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武昌起义后，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国参加革命，蒋就同张群等 人一起，没等见习结束，于1911年10月30日匆匆回到上海。陈其美等人正在为上海和杭州等地的起义作最后的准备。蒋介石被派往杭州，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 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张群则留在上海，在陈其美的身边参加上海的起义 斗争。上海光复后，张群任都督府参谋兼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兼任第2师参谋，并 代理蒋介石的团长职务。
这段时间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朝夕相处，又有留学日本时结下的深厚友谊， 经黄郛与张群提议，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便仿效古人“桃园三结义”之举，结为 金兰之好。1911年11月底的一天，黄、蒋、张三人在上海打铁浜45号焚香点烛， 互换兰谱，结拜为盟兄弟。当年黄郛已有31岁，蒋介石是24岁，张群才22岁，自然居三。从此以后，张群对黄、蒋更为尊重，凡事均以盟兄意见为是。此前一月 ，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也在上海结拜，成为结义兄弟。张群也相应地成为 他们三人的义弟了。
二次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发出讨袁通电，张群参与戎幕，任讨袁军总部副官长 。他提议先夺取海军，控制上海附近的水路，然后向陆上进攻。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结果袁部海陆军联手，讨袁军最终失败。张群和蒋介石曾前往龙华去 策动袁军一部反水起义。但是，只有一个营的士兵响应。最后，当蒋介石、张群 等人撤退到闸北时，被英租界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张群等人只好暂时逃入租界躲避起来，随后携妻子与许多同志先后亡命日本。
护国战争开始后，张群化装潜回国内，到已宣告独立的浙江省担任都督府参谋， 被秘密派往上海，在浙江省驻沪办事处担任联络主任。
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驻沪海军及一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张群也随同南下，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其间张群曾前往四川去联系护法力量。不久，孙中山遭 到排挤，愤而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张群本想离开广州，但李烈钧坚邀张群参与军 政府事，被任命为政务厅的副官长。此时政学会首领岑春煊任军政府主席总裁，其骨干章士钊任军政府秘书长，杨永泰任广东省省长。张群与政学会成员搅在一 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后来人们称张群为国民党新政学系的首领，即根源于此 。
1926年，蒋介石出师北伐。张群成为蒋介石幕僚。北伐军夺得江西战役的胜利。
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后，正式任命张群为总司令部总参议。张群名正言顺 地成为蒋介石的幕府领袖。正是由于张群等人的参与筹谋，蒋介石在北伐军进占南京、上海之后，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张群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后台走到前台来了，正式公开参与蒋介 石的一系列决策。但蒋介石指挥反攻徐州失利，威信骤降，其他方面也对他极其 不利。为了避开压力，8月12日晚，蒋介石宣布辞去北伐军总司令及本兼各职，于第二天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张群也跟着辞职。他陪蒋介石从南京到奉化溪口住 下，又为蒋的访问日本作安排，先蒋氏到达日本，并跟随蒋介石在日本进行广泛 的活动。
新政学系首脑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张群随后回国，继续担任总参议，旋任军政 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还兼任过一段时间同济大学校长。
由于张群的推介，原属北洋时期的政学会成员如黄郛、杨永泰、吴鼎昌、熊式辉 、陈仪、吴铁城、翁文灏等，改换门庭，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国民党内一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人称“新政学系”。这是一个熔旧式官僚、新派学者和政客名流于一炉的松散的政治组织，品质既杂，水准不一，关系微妙。1931年“新中国建设学会”在沪成立，这是“新政学系”走向公开的标志。新政学系中的两 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杨永泰，一度成为宠臣，另一个就是张 群。杨永泰被刺杀后，张群成了“新政学系”的唯一领袖。政学系的主要工作， 就是拉拢各党各派，增加蒋介石政权的实力。其中，张群起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边，被称为做“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动党派，几乎都通过张群而与蒋氏结合。所以有些人又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群是“蒋介石的 怀刀”，为蒋氏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蒋氏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去办理，张群也最能领会蒋氏意图，而不折不扣去执行。张学良东北易帜 ，中原大战时入关援蒋，都因为有张群的周旋奔波。民社党首领张君劢、青年党 主席曾琦等，都由张群介绍给蒋介石。一些地方军阀，杂牌队伍，也通过张群拉拢而依附蒋介石。
张群的效劳得到蒋介石的信赖与回报。1928年，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张群任总参议，并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四中 全会，张群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旋即被任命为上海兵工厂厂长；接着升任军 政部第一政务次长，兼理兵工署署长。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张群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同月因张定?#91;放走白崇禧被撤职而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中央执行委员 一职，一直连任到国民党的“六大”。
1932年，行政院改组，张群辞去上海市长之职，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 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对付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军。随后不久，他改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北 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张群出任湖北省政 府主席。
1935年12月，张群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群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南京吃紧，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加紧进行“ 调停”活动，张群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由于日本占领南京后，态度更加强硬，谈判破裂。次年1月，中日两国先后召回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断绝。
1937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称“陪都”。张群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在整个抗 日战争中，张群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
1940年7月，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自兼委员长，实际工作由张群负责，邓汉祥为秘书长。这个委员会罗致了川康各界头面人物。会内设置秘书 处，办理日常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则向张群直接汇报请示。
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任命令，派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成都行辕主任。张群抵任之初，即提出增强抗战力量、充实建国基础为努力之两大 目标，并以“崇法务实”、“存诚去伪”勖勉同僚。其为政重点是：协调四川与西康两省之军政干部，使其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以四川全省之人力粮食与财富 支持抗战。
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六年多，在安定川、康，抚绥地方，抓好川康经济事业、 增强抗战经济实力的同时，参预中枢大政，联络各党派，谋取战时合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重庆谈判的主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张群与周恩来成为了国共双方谈判的主将。谈 判之前，张群就向蒋介石出了不少主意，诸如在人事安排上可以宽容大度一些， 在军队上则不能留太多番号以免后患，等等。蒋介石深以为是，便定下了谈判三 原则： (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 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 以此为中心。
接下来，从8月30日起，张群与周恩来等就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谈判。张群秉承 蒋介石的主意，反反复复纠缠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因为当时共产党已经领导有19个解放区政权和120万正规军，220万民兵。蒋介石要“军令政令 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委个地 方行政官员，或政治会议代表，国民大会代表即可。双方的立场和要求，十分悬 殊，谈判多次陷于僵局。张群虽然态度谦和，不愠不怒，但他体察蒋介石的旨意最为得力，颇为深刻，所以在重大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由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 民主的呼声很高，共产党方面又表示了很大的诚意，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暂时避 免大规模武装冲突。蒋介石想要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又未完成。在这多种因素制约下，最终达成了“双十协定”。
但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部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还提出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以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美国政 府在国际舆论维护和平及中国国内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之下，决定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中国国内冲突。
12月27日，国共谈判在马歇尔参加下恢复。张群继续担当他的角色。1月5日，张 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规定： (1)“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
(2) 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送战俘等“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 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3)由公正人士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 国共双方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等。
1月7日，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 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10日，张群与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停 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同时公布。命令规定1月13日停战，“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 北除外。当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下达停战命令。中共中央也发布停战命令称：国共双方停止国内冲突的办法、命令及声明已公布，应“严格遵行”，“中国和 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张群虽然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同周恩来反复商谈停止双方武装冲突的办法，调处 此起彼伏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表现得颇有诚意，其实他心中有数：这是做给国际舆论和国内人民看的，因为蒋介石已经在加紧部署对共产党的大 规模进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经过周密准备，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战场上攫取会谈桌上得 不到的东西。但人算不如天算。半年后蒋介石就完全走下坡路了。张群面对危局 ，束手无策。
出掌中枢 1947年春，国民政府准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扩大政府基础，由张群出任 行政院院长。就职前，张群先赴美国打通门路，并作身体检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47年4月17日召开第65次会议，会上推举国民政 府五院院长，张群经国民党、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同意，出任行政院长。23日， 张群就职，当晚发表广播讲话：“未来八个月，将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
”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即是内阁总理，权倾一时。然而张群当了一年多的行政院长，却是一如既往地一切听命于蒋介石，恭谨有加。这一年，正值国民党统治的政 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动乱时期，张群上台之初提出“经济自助十项计 划”，想要在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清理税则、恢复生产等诸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全面内战一发而不可收拾，“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后，山东和陕北两 个战场都告失败，蒋介石又于7月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加紧“戡乱”，军 费支出庞大无比，使张群焦头烂额。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档案资料，1947年的财政赤字达27万亿元，相当于全年总收入13万亿元的两倍多。巨额的美援不足以弥补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除了苛征暴敛，就只能滥发纸币。据统计，1947年纸 币的发行量，年初是37261亿元，年末是331885亿元。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急速上 扬，财政金融陷于混乱，人民大众叫苦连天，张群束手无策。
此时青年学生对于国民党腐败统治和内战政策，尤其是对于物价飞涨与特务横行 深恶痛绝，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蒋介石要张群加强控制，但是，军警特务的镇压，更如火上加油，使爱国民主运动声势日趋浩大。
张群于无奈之中，请蒋介石亲自出马，于5月18日发表了“整顿学风维护法纪”的 谈话加以恫吓，同时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宣布采取“紧急措施”，制定《维持社会 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集会和请愿游行示威。可是这些措施与蒋介 石、张群的愿望相反。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大专学生代表6000余 人在南京举行大游行，被军警特务镇压酿成血案，全国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民主 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张群疲于应付，只得借病休息。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大召开，选举正、副总统。张群上下活动，拥 立蒋介石为总统，并揣测蒋的心思，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 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加上“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 期临时条款》，民主总统终于成为了独裁总统。本来“首届行宪内阁”中，蒋介 石的人事规划准备是：用“黄埔系”掌兵，用“CC系”主党，用“新政学系”和 其他党派势力管行政。内定的行政院长人选，依然是这会儿正安坐内阁首揆位子上的张群。不料CC系等发难，等蒋介石将张群的名字提出来时，在立法院搞了一 次“民意测验”（即“假投票”），供总统“参考”。“假投票”的结果，CC系 、复兴系的立法委员对张群不予通过，已被蒋介石冷落了两年多的何应钦得票最多。这样，张群便没有脸面，一气之下，离开大会前往上海。蒋介石无法，只好 起用学者翁文灏来替代张群，而显示政府的“民主”。
1948年5月，张群辞卸行政院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1月，蒋介石在 下野之前，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2月，重庆绥靖公署撤销，成立西南军 政长官公署，任张群为长官），主持西南大局。他曾对刘文辉说：“西南是最后 的堡垒，四川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四川就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 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尽管他私下已流露出对前途的无限悲观，但于言行上 仍然将个人牢牢地捆绑于蒋氏的战车上。
这次回四川，张群开始考虑后路。他将四川的征丁由42万减为6.2万人，征粮即停 征实物。他还释放了四川民盟成员田一平、孙文石、张大昌、于扬明等21人出狱。
最后的挣扎 和谈开始后，张群参与和谈策略的研究与谈判文件的制定。但是，蒋介石同意和 谈，无非是制造烟幕，拖延时日。1949年4月22日，张群遵照蒋介石的电令飞到杭州，出席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因为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 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渡过长江。蒋介石从老家浙江奉化飞到杭州，把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张群等人叫到一起紧急商讨。张群当然一切 附和。会后张群回到重庆，虽然可以不慌不忙地开军政要员会议进行部署，但是 内心的焦急仍然难以掩饰。他高喊“团结”，然而川、康、云、贵、渝四省一市 的地方首领各有自己的打算，只是相互口头敷衍而已。尤其是解放军在华东、华中、西北全面快速推进，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西南地区的局势也如危垒之卵 ，人心惶惶。张群在重庆，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对所辖省市发布通电，提出 什么“在动荡之环境中，誓当确保一安定完整之局面”，也只是做做样子。
1949年7月15日至16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推选蒋中正 、李宗仁为非常委员会正、副主席。张群、孙科、何应钦等10人为非常委员会委 员。
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与张群商讨“确保大西南”的方案。张群在渝 主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扩大会议，蒋介石、蒋经国亲自到会，作死守四川的军事 部署。张群建言要把可靠的军队退守到川北来，因为陕西的关中、宝鸡已失，陇海路早在共军之手，他们的大部队可以循川陕公路入川，这远比地形险阻的鄂西 、湘西、川东一带来得便捷。蒋介石深以为是，命令他的悍将胡宗南，指挥三个 兵团巩固陕南防务。同时增调罗广文第十一兵团（原第七编练司令部）增防陇南，调杨森第二十军开赴川北。
8月29日，张群又请蒋介石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仅召集 了胡宗南、宋希濂和各兵团司令、军长，还召来了西南各省主席及川陕甘和川鄂湘各边区的军政负责人。蒋介石要求他们，拒解放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和陕南 为决战地带，并一再告诫各部属必须听从张群的号令。
当新中国诞生之际，解放大西南的号角吹响了。张群频频穿梭于西南各大省会之 间，召集军事会议，拟定作战方案，直至一个个召见各地方“诸侯”，给他们打 气鼓劲，或胁迫他们及早把眷属送往台湾。他甚至衔蒋介石之命，与吴忠信、朱家骅等，先后到重庆去见代总统李宗仁，希望李宗仁给蒋介石拍一封电报，请蒋 介石来渝坐镇；或者声明“引退”，参加他们对蒋介石的“劝进”。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李宗仁的严辞拒绝。
国民党政府从广州撤到重庆后，蒋介石也于11月14日从台北飞来重庆，帮助张群 部署重庆防务。他们调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赶来重庆，又调宋希濂等三个兵团拱卫重庆外围，还改重庆警备司令部为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以杨森为总司令。然 而这些部署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均已徒劳无益。
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发布统治大陆最后的命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特派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 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杨森为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
接下来，张群往返于重庆昆明之间，意图将云南造成一个新的反共基地，以挽回 大局。
但当张群在蒋介石面授机宜后，再返昆明，准备控制局面，并安抚卢汉时，卢汉 将准备已久的起义行动提前举行。张群在昆明一下飞机，即失去了自由。
张群被安排在昆明翠湖东路的卢汉新公馆里一间大会客厅。刚进门时，便有警卫 人员把他的侍从副官和秘书的武器缴械了，并告诉他们说：卢主席已经上五华山了。沦为俘虏的张群，顿时软瘫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话而且又站不起来。卢汉 还以“张长官”召集会议的名义，将前来公馆开会的所有蒋介石派驻昆明的军、 师长及保密局人员全部扣留。
次日上午，一夜没有合眼的张群给卢汉写了两封亲笔信，表示自己与蒋介石的关 系极深，无从接受追随各位弃蒋投诚的建议。同时自己没有军权，留在昆明无用，望念昔日旧交，网开一面，放一条出路，则感激不尽。今后将去国外当寓公， 再不搞政治活动了，并要求与卢汉见一面。托人把信送出后，他一直焦虑不安地 等待着。说来也巧，这天下午，有个管理空袭警报器的少校参谋误拉了警报，守护在张群旁边的警卫兵，只当真的发生空袭，忙将张群扶上，开往北门外去 疏散。张群以为卢汉在发假警报，目的是借躲避空袭之机，暗将他拖去郊外处理，不由得惊魂失魄，大喊大呼，竭力挣脱……直到警报中止，又返回厅内，这场 连环式的误会才算消除。
卢汉见到张群的信后，派省政府代主席杨文清来见张群。杨文清对张群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张群苦兮兮地呆了一阵，对杨文清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自己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为……”停顿了一会儿，他忽然 迫不及待地补充一句话：“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 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12月11日上午，卢汉决定释放张群，并派人通知法国环球航空公司准备好由昆明 直飞香港的班机，派人将原来从张群等人身上搜缴的手枪、手表等物品悉数归还 外，另赠3000元港币做路费。
张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了九十高寿的老母，与大陆挥泪告别的。张群胞弟 张达仕、张云在成都也未走。其母活到96岁才去世，周恩来曾嘱有关方面给予照 顾而勿扰；张云还当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
11号午后2时，飞机起飞，临行前卢汉派了一些旧军政人员前往机场送行。张群因此时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代主席杨文清代为致意，并和送行者一一握 手道别。
在马达轰鸣声中，飞机升空了。张群在机座上俯视曲曲湾湾的澜沧江，两行老泪 不禁暗暗夺眶而下。
飞机原是直飞香港，因时间延误，不能赶在香港机场关闭前着陆，因而改飞海防 市。但当飞机飞临海防上空时，天空阴云密布，飞机在上空盘旋很久，直到下午 5时半，飞行员才从云雾中发现照明灯而徐徐降落。当时又因张群等人没有护照， 越方人员多方为难，直到国民党政府驻越南领事赶到机场交涉后才放行。1949年 12月21日，张群从香港乘轮船抵达台湾。
发挥“余热” 到台湾后，张群并未脱离政治。只是此时的他，已没有在大陆时期的风光，甚至在中枢已没有他的位置，仅列名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实则已退居虚位。
当美国宣布将缔结对日和约时，张群又得到重用的机会。他认为，美国在新闻上 暗示，将来对日和约单是程序上也很困难，恐非短时期之内所能完成，似乎美国此时只是做个姿态，而其内心未必如此。他建议，日本国内目前急切期待签订和 约，我方宜重申宽大意愿。
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由于与该约有关的各国，关于中国在和会中代表权问题多有 争执，美国竟将大陆与台湾排除在外，使蒋介石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张群认为，美国可能希望以此来换取结束韩战。
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同意与台湾当局单独缔结和约。蒋介石在“总统府” 召集对日和约小组会议，本来指定张群为谈判代表，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张群乃坚辞不就。于是决定张群为对日和约小组召集人，主持重要问题的讨论 ，谈判由“外交部”负责。在与日本会谈中，张群多次与日方谈判代表河田烈会 晤，讨论谈判中出现的困难，也向蒋介石建议适当让步，以便有回旋空间。“日 台条约”终于在双方努力下完成。
8月5日，“条约”正式生效。为了表示祝贺，蒋介石派出了以张群为首的代表团 赴日本访问。这是抗战后张群第二次正式访问日本，任务是洽商签订“和约”后 有关双方今后合作问题和协助台驻日“使馆”的建立，并请日方成立日台经济促 进委员会，以与台日文化经济协会协力担负促进双方经济合作的共同使命。行前，张群发表《中日关系与美国》一文，说明其对战后台、日、美三方关系之看法 。他断章取义援引孙中山关于“中国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美日以外”的论 点，分别说明三方间经济、政治上的关系，及台日合作与美国国际政策的关系， 指出：“日本与东亚各国家，正共同对着一个敌人”，“反共斗争，日本在形势 上不可能始终保持中立”。这次在日本逗留达四个月之久，与朝野各界接触更多 ，曾晋见天皇，并参加天皇立太子典礼，对日本战后情况，也有比较深入的考察，直待“使馆”成立后，始行返台。张群认为，台日和约签订是日本终于抓住了台日合作的机会。他当时曾经这样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是实 现中日合作希望的第一个机会。十六年(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是第二个机会。可惜日本军阀缺乏高见与远见，不愿见中国的进步，而欲利用中 国内部的分裂与动乱，以遂其蚕食侵略的野心，于是把良好的机会都错过了。
这一次，蒋介石准备让张群任驻日“大使”。消息在日本各大报刊及新闻媒体披 露。但是张群要求：如他出使日本，遇有重要事情，他须先向“总统”请示，并 给“外交部”报告副本。陈诚当时兼任“行政院”院长，听说张竟然提出有条件地担任驻日“大使”，当然不同意派张群去日本任“大使”。但他又不能公开反 对蒋介石的提名，于是就提出担任蒋、宋英文翻译兼中广经理的董显光任驻日“ 大使”。这人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也没有办法拒绝，只得让步接受。但是，日本通讯社已将“张群出任驻日大使”的新闻传至台北，台北各报也公开发表，这下搞得蒋介石、张群非常被动。此后他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工商界里广泛活动， 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特别强调“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挑拨分化 中日两国关系，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与新中国的多次谈判，都因张群从中 作梗而告吹。除了频频访日外，张群还多次出访欧、亚、非一些国家，为国民党在国际舞台树立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1年张群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1953年出任“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 主任委员。1954年5月18日，蒋介石决定由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20日下午，蒋介石举行“总统”就职酒会，张群走马上任，开始长达伴君十八年的秘书长生涯。当时他还兼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职。
在秘书长任内，张群拟议成立一个类似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的机构，每天综合各 方情报与资料，做成简要分析报告，呈送蒋介石参考。其实，“总统府”资料组 设有政策研究室，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工作，不过后来成绩不理想。他本来应是对该机构加以充实就行了。由于该机构名虽隶属“总统府”，实际上是一个情报单位，只听蒋经国的指挥，张群根本管不着。所以，他才想自己另立门 户。当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他在重庆就有这样一个设想，并要邵毓麟负责实际 工作。只是因局势逆转而作罢。虽说此时蒋经国在具体抓政治工作，希望这类事其他人不要插手，应由安全局内的现成单位来办为宜。但张群不愿此事由安全局 去办。由于没有合适的人牵头，张群的这一设想未能成为现实。
基辛格访华后，发表了中美公报，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第二年适当的时候访 华。日本自民党也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打算。蒋介石再次派出张群访问日本，希望阻止日方抛弃台湾。
83岁高龄的张群飞往日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阻劝“日台断交”。张群一下飞 机，也顾不得旅途劳顿，就四处活动，频频拜访日本政要。他首先求见刚从那须地别墅回东京不久的天皇，接着又与快要下台的首相佐藤荣作、政客岸信介等人 长谈。还出席了“台日合作策进会”，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日本工商界的支 持。可是，日本不少财团的首要人物听说张群要参加这个会议，知道他另有所图 ，便纷纷借故请假缺席。29日，张群在台湾驻日“大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那天，日本各大媒体和世界主要通讯社驻东京的记者来了不少。张群在会上发表 了长篇讲话，对美国的亲北京行为表示批评，希望日本不要步其后尘，否则必将身受其祸。
但是，张群的那一套理论，已不为人接受。他的讲话结束后，只换来几声稀稀拉 拉、礼貌性的掌声。张群这次日本之行，以失败告终。中日建交，已是历史潮流，这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这是张群最后一次以台湾当局的名义访日。此次访日 ，结束了他与日本官方接触与谈判的历史。他在《我与日本七十年》的回忆录中 含泪哀叹：“七十年漫长的时日是过去了，我自信不能不说是竭尽了心力所能及 。”但是“七十年来的努力目前是落空了”。
1975年，蒋介石逝世，张群担任治丧大员之一。1976年11月，他连任国民党第十 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7年5月，获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颁赠荣誉文 学博士。1978年2月，任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80年6 月，张群任中正纪念堂指导委员会委员，获颁“中山”奖章。1981年3月，张群任 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主席团主席。1982年3月，获中国文化大学颁赠名 誉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张群好友、国画大师张大千逝世，任张大千治丧委员 会主任委员。1984年2月，张群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87年 5月，张群百龄诞辰，“总统”蒋经国亲自颁发中正勋章一枚。1990年6月，为张 群好友张学良将军九秩诞辰，张群亲为领衔发起，假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其祝寿。
同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张群因病逝世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102岁。15日，杨 尚昆发去唁电，对张群先生逝世表示哀悼。
体悟人生 晚年张群有时间坐下来著书立说，主要有：《谈修养》 《至德管窥录》 《中日 关系与美国》 《张岳军先生在川言论选集》 《我与日本七十年》等书。
《我与日本七十年》共计20章，有些是陈香梅女士根据其口述资料写成的。该书 的宗旨是“一方面可作为一项近代史资料的补充；一方面我希望两国人士看过后 ，能了解中日两国过去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关系，体验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的教训”。他在书中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78年陈香梅女士采访了张群，畅谈了饮酒之乐。
张群的出生地郫县，本身就是美酒之乡。郫县县城又叫郫筒镇，因为历史上该地 出产郫筒酒。张群好喝酒，同时颇具饮酒之道。他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 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条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喝酒，很随便，没 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第四，酒要好。无论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 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第五，时间要从容。
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
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酒边谈话，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你去办。第六， 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喝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
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 情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耍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第八，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 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 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问题就没有了。假使一个喝酒，一个不反对， 也可以平安无事。这是我（按指张群自己）喝了大半辈子酒的一点体验。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讲讲笑话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要看具体情形而定 。这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要讲笑话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也没有机会给你讲笑话。假使大家不喝酒，则面对这桌菜，不讲讲笑话，你怎么过呢？不过， 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要缓和一下喝酒的情势，说说笑话，便可以把 喝酒的目标移开了，免得闹得不可收拾，这也是喝酒的一个秘诀。
张群寿过期颐，年享人瑞，是他重视养生之道，坚持锻炼身体，注重饮食起居， 很少生气或发脾气的结果；特别是到台湾后，夫人马育英早逝，鳏居其身，独善其处。
在平常生活中，张群有三种爱好：好学习、好书法、好锻炼。张群1933年任湖北省主席时，每天都要挤出一定时间，请外国人教他学英语（1—2小时），为办理 外交事务作准备。在任成都行辕主任及四川省主席时，经常抽空练习书法，其书法形似铁画银钩，但从不作应酬，对请求书写者，不论何人均婉言相拒。同时喜 爱鉴赏与收藏名贵的书画，以为娱乐。1972年春，他曾将一批名贵字画古玩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让大家分享他的稀有珍藏。
蒋介石在台湾阳明山开办的“革命实践研究院”，1953年请张群主持该院工作。
1954年张群在该院对其研究员做了一篇题为《谈修养》的讲演，尔后出版。《谈修养》一书内容丰富，有理有据，大受读者欢迎，在张群逝世前已印10多版，此 后又有新的版本。
“人生七十方开始”，是张群在他68岁生日时，对记者发表的感想。经过多年的 传播，这句话已为很多人了解和接受。尤其是老年人听了非常开心。
张群自己解释说：“人生七十方开始”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由于医药的进步 ，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家都注意营养和运动，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已大为延长。欧 美许多医学家都说，人类的“天寿”，即自然死亡的年龄已达125岁以上。又根据西方科学家的长期统计和分析，认为人的智慧，要到65岁以后才完全成熟，也才 是人类潜能发挥的巅峰时代。以往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到了六七十岁以后，才完成他们毕生最成功的作品。所以，过去我国的古谚云“人生 七十古来稀”，以及美国人说“人生自四十开始”，这两句话都已不切事实，应该改为“人生七十今后多”和“人生七十方开始”。
张群举例：我国古代的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定居，开始著述，那时已是 68岁，次年69岁删诗定乐。而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春秋》，完成于72岁。
他曾自述人生的经验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可知，70岁以前的人生，虽然每隔十年在修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局部的发展，而不是完美的 成熟。只有到了70岁以后，智慧圆熟，事理通明，始可随心所欲，而不致超越情、理、法的范围，这才是完美人生的开始。所以孔子可以说是最早体验到“人生 七十方开始”的先知先觉。
他在其所著的《谈修养》中，认为个人的修养，可以从五方面来着手。一是养身 ，即保持规律性的生活方式，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勤劳的习惯。这是促进身心平衡发展，必须要做到的三点。
二是养心，即培养虔诚的信仰，保持淡泊的胸襟，恒守坚毅的意志和永远的热忱 。这就是承认人心本是纯洁的，人性本是善良的；纯洁的心，虽常为外在的物欲和社会的恶习所引诱而污染，但仍可用教育或道德或宗教的力量来改善。养心的 目的在求正心，其方法有：虔诚的信仰，淡泊的胸襟，坚毅的意志，永恒的热忱 。
三是养慧，即要宁静（头脑冷静）、去蔽（态度客观、排除成见）、求知（好学 精神）、实践（学而致用）、力行（必须去做），才能使自己睿智超群。
四是养量，即是要谦抑以应世，宽恕以待人，忍耐以自制，协和以容众。
五是养望，即社会对自己的依赖。包括以公诚解忿怨，以负责树众信，以服务为 领导，以牺牲求创新。
结论是诚与恒。
张群曾用一首《不老歌》将上述养生之道包括在内：
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生活有规律） 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心情要愉快） 天天忙，永不老。
（做人要勤劳）
张群对人的情爱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男女之爱分为三部曲：男女从初恋到 结婚，是恋爱；两人成家以后，有了孩子，夫妇不仅有了爱，更有了恩情，这时是恩爱；孩子长大成人，另立门户，老夫老妻彼此相怜，这是怜爱。
从张群提倡与实践其“养生”之道的五养中，清晰地见出，他多少年来在蒋介石 面前的谦抑、自制、守静、寡欲、无为、自化等等，是多么地老到。他一生高坐 政坛顶峰，常被人们议论。对此，张群满腹牢骚地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多恩多怨，少恩少怨。”他在书中告诫人们要宽宏大量，尊贤容众，表示要学郭子仪：“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妒。”这里道出了张群“修 养”的奥妙！他的“五养”的确是身体力行了，而又“卓有成效”地达到了“主 不疑”，“众不嫉”的境界。因此，他的这本《谈修养》，被奉为“经史烂熟于 胸中，冶中西哲理于一炉”，实际上是张群几十年来读书和做人做事的经验总结 ，也可以说是张群的自我宽慰。这本书在台湾朝野大受赞誉：在朝的大大小小的 官吏，可以从中学到为官之道，要保官、要升官，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离职退休的老官员，特别是从大陆退守台湾的一大批失去威权的前政要，更可从中找到 一些慰藉，不啻是一份自我精神疗法的良方；倘若正在各方奔波，或四处钻营谋 求一官半职者，亦可从其《谈修养》中摸出门径，得到启示。晚年的张群，从此成了大讲特讲修养方面的明星，在养生方面颇受人尊重。他自己也以“立人启后 ”自律，不断接待来访，答记者问，题词，撰联，满口不离“养生”。他在80岁 时，曾撰《自勉歌》一首：
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 饮食不逾量，作息要均衡； 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 爱人如爱己，报国尽忠诚。
他在90岁时，又自撰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张群耄耋之年，仍是起居有律，四处走动，走亲访友，兴致很高。当中外新闻记 者问张群健康长寿的秘诀，他微微淡笑地说“忘年、不怒、常笑”所得。但有人 并不满意，还要刨根问底时，张群还是微笑地说：淡泊明志，生活简朴，淡然愉悦，表里如一。然而，有些人评价张群，表面上是信仰基督教，而实际上运用的 是黄老之道──“无为自化”而已。岁月的磨砺，使张群对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 深刻认识。正是有了上述这套人生哲学，才使得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管是 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应付自如。这也许正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
但老年张群，更思念故乡，他常常在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后对人说，有朝一日能 够回到故乡，就心满意足了。随着年龄的衰老，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少小离家，但毕竟多次返回桑梓，并为之服务。可如今，怅望海峡，家乡何在？ 家庭生活 张群的婚姻因缘，可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他有一位同学王柏龄，是 扬州人。有一年暑假，王柏龄要回扬州老家，顺便约张群到扬州去玩。对于江南风光，张群早就心向往之。上海、苏州、杭州、扬州这些中国江南的名胜之地， 张群都没有去过。然而，扬州的湖光山色，张群却在梦中多次留连；扬州的瘦西 湖与二十四桥，在古书中也多有游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些诗句，早给张群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王柏龄一提到扬州，就引起了他的兴致，决定和王柏 龄同路经上海，前往扬州一游。
在经过上海时，张群顺路去拜访一位姓张的本家，那人从前在四川中学里教过英 文，是张群的老师。当时这位张群的本家给张群介绍了好些他的亲友，并且约张 群和他们一同去教堂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张群结识了一位在教堂工作的朋友丁文俊。
民国元年（1912年）张群再去上海时，又见到了丁先生。因为丁先生在礼拜堂任 职，所以时常约张群同去做礼拜。丁先生古道热肠，自动的要替张群找对象（即 做媒）。他们常去做礼拜的教堂叫“怀恩堂”，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一天，丁先 生给张群介绍一位女朋友，她是怀恩堂中弹钢琴的小姐。
那位弹钢琴的小姐叫马育英，江苏昆山县人（今属上海市），生于民国前二十三 年正月十一日。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马家家境原本小康，不幸育英7岁时， 父亲弃世，接着她的两弟一妹也先后夭折，遗下育英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后来 ，其母去上海，入圣经学校，卒业后任传教工作，往来于上海昆山间。育英11岁 时，得浸信会教士之助，进入上海浸信会主办的晏摩氏女子中学学习，13岁受洗。19岁毕业后，马育英应扬州慕究理女子中学之聘去教书。三年后返上海，再回 母校晏摩氏女校工作。
经丁先生介绍后，张群、马育英两人时常见面，但都是有往无来。因为当时晏摩氏女中校规极严，马育英不能随便走出校门来，只能由张群去见她，所以两人的 来往是往而不来的。马育英的老师是外国人，相当守旧。每当张群去见她时，那 位外国老师就拿一本书坐在他俩的旁边，等于是在监视他们。他们也曾在媒人丁 先生家同席吃过几次饭，时间都是礼拜天。双方表面虽很矜持，但彼此却是心心相印的。那时青年男女玩耍在一起看看电影、吃吃馆子是绝不可能的事。那位善 意监视他们的外国老师，一直到他们结婚的前一天，才离开他们。
民国元年4月张群与马育英订婚，原拟于6月间结婚。但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张群一次骑马外出，中途遇到狂风骤雨，淋得浑身透湿，像一只“落汤鸡”，回 来就卧床不起，经医生诊断为“伤寒”，在医院足足住了三个月。张群与马育英 虽然正式订过婚，但是恪于教会学校规定，张群住院时，马育英仍旧不能前来医院探视。
当年10月5日，张群与马育英举行了婚礼。两人虽然都是基督徒，但张群是圣公会，马育英是浸信会。最后，两人决定在马育英的“怀恩堂”去举行婚礼。婚礼完全是宗教仪式，一切由外国牧师安排。那天结婚的礼堂完全用青色的竹子来装饰 ，与众不同，也别具情调。因为有这段值得纪念的往事，所以当马育英去世时， 在追思礼拜中，张群也用青色的竹子来布置灵堂，以为特殊的纪念。
婚礼举行前，张群正代理沪军第89团团长之职。本来当时的团长是蒋介石，因牵涉到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被暗杀的案件，沪军总司令陈其美嘱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国 外避一避风头，于是蒋介石以出国处理《军声》杂志为名，于2月份去了日本，所 遗沪军第89团团长之职交张群代理。当时团部有一辆双马驾驶的华贵马车，可以借用当作结婚的礼车。马车在当时算得上最新式的代步工具，车身很漂亮，顶篷 可以撑起来，这辆摩登的马车便代替了花轿。张群当时的住处是在弄堂底，车夫 认为双马车进不去，张群认为可以实地研究勘察一下。因为张群是学炮兵的，练过马术，能驾马车。于是他就陪同车夫实地去勘察，结果，竟将车子赶进去了， 大伙非常高兴。
张群伉俪的生活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相处如友，相敬如宾，互谅则佳，互助则亲，风箫夜奏，鸾镜生春，同心永结，德业日升”的精神。马育英1974年去世，享年86岁。
因为国事战乱不安，同时为了彼此的进修，他们结婚之后决定五年之内不生子女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婚后五年才出世的。他们生育了两男两女：长女张亚兰，曾留美学音乐，嫁给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粤侨刘毓棠。刘曾任台湾驻新西 兰“大使”，美国麦金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次女张佩蓉，12岁时以伤寒症夭折于上海。子二人，长子张继正，曾留学德国 学习工程，因欧战爆发，转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工程学博士，返国后任国立 四川大学教授。于抗日战争后期，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投笔从戎， 保卫祖国，隶属青年军第203师，抗战结束后始退伍。后经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 守介绍与杜芬结婚，婚礼在成都市商业街“励志社”举行。当时张群仅用茶点招 待各方来宾。张继正到台湾后，初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处长”。“美援运用委员会”结束，“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成立，任该会助理秘书长，嗣升任秘书 长。1965年1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69年10月任“交通部”部长，1972年6 月出任“经合会”副主任委员仍兼秘书长，1973年任“经济设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1976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78年任“财政部”部长，1981年任“总统府 ”国策顾问，1982年任“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席，1984年6月任“中央银行”总 裁，1989年5月30日退休，仍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次子，张继忠，曾留学 澳洲雪黎大学攻电机工程，得学士学位，归台湾后担任台湾电力公司副工程师，以后受其母影响，研习神学，辞去电力公司职务，改任浸信会牧师，1968年至19 6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一年。后在美国任神职，致力圣工。
张群兄妹四人，张群居长。二弟张澈（字达泗），才能平平，曾担任成都营业税 局局长，三妹与伍某结婚。二弟与三妹早已相继去世。四弟张骧（字云），曾学邮电通讯工程技术，历任江西九江电报局局长，汉口电政管理局局长，川康电讯 监督兼重庆电报局局长。张群对这个纨绔兄弟非常不满，态度粗暴。因为张云常 在苏州、扬州等地狎妓女，并娶妓女为妾等等。1929年，张群住在上海亚尔培路 时，拒不见四弟。其后老四张骧翻墙进屋，潜入室内向大哥认错，被张群硬拖至 其父遗像前痛杖之。因此，张骧视长兄如虎。抗战期间，张骧与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主任委员张清平交往甚密，每次由渝至蓉，必寓陕西街张志和公馆。解 放前夕，因受张志和劝导与帮助，没有跟随大哥去台湾，相反地保护好川康两省 电信局器材设备，完好无缺地交给人民政府。解放后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56 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因脑溢血不治而逝，葬于成都市北郊磨盘山其母坟墓右侧。
张群的母亲姚太夫人，在1956年春节，以96岁高龄，在成都通过四川人民广播电 台向在台湾的张群全家讲话，希望在有生之年母子相会。1958年，姚太夫人去世后，张群哀伤不已，特向蒋介石告丧假，并在台北公馆中设位守灵，遥奠其母， 以寄哀思。晚年，张群多次向友人表达他对故乡的思念，企盼有朝一日，为母亲 墓上捧上一抔黄土，聊补憾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