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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主义写作的完美范例
根据真实新闻改编，揭示吊诡荒诞人生
《长崎》
（http://t.cn/zW1FaqD）
作者：[法]埃里克•法伊
译者：余中先
ISBN：978-7-5327-5777-0/I.3416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字数：37千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定价：24元
法伊初印象
多年前，就在法国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家：艾里克•法伊（EricFaye），他1963年生于里摩日，1990年代起正式发表作品，其中不少为小说，例如《孤独的将军》（1992）、《我是守灯塔的》（1997）、《三边境的奥秘》（短篇集，1998）、《化石之光及其他故事》（短篇集，1999）、《雨之海上的巡游》（1999）等，我发现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有特色，就专门挑选和复印了几篇带回了北京，那还是在2000年。
多年后，我主编的《世界文学》2010年第2期上发了他的短篇小说四篇，有《宙斯家的晚餐》、《赫耳墨斯》、《亚特兰蒂斯》和《世界末日》。在编辑他的小说时，得知他很关注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世界文学》发表过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与卡达莱的对话集，后来又在法国出版卡达莱的翻译作品时做了很多工作，最近特地为出版的卡达莱《文集》写前言，需要说明的是：他不是为整个文集写一篇前言，而是为每一卷分别写一篇前言。
当然，他的小说创作依然丰富多彩，后来发表的小说有：《我未来的灰烬》（2001）、《给流产的造反某些堂而皇之的理由》（2002）、《一种缺了你的生活过程》（2003）、《一个小丑从马戏团里跑了》（短篇集，2005）、《我的夜车》（2005）、《穷鬼们的工会》（2006）等，还有别的作品，如《我们永远有巴黎》（2009）。
2010年，我得到法国文化部的翻译家逗留奖学金，赴法国作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在接触法国Stock出版社的有关人士后，有幸结识了这位作家。
事情的起因其实也简单：为翻译卡达莱的作品，我已在有意识地寻找法伊的踪迹，巧了，在Stock出版社版权负责人西杰斯女士的办公室里，她随手给了我一本书，恰好就是法伊的新书《长崎》。我就说，我在寻找这位，她马上答应，把法伊的电子邮箱地址给我，并当场送我两本法伊的书，除了《长崎》，还有《无踪无影的人》（2008）。
我马上就给艾里克•法伊写去电子邮件，表示希望见上一面，聊聊文学和翻译。
他马上回了信，并建议了几个日期，作为我们约会的待选时间，可能是我理解有误，我竟然选了一个他上班的时间。法伊赶紧解释，他的工作是弹性时间，某天可能是上午，第二天可能是下午，有时候两点钟，有时候三四点钟才上班。
于是，我们商定在拉丁区一家叫“出版商”的咖啡馆见面。他怕我找不到地方，在邮件中说明得非常详细：“一家叫出版商的咖啡馆，在奥德翁十字路口附近，就在奥德翁街上，最近的地铁站是奥德翁，出来朝奥德翁剧院的方向走，一分钟就到，在街右侧，很醒目的一家咖啡馆……”满是“奥德翁”这个字眼。
法伊说，见面时可以谈谈“短篇小说、卡达莱、文学什么的”。末了，他还写道：“在今天的《费加罗》文学版上，有一篇关于卡达莱的文章。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关于我的短长篇，书名叫《长崎》，见面时我会很高兴送你一本的。”先说卡达莱，再说自己，是个礼数，也是本性。
法伊果然是个有心人，也是个谦逊有礼的人：约会那天是10月1日，他知道那天是中国的国庆节，就说，大节日的让你来赴约会，辛苦了。这话让我感动。
那天，我们谈了不少，大约一个小时。最后，他果然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长崎》，另一本是《关于人的几个短篇》。这样我就有了两本《长崎》。
好东西永远不怕多，我和夫人去拜访朋友安娜的父母时，就把《长崎》当作见面礼送了老夫妇。不久后，从他们女儿的电子邮件中，我得知老两口非常欣赏这部小说，读完后又借给了女儿，希望她也读一读。
本来，这个故事可以告一个段落了。谁知，不久后的10月29日，就有消息传来，法伊的《长崎》获得了刚刚评出的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这也是每年五大文学奖中第一个报讯的奖。
惭愧的是，我因为懒惰和工作忙，只是在作品获奖后才开始读《长崎》的。那是在每天去巴黎的火车上和地铁上读的。一读完，我就兴奋地报告给法伊，表示我很喜欢，同时也向他的获奖表示祝贺。他接到我的电子信件后一个小时就回复了。说是他很高兴我能喜欢这本书。
《长崎》很薄，只有108页，而且，除去开头的空白页10页，只有不足百页，翻译为汉语估计也就只有四万字。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与其说是长篇小说，还不如说是unenovela（中篇）”。
主人公是一个56岁的日本人，名叫志村（Shimura），单身男子，家住长崎。这位志村在市气象台工作，成天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上的卫星天气走势图。工作时，他不时地向同事抱怨，知了的叫声太响，影响了他的休息。后来，他发现，家里食品柜和冰箱中的食物会莫名其妙地减少，应该是有人偷喝偷吃了一点。但是，谁会趁他不在家时偷偷跑进来吃东西呢。
为弄清楚事实，同时排除自己的种种疑虑，他在自家的厨房中安了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并通过电脑操纵监视器，上班时偷偷监视自己家。果然，他发现有人进了他的家，模模糊糊的形象，是个女人。一次，当他发现家中有人走动时，便迅速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在他家里抓住了一个58岁的失业女人，那女人后来承认，她已在志村家偷偷地住了一年，居然始终没被他发现。
小说的最后笔锋一转，把叙述角度从志村转到了那个女人身上。法庭判决她私入民宅罪，囚禁了一段时间。但她出了拘留所后就不知自己该去哪里住。后来，她发现，志村正准备卖房子，因为他再也不愿在那栋有幽灵般的擅入者寄居过的房子里住了。于是，她突发奇想地跟着一帮看房子的人和房地产中间商，到待出售的志村家去了。
小说写得那么短，显然可见其文风简洁。法国的《世界报》早就有评论，说它具有日本水粉画特有的一种简洁和有效。
那么，小说为什么叫《长崎》，仅仅只是因为这个虚构的故事发生在长崎吗？不尽然。据作者自己说，小说是根据一个社会新闻写的，此事在2008年的日本有多家报刊报道过。但作者不无想象力地把这个小故事跟国际大形势连在一起说。在小说中，法伊有过这样一段题外话：
在我看来，长崎很长时期中一直就像是日本这一大公寓中尽头处的一个壁橱，而这公寓拥有一长溜的四个主要房间——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而帝国，在这长达二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就这样假装不知道，有一个秘密的过客，叫欧洲，就安顿在这个壁橱中……
那么，联系到现在，谁又是这个国家的擅入者呢？新来的美国人？老的始终不去的欧洲人？考虑到长崎是原子弹爆炸的受难城市，因此，小说的书名不是随便而起的。
另外，小说探讨了记忆的丢失和重现，还有对同一事情真相的两套叙述话语，这些都很显然地属于作者独特的风格。
读完《长崎》，情不自禁地渴望动手把它译出来，让中国读者也欣赏这部短短的中篇。我给法伊发信表示我可能翻译此书，他则表示了某种兴奋和激动：“你能成为我的译者，并且小说能在中国出版，对我而言真是太棒了，真的！有些国家确实让我感兴趣，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作品能在处于我关注中心的国家出版，实是幸事一件！”我们商定再见一面。
再次见面定在11月15日，在巴黎大林荫大道一家叫“和风”的咖啡馆。话题主要围绕着法伊。
说到他最开始的创作和发表，他说那是在90年左右，他去阿尔巴尼亚采访了明作家卡达莱，写出了谈话录，而他跟卡达莱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与此同时，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羽蛇杂志（后成为出版社）上。
我问他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部，他思索了多时，才说，《我未来的灰烬》比较有特点，而且跟最新的《长崎》有些相似。《我未来的灰烬》讲一个叫索朗日•布里亚的女子在现代大都市巴黎的孤独生存，她的踪影在慢慢地减少，走向某种形式的消亡。最后，夏天的一个星期六，她彻底消失在了巴黎的阴雨中。其实，人的孤独，大城市的畸形发展，这些主题应该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从《我未来的灰烬》到《长崎》，其脉络十分清晰。
我说我在图书馆中读到过他的一些作品，觉得1996年的小说《巴黎施》很是奇特。“巴黎施”（Parij）是俄语对“巴黎”的发音。法伊把1945年的巴黎写成了被一道想象中的围墙分隔为截然不同两部分的城市，一部分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一部分则是苏维埃精神的天下，这颇有些类似六十年代之后的柏林。小说中写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莫尔芳被驱逐出了巴黎施，而贝尔纳•纳维尔作为巴黎施秘密警察的书信监督头目，接到了一个奇怪任务：找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后手稿。它不仅是作家个人生命的最美结晶，还是他对国家历史的一个独特总结。寻找过程中，纳维尔迷上了爱乐乐团的女小提琴手，也是作家以前情妇的克拉拉•巴妮娜，纳维尔设计得到了克拉拉•巴妮娜和罗曼•莫尔芳的通信……想象、讽刺、影射、批判，种种因素综合在了一起，让这部作品在读者中有了更多的反响。
会面中，我们就《长崎》中“很久以来，长崎一直就是日本这个长条形四套间大公寓中尽头的一个柜橱”这一说法，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会面之前，我就在电邮中提了出来，当时法伊表示见面时再谈。当我挑起这个话头时，法伊给了一个基于历史史料的解释：几百年以来，日本一直闭关锁国，尤其是对西方人的商业贸易。当年，长崎附近，有荷兰人来建立港口和货栈，但他们始终没能进入长崎市。渐渐地，那些荷兰人的存在也被大多数城里人遗忘了。无论如何，这一解释，对我们理解《长崎》这部小说很有好处，毕竟，这是作者本人的解释啊。
我发现，近几年来有不少法国作家在小说中写日本，有以日本做题材，有以日本人作主要角色，有把日本当作故事情节发生的地点，等等，比如阿梅里•诺冬的《诚惶诚恐》、让-菲利普•图森的《做爱》，妙里叶•巴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有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而且，今年的费米娜奖获奖作品帕特里克•拉佩尔的《人生叹短欲无限》，这题目就直接来自日本古典诗人小林一茶。我问，这里头是不是有一种“日本情结”。对此，法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为我加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叫米凯尔•费里埃的作家也是这样，他在东京的大学教书，今年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同情鬼魂》。
我说我期望法国的文学中也更多地出现中国因素。一说到中国，法伊便回忆起了他的两次中国之行，对北京、承德、西安、大同的美好印象。而说到最近的写作计划，他表示，目前并没有考虑小说创作，而在写游记，主要是在西伯利亚的旅历。那一次他已经到了远东的乌苏里江岸边，看到对岸的中国。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再去中国。而我，不仅答应在北京接待他，还期待他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