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培养自信导致不自信
几个月前，我打电话给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自恋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图文齐。她告诉我，对于很多病人声称自己有过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后对生活不满，她一点都不奇怪。当父母为了增强孩子的自信而总说孩子“做得好！”——不仅仅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学会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时都这么夸赞——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别。同样，如果孩子参加活动，仅因“努力尝试”就得到奖励的贴纸，那他永远都得不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所有失败都被粉饰成“努力尝试”）。图文齐说，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学和大学里，孩子的自我评价指数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会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和自恋症如出一辙的自我中心和不劳而获感。事实上，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自我评价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图文齐解释说，“父母就像仆人，开车带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他们是多么特别，多么有才华。这给他们一种错觉，仿佛与其他人类相比，他们简直卓尔不群。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
步入成年后，这成为一个大问题。“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图文齐说，“他们不知如何在团队里合作，不知如何面对限制。在办公室里，他们希望时刻得到新奇的刺激，因为他们的世界总是充满各种活动。他们不喜欢老板说他们的工作尚需改进。如果没有得到源源不断的褒奖，他们会丧失安全感。他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凡参与者皆获奖杯。当你参加真正的比赛或工作，会发现这很可笑，没有意义。谁会看一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NBA比赛？当某些人工作成效卓绝时，难道所有人都应该同薪同酬吗？他们在一个泡泡里长大，出了这个泡泡来到现实世界时，就感到迷惑和无助。那些问题总是被他人解决的孩子相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他们没错——他们的确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上个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华盛顿做少年足球教练的投资家通话。他告诉我，少年足球队的一条规则是：不计比分。他当时感觉十分荒唐。他自身的运动员经历弥足珍贵，因为他不得不应对失利。“我想，要是不计比分的话，孩子们都会变成娇气包儿。”
后来他明白了这种规则的意义，因为有些孩子如果输得太惨，会悲痛欲绝。“我们不要孩子感觉太坏，不要他们感到压力。”他说。（当我对温迪Ÿ·莫格尔复述这场对话时，她在电话那一头尖叫起来，“请让他们小时候悲痛欲绝吧！而不要等到上大学时再第一次经历伤心！拜托，拜托，拜托！让他们在足球场上经历多次伤心！”）再说了，教练不计比分，孩子们自己也在计算呢，这又怎么保护得了他们呢？
教练说，每次他们输掉比赛，他都必须找到正面的因素，让孩子们扭转沮丧的心情，否则会损伤他们的自我评价。足球季结束时，每个孩子都得到奖杯，“最佳精神奖”赠与那个从不听讲总是说话的淘气包，“最佳进步奖”赠与那个“毫无运动天赋却十分努力”的孩子。即便游手好闲的孩子也得了奖杯，“用什么名堂呢？总不能说‘最守时奖’吧？所以我们干脆取名‘教练奖’。”教练说这是强调团结合作的教育手段，而他成长过程所经历的是做一名富于竞争性的运动员，“把我们这一代培养的比较自私、只顾自己。”
我问温迪，这种温柔的教育手段是否会让孩子不那么自我中心？她说恰恰相反：父母保护孩子不接受准确评价，反而让孩子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一位小学校长告诉我，一名家长要求老师不要用红笔判作业，因为她认为，孩子看到满篇红字会难过的。这就是以保护孩子自我评价为名义的自大自满自私自利。”
荒谬的是，父母刻意培养孩子自信的行为有时反而让孩子不自信。当丽齐说她觉得自己不像父母称赞的那样“杰出”时，我一点都不惊奇。父母把她说得那么“出色”，她怎么可能做到？为了让她有安全感，父母不愿承认女儿的缺陷。“我数学很差，”当丽齐注意到自己比同学更难完成数学作业，曾这样对父母说。“你数学不差，”父母回答说，“你只是学习方式与别人不同。我们会请个家教，把信息‘翻译’成你能理解的模式。”
家教费尽心机，帮助丽齐把数学成绩提高了一点，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数学没有同学好。“我不是学习方式不同，”她对我说，“我就是数学很糟！但在我家里，你永远不会在任何方面差劲，你只是相对来说更擅长某些事情而已。如果我说我不擅长干某些事，我父母会说，‘噢，宝贝，不，你才不是呢！’”
温迪·莫格尔说，现在，“孩子要么有学习障碍，要么是天才，要么两者兼具，没有平庸之辈。”她1980年代刚开始做心理测试时，很害怕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但现在，父母们宁可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以便解释孩子不够卓越的表现，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资质普通。“他们认为，‘普通’不利于保护孩子的自我评价。”
选择与安全感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评价无法预示一个人将来会感到多满足，特别是当自我评价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琼·图文齐说，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持不懈、灵活适应和接受现实考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幼儿园老师珍妮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个孩子抢玩具。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两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
孩子没事儿，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但这种事时有发生，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孩子本来可以应付困难的，但他妈妈却火冒三丈，我只好花时间平息家长，尽管孩子在一旁玩儿得挺开心。”
珍妮说家长对老师如何处理孩子之间的一举一动都高度敏感，她在工作当中感觉如履薄冰。再例如，如果有那么两个孩子在淘气——骂人、爬桌子、扔沙子，什么的——她直觉的反应就是喊一句“嘿！你们俩！不许这么着！”但如果她真这么说了，她就会被炒鱿鱼。她必须去和孩子们谈心，找出他们当时有什么感受，对他们解释有那种感受时，可以使用其他方式，而不必骂人或者攘沙子，再帮助他们共同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如此关注在训育孩子时使用正确的语言，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到底要孩子接受什么教训——不许骂人，也不许攘沙子！”她说。“等我们把一切都‘谈妥’时，孩子们早就不想玩儿了。他们背诵下来道歉的词儿，5分钟之后故技重演，因为他们闯过了一关。‘不许做’很管用，因为孩子们知道这么做不对，信息准确而清晰。但为了保住我的工作，我必须去探究他们的情感。”
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兼母亲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阻碍孩子的发展。“我看见这些父母如何对待孩子，而孩子一旦进了我的班，会经历巨大的重新适应。入学之后，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在某些时候，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但这要求孩子在家里也遵守同样的规则，否则他们会变得很乖张，因为他们不考虑别人。”
这位老师还说，还有很多父母，自以为设立了规则，事实上却摇摆不定。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家长先说不行，今天不买，星期五买。孩子纠缠、谈判，家长可能认为谈判意味着“尊重孩子的意见”，于是说“好吧，今天买，但明天不许要！”
“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孩子不仅被惯坏了，而且简直瘫痪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在一项研究中，施瓦兹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第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油性笔中选1支，第二组则可以从24支中选1支。当一名不知情的幼儿园绘画老师对作品进行评价时，被列为“最糟”的多是第二组孩子的作品。然后，研究者让孩子选择一支笔作为礼物，孩子选完后，再试着说服他们归还这支笔，换取另外一个礼物，结果第二组孩子放弃起来容易得多。施瓦兹认为，这表明选择更少的孩子不仅更专注于绘画，而且更容易坚持他们最初的选择。
那么，这跟育儿有什么关系？施瓦兹说，它意味着，当选择更少时，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虑。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需要很多选择并且有退路的人，常常被甩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难怪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所以他们浪费多年时光，希望完美答案现身。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丝毫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莫格尔说得更坦率：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她称之为“残废的皇族”。
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此再熟悉不过。我从来不对儿子说：“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说：“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周六我会说，“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有时我的儿子因为我们必须去食品店而大发雷霆，我也不敢把他抱起来放进车里，而是给他选择。这样一来，没有选择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有一天，我告诉他“穿好鞋，我们去xx商店。”他老练地问，“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我告诉他没有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去那个商店买一样东西。“我不能参与决定就不公平！”他精明地回答。他已经习惯了无穷尽的选择。
我小的时候，并不能每次都挑选吃什么，或者周末去哪里，我的同龄人也一样。可以跟父母协商到一定程度，我们也都很满足。等我们长大了，可以承担多种选择带来的责任时，再有选择也不迟。图文齐说，“在当今，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拿他们当大人，等他们18岁的时候，又拿他们当小孩儿。”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更加失去控制。
这有道理。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不可能完全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因此同一屋檐下的手足会有迥异的童年经历）。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造力；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回避卑劣同窗、糟糕成绩、各类拒绝、自身局限等等，但最终他们会亲身遭遇这些事情。事实上，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也许家长需要成长起来，需要放手。
就像温迪·莫格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最近我注意到我的一个病人在来过两次之后开始感觉不安，我问他怎么了，他承认对来接受治疗感觉举棋不定。我问他为什么。
“我父母要是知道我在这里的话，会感到他们失败了。”他解释道。“不过，也许他们会高兴我来这里，因为他们就是想让我幸福。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感觉松一口气——因为我来这里是为了更幸福，还是会感觉失望——因为我还不够幸福。”
他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说什么呢吧？”
我像治疗师那样点点头，又像一名能够想像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也在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挣扎的家长那样回答道，“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