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书许多论点，发人深省，使人们阅读之后，思路变得开阔，思想得到启迪。
比如，全书反复强调：“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这就是观念的革命”，“是观念的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就不过偈波浪一样——只是水面上的振荡，水下却依然如故”，把观念革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要杠杆，这种观点是深有见地的。中国革命总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极少数人窃取革命胜利成果，享受荣华富贵，大多数民众却被排挤在革命胜利成果之外，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即使付出数千万民众生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难逃这个宿命。而美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却成功地建立民主制。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观念革命，广大中国民众的思想仍然是古代社会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枪杆子出政权”、“打江山者坐江山”这种愚味落后的思维，而美国却发生了深刻的观念革命，确立了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自由、民主思维。
如本书对爱默生的思想作出精辟的概括。指出了爱默生思想的宗旨是反对教条，爱默生信奉和教诲的是永远追求活的灵魂；精当地归纳了爱默生“超灵”的内涵；指出了“自立自信”是爱默生全部思想的中心环节；强调爱默生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有着显著和区别，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具有心智和超验的特点，“它超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范畴，进入道德、哲学和形而上的层次”；指出爱默生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相信个人的无限潜力；强调爱默生思想的超越性：“每个人都想信他有一个更大的可能”，必须不断地去超越自己，“在自己的最高峰上更造一高峰”。这些都十分深刻地把握了爱默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作者在爱默生研究上的扎实功底。
比如，《爱默生和中国》严厉批判绝对思维的危害，指出“绝对思维助长了思想的怠惰，因为绝对的标准已经确立了，后人并无多少的变动，更难有变动的勇气，这样势必导致停滞不前和千篇一律”，这种论述，很大程度上找到了中国思想文化停滞不前的根源，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思想自由、思想开放、思想多元的必要性。
《爱默生和中国》一书强调从异国文化汲取灵感和依据的必要性，指出从异国文化汲取灵感和依据有助于新思想的形成。这对我们当前的思想文化事业，有重大启迪。
《爱默生和中国》一书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重重，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指出，中国走向现代化，是西方列强以野蛮的方式强加于中国人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中国人产生了严重的道德失落和心理障碍，因此不是把现代化看作进步的福音，而是当做一桩奇耻大辱，从感情上去抵制之；指出近现代西方与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实质上是文明与落后的冲突，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与其说是地域的差异，不如说是时代的鸿沟；强调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社会变得落后，与其说是外部侵略引起，不如说是中国人不善于理解和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引起的，并援引孟子格言来提醒国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显然，作者这种对近代中西文明冲突的分析，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而是站在热爱真理的角度看问题，不是孤立地看待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而是放在整个世界的角度看待一个民族进程，因此更具有说明力，有利于人们摆脱狼奶教育造成的近代中西关系史观。
在谈及儒学的命运时，作者指出：“只有在儒学不能施加限制，或者已经失去强制力的地方，儒学才有可能再一次被坦然地当作一种哲学来理解和欣赏。爱默生之所以能够被儒学所吸取，因为他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当代一些地区的新儒家之所以能够重新发现它的精华，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都已走出历史，不再是儒家令人生畏的等级制的受害者了”。作者的上述主张值得人们深思。极权主义半个世纪的统治，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完全沦丧。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不满于这种恶劣的道德现状，致力于儒家的复兴，因为他们知道，儒家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道德教诲，可以用于促进当前的道德振兴带来。但当前的儒家复兴，不应走君主专制时期的老路，不应把儒家思想当成被强制一定必须遵守的教条，而是把儒家思想当成可以自由与之对话的真理。只有这样，儒学才会迎来真正意义的复兴。
《爱默生和中国》一书的精华，是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深入阐述了个人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界定了个人主义的内涵，深刻阐明了个人主义对于人类幸福的伟大意义。作者对英语单词“ｐｒｉｖａｃｙ”进行字义说明，指出它主要表示“个人有不被打搅的权利，有私事不必告人的权利”，批语中国文化缺乏相对应的词语，批评中国历史缺乏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传统；指出“公”与“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定掉“私”，事实上也就否定掉“公”，对普通个人的不尊重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并借用密尔的话，呼吁“要给个人保留一块领土，连政府也不得干预”。作者以为，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并在美国获得积极意义；指出个人主义不是孤立的品质，“个人主义、平等、民主都是整个机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每部分都在起作用时，整个机制才能有效地运作”；认为宗教改革“肯定了个人的良心和判断”，把“个人的判断置于罗马教会的判断之上”，从而为确认个人开辟了道路。这些观点都深有见地，值得人们重视。作者强调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个人从独裁者那里赢回的每一个权利都削弱了后者对权利的垄断”；对极权主义者盗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来镇压个人正当权利和自由这种卑劣行径进行揭露和批评；在一些人担忧个人主义可能导致道德上的肆无忌惮时，作者强调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证，个人主义同时包含了个人权利和责任两个方面，并提醒人们，重视个人，不等于重视集体：“中庸之道提醒我们，在集体吞没个人的情况下，应该多注意关照个人权利；而在个人利益泛滥时又应该强调一下集体”，所有这些，都澄清了人们思想中的疑惑，坚定了人们对个人主义的信念。尤其是这一章的结论——无疑也是全书的结论——更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如果每一个人都无能,都无足轻重,都奴性十足,那么这个人民就不可能是伟大的人民,这个民族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民族。如果一个人不能为自己负责,他就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社会。如果他能充分负起自己的责任,他就使别人减轻了负担。学做人就是学做一个负责的个人，所有好的思想和理想都有待好的个人去完成”。表明了作者对个人自信自立与国家繁荣富强二者存在密切关系的深刻认识，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民众摆脱盲从依附的奴性人格、建立自立依附的奴性人格、建立自立自信的新时代人格的深切向往。
总之，全书的许多观点，都充满着新时代气息。不是用姓社姓资的旧时代思维来看待中西文化关系，而是努力站在更广阔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实事求是地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主张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加快现代化事业。这使全书具有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意义，有利于人们以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这个民族。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全书始终贯彻着从精神文化方面来揭示社会发展原因这一思维方式，这显然是对庸俗唯物主义的唾弃，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奥秘，进而指导自己的未来。通读全书，我们发现作者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功过，亦不是个人主义的利弊，而是中国现代化之艰难。在该书第四章“中国情结——徘徊于现代之门”中，作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是西西弗斯式的事业：石头推上山又滚下来，往返不止。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同一个问题所困绕：中国到底哪儿不对？如果说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中国面对现代这个百解不开的情结到底在哪里？是什么障碍使中国人如此难以克服？”通过分析，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道理很简单，是人决定了民族，又是思想决定了人。在中国历史怪圈中的那个薄弱环节应该从中国的思想中去发现，从中国的封建意识中去寻找。”进而作者尖锐地指出：“中国人缺少的不仅是夷人的枪炮，还有他们的制度和思想”，呼吁中国人放弃对西方思想的抗拒态度，迎接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种从精神文化方面来反思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是深有建设性意义的，为后人更深刻地研究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没有理由贬低《爱默生和中国》一书的价值。但这不等于说，《爱默生和中国》就很完美。在笔者看来，该书存在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西方的标准等同于现代化的标准。《爱默生和中国》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若不现代化则必败无疑，但现代化又意味着西化，而西化又如此激怒中国人。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受西方影响的自己的现代化呢？答案显然已经由中国近代史作出了。是西方首先走出中世纪，进入了现代，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因此除了西方的标准外，并无其他的现代化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也就是西化。”这种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的思维，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极左主义抗拒西方文明，对主张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人进行野蛮的谩骂、攻击甚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政治迫害，以中国国情不同为由，不实行西方的普选、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议会制、新闻自由，拒绝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深刻改革，理论上是错误的，道德上是卑鄙的。西方文明包含着许多有生命力的因素，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大胆拿来，为我所用。盲目抗拒西方文明，必然是死路一条。众所周知，“西化”、“西方文明”，一般被理解为多党制、普选、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议会制、尊重人权，被理解为工业化、高科技、城市化和ＧＤＰ崇拜，被理解为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充满激情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多党制、普选、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议会制、尊重人权，可以归到现代化，因为它们体现了对人民的主权的尊重，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给广大民众带来幸福，也有利于避免吏治腐败和专制独裁。但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也可以归到现代化吗？却是未必的！两百多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实践，及中国近三十年的实践，均表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包括两极分化加剧、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生态环境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严重，人们的精神生活空虚，等等。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被新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代替，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人们的生活才有幸福。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自然不是斯大林那种社会主义，也是中国极左时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讲人权，不讲民主，不重民生，不尊重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社会完全丧失公平正义，是对人类文明的背叛，是对人类崇高价值的背叛。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它是建立在崇尚公平正义、热爱人类的价值、重视人们精神生活、人与自然和谐等基本价值观基础上的。我们姑且暂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它在瑞典一些国家已经逐渐建立。它才是人类今后发展的大方向，也只有它，才有资格被称为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此外，放眼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在现代化道路上不为ＧＤＰ崇拜所击倒，而是始终重视精神因素的价值，始终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始终重视捍卫人的道德和信仰。他们为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全新尺度，这种尺度同样宝贵，同样值得尊重，令那些不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不重视内心生活、在ＧＤＰ中心论中走火入魔的民族脸红耳赤！还有一点，也是不能不强调的。即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事业，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修正旧的现代化标准，建立新的现代化标准。如果把现代化的标准与西方的标准等同起来，无异是一种思维上的自我束缚，使更新、更有朝气、更加开阔、更加蓬勃的标准无从产生！
其次是对超验主义的间接贬低。爱默生思想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超验主义。超验主义为人类树立了一个高于经验的思想取向和价值标准，有利于避免生活的庸俗化，有利于活跃人们的心灵，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标准，有利于从更高的角度认识世界、规划事业。中国是一个宗法、小农经济的社会，人们的思维功利性、实用性很强，这使他们养成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思维，缺乏超验主义向度。鲁迅、顾准都是如此。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民族悲哀。笔者曾撰写《经验主义是落后民族的落后思维》的长篇帖文，在猫眼看人发表。遗憾的是知音寥寥。《爱默生和中国》一书作者钱满素先生，虽然对爱默生的著作有较深入的研究，遗憾的是她对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并未接受。这种并未接受超验主义的态度，并不是通过直截了当的批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近乎聪明的其它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她引用《剑桥美国文学史》有关超验主义的章节，来批评超验主义的缺点：“它不是通过征服物质，而是通过否定物质去达到精神的企图”，“它以被动和接受来取代警觉和创造力的偏爱”，“它的无效”，“它的意志的退化”。人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剑桥美国文学史》的这些话，其实也是钱满素先生的心声。在《爱默生和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钱满素先生再次引用其他人的话，批评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如此根深蒂固、持之以恒的乐观主义在爱默生这种性格的人身上，可能只显出其可爱的一面，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理论”，作者接下来对这句话进行解释：大多数民众不具有爱默生的内在品质，这使爱默生的超验主义难免被误解、被庸俗化，因此产生不了多大积极作用。钱满素先生的这种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却也表明了她对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排斥态度。为什么钱满素先生要贬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我们在《爱默生和中国》一书第二章其中一段找到了答案：“精神和超验的特点很容易因缺乏欲望和行动而导致贫困。物质生命的发展首先在于对物质的欲望。蔑视财富，哪怕仅仅是口头的，也会起着压抑物质发展的作用”，“社会常常是被欲望，而不是被节俭所刺激而发展的”，“欲望是行为的动力，寡欲难免导致无所作为，东方的无所作为造成了社会的停滞不前和专制制度的经久不衰”。透过以上言语，我们恍然大悟，钱满素先生批判超验主义，是因为超验是东方文明的，而同西方文明相比，东方文明是失败的，既然东方文明是失败的，超验主义自然不可取；钱满素先生批判超验主义，是因为超验主义贬低了人的物质欲望，而物质欲望是物质财富增长的源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里钱满素先生犯了以下几个错误：一，把物质财富的增长当做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标准，而把另一个更根本的标准——人类心智的改善，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置之不顾。二，只看到欲望带来的经济发展，而没有看到欲望在人类史上造成的无数灾难；没有看到使人类文明兴旺发达的，从根本上说是道德、信仰、热爱真理等美德，而不是粗糙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类欲望。三，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超验牢牢把握了人的主观能力性，牢牢把握了人的无限潜能性，牢牢把握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牢牢把握了“人类的基础不是在物质里，而是源于精神之中”这个更深刻的真理；尤其是牢牢把握了这一点：面对资本主义汹涌澎湃给现代人类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异化，每一个热爱自由和珍惜人类价值的人应该予以强有力的反击，而不是无所作为、麻木不仁、听之任之；因此，超验主义是一种更深刻、更有人道主义、有具高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总之，在《爱默生和中国》一书中，我们看到作者是贬低人文、贬低超验、贬低精神财富的，重视科学、重视经验、重视物质财富的。这种思维，没有把握人之为人的更深刻本质，没有把握人类文明之为人类文明的真正核心，是不能使社会富有活力，是不能使人类得到更深刻意义的。今天必须予以有力批判。
再次是对孔子和儒家的评价。阅读爱默生的文章，我们会认识到爱默生十分敬重儒家、尤其是十分敬重孔子和孟子的。他经常把孔子与基督教中的摩西、耶稣，东方哲学家摩奴、琐罗亚斯特相提并论。他阅读了好几个版本的“四书”，先后摘引了近百条孔孟语录，从中汲取营养，启迪自己的灵感。在１８４５年的日记中，他写道：“孔子，民族的光荣，孔子，绝对东言的圣人，他是个中间人。他是哲学中的华盛顿、仲裁人，现代史中的中庸之道”。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对孔子的深深敬仰和热爱。与爱默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满素先生则对孔子保持警惕的态度，对儒家持强烈的反感。《爱默生和中国》一书的第三章，名曰《孔子的古老智慧》，实际上却包含着大量的批判孔子思想的文字。《爱默生和中国》一书的第四章程《中国情结——徘徊于现代之门》，则把批判的矛头扩大到整个儒家文化。钱满素先生批判孔子的仁政，谓之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批判孟子的性善论，认为这“至少部分说明了为何中国维护着长期的宗法社会以及对封建极权制的容忍”。批判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它虽然捍卫了崇高的理想，但如果在全社会加以倡导，会导致人格虚伪；认为这种重义轻利的态度，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她批评孔子和孟子厚古薄今，认为孔子和孟子的厚古薄今，使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她批评儒家缺乏个人主义传统，她指出：在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个人甚至不属于自己，故而不可能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她批评儒家的治学是为政治权力服务，儒家知识分子更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智囊人物，而不是成为监督统治者的一种独立社会力量。最后，钱满素先生指出：“儒家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应该说是不利于现代化的。古典儒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少儒家智慧今天仍能适用，但它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适合古代人的生产关系和思想水平。而那些历来被统治者强调的部分又往往正是与现代思想最对抗的部分。”《爱默生和中国》一书作者对孔子和儒家的如此激烈的批判，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儒家学说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尤其是宋代以来，与统治者的联系更为紧密，很大程度上成了统治者禁锢民众思想和个性的工具。但钱满素对孔子和儒家的批评，又是充满偏见的，许多论断失之公正。比如对“性善论”的批判，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批判，便缺乏说服力。人性是善的，无论生活多么邪恶，无论世界多么黑暗，但我们应该对此充满信心。人性是善的，才是更深刻的真理，才使我们人类文明必将走出黯淡无光的时期，揭开光明的一页。钱满素因自己内心缺乏人性善的信念，故而否认人性是善的，这是一大误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也是对的，说的是做人应该先利后义，而不是见利忘义。任何一个人，只有先利后义，才有资格称为人，而不是禽兽。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先利后义，让普世公平正义照耀每一颗寒冷的心，指导亿类社会的每一项事业，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可爱，各项事业才会井然有序。钱满素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弊端太多地归到儒家身上，却不知专制本身才是古代社会弊端的最大元凶。却不知专制主义分子统治广大民众，说到底是靠残暴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伎俩。儒家虽然为统治阶级干了一些坏事，但实际上也抵消了统治阶级的许多罪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苦难，保障了民众的利益。钱满素称儒家思想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因此只适应于古代，现代社会已经行不通，这种观点也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事实上，许多来自古代时代的观点，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过时，但也会有许多来自古代时代的观点，闪耀着永恒真理折光辉，是不会随着时间迁移而过时的。如《奥义书》的许多思想，如《圣经》的许多思想。同样，孔子的许多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人性善，也是永恒真理所在，不会随着岁月沧桑而失去它们的光辉。在今天时代，继续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一套，试图把儒家思想当成全社会必须无条件信奉的意识形态，固然行不通，因为思想多元是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是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在，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但新文化运动以来那种打倒孔家店的极端心理，也应当抛弃。打倒孔家店，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而已，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采取这种极端行动，尚情有可愿；但二十世纪末或者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若仍然持这一立场，视孔子和儒家思想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除之而后快，就完全讲不过去了。在我看来，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在对待古今中国各种文化时，应有一种宽大、平和、冷静的心境。一方面，正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正视古代印度文化的优秀成果，正视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总之，正视世界一切民族的一切文明成果，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还要正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只有拥有宽大、平和、冷静的心境这样，中国今后的思想文化建设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除了以上一些缺点外，《爱默生和中国》一书对“封建”一词的看法，是贬义的；对“中世纪”一词的看法，也是贬义的。而近些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这个词语，“中世纪”这个时代，都包含着积极的意义。以中世纪而言，离开中世纪，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代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说是直接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不如说是直接渊源于欧洲中世纪。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西方，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社会危机，如两次世纪大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工业化导致人性异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一切现象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二十世纪人对中世纪文明否定得太多，而造成的恶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优秀读物。如果说《温元凯谈改革》、《美学历程》、《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优秀读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爱默生和中国》、《顾准文集》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优秀读物。现在看来，上述读物都已经落后了。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二十年前认为是有进步意义的观点，如现代化，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工业化，市场化，都一一遭到人们的严厉责疑。又如人们固然极端厌恶极左类型的社会主义，但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的成功实践，却又使我们看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曙光。另外，科学与宗教握手，已经成为回避不了的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中国人迫切需要适应他们需要的全新文化读物，来照耀他们的心灵，来回答他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来指引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前进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