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谈父亲（“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烦，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晨七点就醒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真的，你那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生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摘编自《傅雷家书》）
爸爸这封信里说的事我还记得。那还是我在波兰留学的时候，第一次回国，大概是1956年吧！我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呵！整晚谈的是各种各样的题材，音乐上的，哲学上的，真是谈不完！
我在13岁到17岁之间有3年多的浪子生涯，一个人呆在昆明，念云南大学时我才15岁。当时我当然没念什么书，整天在搞什么学生运动啊、打桥牌啊、谈恋爱啊……可以说我17岁回到上海的时候比一般17岁的孩子要早熟，那时我才真的下决心要学音乐。那时我和父亲之间已经像朋友一样了！后来出国几年，自信心也多一些，56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他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他对我说的很多话都会肃然起敬，我讲的音乐上的道理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他来说，这不是父亲和儿子的问题，而是学问的问题，在学问面前他是绝对谦虚的！
离开上海时父亲的临别赠言其实我从小就听他说过：“做人，才做艺术家，才做音乐家，才做钢琴家。”其实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天然的事情。我从小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念——活下来是为了什么？我追求的又是什么？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且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做人的基本的精神价值。这个面很广，不一定是要在琴上练的，而是要思考。我的这种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一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事实上《家书》里说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现在一想起它，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朴素，很简单，很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父亲的影响
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他的内心挣扎，他与社会不能和谐，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还有他本人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出国前我去北京的时候，他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信给我，像写忏悔录似的，写大自然怎么样冰封，小草怎么样在严寒折磨之下长出来，应该感谢上苍。可惜那些信都没有了，假如还在的话，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我亲眼目睹我父亲受苦受难，还有他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这使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早熟了。那是因为我很早就看到人类灵魂的两极。人的灵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圣、又恐怖又美的东西啊！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里看到了，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悲剧我也看到了——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说我家里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家里那种大波大浪我是从小跟它一起成长的。这些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这些经历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我当年真正在父亲身边的时间还很短，真正学到的东西其实很少，大部分东西都是我后来才看的。所以我回国到音乐学院讲学的时候，在台下经常有教授抿着嘴在笑，因为我念白字，我并没有学过这个字怎么念，我只是通过看书来潜移默化。是父亲开了一个头，给我指引了一条路，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他也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知识本身是有限的，可追求是无限的，有追求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我没有做到，这是非常惭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他比我严谨得多！我想我做学问也够严谨的，可在一般生活小节上他也极严谨，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有条有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有点矛盾，你从我父亲的文章也能看出来，有一股火一样的热情和气势，可他写东西的逻辑又是那样严谨。这一点我觉得他跟肖邦很像！肖邦也是每一样东西都考究得不得了，严格得不得了，没有哪个作曲家像他那样严谨。可是正像列宁（此处有误，应是舒曼——作者注）说的，肖邦是埋在花丛里的大炮，他蕴藏的爆炸性是很大的，只是他把它弄得那么美，那么细致，你不去仔细挖掘的话，就会被外表的东西迷住，不知道那里头有很深很深的东西。我总是后悔没有老早就改行，因为弹钢琴这个职业磨在钢琴上的时间太多了！音乐这东西应该是凭感受、凭悟性的，我就无时无刻不在动心思。我并不要太艺术化的生活，我平时要花那么多时间练琴，把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琴上面了！我父亲做人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他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那他就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回一封信。我就做不到这一点，能打个电话就不错了，要我回封信就太辛苦了！因为我几十年在国外，尤其是父母过世之后，我基本上不再写什么文字了！多苦啊，写一封信要花几天，那我也不用练琴了，得放弃了！那样的话，真是愧对江东父老！所以在《傅雷家书》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为我不愿意发表出来，我觉得那些东西太幼稚了！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虽然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距离。
我爱音乐，可弹琴是苦差事。小时候我也爱玩——也难怪父亲要生气，我要是他，发现儿子这么干我一样会生气：琴上放着谱子，我有本事同时看《水浒》，样子好像在弹琴，手指好像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怎么样怎么样。爸爸的耳朵很灵，听着不大对，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大喝一声，真的像李逵大喝一声一样！也难怪，小时候喜欢是一回事，我想小孩子很少有自己愿意下苦功的！其实凭良心说，我小时候学钢琴底子很差很差，真正弹琴只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对父亲反抗，家里闹得不可开交，简直没办法弹了！不光是去昆明的3年，以前那些年都那样！所以我的基础很差很差！我真正花工夫是17岁时第一次回上海，18岁就第一次公演，说起来这真是“天方夜谭”！这是全世界学音乐的人都觉得不可置信的事情。一两年之内就去参加肖邦比赛，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荒唐，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过我对音乐的感觉非常强烈，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刚刚开始学琴的时候，教我的老师和我爸爸都说：“孺子可教也！”因为小时候虽然什么也不会，但我弹琴时非常自得其乐，我觉得我到了一个极乐世界，在这一点上，我想恐怕很多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都从来没有达到过！这跟他们的技术、修养都没关系，这只是上天给我事业的一种特殊的眷顾！
谈古今
记得父亲那时候给我寄黄宾虹的《画论》，跟我说这《画论》里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对音乐也一样通用。我以前也有所感，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看黄宾虹的画，更悟到以前有所悟而没有深刻悟到的一些东西。我在各国讲学的时候经常举个例子，那就是黄宾虹说的“师古人，师造化，师古人不如师造化”。最近，就是来长沙这几天，我又翻了一下，发现他说得更妙了：“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然后他拿庄生化蝴蝶作一个比喻，说“师今人”就好像是做“虫”的那个阶段，“师古人”就是变成“蛹”那个阶段，师造化就是“飞了”，也就是“化”了！我觉得这个道理太深刻了！为什么我说这个重要呢？现代科技发达了，CD到处都是，学音乐的人很容易就可以听到很多“今人”的演奏，也可以听到很多“古人”也就是上一代大师的演奏，可是真正音乐的奥妙这些所谓的“今人”和“古人”也是要从“造化”中去体会出来的！为什么说“造化”这两个字特别妙呢？因为音乐比任何其它艺术都有更加自由的流动性和伸缩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最高的艺术。“造化”这个词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没办法翻译，它是中国文化里才有的概念。这个“化”字很妙，它可能有道家的“道”的含义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是通的，西方人是没办法来解释的。音乐太妙了，伟大的作曲家写的作品完成后还会不断地发展，它会越来越伟大越深刻越无穷无尽，所以“造化”跟自然一样生生不息，不断复活、再生、演变。现代人基本上“师今人”，在黄宾虹的说法里是很低级的，“师古人”已经好一些了，因为“古人”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还是比现代的精神境界要高很多，所以他们得到的“造化”后面的“道”一般来说要比“今人”高出很多。真正的“造化”是在作品本身。我讲学并不是把我懂的东西教给我的学生。说到这里又得提到我的父亲，他给我作了一个活的榜样。学问并不是我有，学问也不是我爸爸有，学问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几千年的积累，是人类的共同智慧，可是，怎样追求这个学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学问”了。我教学生时觉得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学生，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个古人，只不过我还没有作古而已！我给学生指出的不过是我所看到的那个“造化”里头的“造化”，其实真正的“造化”无时无刻不在“造化”本身。我给一帮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是一起去追求、研究“造化”里边的奥秘，当然有时候他们启发我，有时候我启发他们，大家会有一种灵感。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要有这种追求的愿望，有这种“饥渴”。我说应该效仿“古人”，也就是因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在成就上没有超过我说的这些“古人”。其实在欧洲就有很多大音乐家对现代音乐的很多东西也不看好，像一位“古人”、在1950年左右过世的德国大钢琴家施纳勃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一辈子只研究、只弹我永远也弹不好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精神境界是如此之高，艺术水准是如此完美，没有任何演奏可以达到作品本身具备的“高”和“美”。可是像那样的音乐正是他一辈子要弹的。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成为机器的奴隶、商业化的奴隶，追求精神价值的我们已经成为了古董，真的是古董！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德彪西……这些人的精神境界对我来说就像咱们中国的老庄、杜甫、李白一样地高。那种高度，现在真是没有人能够企及的！评莫扎特
说来我根本没有资格评价莫扎特！以前我说过，贾宝玉加孙悟空，就是莫扎特。为什么这么说？第一，莫扎特绝对是赤子之心，在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博爱，有一种大慈大悲，这一点和贾宝玉是一样的。莫扎特是歌剧作曲家里与众不同、绝无仅有的一个，他洞察人间万象，对人的理解到了最细微之处。就像贾宝玉，对《红楼梦》里那么多人物，他都理解，他永远不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他有时候也有反抗，跟莫扎特一样。莫扎特曾经反抗一位主教，非常激烈，他非常有傲气，但他对每个人的心都有那么深切的体贴。他在歌剧里写角色，就像《红楼梦》一样，每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你听一句词就知道是谁唱的和说的。甚至于在《后宫诱逃》中，在苏丹王宫前有一个又懒又胖又蠢的守门人，唱着咏叹调，在那儿怨天怨地。虽然只是这样一个角色，可是你听他那歌词里的悲哀，你会觉得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真正伟大的艺术，就像王国维讲的，“后主词，赤子之心者也”！真是血泪铸成的！还有王国维说的另一句话人们往往忽略了：“像哈姆雷特和释迦牟尼一样，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感。”所以说，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不是一个人的长恨而已啊！所以，在莫扎特的音乐里，即使是最平凡的人物，他的音乐也是美得不得了，同时音乐本身又有一种永恒的深沉，一种无穷无尽的意义和感情。还有，我为什么说他是孙悟空呢？他就是千变万化，因为他的天才是超人的，他能上天入地，就像孙悟空一样，拔一根毛就可以变一样东西。你给莫扎特一个主题他就能编，要怎么编就怎么编，而且马上就编。这个本领就是孙悟空的本领了！而且他也非常之俏皮，他的幽默感不是一般的说说幽默话，他的幽默充满了温柔，而且有一种童真。中国人其实就是“莫扎特”，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就跟莫扎特有很多地方相似，而且能入能出。莫扎特的音乐里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尤其是他的歌剧：他是在做戏，你能感觉到这是戏，但是你又发现这里面的感觉是真实的，这似乎不是做戏，可是事实上它又绝对是在做戏。这跟中国的戏剧也有相同的地方。中国的戏剧很明显是在做戏，但是它就是有个艺术的高度，它能入能出，在“入”的同时也“出”了，它在外头观察。所以，欧洲有些人就说莫扎特像音乐里头的莎士比亚。莫扎特的音乐是那么地亲切，那么地平易近人，可是它里头有无限的想象，充满了诗意。所以我说莫扎特是“中国的”，他跟中国人的文化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应该比任何民族更懂得莫扎特！DOWNBEAT
谈肖邦
演绎肖邦我说不上是权威，我不过是他一个忠诚的追随者。“熟读后主词”，就基本上是肖邦的精神。肖邦的音乐最主要的就是“故国之情”，还深一些的，是一种无限的惋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穷尽的怀念！这种无穷尽的怀念不光是对故土的怀念，那种感情深入在他的音乐里，到处都是一个“情”字啊！这是讲肖邦音乐的那种境界，他其实是一个根植得很深的音乐家。我要是能够再活一次的话，也要像黄宾虹画画一直追求到唐宋以前一样，从那个根子里打基础，再慢慢地“画”出去。黄宾虹活到90岁才到那个境界。我这辈子弹钢琴本就是半路出家，基础很差，要我现在重新从巴赫再到巴赫以前是不可能了！我平常喜欢听的音乐中钢琴的最少，基本上是跟钢琴没关系的。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是戴留斯，他就从来不写一个钢琴作品（这个说法好像有误？至少戴留斯还有一首钢琴协奏曲——作者注）。因为我喜欢的是音乐，音乐是一个很巨大的无边无限的世界。肖邦古典的根是很深的。他的音乐和声非常丰富，同时对位复调的程度非常高，不像巴赫的，一听就是对位，他的不是，可是又无处不在。可以说，他的音乐里面包含着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里线条的艺术，尤其是黄宾虹山水画里的艺术，有那种化境、自由自在的线条……一般人弹肖邦，只晓得听旋律。肖邦的旋律是很美，可是在旋律美之外人们往往忽略掉了它其它声部的旋律。他的音乐是上头有个美丽线条在那儿，下头还有几个美丽线条无孔不入，有很多的表现。除此之外，肖邦音乐还有和声的美。不像一般的弹钢琴，右手是旋律的话，左手就是伴奏，肖邦的音乐里没有伴奏，里头都是音乐，都有丰富的内容。为什么人们都说肖邦是“钢琴诗人”？他的音乐真是最接近于诗！人们都说肖邦一定要歌唱，其实在歌唱之前，肖邦他一定要舞蹈，他的音乐全是从民间舞蹈出来的，每一句都是这样！即使是他的叙事曲，里面都有玛祖卡和华尔兹的影子。他的协奏曲也是这样，比如说第一协奏曲，第一乐章后面有波兰舞曲的影子，不仅如此，开始那个乐队的部分还是玛祖卡呢！很多人包括西方的音乐家都不知道！我说透之后，他们觉得很惊讶，但是仔细一分析，又觉得有道理！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肖邦要说话！肖邦的音乐跟诗那么接近，好像他在跟你说话。有一首他的E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次接触它时，最后那一段我就感觉真是“泪眼望花花不语，乱红飞过千秋曲”（此处引用有误，应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原句出自欧阳修词《蝶恋花》——作者注）！“乱红”颜色的感觉真实极了！每次我弹这个曲子就真是那个感觉——泪眼望花花不语！肖邦的音乐那个感人啊！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在对你说话！肖邦真的跟诗是最接近的！
我一说起来就好像每一个作曲家都跟中国的诗有关系，比如说陶渊明就很像舒伯特，贝多芬和巴赫就少一些，但是贝多芬在“苦”这个程度上跟杜甫有点相像。肖邦的音乐真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接近很接近，所以这次波兰肖邦钢琴比赛，最让波兰人震撼的并不是某个人得奖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代表团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认为这些中国人基本上都有那种肖邦的感觉。对肖邦有感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全世界都很少，因为肖邦那种诗一般的语言和他那种深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缺少，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执着真是很少很少！
谈中西艺术
我曾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在很多方面我父亲都是一个先知者。他说中国音乐的发展要从语言里去发展，事实上所有国家的音乐都跟它的语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俄罗斯音乐如莫索尔斯基的歌剧就是从他们俄罗斯的语言里挖掘出来的，他的音乐语言跟他们民族的语言息息相关！德彪西的音乐跟法国的语言相关，舒伯特的音乐跟德语相关。至于中国音乐，在音诗方面，赵元任也作过很多尝试，这条路至少是发展中国音乐很重要的一条路，我觉得他完全是对的！很妙的是，很多年以后，我给学生讲一首德彪西的练习曲，其中一段的抑扬顿挫、起伏迭宕跟纳兰性德的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常常讲德彪西是“中国”音乐家。这世界真是奇妙，德彪西这样一个完全从另外一个文化出来的人，会这样完美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就经常用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来诠释西方音乐，西方人对此很感兴趣，而且他们在我加以解释之后的感受都很强烈。
中国民族音乐在1979年以后是不一样的，开放了，对于音乐艺术也没有那么“教条”了！而从刚解放到1979年，中国基本不存在音乐，只有宣传口号，跟音乐毫无关系！以后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学派，有法国的梅西安这样的世界级现代作曲大师也有美国来的音乐家到中国来讲学。有一批年轻的中国作曲家现在在欧美，他们在做很多尝试。我觉得在这一批中国作曲家里，有很多是很有才气的。比如说谭盾吧，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放在京剧团里头，接触了许多中国过去的戏剧艺术、民间艺人，我觉得这太好了，对他来说，这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比起在学校里学对位、学作曲好得多！这才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土壤。可是有一个问题：学现代派也很容易走火入魔……音乐比其它东西更需要时间的考验。我想过一二十年我们回过头来看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音乐学校去学习，学习钢琴、小提琴或者其它乐器，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成名成家的捷径，那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也许真能做到，这孩子天分很好，但是假如他追求的就是这些的话，他的价值就不是我认为的音乐艺术里面的价值，而是世俗观念里的价值，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价值。假如说学音乐是因为孩子真的很爱音乐，而且他有强烈的感性，还有他知道音乐是苦差事，愿意一辈子做音乐的奴隶，有献身的精神，那就是另外一说了！假如不具备对音乐那种“没有它就不能活”的爱，那还是不要学音乐，学电子、学医、学法律成功的机会都会大得多！学艺术一定要出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有“大爱之心”，然后要愿意一辈子不计成败地献身。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是这样的出发点，假如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即使孩子不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可是他有了一个精神世界让他可以在那儿神游，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学音乐本身是很好的，我父亲当年也并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显露出的那一点点悟性和音乐感就认为我能够靠它成名成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不过是觉得人文的东西都应该是通的。他从小在美术上、文学上、哲学上给我的那种教育绝对不亚于在音乐上的，甚至可以说比音乐上的更多一些。他让我学音乐就真是这样想的：假如有发展，就往这条路上走；没有的话，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构成我的人格修养、精神境界里一个很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他真是这么去看的！我觉得人们都应该这么去看，都应该喜欢艺术。黄宾虹说：“艺术可以救国。”真的是这样！艺术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精神价值现在真是太缺乏了，全世界都一样！
自我剖析
凭良心说，在钢琴上我花的精力最多，这并不是说我注定要成为一个钢琴家，而是因为我的根底不够。我小时候学琴学得很少，最关键性的那几年也就是13岁到17岁那几年，我根本没有机会去弹琴，17岁再开始也没有很好的先生，不像现在的一代，他们真是幸运得很，童子功好得不得了，基础打得很稳固。随着年龄一年一年增长，对我来讲，纯粹在技术上要征服钢琴这种东西真是花费了我太多的时间，所以真要说起来，我做钢琴家永远觉得难为情。这是就钢琴家纯粹机械性的这个方面来说。到我这样一个年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加倍甚至于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所以这几年我的手老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虽然现在我这手的条件不好，练起来更苦，可我还是坚持练琴。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可以每天练8到10小时。我手上这腱鞘炎这绷带可能就说明我的童子功不够，童子功好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么辛苦练琴了！从纯粹机械地弹钢琴的本事来说，所有钢琴比赛里的选手、所有音乐学院里的学生都比我强，真的是这样！可是讲到追求一种精神的境界，讲到声音的变化，讲到音乐里头“言之有物”，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练琴，在这方面他们好得很，他们倒是需要多读一点书，多看一点画，多思考！
我父亲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精神。”艺术里头的完美你要心里头有数。就像我前边说到施纳勃所说的，伟大的音乐你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你的演奏永远不可能像作品那样完美。对此你心里有数，可你还是孜孜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去追求这个东西，而且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也有一种无穷的乐趣，你每一分钟都会发现新东西，每一次你发现的东西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啊！每一次你又能看到多“一滴水”，你会高兴你又看到新东西！
感觉很累
说实在的，现在弹琴我觉得很累，真的很累！我真想还是帮助下一代，带个徒弟吧！我现在教课也教得多，一般是教大师班，不过我一般不教私人学生。“大师班”这个名称并不是说我认为我自己就是大师，它一般是上大课。我讲音乐并不是把我那点有限的知识教给我的学生，就像我爸爸，当年他也不是把他的知识教给我，而是启发我，让我动脑子，也就是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去思考。我讲学一般喜欢讲大课，我的目的是发掘音乐里面的奥秘，怎么样去表现这个奥秘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探求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这些年一直在看中国书，古书也好，现代书也好，我一直都在看，不断地看。我家里也有很多画，特别是黄宾虹的画。可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我的脑子里有中国的文化。怎么说呢？凭良心说，我念的中国书是非常有限的。前几年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小时候爸爸教我的第一课讲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是我一生的写照！对此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学，经常不断地复习，再继续研究。我在国外是这样翻译它，而且我对这种翻译相当满意：“LEARNAND CONSTANTLY RESTUDY，ISN’T THAT PLEASURE？FRIENDS COME FROM FARAWAY，ISN’T ITJOY？”“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我来说就是SHARE，我跟朋友分享我的“学”。凭良心说，我基本上是这么做的，至少我是往这条路上走的。中国文化本就是我的一部分，没有这个就不是我了！文化和我是完全一体的！
个人希望
其实，我……我很怕回国！我每次回国心里都是很疼的，有很多让我非常愤怒的东西，也有很多使我非常高兴的东西和使我非常惋惜的东西。这种感情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里翻腾，当然，作为艺术家，我不能把这么具体的东西放到艺术里面去，而是应该升华到另外一个程度。我们祖国的文化实在是太伟大了，它包含的力量太大了，我比一般人的感受可能要强烈得多！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在感情上不能承受这种文化对我内心的冲击。还记得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我曾经到成都，去武侯祠，看到了诸葛亮写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要掉眼泪！那个感人啊！那种人格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感人！有人注意到我练琴时嘴也在唱，其实这是我的缺点！当然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像卡萨尔斯，他是公认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你听他的唱片，嘴里也是哇啊哇地在那哼哼，还有加拿大的格兰·古尔德，也是唱的声音比琴声还响。可是我得承认这是我的缺点，我不能控制自己。就像我爸爸信里说的，音乐一定要能入能出。我练琴时“入”是入了，可是没有“出”啊！假如不发出那种声音，我就能更清楚地听见我弹的声音，我就能控制它，能够做到接近于“能入能出”。我就是没有能够做到。反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还能少唱出点声音，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集中”，所有人都在听我，我也会更加清醒地听到我自己弹的声音。为什么说莫扎特“能入能出”？他的音乐是在做戏，同时他又在看戏。这也就是中国戏剧的高妙之处，这也就是跟莎士比亚相通的地方！
评价：傅聪在国际乐坛受尊敬的程度，远远胜于其他大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是美国《时代周刊》以及许多重要音乐杂志的封面人物；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钢琴家仍常常向他求教；世界重要的国际钢琴大赛，他是理所当然的评委。傅聪说：“只要我多活一天，就越发现音乐的高深。我觉得，60岁以后才真正懂得音乐！”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307/12279443.html
次子傅敏回忆往事 傅雷的最后一封家书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19/15/161663_308291809.shtml傅敏谈傅雷艺术收藏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485597/discussion/1374731/傅敏谈傅雷的家庭教育
父亲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做人，他这个人性格太直，也太天真。他这种“里方外方”的个性很难生存下去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而对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傅雷次子傅敏却知之甚少。今年4月7日，是傅雷诞辰100周年的日子。记者特意来到傅敏家中，拜访了这位71岁的老人。
傅敏10年前从北京七中退休，他踏踏实实地在那里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前的职称是英语特级教师。傅敏说他很少提及家中“感到心痛”的往事，特别是每年到了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的日子，他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悲痛都发出来。
今年是傅雷诞辰100周年，傅敏破例，向本刊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傅家往事——
年少孤僻影响一生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在中学时代甚至大学，我认为父亲只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的著译后，我对父亲的认识才开始深入。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在《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文中，评价父亲是“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巨匠。”如今，好多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把父亲作为研究课题。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最后选择悲壮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染上了痨病，24岁去世，当时父亲只有4岁。奶奶不认字，但非常有见识。孤儿寡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父亲对我讲过，在他小时候，奶奶对他管教极严，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看到窗外绿树成荫，蝴蝶纷飞，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不过，奶奶也是个善良、明事理的人，在族中很有威望，许多族里的事情都由她仲裁。父亲小时候很聪明，也非常调皮。他好几次偷吃祭祀的供品，被奶奶痛打；父亲那时念书念烦了，就变换花样，自得其乐，例如念到“孟子见梁惠王”时，他自作主张改念为“孟子见梁惠王，一块棉絮换两块糖”，奶奶听到了，对他又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少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顽劣。他12岁到上海南洋附小读书，因为离开了奶奶的严厉管教，自由无度，调皮捣蛋，结果被开除了。之后转到了天主教会学校徐汇公学（现在的徐汇中学），念了3年，又因反宗教，再次遭开除。17岁时，他带头闹学潮，为了躲避抓捕，奶奶把他弄回了浦东。
书是念不下去了。当时父亲有一个勤工俭学、在法国学纺织的表哥顾仑布，他动员父亲留学。父亲的姑母很开明，在她的劝说下，奶奶答应让父亲去留学，但唯一的要求是，让他走前与一个远房表妹订婚——也就是我母亲。于是，父亲订婚后于1928年初去了法国。
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多少欢乐，更多的是苦难与寂寞，这养成了父亲孤僻和乖戾的性格。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也使他后来很难以适应社会，拒绝从俗，最终选择闭门译书，也由此成就了中国一个伟大的翻译巨匠。
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留学和一般留学生目的不同，他根本没打算混一个学位镀金，而是为了获取知识，真正学到东西。他的语言悟性很强，去法国半年就能进行基本的法语对话。
父亲在法国时，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读了罗曼•罗兰翻译的《贝多芬传》后，他嚎啕大哭。这部书为感到彷徨的父亲指明了方向。罗曼•罗兰小说中的主人公，都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这些人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位法国专家，是个中国通，来到中国，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柜里，都放着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在法国，这本书几乎见不到了。他觉得很奇怪，于是买了一套来读，读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部书在中国那么流行。他说，这部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傅雷的翻译比原文还好，傅雷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和文艺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对文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上海筹备黄宾虹画展，父亲比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小50多岁，两人却成了忘年交。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日本人要给他开画展，他是很有骨气的人，拒绝了。黄宾虹从北平把画作寄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编画册，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观画答客问》，这是第一篇研究黄宾虹画作非常重要的论文。
后来，父亲还写了评张爱玲小说的文章，也是研究张爱玲最早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同时也严厉批评了她的一些作品。当时张爱玲不以为然，但是在晚年，她也认同了父亲的见地。
和刘海粟的决裂
人们评说比较多的是父亲和刘海粟的关系。在法国时，刘海粟曾请父亲做翻译，把父亲当成左膀右臂。父亲还说服法国文化部，买了一张刘海粟的画收藏。1931年冬父亲回国，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任课，教美术史和法语，还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父亲只有23岁，一边教书，一边翻译《罗丹艺术论》，还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作为教材。尽管这本书要讲的是美术，却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等融会贯通，非常引人入胜，到现在也很受欢迎。
父亲在上海美专工作的时间很短，也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过于直白。当时，有个在学校任教的画家，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大厅里，父亲看到了，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水平的画怎么可以挂在大庭广众之下呢？画得还不如学生！”这么一来，本来他是想改革教学的，但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最后把自己“改革”掉了。
父亲和刘海粟“决裂”，也是因为他太耿直。当时上海美专有个叫张弦的教授，也是父亲留法时相识的画家，是个很出色很有才气的画家，素描非常棒。但是他得病死了，而死因和生活穷困有关。父亲认为张弦的死和刘海粟有关，认为刘海粟办学太商业，对年轻教授过于苛刻。于是，在张弦的遗作画展筹备会上，父亲和刘海粟发生了激烈争吵，彻底闹翻，一下子就断绝关系2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父亲和刘海粟都在政协，才恢复关系。
其实连我父亲也承认，刘海粟对他本人不薄。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事不对人。他认为对待朋友和艺术一定要真诚，不平则鸣。 搭上反右末班车
1947年，父亲翻译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检讨》，并写了一篇文章《所谓反美亲苏》，结果受累了一辈子。其实斯诺的书90%是批评美国，10%是批评苏联，写得比较客观。父亲懂外语，了解的东西很多，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清楚，所以文章是据实而写，既中肯又切中要害。结果就受到了所谓“左派”的批判，说傅雷走中间路线，对他进行了批判。父亲在反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武断往往并非恶意，而由于天真，惟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偏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么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外创造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之处与可怕之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后来，在1957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又旧事重提，批判我父亲。
父亲究竟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直到几年前，周而复才告诉我其中的内幕。当时，对父亲已经开了九次批判会，父亲坚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上海的领导已经准备保护他过关，让柯灵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动员他只要做个检查就可以过关。开始父亲不同意，后来柯灵反复做工作，父亲终于同意了，由柯灵起草检查。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到了上海，说上海右派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数量不够。结果为了凑数，父亲的名字被加到了右派名单上。这是1958年的4月底，父亲郁闷地搭上了反右的最后一班车。
那时，我想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哥哥傅聪，告诉他这些事情，但是母亲不让。其实哥哥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气氛的变化。这一年的8月，哥哥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哥哥当时选择出走英国，不惜背上“叛国分子”的名声，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从国内传出来的消息是，父亲不仅被打成了右派，还成了反革命，被抓了起来，这个消息传到哥哥耳朵里，让他感到震惊。
本来，他在波兰的学业要到1959年结束。而1958年6月，中国大使馆就不断催他回国。经过和波兰政府的协调，毕业考试提前到1958年的12月。就在这个时候，哥哥决定到英国去。当时为了在欧洲各国演出方便，他的护照是各国通行的，因此不存在手续上的障碍。哥哥于圣诞前夜，登机去了英国。到达伦敦后，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定：第一不入英国籍，第二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第三不去台湾。后来，经纪人求他，因为不入英国籍没办法演出，他才加入了英国籍。
被打成右派，哥哥出走，都令父亲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心灵备受煎熬，身体也非常不好。因为长期工作，他的腰不好、眼睛老流眼泪，医生说，你再这么下去，眼睛要瞎掉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翻译了近150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我到现在才明白，父亲戴着右派帽子翻译《艺术哲学》，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离开这个现实，在艺术的世界里神游。
为了调养身体，父亲开始学着种花，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一丝不苟。他种了50多种玫瑰花和月季花，那些花开得漂亮极了。花开时节，里弄很多邻居都来观看。那时父亲的朋友为了帮助他摆脱苦闷，送他碑帖让他练书法，结果他的毛笔字也练得非常好，他年轻时的字很漂亮。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父亲的书法开始敦厚含蓄，既体现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苦闷。
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
早在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的那天，他就想走不归路。那天他半夜两点多才回家，母亲急死了。父亲当时是考虑到我还在念书，考虑到我哥哥傅聪在波兰留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没有走绝路。否则按照他的性格，当时就走了。
1966年，在他自杀前一个礼拜，我在北京，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已经感觉气氛很紧张，但我当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后来听父母的老朋友讲，在他自杀前两周，曾经与朋友聚会商量过，大家知道要劝我父亲留下是不可能的，竭力劝他让我妈妈留下，这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想，妈妈还是走的好，要不，以后这么多苦难，肯定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她怎么承受得了呢？如果我在上海，有可能妈妈会留下，但也有可能我跟他们一起走了！
现在看来，父亲对死早就有准备。在新版的《傅雷家书》中，增加了一封父亲写给哥哥的信，这是他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过去没有发现。在这封信里，已经流露出父亲赴死的念头。
这封信曾经刊登在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是前几年陈子善教授发现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儿子和儿媳的。父亲在信里写道：“有关凌霄（傅聪儿子）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尤其是妈妈，她自从七月初就不停数日子。‘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昨晚她说：‘现在只剩下三天了。’那语气，简直像小宝宝就跟在她身边似的。”“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象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封信字里行间，已经预示父亲走向不归路的决心。
1966年8月底，父母接连遭遇抄家和“批斗”，9月3日，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一起留下遗书自杀身亡。一个细节是，在自尽前，他们先把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目的是不让方凳被踢倒时发出声响，让别人发觉。赴死的决心是如此坚决。在父亲最后的遗嘱中，他把一切都做了详细的交代，那么平静，那么坦荡，就好像出远门旅行一样。(傅敏口述木易/采访整理)
傅敏谈傅雷的家庭教育
■王晓宇沈爱群
看《傅雷家书》，让我们知道父母的爱有多深切，和傅雷的儿子傅敏谈话让我们知道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可以有多深远。傅敏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父亲的教育方式也是在逐步改变的，他说他从我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和我们一起在成长的。
记者：许多人谈到您父亲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对您的哥哥傅聪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总不免要用到严苛这样的字眼，甚至，有人说傅聪在音乐上有那么高的成就，就是您父亲打出来的。所以现在有些父母也相信教孩子练琴，逼和打这样的手段总有一天能出奇效，您认为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误会？
傅敏：的确，在小时候，父亲打我们，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你越哭，他越打，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每一次挨打，我都明白原因，有时是调皮捣蛋，有时是做错事，比如撒谎。我的父亲严在哪儿？严在对做人原则的坚持，像撒谎，做事不认真、不负责任---对这些，他从不姑息。在《傅雷家书》中，父亲也提到了这些往事，他有心痛和忏悔，他在给我哥哥的一封信里曾经很坦诚的告白，“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父亲也在不断改进他的教育方法，他说在我们两个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和我们一起成长的。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和我们之间的融洽交流，“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少。尤其是近3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把家庭教育也当成一门学问在做，在我们成长的20多年里，他不停地在反思和我们交流的得失。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哥哥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这是和父亲对他在道德、人格和人文艺术方面的许多培养分不开的，如果仅仅是棍棒下的练习，那么我父亲说过，这只能是一般的钢琴匠，他对艺术、对社会根本没有任何贡献。父亲提到过关于练琴的家庭教育，他认为“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
父亲给予我们的许多是身教，父亲爱憎分明，情感强烈，他对我们的教育不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但这样的教育却是扎到我们成人的根子里的。
记者：您说您的父亲教育你们首先要好好做一个人，您能不能具体地说说这种要求。而您的父亲又是怎样影响你们的？
傅敏：从小父亲就教给哥哥和我许多古典诗词，父亲亲自编了国文教材，选录的国文都是讲做人的道理，像陶渊明的文章、李杜的诗篇。父亲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赤子之心的人。父亲从不鄙视任何的劳动者。他说做人做好了，哪怕是个皮鞋匠都没关系，否则就连个皮鞋匠都做不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更多来自于身教。这是言教所不能达到的。比如说做事为人的认真。50年代，他有一阵子迷上了摄影，显影药、定影药，父亲都是一克克称准，照片要放大，父亲就用尺子细细地量。父亲爱养花，他对待每一盆花，都很认真细致，看到有嫁接的介绍，他就自己去实践。父亲就是这样，哪怕一点点小事、小细节，他都很认真地对待。他要求我们做到的，绝对是他自己做人的风格原则。这是我们兄弟两个成长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我的母亲曾经在信里这样夸赞我的哥哥：“从各方面看，你的立身处世都有原则性，可以说完全和你爸爸一模一样。对黑人的同情，恨殖民主义者欺凌弱小，对世界上一切丑恶的愤懑，原是一个充满热情，充满爱，有正义感的青年应有的反响。你的民族傲气，爱祖国爱事业的热忱，态度的严肃，也是你爸爸多少年来从头至尾感染你的……”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在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中，她对我父亲人格最真实的感受。
记者：那么以您父亲这样严谨的性格，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对父亲是不是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呢？
傅敏：尽管父亲自己在翻译界、艺术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家里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家人的爱是很细腻很具体的。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的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来给他的孩子作为艺术教材。每当我的哥哥要弹奏什么世界名曲，我的父亲总是提前为他准备好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很多是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做这些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之外挤出时间来的，有时甚至是拖着沉重的病体。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他嘴上不会多说，但他在行动上，在《家书》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位父亲最热烈、最真挚的爱。
他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种教育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和您的哥哥，一位是世界闻名的音乐家，一位是出色的外语特级教师，应该说除了基本的人格塑造以外，您父亲也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具体的技巧训练上，您的父亲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傅敏：我觉得我父亲在培养我们两个成才中，他最成功的做法就是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对我们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种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习国文或外语时遇到问题了，父亲从来不会给我们直接的答案，或是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就了事，而是让我们去一边自己思考，过一会儿再让我们说出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对，就继续思考，到自己能认识满意为止。现在素质教育提得很多，内容也很多，我的理解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事实上，现在的教育越来越侧重灌输，思考的余地太小了。
记者旁白：随着话题的延伸，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是怎样在他的儿子们身上留下了烙樱这印记，也许将传诸子孙世世代代，永不磨灭。就让我们引用著名学者楼适夷先生为《傅雷家书》作的序言，作为访问的结束吧：“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
http://www.dfdaily.com/html/8759/2012/7/16/825055.shtml傅敏谈傅雷艺术收藏
傅雷（1908-1966）有两个儿子，然而相比有着音乐大师风范的钢琴家傅聪，如果不是多次重编《傅雷家书》，傅敏似乎算得上一个隐者。
走进傅敏的家，就像到了黄宾虹（1865-1955）山水画小型展览室，两面墙上，依次是黄宾虹的山水画《青城山写生图》、《西山秋爽》等，此外，还有难得一见的陈师曾山水画《溪山帆影》，品读这些清润的笔墨，室外的暑气似乎也少了许多。
这些书画都是傅雷的藏品，也是在“文革”查抄后他陆续从有关方面取回来的，“少了有一半。”傅敏说，言语之间有些无奈，然而他能怎么样呢？
傅雷以翻译家、文艺评论家而名世，事实上，他更是一位艺术鉴赏家——他与国画大家黄宾虹识于1935年，在其后20年的交往中，两位忘年交的交谊仅被视作艺坛佳话而广为传颂，而论及傅雷的艺术收藏，有一大部分都是黄宾虹的精品。傅敏前不久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就其父亲傅雷的艺术交往、艺术收藏、艺术理念、教育等畅谈自己的体会，“父亲的艺术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是真，一切都是以真为本。人本身要真，做事也要真，画画也要真，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投机取巧。”
傅雷书“经手宾老（黄宾虹）寄沪书画总清单”
傅雷书“傅宅经收书画细账”
黄宾虹作品《青城山写生册页》部分（傅敏收藏）
黄宾虹作品《青城山写生册页》部分（傅敏收藏）
陈师曾山水画（傅敏收藏）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下简称“艺术评论”）：傅敏先生好，我们还是从新版《傅雷家书》与你父亲的艺术教育说起，你父亲对你们从小在艺术教育方面一直重视，你哥哥傅聪是钢琴家，你父亲那时候对你在艺术方面是怎么培养的？
傅敏：小时候我拉过小提琴。
艺术评论：书画方面有没有花工夫练习？
傅敏：没有，父亲不强迫我们练，但是对这方面的熏陶还是有的。
艺术评论：就是提高你们的书画鉴赏力？
傅敏：对。他在家里看画看书法。
艺术评论：就让你们跟着看？
傅敏：我们就跟着看，他就希望我们跟着看，跟着聊天。这种熏陶很重要。
艺术评论：那时候你们家里的书画收藏也很丰富吧？
傅敏：也不是很丰富，很精的。比如我厅里的这幅是陈师曾的山水画，就是我父亲的收藏。（艺术评论：这种技法有点像黄公望的笔调。）
艺术评论：比如说小时候跟着你父亲一起看的印象深的艺术收藏还有哪些？
傅敏：那就多了，黄宾虹的画作是最多的，外面人说黄宾虹精品都在傅雷那儿。黄宾虹那时是每几天来一封信。
艺术评论：据说信里常常夹一幅画？就送给你父亲了？
傅敏：对，他就觉得这种（交流）也好，他觉得我父亲懂他的画，他们俩相差45岁。我父亲第一次看到黄宾虹的画是在他表妹顾墨飞家，就拍案叫好，那是1943年，就开始与黄宾虹通信。
艺术评论：后期是每个星期都通，同时夹一幅画？
傅敏：不光是每个星期，你看那个日期就知道，往往是几天一封信。厅里挂的这几幅小画是黄宾虹最后的作品，那是抄家退还的，退来时只是叠着的四张，这是前年上海博物馆替我裱的，隐隐约约还可看到背面有抄家打印的编号。这一张是黄宾虹早期的作品，画的是平原，很不多见！
艺术评论：黄宾虹用墨很恣意的。
傅敏：很自然。这幅画是原装，画框都是父亲当年配的，我都没动过。是抄家退还的。你看这幅是黄宾虹送给我父亲的，上面有题款。
艺术评论：题款是“西山秋爽图，怒庵先生一笑”。
傅敏：这个我一直不敢挂，因为当年的画框已很旧，画钩已有点脱落，所以就立在这书柜上。
艺术评论：那时候他与你们谈黄宾虹吗？
傅敏：当然谈。就讲他的画，黄宾虹这个人，也是挺好的，他书法也好，画也好，他刻图章也好。
艺术评论：黄宾虹论画强调“内美”，最早并不以画知名，他是学者，在上海也做过编辑，他的第一次展览就是你父亲张罗的。
傅敏：是的。我爸说，那时他四处云游啊，写生稿子不得了啊，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到浙江博物馆去，看黄宾虹的写生的作品，真是太丰富了。他真是才气横溢。
艺术评论：文人型的。
傅敏：黄宾虹完全不在意金钱。所以黄宾虹去世以后，黄夫人还在，生活就有些困难。然后我爸就给当时浙江的文化局长写信讲到这些——因为黄宾虹去世时候所有作品全捐给了博物馆，但是始终没办手续，直到黄宾虹的女婿赵志钧打成右派后才去接收，这里面就有猫腻了。因为黄宾虹女婿最了解黄宾虹，对他的绘画颇有研究，对他的绘画以及收藏最熟悉。
艺术评论：那你父亲那时候推崇黄宾虹还有别的原因吗？
傅敏：父亲就是觉得他东西好啊。一看他这作品那么有品位，在世界上也站得住脚的，尽管那时候他的名气没那么响。我爸当年就说：黄宾虹的绘画要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以后才会为人们认识。可是，就是到现在，黄宾虹还没到他应该的地位，这从市场的价格来看。那天我看到那个李可染的画，开价一亿多元。
艺术评论：今年李可染最高的还不是这件，另一件《万山红遍》据说拍出了2.9亿多元。
傅敏：那个瞎拍！你喜欢吗？反正我是不喜欢。
艺术评论：当时社会的审美水品还没达到傅雷先生达到的境界。
傅敏：讲到现在的金钱社会呐，更是资本在推动。
傅雷的字从飘逸到敦厚
艺术评论：反观傅雷先生，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他不仅是艺术，对音乐、对文学都有极高的鉴赏力，古今中外，在诸多领域达到如此高度，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很罕见了。
傅敏：我爸爸这个人，他是非常纯的，他没有任何杂质，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好。就从艺术角度来讲。
艺术评论：因为很多人他推崇一个艺术家是有个人的一些私心的。
傅敏：比如说他对刘海粟的评价——刘海粟在法国的时候，是离不开我爸爸的，因为刘海粟法文不行。我父亲去了半年以后法文就没问题了，在法国艺术沙龙对各种艺术家是应对自如。
艺术评论：那他对刘海粟的艺术有什么说法吗？
傅敏：刘海粟是有才，但他不用功。比如说，“文革”以后，他也是经常到北京来，我爸爸的朋友么，当然我常常去拜访他，他对朋友说这就是傅雷的儿子：“傅雷啊真了不起，他真懂我的画。”
艺术评论：你怎么说呢？
傅敏：真有眼光的人心里有数的。而且刘海粟的画越到后来越不行。别的不讲，你就看他的颜色，俗，俗不可耐，我爸早就说他俗。《家书》也有一段说刘的画俗。
艺术评论：刘海粟知道你父亲这样评价他吗？
傅敏：知道。
艺术评论：有段时间两人掰了。
傅敏：断交二十年嘛。这在艺术界的老人都知道这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为张弦的事。我爸是留法时认识张弦的，回国后同在上海美专教书，我爸觉得张弦很有才艺，但很穷，刘海粟给他的工资很低，对张太刻薄。张弦是病死的，就是因为他穷、病，所以在纪念张弦而举办遗作展览的筹委会上，我爸与刘海粟公开闹翻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当年也在上海美专任教的留法画家刘抗，他抗战开始就去了新加坡，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到北京来，我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说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爸自传里都写过这些，我就借此核对一下。他说你爸爸脾气是很暴躁，容不得一点沙子，性格非常耿直。所以从此以后与刘海粟绝交二十年，一直到解放以后在政协碰见了才和好，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
艺术评论：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和的原因与张弦有关系，那能否再具体些？
傅敏：因为父亲认为刘海粟办校（上海美专）太商业气。所以这是我父亲后来不愿意在那儿教书的主要原因吧。父亲这个人太纯了，他看不惯这些。
艺术评论：他在上海美专呆了多久？
傅敏：前后一年半。我爸对刘海粟的看法我听他讲过，解放之后他们又来往了，我爸有时就上刘海粟家去看他的藏画。说一看刘海粟的藏画，就知道他没有艺术眼光，他藏的东西不行。
艺术评论：刘海粟藏的什么画？
傅敏：那我就不清楚了。
艺术评论：刘收藏的是西画还是中国画？
傅敏：中国画。
艺术评论：傅雷先生的书法成就其实也很高，比如与黄宾虹通信时期的书法——很成熟了，他有很长时间用钢笔书写就没有用毛笔了，然后他说我一定要练练书法。之前有人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开始要练书法，但其实不是。
傅敏：我父亲年青时的书法的确很好，很灿烂，充满了朝气，非常潇洒，而且你只要看当年35岁时给黄宾虹写的信，就一目了然了！
艺术评论：写经他都写过。他后来的字跟早年的字不一样，早年的字瘦而飘逸，后来的字乍看有些肥了，敦厚，有隋人写经的感觉。后一种字体是在1960年代以后？
傅敏：对。跟他的经历有关，“反右”后那个时期他就开始练魏碑，那是他的好友周煦良怕他郁闷想不开，就拿来许多碑帖，其中就有魏碑。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的字就显得含蓄敦厚，这与他的心情有关。
艺术评论：早期还是有一种往外的锋芒感，就像他写张爱玲的文学评论都是锋芒毕露的。
傅敏：这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吧。毕竟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不像后来控制那么严。
艺术评论：那他字体的变化主要跟他练的哪些字体有关？
傅敏：魏碑。
艺术评论：《傅雷家书》里所收的大多是给你哥哥的信，那他那时给你写的信多不多？
傅敏：不多，长信也就是四五封信，有一封很长的信，我翻译了《英语语言史》两篇文章给他看，他改了，写了一封11页的信，帮我分析，什么是你心理上的问题，什么是你语言上的问题。这封信我舍不得烧掉，别的都烧掉了。
艺术评论：为什么烧掉呢？
傅敏：那是在“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一出笼，我就觉得情况不妙，就把父母给我的信都烧了！果然等到学校“文革”一起来，学生就找我要那些信！但那封长信没烧，舍不得，当时我女朋友的哥哥在北大图书馆，交给他保存，“文革”以后托人问过他，也没有下文了！。
艺术评论：现在找不到了？
傅敏：对。
艺术评论：太可惜了！
傅敏：如果没有毁掉，说不定作为文物不知哪一天会出来的。
特别喜欢石涛
艺术评论：还是回到您父亲的藏画，除了黄宾虹以外，还有哪些，有古画吗？哪些是代表性的？
傅敏：有，不是很多。他一般觉得东西好就可以，不一定名头大。有一张新罗山人的花鸟，他也特别喜欢石涛。
艺术评论：那他喜欢的跟扬州都有点关系啊。石涛后来定居在扬州的。宋元的画他没什么收藏？
傅敏：这个很少。
艺术评论：书法你印象深的有哪些？
傅敏：有郑板桥的，有刘墉的。他收藏的一些手札有的并没什么名气，但书法气息很好。
艺术评论：就是说收藏只问是否对自己的脾气，不论名头大小？
傅敏：对对，所以从他收藏的东西就看得出他的眼光品位。
艺术评论：他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的收藏理念？
傅敏：没来得及，他就走了。当我进入这个领域知道欣赏时，找不到他人了。究竟他收藏什么，我哥哥傅聪比我清楚，他比我大三岁，就不一样了，而且他早熟。
艺术评论：所以后来傅先生的收藏在你这儿多一些是吧？诗书画之类的。
傅敏：我也不多，主要在我哥哥那里，退回来好多东西那个时候是他拿走的。
艺术评论：听说你父亲还收藏过庞薰琹的画，他对庞评价是怎样的？
傅敏：庞薰琹本来在震旦大学学医，同时又爱画画，当年举棋不定，究竟学医还是学画。有一天碰到一个比利时神父，说了他的想法，那个神父就说，你们中国人永远不要想成为艺术家，这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后来他到法国学绘画，与我爸相识。抗战胜利后，他从内地到了上海，我爸看到他在苗族地区彝族地区画的很多人物风情画，非常精彩。就自告奋勇的就在震旦大学大礼堂举办了庞薰琹画展——我爸就说看看中国人能不能成为艺术家！
艺术评论：庞薰琹他也创新，尤其在人物画上。
傅敏：那时候他在苗族地区画了第一幅画，我也看到过，真好。而且庞薰琹的素描功底很好。他画的飞天，一看就是有功夫的。但这个人后来可惜了，搞了工业美术。我爸是觉得他受了他家人的影响。在家人的驱使下他开始趋于从政，当个学院院长之类的。
艺术评论：他收藏了庞薰琹的油画素描之类？
傅敏：他有庞薰琹的画。在我哥那儿。
艺术评论：那傅先生收藏这么多东西对你的人生之路、后来鉴赏有什么影响？
傅敏：当然有影响，所以我的眼光也太高了。比如说像李可染的一些作品我是就不喜欢。
艺术评论：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那部分作品？
傅敏：这都是受我父亲影响。现在的国画没有几张看得上眼的，就没底子没功夫。
艺术评论：又要有文人士大夫气，又要有传统的功力，又要从传统里出来，这太难了。就你的眼光说，中国国画界有哪些还可以的？
傅敏：我觉得越来越不行了，很多是没有好好下过工夫的。黄宾虹下了几十年的工夫，我爸说如果黄宾虹七十以前去世就没有黄宾虹了。
艺术评论：黄宾虹画作名声的转折点就是傅雷在他80寿辰的时候给搞的一个展览，当时还专门出了一个画册。
傅敏：对，我这里还收藏有一本当年展览的画册，是1943年印的。
傅家藏品的散失与返还
艺术评论：能不能谈谈傅先生收藏最初散失的细节？
傅敏：当时都是上海音乐学院抄走的。
艺术评论：就是1966年8月底，把你家里面收藏全部抄走了？
傅敏：当时没抄走，全封存了。当时还早，抄完了以后我父母都死了，9月3日他们自杀了，自杀了之后法院就封存了，查点得非常详细，所以目录很详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1970年代开始退还东西。
艺术评论：就是“文革”以后，1976年以后？
傅敏：对的。
艺术评论：有没有丢失不少？
傅敏：后来退还了一些，估计丢失了父亲藏画的五分之三，法院封存的单字上有画名，但没东西。有三本黄宾虹的册页是从某博物馆要回来的！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以人为本和独立思考
艺术评论：你觉得傅雷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对你影响大吗？
傅敏：谈不上大不大，就是一种熏陶。
艺术评论：就是潜移默化。你觉得他的艺术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是什么？
傅敏：真。一切都是以真为本。人本身要真，你做事也要真，你画画也要真，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投机取巧。
艺术评论：就包括为人处世也是要真。就包括你欣赏的艺术也是这样？就是有真意，有真趣。有了真，才会有意境或境界，否则，都是虚的。反观当下的画坛、文坛，虚的、伪的太多了。
傅敏：“真”是最根本的，你刚才谈到意境，都是虚假的哪来意境？
艺术评论：但有个问题：“真”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社会中是一个很虚设的东西，它会使真正的真人不断碰到很多挫折，就像你父亲最后选择了那样的路……
傅雷：所以我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艺术评论：所以“真”是和理想主义者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搞艺术、搞媒体、搞文化事业都是相通的。
傅敏：我父亲不能到社会上去做事，一做事就碰壁，哪里看得惯！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在中学时代甚至大学，我认为父亲只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的著译后，我对父亲的认识才开始深入。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染上了痨病，24岁去世，当时父亲只有4岁。奶奶不认字，但非常有见识。孤儿寡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父亲对我讲过，在他小时候，奶奶对他管教极严，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看到窗外绿树成荫，蝴蝶纷飞，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父亲和文艺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对文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上海筹备黄宾虹画展，父亲比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小50多岁，两人却成了忘年交。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日本人要给他开画展，他是很有骨气的人，拒绝了。黄宾虹从北平把画作寄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编画册，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观画答客问》，这是第一篇研究黄宾虹画作非常重要的论文。
为了调养身体，父亲开始学着种花，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一丝不苟。他种了50多种玫瑰花和月季花，那些花开得漂亮极了。花开时节，里弄很多邻居都来观看。那时父亲的朋友为了帮助他摆脱苦闷，送他碑帖让他练书法，结果他的毛笔字也练得非常好，他年轻时的字很漂亮。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父亲的书法开始敦厚含蓄，既体现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苦闷。
父亲喜欢独立思考，正因为他会独立思考，而他独立思考的基础在融会贯通，他不像有些人弄书法就在书法，弄翻译就在翻译，弄绘画就懂绘画，那不行。
艺术评论：傅雷先生最后确实是打通了，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
傅敏：对，所以他是站得高、看得广，所以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他的悟性就在这样一个的基础上的悟性。他的独立思考不是一般的独立思考，因为他的基础好，面广，所以独立思考那就是跟别人的独立思考不一样，他独特的眼光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好多人说我父亲这样的大家，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很少。
艺术评论：还有天分高。他对你们从小怎么教育？
傅敏：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和独立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他对我们考试什么的不在乎。
艺术评论：考得差一点也不要紧？
傅敏：你爱考多少考多少。
艺术评论：你小时候有一次考得不是太好是吧？
傅敏：小学里成绩一塌糊涂。
艺术评论：那他后来怎么对你这个成绩的？
傅敏：小学我差点蹲班嘛，后来到了1948年因为家里到昆明去，到昆明去靠学校没考上，算了，我爸自己教我。然后回来以后，凭自己同等学力，考了当时的光华附中，后来考上了复旦。从此以后还是自己知道念书了。
艺术评论：那时候悟了。
傅敏：考上了，自己知道什么原因，知道念书了，从此以后他就不管我了。
艺术评论：就是你自由发展，也不看你作业？
傅敏：没有，没有像现在的家长，要看孩子的作业，还要签字等等！（实习生王伊薇对本文亦有贡献）
1943年，傅雷夫妇（左）在“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上，傅雷参与举办了该展览
傅敏在北京家中与傅雷的青铜头像
1961年，傅雷与傅敏在上海江苏路寓所前的小花园。
黄宾虹绘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