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斯芬克斯的遗产
“布 雷 顿 森 林 体 系”的故 事
2007-4-28孔笑微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生
如果把组建联合国的设想比喻为战争灾难里产生的建造诺亚方舟的冲动，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像是一个重建圣经中通天塔的计划，货币就是前来造塔的各方人等所操的语言，“官方语言”则被指定为美元，每一种其他“语言”都要求按照一定的方式(汇率)“翻译”成美元。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它与关贸总协定一起主宰了半个地球的经济秩序.
1944年夏天，第二战场刚刚开辟，全世界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烟弥漫的欧洲。而此时美国新罕纳尔布什州风景优美的布雷顿森林郡，由于战争萧条了不少时间的华盛顿山度假宾馆突然爆满，从7月1日到19日，从会议室里不时传来各种语言的陈词、质问和争辩。这伙人每天两眼一睁，吵到熄灯，到激烈处通宵不寐——据一个当事秘书50年后的回忆，那时自己“每天简直要工作上28小时”。
这群人是究竟是何方神圣？此时此地聚集了来自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物，意欲何为？
如果仔细辨认，会议室里的很多面孔都是当年《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上的常客，有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美联储的主席艾考斯、参议员托比、经济学家怀特……除了美国人，还有来自另外44个国家(都是盟国成员)的，总共730多位代表。
不过，这些人里最大的腕，却是一位英国人。此人的肖像不仅出现在那些报纸或者《时代周刊》封面上，还将在日后60年中，在任何一版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教科书里轻易找到。他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现代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可能也是有史以来对现实经济影响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此时，凯恩斯已经身染沉疴，在严重心脏病的折磨下，他依然“冷酷无情地驱使自己和别人工作”，而凯恩斯的主要对手———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哈里·怀特也毫不松懈，“每天最多只睡五个小时”。
如此紧张是有充分理由的，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货币体制协议，就要在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上诞生。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它与关贸总协定(GATT，它的最初设想也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一起主宰了半个地球的经济秩序，即使在解体之后，它的遗产仍然深刻影响着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的金融、贸易活动。直到今天它的幽灵仍然在到处飘荡，20年来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热点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欧洲货币区的形成与欧元诞生，全球性投机基金的泛滥与亚洲金融危机，近到今年开始白热化的国际商品投机风潮———如果不断追溯的话，总会在源头发现它巨大的废墟。它荒而不废，死而不僵，从作用上说，它那个同为二战产物的双生兄弟———联合国，与之相比倒更像一座只有香火没有灵验的庙宇……
这就是国际金融历史上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如果把组建联合国的设想比喻为战争灾难里产生的建造诺亚方舟的冲动，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像是一个重建圣经中通天塔的计划，货币就是前来造塔的各方人等所操的语言，“官方语言”则被指定为美元，每一种其他“语言”都要求按照一定的方式(汇率)“翻译”成美元。但是这个“官方语言”自己又拿什么来保证正确无误呢？
通天塔的比喻，并非笔者首创，而是当年与会代表对这项协议的形容，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它的复杂心理。作为有史以来首次世界性货币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巨轮经历了漫长历史，真正驶入了现代化的深水海域———金融的深度参与将改变一切。一方面，战前三大货币区拆分重组，古老的金本位制度何去何从，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从此全球的经济命运被深刻地连结在一起，即使在东西方持久冷战中，货币的纽带依然在变形而执拗地发挥作用。不用追逐国际新闻镜头下没完没了的会谈和承诺，手里一张薄薄的纸币，已足以向你暗示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做一次时空之旅，看看二战硝烟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究竟诞生了什么，诞生背后的原因，还有最重要的———它给我们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什么。
什么是货币协议？这个问题与货币的本质相关。
你的钱包里放着一张十元纸币买午饭，今天你还要去银行缴房贷；另外信用卡公司给你寄来了上个月账单，啊，别忘了，顺手在ATM机上查一查工资是否到账。
你很少考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纸片儿和液晶数字是“钱”。生活在今天我们认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多多益善！)，但是在货币的历史上，接受信用货币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敢下结论。
货币协议是铸币权益衍生的产物。即使在金属货币流通的年代，铸币权也是国家信用的特有标志，代表着巨大利益，所以西汉邓通赐铜山私人铸币，被视为乱政。各国铸币权之间的平衡，就是货币协议。信用货币流通以后，因为铸币变得近于完全无成本，所以不同的货币流通区面对着贸易竞争，都有强烈的内在动机去主动贬值，与对手竞争，顺便稀释债务，解决自己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
二战前的世界货币市场，分为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30年代，为了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元气，三大主要货币竞相贬值以刺激贸易，一时重商主义当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各国政府对外汇的控制骤然严格。拿罗斯福新政时的美国来说，一年中最大货币贬值幅度曾超过50％。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囚徒困境”出现了，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国际贸易越来越龟缩在本币货币区内。饮鸩止渴的贬值大战没能带来出口繁荣，倒让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炒家有机可乘，结果货币投机又加剧了汇兑风险，对贸易更加不利……
这种郁闷的循环终于最后被二战打断了，英镑和法郎区的国家，在欧洲战场首当其冲，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贸易顺差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美元——现在不仅没有贬值的必要，而且还由于源源不断流入的黄金而更加坚挺。“租借法案”的四年间，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
盟国很早就开始探讨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早在1941年，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之后发布的《大西洋宪章》里，除了对战后成立联合国的建议，一个防止汇率突然波动的全球性支付体制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随后，两位巨人身后的国家银行和专家团，悄无声息却迅速高效地开始工作了……
因此，回到本文开始的时刻，在那个仅与D日行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相隔一周的微妙时刻，伦敦和华盛顿的两家人马，各自怀揣盘算好的一套完美计划，来到布雷顿森林郡。他们做决定的砝码，正是自古以来的货币之王，货币的货币———黄金。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提出的怀特计划激烈交锋。前者代表战前传统强国利益，后者代表美国规划世界的意图。争执的结果，是英国大幅度让步，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但国际金融体系的通天塔并未由此建成。
金本位
黄金作为货币基准和国际支付手段，在漫长的历史里一直发挥着自动调节器的作用，维持着各货币之间基本汇兑关系。从理论上，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在金本位体制下可以自动纠正。举例来说，如果某国进口大于出口，国际收支发生赤字，那么黄金从该国流失，因为货币与黄金挂钩，所以相应地货币供应量减少，购买力减弱，进口需求下降；而与此同时，货币供给下降使物价下跌，从而促进出口增加。瞧，一正一负，恰好恢复了平衡。(假设你在清代经营一个钱庄，你的钱庄里有多少黄金、白银，就决定了你可以给外面提供多少固定面值的票据。钱庄的黄金、白银少了，那你能提供出去的票据数量也就少了。如果多印票据就会造成票据含金量减少，少印就会造成含金量增加。再假设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外汇储备惊人，其中至少2/3的外汇储备为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外汇储备过多等于黄金储备过多，直接导致人民币兑黄金升值，也就是兑美圆升值，要维持汇率不变，解决的办法就是多印刷人民币，而这将导致国内人民币过多，国内物价上涨，影响出口。而出口对中国非常重要，央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吸收美圆的同时多印人民币，使人民币兑黄金、兑美圆维持在合理水平，并在国际市场上抛售大量人民币，以控制国内人民币流通数量，使物价处于较低水平，从而不影响出口。这也许是为什么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死而不僵的原因）
可是，一切如果都像理论推导那么完美，这个世界也就失去了不断让你大吃一惊的能力。魔鬼梅菲斯特告诫书斋里的浮士德博士：“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同样，魔鬼也在各国货币当局耳边诱惑：“黄金是有限的，而敛财之路无穷。”
现代工业的兴起，经济与贸易总量的飞速增长，对货币流通量增长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黄金产量的增加，货币对黄金的贬值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这种情况下，先下手为强，贬值货币就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样国内价格不会下降而影响利润，国际贸易的竞争力却增加了。前文提过的货币区之间的斗争，缘由就在于此。
而且，金本位所伴生的重商主义潮流，对国际分工的扩大与发展形成了阻碍。大家都想得到黄金，而不愿付给别人黄金，都要出口产品而不愿意进口别人的产品，想一想，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留下了多少经典的守财奴形象啊！人们也考虑过一些折衷办法，例如金银复本位制，但结果往往是失灵和更大的混乱。
二次大战改变了一切。美国在战争中雄厚的实力与超然的地位，使美元的地位迅速上升，几乎变成与黄金并驾齐驱的硬通货。设计战后货币体系之时，谁都不能无视这个现实。
抛弃金本位？这个想也别想！国际政经新秩序尚未确立之际，在混乱的贸易环境里，没有这个货币的最后基准，天知道会搞出什么乱子来！但是美元的作用，又决不能忽视，尤其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的欧洲，战后还眼巴巴地等待着美元来拯救呢；美国的庞大黄金储备也必须考虑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战前传统强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和代表美国规划世界意图的怀特计划，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已经相遇了。
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
凯恩斯拿出的版本叫“国际货币清算同盟计划”，怀特计划的名字更长，叫“联合国稳定基金与同盟国家的复兴开发银行计划草案”。两者都主张创立一个国际货币机构，在自由汇兑原则下稳定汇率，也都主张建立一种国际通用的货币单位。不过，多数事情上面，大伙儿一致同意的部分都没多少实质意义，争议的地方才是要害。凯恩斯建议成立一个清算联盟，由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负担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由这个机构发行300亿美元价值的货币无偿提供给各成员国，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这种国际货币名为“班克尔”(bancor)，它以固定比例直接与黄金挂钩。
简而言之，就是成立一个由英美共同主导的“世界中央银行”，它与各国央行的关系，就像本国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一样。联系到英国在战争中负债累累，国力削弱和对殖民地丧失控制，这个计划明显意在防止美国利用债主身份独霸经济领导权，同时为英国争取在战后国际铸币利益里分一杯羹。
但是美国不买这个如意算盘的账，在黄金储备占绝对优势，综合国力举世无匹之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怀特计划认为，只有拥有充足保证的美元才有资格担当国际货币的重任，其他货币应该直接与美元挂钩；至于凯恩斯计划里向成员国提供流动性的提议，美国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充当冤大头，要成立的国际基金应该把重点放在维持汇率稳定上。
经过一番艰苦交锋，在英国大幅度让步基础上，两个计划达成了妥协。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凯恩斯计划为补充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在平价1％的范围浮动；美元则与黄金挂钩，各国政府可以以35美元一盎司(约31克)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另外各国还同意成立一家“准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流动性出现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至于凯恩斯的“班克尔”，直到20多年后，才在一种叫做“特别提款权”的黄金货币单位身上复活。
撇除英美各自的算盘，从当时客观现实来看，怀特计划无疑比凯恩斯计划更加可行：因为保证美元强大信用的，与其说是黄金，不如说美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威望。比起由一个人们并不了解和信任的国际机构，发行一种陌生的新货币，用美元作结算储备货币更有利于迅速恢复信用，刺激国际贸易。操作起来，也永远是婆婆少好办事，简单的一极体制，比可以预见的英美两大佬扯皮强得多。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结束金融混乱，促进国际贸易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固定汇率制让汇兑风险大大降低，促进了资本与贸易的自由流动，1948年到1976年之间，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8％，为战前的10倍。美国通过援助、信贷、投资、购买商品和劳务活动，向全球提供了大量的美元，比如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在日本的经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带动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
更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粉碎了战前几个殖民帝国的货币势力范围，停止了恶性贬值带来的贸易冲突。货币管制瓶颈的削弱，为国际经济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和思维。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大概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进展。在货币体制发展历史上，国际汇兑金本位代替了古典金本位，可以带来利息的美元把躺在葛朗台箱子里落灰的金子彻底挤出了流通领域，这个改变中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意义，还要在此后几十年里等待人们慢慢领会……
真的建成了一座通天塔？
一度人们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历史一贯是狡猾的玩笑大师，时光走到今天，我们却不由得慨叹，在通天塔内部，原来早就隐藏着一座挂着叵测微笑的斯芬克司像！
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对这种凭一国之力“无缝对接”世界流通领域的野心，似乎最初就有了不祥预感，在对罗斯福总统的答词里，他说：“既然我们要致力于一种共同标准，共同的法则，它应该是被所有人乐于接受的。”而凯恩斯计划没有被重视的那一部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解决，恰恰是这座通天塔日后出现第一道裂缝的地方。
还记得那个斯芬克司的谜语吗？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
答案的秘密在于变化，永恒的变化。
美国并不能安享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胜利。十多年后，在1960年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同年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特里芬难题”，直指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致命缺陷，美元危机是必然的后果，而非偶然的灾难。全球金融体系再次面临挑战。
“特里芬难题”与美元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其他货币拴在美元身上，将美元系在黄金身上，编成一个连环套———这就是美元为何长期被称为“美金”的原因。毋庸置疑，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连环套让美国受益匪浅。由于美元是核心的国际清偿货币，那么它也是其他国家手里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这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永远有一笔由美国财长“签字画押”过的债务，只是放在保险箱里，而不向美国兑现。
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之初就尖锐地指出：“美元特权”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为外汇储备减少而苦恼，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劳务，换句话说，“一股独大”的国际铸币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顺便说一句，戴高乐此后20多年一直在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1960年代美元危机时号召回归19世纪金本位。为此焦头烂额的尼克松总统后来参加他的葬礼时，竟脱口而出“今天是法国的一个伟大日子”———这句话被美国媒体评为全球有史以来最愚蠢的776句话之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美国也不能光占便宜，不出力气。要让这个体系维持下去，美国必须做到两件事：保证充足的黄金储备，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第一条是维系汇兑金本位的基础，布雷顿森林协议可是白纸黑字保证过，其他国家可以用35美元一盎司价格向美国交换黄金。第二条，是保持美元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信心的必要条件。
世界犹如万花筒，轻轻一转就出现了新图案。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国手握全世界3／4的黄金，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雄视四合，谁与争锋，保证这两条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不过十多年，情形已经开始逆转。
从1950年代开始，失去了战争中巨额订单刺激的美国经济开始走软，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直接增加了巨额军费支出，到1958年美国已经经历了战后两次经济危机，工业品生产下降14％，黄金储备由原先的超过400亿猛降到不足200亿，而国债却增长到超过200亿，俨然“资不抵债”；国际收支更是来了个大反转———除了1957年，在整个1950年代都是巨额逆差，1950－1960年平均下来年逆差额20亿美元。
床头“金”尽、债务增加、贸易逆差，美元立马陷入了信誉危机，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的固定汇率。而且冷战已经开始，美国全球争霸的战略放在那里———那可是个多少钱都花得进去的无底洞，各国用脚指头想想，都想得到美国肯定会增发货币，利用美元国际清偿货币的特权地位弥补赤字，把它自己的负担摊到大家脑袋上来。既然这样，谁都不会坐等吃亏，抛售美元终于在1960年左右成为风潮，是为第一次“美元危机”。
以上的问题已经够麻烦了，可真正的一击还在后面。1960年，耶鲁大学一位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出版了《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理论上的致命缺陷———这个体系对美元的清偿力与信心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既然美元是国际清偿货币，如前面所说，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其他各国必须保持大量美元储备。那么从美国的角度看，它的国际收支必然是逆差———要不然的话，国际市场上的美元从何而来呢？可是，如果美国长期保持巨额逆差，又会使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下降，驱使各国政府用美元储备向美国挤兑黄金(它们已经开始这么干了！)，使美国黄金储备枯竭，最终导致汇兑金本位体制难以为继。
千刀见血不如一剑封喉，“特里芬难题”直指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座通天塔的“建筑结构错误”，在表面上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美元危机是必然的后果，不是偶然的灾难。
很快预言被进一步证实了：1960年伦敦市场上黄金对美元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20％，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只好召集英、法、德、意、荷、比、瑞六国，组成“七国黄金总库”，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14国“互惠贷款协议”，借款额将近200亿美元，勉强渡过了难关。
但是密云不雨、久谶终凶，1967年底伦敦市场又掀起了抢购黄金、抛售美元的风潮。这时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美元的信誉一时降到冰点，可是此时美国总统约翰逊的论调却是：“世界黄金产量不足以支持全球货币体系，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提供流动性至关重要。”这种不削减开支、不解决逆差，一味推诿责任的态度让其他国家非常反感。
同时国际政经秩序在慢慢变化，美国的盟友们也在分化。一部分国家，以法国为首，当初就是迫于强大经济压力才接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不愿意再为美国的扩张埋单，纷纷开始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焦头烂额之余，决定对黄金实行“双轨制”，即放弃在伦敦金市上平抑金价的努力，让黄金自由浮动，只允许中央银行按布雷顿森林协议价格兑换黄金，另外还有重点地“劝说”一些国家不要学法国的坏榜样———什么国家？正是西德和日本这两个二战的轴心国。它们战后经济已经起飞，政治地位上却仍然低人一等，宁可出点钱不和美国闹翻，西德和日本在1960－1970年代持有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代替黄金储备。
战线一旦撕开缺口，溃退的速度一日千里。从1968年之后，美元对黄金继续贬值，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了近一半，美国先是把兑换官价从35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又把1％的浮动范围扩大到2.5％，但是杯水车薪，黄金这道沉重的枷锁，内忧外患中的美国经济再也承受不起了。
但是，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给这道斯芬克斯的谜语，找一个新的答案？
戴高乐曾提议回归古典金本位体制，虽然他对货币制度的批评独具只眼，可是这个建议实在不高明。且不说从经济发展速度的现状来看不合理，就是从制度本身而言，美元特权是没有了，黄金特权却出现了———黄金生产大国将享有类似于美国目前的特权：不仅有南非，还将有苏联！
“特里芬难题”的发现者也提出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一种以黄金作准备的“特别提款权”，作为美元的等价物，试图找出一个创造清偿力的办法。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特别提款权”作用相当有限，只能在一些特别的国际组织里充当美元等价物，比如万国邮政联盟。现在这种国际货币离我们日常生活最近的，大概只是你在国外旅游时，使用手机的漫游费用换算了。
当一切可能性都证明不成立的时候，那么，就如侦探小说里常说的，惟一剩下的答案，便是原先看来不可能的那一种。
1976年，经过八次美元危机的冲击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牙买加正式宣告结束。它的解体，留给世界另一个难题———“永恒的残缺三角形”———任何国家在自主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至多能选择其二。在这个“三难选择”之下，有了欧元，也有了索罗斯等金融狙击手……
“永恒的残缺三角形”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对各国用黄金兑换美元，同时对进口商品课征10％附加税，削减10％的对外援助。墙倒众人推，美元与黄金脱钩立刻引发了新一波贬值大战，到1973年第八次美元危机之后，由于无法忍受美国带来的高通胀率，各国纷纷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走完了27年的历程，黯然解体。
1976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开会通过协议：取消货币平价和美元的中心汇率，承认浮动汇率制以及各国选择货币制度的自由；实行黄金的非货币化，取消官价，黄金价格完全由市场自由决定。
至此，货币完全斩断了黄金之锚上的古老缆绳，冲向了全球经济海洋的漩涡激流，今天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是598美元左右，对比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官价(35美元／盎司)恍如隔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规模不可阻挡的增长趋势，挣裂了金本位这件陈旧的衬衫。金本位背景下的英雄是洛克菲勒，后金本位时代却是比尔·盖茨。货币的嬗变，使财富的本质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风险本身转化成财富无法分离的内涵之一。如今当一个合格的守财奴所需要的“技术含量”，是夏洛克和葛朗台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究竟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经济权力？如同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对新世界发出的感叹，“越来越奇妙……”
牙买加会议与其说决定了点什么，还不如说承认了现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制度事实上已经崩溃，给它补办一个正式葬礼了事。以后怎么办，大家多少有点跳河时一闭眼，听天由命的心态；不料跳下去以后却发现：水其实也没有原来想的那么深。
美元的核心地位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可是也削弱不到哪里去。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但是多数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还是它，作为计价、结算和各中央银行的外汇市场调节工具的功能依然不可替代。尽管日元、马克、瑞士法郎等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地位有所上升，但是谁都无法承担美元的责任——它们的货币当局也决不敢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国内经济总量庞大，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还可以消化；但是以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放任大量本币流散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旦发生大规模投机冲击本国市场，后果相当危险。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国际收支十分注意，并不热衷于让本国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这样一来，特里芬难题——美元清偿力与信心的矛盾——就没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消失，依然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世界。固定汇率制取消以后，IMF的成员国中的一部分选择仍然钉住美元(或者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汇率，另一部分选择单独的(如澳大利亚、日本)或者合作的(如欧洲货币体系)的自由浮动汇率。选择钉住汇率制的国家依然要积累庞大的外汇储备，调节汇率波动和防备国际游资的袭击；美元流动性泛滥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并没有减轻。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元疲软仍然是难以克服的趋势；从盯住美元汇率的国家来看(它们还常常是发展相当迅猛的新经济生长地区)，庞大的美元储备在手里不停地贬值，也十分令人头疼。今年的商品投机风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剩的美元流动性在国际市场寻找出路的表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带来了一条“三难选择”——任何国家在自主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最多只能满足两条。这个结论是从国际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而来的，简单举例说，假使某国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加)，那么卖出本币买入美元的套利机会出现，如果政府想保持本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就必须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套利)；否则，套利的结果就是本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假如政府既不想限制自由套利，又不愿让本币贬值，只能拿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卖美元、买本币，可是如此一来增加的货币供给又被回笼，货币政策就失效了。这个被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称为“永恒残缺三角形”(ImpossibleTrinity)的法则，限制了国际金融基本行为模式，好比三个人一起玩锤子、剪刀、布，只有三方出现两种出法的时候，游戏才可能有结果。
不同国家依据现实量体裁衣，做出了不同选择。经济总量不大，但是对国际贸易参与程度高、受影响深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减少汇兑风险，经常选择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以及金融危机之前的东南亚诸国。国内经济总量较大，外贸种类相对单一的市场经济国家，倾向于选择自主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比如澳大利亚。而像中国这样国内经济和外贸同时迅速增长，但是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大国，选择独立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而不是资本流动，则是一种相对理性的决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引起了对货币合作的模式的反思。它的优点和缺陷，都为后来者借鉴。1970年代之后，地区性的货币协议兴起，欧洲货币体系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没有建立通天塔的雄心壮志，却可以把水面上相近的浮板钉在一起，共同抵御风浪，而在这个基础上居然逐渐建造起了一艘航空母舰！从1960年代《罗马条约》的贸易协议开始，到1990年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启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它逐渐形成为一个对内固定汇率、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从“三难选择”来分析：在欧洲内部，各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制和相互之间资本的高度自由流动，把货币政策权力上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而作为整体对外时，汇率体系又是自由浮动的。这样既促进了欧盟内贸易活动的发展，又有效地把来自外部的通货膨胀压力化解掉，增加了整体抗风险能力。正所谓有心栽花不如无意插柳，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背景下没做到的事，地区货币协议却扬长避短取得了部分成功。宛如经济学家蒙代尔描述的理想“最优货币区”，欧元的最后诞生，标志着地区性货币协议的成功达到了新的高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给全球金融投机基金带来了更大活动空间。索罗斯们狙击手法固然眼花缭乱，原理还是来自于这个难以完美的“三难选择”。以乔治·索罗斯自己为例，他的成名作———1992打败英格兰银行，迫使英镑退出欧洲货币协议，本质上正是看准欧洲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压力下(主要是德国面临两德统一时的压力)，无法牺牲货币政策去维持固定汇率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东南亚各国资本流动过度与汇率浮动僵硬背后的矛盾。
1995年10月15日，通天塔倒塌32年后，各创始国来到中国香河，回顾得失，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改革，另外———探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能性！
历史总是一再回到出发的原点。人们开始厌倦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高风险和脆弱性，而美元的流动性泛滥，美元与新兴货币(比如欧元、人民币)之间的关系，都是全球和地区性合作问题而非仅仅双边问题——也许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也许，人们对那个通天塔的理想，永远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们可以篡改一下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描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梦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是一个最坏的办法”。然而，无论怎么评价这座未建成的通天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里，人们取得了另一种成果——不管愿不愿意，现在世界的金融与贸易千真万确变成了一个整体。甚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想，在追求利益与安全之外，或许还说明人类还被某种与生俱来的力量驱动——一种寻求彼此之间了解的深刻本能？
所有的合作，归根到底，不过是跟自己合作。
那么在本篇的最后，回头再看那条斯芬克斯的谜语，最简单而隽永的回答无非是“认识人自己”——从哲学、艺术、政治，也从永恒的利益、纷争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