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就职演说宣布施政方针
梅贻琦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宣布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①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 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②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③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 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④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
⑤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 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⑥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 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 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 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这六条施政方针，在当时中国大学教育尚属摸索阶段，办学思想与方针尚未完全定型之际，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更可贵的是，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完善。使他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在清华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渐趋大成。
二、梅贻琦教育思想略述
关于梅贻倚在长校最初几年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在其他撰作中，曾屡述梗概。而对清华发展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这套完整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清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1．大学之道——源流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首先来源于他的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 此外还有三个理论来源，即①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②欧美近代民主与法治思想；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想。梅贻琦认为，中、西大学教育思想源流，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之，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他说：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梅贻琦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须从 “修己”开始。作为哲学思想，在西方可溯源于古希腊人生哲学的“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在我国，则可溯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和儒家代表作之一的《大学》“八目”中的 前“五目”（格、致、诚、正、修）。但儒家的“为己”，与西方的“一己之修明”又有所不同。前者所说的“为己”、“正心、修身、诚意”、反 对“舍己以从人”等，非指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仅是指根据自己的特点（或日“性之所近”）发展自己的第一步。所以它同时又主张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亦即《大学／八 日”中的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
据此，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使命，无论古今中外，应该是一致的。他引用古代儒家名著《大学》中的一段话并加以发挥说：
《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 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 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 其身而天下平。苟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 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 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 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2．“通才教育”——核心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这种思想，使他在30年代短短数年内，培养出各个领域中真正称得上是卓越的、第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抗战时期的《大学一解》之作，使这一思想得到理论上的概括，趋于大成。
“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简要说来，这种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普通教育的目标则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大学四年的课程，“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一贯的，执行起来也是十分认真的。早在1927年，他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就提出：“盖今日之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不过他那时还只是从“时需”出发，而且仅指工程学科而言。到了1932年夏，他的这种思想就具有明显的理论色彩了。这年6月，他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讲话说：
这三个月里诸位听了多次的讲演，对于各学科要点，当已得到不少的了解。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校、系领导以至全体教授一直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大学教育不应成为职业或技能教育与专家教育，而要给学生以“士”的教育，以培养“读书知礼”的“士人”或曰“精神领袖”。
而到了抗战时期他写《大学一解》，才把“通才教育”思想发挥到真正的理论高度。这篇代表作通篇所论证的，就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这个主题。他在结语里说：“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之要图也。”这里的所谓“要图”，指的就是培养“通才”的理想和目标；所谓“不尽”、“不力”，说的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扫清障碍。
在《大学一解》里，他曾分数层纵论通与专的关系：
①新民与扰民
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 于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辄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日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日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 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 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 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 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 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 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 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因为事实， 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 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 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未。 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 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 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 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轻， 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子？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 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②出身与资格
总之，从“通才教育”的观点看来，在全部教育过程中，大学 阶段的目的充其量只是取得一种完成“新民”使命的“出身”或 “资格”，即如他在《大学一解》）中所阐述的：“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他接着写道：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 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日，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 执同一之原则，而日，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 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 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学府之机构， 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伊然为 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 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 有译英文FOCUS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即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末年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 化史有三大运动焉，而此三大运动者均自大学发之。一为东 西两教皇之争，其终于平息而教权复归于一者，法之巴黎大学领导之功也；二为魏克立夫（WyCIif）之宗教思想革新运 动，孕育而拥护之者英之牛津大学也；三为郝斯（John Hus） 之宗教改革运动，郝氏与惠氏之运动均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之者，布希米亚 （战前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学也。大学机构自身 正复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为彰明较著之若干例证。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日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 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上文所举之例证，盖属于倡导一 方面者也。二日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造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 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 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 大总汇平？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出而与社会 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日，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 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 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 境以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 智，图书实验。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日出身者，亦日身 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从事于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 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③“通重于专，事业人才将焉出？” 大学不培养专门人才，上哪里去求建设人才呢？这是梅贻琦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回答说：
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显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日大学之研究院。学子既成通才，而于学问之 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 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日高级之专门学校。 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 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 技术学校。三日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 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 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 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今日大学所授 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 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 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 于所谓“经验之学校’冲，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 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 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
④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梅贻琦认为近世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通病是“通识授受之不足”。这就牵涉到大学本科生的“分系”问题。前文曾介绍了清 华战前所采取的“大一不分系”的做法。在《大学一解》里，梅贻琦又进一步对之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日通识者，亦日学子对此三 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 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 于宇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 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 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 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 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已之态度，日 久而执教者亦日，聊复有此规定尔，因不敢从此期学子之必 成为通才也。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于大学教育者，亦尝计 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 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学年始分者；二为第一学年中增设 “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 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 就，其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 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青于此种改革卜之矣。大学 亦所以新民，吾侪于新民之义诚欲作进一步之体认与实践， 欲使大学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扰民之实，亦得以 此种改革为入手之方。
最后，他归结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之界说 难言也，姑合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 而实行者。然询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于明明德 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于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 一解”之所为作也。
3．学术自由——原则
梅贻琦教育思想有三大支柱——通才教育、民主管理（俗称 “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关于学术自由，梅贻琦也有透彻的论 述。 在梅贻琦看来，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或者说，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的。还在1932年9月， 他就在一次讲话中说：
…… 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 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吾们以前吃亏的地 方，多半是由于事实没认清楚，拿半熟的主义去作实验，仿 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痛。古人有 一句话：“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
①“思不出其位”辩 梅贻琦首先引用宋儒胡援的一段话来辩白“思不出其位”的 真谛，其锋芒显然是针对蒋介石于战前发布的那个“整顿学风 令”，由此亦可见他的思想的独立性。他写道：
然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 而始见也。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日，“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 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 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 此语最当。
②自由主义、荡放主义、乐利主义
接着，他阐述了所谓“自由主义”、“荡放主义”和“乐利的个 人主义”之间的区别：
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 （Academ1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诣病 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 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 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 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 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 之制裁而言之耳。着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 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 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 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 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 “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 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 于是奠其基矣。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这事做来不易，假装不成。其成功是他真真实实具有一副大的品格。”③所谓 “公”，主要指的是梅的民主精神。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还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之所以能好，好教授之所以肯来，就是因为清华的校务一向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 行，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有些教授吃稀饭过日子，可是都能固守岗位，乐此不倦。在当时的“大学法”里，大学是没有评议会这一组织的，有之，始自清华。评议会可视为一个 集体的校长，校长只是评议会中的一员。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真正的校务公开。又如年来威被倡导的教授治校，确是一个良好的办法，这办法行得最早，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在清华，一切 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④就是梅的爱心。傅先生分析说，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 毫无疑问地，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的品性中深深地具有这种教育家的爱。 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战期中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 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
5．个人修养——“修己”工夫
古今成大事业者，莫不有超人的修己工夫。梅贻琦在其《大学一解》文中，曾透彻地阐述了《大学》“八目”中前“五日”——修己工夫在一个人治学立业过程中的巨大意义，他本人在这方面 的表现，则起到了楷模作用。归纳起来，略有如下数点：
①谦逊
1940年9月，清华师生在昆明举行“梅校长服务母校25周年公祝会”。会中，师生和广大校友用各种美好的辞句赞扬他数十年如一日服务母校的功绩。轮到他致答辞时，他平和地说了如下一段话：
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 自已不敢说他们的话都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 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赞的话语。……诸位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学校服务二十五年，应予鼓励，其实在清华服务达十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马约翰先生且达二十六年之久。可见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原故，是因为清华还有这很多位老同事同心合 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都 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 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 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 — —除了很少的几出，如《打金枝》、《上天台》——并不要 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 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②廉明
梅贻琦治校，始终注意一个“廉”字。他出任校长时，一住进校长住宅（甲所），就主动放弃过去校长照章所享有的几项“特 权”：家里的工人不要公家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每月无偿供应的两吨煤。他认为：“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1928年他奉派去做留美学生监督，是因为那里经济上 出了问题。他一到那里，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首先以身作则， 厉行节约。冬天全楼的温暖全靠地下室的一只大火炉供应，司机和烧炉工合成一人，他本人也常常兼差——有时自己开车，有时则下到地窖里去从炉子里掏出没烧透的煤渣。他任校长期间， 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办事员减到最低限度。抗战非常时期， 联大绝大多数系均不设办公室，系务通常采取碰头会的方式处理。学校明文规定：包括校长在内，一律是近亲不同校工作；不论 教、职、工，除学校规定的例假和公假外，一般不准请假，如必须 请假测要自己找人代职，报酬即从本人工资中扣除偿付。
③俭德
梅贻琦个人生活持俭是有名的，这一点也不难做到。但并不是任何个人的持俭都可和廉洁奉公划等号，更不等于可以自然构成一种美德。他一生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真正做到两袖清风，一生没有什么像样的积蓄。晚年病危住院费、 死后丧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偿还的。抗战期间物质生活极度艰 苦时，他和教授们一起安贫若素，常常是辣椒下稀饭，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了。晚年曾担任国民党境外“国大代 表”，回台开会时总把当局付他的津贴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添置图书设备。……所以校友们成赞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 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 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为万世师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贻琦在昆明主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工作，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体系的奇迹。抗战胜利后复校北京， 力图把清华再向前推进一步。但由于时局动荡，宏愿未遂。1948 年，他离开北平，旋又离开大陆，先寓居美国，后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即今日之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 日，病逝于台北。
4．风格和气度
梅贻琦具有超人的风格和气度。已故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先生曾以“专、大、公、爱”四字来概括他的人格魁力，大意是说：① 梅的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贡献给了清华。清华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学，梅的贡献起了决定性作用。傅先生感慨说：当时中国事业之所以不上轨道，就人事而论，实是 任事者大都缺乏专的精神。结果，个人可以飞黄腾达，事业却总 是江河日下。他说，这“专”字有三层深度，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 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 专干一件事业，决不朝秦暮楚，见异思迁，“今天做甲校的教务， 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 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已经不 多，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而仅有的了，而梅 的专，就属于这绝无仅有的一层的；②所谓“大”，主要指他大公 无私的精神，这种精神又突出表现在抗战期间创办联大的过程中。抗战起后，国内曾成立过不止一所“联合大学”，可是除了西南联大外，全都中途夭折了。惟有西南联大一联到底，关键就 因为有了梅贻琦这样一位领导者。当年的联大，名义上有三个常委，实际上则是由梅一人主持始终。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还兼着 教务长，无论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承担着巨大的劳苦。而且，论设 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 这个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这份家务可不好当，一方面要使 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不来，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 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这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