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卓有成绩的人群，往往冠以大家或并称，如：汉朝的“建安七子”，魏晋的“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宋朝的“苏门四学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清朝的“扬州八怪”，“清末四大家”等。这些并称，是对某一领域风格相近、成绩卓著、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一些人的赞誉与尊称。那末元曲应是几大家呢？
“四大家”说
“元曲四大家”之说，首出元周德清之口。
周德清（1277-1365）在《中原音韵?自序》称：
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
首次提出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四人，为曲界之最著成绩者。
周德清对元曲和元曲理论有精到研究，是元曲理论大师，又是元朝本朝人，其评价自然可信。
二百余年后，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1506-1573）说：
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朴为四大家。（《曲论》）
这里提出了“四大家”概念，。何良俊是戏曲理论家，曾邀请曲师顿仁与之研讨戏曲音律, 他的戏曲理论对万历年间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甚有影响。他的戏曲理论见《四友斋丛说》，后人辑为《何元朗论曲》。这样人对元曲大家的概括，自然很有分量。“元曲四大家”之说，始浮出水面。
这种概括，为什么漏掉一个人才王实甫？
王实甫以剧作<西厢记>成就了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最宏伟、最优美,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杰 出的剧作之一。作者王实甫也因之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最有名的剧作家之一。元代宫大用在剧中就誉《西厢记》为《春秋》。明人贾仲明补写《录鬼簿》所列前期诸曲家吊词,在王实甫名下也冠以“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誉。至此,人们不禁有了疑问:为什么元曲四大家就数“关、马、郑、白”,而没有王呢?
明代何良俊对王实甫的评价也很高，他说:“王实甫才华丽赡,真辞家之雄。”但接着就说:“但《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 始终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复，语之芜耶!”大概原因可能就出在这里。《西厢记》通篇写着一个“情”字，在当时封建道学统治意识形态的环境里，王实甫思想是过于“解放”了一点，待月西厢的情景在正统文人眼里，应在“扫黄”之列。这样的作品是不能与“四大家”同日而语，其人自然不能列入仙班。尽管对《西厢记》及《董西厢》有这样那样的争议，恐怕对“情”的疑义，还是个主要原因。
“六大家”说
对于“四大家”之说，以后的学者不断有不同的声音“。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1526～1590）曾说：
曲者，词之变。……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善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曲藻序》）
此说又把元曲“大家”，一下子扩大为“九大家”。
王世贞一生官居显位，又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诗文名于世，独领文坛二十余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其门下”（明史·《王士贞传》）。这样的一个人，对元曲家的评论，自然有一定的影响。
但清代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1734～1802），有不同意的说法。他在《雨村曲话》中，认为：
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祇工小令，不及马（致远）、王（实甫）、关（汉卿）、乔（吉）、郑（光祖）、白（朴）远甚，未可同年语也。
李调元确实筛选出六位擅写元杂剧作家的名字，但未有用上「元曲六大家」这个名称。 但他在“四大家”的基础上，加进了王实甫、乔吉两位剧作家，实是明鉴。
清文学家刘熙载（1813-1881）,是我国十九世纪时期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东方黑格尔”的大学者，也指出：
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着也（《艺概》）。
其观点与王世贞同。
事实上，在明清两代戏曲评论家眼中，元杂剧作家优秀者有多有少，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乔吉六人的成就，多有共识，已经被逐步肯定下来。
进入现代，元“大家”问题仍在讨论中。
1918年，谢无量（1884-1964）在《中国大文学史》中，指出马致远、王实甫、郑德辉、白仁甫、乔梦符、关汉卿同为“元代剧曲名家最著者”。
1927年，郑振铎（1898-1958）《文学大纲》·《中国戏剧的第一期》中谓：
在这一百十余的作家中，最有名者，为第一期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及第二期的郑光祖、乔吉甫，世称之为六大家。……（乔）吉甫为元六大剧作家之一，与同时的郑光祖及第一期的关、王、马、白齐名。
首次用上“六大家”、“元六大剧作家”的称呼。
1932年，刘麟生（1894-1980）在《中国文学史》中谓：
“杂剧的作者，最著名的，要推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郑光祖、乔吉符（甫），世所称为‘六大家’，就是他们。”
1935年，刘经庵在《中国纯文学史纲》中谓：
在这许多的作家中，以第一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及第二期的郑光祖、乔吉甫为最有名，世称为六大家。
连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1937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序说》中，重申他在《支那戏曲史》（1933年）的看法：
关、白、马、王代表初期剧作家，郑、乔则代表中期剧作家。
1945年，[日]盐谷温《元曲概说》的《元曲之作家》中，设有“六大家”条目，谓：
大体说来，关、白、马、郑为四杰，再加上王、乔两人，可称“六大家”。
可以说，“六大家”、“北曲六大家”、“元曲六大家”之说已普见于当时文学史著作，流行于三十年代。
1955年，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出版。
自此，“元曲六大家”渐成一专有名词。此后，如
陈万鼐《元明清剧曲史》有《元曲六大家》一节；
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设“元曲六大家”条；
卜键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有“元曲六大家”条。
现在“元曲四大家”、“元曲六大家”二说并行于世。但“六大家”说，比“四大家”说，更能反映元代杂剧现实。
我说“七大家”
“元曲四大家”、“元曲六大家”之说，从以上各家的论述中，其含义主要指元杂剧有大成绩者，因此，准确地说“元曲四大家”、“元曲六大家”，应为“元杂剧四大家”、“元杂剧六大家”。
元曲这个特定的概念，实际包括两部分：元杂剧和元散曲。虽然有时元曲也指元杂剧或指散曲，但完整意义是包括两部分。从今天角度看，杂剧主要影响了后世的戏剧，散曲主要影响今天的诗词。文学史上诗词曲三峰并峙的评说，也主要是指元散曲的成就。唐诗宋词与曲“并峙”，是与散曲“并峙”，而不是与杂剧“并峙”。散曲是作为一种独立的韵文体而存在。因此，元曲仅指元杂剧的概念含义，已经不能包容元曲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既有杂剧“大家”，也应有散曲“大家”。两者相合起来，才能叫“元曲几大家”。实际上，在“元曲六大家”中，前期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及后期的郑光祖、乔吉，其散曲成绩大者，前期当推马致远，后期当推乔吉。但在散曲成绩大者，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被漏掉了，这就是张可九。张可九为什么不被列入大家行列呢？
张可久（1270前—1340后）元散曲家。字小山。一作名伯远，字可久，号小山。庆元（今浙江鄞县）人。先以路吏转首领官，后曾为桐庐典史，至正初迁为昆山幕僚。因仕途不得意，晚岁久居西湖，以山水声色自娱。
张可久常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等词曲唱和，尊马致远为先辈。一生专力写散曲，尤致力于小令，是元代后期最负盛名的散曲家之一。今存小令８５５首，套曲９ 套，在元代散曲作家中是数量最多的一位。
张可久作品多描写自然景物，吟咏颓放生活，谈禅送别，往来应酬。少数作品在悲诉身世时叹息“生民涂炭”。如《红绣鞋·天台山瀑布》、《醉太平·人皆嫌命窘》等，或揭露当时社会人心险恶，或讽刺崇拜金钱的丑恶风尚，尚具一定现实意义。《卖花声·怀古》写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表现同情人民的思想，实属可贵。
张可久创作上重形式格律，讲求炼字琢句，对仗工整，且使用诗词句法，常爱撷取前人诗词名句，虽有损害散曲质朴浅俗本色一面，但其清丽典雅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张曲写自然风景细致清丽，很富美感。《一枝花·湖上晚归》是其代表作。张散曲由于表现了闲适放逸的情趣和清丽典雅的风格，颇为明清以来封建文人所推重。
著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四种，近人辑有《小山乐府》六卷行世。
明戏曲理论家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称“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诚词林之宗匠也”。被排在元曲作家187人的第二位，紧接马致远之后。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李开先则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社”。可见其影响之大，地位之尊。
但就这样一个人，几百年来，却一直被排在“元曲大家”之外，如果以杂剧而论，尚可解释，但以散曲而论，则没有道理。既然谈到“元曲大家”，则不能没有张可九。
因此，根据“元曲”完整概念，在界定元曲大家时，应该是：
“元杂剧六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乔吉。以关汉卿最为著名。
“元散曲三大家”：马致远、张可九、乔吉。以马致远最为著名。
如果综合表述，则应该是：
“元曲七大家” ：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张可九、乔吉、白朴、郑光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