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起始为:1928年2月13日,第一路改为第一集团军，蒋中正兼任总司令，下辖三个纵队,其中以第一、九、十军编为第一纵队，刘峙任总指挥.调何应钦为北伐全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有人说这是何应钦失势）
终止为:1937年9月24日,保定会战失败,常胜将军的神话之终结,刘峙被多方攻讧而声誉低落,为此，他在回忆录里慨叹：“保定战败后，由洛阳到宜昌，这一年多时间，我任人在蒋公面前摆布，备受欺凌，但总是以忍让为先。当人们和我谈起东征西讨的战绩时，我便谢其雅意，说：你不看，窗外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请你去问长江里的水，古往今来，有多少是是非非，如今又在哪里？”（代之而起的是陈诚）
1928-1937刘峙主持或作为主角的重要战阵：
第二次北伐（时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统辖该集团军四个主力军，大胜）
蒋桂战争(时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大胜)
蒋冯战争(时任第二路军总指挥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大胜)
蒋唐战争(时任第二路军总指挥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大胜)
中原大战(时任第二军团总指挥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大胜)
剿灭石友三(时任讨赤南路集团军总司令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大胜)
对豫鄂皖第四次围剿(时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中路军副司令官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大胜）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统辖参战的全部中央军嫡系，胜)1927年3月刘峙任第一军军长时的序列：
第一师师长薛岳
第二师师长刘峙（兼）
第三师师长顾祝同
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
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
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
第二十二师师长蒋光鼐
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
（至1927年9月，第一军更是辖有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二师、独立第四师、新编第一师共9个师）。
1937年1月7日公布的讨逆军战斗序列如下：
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
讨逆军前敌总司令刘峙（二级上将）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二级上将）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二级上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二级上将）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中将）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中将）又如：
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
１２月１３日，由刘峙领衔的３０余人联名电请何应钦“出任艰巨”，署名的有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徐源泉、周至柔、何健等。
１２月１４日，由刘峙、顾祝同领衔的３８名将领致电张学良：“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
以上连续两次通电都是由刘峙领衔,足可说明刘当时在军界地位!能客观评价刘峙是正确认识民国那段历史的关键之一!
而现今网络上以“刘峙”作为关键字一搜尽显：
什么“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刘峙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
什么白崇禧耻与刘峙为伍！
什么贪婪的“长腿将军” ！
什么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
什么保定正面的总指挥刘峙居然不战而逃,十余天败退近千里,引起全线溃退！
什么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
什么老蒋的爱将刘峙人称长腿将军、逃跑将军,这个人被很多人说只是个侍卫队长的料,从来打仗就知道逃。
什么蒋的部下在议论徐州作为南京的门户,理应派虎将镇守,即使不派一只虎,也该派一条狗,如今却摆了一头猪。
什么刘峙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无能的将军之一,大多数将领都瞧不起他,人称他为“福将”,这主要是指他作战不行,却连连高升。
什么他（刘峙）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
什么刘峙把持河南后,卖官鬻爵,贪污腐化成风,舆论偶尔吹到他耳朵里,他虽表示不快,但是事过境迁,却又置之度外,从未认真处理。
什么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运尸体，当时有许多人处于假死状态，若及时抢救，尚能活命，但担架兵为了搜敛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也把他们卡死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秉承刘峙的旨意，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并将搜来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送往刘峙家，前后运了三次才装完。由于姜、刘都是刘峙的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运到了杨家里，从而引起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之间的一场纠纷。
……
全是造谣中伤，胡说八道！徐州作为南京的门户,理应派虎将镇守,即使不派一只虎,也该派一条狗,如今却摆了一头猪。 刘峙是无可争辩的国军中央军首席良将。民國卅七的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線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随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我的對手有兩個——陳毅與劉伯誠。陳有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劉有七個縱隊，約廿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我所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清泉，第七兵團黃百韜，第十三兵团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是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剿共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
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動，但徐州為四戰之地，難守而易攻。豫東皖北，又為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為求爭取主動，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伯誠。因陳毅劉伯誠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方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淮河之線取攻勢防禦，或增加兵力與匪於徐州附近决一生死。
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請求將黄百韜兵團集結於運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為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為不利，不如决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避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资，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
徐州剿總司令部命黄百韜兵團，以一部策應海州的第四十四軍，主力於十一月六日撤退。黃兵團在運河以東，因等候第四十四軍，遲至十一月八日纔開始撤退。惜為時已晚，守備運河的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適於此時叛變，使運河與不老河全行開放，共军遂由黄河侧背，直下運河，最後演成碾莊被覆沒的悲慘結局。
當十一月九日，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困守碾莊待援。我當時想將徐州以西的邱兵團，不待集結完畢，乘共军陸續渡河攻擊黄兵團時，為爭取時間，逐次轉用於徐州以東，會同李彌兵團於十二日發起攻勢，以救黃百韜兵團。但十日夜，奉命來協助我指揮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議，主張先行集中完畢，再行開始攻擊。並謂黄兵團如能固守七日，即可獲勝。等到情势不對，再決定行動時，共軍主力業已完全到達，所以自十四日以後的攻擊，即未獲解救之時效。換句話說，又遲了一步。
至十五日夜，國防部據空軍偵察，以共軍大部輜重向北行動，判斷有撤退徵候，一再催令剿總下達追擊命令。我認為共军圍攻黃兵團志在必得，沒有將吃到嘴裡的魚再吐出來的理由，一面請空運增援碾莊（未獲實现），一面仍督促邱李兩兵團猛攻救黄。果然，共军不但未退，且攻势益猛，至廿二日晨，黃百韜將軍自殺殉國，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濬重傷失踪，第六十四軍軍長劉振湘被俘，第廿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負傷突圍至徐州。
黃兵團覆沒，所謂徐蚌會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此時，北上增援之黄維兵團，於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進抵蒙城以北之澮河渦河間南平鎮、雙堆集一帶地區，被劉伯誠阻擊，未能前進。於是徐州附近之主力與黄維兵團，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團，形成分離狀態，極端不利。國防部為策定爾後之作戰指導，於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召集剿總參謀長以上人員會商，由部長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参謀長樹正報告，並申述意見：「放棄徐州，原則同意，但須證明陳毅主力參加圍攻黄維兵團時，再開始行動為有利。」並一再强調「計劃固計劃，但是否能徹底實施，顯難保證。此戰關係國家存亡，應請總統或部長或總長親自指揮，則大軍振奮，將士用命，定可一戰成功。」
此時，黃維兵團被圍，情势已趨孤危，國防部乃於十一月廿七日電令「剿總劉總司令飛蚌埠指揮，徐州方面軍事，歸杜副總司令指揮。」我遂於廿八日遵令將指揮權移交給杜副總司令，而我自己別離開徐州飛到蚌埠指揮。至卅日夜，忽然聽到徐州已經撤退的消息，我當然很關心。據十二月二日空軍偵察報告：「杜部已抵永城蕭縣間之青龍集、祖樓一帶，態势整然。但共軍則三五成群，共約四五萬人，隊形不整，紛紛向西急進。」
我當即繪製情況圖，以代電空投杜副總司令，請其迅速擊破當面之敵南下，並謂「依目前共軍戰法，判斷較我優勢之共軍，可能採用圍困戰法，使我軍疲而亂時，乘势攻擊。」請其注意。杜副總司令當時回了我一個電報說：「大軍作戰，貴在態勢，刻先擬調整態势，再行大舉攻擊。」等到四、五兩日杜部大舉攻擊時，傷亡大，進展小。蓋因共军之圍困準備業已完成，而我軍又遲了一步。
此時，我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顯然的杜副總司令解不了黃維兵團的圍，而杜亦將同樣遭受圍困。乃急赴南京面報蔣公，請再給一個有力的軍，由我從蚌埠向北攻擊，解救黃维兵團，祇要黄維兵團的圍解了，杜部也就沒有危險了。因為蚌埠當面雖然是共军幾個殘破的縱隊，但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當面之敌。
遲至十五日黄維突圍之前，才增援到一個楊幹材軍，不但太還，而且無濟於事，結果是黄維兵團於廿七日為劉伯誠全部包圍於雙堆集，同時其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降，十二月十五日突圍之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將軍陣前自殺殉國，副司令官胡琏，師長尹俊，王靖之突圍而出，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瀋，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被俘，其餘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
而杜部則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黃兵團突圍後兩日），大雪連降十天，空運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樹皮及馬肉果腹，撐持至民國卅八年元月十日，全軍覆沒，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孫元良、李彌兩司令官，第七十五軍軍長高吉人（重傷），第五軍軍長熊笑三，第一三九師師長唐化南等，突圍而出。
寫到此處，我真痛心萬分，不忍再寫下去了。
——《我的回忆》中的徐蚌会战抗战史上十大经典战役及中方主将！
淞沪会战（蒋介石）
保定战役（刘峙）
忻口战役（阎锡山、卫立煌）
台儿庄战役（李宗仁）
万家岭战役（薛岳）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
常德会战（孙连仲、余程万）
上高会战（罗卓英）
衡阳保卫战（薛岳、方先觉）
豫西鄂北会战（刘峙）还原历史真实的解放军十大经典败仗
一，中原突围（国军主将刘峙）
二，第二次四平战役（国军主将杜聿明）
三，第三次四平战役（国军主将杜聿明）
四，淮阴战役（国军主将薛岳）
五，南麻临朐战役（国军主将顾祝同）
六，豫东战役（国军主将刘峙）
七，金门战役（国军主将汤恩伯）
八，大同集宁战役（国军主将傅作义）
九，张家口战役（国军主将傅作义）
十，西府战役（国军主将胡宗南）
关于战役或会战，在胜与败上判断要有标准，唯一办法就是完没完成战前企图，还有胜败与功罪归属问题，我想只要是主持者（哪怕仅仅是挂名），胜败的功与罪你就得全兜着，否则无限地上下追究，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你比如，刘峙在抗战后内战中主持的几场战役就应该如此评判：
一，所谓中原合围（姑且称之），战前国军企图就是要铲除共军五大战略区之一的李先念部，战役结果虽然没全部剿灭，但中原军区实际被铲除了，实现了战略企图，故刘峙是胜了，当然功劳要记在他头上。同样，此后豫东战役，也应该这么看待。
二，定陶战役，刘伯承的战前企图就是要设法消灭刘峙部赵锡田的整三师，战役中共军实现了企图，所以，刘峙肯定要兜住责任，不管是不是部下赵锡田轻易冒进所致，还有上头的蒋陈白等有没有遥控指挥，这责任刘是推脱不了的，类似还有兖州战役、济南战役及最后的徐蚌会战也得如是评价！二次四平战 林 彪 损失在40000余。
三次四平战 林 彪 损失13000余。
中原突围 李先念 损失80000余。
大同集宁战役 聂荣臻 死亡20000余，受伤人数不详。
张家口战役 聂荣臻 损失5000余。
淮阴战役 陈 毅 损失10000余人。
南麻临朐战役 陈 毅 损失略25000余。
豫东战役 粟 裕 损失80000余。
金门战役 粟 裕 损失9000余。
西府战役 彭德怀 损失21000余中国现代10大名将之间对阵胜负或隶属关系:
刘峙与其他九名将:
刘峙与薛岳没对过阵,但薛岳曾隶属于刘峙
刘峙与林彪只是33年5-10月期间对阵过,刘峙胜
刘峙与彭德怀也只是33年5-10月期间对阵过,刘峙胜
刘峙与白崇禧只是间接对阵过,刘峙胜
刘峙与刘伯诚前期33年5-10月期间对阵过,刘峙胜;抗战后两次对阵刘伯诚胜
刘峙与何应钦没对过阵,但刘峙曾长期隶属于何应钦
刘峙与陈诚没对过阵,33年10月前,陈诚曾长期隶属于刘峙;45年后刘峙转而为隶属于陈诚
刘峙与李宗仁只是间接对阵过,刘峙胜
刘峙与粟裕前期33年5-10月期间对阵过,刘峙胜;淮海战役再次对阵时粟裕胜（淮海战役之前的豫东战役对阵算刘峙胜）!1933年4月，刘峙调任江西省抚河剿共督办，指挥抚信两河及赣江各方面剿共中路军,节制陈诚、周浑元等部。5月，刘峙就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北路军，基本部队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以及后来从各地加调来的一些部队(北路军全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即人们通常说的国军“中央军”).1933年10月23日，刘峙辞去北路军总司令之职后，蒋介石另派顾祝同继任。
中原大战后长期坐镇中原的刘峙，故与共军两大虎将林彪、彭德怀交手机会不多，也就是1933年4月-10月这段时间有过对阵，其时，刘峙指挥陈诚、周浑元等猛烈进剿，连克金溪、宜黄、进贤等各要点,可谓连战连胜，为国军第五次围剿完胜开了个好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扭转了对江西苏区围剿之战局，在取得第五次围剿初步胜利后，因河南軍政要务待理，无法分身，辞去“剿匪”军北路总司令（由其原部下顾祝同继任）。在其41岁这一为将的巅峰时刻的辞职选择对他军政生涯的影响是负面的,如果继续参与稳胜的第五次围剿,他就不可能直到抗战之前,一直呆在河南以致在军界地位止步不前,逐渐被老部下顾祝同与陈诚追上并最终赶超,刘也很可能不会去主持那场毫无取胜可能的保定会战(使声誉低落)！堪乱开始就应该成立中原行营由刘峙任主任，统辖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王耀武，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徐州郑州两个战区就能协调行动，越岳可任华中剿总总司令，负责中原以南至长江中游江北地区防务，可以发挥薛擅长山岳地区作战的特长。东北熊杜，西安胡宗南，太原阎，华北傅加孙，都可以不变。成立总参谋部由何应钦与白崇禧任正副参谋长，三军总司令概归其指挥，顾祝同可任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可由陈诚担任。如此可以保证国民党天下不失。1928年1月，刘峙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
1928年8月，刘峙任缩编后第一师师长
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初，刘峙任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29年3月28日，刘峙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国民党编谴委员会直辖第二编谴分区主任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刘峙任第二军团总指挥
1930年11月初，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同年12月21日刘峙继何应钦任郑州行营主任。
1931年7月22日，刘峙任剿赤軍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官（北路集团军总司令官为张学良）
1932年6月，刘峙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蒋介石），率部进占河南新集、金家寨，受到蒋介石嘉奖，新集镇升格为县，定名为“经扶”县（今新县）。
1933年3月16日，劉峙代理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
1933年4月，刘峙调任江西省抚河剿共督办，指挥抚信两河及赣江各方面剿共中路军。
1933年5月，刘峙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后改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6年12月17日，刘峙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1937年1月7日，刘峙任讨逆军前敌总司令。
……刘峙（1892—1971）是“黄埔嫡系”著名军事将领，在民国时期曾经声名显赫，威震军界，被称誉为军界高层“不倒翁”和“福将”。他的军政生涯起源于黄埔军校，在“黄埔嫡系”八大金刚之中位居前列，身居高位权重一时，是蒋介石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中央军”高级将领之一。其毕生维系“黄埔系”，总以“黄埔嫡系”为荣耀，晚年以“黄埔老将”自居，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中华民族统一体。
一、发源粤军，崛起黄埔
刘峙别号经扶，别字经符，别名天岳，1892年6月30日生于江西吉安县庙背村一个农户家庭。因父早逝，3岁起随母寄居外公家，后由叔祖父刘进宽收养。7岁时入当地乡间私塾启蒙。14岁时因读书刻苦受到赏识，入读当地名塾师刘部荃，后入吉安天主教会学校英语班学习，其间曾读革命先烈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而深受感动。不久因交不起学费辍学，1907年受乡人保荐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就读，是班中唯一外省人。经过三年军事养成学习，1911年2月入设立于武昌南湖的陆军第三中学第三期学习。那年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峙加入学生军参加武昌首义，继随部参与防守武昌之役，于武昌起义开始其军人作战生涯。
刘峙战后返回吉安，入宪兵补习所学习，后在南昌宪兵队服务一个月。1912年7月考入设立于北京清河镇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在学期间与同学王时等发起组织“辅仁社”，进行秘密反袁活动。1913年7月参与李烈钧等在江西湖口誓师，南下参加“二次革命”活动，事败后重返军校继续学业。1914年6月毕业，刘峙与10名同学分发驻防奉天省新民县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七十八团第一营第四连实习半年。实习期满，于同年12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第一连学习，1916年5月毕业，分配冀东开平巡防营见习。
1917年夏，刘峙南下广东，任设于肇庆的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上尉附员、参谋，后得周钦贤（保定军校同学、朱培德表弟）举荐，获任护国滇军第二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朱培德）步兵第三十八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所部系由广东警卫军改编而成，缺少军事训练和战场历练，刘峙凭着一股冲劲与热情训练与引导部队，参加了广东南路讨伐龙济光部的战斗，战后升任步兵营营附。1918年春应保定军校同期同学赖世璜邀请，赴任援赣军第四军（军长伍毓瑞）第一梯团第四支队队附，兼任第一营营长，1919年冬代理第四支队支队长兼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粤闽边上杭、武平、梅县等地。1920年春随赣军往福建驻防，后辞职脱离赣军，转投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结识时任参谋长的蒋介石。
1921年1月，刘峙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少校副官，由彭素民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懂得了带兵打仗是为施行孙中山的国民革命。1921年6月转任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司令部中校副官，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参与司令部参谋幕僚工作。后调任粤军第二军第七旅第十三团团附，所部时为粤军善战之旅，但官兵缺少正规训练，成份复杂形同乌合之众，所以能偶打胜仗，是因为对手比自己更糟糕。由于训练有方，刘峙被任粤军第二军所属第二游击营统领，该部装备较差军饷自筹，但有了自己训练整军的机会。他率部辗转赣南、粤北韶关，1922年春任粤军游击第六路第一支队支队长（上校衔）。时孙中山设立大本营于韶关，其间刘峙赴韶关晋谒孙中山，请求补充武器弹药，孙中山笑答：“现在大本营一切都缺乏，你最好是到前方向敌人要求补给”。刘峙遂率部转战湘赣两省边界，智取缴获了北军承担运送装备补给的一个辎重兵营，部队获得了装备也稳定了军心。
1922年6月陈炯明部粤军发起兵变，刘峙奉命率部返回广东，所部在途中遭旧桂系沈鸿英部劲旅袭击，一战溃败。刘峙将残部交给空头司令官欧阳豪后，与几个幕僚离开部队赴上海休息。在上海闲居时得蒋介石安抚勉励。1922年11月，刘峙返回粤军部队，任广东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兼任卫队督带，率部防守博罗城，顶住了陈炯明部粤军谢文炳、陈修爵攻击。战后赴广州治病，其间闻知博罗失守，旋即赶赴石龙集结部队，后撤时幸得沈应时（保定军校同学，时任粤军炮兵营营长）借给马乘骑，死里逃生躲过大难。
1923年12月任建国粤军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中校参谋、军事参议等职。后由总教官何应钦举荐，自愿降为少校，1924年5月12日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战术教官。第一期学生是1924年5月5日进校训练，刘峙系教授部最早的11名战术教官之一。后任黄埔军校本部参谋处（处长钱大钧）第二科科长，仍兼任战术教官。从此崛起于黄埔军校，迈步跻身民国军界高层。二、棉湖龙潭，两战成名
1924年10月黄埔军校开始筹建教导团，刘峙被定为三个营长之一人选。1925年1月20日正式任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营营长。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淡水之役是黄埔建军的第一战，其指挥若定作战勇猛，初战告捷。1925年3月13日棉湖战役骤然打响，教导第一团1800余疲惫之众，迎战陈炯明部粤军林虎部两万余人，战况激烈形势危急，敌军几次逼近指挥部，团长何应钦身边只剩下最后一名司号员，全靠作为预备队的刘峙第二营打白刃战。战至10时，刘峙受何应钦团长命令，率第六连、第五连之一排徒涉小河，全体官兵上刺刀向敌冲锋，虽敌众我寡，终以奋勇向前气势将敌人击溃，夺取仙人岭阵地，全歼守敌并恢复曾塘村防线。11时许，敌人增兵反攻，刘峙率百余人，独挡正面进攻之敌。此时团预备队第四连增援赶到，亦归其指挥坚守左翼阵地，并分兵侧翼袭击敌军后方，战至下午两时许，其所能用之兵伤亡贻尽，阵地呈动摇时，刘峙于阵前振臂高呼：“革命军向前冲”，此时教导第二团于鲤湖增援赶到，终于赢得了棉湖战役全胜。正是由于刘峙平时训练有方，战时指挥部队敢于冲锋与敌拼刺刀，而赢得了“拼刺刀立战功”之美誉。
1925年4月，刘峙任党军第一旅（旅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附、代理团长。第一次东征战后，率部返回广州。留守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不仅不派兵参加东征，此时正图谋乘虚颠覆广州革命政权。为了平叛，刘峙率部为先锋部队，日夜兼程回师省城，经过近郊龙眼洞、瘦狗岭激烈战斗，仅一天时间即肃清市内叛军，为东征军返回广州扫除阻碍，继再立战功。1925年5月18日，他正式任党军第一旅第一团团长。
1925年10月，刘峙再度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副师长，兼任师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同年7月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其所率第二师作为总预备队，随同总司令部进驻岳阳，参与汀泗桥战役，追击敌军到武昌城下。后又随蒋介石回师江西，在南昌战役时任总预备队指挥官，于南浔铁路正面击溃孙传芳部主力邓如琢等三个师，获得江西战场的全面胜利。1927年1月率部在浙江桐庐击溃卢香亭部主力，再于松江击败毕庶澄部，乘胜攻入上海近郊。
1927年5月，刘峙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兼）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第十三纵队指挥部指挥官，北渡长江击败周荫人部。同年8月接何应钦任第一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部参加龙潭战役，奔赴战场途中因车祸受伤，仍带伤指挥作战。他在此役统一指挥所有前线部队,将孙传芳部主力击溃，完全克复龙潭。同年9月以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部移驻上海。此时其统辖第一、二、三、十四、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师和独立第四师、新编第一师的“黄埔嫡系”部队9个师，该军建制之庞大可谓空前绝后，足见其在北伐时期之重要地位与作用。
刘峙毕生无不良嗜好，从不抽烟喝酒，也不赌博，常穿着一身土布军装下连队，步兵操典背得滚瓜烂熟。他从统一广东诸役，到北伐战争开始，再从两湖、江西到沪杭，逐次龙潭战役全胜而归，历经疆场血战无数，只有上海外围的松江一战，是靠铁甲列车直捣黄龙，没有用上刺刀。所以此时的刘峙，着实是“黄埔嫡系”部队骁勇善战、每役必胜的一员猛将，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绩。1927年蒋介石下野前夕，刘峙已是握有重兵的高级将领，但在蒋面前表现绝对服从，并竭力主张蒋不要离开，这一建议深中蒋意，从此以后蒋对刘更加器重。1927年10月特任刘峙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此时期的刘峙，“服从蒋介石，尊重何应钦，拉拢顾祝同，其他的人一律瞧不起”。
1927年12月，刘峙指挥第一军和第九军（军长顾祝同）攻克徐州等地，在临淮关一役，因其率部将张宗昌的部队击溃并占领蚌埠，扭转了中原战局，何应钦因之称其为“福将”。1928年1月，刘峙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任第一军军长，继续北伐攻克济南。同年9月被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派为陆军第一师特别党部筹备委员。
1928年12月唐生智率部在河南通电反蒋，刘峙指挥第一军出武胜关，与唐生智部主力大战于驻马店，并暗中策动陕西军一个师抄唐生智部后路，是役取得全胜，其为战场居功第一人。
1929年3月28日，刘峙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兼任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及第一师师长，率部讨逆桂系军队。其亲率大军分水陆两路沿长江西上，首战即将桂系重兵胡宗铎部击败，直捣武汉，是役其率部再立战功。三、纵横中原，威震四方
国民革命军平定中原后，刘峙任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兼任第一师师长，并统辖陆军第二师（师长顾祝同）和陆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不久与陆军第二军（军长朱绍良）组成讨逆军第二路军，其任总指挥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司令官。1929年9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中央直辖第二编遣分区主任，负责编遣湖北境内部队。同年12月率部讨伐唐生智部和石友三部，并将其缴械并收编。1930年4月任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指挥部总指挥，统辖中央军精锐部队，指挥顾祝同等17个精锐师参加中原大战。先战于陇海线，后又北调打通津浦线。1930年7月兼任津浦路各军总指挥、左翼军总指挥，指挥所部在津浦铁路沿线向阎锡山晋绥军发起反攻，相继克复泰安、济南，使整个中原战局发生关键性转折。击溃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结束中原大战，刘峙被称誉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能征善战第一名将。
1930年10月7日，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其间创设军事委员会驻豫军官训练团，集中训练北方失散黄埔学生及所属各部队初级军官，该团后被纳入中央各军事学校毕（结）业学生登记序列。1931年6月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7月任“剿赤”军南路集团军总指挥，剿灭起兵反蒋的石友三部。1931年12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6月任豫鄂皖边区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中路军司令部副司令官，统辖张钫、陈继承、马鸿逵、上官云相、卫立煌、钱大钧等十一个纵队，指挥所部对鄂豫皖边区红军及根据地进行“围剿”作战。1932年9月，刘峙所部占领安徽金寨，国民政府特令其在豫皖苏区中心——新集周围划地立县，以其字“经扶”改新集为经扶县（今河南新县）。后任军事委员会特派驻豫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4月任闽粤赣湘鄂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指挥，参与指挥对江西中央红军及根据地的“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任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其间创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洛阳分校），委派其保定军校第二期同学祝绍周全权负责，该校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累计训练学生9000余人。1934年12月免除河南省政府主席，改任军事委员会豫皖绥靖主任公署主任。1935年4月续任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任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进抵西北。
四、扼守中枢，淮海落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刘峙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平汉路一线阻击战事，参与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次会战——保定会战。1938年2月战事失利，1938年3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陆军第一区新兵督练公署主任。
1938年7月任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任中央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等，后奉命调西南后方，承担扼守中枢重任。1939年2月，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兼任防空司令部司令官，任期六年，受命履行四项职责：防止川军异动，防御日军伞兵，督练后备新兵，确保陪都安全。其间在重庆出资创办“捍卫中学”。1942年因“重庆隧道惨案”被撤销防空司令官职。
1945年2月，刘峙赴鄂北接替李宗仁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豫西鄂北会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河南漯河主持日军受降事宜。1945年10月获颁胜利勋章，1945年12月获颁忠勤勋章。其间由部属编纂《经扶文集》，主持辑录《庐陵四忠集（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文天祥四人全集）》，还倡议编印《吉安县志》，捐资建立吉安经扶中学。
1946年1月，刘峙任陆军总司令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辖豫陕两省及第一、第五战区部队，率部30万人在中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8年6月9日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兼任“剿总”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统辖军队约70万众，是东北以外关内最精锐一部。最终战局逆转，以淮海战役失败，结束其于军界毕生显赫功名。晚年著文谈及此役称：“大势所趋，此其间任何人的作为都很有限，当然我至少要负一部分军事上的责任”。
1948年7月出席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1月20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撤销，调任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7月携夫人黄佩琼及三个儿女移居香港九龙。1949年9月15日应总参谋长顾祝同及陈武邀请，由九龙赴广州磋商军事。
1949年9月19日与黄埔一期生袁守谦、甘丽初等最后一次晋谒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看到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其感叹江河日下。后返回九龙赋闲，寓所曾遭绑匪抢劫。
1950年4月在香港接台湾当局通知：滞留香港久未归队，故撤销其战略顾问职务。
1950年10月移居印尼，先后居住雅加达、茂物，以教书谋生，曾在茂物中华学校讲授高小六年级国文课和地理课，其间还从事联络华侨与当地中国国民党组织活动，与旅居印尼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历届师友学生进行联谊交流，并将此间活动情况书面呈报台湾当局。
1953年8月14日接袁守谦来信：蒋公示谕，命其即速携眷返台。过数日再接台湾“总统府”公文函请赴台，并代办入境手续。1953年10月1日接袁守谦寄来的一家人“入台通行证”，同年11月乘机经泰国曼谷抵香港，再转机于11月29日到达台北松山机场。1954年1月被台湾当局聘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54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主席。1954年10月聘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台中区主任，兼任国际关系侨务组召集人等职。晚年患有糖尿病，寓居台中市郊读书度日。1971年1月15日因病在台中逝世。
生平著述有：《我的回忆》、《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如何建设新军》、《革命军官对于当前国家民族应负的使命》、《国军建军史略讲义》、《刘峙演讲集》、《抗战胜利后刘经扶先生演讲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