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讲录 建安诗歌1 叶嘉莹 建安诗歌
第三章 建安诗歌
第一节 概 论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诗歌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建安时代。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献帝的皇位并非正式继承而来,而是董卓趁朝廷大乱之际擅行废立而致,所以汉献帝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个傀儡。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做皇帝的野心,于是各地方的军政长官就纷纷起来讨伐董卓。董卓失败之后,献帝又落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曹操同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先自封为魏公,又自封为魏王,但却始终没做天子,是他的儿子曹丕篡汉之后才追尊他为魏武帝的。曹操在世时,天下已形成三分的局面。据说当时人人都认为他有当皇帝的野心,可是曹操说:我是绝不会篡位的,倘若“天命在孤,吾其为周文王乎!”周文王本来是商朝纣王手下的一个诸侯,他的儿子周武王打败纣王,自己做了天子,追尊父亲为文王,而曹操的儿子曹丕后来果然也就做了皇帝。这就是建安前后政治上的情形。
由于大动乱的现实给了诗人们以强大的刺激和感动,因此建安诗歌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明显地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在风格上,我们可以和《古诗十九首》相比较来看。我曾经说《古诗十九首》一定是建安以前的作品,其原因之一就是风格问题。《古诗十九首》写得含蓄温厚,像我讲过的“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深情之中带有一种收敛之意。可是建安诗歌就不同。建安诗歌都带有一种激昂和发扬的精神。而这种激昂发扬的精神又有着三个不同层次的发展,这三个层次在曹氏父子身上表现得相当清楚。曹操的诗是古诗向建安诗风转变较早的一个层次,表现为激昂发扬而又十分古朴;曹丕的诗介于文质之间,一方面保持着古代的质朴,一方面开始有一些文采;曹植的诗就整个儿是文采华丽了。产生这些不同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因为诗歌本身是有生命的,这些不同的发展层次正好说明诗歌是处于不停顿的演进与生长之中。
在内容上,建安诗歌的特点是写实色彩非常浓厚,这一点也可以同《古诗十九首》作一比较。《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所生活的东汉社会虽然也黑暗,诗人们虽然也失望,也不得意,也有悲慨,但他们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建安诗人所经历的那些变乱,所以也就不可能像建安诗人那样普遍地具有如此浓厚的写实色彩。建安时代社会动乱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都有很真实的叙写,但这两首诗我们留到后面再讲。现在我们看曹植的一首《送应氏》——这首诗只是作为建安诗歌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一个简单介绍的实例,至于曹植其他的诗,后面将有专题介绍。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这是建安十六年曹植在洛阳送别应砀、应璩兄弟所写的诗,一共有两首,这是第一首。洛阳本是东汉首都。我刚才讲过董卓欲行篡逆,引起了各地方军政官员的反抗,袁绍、曹操等人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害怕了,于是就胁迫汉献帝从洛阳搬到长安。临走时他做了一件大失民心的坏事——把洛阳整个焚毁了。那是在汉献帝的初平元年,距离曹植写诗的时候已超过二十年,而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洛阳还是这副荒凉的样子,由此也可以看出老百姓在战乱中是怎样地流离失所了。北邙山,就在洛阳的北边,那儿有洛阳贵族的墓地。作者说:我登上北邙山,遥望着洛阳周围的山峰,这一带是多么荒凉!当年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就都被烧毁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和《古诗十九首》结合起来看。《古诗十九首》的《青青陵上柏》说:“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说是洛阳城内南北两宫遥遥相对,宫门楼高耸入云。那是洛阳没被焚烧前的壮丽景象。而如今呢?他说是“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房屋经过大火都倒塌了,野生植物肆无忌惮地长得到处都是。当年的住户有的死了,有的逃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都是些新来的年轻人。田园都已荒芜,遍地杂草叫人找不到一个立脚的地方。当你从远方回来的时候,你根本就认不出家乡的路了。想起当年居住在洛阳时的往事,使人觉得胸中郁塞,气闷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东汉的都城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你看,这就是东汉末年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现实,建安诗人都把它们记录下来了。
建安时代的大诗人主要有“三祖”、“陈王”和“建安七子”。“三祖”指的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和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陈王指曹植,因为他的封地在陈,死后谥思,也称陈思王。建安七子是当时七位有名的作者: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砀、刘桢。在这些诗人中,曹氏父子对建安诗歌的繁荣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钟嵘《诗晶序》中有一段话就谈到了当时文坛的这种局势。他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里面“曹公父子”和“平原兄弟”两句略有重复。因为曹植曾被封为平原侯,所以“平原兄弟”其实也就是指的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钟嵘说,他们都是文坛的栋梁。在建安七子中,刘桢和王粲是依附和追随在曹氏父子左右的人物,所以钟嵘说他们“为其羽翼”。
此外,还有希望攀附有权有势者的那些人,由于曹氏父子喜爱诗文,所以大家也都喜爱诗文,他们追随在曹氏父子的车后,希望得到知赏。可见,当时的文风之盛和曹氏父子的爱好与提倡是分不开的。提起曹氏父子,那也真是了不起,他们有多方面的才能。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很有诗人气质。因此,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激昂的雄杰之气。他写的诗,多半是乐府诗, “被之管弦,皆能歌咏”。曹丕虽然也是政治家,但这个人的感觉非常敏锐,此外还具有一种反省思考的能力。所以他是感性和理性结合的,不但是诗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批评家。他写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的论文。
说到文学批评,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建安时代的诗歌观念,这是中国诗歌发展转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也就是说,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开始自觉和反省的时代,从建安时代起,文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
我们知道,儒家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都不是专门的文学作品。《书经》里保存的是古代政策文件;《易经》是一本用于占卜的书;《周礼》记载了周朝的政治组织,《仪礼》讲人伦之间的礼法,《礼记》则是讲礼法的哲理层次;《春秋》实在是一部史书。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为了实用而写作而流传的。那么《诗经》难道不是一部专门的文学作品吗?你要注意,在《诗经》里,作者署名的作品只有很少几篇。朱自清先生曾考察过,在三百多首诗中我们能确确实实知道作者的不到十篇。这说明了当时的一般情况:诗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在社会上并没有专门的作家和诗人,即使那些署了名的作者,他也是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目的,即反映朝廷政治的情况而写作的。这与后人写诗只为抒情完全不一样。比较起来,中国最早的一个真正了不起的诗人是屈原,但屈原与建安时代的诗人有很大差别,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讲。
魏文帝曹丕写过一本书叫《典论》,这本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文》,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说,你的生命和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快乐都有一定期限,而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作家,他的诗歌中所包含的那种感发的生命是在千载之后都能使别人感动不已的。例如,南宋的辛弃疾曾赞美东晋的陶渊明说: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可见作品中的感发生命是可以干载犹生的。
《典论·论文》还说,古代的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有的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史家给他写了传,后人读了史传才知道他的事迹。然而有很多文学家,特别是有些词家、曲家,正史上根本没有传记,可是他们的名字也传了下来。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作品,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感动。“飞驰”,是指有地位的达官显宦,他们如果帮谁一把,谁就可以飞黄腾达,得到名誉或地位,但文学家却根本用不着这个。你要知道,这就是建安时代对文学的一种认识。他们认为,文学自有独立的价值,诗人和作家凭借文学是可以不朽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屈原。屈原为什么写了《离骚》?他是为了留下一部漂漂亮亮的作品以传不朽之名吗?完全不是。《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才写了《离骚》,那是一种情之所不得已而写出来的作品。楚怀王听信小人的谗毁,放逐了屈原。而在屈原那个时候,中国有许多诸侯国,楚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楚国不用,他本来可以跑到齐国去或者跑到秦国去,苏秦不是就佩了六国的相印吗?但屈原不肯那样做,因为他是楚国王族的同姓,他注定要忠于楚国,他整个的生命和感情都寄托在他父母之邦了。《史记》说屈原被逐之后,“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因为他知道,楚国不用他的计谋而去和秦国联好,最后一定会被秦国吞并。眼看着国破家亡的灾难就要到来,他所悲哀的并不是自己。他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顾竣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这是用种花来作象征,他说,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种的花死了,而你们大家种的花都活着,那我也很高兴;但现在天下所有的花都枯萎死亡了,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情。屈原绝不是为他自己被逐而伤心,他伤心的是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在走下坡路却没有一点儿办法挽救。所以,《离骚》是屈原这种内心痛苦情不自已的自然流露。
而现在,到了建安时期,文学开始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这对文学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我实在要说,诗人有诗人的好处,也有诗人的坏处。舞文弄墨、咬文嚼字,这就是诗人的坏处。有的时候,他的感情并不充足,却也能写一篇漂漂亮亮的诗,这就是舞文弄墨。这种舞文弄墨也是从建安时代才开始的。从建安时代,就开始有酬赠的诗。大家你送给我一首,我送给你一首,《赠徐干》、《赠王粲》什么的。当然,酬赠的诗也有好诗,像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称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写得有多么好!碰到这么好的朋友,引起你心中这么冲动的感情,你当然应该写一首诗,甚至写一首都不够。可是后来那些文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深的感情,写酬赠诗只是一种虚伪的应酬,这种诗就难免令人反感了,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既然建安时期文学开始有了独立的价值,那么对这个价值就要有一种自觉的反省和衡量。在这方面,当时最好的一篇作品就是刚才提到过的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独立的、完整的文学批评论文。以前的作品,像《毛诗·大序》,当然也讲到很多文学上的问题,但它对文学的衡量都是依附在道德的价值上面,而不是单纯只考虑文学的价值。《论语》里也有很多地方谈到文学,但那只是单独的一个章节或者单独的几句话,并非一篇独立完整的作品,所以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作品。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有关文学的好几个重要论点。例如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属于文学内部的质素;又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属于文学外表的形式。从本质到体式,这完全是从文学本身来衡量的,不再依附于道德的价值。这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文学有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还表现在对文字作用的注意上。中国文字是独体单音,英语说“flower”,我们说“花”。“花”只有一个音节,只是一个文字。因此,中国文字的这个特色就特别容易形成对偶的美。比如“红花”就可以对“绿叶”,词性相同,声音的平仄相反,形成一种形式美和声调美。对偶的发展也有几个层次,建安时代还只是一个开始。就是说,诗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对偶,但还不普遍,也还没有建立一个很严密很具体的对偶规则。建安诗人注重对偶,最好的例证就是曹植。
曹植在文学史上属于开新的一派人物,在三曹之中,他是对后世诗人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的诗,是很注意雕琢与修饰的。我们且看多,大体上可以相称。可是到了齐梁时代,对偶就又有了新的发展,因为那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国。我在讲词的时候曾经说,词的发展与佛教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中国近体诗的形成,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其实在东汉就已传入我国,但那时候并没有十分盛行。到了魏晋以后,有很多印度佛教的大师到中国来传法,于是中国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齐梁之间,佛教非常兴盛,杜牧之曾说, “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那时到处都是佛教的寺院。佛经不仅要讲,还要用梵语来唱诵,于是就要学习外来的梵文。由于学习外来的梵文,就注意到了字的发音问题,注意到每一个字都是由声母和韵母结合而成的,同时还注意到汉字有平上去入的四种声调。因此,就产生了所谓“四声八病”之说,在诗的格律上就有了更严格的要求。对偶时,词性一定要相同,平仄一定要相反。由此发展下去,最后才产生了唐代的格律诗。
这一节,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第二节 曹操之一
上一节我讲到,自从建安时代起,中国的诗就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所以,诗人文士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建安诗歌标志着中国的诗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建安时代诗人的批评,有一本较早的书就是钟嵘的《诗品》。钟嵘,是齐梁之间的一个作者。我以前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有一篇文章叫作《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曾对钟嵘的观点作了具体的讨论,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以找来作为参考,我就不详细讲了。我所要说的是,钟嵘把从汉魏到齐梁之间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然后对每一个人都作出评论。从他的分法和评论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当时那个时代对诗歌文学的看法和诗歌文学的发展趋势。在钟嵘《诗品》中,曹操是被分在下品。曹丕在中品,曹植在上品。从他这个分法之中,你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吗?上次我说过,在曹氏父子中,曹植是一个开新的人物。也就是说,后来诗歌潮流的发展是从曹植这里开始的,因此他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新趋势。那么放在下品的呢?自然是比较一般的作者。钟嵘把曹操放在下品,那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这样发展的,当时的人就是这么看的。现在由我们来看,钟嵘对曹操的品第确实不大公平。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对曹操的那句评语“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却是深有体会之言,说明他确实掌握了曹操风格上的特色,只不过这种特色不合乎当时的潮流而已。
我们已经讲过《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好在哪里?我认为可以用孔子的那句“文质彬彬”来形容,就是说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是虽有内容却表现得不好,也不是词采太华丽却内容不够。然而,自从建安的曹子建开始,那词采雕饰的比重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曹操写了很多古风,他的风格质朴,气象悲壮,不符合当时潮流的口味,所以钟嵘才把他列为下品。
曹操是一个文学家,但又不同于后来那些吟风弄月、咬文嚼字的文学家。很多人说他是奸雄,戏剧里也把他扮作大白脸,但他其实要算一位真正的英雄豪杰。他生当乱世,有着自己的一份理想和政治抱负,同时也有实现这份抱负的勇气和谋略。曹操的父亲本来叫夏侯嵩,但是他给当时很有权柄的一个宦官曹腾做了养子,所以就以曹为姓了。你要知道,在旧日的宗法社会之中,仕宦人家肯把儿子送给宦官去做养子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宦官无论多么有权有势,在人们心目中也总是处在十分低贱的地位。历史记载说不知道曹嵩的出身本末,但仅凭他给宦官做养子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一定不是仕宦人家的子弟。所以如果按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可能曹操心理上也有这么一种状态,那就是他要努力建功立业,以改变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使人们能够尊重他和他的家族。东汉末年实在乱得很。汉献帝之前有少帝、灵帝、桓帝、顺帝、安帝、和帝,这些皇帝都十分年幼,即位时最大的只有十五岁,所以常常是太后专权。但太后毕竟是女子,有很多外边的事情不能直接管理,于是就要依靠自己娘家的亲戚,就是外戚。而宫里呢,也有一群宦官可以左右年幼的小皇帝,因此宦官和外戚也产生很多斗争。后来,又连续发生宦官打击读书人的“党锢之祸”。这还只是朝廷之内的事情。而在外边,有很多地方就发生了反叛,或者叫起义。最大的一次就是黄巾起义。曹操,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慢慢地建立起他的功业来的。这一段历史,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三国演义》,看正史当然就更好了。
上一节课我已经讲过一些,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自己有篡位的野心,所以天下英雄和那些地方军阀的势力,就集合在一起准备讨伐董卓,他们的首领就是袁绍。曹操也参加到这些军队之中。可是这些人里有许多人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观望不前,不肯真的去和董卓作战。曹操是很有胆识和魄力的一个人,他曾劝告大家说:董卓的罪恶天下皆知,我们起义兵同心协力去攻打他,一定能取得胜利,你们为什么却观望不前迟疑不进?可是大家不听他的,于是曹操自己单独出兵,结果因兵少打了败仗。这件事,在他的诗歌《蒿里行》中有反映。后来曹操做了兖州牧,打败了一批黄巾起义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那时候董卓已被杀,军阀们互相争斗,天下处于大乱之中。曹操趁机把献帝接到许昌,从此就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年,正是建安元年。曹操后来做官做到丞相,让献帝封他为魏公,后来又封为魏王,但却始终没有做皇帝。他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叫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也有人简称为《述志令》。就是说,朝廷给了曹操几个县的封地,他推辞不要,而且自明本志说: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这篇文章其实真是写得很好,很能代表曹操的为人和性情。
我在讲《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所以只能够从诗的表现方法和内容两方面来欣赏。可是当我们知道一首诗的作者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这个作者有所了解。西方过去曾流行一种“新批评”的文学理论,认为作品的好坏与作者人品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这话我完全同意,一个好人确实未必就一定能写出好诗来。可是我一定要说,诗的风格与作者的性情才气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操这个人是好是坏是忠是奸,这是另外一件事,但他的性情确实都反映在他的作品里,这也是事实。《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文章所表现的风格,就与他的性情有密切的联系。曹操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有勇气直接写自己的人。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篇文章,以便对这个人有进一步的了解。他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这时候曹操已经是魏王了,所以自称“孤”。“孝廉”是东汉时的一个出身,那
时还没有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靠乡里推荐,被推荐的人都要具备很好的品行,如孝顺、廉正等,所以叫孝廉。“岩穴知名之士”是指那些清高的、隐逸的、为天下人所尊仰的人士。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大家认为那种出身很卑贱,所以他说“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深恐大家不知道我有才干,把我看成一个平凡庸碌的人。因此“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他说我当时的希望只是想做一个郡的地方长官,好好地管理我的地方,以此来建立起我的名誉,使天下的人能够认识我的才能,那么我也就满足了。可是后来呢?他就做了洛阳北部尉,还做过济南相。
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谁触犯了法律,不管是多么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他也一样惩罚,教令真的是非常严明,所以就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有一段时间他就称病还乡了。他说我当时还很年轻,就算隐居二十年,等天下太平后再出来也不晚。他说那一段他在家乡“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他是在文武两个方面都下了工夫。而且据历史记载,曹操后来在出来做官之后,也是“昼则讲武事,夜则论经书”。他还注解过《孙子兵法》十三篇,另外他自己也写过数种兵书的著作。历史上还记载,说曹操这个人“登高必赋”,而且每有歌咏,都可以“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文章留下来的有一百五十多篇,诗留下来的有二十余首。
这二十多首诗都是乐府诗,在当时是真的能够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所以这个人确实称得起文武全才。后来,因为国家的变故,他又出来带兵打仗。他说希望能够封侯做征西将军,将来死了以后坟墓的墓碑题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满足了。可是后来曹操的军政权力越来越大。他说:我本来没想到会做宰相,现在我做了宰相,人臣之贵已到极点,这已经超过了我的希望。底下他说:“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意思是说:我平定了天下,有这么大的功劳,别人听起来好像是在自夸。可是一个人说话就要说得痛快,我既然确实有这么大的功劳,我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接着曹操就说了十分精彩的一句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听起来很狂妄,其实很坦诚。这样的话只有他配说,也只有他敢说。所以钟嵘说“曹公古直”。他的“直”,在诗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但在文章里面表现更明显。由于时间的关系,这篇《述志令》我们就说到这里,后边的内容大家课下去看。下面我们来看他的“古”。
建安时代实在也是乐府诗开始文士化的一个时代。我们是从《古诗十九首》开始讲起来的,没有详细讲过乐府诗。乐府,本是汉朝建立的一个官府,负责搜集天下的诗和歌谣来配乐。凡是乐府搜集来配合音乐的诗歌就叫乐府诗。汉乐府诗有几种体裁:有的是四言体,是继承《诗经》的;有的是楚歌体,是继承《楚辞》的;有的是杂言体,是民间的歌谣;还有五言体,那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体式。在这里边,民间歌谣的杂言体一般都是非常质朴的,像《孤儿行》、《妇病行》等等,都不以文采见长。在建安时代的三曹之中,曹操的诗全是乐府,曹丕和曹植的诗有一部分是乐府。而且曹操的乐府诗里的很多是杂言的乐府,曹丕和曹植的乐府诗里则很少用这种古朴的杂言体裁。
上一节课我曾提到曹植的《美女篇》和《白马篇》,那都是乐府诗,但都是很整齐的五言,而且他用了很多辞藻和对偶,因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文士化的趋势。曹丕的《燕歌行》也是乐府诗,整首诗都是七言。在那个时候,七言是一种比五言更新的体式,还没有流行开来,所以曹丕的《燕歌行》也属于开新的一派。然而,曹操的乐府诗却更多地保存了杂言体的古朴作风。除了杂言体以外他还写四言体,四言体是继承了《诗经》的形式,也属于古朴作风的一种。而且还不只是体裁上的古朴,他的语言、他的句子实在都是非常古朴的。比如他的《度关山》说,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又比如他的《对酒》说,“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这两首都是杂言的乐府诗。每首诗我举的只是开头几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他所有的诗。这两首诗除了形式的古朴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诗里边流露出来的那种仁爱的理想。对曹操这个人,你不要只看他“举不仁不孝”的那一面——曹操在他的一篇诏令里曾说,他要举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古人以仁孝治天下,曹操却敢说这种话,其实这正是他的胆识和魄力的所在。因为天下已经大乱,治国安天下需要大量人才。他举用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安定,使人们脱离战争的苦难。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以人治为主的。所以,无论是国家领袖还是地方长官,都必须是好的人才才可以使老百姓真正受惠。曹操举用不仁不孝的人才,并不是让大家都不仁不孝,而是利用他们平定天下,使老百姓都享受到太平的生活。所谓“天地间,人为贵”,他不是说说而已的。曹操的文集里有一篇《存恤令》曾经说:
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什么是疫气?就是流行的传染病。古代医药还不是很发达,在建安时代,由于死伤遍野的战乱,发生过很多次流行的传染病,每一次都要死很多人。建安七子里边有好几个人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那是为什么?正是死于那一年流行的传染病。所以,军队里的将士,除了会死于战场,还会死于疫气。他们死了之后,抛下妻子儿女,无以为生。曹操说,眼看着战争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难道我真的就那么喜欢打仗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所以他命令各地的县官和长吏,对那些死亡将士的家属不要断绝粮食供应,要常常去抚慰和周济。他说,这样才能稍微使我安心。
正是由于“天地间,人为贵”,所以才需要有一个好的君主来管理天下的事情,给天下建立好的制度法则。而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南征北战,首先使天下四方能够安定下来。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作真正的太平呢?曹操说, “吏不呼门”——不会有官吏天天来砸你的门,今天要收租税,明天要拉你去当兵。而且“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帝王是仁慈英明的,手下所用的官吏也都不敢胡作非为。你看曹操所写的这两首诗,真的是非常朴实。他把他的志意都说出来了,文辞上一点儿也不追求华美,句子并不漂亮,声音也不美丽。还不要说后来那种平仄的讲究,他甚至都不讲究韵字的呼应。曹操用韵很宽,他根本就不管声调是否和谐优美,也从来不作文字上的雕琢和修饰,完全以自己的本来面目与世人相见,这才叫作“唯大英雄能本色”,只有曹操才能有这种作风。
刚才下课的时候,有的同学偶然和我谈起来,说曹操诗中的那种纵横的霸气,有一种要主持天下沉浮的样子。我认为,形成一首诗歌的要素很多,其中有一种是情,有一种是气。情,是你内心的真正情意。气,是你说话的气势。一般说起来,在曹操的诗里,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哀的情怀。要知道,凡是英雄豪杰之士,当他们衰老的时候,都有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恐惧和悲慨。因为,凡属英雄豪杰,都希望留下一番丰功伟绩,他总觉得他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所以对人生的短暂感到悲哀。曹操很诚实很坦率,把这种恐惧和悲慨都写到作品里面了。下一节课我就要讲曹操的《短歌行》,那首诗就是正面写他这种恐惧与悲慨。此外,曹操还有一组诗叫作《碣石篇》,又叫《步出夏门行》,也表现了这种才人志士、英雄豪杰对生命无常的悲慨。这是很有名的一组诗,一共有四首,大家可以课下去看。
第三节 曹操之二
曹操的诗,我们主要看他的《短歌行》。可是在介绍《短歌行》之前,我还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已经讲过了词,大家也一定已经发现,讲诗和讲词是不大一样的。晚唐五代小词,在文字表面上很容易懂,像李后主的“林花谢了春红”,像韦庄的“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之类,外表文字都没有什么需要多讲的,我讲课所注重的主要在它的本质。而诗这个东西则不然,往往关联着很多资料、很多典故。因为在中国古代,诗一向更为传统化,更被尊重,大家写诗时的态度也更为严肃,人们把思想意志主要是放在诗里边表达而不是放在词里边。所以讲词时,我们可以直接去探讨词所表达的那些感情的本质,而讲诗时我们就要先掌握有关的知识和资料。
首先,《短歌行》这个题目就需要解释一下。《短歌行》属于乐府诗题。乐府诗有几种不同的体裁,我以前说过,有继承《诗经》的四言体式,有继承《楚辞》的楚歌体式,有从民间来的杂言体式,还有汉代受西域音乐影响所产生的五言体式。从汉代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有很多人写乐府诗,但后来的人所写的乐府诗就跟汉朝的乐府诗不完全一样了。汉乐府都是配乐演唱的,可是到后来那些音乐就逐渐失传。到了唐代,诗人们写乐府诗就只是沿用前人写过的题目,不一定配合音乐了。如李太白的《行路难》、《远别离》,所用都是乐府旧题,但都不是用来配乐歌唱的。另外还有一些诗人,他们模仿乐府诗的风格,却不用乐府旧题而自创新题,称为新乐府。乐府诗的风格是什么呢?其实也有多种不同,比如汉代有一些模仿《诗经》的四言乐府诗,写得比较典雅,常常是用在宗庙或朝堂之中的很正式的音乐。而还有一些杂言的、比较通俗的乐府诗,是来自民间的,所反映的常常是民间的疾苦。我所说的那些诗人,他们所模仿的乐府诗的风格便是这后一种,比如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就属于这一类。那么,曹操这首《短歌行》属于哪一种呢?《短歌行》是乐府旧题。就是说,在汉乐府里边,早就有《短歌行》这个题目了,而且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宋人郭茂倩编了一部书叫《乐府诗集》,你们可以找这部书来看一看。他分题编选了从汉朝一直到唐宋之间的乐府诗,当每一个乐府诗题第一次出现时他都有一个解释,说明这个古题是什么意思或所写的是什么内容。而对于《短歌行》和《长歌行》,《乐府诗集》就引了崔豹《古今注》的说法。崔豹是晋朝人,他在《古今注》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也就是说,《短歌行》这个题目,是慨叹人生寿命的短促。如果从曹操这首《短歌行》来看,崔豹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这首诗一开始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确是在慨叹人生之短暂,可是郭茂倩在引了崔豹的《古今注》之后,他自己又发表意见说,所谓短歌和长歌,是指歌声的长短,非言寿命也。并且举了曹丕《燕歌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等诗句做例子。我以为,郭茂倩的说法是对的。最早的短歌、长歌,就只是表示歌声的长短,与寿命并没有关系。但曹操的这首《短歌行》慨叹了人生寿命的短促,所以后世的仿作就都受到曹操这一首诗的影响,都来表现这种慨叹了。
曹操的这首《短歌行》,曾经被三种不同的书载录:一个是《宋书》的《乐志》——这个“宋”不是唐宋的宋,是南朝宋齐梁陈中的那个刘宋的宋。一个是梁昭明太子编的《昭明文选》。再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乐府诗集》。可是这三种书里所载的《短歌行》,有层次顺序的不同。乐府诗的层次顺序,不仅是章节的层次顺序,也意味着音乐段落的层次顺序。汉乐府有时候分“乐解”,所谓“乐解”,·就是音乐的章节。每一个音乐的段落叫作“解”。拿曹操这首《短歌行》来说,是四句为一解,所以他每四句就是一个音乐的章节,就换一次韵。现在我先把这首诗读一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里,这首诗就有两种不同的排列层次。
第一种他说是“晋乐所奏”。就是说,晋朝的音乐所演奏的《短歌行》就是这种样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曹操的乐府确实是能够被之管弦来歌唱的,直到晋朝还在演奏。那么,晋乐所奏的《短歌行》与我刚才所读的《短歌行》有哪些不同呢?《短歌行》四句一节,我刚才所读的一共有八节。而晋乐所奏的《短歌行》只有六节,其中“越陌度阡”的一节和“月明星稀”的一节都没有。《乐府诗集》里的第二个《短歌行》,他说是“本辞”。就是说,这一种是曹操本来所写的辞。这个“本辞”与我刚才所读的排列层次是一样的,中间只少“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两句。这是版本的不同所致。可是,《宋书》的《乐志》所载文字与我刚才所读的也有不同,它把“明明如月”这一节放在了“呦呦鹿鸣”这一节的前边。而我刚才所读,与《昭明文选》所载的《短歌行》是一致的,与《乐府诗集》所载也基本相同。为什么会有这个次序的颠倒呢?那是由于一般人以为,“青青子衿”四句和“明明如月”四句都是怀思,应该放在一起。“呦呦鹿鸣”四句是聚会,当然要先有怀思然后才是聚会啊,所以放在后边。但我以为,昭明太子是对的。主张颠倒次序的人,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在文学史上,很多人曾采取颠倒反复的方法来抒写追求怀思的情意,例如《楚辞》的《离骚》就是如此,还有我们后边要讲的阮籍的《咏怀》诗,一共写了八十多首,其中一会儿写失望,一会儿写追求,反复零乱,没有固定的次序。这仅仅是从文学史上一般的情况来说。而就曹操这首诗的特殊情况来看,他这两段怀思应该是有不同的对象,所以更不能排列在一起,这个等我讲到这两段时再作说明。
以上我介绍了《短歌行》在题目和排列层次等方面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下面我再简单介绍《短歌行》写作时的一些历史背景。上一节课我提到过曹操的《述志令》,曹操在那篇文章里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不是虚伪也不是夸口而是事实。汉献帝是一个愚弱的天子,他做皇帝完全靠曹操维持,倘若不是曹操而是董卓之辈,恐怕早就把他废掉或杀掉了。曹操不仅维持了汉献帝的朝廷,而且他还消灭了各地想割据自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如袁绍、刘表等。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准备扫平江南,结果却在赤壁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从此形成了天下三分的局面。这在《三国演义》里有很精彩的描写。《三国演义》中说,曹操在赤壁大战前夕,在战船上大宴百官,踌躇满志,横槊赋诗,所赋的就是这一首《短歌行》。当然,这是小说家言。可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也说了。他说“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客人就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又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也就是说,苏子与客都认为这首诗是曹操在赤壁大战前夕所写的。而且,这首诗最后有一句话很重要,曹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以周公自比。周公辅佐成王时招贤纳士,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绝不肯慢待了那些前来投奔的贤士。曹操自命王者之师,也以周公自比,希望孙权、刘备都主动来归顺他。所以你看,曹操这个人实在很妙:他既有才气,也有谋略;既肯谦卑下士,有时又用很残忍的办法来对付不肯依附自己的人。他把自己的得失利害看得很重,甚至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这种作风反映在诗里,就表现出一种“以我为主”的专擅“霸气”。我以为,曹操把他英雄的志意、诗人的才情和霸主的野心都集中表现在他的诗里了。这首《短歌行》,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
好,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与这首诗有关的一些知识和背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开头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表现了诗人对于生命短暂和人生无常的哀感。其中,“对酒当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对”和“当”意义相同,都是“面对”或者“正当”的意思。我在讲词时曾讲过北宋晏殊的一首《浣溪沙》,那首词的开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和这里的“对酒当歌”非常相似。因为,酒使人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流露。平常你不喝酒的时候理智很清醒,能够控制自己,可是你一喝酒就把这种控制放松了。听歌也是一样,也很容易引起你感情的激动。面前又有酒又有歌,你的感情就激动起来,就会想到这“对酒当歌”的美好快乐的日子能有多少?所以,眼前这暂短的快乐更能反衬出人生无常的哀感,于是就发出“人生几何”的慨叹。 “对酒当歌”的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当”,不是“正当”或“面对”,而是“应当”的意思。就是说,人生这种美好聚会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在你面对酒杯的时候,你就应该尽情地欢乐,否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人生一世不过百年,你还有多少这样的日子好过?而“人生几何”这四个字也很妙,因为它并不是曹操自己的话。曹操在这首诗里用了很多人家说过的话,像“人生几何”见于《左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见于《诗经》, “呦呦鹿鸣”整个一节也都见于《诗经》。所以你看,曹操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把古人说过的话拿过来就用,不像现在有些人总是偷偷摸摸的。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陆和台湾隔绝不通的时候,台湾完全看不到大陆的书。那时候台湾有一位学者把大陆的一本书整个抄过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那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但人家曹操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在开始介绍建安诗歌时曾经说过,在建安时代以前,中国的文学和诗歌并没有独立价值的观念。说我的诗叫别人偷走了版权?古人那时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讲《古诗十九首》时,有一句“音响一何悲”,《西北有高楼》中用了这句话,《东高且长》中也用了这句话。
还有一句“人生不满百”,《古诗十九首》里有这句话,长短句的汉乐府诗里也有这句话。所以古人经常把别人的句子拿来用,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刚才也说过,曹操这个人有一种霸气——我拿过来就是我的。他并不是像偷人家的东西那样偷偷摸摸怕人知道。要知道,旧时教小孩子念书,在读过《四书》之后就要读《五经》。而《诗经》是五经里边最早要读的,可以说是每一个读书人开蒙时就读的书,很多人从七八岁或九、十岁就背下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句子,曹操拿过来就用了。更何况,并不是无论谁拿了人家的东西来用,这东西就属于谁了,如果你用得不好,和你自己的句子不配合,它永远也不属于你。可是人家曹孟德用得好,所以他拿过来也就真的属于他了。这是第二个原因。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我还要说:倘若你知道“人生几何”这句话是出于《左传》的,你就更能体会到曹操这两句诗写得确实是好了。《左传》上的原文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河,是指黄河。黄河的澄清,就代表着天下太平。可是你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你什么时候才能等来那天下完全太平安乐的日子?所以,刚才我说曹操这两句诗和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相似,那只是一种表面意思上的相似,可实际上并不相同。晏殊所抒发的只是一个诗人对无常的哀感,而曹操则在诗人的哀感里还结合有英雄的志意,有一种惟恐这志意落空的忧愁。曹操还写过有名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表达了这种英雄的哀感和忧愁。所以,你要想了解曹操的诗,就必须从多方面了解他这个人。曹操说自己不做皇帝,可是他却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他并不讳言自己有这个野心。如果,这首诗是在赤壁大战之前写的,那一年曹操多大年岁?是五十四岁,已经年过半百了。所以他有一种来日无多的紧迫感,渴望能早一天完成他的志意。接下来他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就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就晒干了。一个人,当你逝去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多的时候,你未来的日子自然也就一天比一天少了。汉乐府诗有《薤露歌》,说是:“薤上露,何易唏。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是一种草的叶子。你看那草叶上的露水,怎么那么容易就干了?可是草叶上的露水干了,明天早晨还会落上新的露水,而人死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一个人,不管你多么有才智有理想,当你死去的时候,你的一切才智和理想随即也就都落空了,还不如那薤上的露。这也是对无常的哀感,而且是千古以来诗人们常写的一种共同的哀感。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什么是“慨当以慷”?《诗经》里常有类似的句子,比如《曹风》的《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所谓“忾我寤叹”,本来就是“忾叹”。但《诗经》是四个字一句,常常要把两个字变成四个字。所以“慨当以慷”,其实就是“慨慷”。而“慨慷”和“慷慨”是同样的意思,为了读起来比较顺口,就颠倒来用了。关于“慷慨”,我在讲《古诗十九首》“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的时候讲过。现在我们认为用钱大方就是慷慨,古时候不是的。古时候用“慷慨”这个词是形容一种感情激动的样子,比如《史记》里讲到项羽被包围在垓下的时候就说:“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下面“忧思难忘”的“忧”,有的版本作“幽”。“幽”有幽深的意思, “幽思”就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思;“忧思”则是指那种人生苦短的哀愁。两个字都可以讲得通。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消除这种忧愁呢——“唯有杜康”。杜康是最早造酒的人,所以后来人们就把酒也叫做杜康。在中国古代,人们都认为酒是可以消愁的。中国最有名的喜欢喝酒的诗人就是李白, “李白斗酒诗百篇”嘛!可是你到李白的诗里去找一找看,他凡是说酒的时候都是在说愁。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都是酒与愁。那是一种天才的寂寞和天才的失意。李白是一个天才,但他不是一个有排解办法的天才。陶渊明是一个有排解办法的天才,苏东坡和欧阳修也是,就连王安石在晚年都有自己排解的办法。但李白没有,所以他惟一的办法就只是喝酒。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真是一份诗人的才情!因为,最能够引起诗人感发的,就是那种怀思向往之情。那是最有诗意的一种感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风人”,就是诗人。《蒹葭》是《诗经·秦风》里的一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琼瑶写过一篇小说,不是就叫《在水一方》吗?所谓“蒹葭”,就是水里边生长的那一大片芦苇。小时候在北京,院子里和门前是不许种芦苇的,认为它不吉祥。秋天看芦苇哪里是最好的地方?是陶然亭。那里非常荒凉,到处长满芦苇,还有一大片无主的坟墓。记得那儿有一块墓碑,上面刻了非常好的一首短诗:“浩浩愁,茫茫夜。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邪非邪,化为蝴蝶。”写得真是非常之好!他说:我们的人生,有说不尽的忧愁;我们的世界,有说不尽的苦难。越是你喜欢的东西越是短暂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残缺的。这里有一个人,当年有过这样的才智和热血,有过这样的感情,却抱着这样的人生长恨而死去,埋在这个坟墓里边。古代有一个传说,说人死之后,倘若他有一种希望和理想没有完成,那么他的血几年之后就会化作一块碧——像玉一样的东西。可是,就算你化成碧了,它也会有消失的一天,你的血不用说,更是早就消失了。然而,你既然有过这样的聪明才智和美好的理想,你的精神就不应该消灭。那么你的香魂到哪里去了?——“是邪非邪,化为蝴蝶”。这首诗,始终不知道谁是作者;这坟墓,也始终不知道是谁的坟墓。好,现在我们把感发拉回来,还是看这一片芦苇。《诗经》的《蒹葭》说,当秋天凉风起天末的时候,我所要追寻的一个人,就在水的那一边。我想要逆流而上去找她,那道路真是既难走又漫长;我想要顺流而下去找她,却看见她远远的好像就在我眼前的水中央。我要追随她,但是却永远追不到她。诗人所要追求的是什么?他并不只是思念一个人,而是表现了一种怀思和向往的感情。他之所以说“所谓伊人”,那只是因为诗歌的表现要形象化,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而已。而这里, “青青子衿”也是一个形象,他说那青青颜色的,就是你的衣衿。衿,是指衣服上的领和衿,古人的领和衿不像现在分开,而是一起连下来的。青,是一种很美丽的颜色,是“青青河畔草”的“青”。他说因为我永远想念着你,所以也就永远记得你身上那青青的衣衿。你现在虽然离我那么远,但我的心已经一直追随你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花间集》里牛希济有两句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和这里有一些相似。这两句词说:我记得分别时你穿了一条绿色的罗裙,所以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绿色的芳草,就引起一种怜爱的感情,因为那是你所穿的罗裙的颜色。这种感情,只能说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感情有些相似,实际上却并不相同。为什么呢?因为牛希济这首词是写男女爱情的,写一个男子怀念一个和他离别的女子。他前边写了离别时的情景和这女子在离别时所叮咛的话,写得很具体、很现实。可是曹操这两句不然,他并没有把当时的情景写得这么具体,他也不是写男女的爱情。他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沉吟”,我们在讲《古诗十九首》“沉吟聊踯躅”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沉思吟想的意思。当你凝聚起你的精神去想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把外界都忘记了,有时口中就念念有词,这就叫沉吟。那么曹孟德沉思吟想的对象是谁?你要知道,这就是他的诗很妙的所在了。因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两句也是从《诗经》里拿来的,它出于《郑风》的《子衿》。汉朝为<诗经》作传的本来有好几家,但是到了曹操所在的东汉末年,最流行的就只有《毛传》了。《毛传》在每首诗的前边都有一个序,是对诗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其中只有第一首《关雎》前边的序很长,叫做“大序”,后边每首诗的序就都很短,叫做“小序”。这首《子衿》前边的小序说: “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就是说,这首诗所讽刺的是在乱世之中学校都荒废了,学生都不来念书了。“子衿”是指古代学生的制服,一般都是青色的,所以说“青青子衿”。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青青子衿”指的是男子不是女子,而且是尚在学生年龄的青年男子。这个青年男子是谁?那就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了。当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曹操在赤壁是要与孙权、刘备作战。所以有人就说,这“青青子衿”指的是孙权,还有一个人就是刘琦。刘琦是荆州牧刘表的儿子。刘表死后,刘琦的弟弟刘琮以荆州降曹,刘琦不肯投降,就投靠了刘备,联合孙权一起抵抗曹兵。曹操在这首诗中,表示了希望招此二人归附的意思。“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是如此真心实意地盼望你们来归附于我,你们为什么迟迟不来呢?
而且曹操接下来又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四句又是出于《诗经》,是《小雅》第一篇《鹿鸣》的开头四句。你要知道,《诗经)里边虽然也有感慨时代变乱或生活困苦的诗篇,可是无论《国风》还是《大雅》、《小雅》,它们开头的第一篇,都是写美好而不是写离乱的。《国风》的第一篇《关雎》是写夫妻间应该有和乐美好的生活,《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则是写君臣间也应该有和乐美好的生活。《鹿鸣》,是写君臣燕飨的诗篇,以鹿鸣起兴。“呦呦”是鹿的叫声,说是鹿发现山野之间有它喜欢吃的苹草,就发出快乐的叫声,招呼同伴们都来享用。而君臣之间呢,也不能整天只是搞政治,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个宴会来放松一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国君的口吻。他说,我今天要宴请你们大家,不但为你们准备了美好的宴席,还准备了美好的音乐。而曹操引用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来归附我,我也要为你们准备这样美好的宴席,好好地招待你们,共享君臣之乐。你看,曹操这两处引用《诗经》用得都十分恰当。《郑风·子衿》说的是青年学子,而当时孙权和刘琦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曹操那一年是五十四岁,他是可以对年轻人这样说话的。至于《小雅·鹿鸣》,那是国君设宴招待群臣,在盼望和招唤之中隐然就定下了君臣的名份。
下边一章是:“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我刚才曾提到,这首《短歌行》在不同的选本中每段之间排列的次序有所不同。我们现在用的是《昭明文选》的排列次序。而《宋书》的《乐志》里边也记载了这篇《短歌行》。大家知道,曹操是东汉献帝时代的人。曹操死了以后,曹丕篡汉做了皇帝,就是曹魏。后来司马氏又篡了魏,就是晋。然后刘裕又篡了晋,就是刘宋。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曹操这首《短歌行》流传了多么久!不但晋乐演奏它,刘宋时还在演奏它。而在演奏的时候,唱歌的人就把原诗的次序颠倒了,所以就产生了这些不同。我刚才也说过,“青青子衿”一段写的是怀思,“呦呦鹿鸣”一段写的是聚会。而现在“明明如月”这一段,写的又是怀思。所以那些唱歌演奏的人就把两段怀思放在一起,认为先是怀思,然后是聚会,这样才通顺。但他们是不对的,不能这样放。因为, “青青子衿”所可能怀思的对象是孙权和刘琦;而“明明如月”所可能怀思的对象则是刘备。何以知道是刘备呢?因为紧接着这一段下边的“越陌度阡”一段,写的是刘备与曹操的关系。这个我们等一下就讲,现在先讲“明明如月”。刚才我说, “青青子衿”所写的感情与晚唐五代牛希济所写的两句小词的感情有些相近,但又不像牛的小词那样写得那么具体,那么现实。可是,如果拿“青青子衿”和“明明如月”相比,那么“青青子衿”就又显得比较具体,比较现实了。因为,“青青子衿”所写的确实是人;而“明明如月”只是说天上的月亮。曹操说,你是这么光明皎洁,这么美好,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何时可掇?掇是拾取的意思,他说你明月那么高,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摘下来拿在我的手中?你看,这真是有些霸气。其实这都是他政治上对人才的招揽,可是他写得多么有诗情!刚才的“青青子衿”使我们联想到晚唐五代牛希济的小词,这“明明如月”也可以使人们联想到晚唐五代的另一句小词,就是温庭筠《菩萨蛮》的“玉楼明月长相忆”。他说是五楼中的一个女子,每当看到天上的明月,就会引起她对所爱之人的怀想。看见明月就怀想所爱之人,这传统其实很久远。唐朝李白的《玉阶怨》也曾说:“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所谓“玉阶”,是指那女子所住的地方。李白这首诗也是写女子对所爱之人的盼望,因为这个人没有来,所以就产生了怨情。诗中对秋月的望,也就是对所爱之人的望,写得真是很好。把所爱的对象比作明月,如此光明,如此皎洁,于是这种思念的感情也就产生了一种升华,显得如此高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曹操这个人真是一个有诗情的人,他不只是喜欢运用《诗经》,而且他的感情与五代小词的感情、与唐代诗人的感情,都有一些暗合之处。然而,这还只是表面一层的意思。事实上,这一段是写了他和刘备的关系。如果大家看过《三国演义》或《三国志》就会知道,刘备当年是卖草鞋的,很不得志,是曹操欣赏、认识了刘备的才干。《三国演义》上说,刘备被吕布打败,连两个夫人都被吕布俘虏走了,他无路可走,就投奔了曹操。曹操对他非常好,有一次两人青梅煮酒谈论英雄,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他说普天之下,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才称得起英雄。曹操当时身为汉相,很有权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汉献帝不敢不听。于是他就表奏刘为豫州牧,并且亲自为刘备出兵,打败了吕布。曹操不惜代价,用心拉拢刘备,甚至对刘备的手下关羽也非常好,就是因为他非常欣赏刘备这个人才。曹操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从建安元年他一掌权,就极力要收服天下的豪杰,使天下的人才为他所用。可是他对刘备白费了心思,有一次,他派刘备带兵出去打仗,刘备带着兵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当曹操放刘备出去的时候,他手下的谋士就对他说:“丞相你做错了,刘备虽然在落魄失意时采投奔你,但这个人不是甘居人下的人,他一定会背叛你。”不过这时曹操后悔也来不及了,刘备一出去果然就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和地位,成了曹操的一个重要对手。现在,刘备又与孙权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可是曹操还是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才,什么时候才可以为我所用?每当我一想到你不属于我,我的内心就生出一种忧伤之情。
接下来仍然是叙述对刘备的这种怀思之情:“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阡和陌都是小路。有人说东西是阡,南北是陌;有人说南北是阡,东西是陌。这个我们不去管它。总之,阡陌就是泛指东西南北的道路。“存”,是关怀、慰问的意思。当初刘备打了败仗孤身去投曹操,是曹操不辞劳苦地出兵为他打败了吕布,为他接回了两位夫人。他说,难道我对你的一片关怀都枉费了心机吗?难道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吗?“契阔”两个字也是出于《诗经》,《诗经·邶风}的《击鼓》有一句“死生契阔”。这是一首写战争的诗,说是出征的士兵死生不保,和他的家人永远地离别了。《毛传》的注解说,“契阔”就是“勤苦”的意思,出兵打仗是在生死的危险之中辛勤劳苦地生活。宋朝朱熹的《诗集传》则认为, “契阔”是离别的意思,是说当兵的人这一走,也许生离就变成死别了。清朝有位学者王先谦写了《诗三家义集疏》,他说这“契阔”是一个约结。就是说,当兵的人虽然走了,可是他和他所爱的人订下了一个生死都不违背的约结。所以“契阔”有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至于曹操这个“契阔”,我以为可能有“离别”的意思,因为接下来的“谈燕”是说聚会。曹操和刘备不是有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聚会吗?现在他说,过去我和你有过离别,也有过聚会,我们彼此都应该珍惜旧日的那一份感情。所谓“心念旧恩”是从两方面来说的,是说你虽然曾背叛我,但我对你仍然有旧日那一份感情,而你也不应该忘记我从前对你的帮助和恩惠。所以,按章法来说,“青青子衿”和“呦呦鹿鸣”这两章是一个段落;“明明如月”和“越陌度阡”这两章是另一个段落。两段都是怀思,但怀思的对象不同。前一段的怀思比较单纯,说年轻人你们就来归降好了,我要设一个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你们。而后一段的怀思就比较复杂一些,叙及当年的交往和情谊,希望对方珍惜这一份旧日的情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曹操接着又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当时正是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在一个月明的夜晚在长江之上饮酒赋诗。月明的夜晚星星一定是稀的,这可能就是写眼前的实景。“乌鹊”,也是泛指天上飞的鸟。赤壁之战发生在秋冬的时候,而且这时又已经入夜。鸟本应早已栖宿归巢,找到自己夜间栖息的托身之所了,可是这些鸟还在飞。所谓“南飞”,是因为南方是温暖的,它们要找一个温暖的托身之所。“匝”是围,他说这些鸟绕着树飞了一圈又一圈,但是“何枝可依”——有哪一棵树是可以托身的所在?中国古人常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说一只好的鸟不会随便栖落在一个污秽肮脏的地方,它一定要选择一棵好的树作为栖息之所。传说中的凤凰就是非梧桐不栖,而这个鸟的形象所象征的就是:一个好的人才也不会随随便便去投靠什么人,他一定要选择一个贤明的君主来事奉。所以你看,曹操这几句虽然是写眼前的实景,其中却有深意。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有才干的人还在犹豫什么呢?你们要找一个贤明的主人,为什么不投奔到我曹孟德这儿来呢?只有我这里才是你们最好的归宿!
于是,直到最后一段,他才说出了自己的主旨:“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几句真是画龙点睛,读到这里你才知道,他前边所说的那些都是有用意的。只不过那时你看不出来,所以把那些慨叹人生短暂啦,写对于所爱之人的怀思啦,都看作是一般诗人常有的感慨。可现在你才知道,他和一般的诗人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还要注意,这“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也有出处,它出于《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意思是说:海从来不拒绝水,所有的水都流到海里,所以海才会这么大;山从来不拒绝土石,所有的土石都可以落在山上,所以山才会这么高;明主也从不拒绝归附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来投奔他,所以他才拥有很大的力量。这里边,已经隐隐有一种实现霸业的雄才大志了。下边,“周公吐哺”又是一个典故。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平息了武庚的叛乱,并且制礼作乐,使天下大治,后代称为圣贤的典范。周公的儿子名叫伯禽,受封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当伯禽要到鲁地去的时候,“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说他在辅政的时候,从来不敢怠慢前来求见的贤士。如果在洗头发的时候有人来见他,他来不及把头发梳好,握着湿头发就出来见客。如果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来见他,他来不及嚼完口中的食物,就把它吐出来出去见客。就这样,他还惟恐疏漏了国中的贤人。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说我也像周公一样的贤明,一样的礼贤下士,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归心于我。
这就是曹操的《短歌行》,它在古今众多的诗歌中是很有特色的。因为,一般有诗人才情的人不一定有曹操这种雄图霸业的抱负;而有雄图霸业之抱负的人又不一定有诗人的才情。只有曹操具备了这双重的感情,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首诗来。
第四节 乐府叙事诗、悲愤诗、四愁诗
上一节课,我们看了曹操的《短歌行》。钟嵘评价曹操的诗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古直”是指,曹操的诗是古朴的、不加雕饰的。那么什么是“悲凉之句”呢?那是一种气魄很大的悲慨,使人产生近于苍凉的感觉。比如《步出夏门行》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就含有一种包纳宇宙的悲慨。这种悲慨,有他开阔博大的志意在里边。曹操的乐府诗写得很好,但我们没有时间多讲,只能简单地再看他的一首《苦寒行》,这首诗不作详讲,只是为了再体会一下他的那种古直和悲慨。我先把这首诗读一遍。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豁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这首诗,是建安十一年曹操北征高干时所写。开头两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没有任何雕琢修饰,一上来就直接说行军的艰苦。可是,它在直言之中就带有一种感动读者的力量:这么巍峨雄伟的大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够爬过去?接下来他说:那羊肠一样狭窄弯曲的山路,把战车的车轮都磨损了。而且北风怒吼着席卷过来,吹光了树上的叶子;山上到处都是野兽的叫声,吃人的大熊甚至就蹲坐在对面,瞪着我们这支行军的队伍。在这深山幽谷之中,你能找到一个居住的人家吗?根本就没有!只能看到满天的大雪。“延颈”,是伸长了脖子向远处张望的样子;“怫郁”,是心中悲哀、不愉快的样子。他说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思念我的故乡和我的家人,这漫长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休息,才能够回到东方我的故乡和我的家人身边呢?而这时候我们又遇到山中一条涧水,桥梁已经断了,大家站在山路上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去的路也找不到了,天已经黑下来,附近没有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说到这里我联想到,中国当代出了很多小说家,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小说家,他们写了很多小说,所写的内容大都是他们自身经历过的事情,是中国古人从来没有写过的。其中有一篇写大森林的,题目我记不得了,写的就是在山林之中迷路的事情。写得真是非常好。曹操在这里所写的艰苦行军生活,也是他自身真实的经历,所以才能写得如此动人。他说,我的心里虽然思念着家乡,可是我的马却向着和家乡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天已经这么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不但人饿了,马也都饿得走不动了!下面他写士兵在深山冰雪之中埋锅造饭,说他们背着口袋去寻找干柴来烧火,没有水,就用斧子砍下冰块放在锅里溶化,煮一些稀粥来吃。他说他看到这些不由得就想起了《东山》诗,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东山》是《诗经·豳风》里的一篇,内容是写远征的军人凯旋还乡,旧日传说是周公所写。所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这两句暗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凯旋而归?第二层意思是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周公那样平定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周公那样的功业?——这曹操真是处处以周公自比!可是,建安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哪里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平定的?一直到曹操死去,天下也没有平定下来。所以这也就是他产生悲慨的真正原因。他悲的是,这行军的道路如此艰苦漫长,而我的人生道路也是一样的艰苦漫长,扫平天下的理想不能实现,这艰苦的战争生活也就永远没有一个终止的日子!所以你看,这真是英雄的诗。他的悲慨和一般诗人的悲慨是不一样的。
曹操的诗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边在讲曹丕的诗之前,为了给大家一个诗歌历史发展的概念,我还要介绍另外的一些诗,这些诗都不作精讲,只是略读。首先我要提到的,是乐府叙事诗。我们不是提到过汉朝有乐府诗吗?乐府诗里边,有一部分本来是民间的歌谣,后来被乐府官署里的官吏配合了音乐来歌唱,就成了乐府诗。这些乐府诗,往往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乐府诗里有一首《西门行》,是反映人生短暂的;还有像《战城南》,是反映战争痛苦的,另外还有反映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情事的,如《孤儿行》、《妇病行》等。《妇病行》写一个母亲生病了,临死时跟她丈夫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我的小孩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写得真是凄惨。另外还有一种,是写社会间男女情爱的。而这一类,有时候就有一个故事了。有的时候,民间发生了一个故事很感动人,于是大家就歌唱这个故事,就成了叙事的诗歌。所以说,叙事诗其实也来自乐府。上一次我曾经说,建安时期有一位女作家蔡琰写了一首很长的《悲愤诗》,把她自己的生平都写进去了。那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可以产生这种长篇叙事诗的背景。一般说起来,中国古代的诗歌都是以抒情言志为主,比较缺乏长篇的叙事诗。不像西方,西方早期的诗歌是史诗,都是很长很长的故事。但是,中国虽然缺少长篇叙事诗,却也不是绝对没有。而这些长篇的叙事诗,往往都是来源于乐府诗的。
我们的课本上选了一些乐府叙事诗,我们先看这首《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鬃鬃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他说,太阳从东南角出来了,就照在一家姓秦的楼上。这秦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叫作罗敷。罗敷这个女子能够养蚕,每天要到城南的地方去采桑。诗中形容这个女子的美好,写得很妙。他并不去直接描写这个女子的眉毛、皮肤或眼睛有多么好看,而是描写她带着的一个采桑用的竹篮子,说那篮子上边系着青色的丝绳,而笼钩则是用桂树的树枝做的。这个女子,她用的东西都这么美好,人的美好就更不用说了。下面“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仍是从侧面写她的美。什么是“倭堕髻”?你看古代的女子,有的梳的是高髻,把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上,显得很庄严;而倭堕髻是梳得比较低的斜垂下来的一种发髻,与高髻不同,显得很浪漫、很有姿态。“明月珠”是一种宝珠,她的耳环上镶着很美丽的宝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缃是杏黄的颜色,襦是上身穿的短袄,这女子穿着杏黄色的裙子,紫色的短袄。这是写她的服饰,仍不是写她的容貌。下面他说,走路的人看见了罗敷,放下担子就不走了,都站在那里捋着胡须望着她出神;少年人看见了罗敷,就摘下帽子来,把头巾重新整一整,尽量使自己显得整齐些。耕田的人看见罗敷就忘记了手中的犁,锄地的人看见罗敷就忘记了手中的锄。等到回来之后大家就彼此抱怨,说怎么今天什么工作都没做呢?那是因为只顾观看罗敷这个美女了。这几句写得真是很俏皮、很传神。
这些平民老百姓,虽然都觉得罗敷很美,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得到她,只能是远远地欣赏一下而已。可是现在就有一个“使君”出来了。“使君”,是东汉以来对州郡太守、刺史的称呼,是很有权势的地方长官。“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他看到罗敷也停下车来不走了,这个使君,就不仅是远远地欣赏了。他觉得自己有权力得到这个女子,就派了一个手下人,说:“过去问一问,这是谁家的女子长得这么漂亮?”下面就都是问答。——问答,也是乐府诗的一个特色,它可以使诗显得很生动。于是旁边就有人回答了:“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问:“罗敷年几何?”回答说:“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大约是十六七岁的样子。“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这个“不”不能读bu(三声),要读上声,念fou(三声)。“谢”就是问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要问别人什么事情,先说“excuseme”。这使君就派人去问罗敷说:“我问你,你可以跟我一起上我的车吗?”下边罗敷就出来说话了:“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置词,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致词”,就是表达你的意思,也就是说话。罗敷说,你这个做官的讲这种话就很不合理了,你有你的妻子,我有我的丈夫,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底下一大段更妙,都是罗敷夸她的丈夫怎么好。她说:我的丈夫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你看见东边来了一大群人,那我的丈夫就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他骑的是白马,后边跟随的人骑的都是黑马。他的马尾上系着青丝,马头上套着黄金做的笼头,他的腰间挂着非常贵重的宝剑。“鹿卢剑”的“鹿卢”,通“辘轳”,是井上汲水用的滑轮。剑柄上缠绕着带子,形状很像井上的辘轳,所以就叫鹿卢剑。接下来她就开始背她丈夫的履历:“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专城居”,那就是做了一个地方的领导了。下边更有意思,她说:我的丈夫皮肤还很洁白,长着疏薄的胡须,他不但容貌好,举止动作也好。每当上班的时候,他总是迈着轻盈舒缓的脚步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然后她说: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在座的好几千人,都说我的丈夫是杰出的人才。这首诗到此戛然而止。夸了一大段她自己的丈夫,当然也就是拒绝了太守。很天真也很生动,这是乐府叙事诗的手法。
还有一首乐府叙事诗,辛延年的《羽林郎》,是写一个贵家豪奴调笑酒家女子,也遭到了这个女子的拒绝。书上的注解说,这一篇从风格及服装上考察,可能是东汉的作品,应该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东汉和帝的时候,窦宪做大将军,他的弟弟窦景做执金吾——执金吾是官名,大约相当于警察局长之类。这个人骄纵不法,他手下的人常常掠夺民间财物,强占民间妇女,官吏都不敢干涉,商人也很惧怕他们。这首诗,可能就是为控诉这个窦景而作的。但诗中说“霍家奴”,没有提姓窦的,这是因为作诗的人不敢明说,只好假托西汉的霍家。这种讽古刺今的方式,也是乐府诗里常用的。此外还有一首流传众口的最长的乐府叙事诗,那就是《焦仲卿妻》。这首诗实在太长,来不及仔细讲,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诗中写了一对夫妻,男的叫仲卿,女的叫兰芝。兰芝的婆婆不喜欢兰芝,逼迫她儿子把兰芝休弃掉。可是这夫妻二人感情实在很好,仲卿就对兰芝说:你暂时回娘家,我再慢慢想办法把你接回来。于是妻子就回到娘家。没想到回家后有很多人来给她提亲,兰芝是不想改嫁的,可是她哥哥逼着她改嫁,结果这个女子在结婚的当天晚上就跳水自杀了。她的丈夫仲卿得到消息后也在一棵树上上了吊。诗中说,这两个人死后被合葬,他们的坟上长出两棵树成为连理枝,有一对鸟常常在上边飞,每天都从夜晚一直叫到天亮。“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他说人们对这件事都非常感动,希望后代的人再也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这首诗,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婚姻不自由所造成的一个悲剧。
刚才提到的《陌上桑》和《羽林郎》,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而《焦仲卿妻》就比较晚,可能已经是魏晋时期的作品了。总而言之,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流行的乐府歌谣中已经有了这一类叙事的诗歌,在这个背景下,就产生了蔡琰的《悲愤诗》。蔡琰的《悲愤诗》也是叙事诗,但与我们前边讲的那几首不同。前边那几首叙事诗都是用旁观者的口吻写的,蔡琰的这首诗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口吻。这首诗写得真是非常好,不但很有气魄,而且把叙事、言情,还有说理,都结合在一起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看一遍。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逆,先害诸贤良”,真是发大议论!一开头就写得很有魄力。汉末天下大乱,这一段历史我以前已经简单介绍过。那什么是“乱天常”呢?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有一些是不可以改变的,比如君臣、父子、夫妇。这个叫“伦常”。由于这些关系永远不能改变,所以也叫“天常”。董卓想要篡位,这就是一种乱天常的行为。因此,他先要陷害朝廷里那些正直的大臣,以巩固自己的势力。‘‘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这是指董卓逼迫汉献帝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那件事,我们已经讲过了。于是,关东诸侯就联合起来讨伐董卓:“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不祥”,是“不善’’的意思,指的就是董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董卓的军队里边有许多羌、胡之人,这些西北游牧民族都是勇猛强悍的。“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那真是像打猎一样扫荡下来,没有攻不破的城池。“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他们见人就杀,不留一个活下来的,地面上堆满了死尸。“撑拒”,是形容死尸一个压着一个的样子。“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这些军队,见到男的就杀死,见到妇女就虏走,他们在中原杀掠之后,就经过函谷关向西而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你们要注意这一句。人们常说杜甫的诗不避丑拙,经常写一些惨厉的现实,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其实,杜甫是继承了传统的、从建安时代就有了的这种作风。“肝脾为烂腐”,就是非常朴实的、不避丑拙的句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是说所有这些被俘虏的人是不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即使是父母和妻子儿女也不敢说一句话,假如你不能投合那些兵卒的心意,他们动不动就威胁说要杀死你。“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这都是蔡琰自己的经历,她和这些被俘虏的人白天流着泪被军队押着走,夜晚彻夜哭泣,不能安眠,一路上受尽了虐待,既没有生的乐趣,也没有死的自由。“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她说:上天哪,我们犯了什么罪过,竟遭遇到这样的灾难?这是这首诗的第一段。
第二段她说:“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已。”这是已经到了北方的胡地了。蔡琰落到匈奴人之手,被迫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可是胡地与中华风俗道德不一样,他们是不讲礼法的,而且胡地常年是寒风大雪的天气,这些都使作者更怀念自己的父母家人,终日伤心忧愁。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有的时候从外地来了客人,这些被迫留在匈奴的人就赶快去打听消息,但客人并不是从自己家乡来的,根本就不知道家乡亲人的消息。下面她说: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蔡琰在胡中十二年,嫁给了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这一段经历她都跳过去没有讲。她只是说:我很幸运地碰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故乡的亲人终于来接我了。这是指曹操派人到匈奴来赎她的事情。曹操和蔡琰的父亲蔡邕是好朋友,蔡邕已死,曹操痛其无嗣,才派使者赎回蔡琰,让她嫁给董祀。那么蔡琰现在本可以结束在胡地所受的苦难返回故乡了,可是匈奴又不允许她把自己的儿子带回去,这又给她造成新的痛苦:“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什么是“天属”?儒家是注重伦理的,伦理的关系有所谓“天伦”,有所谓“人伦”。像父子啦,兄弟啦,这种你天生来就有的关系是天伦。像夫妻啦,朋友啦,这种你后天才有的关系是人伦。“天属”就是天伦,这里指的是母子关系。母亲对儿子的关怀,那是心连心的,但从此一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恐怕连彼此的生死存亡都不知道了,我怎么能忍心就此离别呢?“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这是她儿子抱着她的脖子所说的话。而她则是“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听到这些话,觉得五脏都崩裂了,几乎要发狂发痴,已经到了出发的时候,却又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离开儿子回老家去。而且还不止如此:“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真是一片号泣之声,以致“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献欷,行路亦呜咽。”连马都被感动了,连车轮都不肯转动了,连旁边的胡人也忍不住为之流泪!到这里,是诗的第二段。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尽管如此悲伤,毕竟不能不走。她说,我割断了这母子之情,一天比一天走得更远,胡地和中原相隔数千里,我和我的儿子后会无期,但这是我亲生的儿子啊,想起他们我的心肝都摧裂了!离开了儿子,本来是想回到家乡能和父母兄弟姐妹见面,可是“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在战乱之中,父母兄弟姐妹都死了,姑表的亲戚也都找不到了;过去住的城市现在都成了郊野;过去住的房子,里边都长满了荆棘野草;地上到处是无主的尸骨,就那样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地上,没有人把它们掩埋起来。“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茕茕”,是孤独的样子;“景”,读如“影”;“怛咤”,是叹息的声音;“糜”,是碎烂的样子。故乡还是自己的故乡,可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孤身一人,形只影单,那种悲痛使肝肺都要碎烂了!“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因此我登高远望,想念留在胡地的儿子,我的精神和魂魄好像一下子就飞回到那边。“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奄”,是短的意思。人生就是这么短暂,何必如此想不开呢?这是旁人在宽慰她。“视息”,视是说眼睛还能够看,息是说还能够呼吸。她说:我就是这么勉强地留着一口气在,可是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味呢?“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这是指曹操安排她改嫁给董祀,她说:我只好把生命托付给这个人,我希望尽我的心,努力做得更好一些。可是,“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她说由于我经历了这样的流离,结过两次婚,也许人们就很看不起我,我常常怕我新的丈夫再抛弃了我。所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人的一生本来就很短,而我却经历了这么多痛苦,而且今后一直到死也休想摆脱这些忧愁痛苦! 这就是《悲愤诗》。作者虽然是个女子,但这首诗放在激昂发扬的建安诗歌中是毫无愧色的。蔡琰流传下来的作品并不多,所以大家常常忽略这个作者。很多人知道李清照,却不知道蔡琰。然而我觉得,她实在是很有深度的一个杰出的作者。
下一次课我将介绍曹丕的《燕歌行》。一般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七言诗。七言诗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诗经》里边的诗以四言为主,虽然也有七言句,但不是七言诗。《楚辞》有“骚体”,一般是六个字,结尾加个“兮”字,然后再六个字;还有“楚歌体”,一般是三个字,中间加个“兮”字,然后再三个字。这样看起来, “楚歌体”基本上就是七个字的句子,然而它也不是完整的七言,因为这七个字里边有一个语助词“兮”字。汉乐府里有很多五言的句子,影响了后来的五言诗。五言诗一般是“二、三”的停顿。如《悲愤诗》的“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逆,先害——诸贤良”,每一句都是“二、三”的停顿。所以说,五言诗已经形成了一个“二、三”的节奏。而在前边再加上两个字,变成“二、二、三”的节奏,就是七言的句子了。因此,七言实际上是把楚歌七个字的体裁和五言“二、三”的节奏结合起来形成的,可是真正的七言诗却出现得很晚。汉武帝柏梁台联句是七言,但后世已有人考证出它是伪作。汉朝写七言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写过,那就是张衡。张衡的《四愁诗》也不能算真正的七言诗,然而倘若我们要了解七言诗发展和形成的经过,张衡的《四愁诗》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从《四愁诗》里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楚歌七个字的体裁和五言诗“二、三”的节奏结合起来形成七言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张衡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实在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四愁诗》正是从“楚歌体”、五言诗发展到七言诗的过渡作品。所以,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四愁诗》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四首诗。
张衡在文学上和在科学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的赋最有名,写过很长的《二京赋》,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短赋。本来,两汉的作者很多人都写长篇的大赋,像班固写过《两都赋》,也是描写都城的,写了都城的物产、形势、山川等等,用的都是铺陈的方法。然而,运用赋的体裁来抒情,写成短篇的小赋,这是从张衡开始的。张衡写过《归田赋》等短赋,后来就有很多人也写这种短篇的抒情小赋了,像王粲的《登楼赋》等,都是受了张衡的影响。这说明,这个人确实是一位有创造性的作者。张衡不但是赋写得好,诗也写得好。他写过《同声歌》,是一首非常好的五言诗,再有就是《四愁诗》了。《四愁诗》不但写得好,而且同样富有创造性,它是七言诗的滥觞。在科学上,张衡的创造发明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浑天仪和地动仪。在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科学发明,那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你要知道,有第一流的科学家,也有二三流的科学家。只知道A+B = C,总是跟在人家后边走,那是三流的科学家。而一流的科学家都是富于创造性的天才,他们往往兼有一种文学家的敏锐的直感,或者说,是一种联想和感发的能力,所以他们才能够创造出别人想不到的东西。牛顿看见苹果掉在地下就联想到地心有吸引力;瓦特看到开水壶的盖子就发明出蒸汽机,别人怎么就想不到呢?这里边都包含有一种直感的能力。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有文学家的直感;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又有科学家的反省和理性。所以他能给自己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知道哪条路前人已经走过了,哪条路自己还可以走。这种天才,是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天才。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个这样的天才,张衡是一个,我们下次要讲的曹丕是一个,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也是一个。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张衡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金琅歼,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檐榆,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在张衡的时代,“楚歌体”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旧的体裁,五言诗是当时流行的新体裁。而在这四首诗里,每首的第一句都是楚歌式的句子;后边那些句子,则隐然含有五言诗“二、三”的节奏。他把当时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都结合起来了,从而形成了七言诗的初步轮廓。而且,我说这四首诗好,还不仅仅在于他这种新的创造。这四首诗,确实有一份感发的生命在里边,因为这四首诗表现了一种追寻的感情。在讲《短歌行》的时候我曾说过,那是一种最有诗意的感情。
另外,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每一首意思都差不多,只是中间换了几个字。这是《诗经》的办法,《诗经》里就经常使用重章叠句。重复,有时是不好的,但有时又是好的。因为重复往往能够很好地表现那种干回百转、反复思量的情意。他说“侧身东望”、“侧身南望”、“侧身西望”、“侧身北望”,那东南西北并不是确指哪一个方向,而是表现他那种不肯放弃、不辞辛苦的追寻,大致就如同屈原《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那种追寻的感情。“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第一句说的是追寻,第二句说的是追寻的艰难。下边几首的开头两句也是一样。要知道,所谓“太山”、“桂林”、“汉阳”、“雁门”,以及“梁父艰”、“湘水深”、“陇阪长”、“雪纷纷”等,所表现的都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象喻。有同学问“梁父”是什么意思。 “梁父”是山名,是泰山前边的一座山。你要去泰山,必须先越过梁父。所以它在这里所象喻的是在我和我的追寻目标之间的阻隔和艰难。唐朝李白写过一首《梁甫吟》:“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他说:我高声歌咏我的梁甫吟,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那阳光美好的春天?据说,诸葛亮也好为梁甫吟。有人认为,梁甫吟是慨叹人生的短暂无常。可是从张衡的诗和李白的诗来看,他们都是写在追寻之中的阻隔和艰难。既然这追寻是如此艰难,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求而不得的悲哀了——“侧身东望涕沾翰”。“翰”,在这里指的是笔,他说当我侧身东望泰山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沾湿了我手中的笔。“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这“金错刀”啦,“英琼瑶”啦,还有后边的“金琅歼”啦, “双玉盘”啦,也都不是写实而是象喻。说是我和我的追寻目标之间,彼此都有一种默契的反应,有一种相互的酬答。她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我,我也把最好的东西回报给她。然而,虽然双方都有这种好意,可是“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这个“倚”字是语助词,相当于“啊”; “逍遥”,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是自由自在,可是古人所说“逍遥”,是一种徘徊游荡、无所归依的样子。我希望和我追求的人在一起,可是实际上我们之间离得这么远,我不能够真的和她在一起。这首诗写的就是这种追寻而又不能够得到的感情。所以你们看,这美人的象喻、这追寻的主题,绝对是受《楚辞》的影响。而那种感情与句法的重复,则是《诗经》的特色。而且刚才我也讲了,这四首诗结合了楚歌的形式和五言诗的节奏,所以正是从楚歌过渡到七言诗的一个桥梁。这就是《四愁诗》在文学发展吏上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张衡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而且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兼长并美的天才。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一些文学体式是大众化的,是在民间不知不觉地形成的。五言诗就是如此。可是还有一些文学体式,像七言诗,则是由文学的天才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一个天才,他能在大众的潮流中看出一条更新更广的道路。这种眼光,是——般人没有的。而且,在这条新的道路上,一般人也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跟上来。所以,尽管在东汉时代张衡的尝试已经使诗歌有了向七言诗发展的可能,可是和张衡同时代的人都没有这种作品。那么下一个跟上来的人是谁呢?就是下次要讲的曹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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