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上海涉外家政女性的社会处境，这是一项描述性的研究。在上海从事涉外家政的女性大多数是上海籍下岗妇女，也有一部分外来妹，本文所提到的“涉外家政女性”指的是上海籍的下岗妇女从事涉外家政的女性。上海涉外家政女性是下岗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多数上海人对涉外家政女性并不了解，社会上关于涉外家政的传说众说纷纭，人们传统观念里,家政就是收入低,地位低的“佣人”或保姆，但是家政沾上涉外两个字就变得神秘了，涉外家政的“高工资”和高档的家庭工作环境甚至让人把她们与白领相提并论，而事实上她们中大多数是有过痛苦的下岗经历的妇女，她们是为我国的社会改革支付成本的人，如今她们从事的依然是一份没有保障的职业，家政职业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行业，即使处于家政职业中最高层次的涉外家政女性，连起码的职业保障都没有，工资的支付有很大的随意性，工作期间受伤没有任何补偿规定，她们继续为改革支付着成本。她们是对社会改革有贡献的人，却是最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涉外家政女性的亲身经历，把涉外家政女性真实的职业处境呈现出来，让社会关注她们，改善她们的职业处境。
二、理论框架
这项研究从哲学意义上讲是以女性主义方法为基础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女性主义认为，“社会机制的权利运作原本是为男性设计的”（赵捷2000）1，所以在社会变革中，女性很容易失去传统的资源，而新的资源又难以得到，这个理论框架有助于帮助我把上海涉外家政女性的职业经历放到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中分析。
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群体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在《在西方人眼里——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批评西方女权主义把妇女看成是被压迫的、纯粹同质（铁板一块）的观念，和“一般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观念，“第三世界妇女”被定义为愚昧无知、依赖、贫穷、在性方面受压制、受到传统束缚等。指出第三世界妇女被西方女权主义的话语殖民了，西方女权主义的话语压抑了差异，把第三世界妇女们的特征看作与她们同质的。作为现实中具体真实的“妇女们”，常常被置于对象的地位上，而在女权主义的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也是被处置在对象的地位上，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步骤。它通过无视妇女同时是置身于不同社会阶级和种族结构里的处境，因而剥夺了妇女们作用于历史和政治的能动力量。作为对象，妇女们被放在社会关系之外来定义。（莫汉蒂1984）2莫汉蒂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她清晰地表达了在社会综合关系中思考社会性别以及在本地文化的语境中思考妇女的重要性。莫汉蒂的理论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一种普遍的妇女经历，妇女们的描述、价值观、兴趣和行为会因为阶级、教育、年龄等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个理论有助于我把“上海籍的涉外家政女性”与其他的家政女性区分开，充分关注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并且关注这个群体与同职业的其他女性的关系。这个理论也帮助我不断反省自己的研究立场，反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处于社会较高层次的研究者在研究社会低层妇女时的殖民化倾向。把研究参与者放到主体的位置上，把她们看作是有能动性的人，而不是愚昧落后的，被动的，需要帮助的群体。鉴于这种反省，在做深度访谈时，我使用她们熟悉的、通俗的本地语言和她们交谈，避免使用学究式的书面语造成误会和难堪，使参与者产生自卑心理。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平等关系，认为知识是由研究者和参与者共同创造的，参与者的经历、价值观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敬的。这种研究方法将帮助我以平等、尊重的心态倾听妇女已表露的经历，同时尝试着揭开她们不愿透露的一些内心感受和个人经历。
三、文献综述
我查阅了中国期刊网近十年来有关家政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主要研究了什么是家政（许国康19943，荣宪屏20014）家政服务的市场需求（杜红2000）5、家政与下岗妇女再就业的关系（张岱梨.喻芳.吴珊.）6、涉外家政等。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很自然地把家政服务与女性联系起来，在人们的观念里，家政就是家务，而家务应该由女性来干，所以家政就理所当然应该由女性来干，这是把女性定义为家庭的，把家务定义为女性的传统的性别观念。正是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将妇女置于从属地位，上海的涉外家政女性在选择家政时是受这些传统观念影响的。
妇联在推动下岗妇女选择家政工作中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各地妇联把家政服务与帮助下岗妇女再就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妇联有的搞家政培训，建立家政职业介绍所，有的建立各种形式为家庭服务的非正规机构。“武汉市各级妇联积极探索，开展了‵巾帼家政服务行动′，于1998年“三八”建立了巾帼家政服务中心和公司。” （张岱梨.喻芳.吴珊.1999）7。无论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在鼓励下岗妇女从事家政工作，家政服务员李洪珍作为北京市再就业明星中的一员,受到了市领导的亲切接见。8（蒋德理2002）。所以下岗妇女在选择家政时其实是受了很多社会直接和间接的推动。妇联在帮助下岗妇女再就业中，组织下岗妇女从事家政工作，只是满足妇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是妇女根据她们在性别分工中所处的性别化位置上的具体处境而形成的需要…通常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妇女对直接感受到的问题作出反应时提出的需要。如莫利纽克斯指出的“它们不一定提出像妇女解放或性别平等之类的战略性目标…它们也不会对盛行的性别从属模式提出挑战，即使它们的直接根源就在于这些从属模式”9（摩塞1989）
当我们在满足妇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时，往往维持和强化了劳动的性别分工，损害了妇女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所谓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是通过分析妇女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而确定的需要，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是要挑战传统的性别关系，从根本上改变性别歧视，是妇女真正利益所在。
中国在社会改革中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最初妇联开展的针对下岗妇女的职业技术培训是多方面的，但是大多也是基于“适合妇女”的项目，很多下岗妇女取得了一大叠证书，依然找不到工作，下岗妇女实际上处于被淘汰状态，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在现今这个社会中失去了竞争能力，对于这部分妇女重要的不是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她们要工作，要解决的是实际问题，而可供她们选择的工作只有那些有社会需求，但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在没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供利用的情况下，妇联帮助下岗妇女再就业，也只能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工作满足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多于满足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为妇女组织，必须有意识地将“妇女利益”（妇女利益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如下假定，即妇女因为生理上相似，所以利益上也互相一致。事实上，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各种因素，如阶级、民族、社会性别等等）10、“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互相区分开来，这样才可能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
家政的研究者们大多着眼于家政教育、家政市场和再就业，而对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研究很少，值得一提的是姜华、林霞凤对家政女性与在职女性的心理状况比较研究，11她们采用SCL-90问卷及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发现家政女性的躯体化和恐怖因子分高于全国常模；躯体化和精神病性因子分高于在职女性，在强迫、躯体化、抑郁、和人际关系敏感四个因子分方面显示出轻度到中度心理异常，其发生率高于在职女性。作者向我们描述的是一群“情绪低落、对前途担忧、对人不信任、有自卑感，甚至有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病态的强迫性念头”的家政女性形象。12（姜华、林霞凤2003）我认为姜华、林霞凤对家政女性的调查的结果更多的不是因为她们从事家政的原因，而是下岗的原因，情绪低落是因为被迫下岗，又无力改变现状，选择家政也是出于无奈；对前途担忧是因为她们再就业困难重重；对人不信任是因为她们一直对企业忠心耿耿，打算一直干到退休，而突然间下岗了，她们感觉是被企业踢出来了，这种伤害让她们失去了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就会失去信任能力；有自卑感是因为她们觉得不被需要，觉得被淘汰了。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体验持续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病态的强迫性念头的出现。
关于涉外家政的研究很少，在不多的关于涉外家政的文章中，有些是对涉外家政严重歪曲的描述，“‵家政′是什么?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家政′就是收入低、地位卑微的家庭保姆的雅称。但这种解释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目前就有一种类型的家政工既很神气,收入也高,甚至与出国留学、出国定居一展鸿鹄之志也能扯上关系。为了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仅很多大学生趋之若骛,而且不少都市白领也自愿放弃已有的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纷至沓来。你信吗?”（刘杰文2002）13根据我们学校14的统计数据，目前从事涉外家政的大多是文革时期读的高中，年龄都是在40岁以上，个别也有大专学历，年龄更大，也是下岗后从事涉外家政的，从未遇上过白领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来从事家政的例子，更不要说纷至沓来。有一部收视率颇高的电视连续剧《涉外保姆》，对上海市民了解涉外家政颇有帮助，这部连续剧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涉外家政女性的一些职业情况，一些下岗妇女也是看了《涉外保姆》后决定从事涉外家政的。
四、样本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六个涉外家政女性的深度访谈，从她们的个人经历中了解涉外家政女性的社会处境。用这种研究方法是希望通过倾听上海涉外家政女性的内心感受和个人经历，让社会底层的妇女有机会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尽管从事家政服务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妇女，她们中也存在明显的分层，在上海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中，最高层是从事涉外家政服务，其次是从事国内家政服务，最低层的是外来妹从事的钟点工。我选择的研究参与者是家政女性中最高层次的涉外家政服务员，选择这样的研究参与者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我比较容易得到这些参与者的信息。家政服务员都是散布在各个家庭中的，她们有些是通过家政中介机构找到客户，有些是通过培训机构或熟人介绍找到客户，我可以通过家政中介机构或家政培训点找到家政人员。我是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的教师，我们学校是上海市妇联所属专门培训妇女干部的学校，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面向社会各层次，进行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妇女教育，包括对下岗妇女进行免费的再就业职业技术培训。上海市再就业的免费培训经费由上海市劳动局统一管理，各培训机构可以以投标的形式申请经费。我们学校是上海最先开始进行家政培训的机构，也是上海市劳动局家政免费培训的教研组长单位。作为学校的教师我一直为家政班学员上课，因为我从事妇女研究，教学中经常会站在她们的立场上关心她们的利益，我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课间学员经常会找我闲聊或咨询，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个群体的很多信息。我们学校有一部分学员从事涉外家政，出于便利考虑，我决定在我们学校寻找研究参与者。我选择涉外家政女性作为研究参与者的第二个原因是，家政是一项古老的工作，家政服务人员以前被称为佣人、下人，是社会底层的妇女所从事的工作，家政在中国作为一个行业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随着上海的开放程度提高，有许多海外人员在上海长期工作，有些都是携带家眷，他们有比较强的家政服务需求，而涉外家政工资比国内家政高、工作环境好、大多数西方人有比较强的平等意识，这使上海的下岗妇女在从事涉外家政服务时的感觉，与传统的“佣人”的感觉不一样，这些因素使家政服务成为上海的下岗妇女比较能够接受的工作，所以在全国范围来说，上海的下岗妇女是最先改变观念涉足家政领域的。在涉外家政的推动下上海家政市场越来越兴旺，家政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行业，所以涉外家政在上海有特殊意义，涉外家政女性也是被误会最多的群体。
这项研究是在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内完成的，我在我们学校1998——2003年培训的2516名家政班学员中，根据编号用等距离随机抽样方法挑选出100名学员，发放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和下岗后及从事家政的职业经历，问卷的发放是用邮寄的方式，随问卷寄去还有一份调查说明和贴好邮票的信封，以方便学员回信，遗憾的是我收回的有效问卷只有25份，回收率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目前上海市民动迁率高，除了我收到的18封退信外，其他信件也许在投递中遗失，另外也许有些学员认为这事与其无关，没有兴趣回答问卷。2516名的样本框中，包括涉外家政、国内家政、外来妹和一部分只是来参加培训尚未决定从事家政的女性，其中涉外家政的比例最高，我估计从事涉外家政的下岗妇女胆子比较大，能力比较强，有社会参与意识，她们会比较多到回应我的调查。回收问卷的结果证实了我的估计，在回应我问卷调查的25名学员中，都是从事涉外家政的。我对25份问卷进行了统计，在其中选择了5名学员进行深度访谈。另一个参与者是我一年前曾经做过的一个下岗妇女的研究个案，那个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她主动选择下岗回家的意义上，关于她从事涉外家政的职业经历我就把它放在本研究中。
本研究参与者的准入标准如下：1、目前正在从事涉外家政的女性；2、年龄在40岁以上。正在从事涉外家政的女性比较容易清楚地讲述自己的职业状况，因为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她们也比较能够确切地表达自己的需求。目前从事涉外家政的女性，年龄大多是在40岁以上，所以年龄在40岁以上的参与者比较有代表性。在准入标准下，我尽可能找基本信息和问卷回答差异比较大的人，以便获得更多的信息。
访谈都是在我们学校进行的，六个访谈者一共分三次访谈，一次是一个人单独访谈3个小时，另一次是两个人一起访谈两小时，最后一次是三个人一起访谈三个小，录音资料一共8小时。
这项研究中，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是46岁，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下岗妇女，学历都是初中但是有些人会填高中，因为文革期间读的高中其学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填表时，有些人会填初中，有些人会填高中。两名妇女提到她们的家庭夫妻都下岗，收入不能保证基本生活的开支，必须出来工作；两名妇女表示她们的丈夫收入比较高，不需要为经济因素出来找工作。参与者的特征如表一所示。
表一：参与者的人口统计的社会特征
序号 | 年龄 | 学历 | 婚姻 | 下岗年限 | 原职业 | 从事家政时间（年） |
1 | 40 | 初中 | 已婚 | 10 | 挡车工 | 1 |
2 | 50 | 高中 | 已婚 | 5 | 销售 | 1  |
3 | 48 | 高中 | 已婚 | 7 | 钳工、仓储 | 6 |
4 | 45 | 高中 | 单身 | 4 | 统计员 | 4 |
5 | 46 | 高中 | 已婚 | 6 | 罐装打字 | 5 |
6 | 47 | 初中 | 已婚 | 6 | 营业员 | 4 |
有关人口统计的社会特征的数据我是通过使用以下六个问题来收集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下岗年限、原职业和从事家政时间。我基于涉外家政女性的职业经历访谈制订了一份访谈指南，主要问题都是集中在选择涉外家政的过程和性别及职业歧视上。这些问题的摘要如表二所示。
表二：样本访谈的问题
1、下岗后你想过呆在家里不出来工作吗？为什么？
2、在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3、在找工作时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歧视？
4、你认为参加技术培训、有技术证书就能找到工作吗？
5、你最初为什么选择家政？
6、如果有同样收入的工作可以选择，你还会选择家政吗？
7、你第一次做家政时与谁商量的？
8、第一次做家政时最不想让谁知道？
9、你丈夫支持你吗？
10、你是否认为家政是一个受人歧视的行业？
11、做家政时你担心受歧视吗？
12、做家政时你遇到过歧视吗？
13、在客户家工作时你会有意识地事先与客户沟通一些问题以避免受到歧视吗？
14、如果遭遇歧视时你会怎么想？
15、如果遇到歧视你会使用什么方法对付？
16、你为什么参加家政培训？
17、培训后你有什么改变？
18、在家政工作中你们最需求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问卷调查中也被使用。
五、数据分析
为了分析我深度访谈中获取的定性研究数据，我采用主题式分析。数据分析过程包括把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反复阅读文本和听录音资料，把不同的内容归类编码，对不同类目之间关键性联系的描述，归纳性和演绎性的认知过程，书写备忘录。通过这一过程，我就能确认研究参与者中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六、研究发现
我发现了一些主题可以用来描述她们的内心感受和社会处境，这些主题是1、下岗后我不能呆在家里。2、你年龄太大了。3、第一次做家政时谁也不商量。4、外国人很平等。5、担心歧视没有用。6、过去被人抄鱿鱼，现在我也可以抄别人的鱿鱼了。7、我们没有保障。这项研究的发现是从这些主题中展现出来的。
1、下岗后我不能呆在家里
这个主题反映了这一代妇女对职业的特殊需求，在回收到的25份问卷调查中，对“下岗后你想过呆在家里不出来工作吗？”的问题，24人回答“没有”。50–60年代为了动员妇女出来参加社会建设，曾经把家庭妇女贬为寄生虫，吃闲饭的人，“家庭妇女”在以往的性别话语中是一个贬义词，代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修养的人。下岗回家意味着她们成了“家庭妇女”，而“家庭妇女”是她们无法接受的称号和生活方式，她们害怕呆在家里。
l下岗后我没有想过等（呆）勒（在）屋里厢（家里）勿出来，一个人不可能长期等勒（在）屋里厢勿出来，等勒屋里厢就是典型的家庭妇女，而阿拉（我们）毕竟想超越自己。不管那能旮（怎么样），多多少少总归要出来做做事体（事情），对自己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我不愿意做家庭妇女，家庭妇女是受了某种压制，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才做家庭妇女，阿拉这种人是有想法的。
另外经济上的困难也是一些下岗妇女无法呆在家里的原因，
l从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来讲，我都不适合等（呆）勒（在）屋里厢（家里），经济上不允许，我和老公都失业了，儿子正在读高中。
即使经济情况比较宽余，不需要她们为生计而工作，她们还是不愿意呆在家里，她们认为呆在家里的生活毫无意义。
l等勒屋里厢要闷煞人的。
l我不甘心等勒（在）屋里厢无所作为，我年龄上也没有到走不动，做不动的地步。等勒（在）屋里厢做家务不能够说明什么，也不能满足心理的需求。我有精力出去做任何事体。
有时候太累了，也想停下来呆在家里休息一下，但是她们内心总有一种强迫性念头让她们无法呆在家里。
l吃力（累）的辰光（时候）也会想，我何必呢？看看别人靠老公养，也蛮适意（舒服）。刚下岗的辰光（时候）有失落感，从集体企业出来后，就在想侬那能（怎么）就到了这一步了？让企业、让社会淘汰了，有格种（这种）感觉，但是真的要我等（呆）勒（在）屋里厢（家里），还是勿来散（不行）。
她们认为呆在家里就意味着闭塞，产生被遗弃的恐惧。
l屋里厢（家里）等（呆）长了无聊啊，辰光（时间）长了就要跟社会脱节，社会要遗弃侬（你），家里老公也要遗弃侬，小孩也要遗弃侬，等勒（在）屋里厢象戆大（傻子）一样，啥都不晓得。当时阿拉屋里厢经济情况不出来做也可以，但是我想想我还是要出来做。
2、对不起，你年龄太大了
这个主题反映了妇女遭遇的年龄歧视，计划经济时期，她们长期在单一岗位上工作，思想单一，技能单一，生活单一。下岗后，她们再就业时发现她们的思想观念无法适应新的岗位。
l其他生活（工作）也不好做，我做过化装品推销，人家会花言巧语，我一听人家叹苦经就不忍心硬让人家买，业绩就越做越差。就算了，不做了。
l我做过食品营业员，经常要做违背良心的事，以次充好，良心上老过意不去格，生活（工作）做不出，老板就两样看待。
她们的经验和技能也适应不了新岗位，
l我以前在单位是做统计的，下岗后想，我做啥呢？我再找会计人家不要我，侬（你）都老菜皮了，人家不会用年纪轻的大学生啊，再讲国企出来的，做事一板一眼，假帐又做勿来。我在超市做过营业员，要死啦，吃力煞特（累）啦。说是理货员，又要搬东西，又要做清洁，还要做保安。没有经验，冤枉人家要吃生活（挨打）的，看看人家贼头贼脑，伊（他）到没有偷，我没经验就要盯牢人家，人家就讲，盯牢我做啥？我又没有偷，什么什么的，老凶格，这工作做得冤枉啊，有辰光（有时候）给我盯准了，心里又吓，怕遭到报复，我想这生活不好做。
当她们找到合适的工作时，年龄却成了她们无法逾越的鸿沟，
l我是有会计上岗证书的，到日资企业应聘，面试后，人家已经要我了，让我去上班，把身份证带去一看，侬（你）56年出生的，对不起，阿拉只招35岁以下的。
更多的人因为年龄因素连面试的机会都不可能得到。在下岗潮的年代里，年龄歧视非常厉害，有时候比性别歧视还要厉害。
l侬再多的证书，超过35岁，人家就不要侬，
l我找工作最大困难是年龄，本来我不服气的，因为我想我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我任何事体都做过，但是我很沮丧的是我的年龄，任何人都跟我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年龄。
3、第一次做家政时谁也不商量
这个主题反映了妇女的自主意识，当妇女下岗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决定选择家政这个受人歧视的工作时，虽然她们的选择背后有很多的无奈、痛苦、受歧视，但是她们能够调适心理，很有主见地准备去做她们选择的工作。在回答调查问卷“你第一次做家政时与谁商量？”25人中有13人选择谁也不商量，她们认为生活是为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l我想做么就做，用不着跟啥人商量的，为自己活又不是为人家活，跟人家讲了反而节外生枝，人家认为做家政那能那能，弄了一大通闲话，被人上了一堂课，还是不讲的好。
她们不太在乎老公是否反对，她们认为做家政是个人的事，即使是老公也不能够干涉，虽然做家政应该与老公说清楚，但不是要他同意，
l我做家政用不着跟啥人商量的，我对老公尊重一点，就跟伊（他）讲一声，不讲是勿来散（不行）的，但不是要伊（他）同意，只是告诉伊一声。伊已经养成习惯了，晓得反对侬是没有用的，侬说过了，伊清楚了，就这么回事。做家政是我个人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我。
如果老公不同意，她们要么毫不理会，要么先斩后奏，既成事实后，老公也不好反对
l假使老公反对我做家政，只要我做得顺当，我坚决不会听伊的。
l做家政是不要跟啥人商量的，商量啥？实际上侬想做了，老公也不能拿侬那能旮（怎么样）。
l我晓得老公不同意我做家政，老婆做格种事，太没面子。我就不与伊商量，先来培训再讲。我来培训的辰光，没有跟伊（他）讲要参加涉外家政培训，伊只看见我在妇女干部学校培训，还以为我层次一下子高了，居然到妇女干部学校学习去了，培训后，我没有跟伊讲就做了，一直到我东家打电话来，伊才晓得。我反正已经做了，伊就勿反对，也勿支持。我一开始就讲，伊肯定坚决反对。
涉外家政因为与外国人打交道，面子上过得去，一些丈夫也不反对，但是外面做得再辛苦，家里的家务照样要做，她们并没有感到特别委屈，因为以前也是这样的。
l我老公面子是要的，但是我在外国人家里做，伊也不反对，伊有些大男子主义，侬在外面做了，家里最好也不要脱班，我一个人外面做，里面做很辛苦的。我以前上班时也是格能旮（这样）的。
4、外国人很平等。
这个主题反映了涉外家政女性在工作中重新变得自尊自信起来。家政是受人歧视的工作，她们是做好心理准备的，她们认为尽管社会上在呼吁消除对家政的歧视，她们自己也可以不歧视家政工作，但是大多数人对家政还是歧视的。
l我认为家政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工作，现在越来越从这方面发展了，认为是一个新的行当，也是女同志可以就业的工作。但是从实际上来讲，尤其是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家政总归是受歧视的工作，不管侬那能旮（怎么）讲这个工作是新型的，那能那能的，这种观念是始终改勿脱的，中国人有很多家庭，侬只要上伊的门，侬就是佣人。
让她们意外惊喜的是外国人对待家政人员很随和，他们对待家政工作的方式让她们感觉到自己被信任，
l我的第一个外国东家是一个单身美国人，第一趟（第一次）见面的辰光（时候）伊就拿钥匙交给我，伊要我做啥，或者我做得伊还不满意，伊就留一张纸条，我外国字看勿懂，就拿回去叫我儿子帮我翻译，我做生活（工作）的辰光没有人勒（在）旁边监督格，就象勒自家屋里厢一样格，我想格能旮（这样）做家政倒蛮开心格。
涉外家政劳动强度不是很大，有孩子的外国家庭一般会找两个家政人员，一个做清洁工，一个做保姆，分工清楚。另外外国人家庭的电器设备高档齐全，使用方便，工作比一般家政轻松，除了清洁要求比较高以外，大部分外国人对家政人员的烹饪很满意，并且很愿意对家政人员表达赞赏和感谢之意，这让很多涉外家政女性很感动，也使她们变得自信起来，也更敬业了。
l我烧菜，外国人会翘起大拇指讲：“好，好”，听勒海（听着）心里老开心格。我一直勒（在）看菜谱，西菜也烧了老好啦。
外国人的平等意识让她们很感意外，
我第一次到芬兰领事馆为一个副领事做家政，是一个女的副领事，伊第一天领我到伊办公的地方，然后领我到伊住的地方，跟我讲要做点啥事体，伊跟我讲，做领事是伊的工作，做家政是我的工作，阿拉才（都）是平等的，以后有啥事体侬尽管跟我讲好啦。我听了真格老感动格，我回去跟我老公讲，到底是外国人喔，我勒（在）国营企业做了旮西多（那么多）辰光（时间），阿拉领导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格能旮（这样）的闲话。
家政工作也是一项感情投入的工作，很多保姆把东家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当这些外国人离开上海回国时，女主人和孩子往往与家政女性相拥痛哭，不忍相离；
l有些外国人会拿侬当自家人一样看待，这个辰光就老感动格。
与外国人相处，也会潜移默化地受他们的影响，各方面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l我做家政最大的体会是，我自己的情趣也提高了，伊拉（他们）屋里厢（家里）格摆设、装潢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侬格审美中，有条件格闲话，我也会买一束花摆勒屋里厢。
l我以前一点也勿欢喜养鱼、种花，现在我也在家里养鱼、种花。
涉外家政人员的工资起点就比一般家政人员高一、二倍左右，很多涉外家政人员的工资比她们下岗前高出几倍，也是她们下岗后能够找到的最高工资的工作。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很多东家每年会给家政人员加工资，时间做得比较长的涉外家政女性的工资就比较高，临时加班还会另付加班费，深夜回家还给出租车费。外国人的守法意识一方面让涉外家政女性感到敬佩和感动，另一方面也促进涉外家政女性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l我现在就直截了当开价，一小时10块洋钿（钱），低于10块洋钿我不做格，（当时十元一小时钟点工是比较贵的，涉外家政才可能开到这个价。）不是显得我高档，我也要看看价值。
在应聘时，一般外国人比较看重培训证书，一些外国人听说家政人员要参加家政培训，非常支持，甚至自己出钱让家政女性参加一些特殊的家政培训。这种氛围让涉外家政女性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她们不断参加再就业的免费培训，获取更高等级的培训证书，并以此作为工资谈判的条件。培训也是她们互相交流的最好机会，她们会互相介绍工作，互相交流工作经验，探讨工作待遇问题等，她们很多人是接受涉外家政才进入家政行业的。
l我从报纸上看到有涉外家政，感到有些新鲜，如果国内家政我肯定不会考虑的，中国人把家政看得低人一等，我不能够接受。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概念不一样，勒（在）外国人屋里厢（家里）做家政也会受歧视，但是不能否认外国人家政工资高，我可以根据我的能力跟伊拉（他们）谈尺寸（条件），我有高级家政员证书，有厨师资格证书。勒外国人屋里厢做爽气，勿会盯牢侬格。
5、担心歧视没有用
这个主题反映了妇女在从事家政时所遇到的职业歧视和应对方法，虽然涉外家政比一般的家政有更平等的工作环境，但是各个家庭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一般来说，涉外家政女性对欧美人的评价最高，认为他们对待家政人员的态度最平等，支付的工资也比较高，也会主动地给加班费，对家政人员的工作要求不是很苟刻，经常在烹饪方面予以表扬，日本人的平等态度就要差多了，工资虽然不低，但是工作要求非常高。
l我勒日本人屋里厢做，伊拉屋里老大格，日本老太一点也勿客气，要我趴勒地上（趴在地上）擦地板，一天做下来，吃力得来要死。不过趴勒地上擦地板是要比拖把拖起来清爽（干净）。
涉外家政女性对港台地区人评价最低，认为她们支付的工资不高，还有歧视倾向。
l我勒勒（在）台湾人屋里厢做，她的小囡动手打过我两次，我告诉伊妈妈，伊妈妈只是笑笑讲：怎么这样的啦，也勿要小囡向我道歉。第三次伊妈妈出去白相（玩），伊又动手打我了，我就威胁伊：侬再打我试试看，侬打我一记，我就打侬十记，伊讲：为什么？我说啥为什么，侬可以打我，我就可以打侬。伊就哭了。伊妈妈回来后，我就告诉伊妈妈：妹妹今朝（今天）又打我了，我也威胁过伊了，伊哭了。伊妈妈听了也勿响。因为伊没有道理嘛，我已经告诉侬两次了，侬不管嘛，那就我来管。结果第二天，伊就告诉伊的一帮台湾朋友听：我们家阿姨现在不得了啊，我们家妹妹看见她已经吓了。我也是人啊，我是出卖劳动力的，不是出卖人格的，侬小囡格能旮（这样），我告诉侬大人，侬不教育就是怂容伊。我勒屋里厢自家女儿都不敢格能旮对待我，我在格得（这里）让侬小鬼欺负啊。
大多数下岗妇女虽然在选择家政时做好了受歧视的心理准备，但是对歧视还是相当敏感的。在家政行业，上海阿姨工作精细，但是听不起话是一致公认的，即使东家说的话是对的，她们也是感觉不舒服，认为是歧视。
l我勒（在）一个电台主持人屋里厢做了两天就不做了，伊妈妈就有格种（这种）思想，因为是知识分子，表面上客气得不得了，汰衣裳要求侬袖子搓一搓，裤裆擦一擦才可放进洗衣机里汰。侬勒（在）做的辰光，伊好象是勒跟侬聊天，实际是勒监督侬，我格个（这个）人是相当敏感的，其实衣裳搓一搓，侬不讲，我也会格能旮（这样）做的，侬一讲我就老勿适意（舒服）了，好象我衣裳汰勿清爽（干净）一样。
l被人讲了，不管对不对，心里总归不适意，人的感觉总归有的，讲侬坏话还会高兴吗？
她们知道在工作中受歧视是不可避免的，在工作中受歧视也经常的事。涉外家政女性有时候也会做国内的家政，她们会选择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对于歧视她们并不害怕，因为她们知道怎么应付歧视。
l我也想过歧视的问题，我用不着担心歧视，我心里想好格，伊拉（他们）直截了当歧视我，我也直截了当跟伊拉争，争完以后我就跟侬再会，再做下去就没有意思了。我不怕歧视，看勿起我，我就不做，怕啥。当然我做错的辰光，不符合侬的要求的辰光，侬可以向我提出来，我绝对不会跟侬计较的，这就是通情达理，实事求是；假使讲侬无理要求的话，我是不会满足侬格。我是很自信格，我不勒（在）侬格得（这里）做，可以到别人家格得做。我等勒屋里厢，交关（很多）家政公司会来问我要勿要做。
目前的家政行业，劳动力是求大于供，家政女性很容易找到工作，所以与东家发生矛盾时，她们不会努力去维持与东家的关系，而是拂袖而去，常常搞得东家措手不及。
l我不认为我是下等的，我到侬格得（这里）来做，我是对侬老尊重的，侬要是尊重我，我是兢兢业业做的，但是一旦碰到侬的言语中或行为中对我有侵犯的话，对不起，Bay-Bay。
6、过去被人抄鱿鱼，现在我也可以抄别人的鱿鱼了。
这个主题表达了涉外家政女性获得了另一种主动性，家政女性内心都有被淘汰的伤痛，一些人一直很怀念以前在单位的工作环境，
l当然是单位开心啦，单位有沟通的群体，做生活格辰光同事之间可以讲讲闲话。一开始做家政勿习惯，觉得很孤独，没有人讲闲话，没有沟通对象，一天到晚就是做。勒（在）外国人屋里厢做，闲话也不通，就勿讲闲话。
但是她们发现涉外家政也有比单位工作好的地方，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不满意的时候还可以抄东家的鱿鱼，而以前她们是被抄的对象，这让她们感到很快意。
l勒（在）单位里厢，侬被约束着，不大好顶撞领导，不得已顶撞了领导，侬就会想侬毕竟勒伊手里，逃也逃勿脱格，伊会把侬穿小鞋格；但是在客户旮的（这里），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跟侬争过吵过，我认为不适意就走了，侬管不着我。
l上班是定死的，做家政报酬不低，工作自由，不满意还可以抄别人的鱿鱼，抄别人的鱿鱼也是一种享受，做家政主动权经常在阿拉旮的（这里）格。
7、我们没有保障。
这个主题反映了涉外家政的女性对自己的职业环境充满担忧，她们在职业上承受着各种压力，而他们却没有基本的职业保障。在职业竞争中，她们面临菲佣和外来妹的两面夹击。一方面一些专门为外国客户提供高档服务的家政公司引进了菲佣，尽管数量非常少，但是舆论抄作菲佣熟悉西方文化，态度温和顺从、工作精细，这些对上海涉外家政女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把上海涉外家政女性过分敏感听不起话的缺点凸现出来；另一方面上海涉外家政女性一般不做24小时的家政，一些外来妹就进入了涉外家政领域，外来妹的工资低，对上海的涉外家政女性又是一种压力，
l外来妹价钿（价钱）便宜，请我一个人，好用2—3个外来妹，外地阿姨又便宜又讲得起，不是蛮好吗？
上海的涉外家政女性在外来妹面前很有优越感
l要会讲英文，要会做西菜，只有阿拉上海阿姨才来是（行）。
l我有空会给伊拉（指东家）做得很周到，衬衫脱线拉，孩子的裤子坏了，我就会去把它弄好，香港人讲，外地阿姨啥事体也勿懂格。
l伊拉讲不比较勿晓得，一比较就晓得了，外地阿姨招呼也不打明天就不来了。
l有些人勿要外地阿姨，应聘格辰光就问侬是勿是上海人，住在屋里厢（指做24小时的家政）没有办法，只好请外地阿姨。真正的外国人外地阿姨勿要格。
上海涉外家政女性对外来妹充满歧视和偏见，
l我已经看到过好几次了，伊拉（指东家）儿子吵，伊（指外来妹）就扭（用手指拧）伊，小囡看到伊吓格，还勿敢讲，因为伊住勒伊拉屋里格。勿要看外来妹表面上老顺从，实际上老低级、卑劣格。
l阿拉上海人有交关事体（很多事情）是难为情的，外来妹勿管的。
除了菲佣和外来妹的两面夹攻，外国人的秘书和翻译小姐也直接影响她们的经济利益，秘书和翻译小姐经常会帮着外国人向涉外家政女性压价，涉外家政女性的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上海涉外家政女性对帮外国人说话的秘书、翻译小姐们很怨恨。
l秘书小姐、中国翻译，伊拉（她们）那能（怎么）勿帮中国人讲闲话，要帮外国人讲闲话，阿姨扣下来的工资又勿加到侬头上，格种现象（指秘书、翻译帮外国人向家政女性压价的现象）现在老严重格。
l同胞姐妹应该互相帮助，做啥要帮外国人讲闲话呢？阿拉做阿姨实际上也老辛苦格，阿拉的手老早才是细细长长的，现在侬看，才（都）旮（这么）粗糙，旮西多（那么多）皱纹，阿拉这个钞票才（都）是用命博出来格。
涉外家政女性感到很孤独，感到没有人支持她们，没有为她们说话，她们有时自己找东家，有时通过家政中介公司找东家，她们认为中介公司不会站在她们的立场上为她们争取利益，
l外国人讲好如果加班就给加班费，后来经常加班，但是外国人就不给加班费，找中介，中介就说，不给就不给拉，侬格种生活旮难找（你工作这么难找），算了。阿姨找不到其他生活也就只好做。
l中介蛮黑心格，拿阿拉阿姨当摇钱树，只管把侬推出去，真格出了事体伊拉就勿管了，侬去找伊拉，伊拉总归讲侬阿姨勿好，勿会讲东家勿好，伊拉总归相信东家勿相信侬。
l中介讲来讲去也是服务性行业，伊要看人家格面孔，所以要维护东家的利益。
涉外家政女性感到政府提倡她们改变观念，出来做家政，但是对他们的实际处境并不关心。
l政府关心不够，哇啦哇啦叫你们改变观念，来做家政，实际根本就不重视格。
她们认为既然政府提提倡她们出来做家政，就应该关心她们的利益，对家政行业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l政府在管理上应该做点事，香港就做得老好格，比如菲佣有最低工资规定，（我国那时还没有实行最低工资限制）低于格个价就可以告伊，有地方可以告。香港格本地阿姨工资就要比菲佣翻一个倍，这是明文规定的，上海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才（都）是外国人自己开的，外国人高兴给侬几钿就几钿。
l阿拉旮的（我们这里）才（都）没有格（指法律上没有规定），有事体就只好忍气吞声。要侬出来格辰光讲，家政是勿坍台（不丢面子）格，大家出来做家政，要保护侬格辰光，就没有人了。中介公司收完钞票，接下来就不管了，政府也没有啥格规定，阿拉格权利没有人来保护格。
l啥能力的阿姨，拿什么工资应该有规定，格些才（这些都）没有格，外国人只晓得中国阿姨10块洋钿一个钟头，也勿管能力不能力格。
l阿拉做涉外家政还少许好一点，外国人比较有法律意识，侬勒伊屋里厢出事体，伊要负责任格，所以外面格玻璃窗才（都）勿要阿拉擦格，里厢的玻璃窗高一点，侬爬上去擦，伊拉就会叫侬下来勿要侬擦。中国人屋里厢格保护意识就勿强，出了事体伊拉勿管格，现在总算出台了一个保险。15
七、总结
1979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的改革和相关的政策的变化，它同时带来的变化是一种制度上的、体制上的、观念上的，可以说是整体的，全方位的和冲击性的（张李玺2000）。16结构性调整，势必会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说，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容易被忽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够强壮，声音不够大，所以就不能够被人注意到；另一方面，由于本身是边缘人，边缘群体，那么受到忽视的后果则不明显，换句话说，似乎对社会的进程，对社会政策的整体调整不会发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张李玺2000）。17所以在社会改革中，从总体上来说，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而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妇女内部是有利益分层的，不同的妇女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获得的资源也不同，受到性别歧视的程度和内容也不同。所以妇女在不同位置上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各不相同的。对当代中国女性而言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意义的因素是性别、年龄、职业。性别的影响对女性历来是一个重要因素，涉外家政女性经历了社会大变革，社会结构的改变，对男女两性的影响是不同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由组织安排，强调的是人的被动性，主流的性别话语强调“男女都一样”，这种性别话语帮助女性建立了自信，在国家的安排下，中国女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了“男性领域”，获得经济的独立和能力的培养与发挥，女性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国家的权力非常强大，性别的因素就变得模糊和淡化；过渡到市场经济以后，国家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市场，男女两性拥有的社会资源很不相同，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的资源大多还是掌握在男性手里，当女性失去国家保护后，男性很容易抓住资源获得发展的机会，性别的因素明显的突现出来。激烈的竞争使社会忽视了公平原则，社会性别话语在强调男女不一样的同时，加入了性别歧视，两性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很快失去了传统的资源，新的社会资源她们又很难获取，这对她们的自信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她们的处境也变得异常的艰难；年龄的因素对这一代妇女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于计划经济模式，就业渠道狭窄，一搞改革，劳动力过剩，失业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年龄成为劳动力淘汰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妇女来说年龄歧视是与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的，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女性退休的年龄比男性早5—10岁。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在改革时采取年龄上一刀切，女性也比男性提早5—10岁下岗。这个年龄段的妇女是在文革中成长的，基础教育都比较差，虽然程序上都读完高中，但是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她们的高中文凭是不被承认的。恢复高考后，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分男女，考上大学的人很少，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的人更少，所以她们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当有限，在社会上也没有代言人。而她们长期所受的职业教育是“做一颗永不生修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安心自己的工作，长期在单一岗位上工作，思想单一，技能单一，生活单一，在大一统管理模式下，这一年龄段的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比较相同，高度的同质性让她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有机会分散转移，“各奔前程”，所以她们在职业上的发展非常困难，她们对自己的职业期望一降再降，不被淘汰成了她们最后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也很快破灭，职业上的挣扎让她们倍感伤心。她们成了一个多余的群体，社会的累赘，被淘汰的对象。对于改革，她们没有准备，也无法准备。年龄歧视让这一代妇女变得特别的无奈、无助、无能，背负着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她们举步维艰。这一代长期受到职业训练曾经非常自信的妇女开始感到自卑，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她们感到如此的无奈，她们被迫回家，但是她们很快发现她们无法安心呆在家里，因为职业对这一代妇女有特殊意义，她们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性别话语下成长的，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性别话语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够办到。”社会提倡女性应该象男性一样出来工作，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生存，计划经济让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份工作，所以在上海市区这个年龄段的妇女都是职业妇女，职业对她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职业妇女是中国城市妇女的一种常态，一种自然的、公认的生活方式，下岗回家意味她们成了家庭妇女，而“家庭妇女”是她们无法接受的称号和生活方式，拥有一份职业是她们内心根深蒂固的需求，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她们害怕呆在家里。目前中国正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社会”尚未发达，下岗妇女回家很难找到合适的群体交往，精神上难以找到归属感，所以对很多妇女来说，回家就意味着闭塞。大多数下岗妇女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她们也需要有一份收入。所以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们都需要工作，即使是最差的工作，也要比呆在家里强。于是她们的处境与她们的信仰和需要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让这些妇女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职业对于这一代妇女是如此的重要，以至这些妇女还没有完全从打击中回过神来，内心便出现了“我不能呆在家里”的强迫性念头。
在这个年龄段的妇女的经历中，性别、年龄、职业三种因素互相交织，每一种因素都给她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已经形成的信念和现实的社会处境之间的矛盾夹击着她们，历史的包袱就这样沉重地搁在她们身上，她们是为中国的改革支付成本的人。她们的社会处境已经使她们的社会能动性降低到最低程度，她们已经被迫回家，她们可以呆在家里靠丈夫的收入或靠国家的最低保障生活，但是她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她们依然要选择出来，选择一种经济独立，具有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她们已经被逼到尽头，依然希望能动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她们最后把视线落在以前根本不会考虑的家政服务上，实在也是一种无奈和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