1949年他是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艾思奇同志在中华全国青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在456张有效选票中得票455张，与当选为青联主席的廖承志得票数同为第一。他还是全国青联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王丹一，一位具有理论功底而又气度不凡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天得知中央科教台要播出4集文献记录片《一代哲人艾思奇》，于是我决定去看望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姐。
今天，我们来到了南沙沟小区6号楼3门6号。我们一进她的房间，王丹一正在接电话，接着是电话不断，也许是昨天播了艾思奇的专题，亲朋好友们纷纷电话问候。乘她在接电话的时候，我们环顾了她的会客室，四周挂着艾思奇的照片，有从青年到中年，其中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是王丹一亲自照的，最为表现他的神态和气质。会客室阳光明媚，我们在这里开始了交谈。
我说，我们在去年五月见过您，我们一起为您过生日。她说“我年龄大了，忘事了”。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我听于老介绍，您这么大的年龄了，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艾思奇的资料，我们很敬佩您。她即刻谦虚地说，我与我妹妹相比，一事无成。于是，她给我们讲起她的坎坷经历。
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1919年，王丹一出生在江苏一个富裕家庭，出生不久，她随父亲到山西。1935年初她在山西参加了革命，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工厂组织群众抗日反蒋，用父亲给的和所得的压岁钱，在家中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为狱中同志送情，为北上抗日的红军募捐……。后来，组织被破坏，领导人被捕，供出于今（胡克实的夫人）与王丹一两人。1935年，王丹一逃亡到北平，考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正值北平的形势风起云涌，王丹一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期，王丹一读到了艾思奇的作品《大众哲学》。抗战爆发后，她拒绝父亲让去大后方考大学，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她与于今到达“革命摇篮”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学习，不久即入党。1939年6月底，陕北公学分校结束了，七八百人即将开往前方。他们唱着成仿吾校长写的校歌“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歌声嘹亮，准备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晋察冀边区。浩荡的队伍分作五个梯队行进。到达延安那天，正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人困马乏，离宿营地还有10几里路，也没能聆听朱总司令在南门外广场作的报告。继续前进，暮色降临，夜宿桥儿沟。总队部下达命令，休整数日再向前方进发。不料第三天，梯队又来一道新令，要调三四十人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当时，男生有田家英、庞季云、廖盖隆、李言(李蕴章)等，女生不到10个，其中有王丹一。大家出乎意料，心情激动，却又有些想不通。本来么，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谁不愿奔赴疆场，杀敌报国呢?!领导摸清思想情况，马上进行个别谈话。最后支部书记吕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决定把有理论研究能力的人组织起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陕公根据中央决定，也抽调一部分人到马列学院去学习，尤其是高三队的同志，是公开的共产党员。高三队又是模范连队。你们这次去马列学院学习是党的需要，要服从组织决定，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
1939年至1941年王丹一就读于马列学院四班。1941年7月2日进入改编后的马列研究院，在宣教研究室学了两个多月，直至学院结束。入学后王丹一读书的愿望愈加强烈，如饥似渴，她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除了学习《资本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节假日她常在学校附近三面环水的半山坡一块大石头上度过。这块大石头因三面环水，大家戏称为“巴尔干半岛”。在这儿，她温习功课，读了世界文库，认识了莎土比亚、雨果、巴尔扎克，熟悉了他们笔下描写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看到一个矛盾更为尖锐，斗争更为复杂的纷繁世界，开阔了眼界。
在马列学院王丹一还是文娱骨干。1940年5月5日是延安马列学院建院两周年，又是马克思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学校决定演出高尔基的名著《母亲》。俱乐部主任王玉清找到她让她参加《母亲》的演出，并担任主角。王丹一急忙推辞。王玉清耐心解释说：“演出高尔基的《母亲》是为了纪念马克思的诞辰和马列学院两周年。参加演出高尔基的名著，本身也是很好的学习。”王丹一无法推辞参加了演出，当时是马海德的夫人苏菲给她化装的，用一条棉裤围着她瘦小的身材，用一床布被面做成裙子，想方设法把她装扮成一个俄罗斯受苦的老妇人。当演到警察来抓儿子时，她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儿子，泪水自然地流下来，呼喊着：“放开他!放开他!”当演出结束，导演握着她的手满意地说：“小母亲，蛮好，蛮好。”第二次演出也在1940年，为了纪念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当时德国法西斯正疯狂地侵略苏联，莫斯科危在旦夕，为了声援苏联人民神圣的卫国战争，学校决定演出“马门教授”，王丹一演马门教授的妻子。当时因为学习紧张，王丹一不愿意参加演出，还找到了院长洛甫。洛甫同志说：“要学好马列，也要演好戏，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是绝不会退缩的。导演认为你合适，就要勇于承担呀!我看你定会胜任的。”在洛甫的鼓励下，王丹一很好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与艾思奇从相识到相恋，在准备新婚之夜，因抢救运动王丹一突然被审查，一年间互相杳无音信，他们的婚姻一波三折。
1942年冬，王丹一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已生活了四个多年头。在这四年中，她扛过枪，垦过荒，演过戏，下过乡，还学会了骑马，希望有朝一日，能上前方杀敌。在延安男女比例称为18：1，而在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这一比例就更加悬殊。王丹一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期间坚决不谈恋爱。
马列学院毕业后王丹一在由罗迈(李维汉)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直属工作队。当时李维汉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党内重视组织工作，不重视宣传工作，两者好比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他提出要培养一批宣传干部，不要从书本到书本，要下去搞调查研究。王丹一被派到绥德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她在绥德下到《抗敌报》、文联搞调查，还参加当地的征粮。半年后回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整风告一段落，就有些人被抽调到中央学委担任联络员，王丹一等三人分到中央军委。她联系的单位是总政组织部，当时的领导人是胡耀邦。她们将了解的情况直接向王稼祥、陶铸写简报。她当时住的杨家岭窑洞和艾思奇相邻，两人见面的机会自然多起来。
一次休息时，两人在窑洞外相遇。艾思奇问：“你就是在延安马列学院演过高尔基的《母亲》和《马门教授》的王丹一?”王丹一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道：“那是领导组织的业余活动．是革命任务，我可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接着又补充说：“我很喜欢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就这样，两人开始正式认识了。
艾思奇在延安以学识渊博闻名。他在陕公、抗大、延安马列学院都当过教员，自然也是王丹一的老师。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她就听同学议论过，说艾思奇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再加上他是教哲学的、讲课时很少有题外的话，觉得他像是一位“老夫子”，有点古怪。有一次、王丹一在杨家岭山路上，听到后面有人用口哨吹着歌曲，音域宽广，优美动听。为好奇心驱使，便停下脚步，看个究竟。等那人走过来，原来是艾思奇。王丹一说：“同志，你还会唱这些‘小资产’?”艾思奇说：“我吹的口哨是意大利民歌。”王丹—幽默地说：“我们可只会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艾思奇说：“这是时代的强音，我也喜欢。”
从此，王丹一知道他有多方面爱好，并非那么古怪。
当时，是在整风运动后，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感。杨家岭常举办周末舞会，连艾思奇也常去参加。他的舞步节奏明快、活泼。就这样，在华尔兹乐曲的旋律中，在来往同行的山路上，他们渐渐地熟悉起来。
随着两人的交往增多，王丹一才把眼前的艾思奇与《大众哲学》的作者统一起来。《大众哲学》是王丹一和学生们在“一二．九”运动中喜欢读的书，那时不知道这位富有才华的作者究竟是何等样人，原来他竞是这么平易近人、热爱生活。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休息时他们在窑洞外相遇，艾思奇对王丹一说：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结束后是他少有的休闲，他正在利用这段空隙完成一本早年开始翻译的书，这便是海涅的《德国———个冬天的童话》。他已译到“母亲”一章、想邀王丹一去为他朗诵，听听是否保持了诗的韵味。当王丹一翻开诗稿，立即被书中那动人的词句所吸引。她翻看着，试着朗诵。这本书使她打破了师生的界限，好像是很早就熟悉的朋友，毫无拘束地交谈着整风中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次也是王丹一第—次走进艾思奇的窑洞，窑洞中放一个大书架，王丹一不由得抽阅起来。艾思奇说，你喜欢什么书都可以拿去看。于是她便挑中了一本黑丝绒烫金的《海上述林》(瞿秋白著)。艾思奇的朴实和坦诚，给王丹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3年2月4日．为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文抗俱乐部举办了—次较为隆重的舞会，艾思奇约王丹一同去，并说好提前回来，他这样还可以再译一章“童话”。就这样。他们在大家舞兴正浓时，先后退出舞场。一路上说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伟大意义。那晚艾思奇显得特别高兴，忽然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唱起了俄罗斯民歌《喀秋莎》，又唱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黄土高坡上的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夜晚的星空是那么静温和美丽。艾教她辨认天上各种星座，使她增长了天文知识。王丹一感到似乎又重新认识了艾思奇，发现了在他身上特有的冷和热的统一。
日后，这对情侣也偶尔漫步在延河边或山间小道上，虽然，两人在性格、年龄、阅历上有明显的差异，但谈得来，情投意台。随着交往和了解日渐增多，感情也愈益加深。
1943年年初，艾思奇给王丹一写了一张小纸条，约她晚上到他宿舍去一趟。一见面艾思奇就说：“我已经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要搬到清凉山去，他们催我早点搬过去，这许多书都来不及整理，所以想请你帮忙。”丹一帮着他收拾散落在地上的书籍。发现他十分疲惫，便问他是否病了，艾点点头说：“吃晚饭时就吐了。”凭她抗战初期在武汉护理伤兵的经验，一摸他的额头，肯定发烧在38度以上。于是赶紧让他躺下，喝了水并用冷毛巾盖在额头上。王丹一独自一人把书分装、打捆，待整理完已经很晚，也很累，顺便靠在一张帆布躺椅上休息，不知不觉竞睡着了，直至天亮。丹—见他仍在熟睡，便悄悄回到她自己的窑洞。
艾思奇到《解放日报》社两天后，便给王丹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在杨家岭相处的愉悦，还说，刚到新闻岗位工作很忙、希望她在假日能到清凉山去，他会在山下等。清凉山离杨家岭约有十华里。丹一在星期日清晨上路，黄昏之前赶回。到清凉山的会晤，没有多少时间聊天，实际上是“陪读”。因为有一大堆稿件急等着艾思奇处理，还有写作任务。他写的—些短文，王丹一常是第一读者。像《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旧恶习应该抛弃》等等，她都首先读了他写的手稿。有—天艾思奇送丹一返回杨家岭的途中、因天黑不慎掉到沟里，伤了踝骨，影响行动。有的同志就说：“王丹一，你看老艾这么忙，你们别再这样送来送去、干脆结婚吧”。
真要结婚了，王丹一还是有顾虑。把她和艾思奇之间的关系告诉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大姐，并征求她的意见。李培之大姐说：“难怪你最近很少来家，原来是有了对象。很好，你看中了他，说明你有眼力；他对你钟情，说明你们有缘分。他独自生活这几年。曾有不少热心的大姐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没有反应。你们两相情愿，好嘛!情投意合自然就要结婚，有什么好顾虑犹豫的?”大姐一席话，使王丹一不知说什么好，随口唠叨了一句，他离过婚。李培之拿出她留学苏联时一件俄式白纱绣花短袖衬衫送给王丹一，作为结婚礼物，并叮吁说：“老艾不是滥用感情的人，离婚与你不相干，也不怪他，他们两人不说话都不止一年了。你们快结婚吧!他也太苦了。”
艾思奇也将自己的婚姻问题向好友王鹤寿诉说，王鹤寿早知他在婚姻上的波折，又知他和王丹一之间的恋爱关系，便说：你要我来参谋意见，我认为王丹一对你最合适。她活泼开朗，心地善良。”从此，艾思奇更加坚定，并以积极态度，加深与王丹一之间的感情。
1943年秋，艾思奇和王丹一决定结婚。他们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想利用报社的周末舞会举办婚礼。那天王丹一也没有请假，周末下午开完小组会才去清凉山。到了那儿舞会已开始好久，仍不见艾思奇。八点多钟，舞会中途，门口突然出现了总支的工作人员邬某在门口高声喊道：“王丹一，出来一下!”邬说：“今晚中央有任务找艾思奇，他不能回来，你先去他的窑洞休息吧。”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王丹一莫名其妙，也使舞会不欢而散。王丹一走进他那个空荡的窑洞，疑窦种种，心事重重，转而又想，结婚毕竟是个人小事，中央的任务才是大事，心里也就坦然，独自酣睡到天明。第二天清晨，副刊部的支书温济泽来了，他温和地对王丹一说：“你在延安还有些社会关系没弄清楚，需要接受组织审查，暂不能和艾思奇结婚了。”
温济泽带王丹一到了目的地，竞是她住了两年多的兰家坪。是延安马列学院西边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她在招待所里，整整写了两个星期的材料。她认为自己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早在入党时就写得一清二楚，以为事情很简单过几天使能见分晓。谁知一个月过去了，仍很渺茫。在“抢救”高潮中一位专职“抢救”的干部竞对王丹一说：“你在招待所里特务活动还很活跃，你别等艾思奇了，他也有问题。”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她，愤怒地回敬他：“我到延安来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找对象的”。那位抢救的人也只得说一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于是不停地用“坦克”“飞机”轮番轰炸。
艾思奇在那场“抢救运动”中，因副刊部抓不出一个“特务”，而多次遭到围攻，被撤销了整风领导“学委”的职务。他满腔凄情，痛苦地忍受着人生终身大事上的劫难，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随着恶人康生所发动的那场“抢救运动”被纠正，被冤枉的同志得到了甄别平反，毛泽东也多次赔礼道歉。1944年“五一”节，王鹤寿代表中组部到招待所做审干的总结报告，同时宣布了第一批在运动中搞错了的名单、共有十几人，其中就有王丹一。组织对王丹一这批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王鹤寿还说：“我代表毛主席向搞错了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自从1943年6月那个“新婚之夜”后，王丹一和艾思奇已被隔离了整整一年，虽然同在延安，却音信全无。王丹一乘到延安中央党校三部演出“一朵红花”秧歌剧之际，向部主任郭述申提出，请他将她的结论转告艾思奇。不久、王丹一便接到艾思奇一封短信。信中说：“望星期日来清凉山一晤。”王丹一不清楚这“一晤”的含义，去还是不去?一时犹豫不决。三部领导得知王丹一没有赴约，便找她谈话说：“你还不了解老艾这个人吗?他不会辜负你的，你也不必苦自己。”
六月中旬，王丹一在“一朵红花”演出结束后便踏上沿延河边通往清凉山的小路。她爬上清凉山、来到那座熟悉的窑洞，见到艾思奇却似乎陌生了。王丹一礼貌地和艾恩奇握手，他一把拉住她的手，让她坐在过去常坐的那张凳子上。王丹一低头不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她任凭泪水冲刷一年来心中的苦涩。经过—段相对无言的沉默，艾思奇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不是一直在等着嘛”。王丹一了解他惯有的不善辞令，也知道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她不由得问道：“你相信我有政治问题吗?”他郑重地说：“怎么会呢，早在杨家岭我就向中组部了解过，王鹤寿的爱人何勉和你一起下乡，又分在一个小组，在绥德同吃同住，我想对你是了解的。”王丹一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全是真诚的。艾思奇恳切地说：“不说这些了，一切都过去了，咱们结婚吧，今后不会再分开了。”于是，王丹一消解了心中的疑团和犹豫，重燃起两人诚挚而热忱的情感、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两人商定结婚只报告组织，什么仪式都不要，他们两人都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足够了，并将结婚的日子定在七月一日。当天下午，王丹一便回到了兰家坪党校三部。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边区政府大礼堂有一个晚会，艾思奇约王丹一同去看演出。边区政府大礼堂在南门外，从清凉山到那里得趟过宝塔山下的延河，艾思奇执意要背地过河。看完演出直到深夜，两人才回到清凉山。就这样，他们就算正式结婚。
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影响了王丹一事业的前途，从此她与病痛抗争了半个世纪
婚后，艾思奇一直致力于哲学研究，他根本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她理解他工作的艰辛，大量家务事都落在王丹一身上。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东东出世，满周岁，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艾思奇所在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要随中央撤退，王丹一带着幼小的孩子，行军途中跋山涉水，饥饱不定、孩子在瓦窑堡患了一场重病，由于缺医少药，几乎丢了生命，使东东从小落下病根。
解放后，王丹一在中组部工作，执政党的组织建设需要联系诸多基层单位，十分繁忙，何况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逐渐疾病缠身。五十年代她的体重只有74斤，以致晕倒在工作岗位，不得不住进医院。住院期间，苏联专家会诊，查出是肾结核。由于身体虚弱，电击过猛，脑部受损，以至生活不能自理，半年多不能起床。在医院病床前挂着严禁会客的牌子，只有艾思奇每周看望一次。他鼓励她病会慢慢地好起来的。还写了曹操的《神龟寿》条幅和毛主席给王观澜关于养病的信，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艾思奇的鼓励增强了王丹一对康复的信心。后因医院拆迁，用担架抬回家，她从走路写字学起，疾病后遗症使她难以恢复正常工作，她失去了工作与学习的自由，也影响了她的事业发展。
王丹一患病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经常头疼。为了照顾王丹一的身体，王丹一调到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每天中午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却遭到了有些人的批评。说王丹一中午休息雷打不动，说她是生命哲学。对此，王丹一也有自己的哲学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艾思奇的突然去世，又一次给王丹一沉重的打击，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为编辑出版艾思奇的遗著呕心沥血。
艾思奇王丹一这一对革命伴侣，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恩爱婚姻，他们相濡以沬，患难与共。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那年，他56岁，留下年迈多病的老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儿女，王丹一又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真不知道怎样承受这巨大的不幸。就在她极度悲痛的日子里，70高龄的帅孟奇大姐特地从城里来西郊看望她，邓颖超大姐写信慰问信，问候她，并鼓励她。“王丹一同志：我得知艾思奇同志病逝的消息后，深为悼念，切望你能节哀保重，化悲痛为力量，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教育好孩子，用思想革命化、行动革命化来纪念他。” 康克清大姐和当时任人大校长的吴玉章老也都打来电话。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学、纷纷发来唁电，情深意切都鼓励她要坚强起来。李培之大姐更是关怀备至，硬拉着她站起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陪她到室外散步。她详细叙述了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她是如何度过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的。郭明秋同志当时是她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她对王丹一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坚强起来，你是艾思奇的历史见证人，你对他的思想和字迹都比较熟悉。你应该把他留下许多手稿整理出来。三个孩子还小，你应该把他们抚养成人。所以你应该好好生活下去，继承艾思奇同志的遗志，为党多做工作。”
大姐们的关心给了她力量，再次使她扬起生活风帆。她经过与艾思奇的生离死别，艰难地肩负起对孩子的养育重任。
在她的精心哺育下，三个孩子茁壮成长。孩子们特别喜欢读书，成绩都很好。女儿艾虹虹，为了学好英语，背着自学英语的盒子，边带孩子边背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考上了托福，也考上了CRE。考上了美国的名牌大学。读博士时，有五人的博士论文获奖，她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第一名。现在她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被评为亚洲终身成就奖。小儿子李向东也在美国，也事业有成。大儿子李昕东在王丹一身边，孙子已长大成人。
几十年来，王丹一把收集整理、编辑出版艾思奇的遗著作，宣传展览艾思奇作为自己的事业，呕心沥血。
1979年，王丹一重访了艾思奇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拜访了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领略了滋润他灵气的那塘清清的泉水，并与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捐献给国家。如今，故居中陈设了艾思奇的生平事略展览，辟有3个展室，展有艾思奇的生平照片、手稿著作和部分遗物。“文革”后，王丹一搬了9次家。每一次搬家，每一次搬家对她都是一次折腾。有关艾思奇的资料太多了，她怎么也舍不得撂下，且担心在辗转中丢失或损坏。1994年，王丹一再次去云南，将艾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844种、计2008册，捐赠给了云南省图书馆，以此了却他魂归故里的心愿。当时，王丹一还将1万元的奖金捐赠给了云南社会科学界。1998年，王丹一再次将艾思奇生前遗物137件，无偿捐赠给其故居展室。
她与卢国英等人编辑出版了《艾思奇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两卷。第一卷于1981年7月出版，选录1933年6月到1948年7月发表的五十篇文章，周扬作序。反映了作者在上海生活时期传播马列主义哲学，批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的成果，《大众哲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二卷于1983年8月出版，选录1949至1965年写的文章，计36篇，后附艾思奇年谱。收入本卷的有《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本书还收入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2006年《艾思奇全书》第1—8卷由“艾思奇全书编委会”收集、整理，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上收录艾思奇一生的著述，其中既有大部分公开发表、出版过的著作、文章、译文、专论以及短论、杂文、文艺作品，包括影响很大的通俗哲学读物《大众哲学》和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表、出版过讲义、讲解、辅导报告、讲学提纲和文稿，总字数达560万字，有近200万字是未公开发表过的著述，从中可以看到艾老是如何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事业、教育事业的，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艾思奇形象。2010年3月在艾思奇诞辰100周年之际，王丹一主编了《艾思奇图册》。全书以其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青年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后、逝世后顺序编排。图片近400幅，弥足珍贵，具有较高史料价值，配以介绍历史背景的链接文字和图说集为一册。
看到孩子们事业有成，第三代也成长起来，看到艾思奇一部一部的作品出版了，王丹一感到由衷的欣慰，她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艾思奇了。
如今王丹一己耄耋之年，像其他老一代革命者一样，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使晚年生活更加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