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进校时是上海医科大学，读书时是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不知道将来又会是个什么牌子？”——摘自复旦大学日月光华BBS社区“枫林视点”
校名之争
2000年4月27日，创建于1905年的复旦大学与创建于1927年的上海医科大学正式合并，成立了新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成为新复旦大学医学院。
然而在三年后的新复旦大学枫林路校区——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的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门上还挂着的却是“复旦大学”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两块牌子。
教育部一位官员在总结高校合并的经验时曾说，高校合并的核心问题是“三子一情”，即牌子、位子、票子和“历史情结”。首先就是牌子，也就是校名，这是名分，也是无形资产，是你吞并了我，还是我们共同组建新校名。
原上海医科大学和原复旦大学合并后首先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两校合并后新成立的大学由邯郸路校区（原复旦大学）和枫林路校区（原上海医科大学）两部分组成，新校沿袭复旦大学的校名似乎没有多大争议，但原上海医科大学被拆分，2000年7月27日组建了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的牌子从此从枫林路校区大门上消失了，这让很多原上医的教授职工以及上医毕业的校友们感觉心里不是滋味。
在原上医以及附属华山、中山医院的一些教授们的强烈要求和多方努力下，合并两年后，复旦校方终于同意在校门口挂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铜牌。
其实后来发生的这个校名之争在合并之初便可寻端倪。
当初两校合并时，在合并大会后召开的原上医校区院士教授座谈会上，复旦校方承诺同意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校名后用括号注明“原上海医科大学”字样。
据记者查阅教育部办公厅编发的2000年第33期《高教管理体制工作动态》文件，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上海医科大学的知识产权不致流失。而上医的教授们则表示“括号中原校名保留的期限定在复旦医学院的成就超过原来成就的时候，让我们为尽快拿掉括号而努力。”
是什么使教授们终于又念念不忘“上海医学院”这几个字呢？
“挂这块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牌子，里面还是经过了一些曲折和风波的。”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改名事件，病理学专家、博士生导师朱世能教授回忆起来还是有些激动。朱担任过近十年原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现在是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对两校合并前后的一些情况有相当了解。
朱世能认为，“当时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所以不能说两校合并就一定是个错误，但还是要承认，在合并工作上还是走得过于仓促了，之前准备时间不够，之后磨合得也不尽如人意。”
“上医和复旦是两个学科形态和历史传统有很大不同的学校，医学学科有他自己的历史积淀和发展规律。也并不是强行划拨在一块牌子底下就能解决问题的。”
朱世能说，就为了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这块牌子，这些老教授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情况，不屈不挠。有一位任政协委员的原上医教授曾直接向当时分管文教的上海市某位副书记反映这个意见，这位副书记认为不妥，理由是“复旦”小“上海”大，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这块牌子本末倒置不伦不类。
教授们于是开始发起签名，著名胸外专家，中山医院88岁的石美鑫先生领衔起草签名信，在征集得原上医以及附属医院600多名教授签名后，这封要求恢复上医校名的公开信还被寄往海外，通过上海医科大学波士顿校友会和西雅图校友会又征集到了200余名校友签名。
“这这封最后征集了917名教授签名的信通过相关途径送到了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复旦校长王生洪、党委书记秦绍德等处。”石美鑫并不介意跟记者提起这件往事。
记者拿到了这封签名信，在信中教授们从上医的历史渊源、医学学科生态、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上陈述了6点更名的理由。
不仅如此，教授们认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这块牌子决非本末倒置，里面的“上海”二字并不简单的是地名，而是一块人称“北协和、南上医”的著名医学品牌。
信中质问：“既然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后命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解放前原湘雅医学院）与中南大学合并后命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后命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这些医学院都恢复了以前洋人们开办时用的校名，惟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上海医学院校名却不予保留，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复旦大学就无此雅量？”
与此同时，秦伯益、陈灏珠、汤钊猷、顾玉东、闻玉梅、桑国卫、侯惠民、池志强顾建人等10名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向时任上海市长的***院士上书，请求上海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参照‘同济’、‘华西’、‘湘雅’等医学院合并后的命名原则，将原上医正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这些行动还是收到了效果。2002年4月9日，复旦大学召开校长办公会议，作出决定：为充分发挥原“上海医学院”无形资产的作用，“复旦大学医学院”正式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石美鑫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他认为名字虽然改了，但只挂了个牌，事实上复旦校方并不太情愿改名，所以更不愿意对外宣传改名这个事情。
他的夫人，原上医病理学教授陈忠年说，当时复旦校方对更名这个事情内部传达了“几个不许”的纪律，包括不许宣扬，不许闹独立等，所以基本上很多单位都不知道这个更名的事情。“你看一直到现在，很多报纸提到我们的教授还是叫复旦医学院某某教授。”陈一边说，一边随手翻开一份今年6月23日的《文汇报》指点给记者看。
“石先生是我的老师，原上海医学院老院长。你想连这样高龄的老先生都要站出来发话了，这一定是有理由的。”
在朱世能看来，这些老教授们要求恢复上海医学院这块牌子，这个举动既饱含75年名校感情的历史情结，也意味着对两校合并三年来学科生态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反思。
单一制还是联邦制
上海主要有四所医科大学，其中第二军医大学是直属总后的军队院校；上海铁道医学院已经并入同济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市属高校，一直为上海市青眼所加；相比较而言，按照当时国务院和教育部的高教资源战略调整部署，原来直属卫生部管理的上医大脱钩并入其他教育部部属高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姚泰教授现在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系一名普通教授，作为上医大最后一任校长，他也许心里最有理由感觉到委屈，据说两校刚合并的时候在枫林路校区食堂用餐，甚至很少有人愿意和他同桌。
姚是赞成合并的，记者注意到姚泰的名片上印的是复旦大学医学院，而朱世能的名片上则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姚泰认为自从上医并入复旦后，资源更丰沛，有利于学科发展，上级部门投入多，教职员工的收入福利等都有所提高；另外，一个培养了卫生部长及众多两院院士的医学名校成为一个出了苏步青、谢希德、谈家桢等世界级专家以及无数著名学者的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走一条高校综合建设之路，也可谓珠联璧合，两不辱没。
作为上医大曾经的校领导，石美鑫和朱世能都当过家也知道柴米贵，和姚泰一样，他们并不反对合并。同样，和其他众多的原上医教授一样，他们有意见的是《高教管理工作动态》中提到的“关于合并后的管理体制，大家一致认同实质性合并的原则”。
教育部一位司长曾经提出，高校一旦合并就必须一步到位，宣布合并后必须做到一个班子、一套机构、一套制度、一个财务、一个发展规划，实现人、财、物、教学科研和管理的“五统一”。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教务处、一个团委，更不能有两个专业类似的院系存在。
原上医大很多教授对这点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实质性的合并？医学有自己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规律。如果不尊重高等教育的历史文化生态，不考虑学科的自然演进过程，强行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打乱原有体系，进行全新的重组，把权力集中起来，我觉得这种实质性的合并，效果不见得会理想，甚至还不如松散型的联合”。
朱世能指出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原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科体系被完全打乱拆分了。一所有70多年历史的医学院本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形成了和附属医院、临床基地等互动的教学联合体。但原上海医科大学学科体系中几个学院现在都已拆分出来，成为和复旦上海医学院平级的学院，如复旦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药学院等。
陈忠年对预防医学也从上医分拆单列出来百思不得其解。“我国医疗基础特别薄弱，很多穷人看不起病，所以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特别强调的就是预防医学，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结合起来，立足疾病预防。这早已经成为了上医的教学特色。”这位白发苍苍的女教授说
原上海医科大学有中山、华山、肿瘤、儿科、五官科、妇产科等几所著名的附属医院，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上已经形成了非常高效的良性循环。
“其他的不说。我实在搞不懂合并后这个附属医院管理体制将如何理顺？”朱世能说，中山、华山医院都是三级甲等医院，院长属于副局级，业务上由卫生部委托上海市卫生局管理，合并以前上医大本身是正局级，派一名副校长兼任院长，在行政上和业务上都名正言顺。现在复旦校方和卫生系统没有半点渊源，如果由他们直接管理很难管好。如果由医学院来管，合并后医学院本身已经降为处级，如何去管理比它还高半格的附属医院？
“现在中山、华山等原上医附属医院都已经改为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应当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教学与实践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怎么可能分开呢？”石美鑫说，他本人也是中山医院的著名胸外科医生。
其他的一些做法也有点让人看不懂。凭空多了很多程序，一位曾负责外事工作的老师说，以前上医大国际交流事务非常频繁，经常有很多老师被邀请出国，做访问学者等。合并后办理相关手续麻烦多了，多了很多程序，有时侯都来不及办理手续就误了会期。
被很多医学教授诟病的还有出版社的问题。
按照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一个高校只能有一家出版社。合并后原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就并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里。“一个原来在医学出版界名气很响的出版社就这么消失了。这样做对医学院的科研教学究竟是有好处还是有弊端？我建议你去查查这三年来的科研成果和论文专著发表数量，和三年前比较比较。合并的步骤有必要这么匆忙么？”
“最重要的是两个学校的校风和学科传统是迥然有异的。医学讲究谨慎、细致、认真、小心又小心的反复求证，每个医生手底都是无数条人命啊！这些个5年甚至7年、10年漫长的犹如修行般的医性医术医品修炼，你能想象这个和复旦文学院里慷慨激昂的诗人风格突然并存么？”一位教授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后，也碰到过这个校园文化融合的问题。
“其实并非权力越集中就管理得越好。也并非综合性大学才能出成果。比如日本的大学就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诞生出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的东京齿科大学甚至不是一家完全的医科大学，这并不妨碍它一样出成果。”
当过6年上海医学院院长的石美鑫先生更是指出，其实当初上海医学院都没有必要改成上海医科大学。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其实也是一个单科性的学院，并不妨碍它成为可与哈佛媲美的世界名校。
“学院改大学，大学兼并、合并。这些都应该是遵循教育规律慢慢演进的。可惜我们这里主管官员急着要出政绩，他们有任期，是等不及的。”石美鑫自嘲，他说这些并不怕什么，“现在说错话又不打右派”。
朱世能说，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想说明一点，高校之间的合并、兼并与资源重组，希望更多的是一种遵循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的自发演进，而不是有形之手的拔苗助长。因为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原上海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合并后复旦专职工会主席、现上海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熊仿杰认为，事实上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所谓实质性合并后单一制体制下简单的一刀切办法并不一定能奏效的。
如合并前卫生部投资5000万元的红旗小区分房问题，属于上医分房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使新复旦领导非常头痛，最后的处理措施也让没分到房的教职工意见不小。
有教工在BBS上发言提出：“既然由复旦校方处理起来有难度，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什么不愿意放权下来，让枫林校区教代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更何况，学校做出要沿用邯郸校区97年的分房标准也是未经枫林校区教代会（甚至是教代会主席团）讨论的。如果在枫林校区召开教代会，即使这个不公正的标准再次通过，那我们中青年教师无话可说，因为毕竟它已经合法化了。”
在一些行政处理细节上，甚至有为了体现实质性合并的成果，刻意将分处两个校区的教职工互相交错安排上班的做法，使合并后校园本已分处两地的办学成本更加高昂。
“这是典型的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为什么就不能安排得更人性化更经济一点呢？”一位原复旦教师说。
合并还是兼并
我国许多大学保持着自己一定的特色与优良的文化品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办学理念。如北大的兼容并包原则，浙大的求是精神等，这些不仅成为他们的传统和风格，而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浙江大学高教研究专家王胜桥认为，一所成功的大学，必然有一种良好的大学文化。我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大染缸、大熔炉，都是指大学的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作用，这种环境主要是大学的文化格调和氛围。因此要使高校合并获得成功，不可忽视合并后的大学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如果忽视这种大学文化的变迁和对原有文化的整构，那么后果将是严重的。
原上医人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合并后上医的迅速“复旦”化。“几乎所有与上医有关的东西都在慢慢淡出记忆。这是不是一种强迫遗忘？”对一些老教授和学制横跨两校合并史的原上医学生来说，更是感觉一夜间变成了复旦人，而且是被“边缘化”的复旦人。
其实复旦和上医是几乎没有任何渊源、呈平行发展的学校。不象北京医科大学原来就是老北京大学的医学院，再合进来还可以说得过去。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促人自强不息。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学校又迁回上海江湾原址。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复旦创始人是马相伯、李登辉先生。
上海医科大学创建于1927年，原名"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更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定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36年枫林新校舍和中山医院同时建成，全校全迁至枫林新址；1949年由重庆迁回上海；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上医创始人是颜福庆先生。
“1927年前中国的医学院都是洋人在华创办的，英美办协和、湘雅、齐鲁、华西；德国人办同济；法国人办震旦；日本人办南满。”石美鑫说，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由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先生创办的上医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
两校在历史传承和学科生态、文化脉络上都自成一体，这一点从两校的校歌和校训上也可见一斑。
复旦校歌开始便是壮志高歌“复旦复旦旦复旦”；上医校歌则始终小心谨慎的咏叹“可喜，可喜，病亦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亦新兮病亦日进”。
复旦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上医校训是“正谊明道”，办公楼就叫“正道楼”……
在合并后似乎被复旦光华遮蔽的日子里，上医人似乎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原来属于枫林路的那些荣光。不论是在复旦的日月光华BBS上，还是在原上医的枫林在线论坛上至今都保留有“枫林视点”栏目甚至“两校合并”专题。
上医人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两校合并前后的一些数据，上医教职工人数甚至比复旦规模还要大一倍以上。新学校16名两院院士中上医就有6名，29个国家重点学科上医占据了13个。1994年10月，上医通过了卫生部"211工程"部门预审，上医人念念不忘这是上海高校中第一所通过预审的大学。
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名单中，从顾问到组员全部是清一色的原上医专家，让上医人骄傲不已。
2000年合并后召开的一次学代会上，开幕式在邯郸路校区，在上医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为了平衡，闭幕式只好转移到枫林路校区。在闭幕式上复旦学生合唱“复旦复旦旦复旦”，上医学生一个个紧闭双唇，眼含泪光。
原上医党委书记彭裕文是复旦现任党委副书记，在几次讲话中他强调必须认识到文学、理学、医学是复旦三大支柱，总是被上医人解读为老领导对上医的重视；而现任复旦党委书记甚至要为当年合并时的三点承诺，时不时面对医学院老教授们的当面质询。
朱世能教授还有一个职务是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总会长，他很乐意被人称为朱会长。对于那些老人们来说，最难解开的是校庆的结。在上医大校友会上，他告诉海外校友：上医合并入复旦后，复旦曾宣布有两个名称不变：一是上海医科大学派出所；一是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
但情况还是慢慢在变的，朱说，现在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在美国休斯敦市的校友会也已经决定合并，成立了“休斯敦复旦上医校友会”。
5月5日是复旦校庆，10月27日是上医校庆。既然已经合并了，上医的校庆自然就消散于无形，无从提起。
“2005年是复旦百年校庆，你说我如何去说服这些海内外的校友们给复旦校庆捐钱？”朱世能说，“复旦能不能象北大一样给上医一个自己的校庆空间？或者给更多一点自主权，象北大医学部那样的空间？”
“上医78岁就有了自己的百岁校庆，看来22年光阴是虚度了啊。”石美鑫讽刺道，“我就不懂，为什么不能象国外的大学一样，学院有学院自己的校庆纪念日？好比将来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国庆还是一样的，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也好，什么也好，难道不能有自己的建区纪念日么？合并了这个问题就提都不准提了，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气量大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