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朝三百余年，文人志士层出不穷。而仁宗一朝更是方正贤良之士辈出，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包拯等，皆是书生报国的典型，他们饱学而有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抱着儒家见知则进，见不用则退的分寸，不为个人名位而坚持。
如范仲淹、富弼二人庆历新政，浅试辄止，知难而勇退，遭奸臣攻击不得皇帝信任后便共同请出边务。与之成鲜明对比的如二十六年后拗相公王安石，新政陷泥潭仍一意孤行，其后新法成为哲宗绍圣年以降历朝政争之工具，权臣奸相皆利用此摧残人才，祸乱朝纲，宋朝由是义理无存。
正是范仲淹等辈居于庙堂之上，提倡敢言，一时正气奋扬、蔚成风尚。使仁宗朝大有可称，历史上留有佳话。其中最为世间民众所熟知的便是包拯，而后世流传的《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公案、侠义小说，便是以公正、清廉的代表包拯为人物，讲述其传说故事。
仁宗一朝，政治较为清明，不至于权臣弄政，就算有疾贤妒能，倾侧反覆如夏竦等人，也不能和徽宗时的蔡京、高宗时的秦桧相提并论。但恰是《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小说家言，却让仁宗朝一代名臣庞籍成为了大反派。在包公的故事当中，庞籍化名为庞太师，经常与包拯斗智斗法。流传至今，随着《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等连续剧的热播，庞籍这一位仁宗朝颇有名望的贤相几与后世的蔡京、秦桧等奸臣同列。
今读宋史，本为探询狄武襄公等人事迹。不意看见庞籍之名，细读之后，虽在宋史中记载不多，但史官所摘二三事，则与时人于电视小说里所见的大奸臣形象相左，为庞太师不值，做此小传记之。
庞籍字醇之，祖籍山东成武（今山东成武县伯乐集镇庞楼村）。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出生，距宋朝创业已经28年。其父是国子监博士庞格，应当算文人官宦之家出生。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庞籍进士及第后，为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司理参军,此地的知州乃是仁宗一朝排的上号的奸臣夏竦，此时因被贬而知黄州。夏竦对庞籍倒颇为看重，异常优待，可见所谓奸臣也是颇有识人之能的。宋代吴处厚的《青箱杂记》中曾记载过两人之间的一段交集。庞籍在黄州时，曾经因为生病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请求知州夏竦帮忙安排他的后事，夏竦亲自来看望庞籍安慰他说：“日后当为贫宰相，亦有年寿，疾非其所忧。”庞籍问道：“已为宰相，岂得贫耶？”夏竦答：“但於一等人中为贫耳。”庞籍晚年退老之后，曾做诗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便是这个由来，也是庞籍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因此，正贬居黄州的夏竦已经看出庞籍颇有“宰相器”。 后经夏辣推荐, 庞籍调到开封府任兵曹参军,迁官大理寺丞,知襄邑县（治所在今河南唯县）。因参与编修《天圣编敕》，为刑部详覆官，此后又擢升为为群牧司判官，在其任上颇感言事。再出知秀州（治所在今上海嘉兴），召为殿中侍御史,徒福建转运使。景祐三年。改刑部员外郎, 判大理寺, 进天章阁待制。西夏元昊反宋自立, 庞籍为陕西体量安抚使,负责西北防务。由于他“持法深峭，军中有犯，或断斩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狄青当时在他手下为将。庞籍在抵抗西夏的战斗中有功,而升为枢密副使, 后改参知政事, 拜工部侍郎、枢密使, 再迁为户部, 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位极人臣, 是仁宗朝的名相。庞籍晚年受贬,先后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并州（治所在今太原市）、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 以太子太保致仕, 封颖国公。
朝廷心腹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注：章献明肃太后为谥号）崩，章献皇后也就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里的刘皇后，而仁宗皇帝（初名受益，后改名祯）是宋真宗唯一仅存的儿子，其生母是刘皇后（注：彼时为刘德妃）身边的李姓侍女，但仁宗一生下来，就被刘皇后交给了另一位杨淑妃抚养。李姓女侍进封才人，后进婉仪。宫中严禁谈论其生子事，直到仁宗渐渐长大，只知刘皇后为其母，杨妃为其保母，未知其生母其实是李婉仪。
真宗于天禧四年（1020年）中风，至乾兴元年（1022年）去世，在此两年间，刘皇后与内臣雷允恭、外臣丁谓相勾结，把持了政事。仁宗即位时才十二岁，刘皇后顺理成章成为皇太后就此垂帘听政，抚养仁宗长大的杨妃则为皇太妃。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刘太后颇有野望，太后曾经有一次曾问参知政事鲁宗道：“唐武后是何等人物？”鱼头参政（注：鲁宗道字鱼头）对曰：“武后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太后为之默然。
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甲午，章献太后崩。已经垂帘听政达十一年，此时仁宗已经二十三岁了。然而刘太后却留有遗诰，命章惠太后，即仁宗皇帝的保母皇太妃杨氏继续垂帘听政，议军国事。（注：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下：“章献皇后 崩，吕公以后遗令册杨太妃为皇太后，且復垂帘，士大夫多不悦。”）
在刘太后生前，比庞籍小两岁的同朝名臣范仲淹就一再犯颜上疏请太后还政于仁宗，但章献太后母仪天下，权倾朝野，对鲁宗道等前朝老臣还比较忌惮，对于范仲淹这一辈的新进朝臣就不屑一顾了。因刘太后还不敢公然学唐武后，只能把范仲淹的上疏压住不理会，而不敢加罪。范仲淹的推荐人晏殊，却被他的行为吓坏了，认为范仲淹此举是沽名钓誉。于是范仲淹只好自请外调。
庞籍则是在刘太后死后，上疏陈言，说仁宗有能力亲政，且如果再一次垂帘，将会使龙颜尽失。但朝中因垂帘听政的事情一直争论不休，如果可以简单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则争论的双方称之为后党和帝党。双方自刘太后死后一直争了两个多月，都没争出个结果。此时，庞籍只是殿中侍御史，官位并不高，但他却敢“请下阁门，取垂帘仪制尽燔之”。
此时的宰相张士逊趁着仁宗还未亲政的时机，大张旗鼓的排挤异已，结党营私，还暗地派人于各地挑选美女入宫，以求巩固相位。庞籍为此奏曰：“陛下躬亲万机，用人宜辨邪正、防朋党，擢进近列，愿采公论，毋令出于执政。”时任御史中丞的孔道辅对人说：“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宋史·庞籍传》）虽然从宋史等书中，无法窥得庞籍此时的心态，但能在帝后两党势力平分秋色，皇帝能否亲政尚是疑问时，敢上疏要将太后遗诰《内东门仪制》给烧掉。就算不说庞籍敢捋朝廷权威之虎须，具有大无畏之精神，也得说庞籍确实政治眼光敏锐，没跟错人、站错队。
但是其后一年，庞籍的表现证明了他绝非沽名钓誉之徒，因在还政于帝的朝廷斗争中表现优异。庞籍就任开封府推官，亲政后的仁宗宠幸后宫的美人尚氏、杨氏，尚氏等人则依恃仁宗的宠幸，毫无顾忌，有恃无恐，“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朝廷大臣对此缄口不言，深怕有所得罪。又是庞籍，上书直言，痛切陈谏。他说：“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后宫美人妄称‘教旨’而发号施令、干扰府政的先例。今尚美人与内侍韩从礼等一起破坏国家法度，臣担心这会影响圣上的圣德，请朝廷杖责违法内侍，以儆他人。”仁宗不得已，遂下诏责斥尚美人、杖笞宦官韩从礼，仍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从此后宫肃然，朝政也免受后宫干扰，此举庞籍更赢得“忠鲠”之誉。
边事股肱
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十月，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高筑祭坛，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自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并遣使向宋朝呈告称帝之事。在元昊使者未入宋境之时，宋朝就已于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甲戍，招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界互市处，皆禁绝之，不久又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并接连出台一些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在实施这些制裁性措施的同时，宋朝在军事上也做了一些相应的部署。
在对西夏的作战中，庞籍被派到陕西参与对夏作战，曾与韩琦、范仲淹两位名臣共同防御西夏。在对于西夏的问题上，庞籍与范仲淹、田况等人都认为长期以来，边政不修，宋军战斗力不强，未宜进讨。庆历元年（1041年），庞籍在《上仁宗论出界攻讨未便奏札》中指出：“宋将不良，士不锐，又不知元昊虚实而出界攻讨，此不可不为朝廷忧也。况出界之后，山川道路我军素未经涉，须以蕃部为乡导，则其奸诈不可不防，若至险隘之处，部伍辎重尾首遥远，忽有伏兵钞掠，则必至溃散。”（《诸臣奏议》卷一三二）因此，庞籍在陕西对夏的战略思想与范仲淹等人一致，都是以防御为主，建筑堡垒以抗西夏。并且在与西夏的外交中，也不失国体，几次识破西夏的阴谋。
在仁宗朝，与西夏的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分别是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砦之战等，虽然在几次战役中宋军败多胜少，但宋军将士在战斗中表现十分英勇，西夏并未获得更多的战略成果。在庆历元年十月以后，宋朝接受好水川之战的教训，在对夏政策上明显倾向于防御，“始分陕西为四路，以管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管句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资治通鉴》卷43）
在三川口之战中，因元昊大军直逼延州，当时的延州知州范雍召刘平等将领自土门还军救延州，刘平昼夜倍道而行，在距延州二十里处与鄜延路都监黄德和等人的援兵会合，但不幸中了细作奸计，在距离延州五里的五龙川中伏。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平地雪有数寸，刘平与元昊均以偃月阵相持，之后西夏军涉水为横阵，宋军与之混战双方战死及溺死者数千人，刘平本人耳朵也中箭被射穿，此时居后阵的黄德和见前阵无法突围，竟擅自率所部走保西南山，宋军后阵松动遂溃败。刘平虽极力劝阻，但黄德和一意孤行，驱马逃亡甘泉，刘平只剩千余人与夏军苦战，在退守孤山第四日晨，被元昊包围合击，刘平等将被俘，“（刘）平在道不食，数骂贼云：‘狗贼，我颈长三尺馀，何不速斩我’。”
但黄德和逃脱之后，竟然诬陷刘平降贼，收买败军做伪证，随着事情越闹越大，朝廷命文彦博以及庞籍共同审理黄德和案。文庞两人在河中府狱中查得真相后，庞籍言：“黄德和退怯当诛；刘平等力战而殁，子孙宜赏恤。”于是腰斩黄德和于河中府，枭首延州城。杖杀诬告之人。
知人善任
有宋一朝在对待武将的问题上，一直遵循着重文抑武的原则。从日后庞籍对于宋朝名将狄青的态度来看，作为文臣来说，庞籍还算是比较爱惜武将的。狄青在对西夏作战中声名显赫，曾经在庞籍手下为将。“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砦，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万无壁垒，皆散处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浑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桥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将狄青将万余人，筑招安砦于谷旁，数募民耕种，收粟以赡军。周美袭取承平砦，王信筑龙安砦，悉复所亡地，筑十一城。”（宋史·庞籍传）
因为庞籍在对西夏的作战中立下战功，和在宋夏议和中极力斡旋的佳绩及表现出的超人才智，深得仁宗信任。皇祐三年（1051年），以枢密使庞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主兵事改主政事，即当上俗称的“宰相”。
但就在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于两广反叛为患。侬智高本为是广南西路广源州蛮。广源州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市）西南郁江之原,名义上是邕州所辖的羁糜州, 实际上服从于交趾。但交趾对广源蛮“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涑水记闻》卷十三）侬智高怨恨交趾,于皇佑三年（1151年）二月托广南西路转运使萧固上言朝廷, 表示愿意内附, 萧固也向朝廷建言, “智高必为南方患, 愿赐一官以抚之,且使抗交趾。”（《临川文集·尚书祠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萧君（固）墓志铭》王安石）但朝廷“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来，恐疆场生事，却而不受。”（《涑水记闻》卷十三）。于是，侬智高转而怨恨宋廷，招纳亡命之徒，囤积粮草，以广州文人黄玮、黄师宓为谋士，以族人侬建侯、侬志忠为腹心，起兵反宋。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侬智高率所部之战兵及老弱共数千人，二十余日连破邕（今广西南宁）、横（横县）、贵（贵县）、浔（桂平）、龚（平南）、藤（藤县）、梧（梧州）、封（封开）、康（德庆）、端（肇庆）诸州,守臣或死或走, 到丙寅日,兵围广州五十余日而去。同年十月，侬智高再度进入邕州，以胜利者自居，“日夜伐木治舟楫，扬言复趋广州。”（《长编》卷一七三）侬智高军当时“一人持牌以蔽身，二人持枪以杀人，众进如堵，弓矢莫能加”。（宋·滕元发《孙威敏征南录》，载《续金华丛书本》）。连战皆捷，士气十分高昂。
庞籍上奏请一向在陕西出任边务的孙沔以为湖南、江西路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前往镇压侬智高叛乱，当时孙沔从秦州回来时，侬智高刚刚叛乱，贼势不大。面见仁宗时曾对曰：“臣虽老，然秦州不足烦圣虑，陛下当以岭南为忧也。臣见贼势方张，官军朝夕当都败奏。”结果第二日，便闻素号骁将的继任广南东路钤辖蒋偕战死。仁宗说道：“南事诚如沔所料。”于是派遣孙沔前往，与夺情起复的余靖共同负责讨伐侬智高。
然而，当时任广南西路安抚使的余靖，因是文臣且并无统辖参与战役的全部军队的权力,宋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所以,才使侬智高坐大。侬智高气焰更是嚣张，号称要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两广败报像雪片般地飞往京城。中枢一片惊恐，“朝廷忧之，君臣为之旰食”（宋·余靖《大宋平蛮京观记并序》）。恰此时，北方的劲敌之一西夏的君主赵元昊正好刚死不久，而赵元昊的继位者谅祚年幼，外戚专权，宋夏边境局势稍有和缓。为此，仁宗再次问计于庞籍，庞籍便推荐了其旧部，时任枢密院副使狄青出阵。狄青得知后，立即上表请行，说：“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宋史·狄青传》）
这时，谏官韩绛认为狄青是武人，有违宋朝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祖制。“青为武人，不可专用，请以文臣副之。”刘敞也说：“狄青起于行伍而迁枢近，天下诚未见其美。”（宋·刘敞《公是集·上仁宗论狄青宣抚当置副使》卷32）。
当仁宗询问庞籍的意见时，曾在西北前线指挥过宋军对西夏作战的庞籍，毕竟还是能了解一些军队中的实际情况，同时因为黄德和案的调查也知道宋军体制内的一些弊端，于是劝说天子道：“向着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办贼。”（宋·王辟之《泥水燕谈录》卷2）“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如无，青之号令复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涑水记闻》卷十三）
于是，仁宗下诏“岭南诸军，皆受青节度”。不久，便传来捷报，说狄青大获全胜。而仁宗则是高兴的说：“青破贼，卿之力也。”更加地器重庞籍。但当狄青南征归来，仁宗欲擢升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时，庞籍认为不妥，在仁宗面前力争“昔日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地方数千里，兵不血刃，不过迁官、加爵邑、赐金帛，而不用为枢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与，曰：「今西有汾、晋，北有幽、蓟，汝为使相，那肯复为朕死战耶?」赐钱二十万贯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轻金帛如粪土，此陛下所应当效仿的。狄青能讨伐侬智高成功，其功劳是应当奖赏。但与前朝的慕容延钊和曹彬相比，狄青之功远不及二人。若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则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还能加封什么官职呢？况且枢密使高若讷无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罢免。不如多赐金银给狄青。而且还可以仿照汉朝卫青事，给狄青的儿子加官。”
仁宗又打算以高若讷所举荐的官员狂险无行以及高若讷的前导殴人至死这两个过错为由解除其枢密使的官职。但都被庞籍一一化解。
当时的参知政事梁适一心想把高若讷给排挤下台，因为高若讷官位比他高，一旦宰相有阙，则由高若讷递补，而狄青是武将，代替高若讷出任枢密使，则为武将的最高官位，就不会妨碍他的官途。于是力争让狄青出任枢密使。便说：“文彦博平四川王则之乱后，便升为宰相。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升为枢密使并不过分。”
庞籍以保全狄青功名为由进行阻拦，其言道：“当时平王则之乱后，朝廷论功行赏，舆论就认为赏赐太厚。而文彦博为参知政事，如果宰相有阙递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更何况还有大功于朝。又文人当宰相，出入无常。武将任枢密使，没有大罪，不能罢免。而且我不愿意让狄青任枢密使的原因，是为了保全狄青的功名。狄青是行伍出生，被提拔为枢密副使，朝廷内外都认为自开国以来从没有这样的先例。现在狄青立了大功，舆论才渐渐平息。如果赏赐太过，升为枢密使，又会招致朝中内外的舆论攻击了。”因为庞籍的极力劝谏，仁宗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事后对庞籍的建议予以称道：“深合事宜，可谓深远之虑矣。”
在朝堂之上因为庞籍的阻拦，梁适的诡计没有得逞。为了达到排挤政敌的目的，梁适又向皇帝密奏狄青功大赏薄。又秘密使人将平定侬智高之乱后的赏赐太薄等事告之狄青、石全斌等人，让他们在朝廷上自讼其功，以此为外部助力。历来畏惧议论的仁宗“日月闻之，不能无信”，终于不顾庞籍的劝谏，强行将狄青升为枢密使，由此也埋下了日后狄青为朝廷所怀疑的祸根。一代名将，落得个惊疑终日，郁闷而死的下场。
皇祐五年（1053年）闰七月，庞籍被贬，以本官知郓州。给事中、参知政事梁适为礼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本段事例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庞籍梁适言狄青拜枢密事”）
提携后辈
庞籍在宰相任上，因为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以至招来内外怨疾颇多。以户部侍郎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他将自己的学生司马光也带到了这里，司马光就跟随在庞籍身边工作，历任典学官、判官等职务，一些德政的工作，如写文祈神龙降雪雨，刻印诗集等工作便是由司马光全权负责的。至和三年（1055年），仁宗以庞籍“习知夷狄情”，改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再一次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司马光也被带往并州任通判一职。
庆历八年（1048年），元昊死于宫廷内乱。元昊遗言立从弟委哥宁令。然元昊之子谅祚（注：按《宋史·夏国传》云：谅祚小字宁令哥，以庆历七年二月六日出生，至八年正月，一岁即位。据《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条，有宁令哥内乱，则此宁令哥又是一人，而谅祚乃元昊遗腹子）的母族没藏大族酋长讹庞以为“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故改立谅祚为国主，政出没藏氏。此时，宋廷对西夏的态度是一力维持现状，以不求生事为原则。但随着谅祚年岁的增长，对宋的骚扰也不断升级和扩大，双方关系日趋紧张。而庞籍由知郓州改知并州，也是在宋夏边境局势逐渐严峻的大背景下的调动。
由于西夏在边境地区不断挑起局部冲突，庞籍非常关心前线的局势，然而就在并州任上，爆发了屈野河事件，该事件是在宋夏关系彻底破裂之前，双方较大局部范围内的争斗。屈野河在麟州的西面，其西南接银州，西北与夏州相连，原属宋之版图。元昊反宋，西夏深入河西地约十余里，双方由是为划清界限一直争论不休。后来西夏欲通宁星和市，宋朝则以恢复旧界为条件，得到西夏方面允许。但宋朝为了避免生事，严禁边吏越过屈野河西，“西人初犹顾望未敢，岁数之后，习知边吏所为，乃放意侵耕。然州西犹距屈野河二十余里，自银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以外，皆为敌田矣，敌明指屈野河中央为界，或白昼逐人，或夜过州东，剽窃赀畜，见逻者则逸去，既渡水，人不敢追也。”（《长编》）
当宋朝察觉此事，并派人处理时，西夏人已经侵耕已久，且已将侵耕之地视为己有，而这些土地的收益都归没藏氏讹庞所有。于是当宋朝边吏驱赶西夏人时，西夏侵耕人甚至聚集武装，武力与边军相抗衡。
为此，嘉祐二年二月，庞籍因屡禁不止，请求朝廷先对西夏进行经济制裁“若非禁绝市易，窃恐内侵不已。请权听陕西缘边和市，使其国归罪讹庞，则年岁间可与定议。”和市断绝后，西夏边民颇有怨气，日夜聚兵在边境对宋军进行挑衅，但庞籍依然对西夏作出了一贯的防御姿态，并严禁宋军越过屈野河。但麟州武戡等人却主张越过屈野河建筑堡垒，使西夏人不敢前来耕地，庞籍便派遣司马光前往麟州与武戡商议并进行实地调查。
司马光到麟州之后，认为西夏“谕之以理则不宜退缩，逼之以兵，则动成战斗。召之重定界至，则偃蹇不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八“论屈野河西修堡状”）。于是也同意了武戡等边将的主张，决定在河里二十里处增建两个堡垒，“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宋史·司马光传》）但因此时正是春耕之后，西夏骑兵屯聚在河西，不便强行过河。于是司马光决定等到秋后，回到并州后，把他的主张完全汇报给了庞籍，庞籍“凡处置边事，未尝不询及于”司马光，这一次也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未曾想到，这一年西夏在收获之后并未撤出河西，反而增兵，武戡等人接到庞籍的命令，并未多遣斥候详加侦察，就越过屈野河，但“堡实未筑也，已而敌兵辄复聚，管勾麟府兵马郭恩、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乃与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击之。会伏发，恩、道元皆战没，而戡仅以身免，未几敌送道元归”。
宋廷听闻麟州前线全军覆没，满朝议论纷纷，皆怪罪于庞籍。侍御史张伯玉前来调查此事，一到并州就夺了庞籍的权，并命令庞籍上交全部公文，这时庞籍并不以自己的官职升降为意，但担心司马光蒙受牵连，影响前途。所以在清理公文的时候把与司马光往来的信笺都隐藏起来。可惜事情败露，庞籍便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又匿制狱所取文书”的双重罪名，被贬知青州（今山东淄博）。司马光“守阙上书，具言其状，自请斧钺之诛”。但庞籍“又上奏，引咎自归，乞矜免光罪”。由于庞籍的一再保护，司马光未受牵连，后来司马光再见到庞籍，“公待之如故，终身不复言”（《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十六“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因为这件事情，司马光没有丢官，反而转任京职太常博士祠部援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
归隐田园
作为庞籍最为关照的后辈和学生的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以及《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里记载了庞籍告老还乡的逸事。庞籍知并州时已七十岁，便欲向朝廷告老还乡。但正好因为屈野河事件而左迁至青州，便将告老的事情压了下来，到了青州半年后才上表自陈。但朝廷不许，改知定州。庞籍过京师，面见仁宗，很恳切的请求退老。仁宗曰：“新进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骄日久，籍卿威名以镇之，卿勉为朝廷行也。”庞籍不得已，请求一年后再退休。一年后，庞籍再次向朝廷请求归老，诏还京师，时人介谓庞籍公：“精力充壮。”参知政事曾问为何归老之心如此坚决。庞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乃不得已也，岂得为止足哉？”于是他告病在家，卧床不起，上表七次，手札二十余通。无奈之下，朝廷同意了庞籍的请求，“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颍国公”。直到朝廷下诏之前，有的人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庞籍会恋栈权位，决不肯辞去的。只到他真的告老还乡，这种议论才渐渐平息。
庞籍居家以后，以写字、读书、诗赋自娱，他对史学、理学亦颇有研究。其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人望。晚年曾作一联“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正是其一生经历的写照。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庞籍病逝于家，享年七十六岁，仁宗时病重，遣使吊赙其家，赠司空，加侍中，谥曰庄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