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门人 沈家门 柯鱼人家




沈家门人 沈家门 柯鱼人家

沈家门人

舟山群岛中许多岛屿的住民,因长期受环境、营生、聚居等影响,形成各自独特的地域人文个性,如大衢岛人、秀山岛人、金塘岛人等。他们在心理行为方式上明显具有共同特征,成为海岛地域文化中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这里主要想说的是沈家门人。沈家门位于舟山群岛东南角,据记载,宋朝时,沈家门仅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开始,因倭患猖獗,沈家门遂成为延续三百年的海上军事要塞,一度有水陆驻军千余人。尽管如此,沈家门因为明清的两次海禁,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发展。

那么,沈家门日后如何成为同挪威的卑尔根港、秘鲁的卡亚俄港齐称世界三大著名渔港的?

沈家门成为远近闻名的渔都,应该是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颁“展海令”后。它的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它拥有一个狭长而又有天然屏障的避风港。当然,由于沈家门的山体靠近海岸,陆上腹地狭窄,仍制约着它的发展。随着当地居民渐增,时任定海知县的缪燧拨出专款筑东横塘,后又筑西横塘、墩头塘、中沙潭塘及荷叶湾塘等,塘岸相连,挡潮于塘外,平地大幅度扩展,使沈家门有了发展空间。

其次,它不仅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所谓“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而且与舟山几个重要的渔场相毗邻,如洋鞍、中街山渔场等,这为当时渔货贸易和渔船补给提供了便利条件。清乾隆、嘉庆年间,随着宁波鄞县东钱湖、奉化栖凤、象山东门和镇海等地大对、大捕渔船的传入,渔业产量大幅提高,至清光绪年间,福建、温台、鄞县及周围海岛船帮都在这里避风、锚泊、补给,建立渔业公所,有的还长期定居下来,沈家门也就成为东南沿海一带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

所以,沈家门人的人口成分十分复杂,大体上有这几种人:沈家门原住民、沈家门和周边海岛及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来自舟山及外地做渔货等生意的商人、为渔民和渔业服务的各行各业的人、沈家门设镇以后的公务管理人员及教师、医生等。

三百多年来,各色人等所组成的沈家门人,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影响,逐渐形成沈家门人特有的地域人文个性,而且,这种个性又逐渐辐射到周边地区。

那么,沈家门人的这种地域人文个性到底有哪些特点?又受了哪些影响而形成的呢?

一、渔都文化的深远影响

沈家门被称为渔都,渔业是沈家门重要的经济支柱,可以说,沈家门人的生活大都与鱼有关。渔汛季节,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的成千上万条渔船和十数万渔民,在附近渔场捕捞后,都要到沈家门来卸货、交易,他们登岸后要吃要喝,要补给,要购物,要娱乐,所以,沈家门当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景是不难想象的。即使是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今天,沈家门长期形成的渔业市场依然久盛不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那么,渔民群体的性格因素给沈家门人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深远的。渔民长期在海上生活,性格直率、豪爽,就不用说了;他们勤劳朴实,因同在一条船上,他们还特别讲义气、讲交情,懂得相互帮助;捕鱼有风险,他们舍得享乐,钱来得快,也去得快,有钱时,他们喜欢摆阔绰、讲排场;做交易,一般不会短斤缺两、斤斤计较,显得大气。这些在沈家门人身上都能看到。比如,沈家门人比较勤劳,有人在凌晨从定海乘车到沈家门,此时的定海一片寂静,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而沈家门的渔码头、水产品交易市场早已是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沈家门的生意人,相对来说,都比较直爽,不喜欢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沈家门人比较重感情,讲人情,讲关系,讲究亲邻相交,相互走动;沈家门人追求物质享受,新房子装修力求豪华,材料、家电讲究牌子、名气,舍得花钱;我参加过沈家门人子女结婚的宴席,那上的菜比定海人要高一个档次,主人不但让你吃好,还给你发红包;即使每人一份的喜糖也是高档次的。沈家门人爱面子,讲排场,在舟山来说,可谓首屈一指。

二、商业文化的深刻烙印

自清康熙二十三年朝廷颁“展海令”后,沈家门由于渔兴民增,至民国7年(1918)沈家门人口增至1.3万人,初具渔镇规模。当时的沈家门“市肆骈列,海物错杂,贩客麋至”,商业渐兴,到民国11年,东大街、中大街、泰来街、大道头、泥道头形成商业区,南北货店、布店、酒楼、百货店、药店、烟酒糖饼粮果店、米店,海口的“四六”栈房(也叫“丝螺栈房”)等相继开业,形成了繁华的街市。民国21年(1932)沈家门建镇,成为了东南沿海渔民的主要集聚之地。民国27年(1938年),沈家门鱼行、鱼厂和鱼栈达110家,到民国35年,仅鱼行、鱼厂和鱼栈就达300余家,流动人口最多时达10余万人,街市繁华有“东西两横塘,大街一直上”之说,人称沈家门是“活水码头”和“小上海”。

说来奇怪,在中国闭关锁国及外族统治时期,统治者居然也经不住商业气息的诱惑,竟然都对沈家门人对外贸易网开一面。如清廷允许宁波港,舟山港商贩去南洋通商;抗战时期,占领沈家门的日本人也默许沈家门人与海外开展走私贸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并不干涉沈家门人与台湾进行民间贸易。

在这样的环境中,沈家门人耳濡目染,个个都想做生意,人人都有从商的头脑。他们头脑机灵,消息灵通,会打听,会找门路,生意经活络。沈家门就像是一个大商城,摆个摊、开个店,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到处都有银子叮当响的商机。只要你会勤干苦干,会吆喝会跑腿,会跟着别人乘机而上,赚点钱是没问题的。在沈家门人的意识里,吃点苦,受点累,或者脏点忙点,不算什么,赚到钱才是硬道理;会赚钱才是真本事,才最有面子。找对象,也讲究实际,最要紧是男方会赚钞票,中看不中用只好侬给我再会。所以,沈家门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在各行各业中,把做生意看作是一等一的,对读书考取功名、出仕为官,远不如定海人热衷。正如清代诗人刘慈孚的《沈家门》一诗所云“贾利及时夸富有,只因鱼米胜桑麻”。所以,有人说,定海人多了些官气、士气,而沈家门人则多了些小商小贩气和乡俗气。

沈家门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观念。去过沈家门的人都看得到,沈家门女人穿着是比较时髦的,她们爱花钱,会打扮,跟得上像上海杭州这样大都市的时尚潮流。我听说过一位刚到沈家门当小学教师的女孩,以前不怎么会打扮,但到沈家门不到半年,她的穿着打扮就洋气多了,据说每天要换一套衣服,一个星期绝不重复。她说,沈家门的女人都这样。其次,从吃的方面来说,沈家门人的最爱当然是海鲜。沈家门的海鲜无论品种、数量还是新鲜度,那自然是舟山第一。你看这几公里长的夜排档,家家都养着活海鲜。沈家门人吃海鲜讲究鲜度和原汁原味。说到住的方面,以前沈家门因受环境的限制,居住的条件不是很好,很多房子建在山坡上;现在东港开发区的建设,使沈家门城区面积大为拓展,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沈家门人习惯了住在热闹的街区,一出门要什么有什么,方便得很;而且沈家门人还习惯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什么夜排档、夜总会、逛夜市,打牌看戏,不到半夜,没有人想歇着。很多在定海或新城工作的沈家门人,宁愿每天开着夜车回家,也不愿意在定海、新城安家,这晚上的情调太不一样。最后,从出行来说,以前沈家门人不太喜欢出远门,他们觉得在沈家门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大城市的热闹也无非如此,除非因生意需要,否则懒得外出;家里的生意也要每日有人照料,脱不开身。在我们的印象中,沈家门的百货不但品种比较齐全而且时新的东西多,如二三十年前难得一见的上海货、港台货,还有什么外销产品,沈家门几乎应有尽有。

三、宗教文化的持久渗透

沈家门与普陀山仅一水之隔,两者相距不到五海里,所以普陀山的观音文化对沈家门人有着长期重要的影响。普陀山观音道场历史悠久,据记载,唐咸通四年(863年),日本僧慧锷入唐求法,在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归国,从明州出发,到达沈家门,至梅岑山(即今普陀山),遇风涛,舟触新罗礁,留像于山,逐渐形成观音道场。宋“绍兴”年间(1140年左右),时人已经以“补陀洛迦山”来取代原来的梅岑山旧名了,观音信仰已经成为了舟山海域的主要信仰。

观音信仰为什么在舟山诸岛信众广泛,深入人心?主要是人们认为观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她关心民间疾苦,声闻民间苦难而能施以援救。沈家门是个渔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是地地道道的捕鱼人,渔民随船飘在大海洋上,经常会遭遇一些难以预测的灾祸,威胁人的生命,诸如风暴、暗礁之类,生命的无常、祸福难料,只有渔民才能更真切地感知。于是,他们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既能保证他们平平安安,又能保证他们鱼货丰收。沈家门又是地处东海,靠近普陀山的莲花洋,有近水楼台之便利,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自然迎合了渔乡民众的口味,形成了海岛渔村民风民情的特殊性。

观音的信仰习俗,主要有普陀山的三大香期以及居士、吃斋、供佛、还愿、求子、求医、化缘乐助等等。沈家门及周边地区供奉观音的寺庙众多,除了沈家门附近的普陀山有普济寺等众多观音庙宇外,在沈家门城区内,有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天丰寺,建于至元十四年(1277)的接待寺,以及位于勾山街道的慧隆寺、秀竹庵、福缘庵、雷峰寺、吉祥禅院等,均供奉观音佛像。此外,在桃花岛上有久负盛名的白雀寺,传说为观音菩萨出家修行之圣地。每当香期之时,沈家门渔民以及海内外香客,纷纷从沈家门乘船去普陀山进香礼佛,多时竟达十万人之众。

从渔民特定的海上生涯出发,渔民求助观音的愿景主要有三个:一是鱼丰,二是平安,三是身健。而其大量的佛事活动即为“还愿”。因渔民在海上遇险搭救后要去还愿,因生病痊癒后要去还愿,因叩求观音而渔业丰收后要去“还愿”。而民间慈善活动。对观音文化的信仰,促进了沈家门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积德行善、因缘果报等观念的形成和对自己日常心理行为的影响。

清末沈家门乡绅刘鹤龄先生及其后人,热衷于公益,造福乡梓,深受沈家门人尊敬,应该说,他们的义举与观音信仰有着密切关系。沈家门人一直流传着刘鹤龄的孙子刘寄亭先生,募资兴建鹤龄泉的故事。这样的善事义举曾经一段时期在沈家门蔚为风气。如士绅张晓根与刘寄亭、周吉成等人在宫墩“存仁局”创办锐进小学;刘寄亭、陈永藻、曾川流、王春生等捐款在宫下创办存济医院;曾川流募款建造了马峙灯塔;鲍子贤夫妇于缪家塘创办同善医院;航运商陈天寿筹资租用“鳌江轮”,专驶沈家门至上海航线,途经嵊山、泗礁、黄龙、岱山、衢山等地,为当地民众出行、商贸服务……

宗教文化中还包括妈祖的信仰。妈祖是中国的海神,在福建、广东、台湾、香港、澳门、浙江及东南亚一带都有妈祖的神庙。妈祖信仰很早就传入沈家门,据说,800多年前,塘头就曾有“不肯去妈祖”的传说。以前舟山各地众多的天后宫,供奉的就是妈祖。沈家门曾有过两处天后宫,一处在沈家门宫墩,明天启年间建造,清乾隆年间,将圣母庙改为天后宫,1939年被日本人焚毁。另一处在鲁家峙东南岙,由福建渔民建于清光绪年间。

发生在福建的妈祖传说,与南海观音菩萨颇有渊源,传说妈祖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菩萨看到民间疾苦,命她下凡,到人间帮百姓除妖解难。她不像原始海神和海龙王那般虚幻,也不像观音那么高贵,她是海岛人自己的女儿,渔家的神。不论是她的身世、业绩和神技,都与海岛人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在神灵体系中,她是最富有同情性和人情味的一尊世俗神。如她的造像,身着红衣,船型发髻、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体现出一种平民气质,因而为最广大的渔民所崇敬。

沈家门作为一座“活水码头”,开放性、包容性是它显著的特点。在信仰方面,它也接纳来自海外的东西,有部分沈家门人也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信仰。我曾接触过一位沈家门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他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心态乐观。他们认为天下无论穷人、富人,身体健康还是疾病,都是兄弟姐妹。谁有困难或悲伤的事,大家义不容辞,伸手相助,毫不顾惜。平时他们讲究自律,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教规,礼拜时,气氛肃穆,秩序井然,灵魂接受洗礼。所以,不管处境如何,神与我同在,内心总是充满着快乐。

这些宗教信仰的存在,使沈家门人的内心趋于善良,人际关系变得较为和睦,逐渐形成良好的和谐社会氛围。

四、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

沈家门的历史沿革、特殊区位和功能作用,决定了沈家门人口组成的复杂性、经济的开放性和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质。沈家门人中,原住民大概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应该是清康熙时期朝廷颁“展海令”后,浙江沿海地区迁入的居民,特别是镇海、慈溪、余姚、鄞县等大宁波地区迁来的居民。

同时,有人研究表明,沈家门的发展历史,与闽人关系是难以割舍的。沈家门历史上一些知名人物如黄龟年,俞大猷,施世骠,又如曾任定海总兵的蓝理,张朝发,定海县令姚怀祥,重修《普陀山志》的许琰等都是闽籍人士。作为旧时福建渔业在沈家门的民间管理会所,八闽会馆是沈家门的一个历史见证。它不仅管理闽人渔业生产,而且致力于民间办学和为闽人排忧解难。闽人先辈把糖、木材、香蕉、桂圆等特产带到沈家门,然后从舟山捎去水产品、细糠、番薯皮等,发展了海上贸易。闽人的捕鱼技术的传入对沈家门人也有重要影响。总之,闽人移居沈家门,不仅促进了沈家门渔业的发展,同时在教育、宗教、建筑、贸易、饮食各方面都为沈家门注进了鲜活的元素,为沈家门海洋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包容,体现在海事立规上。当时,由于渔民的船只小,抗风能力差,一遇风暴,海损事故频繁。一旦出事,许多家庭陷入困境,更有遇难者家属缺乏料理后事能力,同船主争执不休,滋事斗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海损事故在所难免,实际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普陀的桃花、虾峙各庄以寺庙辖地为界,率先发起民间抚恤,具体办法,勒石告示。资金来自寺庙地产及船主捐助。这就是立于桃花茅山庙前“海不扬波”碑和立于虾峙圣堂庙前的“渔商农莆”碑。

它明确提出了出现海损海难事故船主对雇员的赔偿规定。这些条款,客观公正,既解决受难家属实际困难,又限制某些人借机惹事生非,挑起事端,兼顾了船主与雇用渔民之间双方利益。虾峙的“渔商农莆”碑在明喻对海损事故妥善处置后“倘有籍端纠党图诈,不安义议者,许那指名,禀候惩办”;又着重指出“该柱亦须秉公办理,不得偏仰兹端干各个宜禀遵毋”。这份民间自发的抚恤勒石碑完善、有效地体现人们对海损死难者的真情和厚爱。

清同治到光绪年间,随着鄞县东钱湖大对船和象山东门大捕船的传入,又有大批福建钓船和沿海小岛渔船到沈家门港停泊,使沈家门渔港规模逐渐庞大。由于船多人杂,渔港秩序曾一度混乱。再有海损事故所发生的一系列纠纷,使渔港更添不安全因素。鄞东乡渔户、职员曹领忠、忻顺实、郑圣琅等人联名呈称,定海理民府正堂吕,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在青龙山龙岩下立上一块“奉宪勒石”,允许鄞县鄞东乡(东钱湖)渔户(包括鲜船)公议出资设立渔公所。该渔公所由“公举公正绅董经办,分立柱首帮理”;其主要职责是确保渔港“永安无事”。除该乡“渔船在沈家门停泊务宜严禁船伙不得上岸赌钱嫖娼”外,着重告示海损事故的补偿处理办法。后来省内外在沈的渔公所,也相继效仿此例。它妥善处理了遇难渔民后事,解除了死难家属后顾之忧,安定了渔港秩序。

沈家门的多元文化,还体现在昔日的民宅建筑上。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活着的历史书。想当年,渔市兴,商业盛,商贾云集,财源滚滚,发家致富者大有人在。而买地造房,是显示财富和地位的主要表现。那些在沈家门发迹的“八闽”显贵和一些温台、三北富商,纷纷在沈家门买地起屋。当时,比较有气势的大屋有新街(现文军弄)的陈满生大屋,为两层三进院落,是沈家门第一豪宅。还有新街北端郭家“翁洲小筑”为西洋式结构建筑,菜市路“建源里”、同济路“小西湖”张宅,还有东横塘李宅、周宅,缪家墩王宅,东河丁家大院,中大街徐家老宅等。这些豪宅无不透露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多元建筑风格,古朴典雅的厅堂、石板四整的道地、晨昏明暗的嬗递,“四水归堂”式的天井、精美雅致的花墙漏窗,无不显示出高超的建筑工艺,独特的结构风格和精美之态,为当时的沈家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和审美的空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旧城改造工程加快,一座接一座被折迁,沈家门这些充满渔镇独特民俗气息的深宅大屋已成断章残篇。

沈家门的多元文化相互影响融合,还体现在沈家门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保留下来的口语词汇、风俗人情、信仰尊崇等诸多方面。这些多元文化元素,无不显示着沈家门这座中国东海渔都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沈家门人独特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思想行为方式,无不闪耀着沈家门鲜明而独特的海洋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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