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作为一位创作个性鲜明的“西昆体”后期诗人，夏竦处于宋季文学成熟的前夜。其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自相矛盾令人深思。主要原因在于他所生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促成了其独特的文学人格与情感世界，致使他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又因循求变。
关键词：“后西昆”夏竦诗歌文学思想诗歌创作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宋初“三体”之一的西昆体的研究基本达成了共识。其中程千帆、吴新蕾两先生的《两宋文学史》对西昆诗人的创作评价甚为客观，并指出“西昆派”后期作家“颇有清新之作，虽出昆体而不尽为昆体所能范围”。
祝尚书先生在《论后期“西昆派”》中指出：“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较之前期作家,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1）
洵为的评。惜对“后西昆”重要诗人夏竦研究语焉不详。大约夏竦历来人品颇有可议之处，所以学界对他有所规避。然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废矣”。（2）
作为一位创作个性鲜明的诗人，夏竦处于宋季文学成熟的前夜，其承先启后的意义不容忽视。其时杨、刘昆体已然耸动天下，欧阳修所主导的诗文革新悄然萌发，前者虽为主流，但渐入末路；后者虽然幼弱，但必将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将亡者并非一无是处，新生者亦非十全十美。文学的传承与革新正处于互动之中。这种交流互动的印痕在夏竦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甚为突出。
透过夏竦的诗歌创作，可以管窥夏竦所处时代的文学生态，以及他独特的创作心态，这一切都浓缩在他风格独异的诗歌创作之中。
一、文人生存状态的转换
北宋建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实行文官统治，大力弘扬文化，这其中就包括文与道的重建。然而宋初对文与道的重建并非平均用力。相较而言，颇有重文轻道的倾向。这似乎不符合常理，但事实确实如此。个中原因，在于宋初几位皇帝多有尊崇黄老的倾向，而对儒道的重建并没有实质性的政府行为。《东都事略》载：
太宗召以羽服，见于延英殿，甚礼重之。宰相宋琪问曰：“先生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抟不知吐纳修养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何益于治？今天子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心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叹，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王可知矣。”赐号希逸先生。（3）宋太宗对道士陈抟优礼有加，又曾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4）宋朝帝王甚为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至宋真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的“天书封祀”事件，将崇尚道教推向了高潮。
宋朝政权的取得如果从儒家角度看，很不光彩。因之，带有神秘色彩的黄老思想正符合他们的心理需求，借以麻痹百姓，维护统治。
相较而言，具有歌功颂德功能的文学迎合了新政权的需要，所以文学在北宋初期即获得了较多的政治资源的扶持。擅长文学创作的南方文人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了zz话语权。
宋朝立国之初，存在南北文化对峙，此种状况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其于政治上的反映是南北文人在政权上的角逐。然而，政治资源多控制在北方官僚手中。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南方士子凭借科举逐步艰难地跻身政治舞台，这与宋初重诗赋的科举考试科目设置有关。
《说郛》载：“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5）文士的诗赋才能决定了其能否跻身庙堂。南方文士以此为契机踏入仕途，完成了君臣双赢的政治目标。
南方文士在登上政治舞台的过程中必然与北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不可避免的摩擦。南方文士多来自降国，加之在北方君臣眼中，江南本是奢靡之地，所以宋朝帝王在利用南方文人的同时，又多怀有戒心，南方文人实处于被豢养的境地，授以官职却没有实权，主要从事一些大型类书诸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编纂工作。
南方文人的这种生存状况在他们的诗歌中展露无疑，宋朝开国之初的诗人在酬唱赋颂的同时，作品中时不时流露出幽怨的情绪。无论是宋初的“白体”还是前期“西昆体”都表现出这种倾向。兹以杨亿的《馆中新蝉》为例予以说明，其诗如下：
碧城青阁好追凉，高栁新声逐吹长。
贵伴金貂尊汉相，清含珠露怨齐王。
兰台密侍初成赋，河朔欢游正举觞。
云鬓翠緌徒自许，先秋楚客已回肠。（6）
初唐诗人骆宾王曾有《在狱咏蝉》，表达诗人身陷囹圄，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感慨。杨亿该诗可能受其影响，借咏新蝉，表达了诗人落寞与惆怅的隐衷。忠耿刚介的杨亿如此，其他诗人亦未能免俗。同题尚有刘筠、钱惟演等人创作，大多表达了此种倾向。宋初文人的生态由此可见。
至夏竦所处时代的后“西昆”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得到了进一步改观，此时文统与道统在冲突之余有了更多的交流与对话。随着南文北进和北道南移，文化上的交流带来的是政治鸿沟逐渐消弭，带有复合主体特性的文人逐渐成长起来。南北文化对峙即将演变为以政见之争为主的统治集团的矛盾。南方文人已经在政坛站稳了脚跟，如属于南方文人群的丁谓、王钦若等南方文人逐渐得宠，夏竦等人与这些南方显贵交往较为密切。“后西昆”文人夏竦、晏殊等带有复合主体特性的新型文人的雏形已然出现。夏竦等“后西昆”诗人大都表现出自信、高昂的人生姿态，他们学问渊深，才华横溢，积极为皇权歌功颂德，一扫有宋开国之初南方文人“伴君如伴虎”的谨小慎微的心理。
当此时，南北之争逐渐演变为政见之争。南北文人的角色渐于趋同，“后西昆”诗人群体不再以南方文人为主，而是南北兼有，并且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创作特征。“后西昆”文人的诗歌整体呈现出闲适、昂扬、华贵的气质，他们的诗歌或雕绘满眼、典实富艳，或唯说气象、清丽淡雅，或温雅瑰丽、典丽精工，或谐婉多姿、工丽妍妙。总之，虽绮丽多姿，但不脱富贵。
文学与政治结缘对文学来说未必尽是福音。不可否认，宋代统治者对文人和文化的重视，为文学与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一旦政治与文学过从密切，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异化。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预使文学沦为政治的傀儡，文学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当这种异化达到极致时，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必将带来一次反动，文学将为自身的异化付出自我救赎的代价。就宋代文学而言，这当然要到欧阳修、梅尧臣时代才能完成。
因此，“后西昆”诗人的作品大多是应制酬唱的应用文体，缺乏诗人主体情感的抒发和对广阔生活图景的反映，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种情况在夏竦的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夏竦《文庄集》存诗293首，绝大多数为应制诗，非应制诗屈指可数。夏竦的诗题多带有“奉和御制”的字眼，内容不外乎奉承帝王的政治行为，缺乏现实意义和普遍的审美价值。
二、夏竦诗歌及其心态反映
有宋开国之初统治者对南方文人采取豢养政策，在此情况下，文士们对于新政权的态度基本有两种流向，即或隐或仕。乱世之后，一部分南方文人失去了对新政权的信心，因此，他们决然走向旷野，以“晚唐体”著称的隐逸诗人群即属此类。
但更多文人尚对新政权寄予厚望，投向宋廷怀抱，宋廷对文人的优待也激发了文士对新政权的歌功颂德的热情。这些南方文人多聚于“三馆”之中编辑大型类书，文人聚集一处，公务之余馆阁唱和之风油然而生，宋初“白体诗”、“昆体诗”便是此时的产物。
但宋廷对南方文士的模棱两可的政治对策使南方文士感到某种不适，无论是徐铉、杨亿还是钱惟演诸人，都有此种深刻感受。徐铉诗歌浅切清雅，多写流连光景生活，但无论其如何从容自全，都难掩降国文臣的隐忧。杨亿、钱惟演诸人亦有满腹的哀叹。
随着南北政治文化对峙的逐渐淡化，南方文人逐渐取得了zz话语权，在文道传统的冲突对话中，南北文人角色走向同化，馆阁唱和之风有过之无不及，为皇权赋颂的心态变得更为自觉，文人从政心态也变得更为自信，不同于“白体”、“西昆体”前期诗人的畏首畏尾、忧心忡忡与皇权若即若离的心态。夏竦的诗歌即是其亟亟为皇权服务的产物，表现出亲近皇权竭力颂扬的心态。
夏辣的《景德五颂》曰：“王道兴而颂声作，士大夫之职也。”（7）在夏竦之前，“西昆体”前期诗人杨亿也有过类似的文学主张，杨亿的《〈承天节颂〉并序》曾中提出“赋颂之作，臣之职也”。（8）然而杨亿及其他“西昆体”前期诗人的创作并非都是赋颂之作，反而有不少数量的讽喻之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载：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厉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使择部内官看详，以可者录奏。”（9）
宋初前期诗人与皇权是持有一定距离的，相对而言也较为理性。而对后“西昆”诗人夏竦等人而言，诗歌创作不遗余力地体现着“王道兴而颂声作”的主张。夏辣的《厚文德奏》是又一篇重要的体现其文学思想的论文。该文一开篇就提出“文”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文乃国章，国宝文体”，可以“观盛衰，鉴兴亡，察奢俭，考爱恶”。夏竦所指的“文”是广义的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比如他的诗《奉和御制会庆殿宴》写道：
禁门乘晓会，宴豆示慈伸。激水龙腾久，仪韶凤降频。
云章流汉筑，衢酒洽尧民。百辟皆星拱，兢兢奉北辰。（10）
此诗叙写一次群臣侍宴的情景，满纸充斥颂扬帝王威仪的辞藻，实无多少真情实感，但统治者需要这种揄扬圣威的庙堂之作，而文人们也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所以极尽奉承之能事，正反映了夏竦与皇权甚为贴近的关系，其全力颂扬皇权的心态一览无遗。《文庄集》中此类诗歌比比皆是。
夏竦的诗歌还表现出盛世文人自信昂扬的人生态度，一扫五代文人思想卑琐的状态，亦不同于“白体”、“西昆体”前期诗人的患得患失的心态。夏竦的《寒食》写道：
夹城烟淡草霏霏，晋俗相传禁火时。御苑梨繁花盛发，帝园桐嫩蘂初披。
尘微蹴鞠人将散，雨细秋千索半垂。游骑寻芳还斗酒，九门谣诵乐重熙。（11）
这首七律虽非应制诗，但歌咏富贵、典雅藻丽的色彩并不逊色。前人笔下的“寒食节”不离凄怆的氛围，而处于盛世的夏竦显得乐观自信，其诗尽脱前人窠臼，“寒食”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生机无限，美不胜收。作为一个才学富赡、前途远大的政治家来说，其诗歌中所表现的自适乐观、积极进取的心态清晰可辨。
三、夏竦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分裂
观《西昆酬唱集》，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典丽、整饬、深密的风格，多做富贵语。后西昆诗人则惟言气象，特别是晏殊的诗歌，呈现出疏朗雍容的特征。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语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味富贵，不言金玉佛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会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12）
作为后西昆诗人，夏竦的诗歌除了与“西昆体”其他诗人的共性之外，更表现出独特的风格特征。《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髙秀，尚有燕许轨范”。甚为恰当。如《奉和御制七夕》：
紫皇宴服出瑶台，仗下凉宵水殿开。初月上弦光泛艳，横河案户势排徊。
扇分兰露侵衣滴，帘卷天香拂帐来。阁道森沉飞绛节，龙傲凤吹凌霄发。
琉车缥缈际烟浸，知砌迢遥望云阔。百子池深列宿分，九微灯淡纤尘绝。
云屏轻笼贯双针，彩缕萦风势不任。露艳琼苏数碧席，明筱照地光无极。
西汉元封五叶时，猗兰云荤会真期。何如法坐嘉蕃熟，高振兼兹播缉熙。（13）
全诗意象华贵密集，词藻绮丽浓艳，表现出与“西昆体”诗人共有的风格。但作为一位生于盛世、才华横溢、学问渊博的诗人，夏竦在文学创作上是不甘因循守旧的，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尽管他对“西昆体”的创作手法有所继承，但他有敢于超越的气魄。他批评杨亿的诗歌“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此处之“文”是广义，包括诗歌在内。）不错，夏竦在文学思想上有崇尚风骨的一面。这首《奉和御制七夕》在富艳之中隐隐透出壮大的气势。他在《厚文德奏》中指出：“唐虞之典，辞大意明；益禹之谟，气直体壮。太康失邦，五子之歌悲且怒；太甲不明，伊尹之书戒而谅。周德盛而关雎乐，王道衰而黍离怨。”显而易见，夏竦的文学思想接受了儒家的影响，意在推崇一种与盛世相匹配的文学，即“辞大意明”、“气直体壮”，而非柔弱无力的靡靡之音。他还指出“哀平之衰，谶纬乱典，迁洛之后，其弊风流，但著述之文气尚清壮。魏晋以降，文采胜质，江左之风，虚澹为工，裴子野、刘勰之讥谅不诬矣。李唐氏作，缉熙礼乐，多士盈庭，辞有雅气。迨其叔世，旋亦轻靡。五代乱离，诸侯僭窃，辞体巽懦，几于坠地。”此段文字中，夏竦历评东汉至五代文学，认为东汉“清壮”、盛唐文学“辞有雅气”。对于六朝文学和晚唐五代文学，夏竦颇为轻视，认为它们“虚澹”、“轻靡”、“巽懦”。由此可见，夏竦崇尚一种文质并重的文学。他继而抨击当代文学：“近岁学徒相尚浮浅，不思经史之大义，但习雕虫之小技。深心尽草木，远志极风云。华者近于俳优，质者几于鄙俚。尚声律而忽规箴，重俪偶而忘训义。”（14）这种文学思想颇近于欧阳修的诗文革新的理念。
夏竦在《与柳宜论文书》较为集中的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他认为“赋舒而婉，发语宜壮；诗清而远，振采宜峻。”表达了一种“文壮而气雅”（15）的诗美理想，即一种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歌理念。夏竦的诗歌创作中的确不乏体现其文学思想的佳作。比如《灵溪》写道：
剡东溪溜合，一派贯天台。白鸟蒙滩下，青山倚岸回。
波心晴景动，渡口晚烟开。咫尺通沧海，千帆自去来。（16）
此诗大异于夏竦的赋颂之作，意象清新，境界开阔，虚实相生，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然而，此类诗歌在夏竦的诗歌创作中毕竟是少数。总体而言，夏竦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是存在着矛盾的。个中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文化人格决定了其文学实践。《宋史》云:“竦才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由于急于进取，对皇权的过分亲近，导致其诗歌缺乏对广阔生活图景的关注，只将诗歌作为获取政治高位的手段，这必将使他的创作陷入为皇权粉饰的泥潭。他在《与柳宜论文书》中说道：“美辞施于赋颂，明文布于笺奏。”正是他为自己的创作理论与实践脱节所做的注脚。
要之，夏竦作为“西昆体”后期重要诗人，在宋初文学传承与新建过程中是一位过度人物，他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又因循求变。他所生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造成了其文学实践的人格与情感动因，正如业师张兴武先生所言：“文学典籍中所蕴涵的情感和理念,是作为一种普泛性的经验形态提供给后人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差异、变化和多样性才是文学作者的本能。宋初文人之所以能够在学习模仿的同时逐步超越前人,其根本动因即来自他们直面现实的情感判断和审美选择。”（17）
注释：
（1）祝尚书《论后期“西昆派”》，《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四库全书总目》第1309页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
（3）《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八，《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32册第121页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4）《宋朝事实类苑》卷二，第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
（5）《说郛》卷四十四下，《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91册第95页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6）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第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7）《全宋文》第十七册第19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8）《全宋文》第十五册第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第1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3月
（10）《全宋诗》第三册第17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11）《全宋诗》第三册第17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12）《青箱杂记》卷五，第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
（13）《全宋诗》第三册，第17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14）《全宋文》第十七册第6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15）《全宋文》第十七册第140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16）《全宋诗》第三册，第17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17）张兴武《宋初百年文学变革的人格及情感动因》，《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
参考书目：
论文：
1、张兴武《宋初百年文学变革的人格及情感动因》，《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7月
2、祝尚书《论后期“西昆派”》，《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
3、张兴武《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4、张兴武《“昆体”文学生态及其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专著：
1、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和诗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
3、《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排印本。
4、(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
5、《青箱杂记》卷五，第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
6、(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宋)魏泰《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8、(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
9、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10、《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11、《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