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史考第一卷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爱华网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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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

著名学者蔡尚思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有四十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约二十种(用表示)：

一、文学十种：《诗经》。《楚辞》。《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白香山诗集》。《韩昌黎文集》。《宋元戏曲史》。《水浒》。《红楼梦》。《鲁迅杂感选集》。

二、史学六种：《左传》。《史记》。《史通》。《徐霞客游记》。《二十四史札记》。《帝王春秋》。

三、哲学思想方面二十种：《论语》。《墨子》。《孙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论衡》。《金刚经》。《化书》。《李氏焚书》、《续焚书》。《明夷侍访录》。《读四书大全说》。《四存编》或《习斋先生言行录》。《太平天国文选》。《天演论》。《清代学术概论》。《孙中山选集》。《五四运动文选》。

四、科学四种：《梦溪笔谈》。《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

我国历代图书的部数和年平均量

中国是一个文化典籍十分丰富的国家。据史书记载，殷商时代已“有典有册”；至春秋战国，孔子整理典籍得“六艺”之书；楚国所藏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墨子》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秦时虽遭火焚战乱，到西汉中期仍“书积如丘山”。东汉，纸的出现，使文献有了廉价和轻便的物质载体，唐初印刷术的发明又为图书的大批生产和广泛流传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图书出版的种数与册数迅速增加。

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何指

我国古代图书分为四部，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四部是哪四部，怎样划分的呢？

经部：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欲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即有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手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因为次于经书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入子部。

集部：凡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所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丛书话古

丛书，是指两种以上单独著作编印在一起，并起一个总书名。我国最早以“丛书”为书名的是唐代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它还不是两种以上专书编印在一起的丛书。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丛书是宋代嘉泰二年俞鼎孙等人编的《儒学警语》，收有宋人著作六种四十一卷。我国最大一部丛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

谈工具书的类别

(一)书目：是记录图书名称、作者、卷册、版本的工具书。

(二)索引：是将书籍中的内容编为条目排列，或将有关论著篇名标题按类编排，供人们查找的工具书。

(三)字典、辞典：是解释字、词的形、声、义及用法的工具书。

(四)年鉴：是汇集一年内重要时事文集和统计资料的工具书。

(五)手册：是汇集某一方面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的工具书，包括某一专业的基础知识及一些基本的公式、数据、规律、条例。

(六)年表、历表：是按年代顺序用表格形式编制的查考时间或大事的工具书。

(七)图录：是用图象表现事物的工具书。

(八)政书：是汇编历代或某一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资料的工具书。

(九)类书：是辑古代群书中各门类或某一门类资料的工具书。

同书异名和同名异书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有不少同书异名的，如《老子》又名《道德经》；《庄子》又名《南华经》；《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古文春秋》；《诗品》又名《诗评》；《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风月宝鉴》等。

一些个人诗文集，也有一书多名的，如：《贾谊集》、又名《贾长沙集》；《李太白集》又名《李翰林集》；《柳河东集》又名《柳柳州集》、《柳文惠公集》、《柳文》；《文山集》又名《文山先生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等。

还有许多异书同名的，如：南朝梁钟嵘与唐司空图所写的诗文评都叫《诗品》；唐柳宗元和北宋柳开地诗文集都叫《柳河东集》；南宋赵闻礼与元杨朝英编选的词曲都叫《阳春白雪》等。

集锦中国古书“第一部”

第一部字典是《说文解字》。

第一部词典是《尔雅》。

第一部韵书是《切韵》。

第一部方言词典是《方言》。

第一部字书是《字通》。

第一部诗集是《诗经》。

第一部文选是《昭明文选》。

第一部神话集是《山海经》。

第一部笔记小说集是《世说新语》。

第一部论语体著作是《论语》。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是《史记》。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第一部断代史史书是《汉书》。

第一部历史批评著作是是《史通》。

第一部兵书是《孙子》。

第一部古代制度史是《通典》。

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齐民要术》。

第一部农业生产技术论著是《天工开物》。

第一部植物学词典是《全芳备祖》。

第一部药典书是《新修本草》。

第一部医药书籍是《黄帝内经素问》。

第一部地理书是《禹贡》。

第一部茶叶制作书是《茶经》。

第一部建筑学专著是《营造法式》。

第一部珠算介绍书是《盘珠算法》。

第一部绘画理论著作是《古画品录》。

第一部系统的戏曲理论著作是《闲情偶记》。

第一部戏曲史是《宋元戏曲韵史》。

第一部图书总目录是《七略》。

常见古书的合称

三易：《连山》、《归藏》、《周易》。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三公奇案：《包公案》、《施公案》、《鹿洲公案》。

四梦：《南柯记》、《还魂记》(即《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全唐文》。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五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石头记》。

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十才子：《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行》、《白圭志》、《斩鬼传》、《驻春园小史》。

十三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欲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诸子百家”知多少

所谓“子”，原是春秋战国时师弟之间的通称。“诸子”包括各家学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提到诸子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模、杂、农、小说十家，《隋书·经籍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法、名、墨、比例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家。

先秦诸子的著述，西汉末刘向、刘歆曾经整理过一次，著有《别录》、《七略》，以介绍其内容，但二书早已亡失，现在可考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其中《诸子略》列有189家，4300多篇。这些著述，有的是战国时人假托的，有的是门下弟子记述的，有的失去作者姓名，有的仅存目录而无原书，因此给后人以伪造、增添、窜改的机会，虽经明清以来许多学者的辨伪、考证，仍有一部分辨不出真伪。现今流传的先秦诸子书有21种。

这21种，亦有真伪，伪的又有部分伪作或全部伪作的，所以，运用诸子史料，一定要有相当的识别能力。

中国古代的“语录”

《论语》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语录，它是孔子弟子搜集整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每叙述一事仅用数十字，语句简朴，是语录体散文。汉武帝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罢黑出百家，独尊儒术”，为在思想意识领域建立儒家的统治地位，始把孔子语录定为维护建统治的准则。

《论语》被封建王朝尊崇为法定的《四书》之一，是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0年)开始的。当时的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并撰有《四书集注》，成为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后人又把朱熹的语录编辑为《朱子语类》，此后，孔孟语录与朱熹语录被封建王朝利用，作为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工具，具有法定的垄断地位。从它问世之日起，千百年来，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

有关《论语》得名的由来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它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是怎么得名的呢，据《汉书·艺文志》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夫子既卒，门人相怀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论语》，就是指辑纂孔夫子及其弟子语录之意。

四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的合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部书辑录在一起，加以注释，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其中《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学生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学生言行的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传说是曾参(shn)学生记述曾参言论的。《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学生子思所作。《孟子》是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

五经

《五经》是儒家五部经典著作，即《诗》、《书》、《礼》、《易》、《春秋》的合称。《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为孔子编定，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书经》(以称《尚书》)，为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相传是孔子编选的。《礼》即《礼记》，为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多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易》是《易经》(又称《周易》)，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文字构成，是古代为占卜用的。《春秋》是编年体的鲁史，相传是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春秋笔法”《五经》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

史书的种类

我国的史书卷帙浩繁，种类甚多，大致可分为五种。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记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外，大部分正史由政府主持编修。

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未、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

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一人或一代之事的史书，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私家编写的史书。

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书，有时也称为野史。

《史记》书名沿革谈

《史记》本无书名。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看后非常饮佩司马迁所取得的成就，遂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但这仅仅表明它是谁的著作而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也只写了《太史公百三十篇》。那么“史记”二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与司马迁同代或后代的一引进学者在引用这部著作时，常嫌《太史公百三十篇》这个书名过繁，常简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就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这种称呼大约是在三国魏以后的事了。

中国史学名著清单

古史类《尚书》《世本》《国语》《战国策》《逸周书》《通鉴外纪》

编年类《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前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国榷》《明纪》《明通鉴》《明元清系通纪》

纪传类通史《史纪》《通志》《续通志》断代史《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元史新编》《蒙兀儿史记》《新元史》《明史》《清史稿》

纪事本末类《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左传事纬》《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

实录类《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太宗实录》《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

制度史类《通典》《续通典》《清朝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春秋会要》《七国考》《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明会要》《汉官六种》《唐六典》《唐大诏令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

学术史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汉学师承记》《学案小识》《清儒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传记类《列女传》《向僧传》《畴人传》《元朝中臣事略》《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

地理、方志类《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华阳国志》《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诸蕃志》《舆地纪胜》《大元大一统志》《徐霞客游记》《大明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

杂史类《越绝书》《吴越春秋》《楚汉春秋》《风俗通义》《十六国春秋》《佛国记》《洛阳伽蓝记》《贞观政要》《三朝北盟会编》《心史》《蒙古源流》《蒙古秘史》《站赤》《长春真人西游记》《国初群雄事略》《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中西纪事》

史评、史论类《史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读通鉴论》《宋论》

史考类《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元史译文证补》《观堂集林》《古史新证》

金石、甲骨考证类《集古录》《金石录》《古籀拾遗》《三代吉金文存》《金石萃编》《隶释》《隶续》《寰宇访碑录》《语石》《契文举例》《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

历史研究法类《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古史辨》

笔记类《梦溪笔谈》《挥尘录》《东京梦华录》《南村辍耕录》《草木子》《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

类书、丛书类《北堂收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

文编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元文类》《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

书目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提要辩证》《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四部备要书提要》《中国丛书综录》

表谱类《历代纪事年表》《历代职官表》《历代帝王年表》《二十史朔闰表》(附表例《中西回史日历》(附表例)《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外历史年表》

索引、辞典类《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

《二十四史》究竟有多少卷，几种工具书说法不一。

翻开《辞海》，把所列各史卷数相加，共3259卷；查《辞源》，说是部计3243卷，但把所理各史卷数相加，却是3240卷。《二十四史》是我国著名史书，为何连有多少卷也说不清呢？分歧主要在《后汉书》、《魏书》、《旧五代史》、《明史》这五部书的计算方法不统一。

关于《后汉书》，《辞海》说有130卷，《辞源》说是120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辞海》算了子卷，而《辞源》未算，即《辞海》算了“本纪”和“纪传”中的上、下卷(有10处)，而《辞源》未算。《魏书》共有纪、传、志等114卷，但由于有的卷太长，分上、中下卷，即所谓“子卷”。《辞源》不算子卷，《辞海》算子卷，所得卷数自然就不一致了。关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辞海》说是150卷和74卷；《辞源》则说是152卷和75卷。这是因为两书各有目录2卷和1卷，《辞海》不算目录卷而《辞源》算入了目录卷。关于《明史》，《辞海》说是330卷，《辞源》说是334卷，也是前者未算目录4卷，后者则算入了。总之，《辞海》是计入了子卷和《后汉书》年表而未计目录卷，所以是3259卷，而《辞源》则相反，未计子卷和《后汉书》年表而未计目录卷，所以是3240卷。其他五花八门的数字，大约也是由于不同的计算法而出现的。为了统一算法，最好是把子卷、《后汉书》年表和目录卷都计算在内，那就应该一算法，最好是把子卷、《后汉书》年表和目录卷都看在内，那就应该是3266卷。《辞源》中还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如《魏书》未算子卷数，《汉书》又算入了子卷数，《新元史》条目中说有257卷，而在《元史》条目中又说《新元史》是275卷(实际是257卷)等。

地方志

地方志古时称方志。唐张铣曾给“方志”二字作了简要的注说：“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用现代的话说，地方志是记载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农田水利、物产田赋、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名胜古迹和名人轶事的一种著作，具有综合性、地区性和科学性的特点，是地方百科全书。

宋代司马光称地方志“博学之书”。明代统治者认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鉴”。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地方志的评价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地方志起源很早，至迟在我国周朝便已出现，《周礼》曾多次提到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西晋左思《吴都赋》也有“方志所辨，中州所羡”句。地方志盛行于唐宋。唐太宗李世民曾称赞《括地志》一书“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清代是编修地方志的极盛时期。康熙、雍正、乾隆曾通令全国各级政府每隔60年必须重修地方志一次，这样全国有一统志，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甚至一些较大的集镇也有志。方志便是所有这引进志的通称，它作为“佐治之书”经历代发展完善成为“地方志”。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地方志8500多种，约11万种多卷。唐宪宗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等编修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全国性方志。此志图文并茂，应用统计数字较多，地理性较强，颇有特色，但到南宋已是图亡志存，书也少了几卷。北宋乐史编撰《太平寰宇记》共200多卷。南宋把地方志定型为郡县志，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印的书质高量多，因此宋版地方保存较多。如范成大的《吴郡志》、周淙和潜悦友先后编修的《临安志》、沈作宾的《会稽志》等。

古地方志对我国古代科学文化、政治经济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它所保存的大量珍贵资料对今天国家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有关单位编辑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全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中国古今铜矿录》等，大多采用了地方志资料。对编修新地方志也有借鉴价值，它的精华部分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谈谈方志之区分

方志也称志书。因记述的区域范围不同，而名称也有区分，主要类别有：

1.记述全国范围的叫一统志。如《元一统志》、《明一统志》等。

2.记述一省范围的叫通志或总志。如《山东通志》、《山西通志》、等。

3.记述一府范围的叫府志。如《保定府志》、《苏州府志》。

4.记述一州范围的叫州志。如《通州志》、《泰州志》等。

5.记述一县范围的叫县志。如《孟县志》、《密云县志》等。

6.记述一个城市的叫都邑志。如《长安志》、《析津志》等。

7.记述一个乡镇的叫乡镇志。如《黎里志》。

8.还有专志，如山志、水志。

谈古代的“日记”

关于写日记，我国古代也相当流行。上至国君，下至一般文人，都有日记，不过皇帝国君的日记，并不是自己写，而是由史官所书，称为“起居注”。

书国君“起居注”的，古代称为“左右史”，周朝时是由男人为之，汉代则由宫中女人担任，称“女史”。但到了魏晋，则有职无官。

后魏时，再设“起居今史”，唐宋则有“起居郎”或“起居舍人”。明清之际，其职则由翰林兼任。

至于私人的日记，或称“日志”，有许多也是很有价值的，而在宋期时最为流行。例如有名的文学家黄庭坚，就是勤于写日记，据陆游《老学庵笔记》称：“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不犹不辍书。”

有些日记，则非常富于学术价值，如清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明末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实斋的《对山日记》等。

在清人的日记中，有许多还是记载当时朝廷的一些政治秘闻，以及一些有关争夺统治的冶史，所以还有历史参考价值。

至于宋人的日记，由于理学盛行，则多数是道学先生用以自我检策的记载。

《永乐大典》是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成祖朱棣曾在永乐元年(即公地1403年)，命翰林学士解缙等编写一部大类书，第二年就完成初稿，题名《文献大成》。后来又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为监修，动员了两千多名文人，参加编修、录写、圈点工作，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共辑入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通经、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几乎无所不包。这部类书永乐六年冬告成，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按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辑入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史纪载共22877卷，外加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比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早300多年。因此，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百科全书。

《永不大典》完全是缮写的，后来又重录正副两本。正本在明朝灭亡时被焚，副本也渐渐散失，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又遭浩劫，至清未仅存64册。解放以来陆续收集到215册。

《千字文》由来谈

《千字文》编撰于南朝梁武帝时候，至今将近有1500年的历史，梁武帝肃衍博通众学，擅长文学，雅爱书法。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十分推崇爱慕，因而命人从王羲之的墨迹中，选出1000个各不相同的字，并叫散骑侍官(官名)周兴嗣按照四言韵律的形式，把这1000字辍成为一篇通俗文章，故曰“千字文”，它叙述了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便于对初学者进行启蒙教育。

释《古文观止》的含义

《古文观止》是清初吴楚材、吴调候两人编选的一部古文选本，上起东周，下至明末，共选辑文章222篇。选材广泛，能照顾到各种文章体裁的多方面的艺术风格。“观止”二字出于《左传》：吴国季札在鲁国观乐，这些音乐舞蹈妙极了！其他的不必看了。后因以“观止”称赞所见事物尽善尽美，无以复加，意指《古文观止》这部书所选辑的古代文章都是最好的，其他文章不过这些文章的水平。

谈谈古书的注释方式

注释，顾名思义，当然是解答疏导正文中不甚清楚的问题。古书的注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随文释的注疏和通语义的专著。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这些名称源自有出，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等，其用途各不相同。现试举主要者一二：

传，即传授讲解的意思，《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未言这意，有的逐句解释。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

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歪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注疏的内容大致有：1.解释字义，2.串讲文意，3.分析句读，4.校勘文字，5.阐述语法，6.说明修辞手段，7.诠解成语典故，8.考证古音古义，9.叙事考史，10.记述山川，11.发凡起例。就形式而言又可分成八类1.注和疏(注只释经、疏兼释注)，2.释义和叙事，3.他注和自注，4.补注和集注。

所谓能释语义的专著，是对随文释的注疏说的。两者都是释义的书，但所释的义和释义的方法却有些不同。后者所释的义被局限在某种语环境中，即只是某一词在某一书或某一句中的意义，它和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的含义不一定相同。就释义的方法来说，注疏的释义是随文而释，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通释语义的专著刚好相反，它所释的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融会贯通，给以准确的、简明的解释。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又通释群书，其体式介乎注疏与专著之间，如《经典释文》、《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不有一种情况，在随文释义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论、序录，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都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

通释语义的专著是很多的，按其内容看可分为专释语义，音义兼注、形音义合解三大类。此种专著中多为工具书。从一部古书中挖掘出更多的精华，为后人易读易懂，是历代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古人曾说，著书难，注书更难，因为注释者必须对一字一事追本溯源，多方考察，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饱览群书的阅历，探微究疑的钻研精神。他们所费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几倍，有的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郦道元注《水经》，跋山涉水，考异辨难，订正错误，使《水经》这部书焕然生色，而《水经注》本身也成为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著作，这已超出注释的范围

名著心血知多少

事业的成功在于恒心和毅力。古今中外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是锲而不舍、呕心沥血，才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名著，这里略举中国历史上的典型例子：

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5春秋。

班固写《汉书》花了20余年心血。

王充写《论衡》费了30多年精力。

许慎写《说文解字》花了22年。

玄奘写《大唐西域记》用了17年。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花了19年。

沈括写《梦溪笔谈》费了9年光阴。

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27年。

王祯写《农书》熬过了15个寒暑。

徐宏祖写《徐霞客游记》花了34年。

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用了20年精力。

顾炎武写《日知录》花了30年精力。

李汝珍写《镜花缘》历时20年而成。

曹雪芹写《红楼梦》倾注了10年心血。

孔尚任写《桃花扇》前后用了15年。

朱起凤写《辞通》费了30年光阴。

当我们在阅读这些前人遗留下来的名著的时候，怎能不为他们所耗费的时间与心血而肃然起敬！让我们学习他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学习。

古代的长卷书

造纸术刚发明时，我国的书还是继承帛书的卷束形式，即将书卷成一个长卷，书史上称其为卷轴装书籍。这种书籍流行于东汉未年至北宋初年，最兴盛的是隋唐时期。卷书纸书的长短取决于书的内容多少，一般在2～6米之间，有的则长达10多米。卷轴纸书的高度一般为40厘米，每行字数少则10多字，多则40余字，颇方便阅读。

书的“器官”

书籍和人一样，也有“器官”。一本书从头到脚都有它的专用名字。

封面：又称封一、书皮、封皮。书的封面起保护书页和装饰的作用。

封内：也叫封二，即封面的内面。

封底：书的后表层，也叫封四。

封底里：封底的里面，也叫封三。

书脊：就是书背。

衬页：又称补页，在封面后边，有双衬和单衬。有衬页的书显得庄重、气派。

扉页：指封面或衬页后的第一页。

版面：指书刊一页的整个幅面。包括印有文字、图画的部分和四周的白边。

版心：正文印有文字、图画的部分。

书顶：书的最上端切口部分。

书根：书的最下端切口部分，也叫书底。

翻口：又叫外切口，指与书脊相对的外端。

天头：版心至书顶的一段空白。

地脚：版心至书脊的一段空白。

切口：版心至翻口的一段空白。

古书的计量单位

甲骨文时代，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龟甲兽骨是用“片”来作单位的。从周、秦到汉，字大都写在竹片木条上，竹片称为简，木条称为牍。把若干简、牍用牛皮绳子串起来，就是一“册”。这种牛皮绳子称为“韦”。“册”这个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象牛皮绳把竹木片串连起来。在简牍上写字的同时，还把字写在丝织品上，这种书称为帛书。把这种写了字的帛卷成筒形，有轴可以舒展，每一筒就叫“卷”。明·胡应麟说：“凡书，在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世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书每五卷或十卷放在一起，用一块帙(布或帛)盖上，这五卷或十卷书就为一“帙”。“卷帙浩繁”就是指书籍数量多。

造纸术印术发明后，一本一本的书出现了，但其计量单位仍沿用了册、部、卷等名称。

谈我国书籍装潢的起源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人用纸抄写书籍。抄书的人，往往费时数月年才抄完一本。可是，如果收藏得不好，书虫(蠹鱼)就会把书蛀得满是虫口，十分可恼。于是古人又发明了防治虫的办法，用黄柏捣烂煮出法液，染在纸上，就可以避免书虫蛀咬。因为黄柏有治蛀虫的功能。用黄柏纸写经，其理亦近于避虫。古人染书是先写后染的。染书称为“入潢”(潢作染纸解)。古人抄书和染书是分工的，染书匠是专业的，但当时不叫染书匠，而称作“装潢匠”。经手装潢的人，称“装潢手”。唐代的书籍，如经装潢匠染过，都写上装潢手的姓名，以示负责。唐代崇文馆专业匠5人，唐代秘书省有装潢匠6人，这都是有据的。至于把裱背说成是装潢，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漫议古人书籍的陈设

中国古代书籍的陈设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很大。秦汉以前的文字主要是写在竹片上和木板上，称简策。古时没有桌子，只有几，人跪坐然后伏在几上看书写字。简策就堆在几上，不用时捆起来放置，只是放置的架已不甚详细了。西汉时有了帛书，东汉时纸已发明，开始简策、帛书、纸书并用，到三国时纸书才取得主要地位。帛书和纸书的形式是卷子，以轴为中心，如今天轴画，横用，由左向右卷成一束，这就是卷轴书籍，一般平放在几上或插在几上的筒内。卷轴多了则用“插架”放置，插架就是古代书架的一种。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渐发展，到了宋代册页收籍开始盛行，并代替了卷轴。随着册页的发展，书籍的陈设庋藏也就更为讲究，而书架也随着形式发展的需要逐渐提高。有的因书制架，有的因屋制架，有的凭爱好制架。且多用紫檀、红木、花梨等高级木料制架，精雕细刻，樟木为匣，珠玉为饰，造价昂贵，所费不赀。这是重架而不重书了。

漫话藏书印

藏书印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唐太宗的“贞观”印，到了宋太祖，已起用“秘阁图书”这枚专门的收藏印鉴了。明清之际，藏书活动和篆刻艺术都较前有很大发展，使用藏书印的风气也逐渐普及开来。有人统计，我国从宋朝到清末，有1100多位藏书家。不少藏书家都有个爱好，就是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盖上图章。

使用藏书印，可以专用一方籍贯姓名印，也用拥有字号斋馆、训辞杂语等多枚，形式不一，内容繁多。如宁波天一阁主人就有“四明范氏图书记”等大小十几枚藏书印。这些图章打上它仅仅以标明归属。

有些图章的内容就超出了作为标记的范围，而成为抒发情怀，表达意愿的一种形式。好书得来不易，保藏更加困难，所以在“某某珍藏”小印之外，这样的图章内容最普通的就是：“子子孙孙永宝。”这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有的藏书家不满足于这几个字。他对子孙不放心，于是在图章内容上引申发挥，对后人严加训诫。

在藏书印中祈求水火有情的文字更是常见，而读到’借书不孝”、“窃书非雅贼”则谁都会怃然一笑。还有的藏书家在图章刻着这样的文字：“勿以鬻钱，勿以借人。”也有一些藏书家把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上的一段话刻成一个大图章：“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这种态度，比起上面那个“勿以借人”来，要算开明一些，应当赞同。但同时这里也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就是有些借书的人不讲信用，一朝借走，永不归还，竟弃作自己的藏书。或在书主一再逼索之下，还回来一个缺头少尾的破烂尸首，真真令人寒心。激愤一点说吧，对这样的“借”书者，实在应当实行“勿以借”的办法。“勿以借人”印章的藏书家是否也是因为多次吃了这样的亏，才迫不得已这样干的呢？

许多读书、藏书人利用印章的方寸之地，抒发着他们境遇情怀。“悔不十年不读书”，“每爱奇书手自抄”两印，活脱出书主人贫困中的勤奋，“枚庵流览所及”似乎在宣传别于传统的读书方式。

现代读书人也是爱用藏书印的。在一本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上了他的“玄珠六十八岁后所读书”藏收印记，是颇有深意的。俞平伯藏书上，喜爱精心地钤用“衡芷馆夫妇藏书画记”印章，这无疑说明夫妻的深情和学富了。拥有藏书印最多的，恐怕是李一氓老人了，“存在第一”是他马克思主义的标帜，“一氓探藏词书种种”是他业余研究的功绩纪录，“一氓读书”等十几枚鲜红的藏书印记是绝无以前读书人常有的酸腐气的。

这些藏书印鉴，对后人研究版本流传和篆刻艺术，弥足珍贵。

我国最早的印刷品

我国最迟在商朝就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了，但那时还没有纸，人们书写时是用刀将字刻在龟甲兽骨或竹木片上，当然谈不上什么印刷了。印刷技术的出现，是和古代印章、碑刻艺术分不开的。正是在拓印古玺、碑铭的基础上，启迪人们发明了反刻的雕版和活字。

现在尚能见到我国最早的木刻印书，也是第一部有插图的印本书，是在郭煌发现的《金刚经》。这是一柄由七张纸连接起来的完整的卷轴。卷首是一幅释迦牟尼坐在经筵上对众弟子说法的木刻印画，左右诸多护法神和僧人，上方还刻有飞天。整幅画面庄严肃穆，是为我国现有的第一幅木刻印画。在佛经卷末则清楚地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王介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王王介是何许人，现已不可知，但是这行文字却说明了这部佛经是一个名王王介的人为祈祷他的父母而出钱让人雕印的。这部佛雕版镂刻细致，印刷技巧纯熟，反映了这时的印刷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事实上从文献记载来看，在这部《金刚经》之前，我国唐代民间已经有过一些韵书，和历书或者佛经的刻本，只是没能流传下来。

从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后，我国的刻书、印书之风随着而起，不仅官府设有负责刻印机构，一些官宦私家也普遍重视印书、刻书，常出重资雇人刻印，全国还形成不少以刻印为业的收肆书坊。

印刷术的发明不仅使人们免于长期抄写之苦，而且对于古籍的保存、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唐以来，雕版印刷(现在是翻印、复制)成为古籍流传的主要手段。

古代印刷史上的几个开始

印刷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下面谈谈它的几个开始：

雕版印刷萌芽于秦，秦陶量器上用木戳印有四十字诏书，这实在是雕版印刷的开始。

现存我国古代最早的印刷品是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石室弄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以前的隋代雕版已开始，据陆深《河汾燕闹录》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五经》的雕版印刷始于932年，由后唐丞相冯道雕造。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庆历(1041——1048)年，布衣毕日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是我国“瓦字”(毕日升发明的用泥烧制的字，元朝人称为“瓦字”)活字印刷之始。

据元王祯《活字印书法》记载，木字活字印刷、锡字活字印刷始于元代。

铜字活字印刷始于明代。近代则盛行铅字，由毕日升瓦字发展到铅字，经历了几百年。

古书“毛边纸”的来历

写毛笔字和画水墨画，一般都使用宣纸，但初学者，却喜欢用毛边纸，因为它价格便宜，质细柔嫩，表面平滑，而且托墨吸水和宣纸有同等效果。但毛边纸，边并不毛，何以叫做“毛边”呢？原来明朝毛晋汲古阁刻书时，先向造纸的地方把纸定下来，然后在这种纸边上盖有一个“毛”字的印，所以叫做“毛边纸”。

毛晋是晚明时期开始刻书的，他是常熟人，筑有汲古阁，藏书数万卷，传刻经史百家书，自手雠校，又刻《津逮秘书》十五集，皆宋、元以前旧帙。在他以前，刻书的纸张中大都带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毛晋用的纸，除极少数名贵的书还用带有棉成分的纸外，一般都用毛边纸，所以毛氏汲古阁发行的书都便宜，差不多全国都买他的书，风行一时。现在的明版书中，汲古阁的刻本是较多的。

图书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殷周时期已经有了书目的萌芽，但正式的校书编目工作则始于西汉。公元前26年，汉成帝派陈农收集图书，建立皇家藏书机构，并指定刘向等人校勘整理。刘向继承和发展了前人校书和编制目录的经验，校定文字，按内容分类编目，编写了《别录》，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续这项工作，编成《七略》。这两部目录内容基本相同，一详一略，分门别类地系统地反映了我国西周至西汉末年图书的状况。《七略》系将全部校定本分成六艺、诸子、诗赋、数术、兵书、方技六略，每略又分若干种，略有大序，中有小序，分别说明大小类目的意义，称之为辑略，冠于六略之首。《别录》和《七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为我国图书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世界最早的目录学论著。

西晋荀勖在刘歆《七略》分类法基础上，创立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为以后图书分类法的改进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古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隋唐时正式确定下来。

北宋时我国正式使用“目录学”这个名词。北宋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南宋晃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南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南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是宋代四大书目。宋代著名学者郑樵著的《通志·校雠略》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它在编制书目、图书著录分类和内容提要等方面提出了理论性的见解，为目录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杨士奇等人编有《文渊阁书目》，后来张宣又编了《内阁书目》，可供查考明朝的藏书情况。

清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目录。

清代学者、目录学家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继郑樵《通志·校雠略》之后又一部目录学重要理论著作。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和互著别裁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20世纪20～40年代又出现一批目录学专著，如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等。

建国30多年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图书馆学系对目录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建国后成目录3000种以上，大大超过了前人。

介绍我国古代的档案馆

我国的档案馆事业，起源很早。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殷商盘庚时代，人们就在当时的首都(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设有由史官掌管的档案库，珍重地保藏了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甲骨卜辞，给执政者处理国家大事作参考之用，同时也可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春秋末期至魏晋时代，“档案”一词已出现，当时的边关文字，多写在木牍上，往来传递，这种“木牍”叫牌子。牌子积累多了，就用皮条贯穿起来挂在壁上，像横木框档，叫“档子”。档子存贮年久者便叫“档案”。后来，将文字书写在纸上，也就沿用当时的名称，使“档案”一词一直流传至今。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咸阳，部下诸将争先抢夺各府财物，唯独萧何至丞相御史府第收集秦代的律令图书藏起来，这些历史档案给汉王朝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汉王朝之所以具知当时天下情况，户口多寡、疆土地形和兵力的分布，就与萧何收集的这些历史档案有关，汉武帝时，皇宫内苑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实际上就是皇家图书档案馆。

宋太宗时，将万余卷书及档案分三个书库收藏，称作“秘阁”。

介绍我国古代的图书馆

关于图书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早已有了藏书之举了，不过没有载于典籍罢了。到了周代就有了“史”这一官吏，来掌管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史记》说，老子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老子做柱下史，博览古今典籍。可见老子担任过当时的图书馆之多，藏书之丰富，于此可见。西汉政府重视图书事业，汉武帝时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在宫内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收藏图书的馆舍。有人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见诸文字记载的图书馆。随后由刘向父子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政府图书馆的第一次校书编目工作。但以上所说恐多系国家典藏，非普通人能够借阅的。那么我国公共图书馆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按一般的说法，我国公开图书馆应推清光绪三十年(1907年)江苏创立的江南图书馆为最早。当然，从命名来说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但实际上，却可以追溯到南宋。据《广信府志》记载说：“绍熙、庆元间(南宋光宗和宁宗年号，1190——1200年)，直敷文阁赵不迂(晋臣)建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席，俾能纵览。”另外，在《稼秆集词题》中也有记载说，有个名叫郑文英的人，在福州建了一座“巢经楼”，楼旁设“尚友斋”储备了不少图书，需要借书的人可以在斋中自行取书阅读，但不得携出。

这两个事例，都和现代图书馆设置的阅览室十分相似。由此看来，我国公开的图书馆，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了。

当然，1907年创办的江南图书馆可视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创始时期最早的之一。最早的还有湖北省图书馆，其前身创建于1904年。1905年湖南图书馆创建。这些近代图书馆都是以“图书馆”为名的。

“书店”和“书市”

书店在早些时候也叫“书局”，古时则叫“书肆”。书肆之名(市集贸易之处曰肆)，最早始于汉代，大概已经是有门面的店铺了。还有叫“书栈”、“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经籍铺”等名的，既刻书，又卖书。古人也有直呼字号的，如“富文堂”、“养正斋”、“鸿运楼”、“崇文阁”等。这些名号，除统称为“书肆”外，宋代以后还将一些藏书处统称为“书坊”。“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我国古代最早经营书籍的专业商市“书市”是在汉代出现的。当时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应用，给编抄各种书典带来方便，汉武帝时，曾下令征求上古遗书，并设立了国家图书馆，设有专门抄写书籍的人员。在国家提倡下，民间各流派文士所抄线装书典也名目繁多。因此各种大小书肆(市)也相继涌现出来。京城长安最高学府太学院附近，就设有一个生意人称它为“槐市”。这个“槐市”“无墙屋”，是一个真正的露天贸易集市。太学院的学生常把抄写的线装书典带来，与经营的贩子进行交易，同时“议论槐下”，切磋学问。

古代的书商则称“书侩”。

中国新华书店的诞生

193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在延安创建。在半个世纪里，它从小到大，由清凉山的一个小石窟发展成遍布全国拥有8866家书店的中国最大的图书发行网。

1937年初，中共中央从保安(现志丹县)迁到延安后，党的宣传、出版、发行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因而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以适应形势发展。这时，党中央决定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何克全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党的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管理新华社；同时，还负责出版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机构下设：发行、资料、编辑、校对等科和一个拥有百名工人的中央印刷厂。

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出版。在创刊号上，发行科第一次以“新华书局”的名义对外发行，并以这个名称同广大读者和各地书业界联系。从此，新华书局(店)就在延安诞生了。

6月间，资料科和发行科合组为出版发行科。7月以后，为了防备敌机袭击，出版发行科随同党报委员会从城内迁到东关清凉山下南侧最底层的一个石窟里，在同一地点开设了门市部，并兼作发行科的办公室和宿舍。为了向边区内外发行书刊，并同全国各地书业界和群众联系，出版发行科的几个同志凑到一起合计，制了一个“新华书店”木质图章，作为对外发行时使用。

清凉山较偏僻，为方便广大读者，10月间，发行科在延安南大街开设了门市部，并公开了发行名称“新华书店”。10月2日，第一次在我党刊物上用“新华书店”名义刊登图书广告(见《解放》周刊一卷十八期)。从此，中央党报委员会编译的书刊，一律用“解放社”名义出版，用“新华书店”名义发行或总经售。

新华书店创建不到半年就把延安的出版物迅速发行到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影响遍及陕、甘、宁、山西、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全中国都知道延安有一个“新华书店”。

1937年9月1日，新华书店在北门外新修的门市部开业。总书记张闻天、朱德总司令和宣传、文化界人士，连同边区政府领导和很多读者前来祝贺。毛泽东得知书店开业的消息后，提笔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并派他的秘书柴沫送到了书店。

从此，新华书店便是一个机构完整、组织健全的独立机关了。

书籍出版小史

我国书籍的发生发展，有40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商(殷)到春秋末年，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阶段。当时，我国正处于奴隶社会，还没有纸张和印刷术，就用甲骨、青铜器、石头等作为书刻材料，例如商朝后期的甲骨文书，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文字记载。甲，是乌龟壳；骨，是兽骨。那时用来求神占卦，又把占卦的结果刻在上面。又如后来刻在青铜器上的文献，称为“铭”，也叫钟鼎文。刻在山岩上的叫“摩崖”，刻在石上的叫“碑”或“碣”。

第二阶段，可叫做简策阶段。从战国到后汉末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这时，各类著作物相继产生，竹木制的简策成为书籍的主要制度。虽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时代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这是我国书籍开始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可叫做卷轴阶段。从三国到唐末，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这时纸张写本盛行，纸书逐步代替了简策和帛书，并形成卷轴形式。生产方法是抄写，但到末叶，印刷术的发明，书籍生产方法起了彻底变化，书籍的形态也由卷轴开始向册页过渡。

第四阶段，可叫做手工业印刷术阶段。从五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书籍已进入印本时代，印刷术成为书籍的主要生产方法，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已定形为册页，并逐步发展成线装的形式。不过印刷术还都用手工业生产。这是我国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五阶段，可叫做机械化印刷术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是我国历史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手工业印刷术已逐步为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页制度仍然保持着，但书的形式已由线装发展为平装和精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书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时，横排书籍的通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各种印刷新技术、新材料的采用，以及微缩图书和录音的应用等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书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版本的名称

图书馆在登记书目的时候，对于“版本”一项要做精确的记录。因为版本不但说明图书的制成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图书的内容和价值。版本的名称，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区分——

1.根据雕版情况区分

椠本(刻本、刊本)：古代用木板雕字所印的图书，称椠本。刻本、刊本从椠本引申而来。

原刊本(原刻本)：凡是初次雕印的图书，称原刊本或原刻本。

旧刊本(旧刻本)：雕印年代不详的图书，称旧刊本或旧刻本。

精刊本：字体工整并经过精审校勘的图书，称精刊本。

写刊本(写刻本)：其意义与精刊本相同，但写刊本多出自名人手笔，照例都把写人的姓名刻在版上印出。

翻刻本(复刻本)：木板印刷日久，容易损坏，遇上水火兵灾，更易漂没，若想长期流传，只好影摹翻刻。用宋版翻刻的，称复宋本，用元版翻刻的，称复元本，无论复宋复元，通称复刻本，复刻本即翻刻本。

通行本：凡市面流行甚多，随时可以得到，或者雕刻平常、不值得特别珍藏的图书，称通行本。

修补本：雕版屡经印刷，势必漫漶烂损，需要修补，使用修补版印出的书，称修补本。

活字本：用胶泥、铜、铅或木片制成小方块，每块上刻一字，照书稿排列成版所印的书，称活字本。

聚珍本：清代乾隆年间在武英殿用25万个木质单字选印《四库全书》中的善本，乾隆嫌活字本这个名称不够文雅，将其命名为聚珍本。

朝鲜活字本：古时朝鲜用活字版所印的书，流入我国颇多，特称朝鲜活字本。

配本：将许多不同的书版，配合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配本。

百衲本：衲是僧人所穿的经过补缀的衣服，百衲形容补缀很多。用零散不全的各种版片凑合成一部完整的书，称百衲本。

邋遢本：邋遢二字形容极不整饬。南宋绍兴年间四川所刻的《七史》，到了元代大部分版片模糊不清，图书馆把用这种版片所印的书，称作邋遢本。

三朝本：南宋时杭州国子监所藏的各种书版，其成分既复杂又多残缺，到了元代运入西湖书院修补后继续印刷。明代移到南京，国子监又修补了一次。这些书版历经宋元明三朝递次修补，所以称三朝本。

2.根据雕版者或地方区分

官刻本：凡经官府雕版印行的书，称官刻本。在官刻本中又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各朝国子监刻印的书称监本，明代宫廷事务机关经厂刻印的书称经厂本，清代武英殿刻印的书称殿本，内廷刻印的书称内府本，官书局刻印的书称局本。

私刻本：凡私人刻印的书，称私刻本，又称家刻本，多以主人的姓氏命名，如毛刻本、闵刻本等。

坊刻本：坊是指市面上的“书坊”而言。凡由书坊刊印书，统称坊刻本。

专论宋本：宋代在四川刻印的书，称蜀本；在福建麻沙镇刻印的书，称闽本、建本或麻沙本；在杭州刻印的书，称浙本；在浙江金华刻印的书，称婺州本。

外国刻本：朝鲜所刻的书，称高丽本；日本所刻的完全是汉文的书，称日本本。

3.根据印期和墨色区分

初印本和后印本：木版雕成之后，最初印刷的书称初印本。及至印刷既久，字迹漫漶，常有修补痕迹，墨色亦较暗淡，称后印本。

朱印本和蓝印本：凡不用墨色而用朱色或蓝色印刷的书籍，称朱印本或蓝印本。

朱墨本和套印本：用墨色印书文、朱色印评语和圈点的书，称朱墨本。以后进而为三色、四色乃至五色印成，这种在印刷过程中分几次上版的书，称套印本。

4.根据印刷情况区分

普及本：旧社会盗版之风盛行，各书局为抵制翻印，使用低劣墨印书，廉价售卖，以使盗版人无利可图。这类书因容易销售，遂有普及本之称。

单行本：单行本是相对着丛书说的。把丛书中某一种抽出单独印行，则称单行本。

抽印本：把书中的一部分抽出单印、别订成册的书，称抽印本。

附刻本：凡一书附刻在他书的卷后，而其著作人又和所附之书的著作人非一人，这样的书称附刻本。

5.根据字体形状大小区分

大字本：宋代刻书多用大字，每行至多不过十七八字，称大字本。

小字本：每行在二十三四字以上的书，称小字本。

仿宋本和聚珍仿宋本：摹仿宋版书字体所刻的书，称仿宋本。用仿宋体活字所印的书，称聚珍仿宋本。

6.根据装订和版框大小区分

合订本：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性质不相系属的书合订在一起，称合订本。期刊或按照一定的时期续印的书到一定时期汇印在一起，亦称合订本。

毛装本：印成后未经加工剪裁的书，称毛装本。

巾箱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凡书的版型特小，似乎可装入巾箱里边的，称巾箱本。

袖珍本：袖珍本是言其版型极小，可藏于袖中的意思，与巾箱本是一种东西。

7.根据增减和批点评注区分

校本：对于普通版本，取善本对照校雠，发现有讹误或不同的地方，则详录在普通版本上。这样，这个普通版本的价值就与前不同了，称校本。

批点本(评本)：书经过批评标点的，称批点本，亦称评本。

注本：因原本分量太重，或文字冗长，在重印时仅节取其中某一部分付印的，称节本。

增订本：凡书经过前后几次刊印，后印的书在内容上较前印的书有所增加者，称增订本。

孤本：凡海内罕见的书，称孤本。

残本：凡不完整的书，称残本。

书帕本：明代有些官僚为了出名，喜欢刻书，但却讹谬百出，称书帕本。

8.根据非雕版印刷区分

抄本(写本)：凡是手写的而不是版印的书，称抄本。抄本中字体工整者，又别名为写本。

精抄本：抄本之书法工整而精致者，称精抄书。

影写本：摹写旧版图书，字体款识与原书不差分毫者，称影写本。

稿本和手稿本：已经写尚未付印的，称稿本。其为著书人亲手自书的稿本，称手稿本。

清稿本：稿本经他人代为缮写后，又经著书人亲手校定过的，称清稿本。

拓本：摹描金石、碑碣、印谱之本，称拓本。

影印本：凡遇古代佳刻，欲广泛流传，而又不失其本真者，用照像法将其影印出来，称影印本。

石印本：用铅字制版所印的书，称铅印本。

珂罗版印本(玻璃版印本)：将硝酸钠溶液涂于毛玻璃上，用水洗之，晾干后再涂以珂罗汀和重铬酸钾混合液，使与照像干版密接，于日光下晒之，则像留在玻璃版上，用这种玻璃版印成的书，与原象分毫不差，称珂罗版本或玻璃版本。

铜版印本：用在铜版上雕刻、照像、电镀制成的书版所印的书，称铜版本。

古籍版本释名

版框：又叫边栏，是书版四周的墨线。单线称单边，双线称双边。宋刻本多单边，后来发展成左右双边，再发展为四周双边。

版心、书口：一块书版中心不刻字的部分叫版心。版心上下各横线隔出一小部分，叫书口(整个版心也叫书口)。书口空白的叫白口，宋刻本多白口。书口中间刻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刻粗黑线的叫大黑口或宽黑口。南宋刻本即有细黑口，元刻本和成化、弘治以前的明刻本，多大黑口。

行格：书版上每行字之间的墨线，叫行格，宋人称为界行(见程大昌《演繁露》)。宋元刻本都有行格，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出现没行格的刻本，清江标有《宋元行格表》。

书耳：又叫耳子，书版外右上方(上半页)或左上方(下半页)有一小长方形边框叫书耳，多刻简单的几个字以标记本版的内容。书耳起源于北宋，下限到明代成化、弘治。

牌子：又叫牌记、木记、牌，内容多是刻书者的堂名人名及刻书地点，也有的刻一些类似广告的宣传性内容。牌子多分刻几短行，外加边框，也有不加边框或只刻一行的。牌子在书中的位置不固定，或在书前，或在书后，它出现于北宋，一直沿用到明代。

善本

什么样的古籍堪称“善本”，历来说法不一。“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钞)。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则规定了四点，这四点，“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钞”，“四曰旧校”。上述二说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可以大体看出，作为“善本”，必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即实用价值，或称文献价值，即所谓“足本”、“精本”是也；一即文物价值，即所谓“旧本”、“旧钞”、“旧校”是也。这两方面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截然分开，有时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显然，离该书作者时代越近，其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便会越少，前人强调“旧本”、“旧钞”、“旧校”的意义就在于此。一般把一书的初刻本或一个刻本的祖本作为“善本”其意也在于此。不过，情况远非这样简单，因为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刻本，其刊刻技师也有高低之分。例如宋刻本，当时人叶梦得就说过：“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石林燕语》卷八)这就是说，从实用角度看，并非一切古刻皆善，只有经过“通人”精校细勘的书才最少讹误，才能称善。前人谓善本必须是“精本”，正是指此而言。由于书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时有残阙，而书商为了谋利，往往将一卷拆成两卷或多卷以足原来之卷数，因此，强调“善本”必须是“足本”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有些书，由于内容于当时有违碍，因而刊刻时大加删削，使其失去了本来面貌，这样的书算不得“足本”，我们当以未经后人删削的书为善本。

有人说，书是越古越好，故宋刻往往以页论价，这是过分强调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实，从实用价值看，后来的精校、精刻本，往往胜于古刻。因此，我们衡量一部古籍是否“善本”，既要看它的实用价值，又要兼顾它的文物价值。从整理古籍的角度看，前者当然更为重要。

关于“善本”的比较通行的定义是：凡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称为善本，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也称“善本”。

善本书的标准是“三性九条”。

“三性”即：因其年代久远而具有“历史文献性”，书籍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性”，雕板印制考究、插图等精美的“艺术代表性”。

“九条”为：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三、清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的图书。五、辛亥革命前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演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六、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七、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八、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面的刻本。九、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抄本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主靠手抄写，这类书籍叫做抄本，或称为写本。但是，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后，还有许多抄本流传。可以说，版本包括了刻本(印本)、抄本(写本)两大类。凡是抄写、誊写、誊录、抄录，摹写的书，都可以叫抄本。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抄本，当为我国晋人陈寿(233—297年)抄写《三国志》。这部用纸抄写的书的残卷，是1924年在我国新疆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存80行，1900余字。1965年，在新疆又发现了《三国志》残卷，仍是隶字书写，有40行，570余字，内容写的《孙权传》。我国现存的抄本还有晋元康六年(296年)的佛经残卷，藏于日本。再次还有后凉麟嘉五年(393年)的经卷，藏于上海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现藏的最早抄本地唐人写经，约8000多卷。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明清抄本。

刻本

“刻本”仅指刻印而成的书，与“版本”最初的意义相同。雕版印刷技术产生后，刻书事业有很大发展，许多书商、私家和某些官府都刻印图书，宋代大盛。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刻印技术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不同形式的刻本。从时代来区别，有宋、元、明、清刻本。从地域来区别，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四川、广东、湖南等地刻本。从刻书者来区别，有官刻、私刻和坊刻。如从版本的形体上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影刻本和小巧玲珑的巾箱本(即便于携带的袖珍本)，从印刷技术上区别，也可分成不同特点的刻本。我国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刻的《金刚经》。

蓝本

“蓝本”，原是古籍版本的一种形式。明清时期，书籍在雕版初成以后，刊刻人一般先用红色或蓝色印刷若干部，以供校订改正之用，相当于现代出版印刷中的“校样”，定稿本再用墨印。《书林清话》载：“其一色蓝印者，如黄记《墨子》十五卷，……此疑初印样本，取便校正，非以蓝印为通行本也。”

由于蓝印本是一部书雕版之后最后最早的印本，因此就有“初印蓝本”之称。后来作为“著作所根据的底本”意义的“蓝本”一词，就是从“初印蓝本”引申出来的。

孤本·珍本·副本

孤本：仅有的一份图书。指某书的某一刻本，在世间仅有一份流传的。其它如未刻的手稿、碑帖的旧拓本仅有一份的也称孤本。珍本：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和又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都为珍本。副本：同一书抄出的复本。有时也称“别本”。是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抄本，依样重写，储作副本，现在也指政府和国际文件正式签署本的复本，一般是作为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影抄·影刻·影印

影抄是手工模写，把可透影的纸覆在底本上画，按照原来的字体行款，甚至边样界线原样摹写，以保存古书原貌。影抄自唐代就已出现，至清代还很流行。

影刻是雕板翻刻，由于宋代刻书采用善本珍本，校勘精细，因而影刻宋版书形成风气，所刻书几乎与原书无异。清代此风仍沿袭不衰。但影刻时，也有的对原书加以精勘，有的随意删改添补，致使有的影刻书失去了原貌。

影印是将原书摄影，通过底片将图文显影于石版或金属板上，然后着墨印刷。这种照相制版的方法在凸版、平版、凹版印刷中均可采用。我国最早影印古籍是1879年由点石斋石印馆开始的。

汗青·杀青·丹青

造纸发明之前，我国古人写书以竹为纸，称竹简，书写之前，要选青竹简火烤，令其“出汗”脱水，这样竹简干后易书写又不易为虫蛀，故称竹简为汗青，引申为书册、史籍。著书时，据说初稿往往草拟于青竹的表皮上，待定稿后，将竹剐去青皮，再书于竹白上，字迹吃入竹白不易磨灭，“杀”字意为削、剐，故后世泛称著书之定稿为杀青。“丹青”本指丹砂等矿石颜料，因其不易褪色，故史家以此比喻一个人业绩昭著，又因为丹册多记勋，青册多记事，故丹青犹言史册。

谈谈我国版权法的起源

在古代，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有些书被大量地翻刻出售，作品具备了商品属性，于是产生了保护版权的需要，如宋朝政府规定，民间出版的书籍，如果有人翻印，即“追板劈毁，断罪施行”。有些书也刻有“牌记”，标明“已申民司，不许复版”，这是我国版权的雏形。至1901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权律》，这是我国第一部正式的版权法。此后北洋政府(1915年)和国民党政府(1928年)也相继颁布过版权法。

我党的第一个出版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9月1日，上海市正式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这是我党的第一个出版社。党的宣传主任李达负责主持出版社工作。社址在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破坏，出版物上注明的社址“广州昌兴马路26号”是虚构的。人民出版社主要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这批20年代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现已所剩无几，成为我党历史上宝贵的革命文物。

谈早期的报纸与杂志

辛亥革命前后，报与杂志没有严格区分，当时所谓报是指杂志。《雁来红丛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兑立社小说月刊报》虽称报，实是杂志。它们或是旬刊，或是月刊，版式为杂志形式，类似线装书。当时一些著作文论也将报与杂志统称为“报”的。梁启超《民国元年十月莅报界欢迎词》里说：“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此所谓“新小说报”即《新小说》杂志。中国报刊最早为月刊，次为旬周刊，日刊最晚。报与杂志不分是早期报刊的特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绪论里说：“惟报字称谓简而含义广，且习用已久，故本书之所谓报，尝包括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他承认了既成事实。

然而，报与杂志毕竟有不同质的规定性。一些报人一面将报与杂志“混为一谈”，另一面又设法加以区别。区别标准有两种：

其一，刊期。日报之外的都算杂志。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一文中说：“日报与丛报。丛报者指旬报、月刊、来复报(周刊——笔者注)等。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章太炎先生为《大江七日报》作发刊词说：“贯中国之巨川曰大江……呜呼民怀其祖，犹水之始于滥觞也，作大江杂志。”《大江七日报》为何称“杂志”，因为是“七日报”。此种标准虽不甚科学，即不能完全说明报与杂志的不同性质，但亦无可奈何。罗家伦《今日中国杂志界——1919年》指出：“中国人学日本人把各种定期出版品都叫‘杂志’，是有些不妥当的。不过现在用惯了，我们也不必另改。况且一个名词的意思，随着用处也常有伸缩的余地。我劝读者只当‘杂志’是一个名词，作日报以外的‘定期出版品’解，不作中国原有的字面解，那就对了。”

其二，所载文章的类型。报重新闻，杂志重论说。梁启超与汪康年关于《时务报》刊期问题有过激烈争论，汪康年主张办成日报，梁启超力主办丛报(杂志)。梁启超反对汪康年，其用意在要将《时务报》办成政论色彩极浓的，鼓吹政治改良的刊物，这里牵涉到所载文章的类型。所谓文章类型不是指单篇的，而是要从一个报刊的总体上看。以上两条标准，基本上可以分别报纸与杂志，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早期文艺报刊史是可以借助于这两条标准的。

报与杂志统称为报，虽是早期报刊的现象，但“五四”以后仍有沿用成规的。1922年9月3日胡适在上海创办了《努力周报》小报型增刊《读书杂志》。为什么它的形式是小报型的，却以“杂志”来作名称呢？因为，它是月刊的刊期，所载文章都是论文。是以“疑古史”为中心，对有怀疑的古书，加以考证、整理和重新评价。鲁迅说到自己较重视培养青年作者时，说“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比较地易于登出。”鲁迅编过半年的《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这里所说“报”显然不是单指《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而是包括《语丝》、《莽原》、《奔流》等杂志。胡适、鲁迅都是沿用早期报刊史上“报”的概念。我以为我们在研究“五四”以后文艺报刊史碰到类似情况，亦可借助于上面提及的那两条标准。

“消息”原意何指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消息看作是变动中的客观事实。最早出现‘消息’一词是《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就是说，太阳到了中午就要逐渐西斜，月亮圆了就要逐渐亏缺，天地间的事物，有的丰盈，有的虚弱，都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有时消减，有时滋长。从此，我们的古人就把客观世界的变化，把它们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把它们的荣枯、聚散、浮沉、升降、兴衰、动静、得失等等变化中的事实称之为‘消息’，也就是新闻。”

查：最早出现在《易经》中的“消息”并不是一个词，而是由两个并列的动词组成的一个联合词组。两个并列的动词并各有其义。消指消亡，息指增长。这里的“消息”就是消长的意思。《庄子·秋水》中有：“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这里的“消息”也是表示消长的意思。

我们现在使用的“消息”是一个名词。词义是关于人或事物情况的报道。这同《易经》中“消息”只是同形、同音，词义却是不相同的。

我们知道，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是以双音词为主的。但在古汉语中常有一些两个单音词联在一起的情况，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现代汉语的双音乃至用今义去理解它。

我们毕竟还不能说曹操诗中“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烈士”是指为正义事业牺牲的人吧。同样，对于《易经》中的“消息”，我们也不可能“看到”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变动中的客观事实。

介绍我国最早的女报人

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办报活动的妇女，是裘毓芳。她于1898年5月创办并主编的《无锡白话报》，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对于这种戊戌维新时期出现的基本上用口语编写的白话报，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尝试，肯定其进步的历史作用。

裘毓芳，字梅侣，笔名梅侣女史，江苏无锡人。她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有深厚的文史和国学根基，精通英文，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文笔优美。她不仅熟知中外历史与现状，善于汲取一切新鲜的思想养料，而且立志办通俗报刊，运用白话文来开通民智，传播新知，主张以白话文为维新之本。裘毓芳亲自采写或改写新闻，《无锡白话报》几乎每一期都有她的编译之作。她译介了李提摩太写的《俄皇彼得变法记》等，并撰写了《日本变法记》、《印度记》、《化学启蒙》等文。

我国近代史上的女子报刊

我国近代史上的女子报刊，为数虽不是很多，但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故将这方面的情况简介如下。

《女报》，我国最早的妇女刊物。1899年(光绪25年)创刊，在上海出版，陈撷芬主编，不久即停刊。至1902年(光绪28年)续出，每月一刊，期数重起，由苏报馆发行。1903年(光绪29年)改名《女学报》。同年“苏报案”发生，撷芬避居日本。第4期改在东京出版，由上海《民国日报》发行，停刊时间未详。此后陈以益在上海创办杂志。亦采用《女报》之名。报《篇目汇录(1)》一书记载，陈主办的《女报》实为《神州女报》之继续。而发行于1907年12月及1908年初的《神州女报》，实为创刊于1904年1月丁初我等主编的《女子世界》及秋瑾主办、1907年1月2日创刊的《中国女报》的延续。《中国女报》自1907年3月4日发行了第2期后，已拟好出版第3期的计划，后因秋瑾等忙于准备武装起义，不得不停刊。《女子世界》则自第二年期6期起由陈志群主编，共出版了18期后，于907年停刊。此刊是当时出版的以妇女为对象的历史最长，影响较大的刊物。1907年7月15日秋瑾壮烈牺牲于绍兴古轩亭口，是年底，《女子世界》与《中国女报》合而为一，易名为《神州女报》，由陈志群主编，两期后停刊。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有两份同名的《女学报》和同名的《女报》，彼此间不可混淆。

报纸副刊的来历

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多有专名，定期出版，据说，最初的报纸是根本没有副刊的。关于报纸副刊起源说法不一，兹录三说。

一说副刊的专栏最早出现在上海的《时报》上。《时报》创刊于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时报》的总经理是当时报界的著名人物狄楚青。后来，包天笑进入《时报》馆，便和狄楚青商量，建议另辟一栏，唤作《余兴》，专门登些除新闻以外的杂著。如街谈巷议，轶事秘闻，小评论，小幽默等等。这一建议很快得到狄楚青的赞同，并请他担任“余兴”的主编。这样“余兴”就成了我国报学史上的第一个副刊了。以后，各报争相效仿，为了活跃版面，打开销路，都创办了自己的副刊。尤其是《申报·自由谈》副刊，鲁迅经常为它写稿，办得很有生气，最受读者欢迎。

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是，1897年上海《字晨报》为刊登副刊文字的版面请人写刊头，把“附刊”错写成“副刊”，以后便将错就错相沿下来。

《辞海》说的则比较笼统：“中国报纸的副刊起于清末，最初称副张或附张，大都刊登消闲文字。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一些提倡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的副刊。”

近代“小报”源流

小型报，是中国报刊后起的一个品种，源于清末的大报副刊。“五四”运动前，报纸副刊一般属于大报的组成部分，在大报上占有固定版面。刊登的也多是“消闲”文字；“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些提倡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的副刊，同时，有的报纸副刊从大报上分离出来，如《字林西报》办《消闲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等，逐渐演化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小报”。

副刊演化成独立的小报，一般也都各具独立的办报思想，有的偏重于消闲，有的偏重于政论，总的说来还是以消闲性居我。在消闲性小报中又各有不同办方针和表现手法，有的趣味高尚，文艺性知识性强；有的则格调低下，庸俗无聊，满纸充斥不堪入目的文字和照片。

以上从整体来说的，当然不排除在小报形成之初也有一开始便从独立形态出现而并非大报的分出。

近代中国第一张小报是1897年由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游戏报》，1910年停刊。

我国最早的文摘刊物：《集成报》

我国最早的文摘刊物，是1897年5月6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创刊的《集成报》，在上海出版为旬刊，由陈念萱倡设。内容颇丰富，举凡政治、实业、科技、历史、地理及掌故、新闻等，均有摘录。如第一期有清朝各地方官给皇帝的奏折及《抗税日兴》等；也有《古邮卷居奇》、《百岁新婚》等。当时被摘的报刊有《时务报》、《万国公报》、《汉报》、《博闻报》、《新闻报》、《官书局报》、《中西报》等；此外还摘译外文报刊，如日本《内阁官报》、《巴黎时报》、《上海字林西报》、《美国纽约报》等。《集成报》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停刊时间未详。1901年上海又创刊一种文摘性的《集成原子》，刊名、内容、刊期、装帧及型式均相同，但前者为连史纸石印，后者为有光纸铅印，较便识别。

期发行数量超过百万的报刊

全国由邮电部门发行的报刊，1983年5月份期发行份数已超过100万份的有30多种，其中报纸有：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中国少年报、电视周报、讽刺与幽默、北京晚报、文汇报、语文报、辽宁广播电视报、每周广播电视报、少年报、湖南科技报、羊城晚报等。其中期刊有：红旗、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半月谈、中学生、无线电、看图说话、大众电影、电影画报、连环画报、新体育、武林、八小时以外、大众医学、少年文艺、故事会、电影故事、作文等。

少年儿童刊物的起源

我国的少年儿童刊物起源于清末。最早的是在上海出版的一种画报——《小孩月报》。该刊创刊于1875年3月，上海基督教清心书院编印，主编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该刊内容以传播教义为主，并刊载诗歌、故事、寓言等。

中国人自己主编的少年儿童刊物，创办最早的要数商务印书馆的《儿童教育画》。该刊创刊于1909年，初为不定期。1911年2月起改为月刊。它的内容活泼多样，有物理、算术、动物、植物等科学知识；也有文字、历史、图画等文化艺术知识；还有寓言、诗歌、画谜、手工、风俗时事等栏目。每期“悬赏”栏目出有各种题目，若读者得中，给予赠品。最有特点的是“今昔比较”一栏，刊登世界科学文明的发展史，如小木船与大轮船相对照，直观易懂，画面生动。

《儿童教育画》以图为主，32开本，每期约20页。该刊出了90多期，1921年左右停刊。

此后的几年，商务印书馆还先后于1911年2月和1914年7月分别创办了两个面向少年读者的月刊：《少年杂志》和《学生月刊》。

较早出现的少年儿童刊物还有1914年7月创刊的《中华童子界》月刊，中华书局印行，设有“童子俱乐部”专栏。其“悬赏”的花样繁多，有作文悬赏、图画悬赏、习字悬赏、特别悬赏等，很能吸引小读者。

我国报纸的儿童副刊

我国报纸的儿童副刊，最初是以专栏出现的。1901年创办的《杭州白话报》和1903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国白话报》，就辟有儿童专栏：前者为《新童谣》，后者为《歌谣》。这两个专栏发表旨在向少年儿童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歌谣作品。

产生于五四时期的现代儿童文学，当时的报刊是它生长的摇篮。经常与间或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和文章的，当推《晨报》、《京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的副刊。1923年，《晨报》创办《儿童世界》，京报则附以《儿童周刊》。它们大约是我国报纸最早的儿童副刊了。至此，儿童副刊在报纸上有了相对固定的版面。

值得一提的是，省港大罢工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人工之路》，曾于1926年9月19日开辟了一个儿童副刊——《小孩子周刊》。这个《周刊》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却是党领导的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一个儿童副刊。

在整个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报纸儿童副刊有了增加，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申报》，在史量才经营的后期，曾办过许多副刊和附刊。除著名的《自由谈》、《春秋》等文艺性副刊外，还有《经济专刊》、《医学周刊》、《妇女周刊》、《建筑专刊》等，并于1933年12月3日创办《儿童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每日译报》也增辟《儿童周刊》，出版了10余期，刊发了周恩来、秦邦宪、叶挺的《三个大朋友的话》等文章，并连载了主编苏苏(钟望阳)的长篇小说《小癞痢》。不过，在儿童副刊中，影响较大的，还是1947年创刊的《大公报》的《现代儿童》。据主编陈伯吹先生回忆，《现代儿童》每逢星期六出版，每期占对开版面的一半，登载小说、童话、诗歌、科学小品、小剧本、连环画等，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儿童文学新人。这个儿童副刊在1948年秋停刊，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儿童文学新人。这个儿童副刊在1948年秋停刊，解放后于1950年又复刊，改名为《新儿童》。

从以上的轮廓，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我国儿童文学的发轫和发展，和报纸，或者说和报纸的儿童专栏、儿童副刊密不可分。我国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没有和儿童副刊发生过关系，没有给儿童副刊写过作品的，恐怕没有。当然，旧中国报纸的儿童副刊，就其内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申报》的《儿童周刊》，就曾充斥一些低劣，甚至反动的作品，遭到鲁迅猛烈的批判。

最近几年，儿童副刊有(《童心》)、《北京日报》(《小苗》)、《春城晚报》(《小桔灯》)和《太原日报》(《苗圃》)。至于有儿童专栏的，那就更多了，如《北京晚报》有《儿童诗篇》、《我们的作品》(少年儿童习作园地)；《新民晚报》有《娃娃天地》、《一分钟童话》；《羊城晚报》有《金色童年》等等。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

《新小说》主编是梁启超。该刊1902年创于日本横滨，次年改在上海刊行，1906年元月停刊，共出24期。连载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等名作。对促进晚清小说繁荣局面之形成有重大作用。

《绣像小说》为半月刊，李伯元主编，1903年5月创刊于上海，1906年4月停办，共出72期。所刊作品之重要者如《老残游记》、《文明小史》等。该杂志致力于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以开导社会为原则”(阿英)，其贡献不能低估。

《月月小说》为月刊，1906年9月创刊于上海。初由汪维父编辑，第4期由吴沃尧、周桂笙继任笔政，至1909年1月停刊，共出24期，以刊登短篇小说为主。她发表过《动余众》、《泪珠缘》等作品，开了鸳鸯蝴蝶派的先河。

《小说林》，由黄摩西任主编。1907年2月创刊，1908年10月停刊，共出12期。特点是以刊载翻译小说和小说评论为主，因而它对晚清文学理论所作的贡献，为其它刊物所不及。阿英曾充分肯定该刊发表的两篇小说理论文章——《小说林发刊词》和《小说林缘起》，指出它们对于小说的看法，“比之过去时代，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中国第一份新诗“诗刊”

由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三人编辑创刊的中国第一份“诗刊”——《诗》1922年初在上海诞生。《诗》专刊新诗和诗评。胡适、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王统照、郭绍虞、刘延陵、徐玉诺等常为它的主要撰稿人，湖畔派青年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也是它的经常撰稿人。《诗》是月刊，从1922年至1923年共出七期。创刊号未署“文学研究会”，到第4期才署上“文学研究会”，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刊。后来由于编者分散，稿件短缺，自动停刊。

“新华社”溯源

新华社为新华通讯社的简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社之一。新华社最早创建于1931年11月7日，地点在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瑞金。当时的名称叫做“红色中华通迅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春，“红中社”在延安正式改名为“新华社”。

新华社历史上的第一个分社是西安分社，是西安事变爆发后，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在西安成立的。

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是1933年“红中社”编辑部创办的《工农通讯员》。早期的对外宣传刊物是1940年10月出版的《中国通讯》，用英、法、俄三种文字油印。

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国内分社是总社在太行期间设立的布拉格分社。

新华社的总社是1939年逐步建立起独立的组织机构。而各个分社(除了解放军分社)在全国解放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有的分社在全国解放后一段时间里，是同所在地区的地方党报合在一起的，即“报”、“社”一家，统一领导，新华社分社同时又是报社的采访部。后来，各省市分社才陆续从省、市报社独立出来。

我党第一份外文刊物

1946年暮春，世界各大城市曾行销一份16开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它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份外文刊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竭力将中国拉向内战深渊，并利用国民党报刊在国内外大造反动舆论。我党为了便于在国际上展开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斗争，于1946年5月17日创办了《新华周刊》。这份对外宣传的刊物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筹办起来的，主编乔木(即乔冠华)，编译关振群、孙一新，同情革命的法国商人密须里埃承担印刷，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兼翻译龚澎负责发行，编辑部设在上海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

《新华周刊》及时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新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及对国共和谈的立场，介绍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计划，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内容丰富，通俗生动，深受人们欢迎。国民党当局对此惶惶不安，犹如芒刺在背，指使上海反动当局于同年6月5日查禁了《新华周刊》。《新华周刊》从创刊至封闭，前后只出版了3期，但它在当时的宣传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锻炼了一批对外宣传人才。

谈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

华侨旅居海外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海外华文报刊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罗勃特·马礼逊与米怜在中国人梁亚发的协助下，于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这可算是海外最早的华文报纸，应数美国人威廉·霍华德于1854年4月22日在美国旧金山创刊的《金山日新录》。该报先是每周两期，不久改为周刊。至于最早的华文日报则是1856年12月由来自广东的同徒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创办的《沙加缅度新录》。但只刊行两年就停刊了。

由华侨独资创办、存在时间长、影响也较大的正规日报，就要数薛有礼于1880年在新加坡办的《叻报》。它存在了52年，至1932年3月停办。

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是与海外华侨的发展分不开的。就报刊的性质而言，华文报刊最初多是由外国传教士从宣传宗教开始，逐渐发展为商品性、政治性的传播媒介，进而为民族自身求生存求发展服务。就办报人来说，也是由洋人办报发展到华侨办报，而后是华人(或华裔、华族)办报这样三个阶段。

进入20世纪，海外华文报刊出现过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夕，改良派与革命派利用报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促使海外华文报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一次高潮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经济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华文报刊随之兴旺起来。不仅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刊大增，美洲、欧洲、非洲的华侨、华人聚居地区的报刊也有所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文报刊又出现了发展高潮。原有的报刊纷纷复刊，而且还创办了一批新的报刊。

近20多年来，海外华文报刊曾遭遇到不少困厄。据1986年初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73家华文报(包括晚报)仍在海外各地出版(不包括港澳)。如加上各种华文杂志和期刊(包括报纸型的二日刊、三日刊、周刊等)在内，海外华文报刊总数一共为314种。

目前，为了提高出版水平和相互竞争，海外华文报刊普遍更新了技术装备，进入彩色印刷的时代。华文报刊已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成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联系的纽带。在世界传播事业中，海外华文报刊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焉得虎子”出处谈

班超出使西域，至鄯善，夜袭匈奴营帐。班超对部属三十六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辞海》“不”字条持同样说法。但查《后汉书·班超传》和《资治通鉴·汉纪》，班超原话均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那才能“焉”字从何而来？近查新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一卷，“不”字条下云：“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并注明在《三国演义》七十回，黄忠对刘封的谈话，改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太平广记》引《芝田录·李王豸》条载：“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统军李王豸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太平广记》是宋人作品，引文当在宋以前。

淫秽书刊称“黄色”的缘由

按我国的传统，黄色独尊，为什么把淫秽书刊同“黄色”挂上了钩？

的确，在五色里，中国人十分喜欢并尊重黄色，端庄、肃穆、尊贵、吉祥，黄色是其象征。古代的皇宫，宫内的陈设，皇帝的服饰、车驾，均以黄色为重，于是又有“黄袍加身”的好话儿。“黄马褂”，是清代显贵服式的一种，成为达官贵人的代名词；僧侣中职位较崇者穿著黄颜色和尚衫，叫“黄袍僧”；历书用的是黄色封面，称“黄历”；好日子称之为“黄道吉日”。就连孝敬祖宗，祭祀烧纸钱也要用“黄表纸”包裹好，送往冥府，以尽孝道。

那么，淫秽书刊为什么要冠之以受人尊崇的“黄色”呢？

原来，“黄色书刊”一词是个舶来品，它的寿命还不到百年。19世纪末，美国纽约《世界报》为了取悦读者，扩大销路，便以黄色版面，大量印刷一些低级趣味的漫画，四处发行。从此，“黄色书刊”一词风靡世界，才成为色情、淫秽出版物的代名词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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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武术·杂技

“体育”一词由来始末谈

“体育”一词最早是以身体的教育出现于卢梭《爱弥尔》一书中。以后又有德国、丹麦、瑞典等国的体育先驱者著书立说，形成体操炼身体系。日本在1868年从欧洲引进“体操”这一词语。1878年近藤镇三正式起用了“体育”这一词语。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我国有大批留学生渡海去日本求学，其中学体育的为数不少，他们回国后带来了“体育”这个词。

在我国，“体育”这个词最早见于文字是1902年《杭州白话报》连载日人西川政宪著国民体育说译文。1903年上海《政艺通报》上曾刊登《无锡体育会简章》，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全面教育时说：“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此。”在1905年《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上也提到：“体育功夫，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

在我国，最早创办的体育团体，是1906年上海的“沪西士商体育会”。1907年，我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也创办了体育会。同年，清皇朝学部的奏折中也开始有’体育”这个词。辛亥革命以后，“体育”一词就就逐渐用开了。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正式使用了“体育”这个词。

奖杯与锦标

世界正式体育竞赛中，皆向优胜者颁发奖牌或奖杯。外国奖杯源于10世纪英国宴席的大酒杯lov-ingcup(意为爱杯)。

我国早得多。我国北魏孝武帝元修(532—534年在位)，曾让十多名武将进行射箭比赛，目标为悬在百步之外的一银质杯，射中者获酒杯为奖，结果，一个叫王顺的军官获杯。9世纪唐宣宗时为围棋比赛还曾颁发过奖杯—盖金花碗。宋朝时，赛龙舟以银碗为奖品，其法先将银碗悬在终点的标竿上，先到者即获此碗，名为“夺标”。当然中国现代体育竞赛中的奖杯可能既源于我国古代奖杯，也可能同时受到外国奖杯的影响。

锦标在我国出现得更早。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代，随着我国射箭运动的盛行，锦标也应运而生。据《周礼》载，当时有名叫“习常”的官员，给优胜者授奖，奖品是一面挂在竹竿上用旄牛尾巴和彩色羽毛制成的旌旗，可以说是比较正规的锦旗了。隋唐，产生了锦缎做的旗帜，成为奖励优胜的名贵纪念品，并且正式出现了“锦标”一词。唐朝不少描写龙舟竞渡的诗歌都提到了“锦标”。白居易诗云：“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

“蹴鞠”介绍

蹴鞠，是我国古代皮制的足球。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足球运动。蹴即踢也，蹴鞠即意为用脚踢的球，开始出现于战国时期，当时有名的说客苏秦到齐国游说连横抗秦之事，看到齐都临淄十分繁荣，市民无不奏乐下棋，踢足球。汉刘邦称帝，怕其父过不惯宫中生活，在长安东边仿家乡丰邑建新平，并将家乡的老邻居、以及父亲的球友迁于此，其父十分高兴，可见当时踢球之风大盛。这时的球还是以毛发充塞。到唐代，则改为充气皮球，里面以动物的尿泡作球胆，吹满气闭口，外面再用八片厚皮子缝起即可踢。东汉时举行对抗赛，于球场东西两边各设六个球门，以进球多少为胜负。唐代球门已近于现代足球的球门，用两根大竹竿竖起一网，以踢进多者为胜。宋代专有宫廷球队，球门架在三丈多的高空中，称为“风流眼”。比赛之外，官员、仕女也常一人踢球。

我国汉代到唐代的足球赛，每队上场6人。到宋代用单门比赛，双方各为12人至16人。

古代的女子足球运动

中国女子足球队曾在意大利参赛，获得了托尔托纳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的冠军。此外，在威尼斯国际邀请赛中，她们还取得了亚军。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女子足球运动，早在1000年前就有了。

唐代大历诗人王建的《宫词》中说，“寒食内人长白打”，所谓“白打”，据考证，是一种不设球门的单人或数人的“蹴鞠”运动。蹴即足踢，“鞠”是内填毛发的皮革圆球。这是距今1200多年女子踢足球纪述。

宋代，女子足球已由深宫大内扩散至民间。人们从宋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陶枕，得到了物证。枕上绘有女子踢球的图样，是民间百姓的装束，形象生动逼真。在宋人朱胜非编的《绀珠集》里，更具体写道：“两人对踢，三人角踢，胜者有彩。”所指就是女子足球规则。

元末明初之际，有个走江湖卖艺的女子彭云秀，她有16套踢球绝招，还可以使球“绕身不堕”。诗人詹同(明初的国子监博士)著有《天衢吟啸集》，其中有诗《滚弄行》，就是专门为她而写的。

明代的崇祯皇帝，他尽管上朝时一本正经，但退朝后却是“足球迷”。他的爱妃田贵妃，就是技巧娴熟的足球好手。她经常在宫内开展赛事，用以慰解皇上。观者认为田妃的球技“风度安雅，众莫能及”。那时宫里有个‘齐云社’，这可以在《水浒》里得到印证。宋朝徽皇帝对高俅说过：“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闻，但踢何伤？”可见这个足球团体之名，自送迄明，均有相沿。

“击鞠”介绍

击鞠，为骑在马或驴上打球，最初主要用于军队的训练，后来成为民间与官方的一项体育娱乐活动。东汉末曹植《名都赋》中，写京洛少年“连翩击鞠壤，巧捷唯万端”，当是马球的最早记录。唐代打马球蔚然成风，选质地坚硬而又有弹性的木料，先作成拳头大小的木球，把中间掏空，外涂朱红漆，就成了光滑坚硬的马球了，球杖则长数尺，杖头形如弯月，与今天冰球竿近似。打球骑的马，往往也都是些西北名马；打球者骑在马上，握球杖击球，要求人的骑技高，人马配合要好。球门分为单门与双门，比赛时要在广阔的场地进行，双方各树红旗若干面，进球者增一面红旗，失一球者拔一面红旗，得一分称得一筹，裁判员称唱筹。古人诗曰，“初月飞来画杖头”，“筑场千步平如削，击鼓腾腾树赤旗”，即指打球的情景。

马球状元唐宣宗

唐代诸帝素有玩马球的嗜好。其中，堪称球技第一的大概是唐宣宗。他击球时，“每持鞠杖趁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如此妙不可言的球技，自然使军中的击球健儿钦服。即使在今日，能够骑在奔驰的马上连续击球数百下，也足令人叹为观止了吧。如不是从小喜爱马球戏，功力断不至深厚到这般地步。

宣宗亦自知球技超人，曾洋洋自得地对戏子石野猪说，要是我去考击球进士，一定可以获得状元头衔。石野猪幽默地回答，若是先帝尧舜作礼部侍郎的话，会指出您的过错，把您贬职流放的。宣宗听了一笑置之。

我国乒乓球运动小史

乒乓球运动在我国已有近80年的历史。最初由日本传来。据说清朝光绪三十年前后，上海有一姓王的文具店商人，从日本购了一些乒乓器具回国。他为了推销这些商品，就亲自作打球表演，用来吸引顾客。

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二年之后，上海乒乓球联合会宣告成立；到1923年，全国乒乓球联合会才在上海诞生。

1935年1月，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曾邀请我国加入国际“乒联”，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当时我国乒乓球队选手无比兴奋，准备在国际球坛上一显身手；但因为国民党当局不支持，连选手的旅费都没有着落，放弃了这次比赛。

解放前，我国乒乓球队只参加过1927和1930年两次远东运动会比赛，因为球艺不高，团体和个人比赛都未获胜。

解放后，由于党对体育运动重视，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在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中国何时有了蓝球运动

篮球运动于何时传入我国这个问题是多年来未能揭晓的谜。

1896年天津青年会曾公布以下三次英文布告：

第一次布告于1896年1月11日，“一场篮球赛将于今日下午举行，一切爱好运动的青年请于四时踊跃参加。”

第二次布告于1896年1月18日，“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四时将举行篮球赛，来参加这项运动吧。”

第三次布告于1896年4月4日，“上星期六下午进行了一场热烈的篮球赛，另一场将于今日下午四点举行，来学学这项运动吧。”

如果没有更早的文字记载，似可得出结论：我国第一次正式比赛篮球是1896年在天津。以后在我国逐渐展开。

谈摔跤的起源

我国的摔跤起源甚古，称为“角抵”、“角力”，相传创始于黄帝蚩尤的搏斗。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角抵是国家训练精锐部队的重要项目，或者说一种军事体育活动，秦汉后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民间体育活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角抵受少数民族摔跤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新的摔跤形式—相扑。根据敦煌石窟的一幅相扑图，比赛双方袒裸上体，短裤赤足，头发梳成直立的双髻，即文献所载“植发如竿”，这不但与汉代角抵的打扮一样，也同今天日本相扑的打扮一样。

到宋代，摔跤比赛开始有了比较完整的规则和制度，并且每年在临安相国寺举行一两次大规模比赛。

漫话击剑运动

“剑乃百刃之君”。击剑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早在西周时，击剑就已出现，春秋时已相当发达。《吴越春秋》中著名的“越女论剑”故事，便是生动写照。越女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说明当时的人对击剑中的呼吸、动静、虚实、内外、顺逆、攻防等矛盾双方关系处理的重要性已有深刻认识。不过，在火器发达以前，这项锻炼价值极高的运动因其高度的军事价值，常常充满着“杀气”。

据传庄子的《说剑》一文中曾描绘过这样一个情景：“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庄子对此大加挞伐说：这种斗剑与斗鸡无异，人斗死了对国家还有何益可言！

以死神做强弱最终裁决的方法，其弊端是极为明显的。因此，击剑运动在力保其军事价值技击的主要功能的同时，使习剑者无性命之虞又能深得其理的剑术套路便逐渐产生。

剑术套路源起何时无从考证，但其历史无疑是很悠久的。

楚汉时著名的“项庄舞剑”故事就从侧面反映出这点来。当项羽谋臣范增想在鸿门宴上铲锄刘邦时，便策划项庄借“军中无音乐，请表演剑舞以助酒兴”之名，趁机杀死刘邦。尽管这种真剑之舞是居心险恶的舞，但它毕竟透露出，剑是可以用来表演的，有一定的动作编排，因而具有套路的性质。从发展的角度观之，这无疑进了一大步。

套路的形成与人们对击剑技术在理论上的认识总结有密切关系。三国时曹丕在其《典论·自序》里曾记下一件他本人亲历之事。一次他与久负善剑之名的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席间论及剑道。谈论一久，同样谙熟击剑精蕴的曹丕发现邓的剑论着实不怎么样。恰巧当时他们正在吃甘蔗，于是曹邓二人以蔗代剑交手比试，结果丕三中邓臂邓不服，求再试，丕又击中其额。曹邓二人先论法后斗剑，曹丕能从理论上的破绽，窥知其虚实，生动说明当时击剑理论已相当成熟。更重要的是，以蔗代剑切磋武艺的方式，不失表明古人习武较技已能朝着趋利避害的方向迈进……

不过，在火器时代以前击剑运动无法摆脱战争中攻杀拒防的第一需要，因而很难成为意味纯粹的体育运动。随着斗转星移，剑终因火器时代的来临，失去原有的军事价值，但却以此为契机，终于得以发展成为真正的体育运动了。

谈谈举重

举重是一项古老的运动项目，早在数千年前我国就已广泛开展了。战国时代，举重运动盛极一时，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史书·秦本纪》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商鞅曾在京城竖起起重木征求力士，中者赏以百金，这就是著名的“一言为重百金轻”(王安石诗)。西楚霸王项羽也是位“力能扛鼎”的大力士。汉代设“鼎官”，负责扛鼎事宜，胜者封为“武力鼎士”。魏文帝时，铸了一个“万鼎之钧”，据说任城王亲能举起走动。

到唐代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马枪翘关负重之选。翘关是城门栓，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唐选举志》)。唐朝的博通，膂力过人，双手各举一床，床上放一睦盛着酒的碗，他从石阶上走下来，停放时，碗中的酒丝纹不动。直到清末，举重都被列为武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元代主要是“举石”，清代则盛行“舞刀”，方式有所不同。

近代以来，杠铃传入我国，取代了传统的举重器械。1936年，我国首次参加了十一届奥运会中的举重比赛。1953年第一次全国举重单项比赛，刷新了解放前所有的全国记录。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举重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游泳史话

游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深受人们欢迎的一项体育活动。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邶风·谷风》中就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游泳的词源即此。可见，在距今3000多年周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

游泳是怎样产生的？古人已经认识到，它是出于劳动与生活的需要。《庄子·秋水篇》说：“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宋人苏东坡认为，南方人之所以会游泳，是因为“日与水居”，“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最终掌握了游泳的规律，“得于水之道”(《日喻》)。同时，游泳还是一种军事技能。古代兵书《六韬》中就把“越深水，渡江河”列为“奇技”。

由于游泳技能有着广泛的用途，游泳活动就不断地得到发展。汉代古籍《淮南子》中已有了关于游泳姿势的记载：“游者以足蹶(蹬)，以手柿(划)。”汉魏时已有端午节举行游泳比赛的习俗。唐宋时，每年端午节在钱塘江举行规模很大的游泳比赛，“善泅之徙，竞作弄潮之戏”。

唐代有个跳水家曹赞，能在水中“回旋出没变化千状”。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精于象棋，也爱好游泳，每到暑天，就和象棋能手周子善去溪水游泳，并“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愈久愈乐，忘日早暮”。至于古代小说中描写的许多游泳高手，大多数也不是神话。

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一节中写道：“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这说明，当地群众也有较高的踩水本领了。古代罗马帝国，曾禁止人们游泳，并把游泳者抓起来活活烧死。现在也有个别国家禁止妇女游泳。而在我国古代也不乏男女混合游泳的记载。

漫话滑冰

公元1230年，宋朝皇帝“幸后苑观花，作冰嬉”(见《宋史·礼志》)。到了元朝，冰上活动开展得更加广泛，在《帝京岁时记胜》中描写人们在封冻的江河上滑冰的情景。到了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已把滑冰当作一种军事训练手段，成立了“技勇冰鞋营”兵种。清朝野史还介绍了当时使用的冰刀：“以铁条嵌于鞋底，作势一奔迅如飞羽。”清中、后期，还曾把滑冰改变为供观赏的娱乐活动，每到冬季还挑选能手1000余人作各种项目的滑冰表演。鸦片战争后，外国冰刀及滑冰方法传入我国。

解放前，有条件滑冰的人很少，更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比赛。据史料记载，只是在北京、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搞过地区性比赛，参加者只是一些学生。1943年2月，在解放区延安曾举行过一次冰上运动会，项目有男、女100米和各项表演。

新中国成立后，北方的滑冰活动得到迅速普及。1957年我国开始参加世界滑冰锦标赛，取得男子500米第二名，1963年王金玉和罗致焕打破了世界男子全能记录，罗致焕还夺得了1500米冠军，王淑媛取得女子1000米第二名。健身球漫话

“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在河北省，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的民谚。铁球，即现在的健身球，被列为三宝之首。

健身球始于何时？南宋《都城纪胜》一书记载，在当时京都临安，已经有民间杂耍艺人用铁球表演技艺，称为“弄球子”。明朝嘉靖年间，铁球在民间开始流传，逐渐引起朝廷的注意。从此，民间每年向朝廷进贡若干副，后来就有身怀绝技的工匠被召进宫里，专为皇室精制铁球以供赏玩。

又据清朝大内档案记载，乾隆皇帝的老师纪晓岚(官名南书房行走)，把铁球推荐给乾隆皇帝，供他作日常保健用品。传说乾隆皇帝活到86岁，纪晓岚也活到84龄，都得益于铁球。

清末民初，保定市南大街甘石桥一带，有几户烘炉匠，是生产铁球的。在城隍庙街附近，有两个商号出售铁球。保定府为京都之南大门，官僚、商贾南来北往，途经这里，莫不争相购买铁球，或自用，或赠友，或孝敬父母，一时间铁球名闻遐迩。

1975年10月，曾任国民党河北省省长的商震从日本回国探亲，来到保定。他想起保定的传统产品，便索要铁球。可是，“七七事变”后铁球生产一蹶不振，解放以后仍未恢复生产，人们只好从一位老工人家里找来一副锈铁球，经过抛光，送给他。这位87岁的老人喜出望外。从此，恢复铁球生产的呼声便日见高涨。

近十年来，定县健身器材厂和保定市铁球厂都相继恢复了铁球生产，并且为它起了个雅号：“健身球”。

铁球原为实心球。清代，改为空心，内装音簧，并加铁丸，一副两枚，分高低音，俗谓一雌一雄。用五指拨动，能发出悦耳悠扬的声音。今天的健身球为半机械化生产，无论外形和音质都已超越旧时产品。

何时出现龙舟竞渡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瀚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闻千雷”。这是唐代诗人张说的一首叙述龙舟竞渡的诗。

端午节龙舟竞渡，相传是为纪念公元前278年投江殉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一种遗俗。但这仅是传说，实际上龙舟竞渡并非屈原死后才开始盛行。

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时便有端午龙舟之俗。而在远古时代，华夏族祖先以龙为图腾，端午节便是古代华夏族人祭祀龙的节日。我国现代爱国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曾找了101条古籍记载，发现吃粽子和划龙舟均与龙有关，于是他联系《说苑》和《国策》中有关吴越百姓“断发文身，以似龙子”的记载，进而推论出端午节原是吴越人民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据西汉《越绝书》记载表明，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越国消灭吴国的纪念日，并开展龙舟竞渡。诚如《江西志书》云：“……夜龙舟之戏，四面多垂小灯，竞渡如白日。”而在隋朝杜召卿所著的《宝烛宝典》中，则指出端午节竞渡纯系一种娱乐性节日活动。该书云，南北朝时北方过端午节龙舟竞渡，“在此罕有楫拯屈原之事”。

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既能娱乐强身，又能弘扬爱国精神的水上体育活动，几千年来一直为百姓所喜闻乐见。

拔河拾趣

你是否知道，在我国古代，正月元宵前后，要举行一种“牵钩”的游戏—拔河运动。

早在春秋战国时，楚国为了攻打吴国，曾使用了一种一端带有钩子的拖绳，用来拖拉敌人的战车和战船。平时，即用此绳来训练士兵“退则钩之，进者牵之”。这种“牵钩”的军事训练，即是拔河运动的最早形式。

到了唐代，拔河运动进入了兴盛时期。大绳中立大旗为界，震声叫噪，使相牵引，以隙者为胜，就者为输。

神龙年间，唐中宗命其侍臣，在宫内，举行过一次“御前拔河比赛”。其一方为七宰相二驸马组成，另一方由三宰相五将军组成，比赛之中，有二老臣扑倒在地，竟气喘吁吁半天不能直立于地，引得中宗大笑不已。

唐玄宗喜欢拔河，他举办的拔河比赛，据称挽者至千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惊。为此，进士薛胜，曾写了一篇《拔河赋》，来描述热闹的拔河竞赛盛况。

民间的拔河活动则更为普遍。据记载，在襄阳(今南阳)一带，常常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举行正式的拔河比赛。古时拔河所用器材都很简单。据《封氏闻见记》载最初用的是蔑绳，后改为大麻绳。在唐代这种麻绳长四五十丈，大绳两边中系着小绳数百条。

踢毽子何时兴起

踢毽子，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它历史悠久，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已经出现，据文史家考证，汉代画像砖上就有踢毽者的形象。唐宋时，踢毽子更加风行，技巧也更高超。北魏时，有12岁小儿能连续反踢500次。唐朝有个20岁的惠光，在天街进柱上踢毽子，也可连踢500次。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载：“今月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五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名色，亦鞠之遗事也。”

作为一种民间体育活动，踢毽子有比其它体育活动更多的优越性，它不择场地，不分男女，不需花钱买玩具，因而流传很广。在我国，塞外承德有“踢毽之乡”的美称，几乎家家有毽，人人会踢。南国广东也有所谓毽子会之类的游艺活动。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说，当年广州，每逢元宵节，昼则踢毽五仙观，毽有大小，其踢大毽子作为一项练武的辅助功。

解放后，北京有个杂技演员谭俊川，78岁时，一口气能踢6000多个，有32种变化动作。他还能用膝头踢、脚底踢、正踢反踢、前踢后踢。又能用头顶和鼻尖动作编成一套套花样，毽飞人舞，矫健多姿。天津的周占元，能把4个毽子踢到头顶的4个小碟子里去，还兼做花样动作。

古老的游戏：跳绳

跳绳是一种有益的古老游戏。

跳绳，古称“跳白索”，在我国民间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早在南北朝时期，跳绳已作为“祛病延年”的娱乐活动而盛行。每逢农历正月十六，在黄河流域的农村中，都要进行儿童跳绳比赛，胜者有奖，绊绳者要受罚。明末清初，跳绳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北京一带有元宵节跳绳的风俗，而且跳绳的速度快如白光。

古代的田猎

原始社会，田猎是我国原始人的必不可少的谋生手段。阶级社会，田猎主要是作为一种娱乐和健身活动开展。并成为统治者练兵习武的手段。

古代的田猎主要有三种形式，步猎、车猎和马猎。原始社会主要是步猎，春秋战国时期车猎成为主要的田猎形式，这是由于当时车战是主要的战斗方式，统治者利用车猎演习车战的射、御。骑射兴起后，马猎又取代车猎成为主要的田猎方式。

古老的智力玩具

七巧板：一种拼板玩具，约有上千年的历史。由我国古老的燕几图演变而成。它是将一块正方形板分成7块，用它们拼成各种各样的图形。这种玩具很早传到国外。据说18世纪末的拿破仑一世就很喜欢玩七巧板。西方人还给七巧板起了“唐图”这个名字。

益智图：由七巧板改进而成。清代学者童叶庚将7块改成15块，改名“益智图”，即有益于智力的图板，古代许多文人还用它拼成戏文诗意。

连环：我国古老的智力玩具之一。据考证，它的历史最少也有几百年。宋代以后在民间广泛流行，结构较复杂，用铁丝和铁片制成。共有9个环和1个柄，玩法是要把9个环一个一个套到柄里去。

华容道：古代智力玩具之一。它联系着《三国演义》的一个故事，曹操在赤壁打了败杖，好不容易才从华容道上逃了出来。棋盘上仅有两个小方格空着，玩法就是通过这两个空格移动棋子，用最少的步数把曹操移出华容道。

包你迷：古代智力玩具之一。找4个一样大小的正立方体木块或纸盒，在它们的6个侧面均涂上4种不同颜色。玩法是把4个正立方体叠成1个正立方棱柱，使棱柱的4个侧面都分别有4种颜色。

奥秘无穷的古代围棋

围棋，本是我国传统棋艺之一，它比象棋出现得更早，至少已有2500多年历史。由于传到日本和欧美各国，现已成为国际性的棋艺。

围棋何时发明？何人发明？1600年前的古书《博物志》说是尧创造以教其子丹朱。又有人说是舜发明以教其子商均。这些都是传说，并不可靠。迄今发现的有关围棋的最早的文字是《左传》中以围棋来比喻卫国国政的记载，说的是公元前559年的事情，距今2500多年了。2400年前的古书《论语》和2300年前的古书《孟子》都提到围棋(当时叫“弈”)。据此看，围棋历史有2500年以上，是不会错了。至于围棋传往外国(以传往日本为例)，也有1000年以上。

围棋在古代颇为风行，文人学士，封建帝王、战将谋士，以至才人淑女、僧尼黄冠都常以弈以尚。中国向有琴棋书画并称之说，可见围棋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环。汉朝班固写下《弈旨》，流传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围棋史的重要时期，是一个普及与提高的时期。刘宋时曾举行全国性的围棋比赛，选拔出278个围棋高手。梁武帝萧衍就亲自撰写过《棋经》，我国现存最早的围棋著作是从敦煌石室发现的北周时期的手抄本《棋经》，记载了当时的围棋规则和棋艺。由于围棋奥妙无穷，唐诗人皮日休夸张地说只有神仙才能发明它。唐时日本的围棋高手慕名到中国来寻访名宿“手谈”(围棋对弈也叫“手谈”)。唐诗人杜甫、杜牧，宋词人苏东坡都有咏围棋的诗句。南宋出现了有理论、有经验、有指导的系统围棋著作《忘忧清乐集》。元代大儒虞集曾这样论述围棋：“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惟达者能守之以仁，行之以义，施之以礼，明之以智……。”清王朝的前期，曾是中国围棋高手倍出的时代。黄龙士、徐星友、施襄夏、范西屏的棋艺至今仍为中外人士称道。

我国的围棋著作，以清代施定庵所著的《弈理指归》为最著，但辞义深奥难解。后来，钱长泽重编为《弈理指归图》，成为研究围棋的专著，而前者失传了。从清中叶以后，民国以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棋手的水平与日本棋手的水平有很大差距。60年代初，当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号召围棋界10年赶上日本，并于1962年亲自提任新成立的中国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从此，中国围棋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

古代诗文中的围棋

古代文人大都嗜棋，有诗曰：“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班固撰《弈旨》；杜甫与杨氏夫人纹枰对坐；吴承恩结交当时的两大国手鲍一中和李釜，写下了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咏棋诗。

唐代张说的传奇《虬髯客传》，生动地描述了虬公与李世民对弈的故事。虬公欲谋天下，但在与他“手谈”中发现李的才能非凡，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故事不免夸张，但道出了个中真谛：咫尺纹枰，实为万里沙场。明人曾把它改编成剧本《红拂记》。

战略家学棋，有利于驾驭战争；普通百姓则能收到怡情养性之效。《述异记》中有这样一个传说：樵夫王质在石桥山观两童子下棋，看得入味，忘了回家；待至回家，斧柄已烂，同时代的人只剩他一人。后人常以“烂柯山”为题咏叹这个故事。如唐孟郊诗云：“仙界一日内，人间千岁穷。双棋未编局，万般皆为空。樵客问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独自凌丹虹。”又如明徐文长《题王质烂柯图》：“闲看数着烂樵柯，涧草闲花一刹那。五百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

从围棋中可以悟出其它人生哲理。大诗人白居易是个棋迷，他在《放言五首之二》中以棋喻世：“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纲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把这首诗与《放言五首之三》贯通起来，它们的基本题都是“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棋局与时局，棋局与人才鉴识，都要由时间检验，由实践检验。吴承恩也是个棋迷。他在《西游记》中多处描写棋局。他为刘几《诸侯将略》作序说：“夫兵家之法，犹弈旨医经，而史氏所载，则棋之势，药之方也。药不必执方，而妙于处方者必效；棋不必拘势，而妙于用势者必赢……”确实，兵法、医术、棋道乃至一切工作，切忌拘于“定式”，墨守陈规。

我国古典咏棋诗文，堪称艺苑一枝奇葩。但散见于经、史、子、集和地方志。这些材料目前还没有完整地搜集起来。近年，由刘善承主编的《中国围棋》已有所涉及。

中国象棋的起源

中国象棋是一种“斗智”体育运动项目。

中国象棋大约起源于战国时代，那时盛行着一种六博象棋，每方有棋子6枚。此即中国象棋的前身。象棋源于春秋战国时两军对垒的战阵(车站与步战)，根据这种战阵军事人员和作战工具的构成创造了这种形象的战斗游戏。原来象棋有了“将、马、车、卒”4个兵种，唐代象棋有了一些变革，牛僧孺加“炮”，与现代棋子已同，但其着法是“车”直进无回。棋盘和国际象棋一样，由黑白相间的64个方格组成。

北宋末南宋初，中国象棋基本定型，还增加了士、象。象棋风行全国。宋代的《事林广记》中就记载着中国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象棋谱。据发现的宋代象棋实物，一副象棋正是32子，其中，将2枚，士4枚，象4枚，马4枚，车4枚，炮4枚，卒10枚，双方各16枚，棋正面刻上楷体汉字，背面刻有相应的图案。元代象棋已演变为今天的黑卒红兵制度。

到了明代可能为了着棋和记忆的方便，才将一方的“将”改为“帅”，和现代中国象棋一样了。

新中国建立后，象棋被列为体育竞赛项目，为区别于国际象棋，传统象棋称“中国象棋”。现在，中国象棋已流传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菲律宾等国还成立了中国象棋协会。

谈谈中国象棋的造型艺术

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之一。最早的象棋是立体“金铜成形的棋子”。唐肃宗时采用了木制象形立体棋子。大英博物馆保存的一只马头棋子，就是我国最早的一件稀世奇珍。

到了宋代，立体象棋为铜棋或木制的阴文涂色棋子所代替。皇宫里棋子制作的材料非常讲究，宋徽宗的象棋是象牙描金的文字棋子，白檀香木制作的棋盘。

查存世之宋代铜、木质象棋为扁圆形双复面棋子，一面是汉字，一面是图形。字为将、士、象、车、马、炮、卒。图案亦参照棋子之寓意设计。

“将”：以宋代凤翅盔为蓝本，象征一军之命脉。

“士”：采用古代谋士贯用之纶巾为蓝本。

“象”：采用动物象的头形，使人一目了然。

“马”：采用战马之头像，根据唐太宗所骑六匹骏马中“青骓”马浮雕像为素材仿绘而成。

“炮”：采用古代小铜炮为蓝本绘成。

“卒”：根据宋代兵帽的图像绘成。

中国象棋为何是五个卒子

中国象棋中的一个兵种是小卒，红黑两方各五个。为什么它只有五个卒子呢？原来跟象棋起源时的军队编制有关。象棋起源于周朝，当时国队的基本编制是“伍”，由五名兵组成，作战兵器是五种武器配合使用。这种五兵组成的基本战斗编制，反映到当时的军事游戏—中国象棋中，便成了红黑双方各有五个小卒。

我国古代的“棋待诏”

在古代，凡是以围棋或象棋为正式职业，并领取朝廷薪俸的，称为棋待诏。为什么要在标志职业的棋字后面，加上待诏两个字呢？

诏，是皇帝诏书的简称；待诏，就是等候皇帝颁发命令的意思。早在汉代，因有一技之长，受皇帝征召而未任“正官”，都让他们待诏。《汉书》中就有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等名目。到唐朝初叶，把某些有专长的人安置在翰林院，以备待诏。唐玄宗登位后，才将待诏作为官名正式定下来，实际上不过是文学或技艺侍从之职。棋待诏的官价是“同九品”，比七品芝麻官的品级还要低。棋待诏的官制从唐开元年间延续至南宋末，历时五百多年。到元、明两朝，名存实亡。

《文苑群隽》中所记唐朝的王积新；《归田录》中谈到的北宋贾元，都是围棋的棋待诏。惟有南宋周密在他所著的《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中，不仅列举了郑日新、吴俊臣、施茂、朱镇与童先等五名围棋的棋待诏；还介绍了杜黄、徐彬、林茂、礼重、尚端、沈姑姑(女)、金四官人、上官大夫、王安哥和李黑子等十名象棋的棋待诏，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棋史资料。可以由此了解远在700多年前，妇女中已经有特级象棋大师了。

国际象棋在我国的流传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万国象棋会”成立，参加者有英、美、德、法、意、俄、荷、葡、丹等国的旅沪侨民，但是却没有中国人。民国初年，国际象棋在我国的教会学校及知识界中逐渐流传开来。当时谢侠逊、尤彭熙、潘济时等中国人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象棋会，成为中国第一批国际象棋手。

古代的国际象棋形制在我国的边沿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如当时辽国(今内蒙古一带)就风行国际象棋。不过。从南宋之后，我国的多数地区都流行改革后的近代“中国象棋”。

1927年10月，上海万国象棋会举行国际象棋比赛，我国派出谢侠逊、何智辉、沈霖生等三名选手首次参加比赛，获得优异成绩。自此之后，国际象棋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国际象棋在我国得到普及，并涌现出一批世界级高手。

麻将溯源

麻将，古时称马吊。大概可以上溯到公元10世纪，兴盛于明朝末年。打麻将通常是三人对一人，故称作马吊脚，亦称马吊或马脚，马脚的音变便成了麻将。

古时麻将只是40张牌，从零到拾万终止。其中一文至九文，后来称筒子，一万至九万称万子，一千至九千称索子。一张零牌便是没有的意思，干脆叫它白板。而作为终止的千万，兆头不好，于是就写成中子。因为要与白板遥遥相对，就有了红中。一红一白，相得益彰。我们的祖先，在娱乐用品中也融进了给人美感的色彩。

麻将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到19世纪中叶，40张牌的马吊，演变为每种花样4个骨牌，个数也增加到136个，同时加进了四季花卉以及讨口采的牌。制牌的用材，随着科学的发明，不断创新，旧时一般用牛骨做面，竹片做背，两者之间用燕尾榫镶合，后来用赛璐璐制作的谓之“冲牙”，以代替旧时超级的真象牙，现代则用塑料和有机玻璃。20世纪20年代麻将由中国大陆飘洋出海，身价百倍，在牌面上还标有英文字母，以便识别。

在我国神州大地土生土长的麻将，在异乡客地，倾倒了西方“雀友”。那些麻将牌作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曾被外籍主人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据说，珍惜时间的西方人，作了一道算术题，打四圈麻将，至少要2个小时，也就是8小时人次，等于一个工作日，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来说，拜倒在“四方城”下，到底意味着什么？恐怕不难作出答案吧！

“武术”一词的沿革

“武术”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第20卷中，有《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一首》，诗中说“国尚师立，家崇儒门，禀道毓德，讲艺立言……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是偃武修文之意，这里的“武术”泛指军事。这种原义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武术”一词后多指强身自卫等技击之术。

含义为“强身自卫的技击之术”的“武术”一词的普遍使用，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1911年在青岛就有“武术传教所”，近代意义的“武术”一词最早见于书刊文字，据认为是近人陆士谔发表于《申报》1915年3月19日的《冯婉贞》一文：“冯有女曰婉贞，年十九，姿容妙曼，而自幼好武术，冯之技，女无不习，习无不精。”徐珂辑《清稗类钞》书中也有使用。

1919年由山东教育界创办了“武术传习所”，同年8月，由吴志青发起，组织了“上海中华武术会”，表明“武术”一词已广为武术界承认。1923年4月在上海举行了“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以后武术的名称逐渐为社会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正式通用“武术”一词。现代意义上的武术，已远远不同于南朝时“偃闭武术”中泛指的军事含义了，而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守进退、动作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的互相变化规律，进行格斗，或编成徙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进行演练的民族形式的体育项目。这和体育项目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武术是我国民族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几千年来我国人民用以锻炼身体和自卫的一种方法。运动形式有套路和对抗等。套路运动有拳术、刀、枪、剑、棍等单人套路练习和两以上的对打套路练习。对抗运动有散手、推手、长兵、短兵等项。长拳、太极拳、南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等列为武术竞赛项目。武术对增强体质、锻炼意志起到良好的作用。

中国武术拳名集锦

中国武术中的拳术，流派纵横，种类繁多，其名称五花八门，多达数十个。其中许多名称颇为形象有趣，兹辑录于下：

一、以数字为拳名的有：二郎拳、三皇炮锤、四平拳、五祖拳、六合拳、六大开拳、八极拳、八卦拳、九路鸳鸯腿、十字单拳、十二步架、十八拦拳、二十四式太极拳、四十八式太极拳、百合拳等。、二、以人名为拳名的有：太祖拳、燕青拳、孙膑拳、孔明拜拳、子龙炮捶、武松脱铐拳等。

三、以姓氏命名的有：孔门拳、赵家拳、刘家拳、蒋家拳、李家拳、戚家拳、蔡家拳、岳家拳、邬家拳、莫家拳、洪家拳、麦家拳、陈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巴氏太极拳、岳氏连拳、华拳、查拳等。

四、以地名命名的有：关东拳、关西拳、峨眉拳、龙门拳、登州捶等。

五、以手法为拳名的有：劈挂拳、翻子拳、应手拳、截拳、插拳、挂拳、封手八快、练手拳、撩档拳、硬拳、靠身捶、挡拳、拦手拳等。

六、以腿法为拳名的有：弹腿、戳腿、跳地龙、顺步捶、溜腿架子、溜脚式、练步拳、连腿等。

七、以动物名命名的有：虎拳、青虎拳、飞虎拳、黑虎拳、象形拳、青龙拳、狮形拳、鸭形拳、鹰爪拳、猴拳、蛇拳、鹤拳、地犬拳、雁行拳、螳螂拳等。

八、其他拳名有：长拳、少林拳、南拳、罗汉拳及咏春拳等。

太极拳溯源

在武林中占有重要一席的太极拳，始于何时，创自何人，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创于南北朝时代，一说创自宋代张三丰，但考诸史籍，均无证据，不足为信。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太极拳为明末清初温县陈王廷所创。

据考证，陈氏始祖于明洪武七年自山东迁河南温县，当时还没有以武术名于世。直至第九世陈王廷，其名始显，武术代有传人。陈氏太极拳世家藏有家谱一册，陈王廷遗有长短句一首：“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蒙恩赐，枉徙然。到如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

陈氏太极拳的色名与练法，有一些与明将戚继光的《拳经》相同，可见太极拳的前身实为《拳经》，但后来有发展。陈王廷所创拳路原名长拳十三势，其用功及练法尚不脱今之所谓外来拳的模式。陈氏十四世陈长兴把长拳十三势的架式与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的理论相结合，改定并命名太极拳。

今日温县陈家沟，太极拳十分流行，被誉为“太极拳之乡”。

漫话少林武僧

富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少林武功，久已驰誉海内外。参观少林寺的人，也都争先恐后地拥入“白衣殿”内观看清代壁画《十三和尚救唐王》、《紧那罗王御红巾》和《少林拳谱》，被栩栩如生的演武场面所吸引。

但是，究竟少林拳法形成于何时，少林武僧寺建立于何代，至今仍是一团迷雾。

按佛教的“戒律”而言，“不杀”是佛徒必须遵守的“五戒”之一，当然就更不能杀人了！然而佛徒们尽管声称遁入“空门”，实际上仍然是生活在历史的现实中。据唐人撰《少林寺碑》记载，隋朝大业末年有一股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少林寺，寺中僧徒曾以武力对抗，僧徒失败后，起义军纵火焚烧了塔院中的各殿堂。隋开国初年曾经赐给少林寺良田一百倾。寺内高僧自然就是僧侣地主，遭到起义军的攻击了是必然现象。

唐初武德年间，王世充雄据洛阳一带，派他的侄子王仁则固守少林寺北面的军事要地柏谷坞。少林寺的首领们(寺主、上座、维那)看到唐王朝必然胜利的趋势，暗中联合了据守柏谷坞的军官赵孝宰，里应外合，一举夺下了柏谷坞，生擒王仁则，投向了秦王李世民。这件事演义成了“十三和尚救唐王的故事”，电影《少林寺》就是以这个故事为核心编导出来的。战事甫定，秦王李世民就派上柱国李安奉亲笔“告书”对少林武僧表示嘉奖和慰问，这是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三十日的事。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占领潼关。河南尹范致虚起用少林寺武僧赵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赵宗印以僧人组织了一支军队，叫“尊胜队”；以少年佛教为一军，叫“净胜队”，配合水军(舟师)，宋军夺下潼关后沿黄河由潼关向西濂洛阳进发，被金兵打得大败。原来赵宗印只会空谈用兵的大道理，实际上并不真懂军事。

在明朝的抗倭战斗中，少林武僧曾奔赴沿海，大显身手。据胡宗宪辑《筹海图编》记载，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江浙，兵备道任环召少林寺武僧击贼。少林武僧朱发靛面，挥动长剑，屡败倭寇。有不少武僧战死于疆场。

另一方面，据抗倭名将俞大猷(？—1580年)记述说，嘉靖辛酉岁(1561年)，他奉命自云中南征，取道至少林寺，想了解一下寺中秘传的“长剑技”。少林寺住持和尚小山宗书(1500—1567年)选派1000多技艺高的武僧表演武艺。俞大猷观武后对小山宗书说：“久闻少林寺以剑技扬名天下。但依我之见，此技传久而讹，已失去了古人的真诀。”小山宗书请求俞大猷“示以真诀”，俞说：“这件事不是旦夕可以办成的，必须积之岁月而后可成。”小山和尚便选派了宗擎、普从二僧随往南征。俞氏对二僧谆谆教导，授以阴阳变化真诀，经过3年多的时间，二僧基本学成，便告辞老师，返回少林寺，以真诀广传寺僧。

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自京师至江淮楚蜀，有许多股农民起义军造反，杀官吏、夺城寨。明朝政府“钦取宣调”少林武僧镇压农民起义，其中有一个叫三奇交公的和尚，参加了镇守山、陕和统征云南的血腥镇压，被朝廷命名为“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少林寺西边的塔林里，有他的俗弟子河南府仪卫司千户长李臣为三奇交公所建的灵塔。

据少林圭内碑刻记载，少林武僧还曾参加镇压刘惠(刘三)、赵燧(赵风子)、师尚诏等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率领五十名僧兵镇压师尚诏的武僧叫竺方周参(1517—1574年)，塔林中的塔铭中说他自幼习武，精究兵法，在攻打师尚诏的战斗中“尽忠于国，丛林见得忠义”。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兴起后，陕州知州史记言为抵抗义军，出私财召募兵士，就是聘请少林武僧训练士兵的。崇祯八年十月(1635年)，老回回攻克陕州城，史记言想自杀，2000少林武僧俺护他逃跑，被老回回擒拿斩杀。

综观少林武僧的历史作用，既有反对王世充、抗金、抗倭的一面，更有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总的来看，少林武僧是站在历代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尽忠”的，所以统治阶级称颂少林武僧是“定乱策勋真证果，保邦靖世即传灯”。有些人把少林武功的起源、少林武僧的作用过于美化、神乎其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讲戒律的沙门而大开杀戒，还美其名曰“以菩萨心肠作金刚面目”也是不足取的。

当然，从体育运动史的角度继承和发扬少林武功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需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小论脱铐拳

民间传颂武松擅腿法，通常指的是“脱铐拳”，也叫“武松脱铐”。

脱铐拳是武术拳术的一种。相传为明清时的武术家依据《水浒传》中“武松大闹飞云浦”的故事情节，并通过形象思维，模仿武松在披枷带铐的情况下，运用武术的攻防技术，战胜敌人的形象而编创的拳术套路。

练习者一手握住另一手的腕部，双手向上，向二侧做拦、架、格，表示武松双手被铐，但仍能利用枷铐来防守敌人的刀砍棍劈。那被铐之手，时而卷拳撞崩，时而扬掌劈砍，也不时地进击。虽然双手相握，但招式依然明晰、刚健。那二脚更为灵便，弹、踢、蹬、踹交替出击，麻利疾快。变幻莫测的缠丝腿，风卷霹雳式的旋风脚，还有那醉打蒋门神时所用的玉环步、鸳鸯脚都很精妙。当练习者双手从上而下与一上提膝相“磕击”，用全身相聚之力，脱开二手，以示武松“脱铐”。此后，练习者双拳挥舞自如，速如流星，以冲、劈、砸、撩、叼、拿、锁、扣等各种手法回复拳术的原态，如虎添翼。

脱铐拳虽是模仿双手被铐时，运用武术攻防动作的形象，但在技术内容，动作规范和特点上，仍与长拳相同。所不同的是，脱铐拳是以腿法为主，手法为辅。

杂技小史

我国的杂技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杂技在汉代称百戏，隋唐时叫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它歌舞、杂剧，才称为杂技。

在我国古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杂技的文字记载。《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过秦二世曾经在甘泉宫看角抵戏的情形。角抵戏类似今天的摔跤表演。汉朝张衡在《西京赋》里描写了跳剑丸、走绳索、爬高竿的表演情景。隋炀帝在业六年(公元610年)，在长安端门外天津街举行过百戏演出。杂技到了唐代又有发展，当时许多著名诗人的诗中都有反映。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西凉伎》中描写“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的诗句。到了宋代，杂技术已有40多种节目。那时有人能表演挑一担水在绳索上行走的绝技。可见当时杂技艺术水平之高。

我国杂技中的大多数节目，都是来自民间的游戏和传统的体育节目，也有此节目是从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那里传来的。如现在杂技中的幻术，就是汉武帝时从古代波斯传入的。在清代，皮条、杠子、多种坛子耍法等节目则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吸收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杂技艺术焕然一新。许多省、市成立了专业剧团，创造了许多新节目，增添了灯光、布景、乐队。许多杂技艺术团出国访问表演并在许多国际大赛中获最高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漫话口技

口技是中国杂技中的技艺之一。它产生的时代很早。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在狩猎活动中摹仿动物之声诱捕动物。

在春秋战国时代，口技有了很大发展，甚至用于政治斗争。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曾为秦昭王所囚，为逃出囚禁，孟尝君手下名学狗叫的门客，深夜潜入秦宫，学狗叫瞒过秦宫禁卫，盗出狐裘献给秦王宠姬，才得获释。待他们逃至函谷关，时正夜半，关门紧闭。按照规定，关门“鸡鸣而出客”。门客中又一人便仿“鸡鸣”，一时附近百鸡齐鸣，守关秦兵误认为天亮，赶紧开门放行，孟尝君等才得以离开险境，逃回齐国。这便是成语“鸡鸣狗盗”的来历。于此也足见当时口技技巧之娴熟。

宋代，口技技艺有了重大发展。这时已有“百禽鸣”或“学象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十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生日—天宁节。每年节前一月，教坊集中诸使阅乐。到十二日这天，“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大起居。乐未作，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内外肃然，止闻半空和鸣，若鸾凤翔集”。皇上生日，口技也成了表演技艺之一，并为之造成吉庆欢乐的气氛。南宋时，还有一个专门训练口技艺人的组织，如《都城纪胜》所载，临安有“小女童象生叫声社”；另有一种“学乡谈”，大约是专门摹仿各地的方言、语音而表演。

明代，称口技为“象声”—摹仿声音。著名的口技艺人有很多。如北京有位艺人，坐于屏风围中表演。他学唱深苍犬吠、小儿夜哭、妇人哄儿、入睡打鼾，令时人“以为妙绝”。更有表演令观众如身临其境：“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大呼，两儿齐哭，俄而千百人大呼，千百儿哭，千百犬吠。崩倒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百千求救声，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声那声此起彼伏，向听众袭来，几乎让人双腿发抖，直想逃走。猛然，又响起击尺之声，听众向前面一看，原来仅仅有“一人、一桌、一椅、一抚尺”，只不过是一场口技表演，一场虚惊！

清代，口技表演的范围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出现了计多著名的口技表演专门人才。如乾隆时北京的“百鸟张”，表演鸟鸣，清脆婉转，几乎乱真。有诗赞曰：“学来禽语韵低昂，都下传呼百鸟张。最是柳明酣醉后，一声婉转听莺簧。”与之齐名的还有“画眉张”。

郑树若《虞初续志·口技记》，还记载了乾隆到嘉庆时扬州口技艺人郭猫儿的精湛技艺。公元1800年(嘉庆五年)，郭氏在东轩主人的寓所里作即兴表演。当时，只在席右设一围屏，未置灯烛。郭坐于屏后，表演的内容是老少二人，深夜伴送一醉酒的青年屠夫回家与天明后屠夫家宰猪卖肉的故事。郭摹拟的“一犬迎吠，顷之数犬群吠，又顷益多。犬之老者小者，远者近者哮者同声而吠”，一一可辨。归家后的索茶声、鼾声、呕吐声、妻骂声等，更是维妙维肖。宰钎猪被缚声、磨刀声、猪被杀之嚎叫声、出血声，历历不爽。令听者拍案叫绝。无怪乎郑氏赞道：“技至此，神乎技也。在奏者穷形尽相，几于万窍指鸣。”李调元也赞之：“扬州明月二分时，处处能歌绛树词。万状千声听不尽，扬州只数郭猫儿”。(见其)《童山文集》

舞狮源流

舞狮为我国民间喜庆节日的传统习俗，大约始于汉代以后。中国原不产狮子，《后汉书》载汉章帝时月氏国(西域的一个小国)贡狮子，当时叫：“狻猊”。从那时人们便把雄健、威武的狮子视迷吉祥、勇敢的象征，又模拟狮子的形象和动作，逐渐形成狮舞，庆典喜日以此为乐，并驱魔避邪，故有“避邪狮子”之称。唐代宫已有盛大狮舞表演，叫“太平乐”或方狮子舞”。明清时期，狮舞更广泛流行，且花样更多，形成了许多流派。

舞马小史

1970年在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的一批唐代金银器皿中，在一件银壶上，一匹溜金马体态丰盈，后腿屈蹬，口衔酒杯作跪拜状，马尾不停摆动，鬃毛上的绸结迎风飞扬，生动活泼。这即是在盛唐时期盛行一时的舞马技艺。

舞马是马通过人工训练，在某种音乐的节奏下，翩翩起舞，表演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各种动作。舞马最初出现于南北朝时，当时，在今越南一带出现一匹赤色马，能做出跪拜和一些舞蹈动作，民间奇之，地方官闻知后，将它作为奇物呈献给皇帝。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舞马场面颇为壮观。当演出达到高潮时，精心挑选的传统民族乐曲“倾杯乐”奏起，随之，“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以鬃鬣，间杂珠玉”的一百匹形体矫健、毛色美观的马和着乐声上场。这些奇特的表演者“骧首奋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皆中音律”。随着倾杯乐的节奏，它们奋首鼓尾，欢腾舞蹈，步伐整齐，令人瞠目。在舞马达到高潮中，又有少年骑手骑马出场，跃上三层重迭起来的“画床”，马载着人在那小榻上旋转如飞；最后由大力士出场把画床双手托起，床上马仍舞跃蹄踏，此即杜甫“舞马解登床”。马舞毕后，还要四向跪拜、行礼，并衔杯劝酒，此即“舞马衔杯”。

舞马的出现表明唐朝玄宗时代我国的马戏表演技艺达到较高水平。随着唐帝国的衰落，这朵艺术之花也逐渐枯萎。安史之乱时，这些有演出技能的马被安禄山部将弄到洛阳，死的死，散的散，不知所终。即或偶有没死的，也难遇“伯乐”，废置一旁与凡马一同推磨拉车。《津阳门诗》注文中有关于舞马结局的故事：军阀田承嗣处，有一匹幸存的舞马，由于离开舞场日久，没人能识出其本领。一天鼓声响起马听到后不禁技痒，便抑扬顿挫地舞蹈起来。马夫一见，认为它疯了，就以鞭抽之。可怜的马还认为跳得不够美，更加使劲地跳，打得愈凶，它就跳得愈如醉如狂。最后，马夫惊恐地去报告主人。田氏认为马已成妖，竟将这匹难得的马杀了。

简说斗鸡

斗鸡是我国古代一种传统的娱乐形式。春秋战国时期斗鸡已很普遍了。汉代斗鸡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汉代石刻、画像砖中有不少斗鸡图。斗鸡最盛在唐代，唐玄宗成立了皇家鸡坊，专门饲养、培育、训练斗鸡。每逢节日盛典时，在大庭广众中展示皇家的斗鸡，故有人称玄宗为“斗鸡皇帝”。著名诗人李白也是斗鸡好手，其《叙旧赠江陵宰陆调》诗云：“我昔斗鸡徙，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斗鸡在明代还很盛行，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斗鸡社。《陶庵梦忆》载：“天启壬戌间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这种民间斗鸡组织的出现，也可以说明当时斗鸡的流行了。

古人的驯兽与斗兽

我国自远古即开始驯养猛兽，《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黄帝“教熊罴，貔貅，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秦本纪》载，秦人的祖先大费专替虞舜驯化鸟兽，因功被赐予封地和姓氏。

殷、周以来，帝王苑囿已大量饲养鸟兽。殷纣王在沙丘设苑，“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周文王的灵囿里则养鹿养鱼，而且“一民共之”。公元前2世纪中叶，西汉王朝在关中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林苑，苑中除天然猎场外，还设有专门的斗兽场，当时的汉家天子与远隔重洋的罗马帝王不谋而合，把斗兽当作一种娱乐。

武帝时，名将李广的孙子李禹得罪了幸臣，武帝罚他下圈斗虎。当李禹被用绳索系到半空时，武帝赦免了他，令再系出。李禹负气恃勇，用剑砍断绳索一跃而下，挺剑与猛虎相斗。武帝被这个将门少斫的威武之气所慑服，忙派勇士们将他救出。

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陵墓里竟生殉虎豹190只，表现了他对狩猎和斗兽生死不移的癖好。

汉成帝时，朝邀请匈奴和西域的君主们到长安观光，征发猎户到秦岭中捕捉熊罴、豪猪、虎、豹、狐、鹿等，送入射熊馆。请宾客们徒手捉取，以示雄健。成帝亲临射熊馆，纵观取乐。但这是一次扰民伤农之举，闹得关中农民无法秋收。为此，文学家扬雄撰写《长杨赋》予以讽谏。

古罗马的斗兽士是由奴隶充任的，西汉的辕固、李禹都是犯官，让他们以血肉之躯操持尺刃寸兵与锯齿钩爪的猛兽相斗，无疑是危险而残忍的。但《诗经·郑风·太叔于田》曾赞颂一位“袒裼暴虎”(赤膊斗虎)的贵族；《汉书》也把武帝“手格熊罴”的行为视为壮举。可见，斗兽也是贵族阶级炫耀勇武的一种方式。

杂技萌芽时期的艺人

百戏(杂技前身)形成之初，其艺人来自各种行业。古之倡、优、巫觋及春秋时的士，都与杂技艺术有缘，可以说是最初的杂技艺人。

倡

起源较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有倡活动的踪迹。古代，一般的东工舞人称为倡。夏代的最后一个王桀，常作“烂漫之乐”。《烈女传》有：“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为奇伟之戏”。这类“奇伟之戏”，当指杂技幻术之类。

优

往往与“倡”相连，世间常有“倡优”之说。但优多指滑稽剧的表演人才，每每以言词高和智能取悦君主为能事。春秋战国时，优十分活跃，如优孟在楚王面前为孙叔敖鸣不平，优旃劝说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故事，每每受后世称道，春秋末，孔子在夹谷大会上杀优施，开创了杀艺人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侏儒即是倡、优中的矮小人物，有的杂技艺术十分纯熟。

巫觋

女性称“巫”而“觋”则是男性的代称。相传蒙昧时代，巫觋成了沟通“人”和“神”之间的信使，代替天神说话，享有极高地位。他们大多会跳舞，又会表演几手幻术，以显示其神通和本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巫觋的地位江河日下，有的则干脆以表演为生。

长期流传的“跳傩”即是民间巫觋活动的继续。汉初象人，专扮动物的人，也可能由巫发展来的，在统治者举行祭礼时，这些人便披上兽皮表演。

士

春秋战国的士，可谓人才济济。大力士的神力，武士的武技，方士、士变幻莫测的行踪等，对各类杂技人奢的涌现都起了促进作用。手技家宜僚、兰子，神箭家养由基乃至鸡鸣狗盗之辈，都各有专长。这在某种意义上都促进了百戏的发展。如春秋时的手技家宜僚，出身贵族，他能抛出9个球而不失手。在士阶层中，大力士们对杂技中力技节目的影响尤深。如春秋时，卫国的夏育，能力举千钧。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也是著名的大力士，他在帮协晋国的攻城之役中，突然城头闸门放下，叔梁纥一见，急忙用两手托住，使士兵们顺利通过。

秦国武王一次高兴，还和孟说比赛举鼎，但由于用力不稳，沉重的大鼎压折了他的膝盖小骨。此即所谓“举鼎绝膑”。后来“夏育扛鼎”、“乌获扛鼎”等的表演屡次出现。

公元301年，西晋八王之乱后，晋政权南迁，中唐代漆弹弓背杂技图原的“夏育扛鼎”也来到江南。此后，古代表演力技的杂技艺人一直奉乌获、夏育为祖师。

可见，以上几类人士皆对杂技起了推波助澜之力。

江湖艺人：“巾皮李卦”

清时，江湖艺人分以下四门：

巾门：看相、算命、测字、圆梦、观风水；

皮门：为走坊郎中，流动行医卖药；

李门：又叫彩门，即变戏法的。露天撂地搭棚表演，及上堂会；

卦门：走马卖解、练杂技、耍武艺。

这几类江湖艺人由于受到朝廷的压制，活动方式往往比较隐蔽，有自己共同的语言暗号。内行称“春典”，即江切口，如“剃头”，他们叫“扫苗”；“年岁大了”，他们叫“太岁海子”；“磕头”，他们叫“叩瓢”；“父亲”称作“老戗”；“有学问的”叫作“朵儿清”。因此，艺人间的交谈，外界往往难以听懂。

这些艺人作艺方式有二，一是一个师傅所教的十几个子侄徒弟，平素三五成群，分作小班子或单档，活动于四处；每逢腊月，即赶回原籍与家人团年，并交流情况，开春后，再分赴外地。另一种是隐身农村，以务农为主，秋收后出门卖艺，春耕和夏收都赶回劳作，此类情况相传日久，都具有某些江湖义气，“出门靠朋友”等话十分流行。

马戏团沧桑

马戏是我国传统技艺之一。汉桓宽《盐铁论》已载有：“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到唐宋时，马戏相当流行，风行驯马跳舞、登场表演。相传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皇宫里训练了一批御马跳舞，节目丰富多采，成为马戏团的雏形。起初纯让马在床上跳舞，逐渐发展为人马共舞即人骑在马上做各种表演。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四川，皇宫马戏团的舞马，四散一空，流落各地，为民间组社结团辗转各地演出。至清朝时，马戏已盛行于民间，农村、集镇常见其演出，大的成团，小的为班，闯江湖，跑马卖解。他们技艺高妙，演出各种把戏，边演边唱，延至今日，马戏团不仅保存了许多传统节目，还发展了许多新节目，并成为各种驯兽乃至杂技表演的统称。后来又配以魔术，甚至气功等节目，更加引人入胜。

话说“东亚病夫”一词

“东方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就有专文论及“东亚病夫”问题。是年11月1日出版的第十四册《时务报》转译了该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这是迄今为止，所见“东方病夫”一词的最早记载。

“东方病夫”早期并非单纯指中国国民体质之弱，而是从国家政治具体时势来讲的，即中国“麻木不仁”、“国虚”、“兵败”、“民弱””

自《时务报》的译文出现后，“东方病夫”一词便陆续在中国一些报纸杂志中出现，并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强烈反响。1903年，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愤怒写道：“耻！耻！耻！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四等国呀！”陈天华对当时国家不兴，民族不振，被洋人骂为“东方病夫”，感到愤恨耻辱，因而发出“救亡图强”的呼声。

晚清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甲午战争激起了他“一腔热血”、“满腹牢骚”，外国的侮辱使他“受不住刺激”，他于1904年撰写《孽海花》时，就用“东亚病夫”作为其笔名，以中国人的才能和智慧回击外国人的讥笑、嘲弄。他的笔名是迄今所知国内第一个采用“东亚病夫”这一名词的人。

在词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病夫”的含义逐渐由指国力衰弱，政治麻木不仁而主转向指国民的体质、体力虚弱，以致后来演变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体质衰弱的专称和中国体育落后的代名词。我国近代著名体育家徐一冰等人于1908年创办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时，就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其校训。这是近代中国呼吁增强民族体质的先声。

纵观“东亚病夫”缘起与演变过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中国任人宰割的艰辛历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旧政权的腐败，是造成中国“东亚病夫”悲剧的根本原因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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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综录·其他

数目拾趣(一)

二乔：三国时乔公的两个女儿，大乔嫁孙策，小乔嫁周瑜。二陆：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二程：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二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圣：(1)周文王、周武王；(2)周公、孔子。

三王：(1)夏禹、商汤、周文王；(2)夏禹、商汤、周武王。三苏：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杨：明代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张：西晋诗人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三杰：张良、萧何、韩信(西汉)。三曹：三国时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圣：(1)伏羲、文王、孔子；(2)尧、舜、禹；(3)文王、武公、周公；(4)文王、武王、周公。三擘：北宋文坛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三袁：明代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三魏：清代散文家魏祥、魏禧、魏礼兄弟三人。三隐：东晋诗人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六朝画坛三大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

四王：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四杰：唐代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君：孟尝君(齐)、平原君(赵)、春申君(楚)、信陵君(魏)。北宋文坛四大家：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明代江南四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周义宾。北宋四大书法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书法四体：真、草、隶、篆。文房四宝：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四大藏书阁：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古代贵族四术：诗、书、礼、乐。古代秀才四艺：琴、棋、书、画。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儒家评论人物的标准。国画四君子：梅、兰、竹、菊。(也作松、竹、梅、兰)。图书四部：经、史、子、集。兄弟四排行：孟、仲、叔、季。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京剧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越剧四大名旦：袁雪芬、傅全香、王文娟、戚雅仙。现代戏曲四大声腔：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四大名绣：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菜系：山东菜、四川菜、江浙菜、广东菜。四大名扇：杭州的檀香扇、苏州的绢扇、肇庆的牛骨扇、新会的葵扇。花草四雅：兰、菊、水仙、唐菖蒲。四大美人图：西施浣沙、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盆树四大家：黄杨木、金雀梅、迎春花、绒针柏。四大石窟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大佛教名山：四川峨眉山、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道教四大名山：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青城山、安徽齐云山。四大古都：东都洛阳、南都南京、西都长安、北都北京。四大名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川中四绝：夔门天下雄、剑门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泰山四大奇观：旭日东升、晚霞夕照、黄河金带、云海玉盘。苏州四大园林：宋代沧浪亭、元代狮子林、明代拙政园、清代留园。我国四大名楼：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太白楼。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缕梦》。四大讽刺小说：清代的《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世界四大建筑：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柬埔寨吴哥窟、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

五霸：(1)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2)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子：宋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

六君子：(1)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害死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于狱中，号为“六君子”。(2)清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遭杀害，世称“戊戌六君子”。

七贤：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合称“竹林七贤”。七子：(1)明代文学家梦阳、向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并称“前七子”(2)明代文学家李攀龙、王世祯、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

七君子：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名主张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时称“七君子事件”。

八仙：(1)蜀之八仙——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张道陵、庄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2)神话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大家：(1)唐宋八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2)清海内八大诗家——曹尔堪、宋琬、沈荃、施闰章、王士禄、王士祯、汪琬、程可则。(3)清八大骈文家——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曾燠、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

九老：唐代诗人白居易、胡臬、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如满称“香山九老”。

十才子：明代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聆、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称十才子。

十三绝：(1)清代京腔十三位著名艺人——霍六、王三秃子、开泰、才官、沙四、赵五、虎张、恒大头、卢老、李老公、陈丑子、王顺、连喜。(2)清代京剧、昆腔十三位著名艺人——程长庚、张胜奎、卢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福、余紫云、郝兰田、刘赶三、朱莲芬、杨鸣玉。十三家：明代农民起义十三领袖——高迎祥、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贺一龙、贺锦、许可变、李万庆、观进忠、惠登相、横天王、九条龙、顺天王。

数目拾趣(二)

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林区：东北林区、西南林区、南方林区。三大海峡：渤海海峡、台湾海峡、琼州海峡。三大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雷州半岛。三大岛屿：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三大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三大渔场：舟山渔场、渤海渔场、南海渔场。三大港：天津港、上海港、广州黄埔港。三大蚕桑区：四川盆地、太湖平原、珠江三角洲。三大果园：辽南丘陵、胶东丘陵、珠江三角洲。三大煤矿：开滦煤矿、大同煤矿、抚顺煤矿。三大钢城：鞍山市、武汉市、包头市。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长城著名三关：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岁寒三友：松、竹、梅。

四大米市：无锡、芜湖、九江、长沙。四大名鱼：松江鲈鱼、黄河鲤鱼、松花江鲑鱼、兴凯湖白鱼。文学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民间四大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四大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大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边缘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渎：东渎淮水、南渎长江、西渎黄河、北渎济水。四象：日、月、星、辰。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我国古代四美：音乐、珍味、文章、言谈。四大家鱼：青、草、鲢、鳙。

五君：阮籍、嵇康、刘玲、阮咸、向秀。五香：茴香、花椒、大料、桂皮、丁香。五毒：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五彩：青、黄、赤、白、黑。五金：金、银、铜、铁、锡。五行：金、木、水、火、土。

六逸：唐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并称“竹溪六逸”。

十大名茶：龙井茶、碧螺茶、黄山毛峰、君山银针、祁门红茶、六安瓜片、信阳毛尖、都匀毛尖、武夷岩茶、铁观音。

中华巾帼第一位集锦

班昭：第一位女史学家。

卫铄：第一位女书法家。

蔡琰：第一位女诗人。

李清照：第一位女词人。

裘芬：第一位女编辑。

韦钰：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

张瑞芬：第一位华侨女飞行家。

向警予：第一个中共中央女委员。

卢天骄：第一个女邮票设计家。

郑小瑛：第一个歌剧女指挥。

吴贻芳：第一个大学女校长。

严珊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谢采真：第一个电影女导演。

舒绣文：第一个女电影配音演员。

丁雪松：新中国的第一个女大使。

古拉热木：第一个少数民族国际乒乓球女裁判。

刘适兰：第一个女子国际象棋大师。

田桂英：第一个女火车司机。

梁军：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金雅妹：第一个女留学生。

武秀梅：第一个女飞行员。

李贞：第一个女将军。

一门三杰

三班：汉朝史学家、政治家班固、班超、班昭兄妹。三曹：魏建安时期著名诗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张：西晋文学家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柳氏三绝：宋朝词人柳永、柳三复、柳三接兄弟。

三苏：宋朝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三袁：明朝公安派诗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

万氏三兄弟：我国影坛美术动画片的先驱万簌鸣、万古蟾、万超尘兄弟。

黄氏三兄妹：我国文艺界著名的摄影师、导演、演员兼作家黄宗江、黄宗沾、黄宗英兄妹。

陈氏三雄：我国举坛名将陈镜开、陈满林、陈伟强兄弟父子(叔侄)。

李氏三兄弟；我国影坛演员李纬、李农、李志舆兄弟。

历史上的三个李纲

历史上有三个李纲，都是高风亮节，不怕死的名臣良将。

第一个是唐朝的李纲，字文纪，今河北省景县人。他是唐朝开国第一任的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闻名。当唐朝天下初定，建国伊始，唐高祖李渊便不理朝政，迷恋于声色犬马。当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无人敢谏，唯有李纲挺身而出。

第二个是宋朝的李纲，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北宋末年为兵部侍郎，掌握兵权。他和岳飞同时代，而且均为抗金的主战派；但都受到投降派的打击。后来岳飞被杀，他也遭贬谪。南宋初年，宋高宗复用李纲，召之为相。可又遭投降派打击，只做70多天的宰相又被罢官，晚年退居福州。第三个是明朝的李纲，字廷张，长清(今山东省济南西部)人，他是明朝天顺年间进士，历官御史，大公无私，时人称为“铁御史”。这个李纲一生清白，不收受贿赂，以至死时身后只留下几件破衣服

有趣的“三”

东汉末年的董遇善于抓“三余”时间读书：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宋人朱熹认为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提出作文应“先标三准”：即根据思想感情定体裁；根据体裁选事例；提炼文辞显重点。

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集古人诗句说明之：一、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鲁迅先生终身酷爱读书，其读书方法有三：目的性、灵活性、广泛性。

翦伯赞学习经典著作的三条方法：一是通读；二是重点读；三是做笔记。

陈景润在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后说，学习数学要有三心：信心、决心、恒心。

苏步青教授提出，治学要取得成绩，就要有好的学风。这种学风有三个方面：第一要严肃，第二要谦虚，第三要刻苦钻研。

作家王汶石的“三遍”读书法：第一遍尽作艺术享受；第二遍大拆卸，像机枪手学习分解和组合机枪一样，仔细考察每一个零件的性能、制作方法和它们的联系；第三遍，再浏览，求得一个完整的印象。

三惜：明朝夏寅曾说：“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

三难：清朝有个人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有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

三乐：《孟子·尽心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三友：《论语·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盘古·三皇·五帝

盘古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的巨人，他是我们的祖先由于对自然界的成因惶惑不解而想象出来的神人。至于三皇指哪三皇，五帝指哪五帝，这个问题历来史家所说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关于三皇，有六说：

(一)天皇、地皇、人皇(徐整《三五历》)；(二)天皇、地皇、泰皇(司马迁《史记》)；(三)伏羲、神农、女娲(《春秋纬运斗枢》、皇甫谧《帝王世纪》)(四)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五)燧人、伏羲、神农(谯周《古史考》)；(六)伏羲、神农、黄帝(孔安国说)。

关于五帝，有五说：

(一)太昊(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三)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皇甫谧《帝王世纪》)；(四)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皇王大纪》)；(五)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周礼·天官·大宰》)。上述有关三皇五帝诸说法中提到的神农，有的说就是炎帝。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他们不像盘古纯属神话人物，而是神话和史实相杂糅的人物。

《封神演义》中的四大金刚

《封神演义》中生动描写四天王大战姜子牙。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在我国许多大寺院的山门里都可看到四大金刚的塑像。其正式名称是：身白色、手持琵琶的，叫“东方持国天王”；身青色、手持宝剑的，叫“南方增长天王”；身红色、手里缠绕一条龙的，叫“西方广目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弄银鼠的，叫“北方多闻天王”。

历史上的四位美人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常用“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来形容女子之美。原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中国古代四位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的代称。每个代称里又包含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沉鱼——西施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位有名女子。相传有一次她在河边浣纱，清澈透明的河水映照着她美丽动人的身影，水中的游鱼竟忘了游水，慢慢地沉入到水底。西施得了个“沉鱼”的雅号。

落雁——王昭君汉代王昭君是个才貌双全的美人。汉元帝为了安抚北匈奴，选她与单于结成姻缘。在离家的途中，她看到远飞的大雁，勾引起无尽的乡思，触景生情弹起琴弦。一群飞雁听到琴声竟忘了抖动翅膀而跌落地上。王昭君便得了个“落雁”的美称。

闭月——貂蝉貂蝉是汉献帝的大臣王允的歌妓。她不但貌似明月，且能歌善舞。一天晚上她在花园拜月时，一片云彩将月亮遮住了。王允得意地说：“月亮比不过我的女儿，都害羞地躲到云的后面去了”。从这以后，貂蝉又人称作“闭月”。

羞花——杨贵妃唐代美女杨玉环被唐明皇选进宫后，整天闷得慌。一天，她到花园赏花解闷，无意中碰了一下含羞草，含羞草马上卷起了叶子。唐明皇赞叹她有“羞花”之容，称她为“绝代佳人”。

东方的“四”与西方的“十三”

由于中文的“四”与“死”发音相近，所以在东方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韩国，不少人把“四“视为提示厄运的数字。

在韩国，昔日的旅馆没有四层楼，门牌没有四号，几乎什么东西都不用“四”字。一些家庭生了第四个儿子或女儿，也被认为不吉利，孩子常常受虐待。韩国的军队没有第四军、第四师……

和东方人迷信“四”字一样，西方人迷信“十三”特别是十三日与星期五赶同一天。

1985年9月13日和12月13日均与星期五重合。在这两天，西方国家的一些患“数字十三恐惧症”的人，借口有病全天不起床，以免发生不吉利的事。

他们为何害怕十三日星期五呢？这是一种迷信。关于十三日星期五有许多传说。

据《圣经》载，耶稣及其十二个门徒共十三人，在被处死前举行“最后晚餐”的那天恰巧是星期五。

无论对“四”的迷信还是对“十三日星期五”的恐惧，都是落后无知的表现。这些迷信思想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逐渐消除。

五“谪仙”之说

一、汉朝东方朔。东方朔滑稽多智，文辞优美李白有诗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号谪仙。”

二、南朝会稽山隐士蔡某。《南史·杜京产传》载：蔡某言语狂放，举止怪诞。言行惊世骇俗，人称“谪仙”。

三、唐朝李白。唐《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

四、宋朝苏轼。《渑水燕谈录》云：“子瞻(苏轼字)文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黄庭仙诗中也称：“唤取谪仙苏二来。”苏二即指苏轼。

五、宋朝李壁。李壁自幼聪慧，文才超人，当时文豪周必大看到李壁的文章后称叹说：“此谪仙才也”。

六起“六君子”事件

我国史有记载的政治上的“六君子”事件，先后有六起。

南宋宁宗时，右丞相赵汝贵受贵戚诬陷贬黜，大学士杨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书辩诬抗争，被充军五百里外。这是第一次见于史书的“六君子”。

第二起在宋理宗时，丁大金专制用事，大学士刘黼、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上书揭发丁的罪，当时也称为“六君子”。第三、第四起都发生在明朝。明熹宗时，魏忠贤阉党乱政，御史杨琏等70余人弹劾魏氏。结果杨琏、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端、袁化中、顾大章六人死于冤狱。明天启六年，魏忠贤续兴大狱，将周起元、黄尊素等六人下狱，酷刑处死。世人将杨琏等称“前六君子”，周启元等称“后六君子”。

第五、第六起发生在清末民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结果失败。维新派人物林旭、杨锐、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杨深秀六人被杀。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如、胡瑛六人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充当吹鼓手，当时也被人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七对“李杜”

除了李白、杜甫外，晚唐时的著名诗人李商隐、杜牧也称“李杜”。据《西溪丛语》载，东汉末年，有一名士叫范滂，他的母亲为鼓励他向专权乱政的宦臣、贼臣作斗争时说：“汝得以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范母所说的“李杜”，指的是汉代同宦臣专政作殊斗争的名臣李膺、杜密，他们后来均罹“党锢”之祸。在汉代还有同权奸梁冀进行斗争的名士李固、杜乔，也称“李杜”。他们遇难后，朝臣杨匡曾上书皇帝，书中有“乞李杜二公骸骨归葬”的话。其后，宦官“十常侍”祸国殃民，白马令李云上书汉桓帝，历诉这伙阉人的罪状，昏庸的汉桓帝反将李云下狱问罪。这时，五官掾杜众上书营救李云，说李云“忠而获罪”，如被杀，他愿同死。结果李云和杜众同时遇害。他们也被史学家称为“李杜”。后来称“李杜”的还有南北朝的李冲、杜预，宋代的李韶、杜范。他们都是清官。

八儒及其他

八元古代传说中的八个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孔颖达疏：“元，善也，言其善于事也。”《汉书·古今人表》季狸作季熊。

八方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总称。如四面八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

八节古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为八节。《左传·僖公五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孔颖达疏：“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用此八节之日，必登观台，书其所见云物气色。”

八代①指五帝三王之世。《晋书·陆机传》：“于是讲八代之礼，搜三王之乐”。②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文起八代之衰。”

八音中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钟、铃等属金类，磬等属石类，埙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笙、竽等属匏类，管、竽等属竹类。

八儒儒家的八个派，亦称“儒家八派”。孔子以后的儒家分派，《韩非子·显学》记载：“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八派中以孟子和荀子的学说思想最重要影响最大。

八谷八种谷物。《小学绀珠·动植类》“八谷”引《本章》注：“黍、稷、稻、粱、禾、麻、菽、麦。”又引《大象赋》注：“稻、黍、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粟、麻”。

趣谈数之极“九”

学打算盘，总要先学加法“小九九”，乘法“小九九”，以至“九归”，“九九八十一归除”。对于那些惯于精打细算的人，人们也往往喻为“肚里揣个‘小九九’”。

为什么“九”在算盘里占如此重要地位呢？原因是“九”乃数之极。为此，在古今诗文里，人们常以“九天”、“九霄”来表示天之高远；用“九泉”、“九地”来极言地之深度。成语里的“九牛二虎之力”、“九牛一毛”、“九死一生”、“一言九鼎”和“回肠九转”等等，都是采用类似的用法，而不是指其实数。

此外，人们还常常以九或九的倍数来表示多数。如“九峰”、“九州”、“九龙壁”、“九间殿”、“九曲桥”、“九龙泉”、“九龙谷”、“九嶷山”、“十八湾”、“十八盘”、“三百六十滩”、“十八般武艺”、“三十六行”和孙悟空“七十二变”、天门“七十二阵”、梁山泊英雄“一百○八将”、以及“九华秀出九芙蓉”、“七十二泉涌济南”等等。在农历节气上有“九九重阳”、“九秋”、“夏九九”和“冬九九”。在剧目上，也有《九龙杯》、《九件衣》、《九腔十八调》。书籍名字有《楚辞·九歌》、《九命奇冤》、《宋宫十八朝演义》。人名绰号有“九纹龙”、“九尾龟”和“九尾狐”等等。这真是“九九归原”人和物都离不开“九”，可见“九”的魅力之大。

新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1.河姆渡新石器文化(浙江)；2.殷墟妇好墓铜器和小屯南地甲骨文(河南)；3.周原西周建筑基址和铜器窑藏(陕西)；4.侯马盟书(山西)；5.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湖北)；6.曾侯乙墓礼乐器(湖北)；7.秦陵兵马俑(陕西)；8.睡虎地秦简(湖北)；9.银雀山汉简(山东)；10.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南)。

三教九流十家

三教九流十家是汉儒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三教；汉儒宣扬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为三教。见《白虎通·三教》。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后，称儒、道、佛为三教。最早的事迹见于《翻译名义集》(宋僧法云编)：“吴主问三教。尚书令阚泽对曰：‘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成书早于《翻译名义集》的《北史周纪下》“帝升高座，辩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九流”，就是指战国时九派学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整理前代图书划出“九流以别”。九流，即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十家则是上述九流(即九家)再加上小说家。

儒教、也叫孔教。后来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教派，与道教、佛教并称。……但“孔子创教”的说法，则始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佛教：是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北朝日渐发达。

道教：是我国固有宗教，源于古代的巫术，东汉顺帝汉安元年由张道陵倡导于凤鸣山。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六道”，为道教定型化之始。道家奉老子为祖，尊称“太上老君”。

儒家：是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学说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育”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主要著作有《论语》、《孟子》。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学说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

阴阳家：是战国时提倡阴阳五行说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有邹衍等，著作都已亡失。

法家：战国时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到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封建国家，提出重农抑商观点，厉行严刑峻法，建立官僚制度。主要著作有《商君书》、《韩非子》。

名家：又称“辩者”、“形名家”，战国时一个学派，主张用比较严格的推理形式来辩论问题，对古代逻辑发展有一定贡献。主要著作有《公孙龙子》。

墨家：是儒家的反对派，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创始人是墨翟。初期以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等为核心，与儒家展开政治、思想斗争；末期墨子后学克服了学说中宗教迷信成分，对认识论、逻辑学以至几何学、力学、光学等都有一定贡献。代表作有《墨子》。

纵横家：是战国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主要人物有苏秦、张仪等。他们分别代表合纵、连横两派，故称纵横家。其主论部分地保存在《战国策》中。

杂家：占国末期至汉初折衷和糅合各学派思想的一个学说派别。主要著作有吕不韦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

农家：是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

小说家：因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学派。

上中下三等九流之说

旧时九流还有另一种划分，即将各色人等分上、中、下三等。上九流是：一流“佛”、二流“天”、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阁老”、六流“宰相”、七流“进士”、八流“举人”、九流“解元”。中九流是：一流“秀才”、二流“医生”、三流“画家”、四流“皮影”、五流“弹唱”、六流“卜卦算命”、七流“和尚”、八流“道士”、九流“琴棋”。下九流是：一流“唱戏”、二流“吹鼓手”、三流“马戏团”、四流“剃头”、五流“池子”、六流“搓背”、七流“修脚”、八流“配种”、九流“娼妓”。

话说三十六行

人们常用“三十六行”一词来概括社会的分工。如果在某一行业某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又有“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之说。然而事实上，又岂止三十六行？所谓“三十六行”者，只不过是一个虚指之数，是对各行各业的概称。

关于行业，据《清波杂录》所载，我国唐代的主要行业就有许多，如：肉肆行、宫粉行、成衣行、玉石行、珠宝行、丝绸行、纸行、海味行、鲜鱼行、文房用具行、茶行、竹木行、酒米行、铁器行、顾绣行、针线行、汤店行、药肆行、扎作行、陶土行、仵作行、巫行、驿传行、棺木行、皮革行、故旧行、酱料行、柴行、网罟行、花纱行、杂耍行、彩舆行、鼓乐行、花果行等。

徐珂在其《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

因此，今天人们常说的三十六行，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并非行业上的具体数字。而是旧时对各行各业的约称，到今天也一直沿用下来。

再说“三百六十行”

“三百六十行”之源就是“三百六十”。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它都是一个全数，是“全部”的代名词。

从时间上看，我国古人把三百六十天计作一年。《孔子家语·五帝篇》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王肃注：“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史记·高祖本纪》“正义”中也说：“木土火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七十二再除二，便是三十六，七十二加上三十六，等于一百零八。这三个数从三百六十中如此分解出来，都成了我们祖先最爱用的数字。如黄帝七十二战而胜蚩尤；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达七十二人；《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能七十二般变化；《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计一百单八将也。

从空间上看，圆周共计三百六十度，这是西亚两河流域的人发明的，古今世界通用。由此他们还进一步发明了计时上的六十进位制：六六三十六，六十秒为一分，六十分为一小时等。

由此中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是含有天下全部行业之意。“三百六十行”者，上下左右，古往今来之囊括之词也。

民间各业崇拜的祖师

理发业祖师——吕洞宾

裁缝业祖师——轩辕氏

蚕丝业祖师——缧祖

织布业祖师——黄道婆

火腿业祖师——宗泽

木匠业祖师——鲁班

竹匠业祖师——泰山

酿酒业祖师——杜康

中医业祖师——华佗

茶叶行祖师——陆羽

染坊业祖师——葛洪

豆腐业祖师——乐毅

造纸业祖师——蔡伦

铁匠业祖师——李老君

中药行祖师——李时珍

梨园祖师——李隆基

占卜业祖师——鬼谷子

评话祖师——柳庄

风水业祖师——刘伯温

制笔业祖师——蒙恬

制伞业祖师——鲁班

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东王公

西王母，又叫“金母”、“王母娘娘”或“西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在我国早期神话中，西王母是职掌瘟疫、刑罚的怪神，长相丑陋，“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家住昆仑山上。后世人将西王母的形象、职司作了较大的改正，成了一个容貌绝世的妙龄女郎，是掌管女仙名籍的神仙领袖，相传又掌管着长生不老之药，故旧时民间又视西王母为长生不死的象征。

东王公，又叫“东王父”、“东木公”、“木公”、“东华帝君”，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男神。在早期神话中，东王公的形象很不雅观，据说他居住在“东荒”大山中的大石洞中，身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背着一只大黑熊，老爱左顾右盼。后经增饰为神仙领袖之一，分管男仙名籍。据说凡间世人要得道升天，须先拜东王公和西王母。

孔氏家族的曲折变化

从孔子到孔德成已历77代，孔氏家族曾有不少曲折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一、五代后梁乾化年间洒扫户孔末(原姓刘，其先祖由皇帝诏给圣林。专司洒扫之役，随主改姓孔)杀死孔子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篡位袭爵。18年后，孔光嗣之子孔仁玉上书唐明宗，奏陈孔末之罪，孔末因而被诛，孔仁玉得以中兴孔族，后世尊之中兴祖。孔末后裔自此被称为外院伪孔(外孔)，因是冒姓，不得入谱。

二、北宋末，第48代衍圣公孔端友随康王南渡，定居浙江衢州，是为南宗。其弟孔端操留守曲阜，后由其弟袭爵，是为北宗。所以，实际上南宗才是孔子的长支后裔，但后来南宗未再北返。其间也曾有南宗、北宗为正宗地位之争，直到明代弘治年间才由皇帝决定承认北宗为正宗。

三、按照宗法制度，嫡长子是上一人的继承人。孔族固有“绝次不绝长”的规定，长房无子则须择一血统最近之侄上嗣。这是以侄承继长房，而非长房传位于其弟子之子。

历代名人美誉

诗歌之父——屈原〔战国〕

历史之父——司马迁〔西汉〕

目录学之祖——刘向〔西汉〕

外科鼻祖——华佗〔东汉〕

医圣——张仲景〔东汉〕

针灸术之祖——皇甫谧〔晋〕

书圣——王羲之〔晋〕

田园人诗人——陶渊明〔晋〕

药王——孙思邈〔唐〕

画王——吴道子〔唐〕

诗仙——李白〔唐〕

诗圣——杜甫〔唐〕

诗鬼——李贺〔唐〕

诗囚——贾岛、孟郊〔唐〕

诗豪——刘禹锡〔唐〕

草圣——张旭〔唐〕

茶圣——陆羽〔唐〕

歌圣——李龟年〔唐〕

剑圣——公孙大娘〔唐〕

棋圣——王积薪〔唐〕

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唐〕

豪放词人——苏轼、辛弃疾〔宋〕

婉约词人——柳永、李清照〔宋〕

太平天国领袖都是中青年人

近代史上震动世界、席卷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一些中青年农民领袖发动起来的。下面是几名主要领袖情况：

洪秀全：38岁称天王，病逝时52岁；

杨秀清：29岁封东王，被害时34岁；

萧朝贵：29岁封西王，牺牲时30岁；

冯云山：37岁封南王，牺牲时38岁；

韦昌辉：26岁封北王，被杀时31岁；

石达开：20岁封翼王，就义时33岁；

洪仁王干：38岁封干王，就义时43岁；

陈玉成：23岁封英王，就义时26岁；

李秀成：37岁封忠王，就义时42岁。

近代有多少不平等条约

从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时间里，英、法、美、日、俄、德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我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等共有1000多个，平均每年要订10多个！这些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像一个个陷阱，把中国拉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下面是中国近代史上十个主要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望厦条约

黄埔条约

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伊犁条约

中法新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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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文化·历史

“知识”一词的含义

“知识”一词有两种含义。在古代常见的一种含义是指相知、相识的人。这在上古的书籍中已有记载。如《管子入国》：“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但现代更多的是用的知识的另一种含义，即指人对事物的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一层含义在古代，常用一个单字“智”或“识”来表示。《荀子正名》：“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注曰：“知有所合，谓所知能合于物也。”《文选》所录汉张衡《东京赋》：“鄙夫寡识，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

“知识”连用，表示经验认识这一层含义，大概是最初和佛教有些关联。如佛教用语中有“善知识”一词，就是指了悟一切知识、高明出众的人。《释氏要览》上《称谓》篇“善知识”一条引《摩诃般若经》：“能说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法及一切种智，令人心入欢喜信乐，是名善知识。”《景德传灯录》卷五“慧能大师”云：“师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

至明清，“知识”一词就较多地运用于后一种含义。如清人洪亮吉在《洪北江集》说：“孩提之时，知饮食而不知礼让，然不可谓非孩提时之真性也。至有知识，而后知家人有严君之义焉。”尤其是西学传入后，知识的后种含义更赋近代意义。

知识范畴的二重性

知识是人对自然、社会、思维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的观念的总和。从知识的内容、价值、功用等方面对知识进行分析，知识范畴具有的二重性应包括以下几点：

①现象的知识和本质的知识；②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的知识；③零散的知识和系统的知识；④经验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⑤感性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⑥学科的知识和交叉学科的知识；⑦具体的知识和抽象的知识；⑧直接的知识和间接的知识；⑨学术性的知识和实证性的知识；⑩知识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知识化；必然的知识和统计的或几率的知识等等。

知识能改变人的性格

英国著名的学者培根曾写过一篇关于求知的随笔。他写道：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潢，也可以增长才干。

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潢。当你处世行事时，求知可以促成才干。有实际经验的人虽然能办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理论知识方能办到。

求知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求知是自欺欺人，只会照书本条条办事会变成偏执的呆子。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求知时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是应该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有的知识只要浅尝即可。有的知识只要粗知即可。只有少数专门知识需要深入钻研、仔细揣摩。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精读、细读、反复读。

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作笔记则能使知识准确。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长于思辩。总之，知识能改变人的性格。

文化的含义

什么叫文化？《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它的意思是按照人文来进行教化。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要有三种含义：①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化、艺术、教育、科学等。②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③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等。本篇中的“文化”，即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文化的四种型式

按照共性分析，文化按其形态，大致可分为四种型式：

一、物质型文化。人力曾经和正在作用其上的一切物质对象、人类物质生活的方式都是物质型文化，体现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都是物质型文化最本质的内容。结绳、算盘、计算机代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不同层次；西服、和服、中山服，从物质形态上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

二、社会关系型文化。这是从家庭组织到社会组织，从生产关系结构到上层建筑结构，从社会分工结构到阶级结构乃至民族结构的总称，它处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是反映物质文化又是反映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同时给予二者强烈的影响。

三、经典型文化。它是以历史的形式凝固了的精神文化，是影响过历史，以致被认为传统的各种知识、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巨大的历史惯性是经典型文化的主要特点。

四、心理型文化。这是另一类精神文化，它不是凝固的而是存在于人这个文化主体的各种行为中，它的核心是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主体的传统观念。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在目前常被当作同义术语，即使学术讨论中也常被交互使用。传统文化有相对的界限，那界限应能涵盖历史上的精神与物化了的精神的主要领域。研究传统文化，首先需要追寻既成事实的真相。就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清理历史事实。清理历史的事实，只要不违背实事求是准则，什么方法都可采用。与传统文化相区别，文化传统更多属于现状的研究范畴。

历代相传的文化，大致分为死文化和活文化。在历史上存在过，兴旺过，但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已消逝了的传统，自然失去存在的依据，无疑都属于死文化；被称为往古社会所累积的最佳经验，体现这种传统的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存在，尽管已经变了位和变了形，那就是活文化。后者就是人们习称的文化传统。它属于现状。讨论文化传统必须注意作用的正面和负面。不能受情绪化的支配而夸大文化传统的负面，进而否定全部传统文化的倾向。必须鉴别新传统和旧传统，外来传统和固有传统。讨论文化传统，必须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作为研究的范畴，虽然不同，但能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就都是科学。

中国文化探索

五千年的历史留下了久远的中国文化，残酷的斗争选择了顽强的中国文化，稠密的人众存活了独特的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在何方？这文化不在先哲的遗书上，尽管这遗书给过那么多的原始材料，然而这原料到成品不知经过了多少道攻序，经过多少次化学变化。中国文化也不在学者的书斋中，虽然学者的书斋可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在全中国，在大众碌碌的日常起居、饮食男女这些形而下的活动中，在农村的田野上，在吵吵嚷嚷的饮食小店中，也在婚姻介绍所、法庭和小菜场上。中国文化也在发展。比如说电视和录像就不啻是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

在这里，不是想指出中国文化究竟在具体的何方，只是想提醒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该于书外去做功夫。中国的学者应当尽量运用社会学、统计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等等多种多样的调查方法，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中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去探索中国文化的特质(但要结合书本)。

中国文化史上四次重大发现

中国素以有雄厚的典籍蕴藏而闻名于世，但它们能经历几千年的岁月保存下来，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兵灾、自然灾害，加上独裁昏庸政府自戕似的毁灭书籍，经过这种种坎坷能幸免于难的可真是“万幸”了。文化史上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最大的要属四次大发现了。

一是汉武帝末年“古文经书”的大发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从孔子家墙壁中得到《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书，这些书是用汉以前的篆文写的，被称为“古文经”，它的发现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

二是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的大发现。在魏襄王墓中得竹书数十车。晋武帝命荀勖撰次编辑为《中经》。因为是在汲郡墓冢中挖掘出的，史称《汲冢竹书》。汲冢书除经(《周易》、史(《竹书纪年》)、卜筮书外，还有辞典类的《事名》、画赞属的《图诗》、神话小说《穆天子传》等。

三是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大多是刻在龟甲壳和牛骨上的殷商文字。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先是被农民捡来当“龙骨”卖给药店，药店转卖给古董商人，古董商又转贩京津地区，有一些为知识分子所收藏。经过研究，终于在1899年认出甲骨上的文字是商代文字。从此引起收藏、购买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逐渐形成一门新学科——甲骨学。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文字历史提早了几百年，使商朝历史研究有了可信的史料。

四是1899年敦煌宝藏的大发现。它和甲骨文的被译出几乎是同时的。1899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了。敦煌宝藏原藏敦煌石窟密洞中。藏书总数达二万余卷，大部分是佛经、道经等经卷，还有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图经、方志、医书、历书等，汲取范围极广。除用汉文抄写外，还有用梵文、藏文、龟兹文、回纥文等西域或少数民族文字抄写的。这些藏书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可惜这些宝卷不被当时的中国政府重视，多数被外国人劫走，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不过随着敦煌宝卷的被劫掠，敦煌的名字也响遍全世界，研究敦煌文物也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敦煌学”。

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必须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新文化的来源有两个。首先，作为主导方面，它将吸收容纳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尽劫难而生生不已。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内聚力的象征，是联结全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联系，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也就等于拦腰砍断中华民族的历史。再者，中国现代文化还将尽其可能地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果，为现代化服务。有的人对学习西方文化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无疑是西方列强欺凌侵略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盲目地排外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作祟，这种感情是要把我们重新引导到隔绝孤立的状态中去，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民族之间分离隔绝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各民族的长期交往，必然会造就一个融合各民族文化精华，不分中外东西的世界文化。正像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华民族的文化最终也会被融合到世界文化中去。

中国文明的复兴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必须坚决反对封建主义。但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能简单地同封建主义划等号。中国曾经有光辉的文明，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新条件下复兴中国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服务于这个伟大目的的。当然复兴中国文明决不是为了复兴中国封建主义或是复兴有些人所说的“酱缸文化”。我们欢迎并广泛地接受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验和知识和有益的文化；但我们决不能接受所谓全盘西化论。主张全盘西化，就是否定中国的一切，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就是缺乏爱国主义思想，缺乏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当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很多知识分子，把人类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时候，这些人却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寄托在西方，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愚昧。

“两个文明”用语溯源

我国早期使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概念的文章和作者有如下：1899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他自己主编的《清议报》第三十三册上以“哀时客”笔名发表了《民国十大元化论》(一名《文明之精神》)一文，文中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梁的观点当然不无可议之处，但他在我国思想界第一个使用了两个“文明”概念这一点则是无庸置疑的。

1902年，由胡英敏在东京编印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一期中署名攻法子的“政法片片录”中说，“精神文明为一国生气之所系，有之则兴，无之则亡”，“然物质文明有助成精神文明之用”。

1913年5月，《东方杂志》发表高劳(即该刊主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一文，使用过这两个词汇。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八》，批评一种论调，即“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同年，陈独秀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中，指出西洋文明，于物质生活之外，亦有“精神文明”。

1919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

1921年，《东方杂志》发表署名三无的题为《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一文说，“就抽象的言之，得别文明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两方面”。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瞿秋白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上分别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两篇文章，指出“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嚷着东方的精神文明”，又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愈发达”，“则精神文明愈舒畅”。

1925年6月，郭沫若写的《王阳明礼赞》，其“附论一”的题目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1926年5月，赵元任的格言体《语条儿》，其中一条是：“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高不到哪儿去。”同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也说到过“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

“全盘西化”一词探究

“全盘西化”论产生在鸦片战争以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赤县神州，“瓜分豆剖”，中华民族，存亡绝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规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于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愈来愈成为时尚和潮流。这是“全盘西化”论产生的总的历史背景。第一个“睁开眼睛向外看”的林则徐，发现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与林则徐同时的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中国第一批感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人。在19世纪末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有人提出了“一切制度，悉从奉西”的主张，这可以说是“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最早的说法。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论的思想又深化了一步。“全盘西化”的口号是胡适在1929年提出来的。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抵抗，第二种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是选择接受。”“我本人也一直是选择接受的提倡者之一，但是我现在悔悟到并要指出这种谨小慎微的选择是不可能的，并且也是大可不必的。”不难看出，胡适“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和坚决的，堪称“全盘西化”论的“祖师”。30年代，中国文坛上进行过一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对“全盘西化”的观点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可说是鼓吹“全盘西化”论的高峰。胡适、陈序经等人究竟提出和宣传了一些什么观点和主张呢？第一，肆意贬低中国，诬蔑中国“百事不如人”。这是他们在鼓吹“全盘西化”论时一再重复的观点。第二，声称“全盘西化”是中国救亡的必由之路。第三，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全面学习，精华糟粕兼收并蓄。第四，全面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如此等等，这就是他们所鼓吹的“全盘西化”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

至于孙中山和鲁迅是否都主张“全盘西化”，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做出回答。孙中山、鲁讯非但不是“全盘西化”论者，而且是反对“全盘西化”的。

历史上“全盘西化”论的来龙去脉大体说来就是如此。它提供了一面镜子，使人们更进一步看清鼓吹“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和荒谬。

“历史”探源

我国史籍产生极早，但“历史”这个词的出现，却要比史籍本身的产生晚得多。

在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才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的专名(《史记》最初名《太史公书》)。这种情况，应是当时史在王宫、史书绝少、史学不发达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猛增，史学空前兴盛，“史”、“史记”这些旧有的简单名词术语，已反映不了客观实际，于是“历代史”、“历史”、“史学”这些崭新的词儿，便应时而生。

据《魏书·高昌国传》载，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高昌国王麦菊嘉，曾遣使奉表，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梁书·诸夷·高昌国传》也载，高昌国“有五经、历代史”。《梁书·徐擒传》记，“梁武帝曾向徐擒问历代史”。用“诸”和“历代”冠于“史”前，正说明当时史书的众多。又据三国时吴人韦昭所著《吴书》：魏文帝曹丕曾开玩笑问吴使赵咨：“吴王(孙权)颇知学乎？”赵咨回答说：“吴王……虽有余暇，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这里的“历史”，虽和上引“诸史”、“历代史”同义，泛指各种史书，但其含义，显然要更广泛一些。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历史”一词。

“史学”溯源

两汉时期，经学笼罩一切，国家既不为史学设立学官，史学也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庸。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得到彻底改变。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石勒初称赵王，即以“任播、崔漫为史学祭酒”(《晋书·石勒载记》)。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设置史学学官，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一词。宋和南齐初年，国家又设总明观，内中即置有史学科，设学士官，专门研究和教授史学。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但自此以后，无论国立的国子学、太学，还是私立的精舍之中，均以经、史并为教授主课，史学深为士人所好尚。如果说，前引石勒设“史学祭酒”，还主要是一种学官的设置，那么，《南齐书·文学·王王圭之传》所记王圭之“ 有史学，撰《齐职仪》”，这里的“史学”，便已包有现代通常所说的“史学”的含义了。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清楚地表明：我国史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实际到概念都已独立了。自此以后，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门显学。

中国历史的伟大魅力

400年前，罗马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手法，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它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固然，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描述并不准确，甚至有许多错误，但是它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无怪乎当时法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湟在校阅该书法文版时，颇有感慨地在书边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时光流逝，400年间多少历史的浪涛拍打过去了，无论是世界上，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依然是令人惊异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历史的价值

历史对于整个人类正像记忆对于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过去是怎样去做的。假如我们要问为什么汉文没有字母，或者为什么美国的国旗有五十颗星，或者为什么大不列颠有一个国王，我们都必须向历史去寻找答案。历史像我们目前给它下的定义，就是人类生活的整个故事。它指出人类的失败，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成功；叙述他们的法律，也叙述他们的战事；力图揭示他们的宗教，也揭示他们的艺术；考虑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也考虑他们的发明和发现。

历史以过去的光辉照亮了现在。它使我们同其他民族相识，从而更能了解我们自己。它赋予我们阅读的书本，看到的城市，听到的音乐以意义，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臻丰富，更有趣味。

何谓历史观

属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内容。它是指人们对历史总体运动及其客观发展规律认识的哲学概括，是历史学的根本指导原则和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它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指导着史学研究的方向，而且是全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显然，历史观是史学理论的最高层次。历史观形形色色，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和大一统观，有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英雄史观，有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等等。应该说，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进步的历史观。

历史学浅说

属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内容。它是人们对史学研究的目的、功能、社会作用和具体内容的理论原则的总的概括，它的任务是探索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和怎样研究历史，侧重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史学研究时主体所应持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它受历史观的制约，历史观指导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历史学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司马光的历史学是“资治通鉴”，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巩固政权服务；胡适的历史学奉行实用主义原则，历史按主观需要随意装点篡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宗旨是历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此外，还有遵循客观主义、功利主义、强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理论原则的历史学。

什么叫史学方法

属于历史学的理论内容。它是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方法、渠道和途径。它是史学工作者所特有的认识工具，它的作用是帮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趋于科学化、规范化、多样化，从而使史学工作者的主体认识与客观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尽可能达到一致。史学方法是形成史学工作者研究能力的要素和保障，开拓和扩展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史学研究中。历史观规定研究的方向，历史学提出研究的任务和课题，史学方法使研究得以具体进行。显然，史学方法受历史观、历史学的统率和制约，但它并不是历史观、历史学本身，它的层次较历史观、历史学要低，但它的内容则丰富和充实得多。一方面，历史观、历史学、史学方法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又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互相取代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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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法制·官吏

两种封建制度的区别

古代的所谓封建制主要是指先秦时期天子把爵位或土地分封给诸候的分封制。西周灭商后，周武王按等级把土地和人民大规模地分封给子弟、功臣。受封者又把土地再进行分封，因而形成层层的封建等级。这种封建制与宗法有密切的关系。周天子自认为是上天的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以行使所有权，土地一级一级自下而上归一人所有。当时封建制既是国家的建制，又是社会的组织。它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经济状况等诸种情况相适应。与这种封建制相对立的是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分天下为36郡，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结束了使国家分裂割剧的分封制。汉代和汉以后又有几次分封，但其规模和范围都小得多，而且时间不长。由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发展地进步。

现在所说的封建制度是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先秦时代的封建制是国家的建制和行政区域组织，现在所指的封建制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全部或大部分占有土地，农民依附或半依附于地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如果说两者有联系的话，古代的封建制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和宗法观念基础上的。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制度其重要特征是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差别。它们的核心是天子王权的专制主义。

皇位继承制

嫡长子制与夺嫡事件

皇位的继承，从“家天下”伊始，就为帝王们所重视。普遍采用的是“嫡长子制”。这项制度规定：皇后所生的长子——“嫡长子”，才是当然的皇太子，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这样做显然是为防止皇子间的争夺。

夏、商二朝都有传子制，但不详所传之子是否嫡长子。周之先世古公擅父有子三人：长名太伯，次名虞仲，幼名季历。季历生贤子姬昌。古公擅父想传位于姬昌，扬言：“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深知，传位于昌，须先传位于季历，自己如果不让，季历就不得立，于是相携逃亡到遥远的吴国。可见周朝嫡长子制已根深蒂固，帝王本人也不敢直接修改，而是靠旁敲侧击，寄希望于嫡长子的自觉退让。

嫡长子制是一种硬性的规定，不仅束缚帝王本人的好恶，也妨碍有才能的皇子施展抱负，因而必然导致迭出不穷的“夺嫡”事件。上述古公擅父事就是一起和平的夺嫡事件。西周幽王宠爱妃子褒姒及其子伯服，废皇后申氏与太子宜臼，结果举国尽叛，犬戎起兵，身灭国亡，为流血的夺嫡事件开了先例。

秦始皇不立太子。但他明显偏爱长子扶苏，使助大将蒙恬守边立功，获取政治资本。后来始皇暴病，欲传位于扶苏，以书召之，未发而死。赵高扣住此书，联络丞相李斯，怂恿始皇少子胡亥夺嫡。于是矫诏赐扶苏死，胡亥嗣位。

隋文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勇不尚矫饰，好奢华，为其母独孤氏所嫉。次子杨广久欲夺嫡，乘隙矫言饰行，屡进谗言，赢得独孤氏的同情。文帝因此废勇立广。及文帝病重，广劣迹渐彰，公然调戏文帝陈妃，文帝深为后悔，急召勇。广抢先杀死文帝，“血溅屏风”。即位赐勇死。

唐高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又私许皇位有创业大功的次子李世民，以致建成与世民不和。少子李元吉野心勃勃，欲助建成除掉世民，然后再除建成自己嗣位。三方磨刀霍霍，机关算尽。最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建成、元吉，自己作了皇帝。

兄弟及制与兄弟相残

古代帝王放情纵欲，多不永年。皇子幼小嗣位，使贵戚大臣有弄权之机。为使国有“长君”，产生了“兄终弟及制”。这项制度规定：帝王可在生前立长弟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兄终弟及制在夏朝就存在，商朝执行较为普遍，周朝以后，由于帝王的私心越来越重，都想让子孙世袭皇位，兄终弟及制很少执行；有之，也是出于无奈，且往往导致兄弟相残之祸。

北齐文宣帝高洋，即位之初，立子高殷为皇太弟。高殷愚弱，诸叔强悍，高洋忧心忡忡。为除后患，高洋曾以莫须有罪名杀死高浚、高涣二弟。及高洋暴病垂死，考虑到皇位终将为诸弟所夺，便哀求长弟高演，说：“夺但夺，慎勿杀也。”结果高演没有守约，高殷终于难免一死。高演在策划废杀阴谋之前，曾联络其弟高湛，并许诺：“事成以尔为皇太弟。”及即位，立长子高百年为皇太子，高湛极为不满。高演临死，深知百年远非高湛对手，为换取百年的平安，决定传位于高湛，并付手书列出条件：“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这个“前人”就是指他自己。谁知高湛即位，专以报复为事，百般折磨百年，最后把百年杀死。

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幼主手上夺得天下。其母杜太后临终，告诫道：“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指赵匡义)。”并命大臣赵普当面作誓书，藏之金匮，派专人看守。此后匡胤遵约没有立长子德芳为皇太子，但同时他也没有立匡义为皇太子。这说明他仍怀有私心。直到临终前他决定传子，皇后遵旨命宫官王继恩火速召德芳前来受遗诏。不料王继恩原是匡义的耳目，他没去通知德芳，却给匡义送信。匡义飞快带人闯进宫中病房，宫人看见烛影摇红，听到斧声凿凿，不一会传来匡胤死讯。匡义唯恐夜长梦多，连夜宣告即位。

立子杀母制与女后当政

女后当政，历代多有。最初为帝王们所警戒的，是夏桀的妹喜、商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一类女后，在丈夫坐位期间，就设法窃权，肆意妄为，导致国破家亡。所以汉高祖刘邦坐位期间，加强控制，皇后吕氏尽管奸诈，也捞不到弄权的机会。但刘邦既死，太子惠帝即位，懦弱不能自立，吕氏作为太后，放手干预国事，提拔诸吕，差点把刘家天下变成吕家天下。这样一来，帝王们才意识到，还要严防身后嗣子懦弱，太后干政。

汉武帝刘彻坐位期间立有太子，后来太子以罪被废，其余皇子如燕王旦、广陵王胥等又品行不端，就想传位于幼子弗陵。弗陵母赵氏，封钩戈夫人，年轻聪明，引起刘彻的疑虑，担心以后弗陵“年稚”而“母少”，“女主专恣乱国家”。为防患于未然，他借故把钩戈夫人杀掉了。此后“立子杀母”就成了一项制度。

北魏前期实行立子杀母制。一般认为始于道武帝拓跋王圭。《魏书·明元帝纪》载：明元帝拓跋嗣被立为太子，父道武帝拓跋王圭赐其母刘贵人死，对嗣云：“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但据同书《刘贵人传》所说：“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即道武帝)末年，后以旧法薨(死)。”似在拓跋王圭以前北魏就实行其制。后经明元、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几代均不改。至宣武帝元恪笃信佛法，不忍杀生，“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由于立子杀母制过于残酷，北魏之后，各朝均不实行。如清咸丰帝临死，传位于子载淳(即同治帝)，担心其母慈禧干政，有人便建议效“钩戈故事”，咸丰不忍采纳。及载淳即位，慈禧垂帘听政。

密建制与家天下

古代帝王为防家族成员谋夺皇位，陷害“储君”(皇位继承人)，有时采用临死才宣布储君的策略。这项策略迟至清康熙以后才形成制度，当时称为“密建制”。

康熙皇帝二十四子，次子允祁为皇后所生，被立为太子。长子允礻是为妃子所生，不得立，怀恨在心。其他各子也都觊觎皇位。他们分别勾结其他皇子和朝野大臣，对允祁进行陷害，允祁本人骄纵不法，怙恶不悛，加上兄弟的陷害，被二立二废。第二次被废后储君的位置空了十年。这十年间，皇子们为谋夺皇位各显神通，其中十四子允礻题赢得了老皇帝的青睐，被暗定为储君。但六十一年康熙死，四子胤礻真却宣告即位。事出意外，流言纷纷：一说大臣隆科多与胤礻真勾结，改遗诏“传位十四子”之“十”为“于”；一说康熙在隆科多掌上亲书“皇十四子”，隆科多出，当着胤礻真面，抹去“十”字；一说胤礻真欲窃遗诏，独入畅春园侍疾，康熙醒，见胤礻真在侧，知其目的，怒投玉念珠击之，而后暴死；一说胤礻真“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康熙)皇帝就崩了驾”。总之，康熙执行密建制没有成功，胤礻真得到皇位不太光彩。

胤礻真即雍正皇帝。从他以后，清朝不立太子。他在即位元年，就把储君的名字写好，“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今故宫内)正中世祖(顺治)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命令等他死后才能开视。乾隆皇帝遵照前制，并敕撰《古今储贰金鉴》，列举古今因建储导致的祸乱，以警诫子孙。至光绪皇帝时，大臣吴可读请早建储，皇太后仍称“与本朝家法不合”，不予考虑。可见当时是一直执行密建制的。

综上可知，历代帝王为皇位顺利继承确实费尽心机。他们除建立各种制度外，还想出过不少应付特殊情况的策略(如唐武宗子幼，立唐宣宗为皇太叔；明太祖嫡长子死，立嫡长孙；以及无嫡立庶，规定立庶以长，同长立贤，同贤立爱，等等)。但到了清朝，却竟然连储君也不敢公开建立，皇位靠密建制苟延。这说明，家天下已不适应历史潮流。果然，这个靠密建制维持皇位的清朝，不久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灭亡了。

我国宪法溯源谈

我国古书上有“宪”、“宪法”的说法，是指一般典章制度而言，如“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国语》)，这和近代宪法的意义不同。清朝政府为抵制资产阶级革命，于1908年颁布了所谓《宪法大纲》，表面上许诺了人民的一些要求，但又公然宣告：“君上至圣尊严，不可侵犯。”目的仍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主持颁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宪法性质的文献。此后北洋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都相继颁布过伪宪法。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革命人民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建国后，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自由古今说

自由一词并非外来语，最早见于汉代郑玄《周礼》注：“去止不敢自由”。《三国志·吴志·朱桓传》也说：“桓性护前，耻为下人，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但古人所说的自由一词，不是作为政治概念使用，而是指能按个人的意向行动，不受限制。

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1899年翻译了英国政治思想家穆勒的《自由论》。由于严复并不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忌讳“自由”一词，将书名改译为《群己权界说》。在没有办法回避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同音词，将“自由”译作“自繇”。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自由》一文，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他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侵他人之自由为界”。又说，“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他还以一人之身体为例，说任口自由，乱食东西，必然引起大病，口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任手自由，随便杀人，“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梁启超的自由观，在当时是有启蒙意义的。

广东近代有一位女杰张竹君，她是番禺人，被誉为“女界之梁启超”。她对自由的解释也很精辟，说：“欧西之论自由者，曰个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吾谓自由可以行星之运行比之，其运行，自由也；其运行而遵一定之轨道，此其界也。”认为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自由不是任所欲为，而是遵循一轨迹活动的。

资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号召，掀起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这是人类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但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享有自由。马克思说：“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这里阐明了资产阶级自由的阶级本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又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两条规定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前者是自由的体现，后者是自由的保证。只有维护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不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你才能保证实现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否则，你的自由和权利便不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思想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孙中山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勇于革命实践，思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作为一个终生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家，孙中山在晚年革命处于徘徊时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热烈地欢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口述并亲笔签名三份遗嘱，成为他思想发展的珍贵见证——

《致苏联遗书》：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家事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要求宋庆龄代替他访问苏联以实现他未遂的愿望，这说明孙中山决心以苏联为中国革命的榜样。在第二份遗嘱中他表明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第三份遗嘱表现了孙中山在个人生活中的简朴和对子女的希望。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中国民法沿革考略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所谓民法”。其实，我国的民法源远流长，有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商代在所有权、婚姻、继承等制度方面，就有了相当发展。到了周代，民事法规从内容到范围都有扩大，《周礼》中《秋官·朝士》关于户籍登记的规定，《地官·司市》和《秋官·司寇》等关于合同的规定，《礼记·王制》中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以及《周礼》、《礼记》和《左传》中关于亲属、婚姻、家庭的规定和记载，无不反映当时民法之丰富。

战国时期，李悝集诸国法规，编成《法经》六篇，其中“杂法”夹有民事法规。商鞅承袭《法经》制定《秦律》，至秦始皇时期，民法内容已相当丰富。据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其中属于民法范围的就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等。汉承秦制，萧何增设《户》、《兴》、《厩》三篇，制定《九章律》，又经过叔孙通制《傍章》十八篇，张汤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以及赵禹定《朝律》六篇，从而使《汉律》洋洋大观，作为民法主要内容的所有权问题、继承问题都规定得很详细，晋、北齐、北周、梁、隋各朝代的统一法典中均有民法规范。虽原文佚亡，但篇目有史籍为证，其中之民法，斑斑可考。

自唐迄清，不少法典尚存，其民法规范展现在字里行间，唐太宗初期，对《武德律》略加增删，编成《贞观律》。高宗永微二年的《永微律》共十二篇，属于民法范围的有第四篇《户婚》，第五篇《厩库》，第十篇《杂律》。宋代法律甚多，名称各异，现以三十卷《刑统》为例，其第十二卷至第十四卷为《户婚》，属于民法规范。元代法律名目更杂，以《典章》为例，它以中央机关名称为篇目，在《户部》中有分析、婚姻、继承、田宅、钱债等民法内容。明代有《大明律》、《明令》、《问刑条例》等等。其中属于民法范围的《户律》，内分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清代初期，斟酌明律，于顺治四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从康熙起，又仿《明会典》先后制定《大清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直至《光绪会典》，其中不少属于民法内容。

辛亥革命后，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为期不长，虽有民事立法，但数量不多。北洋政府时期，对民法极不重视，可反动统治者为了欺骗民众，也曾编制过民法草案。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曾设法制局，负责起草各类法典。1929年2月起草民法总则篇，分七章，凡一百五十二条，于同年5月公布，10月施行。同年6月，又起草责编，共六百零四条，11月公布，1930年5月施行。物权编也同时起草，凡二百一十条，比债编稍后公布，与之同时施行。随后，又公布亲属编与继承编于1931年5月施行。一部体系完整的民法典制定完成了。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法都是剥削阶级民法。

两千年前的敬老法

根据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出土的有关《王杖诏书令》的竹简记载，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规定了尊敬和抚养老人的法令。

《王杖诏书令》规定，对70以上的老人，由朝延授予一种顶端雕有斑鸠形象的特制手杖——“王杖”。持有“王杖”的人，享有各种社会优待。例如，他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年俸“六百石”的地方小官吏；侮辱或殴打这些老人的官民，都要定为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处以斩首之刑等等。同时，对于无亲属的老人、病弱的老人，也都有明确的照顾规定。据考证，这些法律条文是从西汉宣帝到东汉明帝130余年间几经修改、补充而明确起来的。

第一部环境保护法

早在两千多年前，汉宣帝曾制定一项保护鸟的法令：“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三辅即今陕西西安一带。有人以此为我国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不确。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发掘了两座战国到秦代的古墓，在第11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其中一些竹简上刻着内容具体的《田律》。整篇条文的意思大体是这样：

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罟和陷阱。以上禁令，到七月才得解除。

作为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当首推我国两千年前秦朝制订的《田律》了。这份《田律》的禁令规定，不但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而且还保护水道，不得堵塞。这确是少见的珍贵文献。这可能是我国以至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

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典

西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第一部婚姻法典——《汉婚律》，内容包括婚姻范围(禁止直系亲属通婚)，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后嗣、离婚等六个方面的法规，它强调维护家族内部尊卑秩序，集中体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七出”的含意

旧时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是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残酷迫害。《仪礼·丧服》说：“出妻子之为母”，贾公彦解释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妨忌，恶疾，丈夫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条为借口，命妻子离去。故称“七出”。但帝王、诸候之妻无子不出，故又有“大出”之说。

早期的成文法典

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据说夏代制定了“禹刑”，商代制定了“汤刑”，周代制定了“九刑”。从甲骨文中可看出，商代已有了成文法典。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几个主要诸候国相继公布了成文法。如：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后来邓析又用竹简造刑法书，称为“竹刑”；公元前514年，晋国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于鼎上。这都是最早公布的刑法，可惜均已失传。

战国时期，成文法典进一步增多。公元前5世纪末与4世纪初，魏相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制定了《法经》，共有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公元前4世纪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把原来的《秦律》重新补充和修订，颁行全国。

汉初，丞相萧何曾参照《秦律》，制定法律九篇，称《九章律》。以后，每个朝代都参照过去的法典，制订本朝法典，使法律日趋完善。

出土最早的刑律文字资料

1987年元月在湖北省荆门市发掘的战国中晚期楚墓——包山大冢(2300多年前)，墓中出土文物的室内清理工作结束，已初步判明墓主身份，清理出大量世所罕见的楚国文献和实物资料，其中十余种为国内首次出土。文物考古界认为，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并盛赞包山大冢为“楚文化地下宝库”。

经专家精心处理的438支竹简，已重现篾黄本色。其中275支简上有字，墨书字迹如新，所载约2万字，等于此前全国出土的全部楚简的字数总和。内容为记事、占祷和遣策(记载随葬品的清单)，以记事简为多，记事简记载着狱讼、贸易和楚国与邻国的战争等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关于一批刑事和民事狱讼案例及量刑结果的详细系统记载，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关于刑律的最早出土文字资料。这些记事简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案例分别予以系统详细记叙，刑事讼案中有某某控告某某杀其兄弟或弟等案例；民事讼案中有某某告某某占其田或妾，以及分家中关于土地、房屋等财产的继承纠纷案例；两类案例各有一批。案件受理情况及其处理结果有明确记载，被判入狱者不少是官吏，其中还有官位较高者。

古代的五刑

古代隋以前以墨、劓、非刂、宫、大辟五刑，隋以后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其中，墨刑又叫黥刑，刺字，即在犯人的额上刺字，并涂以墨作为标志。劓，割掉犯人的鼻子。非刂刑又称刖刑，即砍掉犯人的脚。宫刑，割去男子的睾丸，破坏女子的生殖机能。笞，用荆棍或竹板子打人。杖，用棍子打。大辟，即死刑。

谈枷

在我国古装戏曲、电影中，经常看到一种刑具，称之为枷。枷在封建时代最有代表性，作为一种刑械具使用，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了枷的记载。枷“以乾木为之”两半合起，中有孔洞，用以严重限制被捕人犯的身体活动。

由于枷是朝廷的“王法”，因而必有定制。唐朝规定：“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颊长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阔一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径头三寸以上；四寸以下。”宋朝从法律上规定了枷的重量。宋枷开始分二十五斤和二十斤两种，同时将其大小轻重刻在枷上，以便监督。

明代的枷也分三等，“死罪重三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十五斤”。明代的枷不但是狱具和讯具，还成了行刑的刑具。枷成为法定刑“五刑”(笞、杖、徒、流、死)之外的必要补充。清朝的枷分两级，重者七十斤，轻者六十斤。康熙八年刑部规定：囚禁的人犯，只用细链，使枷只作刑罚而用。光绪二十九年，经刑部奏准：“除留竹片供刑讯之用，此外各种刑具尽行废除，枷号一概芟削。”从此，枷不论是作为狱具讯具，还是作为刑具，都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千刀万剐说凌迟

凌迟，是中国古代处死有罪之人的一种极刑。它是将犯者的体肉一块块割掉，使其受尽痛苦慢慢死去，俗谓“千刀万剐”。

凌迟始于何时，从清末法学家薛允许《唐明律合编》看，“唐律………尔时并无凌迟之法，故律无文”。五代北宋开始，凌迟出现。陆游(宋人)记凌迟情状有：“肌肉已死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见《渭南文集》卷五)。《辽史·刑法志)：“死有绞、斩、凌迟之属。”《明史·刑法志》：“(绞斩)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它进一步规定了凌迟施用的范围，是用以处罚那些不敬不孝、忤逆背叛之人的。

《元史·刑法志》载：“诸子孙杀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诸子杀其父母虽瘐死狱中，犹肢解其尸以徇。”杀亲的罪犯即或已死于狱中，仍要施以凌迟之刑肢解其尸体以儆效尤。明律说，“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清代的律文与明代同类，实际执行时不仅杀死本人，还要戮及全家，家屋、家庙全部拆毁，当地官员和学校教习也要受处分。

凌迟之数，《国史旧闻》记载颇详：“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在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日”。明代的凌迟刑中记录极高，对鞭打母亲的郑曼阝割了三千六百刀，对谋反的宦官刘瑾割剐了四千七百刀，割了三日才死去。清代的凌迟又分作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等。

1542年10月21日凌晨，明代凶暴的嘉靖皇帝尚在熟睡，十几个宫女决定趁机把他勒死，大家一齐动手，可惜误把绳套拴成了死结，拉了半天也没勒死，最后事情败露。嘉靖下圣旨说，这群逆婢，死有余辜，“不分首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很快，杨金英等16名宫女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示众，家属们亦依律处决。但与此案有牵连的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没有与16个宫女一同凌迟。据分析，她二人可能是在紫禁城里秘密凌迟的，因为凌迟就是剐刑，要先把四肢割肉离骨，再断咽喉，然后把尸身斩断，把人头悬挂在木竿上示众。行这种刑都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妃嫔曹王氏，似乎不便于在街头凌迟。

凌迟之刑被废除，已是20世纪初的事了。当时在内外矛盾冲击之下，清廷统治下的半封建秩序已无法维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凌迟以及枭首戮尸等法被“永远删除，俱改斩决”。凌迟的血腥终于不闻。

古代的“八议”

“八议”制度周代就产生了，三国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趋于成熟。据唐朝《永徽律》记载：八议，是指八种人享有司法特权，这八种人：一是皇帝；二是皇帝的故旧；三是具有大德者；四是异才；五是立有大功者；六是三品以上职事官及一品爵位者；七是于国卓有功劳；八是前朝贵族。这八种人，除犯“十恶外”，流罪以下减一等。死罪则由皇帝批准咸刑。“八议”是维护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特权的法律。

“十恶不赦”的由来

“十恶不赦”，现在用来比喻罪大恶极、不可宽恕的人。“十恶”，原指十条大罪，始见于1300年前的北齐法律。隋、唐把这十条大罪的内容略事增删，正式定名“十恶”，写在法律典的最前面，以示严重。以后经历宋、元、明、清各代，都规定犯了“十恶”罪不能赦免。

古代“十恶”罪的内容是：1.谋反，指企图推翻当时的王朝。2.谋大逆，指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和宫殿。3.谋叛，指背叛朝延。4.恶逆，指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长。5.不道，指杀戮无辜。6.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尊严。7.不孝，指不孝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8.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9.不义，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10.内乱，指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

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内容有一部分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但由于“十恶”成为“不赦”之罪，影响深广，人们一接触到罪恶大、不可宽恕的事情，很自然地就称为“十恶不赦”。

“十族株连”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很讲究宗族关系的。一人升官，九族皆荣；一人犯罪，九族株连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

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棣，还搞一个“十族皆除”的特例。原来燕王朱棣打进南京赶走侄儿明惠帝允火文以后，打算向全国发而一个“即位诏”。他想借重被囚禁的太学博士方孝孺写个冠冕堂皇的诏令。朱棣多次派人说合，都遭拒绝。最后他亲自开口道：“先生一代孺宗，幸勿再辞。”他一边说，一边命左右把纸笔送了上去。方孝孺一见，又哭又骂道：“要杀便杀，诏不可草！”燕王见方孝孺如此强硬，禁不住抽了一口冷气道：“你何能遽死？就是你不怕死，难道你不顾及九族吗？”方孝孺抗声道：“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还从地上抓起笔，大书“燕贼篡位”。燕王受此侮辱，大发雷霆，命左右把方孝孺的嘴撕开，直拉到耳边，方孝懦直痛得晕倒过去。接着就收拿他的九族坐罪。还因为方孝孺说了句“灭我十族也不怕”的话，便把他的朋友和学生也抓来拼成“十族株连”。在这一冤案中丧生的竟达870多人，真可谓骇人听闻了。

何谓铁券

铁券是皇帝分封功臣作诸侯王时所颁发的凭据。起于汉代，《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由于分封功臣的誓词是用丹砂写在铁制的契券上，所以称为“丹书铁券”，或“誓书铁券”。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券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王各保存一半。唐以后铁券不是“丹书”而是嵌金，《南村辍耕录》载南唐赐吴越王钱的铁券，形碗如瓦，高尺余，阔三尺许，券词黄金镶嵌。誓词有所封的爵衔、官职、邑地及据以受封的功绩，另刻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明代铁券依唐制，不过“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革爵革禄，不许仍故封，但代其命耳。

苛政猛于虎

一次，孔子来到泰山侧的一座小山前，见一个妇女守在坟堆前，哭得十分悲伤，便让学生子路前去探问。妇人哭诉说，她的公公、丈夫和儿子先后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十分诧异，问她为何不赶快离开这个生命都没有保障的地方，妇人回答：“因为这里偏僻，没有苛政。”孔子听后万分感慨，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识”同“志”，记住，意思就是说，繁苛的政令或繁重的赋税比老虎还要凶暴可怕(典出《礼记·檀弓下》)。孔子的这句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我国是应用指纹的发源地

1927年德国罗伯特·海因德尔在《指纹鉴定》一书中断定，中国唐代的贾公彦是世界上提出用指纹识别个人的第一个学者。其实，中国的应用指纹的历史要早得多。

解放后发现的唐代许多文书、契约、遗嘱上都有指纹，指节纹或掌纹，作为识别个人的重要手段。此后历代都沿用在文书上以指模、掌模为鉴的习惯。我国古代军队有《箕斗册》，登记士兵指纹，以便检查。这表明当时已能对指纹按形态、结构正确分类，并将这种分类特征和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

我国用指纹破案的记录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代。在云梦出土秦简中的《封诊贰·穴盗》篇记载：“内中及穴中外壤有膝、手迹、膝、手各六处。”这表明秦代司法人员已将“手迹”作为破案方法，并对作案现场进行司法检验的一种物证。这比国际公认的阿根延警察在1892年首用指纹侦破谋杀亲子案的事例早得多。我国古代对指纹的观察和应用，在唐代先后传到外国，对以后世界皮纹学的研究和现代皮纹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过深远影响。

监狱的由来

中国的监狱产生于何时？是谁发明的？唐朝解释法律的重要著作《唐律疏议》载：“白本陶造狱”。白本陶是4000多年前的传说中的人物，舜帝时期，曾被任命为刑法官。关于他掌管刑法，发明建造监狱的传说，古籍记载很多，历来视他为监狱的首创者。我国古代监狱中都挂有白本陶的画像，不仅狱吏狱卒，甚犯连犯人也像拜神一样拜他。

“监狱”一开始并不叫监狱。夏朝时叫“宫”。商朝叫“圉”，周朝叫“圜土”，秦朝叫“囹圄”，直到汉朝才开始叫“狱”。秦时，不仅京城有狱，地方也开始设狱。汉时，监狱更是名目繁多。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又开始掘地为狱，发明了“地牢”。唐朝时，州县都有了监狱。宋朝各州都设置了类似周朝的圜土的狱，犯人白天劳役，晚上监禁。明朝京、州、府、县都有监狱，称狱为监也自明律始。《明律·捕亡门》：“狱囚脱监及反狱在逃。” 笺释，“从门出者谓之脱监，逾垣出谓之越狱。”清朝沿袭下来。监狱的职能，据《唐律疏议》记载：“狱者确也，以实囚情”，“以圜土聚教罢民”，“任之以事，而改教之”。即对犯罪的事实要进行核实，对犯人要教与改。但实质上，封建时代的监狱只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古代的喊冤方式

我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秩序，表示听取吏民谏议和冤抑之情，在传统的法制上也允许喊冤制度的存在。纵观历史，中国传统制所许可的喊方式有三种。即：

一、“登闻鼓”制度。这是吏民击鼓喊冤的一种方式，在皇宫的左侧置一大鼓，有冤者(往往是蒙冤被押犯的家属)可击鼓喊冤，由官员加以记录上奏。这种制度起于汉朝，而且为以后历代所效法，并不断完善，如唐朝法律规定，“有人邀车架及挝登闻鼓，若上表申诉者，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宋代设登闻鼓院，明、清都设有登闻鼓院。并且规定，如果吏民击鼓申冤被认为确系冤抑，则由通政司奏请昭雪。否则，就认为越级上诉，由通司送刑部加一等治罪。

二、拦驾(轿)喊冤。一般是喊冤者手举状纸，跪在皇帝、大臣或官员车驾、轿子所经过的路上，拦驾诉冤，希望能够除恶扶善，平反昭雪。但是，由于封建官吏贪赃枉法者居多，因此，多数官吏不问冤情虚实，一律先按“冲突仪仗罪”责打数十大板，对于不实者更是加重处罚。

三、临刑喊冤。一般是被执行死刑的人在临刑时喊冤，以求监斩官明查申冤。这种喊冤，在封建社会大多不被监斩官所理会。

封建社会喊冤制度的实质是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当然，若遇开明帝王或像包丞那样的清官，确实也能平反一些冤案。

明末三案

明末三案指的是发生在明朝万历末年的、彼此相关的三个宫廷案件，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晚间，有个手持枣木棍棒的汉子，悄悄闯进了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用木棍将守卫宫门的人打伤，又闯入前殿的屋檐下，在那里被太子的服待人员捉获。这就是所谓梃击案。谋杀者据说是名疯子，受人指使，欲加害皇太子。在审理过程中，案情几起反复。实际情形是，谋杀者张差不疯不傻，是受宫内太监的引诱，并被接应到宫内行凶。由于皇家内部的矛盾和朝官的派系之争，受牵连的人很多。

公元1620年八、九月之交，刚当皇帝不过30天的朱常洛一命呜呼了！据说他的死，与他病中所服的红色药丸有关。红色药丸究竟是寿药、道家丹丸还是别的什么毒药？一时间闹得朝野纷沸。连宰相、皇贵妃都被牵连到此案中，这就是“红丸”案。

移宫案，说的是，一些不应占居乾清宫(皇帝所居之宫)的妃嫔占居了那里，朝官中有人为了体制，要求他们(她们)迁出，因此而生出许多事来。先是万历帝的妃子郑贵妃以照料疾病中的万历帝为名，住进了乾清宫，万历帝死后，她还赖着不搬出来，弄得新皇帝不能搬进乾清宫，大臣们觉得太失体统，用尽心机，郑贵妃才不得不搬出。朱常洛进乾清宫时，他的妃子李选侍跟随入居乾清宫。红丸案发，朱常洛死去，这位曾想捞取皇后而不成的李选侍也效郑贵妃的榜样，不仅赖在乾清宫不出来，还把即将登基的皇长孙扣在身边，不许人见。群臣设法，将李选侍藏起来的新皇帝找到，几经争夺，新皇帝逃脱李选侍，得以被立为皇太子。李选侍既非皇太子的生母，又非什么皇后、贵妃，竟占据乾清宫，还要控制皇太子(即将登位的新皇帝)。一些朝臣便站出来，与之斗争。李选侍才不得不搬出乾清宫，搬时仓促，宫内珍宝丢失不少。

后来，恶宦官大奸臣魏忠贤上台，三案又被抖落出来，不少人遭受无辜之难。待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登位后，重惩魏党，又给三案翻回去，给魏党整死的人平反昭雪。

清宫四大奇案

清宫四大奇案，首推顺治出家。顺治名福临，庙号世祖。他生前好僧，自称是“佛门弟子”。顺治十八年正月，朝廷突然以大丧告天下，说是年仅24岁的顺治死了。但另有传说，说顺治没有死，而是伤感于皇贵妃董鄂氏之死，遁迹五台山出家去了。

另有两件皆和雍正有关，即他的继位谜和身死谜。雍正名胤礻真，庙号世宗，为康熙帝的第四子。康熙生前似乎无意传位于他，倒是对十四子颇为倚重。因此雍正如何爬上了皇帝宝座，就成了众说纷纭的谜，历来传说是雍正与尚书隆科多合谋篡改遗诏，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使雍正名正言顺地成了继位人。不过，对这一传说也有人提异议，主要是“于”和“於”在当时绝不通用，这一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雍正上台后，大肆杀戮，文字狱更是害死了不少人。浙江学者吕留良，曾与黄宗羲、高斗魁等结识，明亡后，图谋复兴，倍尝艰苦，事败后，剪发为僧。死后多年竟因为曾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一案牵涉，被人告发，吕留良被戮尸，家族被夷灭，一家只逃了一个孙女吕四娘。后来吕四娘学得拳勇绝技，终于割去了雍正的脑袋。据传说，雍正暴死后，是用黄金刻了个脑袋入殓的。

第四奇案当数光绪之死。光绪名载氵恬，庙号德宗，本是慈禧太后妹夫醇亲王的儿子。慈禧亲生儿子同治19岁死后，慈禧便选中这个只有4岁的姨侄做了皇帝。不过，光绪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处处受制于慈禧，双方矛盾愈演愈烈，直到戊戌变法失败，慈禧便干脆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由于光绪死于慈禧之前，因此，过去有慈禧毒死光绪一说，近来又从故宫历史档案中查到有关资料，认为光绪确系病死。

我国近代的警察

一般认为，“警察”这个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我国近代警察的建立即始于天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中国政府在天津设立警察厅，招募警察300名，分为南北两个地段，各段设一巡警总局，设警察总办一人，下分五局，每局设正副局官各一人，一局又分为消防、马巡、侦探、保安四队。按条约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军，全由巡警负责维持治安。1902年7月12日，各国联军侵将占的天津地区，移交南段巡警总局管辖。当时，还创立了高等警务学堂。

但近来有人提出我国警察是由何刚德任苏州知府时创办的。他在《客座偶谈》一文中指出：“庚子(1900年)以前，中国无警察也，余到苏后始创办。”这里所说他创办警察的年间，就比1902年赵秉钧在天津办警察的时间还早两年。

1905年光绪皇帝下令，清政府在中央机关中设立“巡警部”。京师和全国各省市陆续整顿警制。

清代的警察，仿效日本警制，分段为界，各有各的辖区。凡地面治安、户籍、交通、卫生等宜都由段上警察管理。所以昔日京师有歇后语云：“铁路警察——管不着那一段。”

到宣统年间(1909—1911)才开始有了“派出所”这个警察建制。京师警察厅的警察，管不了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人，那里外国人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不许中国百姓进入，也不许中国警察进入。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清代警察也要受外国警察的欺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将“巡捕”、“巡警”改称“警察”。从1913年到1917年，各省及大商埠设立警察，均向天津聘请教官。上海、江西、湖北、安微、东北三省等地警察设置都效法于天津。

我党第一支武装警察部队

1938年5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革命圣地延安，既是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所在地，也是国民党刺探我党我军情报的主要目标，这里不仅设有国民党的高级联络机构，同时还设有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延安的社会秩序和保护中央领导的安全，党中央于当月组建了我党第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延安警察部队。

延安警察部队的成员，是从中央保安处特务队和检查站抽调来的，队长为邹理智，指导员是陈昌奉，警察部队服装，从帽子到衣裤均为黑色。帽子的样式与八路军帽相同，但没有帽徽；领章是用铝合金特制的，上印有“边警”二字，意为“陕甘宁边区人民警察”。

当时的延安民警任务是三条：保证市区交通流畅，管理户口和社会治安，为各种集会警戒保卫。

中统·军统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之一。它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属于陈果夫的CC系，主要头目除二陈外，还有徐恩曾、叶秀峰等人。“中统”的前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7年，蒋介石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CC系的这一特务组织编为第一处。1938年8月，第一处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主要在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工商企业和文教部门活动，他们在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及铁路公路的特别党部中，大多设立了“调查统计室”而加以控制，在工厂学校和机关团体中广泛建立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活动。解放战争后期，“中统”改编为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是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主要头目有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军统”起源于国民党黄埔系组织——复兴社的特务处，1937年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次年第一处(中统)独立出去后，以第二处为主的特务组织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称，从此被人称为“军统”。

“中统”与“军统”虽都是靠反共起家的，但一开始就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大体说来，抗战前，“中统”的势力要稍胜一筹，而从抗战起，“军统”就开始占绝对优势了。“军统”的活动范围也就从初期的军事、武装及行动等方面扩大到无孔不入，在各地广泛设立特务分支，大肆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破坏活动。1946年6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

我国的历史悠久，至少已有3000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出现也就产生了“礼、乐、刑、政”等上层建筑。《周礼》卷一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说明了国家建立后设置官员分别职掌的必要性。

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要从本阶级中选拔一部分人从事于国事的管理。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食人，劳力者食于人。”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工，乃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因此职官的产生乃是阶级对立的产物。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每到一定时期，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礼乐、立官制等，实质上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权力。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但又一脉相承，这就是“损益”。但这种“损益”并不改变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治权这一目的。职官制度的发展演变，当然也遵循着这一历史轨迹前进。如果我们具备了一定的职官制度的知识，对于理解各时期的历史内容，无疑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此，有一些史家很重视职官制度。把它看作是治理史学、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年代、地理、目录之学，同列为打开史学之门的“四把钥匙”。

在我国历史上唐虞三代，已很难勾画出系统的官制。西周以后，文献增加，内任世卿，外建诸候，这种贵族领主式的统治，与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职官制度很不相同。历代统治者在设官分职上，有的官名相同，而实际职掌已经变化；有的名称相异，而职掌却又类同。例如秦汉时代的尚书、侍郎只是皇帝左右侍从或掌管宫廷文书，到了隋唐以后，则成为中央六部的正式大员；汉代(十三州)刺史与明代的巡按御史，名称各别，但在职掌上同是监察之官；唐宋的仆射、侍中是执掌朝政的高级宰臣，在秦汉时期却是卑秩小官；明清的舍人、巡检，职位低微，而在唐宋时却拥有中央或地方的实权；将军称号历代均有，但魏晋以后迄于南朝，成为寓禄秩的散号阶官。

我国的职官制度虽较为繁复，但仍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可循，就其主要方面来看，下列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职官制度的变化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社会关系比较简朴。反映在设官分职上，就会军政合一，文武不分，官制比较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务上的分工也就日益细密，于是军、政便逐渐分离了，职官的员数也随之增长。史称：夏官一百，殷商二百，周官有三百六十。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却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经济的发展还影响到职官机构的设置。隋唐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不断地出现了一些专使，如括地使、户口色役使、两税使、盐铁使、度支使、转运使等。经五代到宋，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由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终于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独户部的财政机构。其长官三司使且号称“计相”，几乎与中书、枢密二府并驾齐驱。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巍居各机构之上的立法机构。可见经济的要求对于职官制度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

其次，政治的状况对于职官制度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封建专制主义下，百官的设置是围绕着为巩固皇权服务的。一旦皇位变易，旧有的某些机构及官员的作用、地位便立即发生变化。以“三公”制度而言，自东汉以后，已渐成虚位。若一旦权臣掌握政权，则三公称号就很有权威，以“宰相”制度而言，先秦的公卿，秦汉的丞相、三公、尚书，魏晋隋唐的中书监令及门下侍中、尚书令，唐中叶以后，翰林学士、枢密使乃至明清的内阁、军机处，这种由皇帝近臣逐次掌握相权的演化过程，标志着皇权对于相权的制约。同时也是产生历代职官名实不符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传统的文化思想对于职官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原则的，因此在设官分职上往往渗透着儒家学说。例如《周礼》一书，本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儒生托古改制时所作的理想蓝图，这种官职配置的设计与现实的官制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独尊儒学之后，《周礼》被奉为后世百王效法的经典，每逢官职改革时，统治者常常拿出这种过时的格局，硬套在现实的官制上。无论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改革，西魏宇文泰的恢复周官，唐玄宗时的修定六典，北宋神宗的元丰改官制，无不以《周礼》作为改制的法宝。这样，在职官制度上便生造出许多翻新复古名称。

第四，一定的民族关系也与职官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历史上有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他们先后曾经统治过中国的部分或全部地区。由于这些民族的生产方式与汉族地区不同。因此，他们的官制也与汉族的传统官制有许多相异之处，契丹的南北面官制、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满族的八旗制度等，都带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当他们接受了汉族的传统官制影响后，就具有了融合的特色。随着中外交通的发达与海外贸易的开展，反映在官制上唐宋时期有市舶司的设置，而秦汉时期的典属国，到了清未则发展成为专与西方各国进行洋务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些都反映着各民族和各国的关系对于职官制度产生一定影响。

第五，社会组织或阶级关系对于职官制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贵族领主式的社会里存在着浓重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反映在职官制度上，就是各级政权依血缘世袭、授田授疆土的世禄制。到秦汉时期，职官制度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产生官僚的选拔制和按官品高低给予不同待遇的俸禄制。虽然，在封建社会里，宗法血缘关系始终存在并起着作用，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他们享有的种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逐渐趋于缩小。反映在官僚选拔上，过去的阀阅、世族子弟依靠门荫入仕的途径也逐渐为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并通过科举考试的庶族地主子弟所取代。历史上的公卿世袭，乡举里选，九品中正，门荫、科举，直到清末从新学校里选拔人才，这一系列的消长变化，就是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变化在官制上的曲折反映。

古代的招聘制度

招聘作为一项选拔官吏和征求人才的办法，在我由来已久。《孟子》中写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币聘”伊尹(《孟子·万章》)。明代朱健《古今治平略》上讲，汤聘伊尹，商高宗武丁招聘傅说，任以国政。“此征聘之始也”。《礼记·月令》上讲，周代于每年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时，招聘了不少贤才。战国时期，群割据，有的国家利用招聘办法取得贤才，使国家兴盛起来。著名的莫如与黄金台传说有关的燕昭王求贤的故事。公元前315年，燕国被齐国攻破，国中大乱。燕昭王即位后，采用大臣郭隗的建议，为郭隗筑宫，树立礼贤样板，卑身厚币招聘天下贤才，乐毅从魏国来，邹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形成“士争趋燕”的局面(《史记》)卷三十四》。诚如一首唐诗所咏的：“燕昭北筑黄金台，四方豪杰乘风来。”秦国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专门有“秦用他国人”一书，比如韩非是韩国人，张仪，范雎是魏人，商鞅，吕不韦是卫国人，魏冉，李斯是楚人，蔡泽是燕人，楼缓是赵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力之也”(《容斋随笔》卷二)。这是招聘贤才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历史见证。

在我国历史上，人才招聘的黄金时代当推两汉。汉高祖十一年发布诏令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汉书》卷一下)。还规定发现了贤才，郡守要亲自劝勉，驾车送至京师，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受免职处分。这不啻为一次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令。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土多上书言得失”(《册府元龟》)，应聘者上千人。元封五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绝远之国)者”(《汉书》卷六)。

汉代的招聘制度归纳起来有几个特点：一是按州县定名额，与地方官的举荐连在一起，成为一项较为经常性的制度。二是专门招聘精通某科学问、技艺的。如汉昭帝始元五年，招聘精通《孝经》、《论语》、《尚书》的专门人才(《汉书》卷七)。三是特为办一件事情而招聘，事毕而罢，如汉高祖五年，刘邦苦于没有朝仪，采纳博士叔孙通的建议，到鲁地招聘诸生共同制定和演习朝仪。叔孙通到鲁地招聘30多人，加上叔孙通的弟子，共聘用了100多人。他们参照古礼及秦朝礼仪制出了新朝仪，并在郊外演习了一个多月，受到刘邦的夸赞(《汉书》卷四十三)。只是在应聘者事毕该回鲁地时，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把这些人留下来。再如，建元元年，汉武帝打算建明堂，用以诸候朝见和祭祀，明堂的建设很有些讲究，于是派使臣到鲁地把申公聘请来，指导建明堂(《汉书》卷六)。四是招聘来的人如果不合格，可以罢免、斥退。在多数情况下，应聘者到京后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即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刷掉。有些已经当了官的，不称职者仍要辞退。《史记·平津候列传》载，公孙弘被招聘为博士后，出使匈奴，回来汇报不合上意，汉武帝认为他无能，被免官回老家。又过了些年，他才重新走上仕途，官至丞相。五是各级长官都有聘人才的权力，各诸候王都可自行征聘人才。

汉代以后，在九品中正制度下，招聘制度徒具虚名。特别在隋朝以后，科举成为主要选官办法，招聘制度渐趋衰微。但是三国曹操，唐朝李渊、李世民，明朝朱元璋，元朝忽必烈时期，利用招聘办法选拔了不少人才。特别是朱元璋，早在金陵时就录用过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龙凤十年，命中书省引拔卓越奇伟之才，地方官选民间年二十五以上有学识有才干的人，荐举到中书省，与年老官员参用(参见吴晗《朱元璋传》)。洪武元年诏“征天下贤才为守令”，“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指示有关部门“以礼聘致贤士”(《明史》卷二)，并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中有才能的，也同样擢用。在洪武元年、二年、四年、五年、十二年、十一年等年份，朱元璋分别派学士詹同、魏观等分行天下招聘人才。《春明梦余录》上讲，洪武初，“设礼贤馆而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呼为四先生。下镇江而得秦从龙，下金陵而得陈遇，皆人杰也。俱于征聘得之，孰谓晚季乏才？”(卷三十四《征聘》)洪武二年，为修元史，招聘山林隐逸汪克宽等16人共同纂修。明初，招聘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有一次招聘到1900多人，最多一次招聘到3700多人。洪武十七年虽然复行科举，然而每科所取不过百十人，“与招聘之士同登并用”。一直到成化以前，招聘一直成为重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与科举并行。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朝代通过招聘办法发现和选拔了一大批人才，有些朝代还是由于招聘到大批人才而兴盛起来的。因此在实行科举制后，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对招聘“断宣亟讲也”，或主张招聘与科举“并行”。

九品中正制

门阀制度又名九品中正制度，是曹魏初期创建的一项封建贵族制度。

原来，东汉前期，由于土地兼并，产生了不少大地主。这些大地主凭借雄厚的财力，上参朝政，下凌乡里，累世相承，人丁兴旺，到东汉时期，俨然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被称为世家大族。曹操当政时，许多世家大族认为曹氏出身卑微，不堪合作，搞得曹操很伤脑筋。曹丕篡建魏，担心世家大族怀有异心，对他们加意优待，唯恐不周到。这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陈群，乘机向曹丕提出了实行九品中正制度的方案，曹丕自然不好阻拦。

九品中正制度名义上是一项协助吏部铨选人士的制度。即在各州郡设置州都、中正，分九品(上三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三品：中上、中中、中下；下三品：下上、下中、下下)评定人士的德才；吏部根据州都、中正送上的人士品状，委任这些人士以相应的官职。但由于州都、中正均由世家大族担任，他们评定人士，实际上不以德才为标准，而以郡望门第为界线，对世家大族格外垂青，对庶族寒门有意贬低。向氏以河内为贵，阮氏以陈留为尊，陆氏以吴郡为显，郗氏以高平为清，王氏琅邪、太原并重，崔氏清河、博陵共荣，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结果是，世家大族世世代代垄断人士的上品，庶族寒门子子孙孙只能屈居人士的下品。到了西晋，便自然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

古代任官授职的称谓

征：招聘授官，尤指朝廷直接招聘授官。辟：招聘授官。选：量才授官。荐：量才授官。荐：下级向上级推荐授官。举：选拔。点：指派。简：任命。补：任命补缺，多指照例补缺。进：升任，尤指高级官员的升任。起：由民间征聘，或罢官后再授官职。赠：对官员的先世或已死的官员授予职称封衔。

古代兼代官职的称谓

领：常指兼任。摄：兼理，尤指暂兼。守：兼理，指比本职高的兼职。行：兼管，指比本职低的兼职。判：中枢官兼任地方官。知：同“判”。权：暂代官职。假：同“摄”，署：代理无本官的职位，也称“署理”。护：上级官员离职，由次一级官员守护印信代行职权。

明清两代六部的职能

吏部主管全国文职官吏的挑选、考查、任免、升降、调动、封勋，大体相当于现代组织部的职能。

户部主管国家户籍、田亩、货币、各种赋税、官员俸禄，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农业部、财政部。

礼部主管朝廷重要典礼(如祭天地、祭祖先等)、科举考试、接待外国来宾，类似于现代的教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

兵部主管全国武职官员、练兵、武器、驿站，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

刑部主管国家司法、行政，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司法部。

工部主管兴修水利、重要的土木建筑工程，大体相当于现代的水利部和建筑工程部。

各部的最高长官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部长，副长官称“侍郎”，相当于副部长。

“考勤”的起源

我国的考勤制度起源很早，但当时的考勤，主要是对国家官吏而言。至于考勤表的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当不晚于清代。清初，国家官吏实行坐班制，每日办公皆在衙署。至乾隆中，此制渐弛。清人昭琏《啸亭杂录》卷十记载，军机大臣和王申擅权时，曾经自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后来，有许多官员也呆在家中办公，不坐班。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卷七中写道：“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为此，清政府在国家机构中设置“画到簿”专司考勤。画到簿为官吏考勤的重要凭据之一，与红本一起存入内阁大库，以备查验。但由于它反映不出迟到、早退等情况，所以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咸丰年间，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防止画到溜号的弊端，提高办事效率，就规定对其官吏“核其勤惰”，分别予以“请奖”或者“参劾”，这便是历史上考勤与奖惩相结合的开始。

古代的休假制

我国的休假制度由来已久，从汉代起，政府机关便规定每5天休息一日，称“五日休”。唐代改为“旬休”，每10天休息一日。在休假日里，政府机关的办公活动还是照样进行的。譬如汉代的霍光在休假时，就往往由上官桀去代他办公，这大概是采取轮休的办法。

除定期的休假日外，还有节假日。唐代中秋节给假3日，寒食清明4日；明代冬至给假3日，元宵10日。此外还定有“急假”，官吏用以处置紧急家事，一年以60日为限。

对官吏的假日，历代均有严格的规定。唐代规定三品以上假满之日，须到衙门报到，否则罚俸禄一月。有的还因此被罢免官职。

轮到休假的人，在休假日当然可以自由活动。不过，通常还是利用休假日洗头、洗澡。所以古代的休假日又称“休沐”(洗头)或“休浴”(洗澡)，似乎休息就是为了洗浴。这也难怪，因为古代男子蓄发梳髻，头发长，洗一次很费力，所以《楚辞》中还有洗了头在太阳底下“日希(晒)发”的描写。

清朝初年，随着西方的传教士进入我国，“礼拜天”这一宗教用语开始在我国出现。辛亥革命后，开始实行星期日休息制。

古代官吏退休制度

官吏退休，古代称“致仕”。“致仕”，意即“还禄位于君”，“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礼记·曲礼》)。至汉代，官吏年70岁耳目不聪，行动不便，就要致仕，朝廷给其原俸禄的三分之一，所以避贤者，为国为君也(《白虎通义》)。这种办法，基本为后代相沿习。至明代，退休年龄由70岁提前到60岁，明孝宗时还规定，自愿告退者，不分年龄，具令致仕。为了鼓励官员告老请退，历代最高统治者对退休者给以特殊优待。唐代大诗人贺知章从太子宾客任上告老还乡，玄宗亲为饯行，赋诗惜别，并令百官供帐长安青门。明洪武二十九年，太祖召致仕官2500余人入朝，宴请并大加赏赐。致仕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吏的新陈代谢。退休官吏在政治和物质待遇上一般都可获得优待。如唐朝和清朝的官吏退休时，一般均加授级、衔，宋代官吏“致仕”则赠加官秩，各升散官一等。明太祖时规定“致仕”官四品以下者，各升一等，给予诰敕。明宣宗时，文武官员年龄未及七十而老疾不能任事者，皆令冠带“致仕”(致仕后仍可着品服)免其杂泛差徭。“致仕”官给禄的数量各朝不同，也因年龄、品级、功劳大小而有所差别。如食全禄、半禄、三分之一禄、半禄之半禄等。此外，还有“特恩”赐赏，一般是“致仕”时给予。定期赐物“存问”者，多在岁首、寒食，或在秋八月，由所在长吏携羊、酒、粟、帛等表示慰问之意。高级官吏“致仕”后死亡，还要赠官、赠谥。

元明清三代官吏的退休制度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政府决定：“诸职官年七十，精力衰耗，例应致仕。”大德七年，又进一步规定，内外三品以下官员年70岁的要退休。朝廷有规定，上下有舆论，所以制度执行较好。一些高级官员年老退休后，实际上担当着朝廷的顾问，“国有一辄以访之”。元初官员退休有三点值得称道的：一是有70岁这个杠杠，又规定：“集贤、翰林老臣”可以不受这个年龄的限制，三品以下官员如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家，允许个别例外；二是官员退休，品级“俱升一等”；三是对待有功之臣，主张应按功劳大小赠以爵位。“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也就是类似现代的荣誉职务了。

明清两代在退休年龄上，明以70岁为准(一说由70岁提前到60岁)；清以60岁为限。对老弱病残不能任事者都规定可提前退休。如宪宗成化六年规定：“凡告老、病官员，年五十五岁以上者冠带致仕，未及五十五岁者冠带间住，年逾六十五岁以上者不得升迁。”

在退休待遇上，明清两代都有成文规定。明代在退休待遇方面分两种：一种是精神鼓励，即官员退休时，皇帝对退休者颁发一种勉励性的文告，亦称诰敕，以表彰其在职时的功绩。另一种是，升官晋级或“冠带”致仕。即在原品级上，升一等级或带职带薪退休(相当于现在的离休)。但上述办法仅限于四品以下官员，三品以上的在原职位上退休的无此待遇。到了明宪宗成化年来，对五品以上官员，退休时给进散官“一阶”的规定，即该品官员退休时升官一级，但无实际职务和权力，只是一种待遇和荣誉而已。

清代退休官员的待遇，一般说大都照原品给予半俸，而对国家重臣则给予全俸，并对个别有突出功绩的官员加衔加官。

在管理上明清两代退休官员，虽不再任职，但他们仍保持其原官职衔、原官顶戴及其官员身份。如有违法者，仍予惩罚，降顶戴或革职衔。

古代职官中的“侯”与“候”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之前，先后任后周的“殿前司都虞候”(禁军副统帅)和“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有的文章误改“都虞候”为“都虞侯”，不妥。按在古代职官名称中，“侯”最初为五等爵位的第二等，仅次于公，秦汉以后又有县侯、乡侯、散侯等。这是大家熟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称“候”的武职往往被人忽略，如汉朝的执金吾候、西域都护候，五代宋的侍卫军虞候、马步军都虞候等皆是。

“宰相”释义

“宰”与“相”，古时本为二职。“宰”原为主膳馐之官，史称殷商始置“太宰”。虽然主职为酒食，但因古时特别重视宗教仪式，祭祀典礼是国家大事，故“宰”作为主持祭祀享之官很受尊崇，于是进而得赞国政。周代太宰之下，有小宰，宰夫为属官。“相”原为宾赞之官，史称舜举十六相宾于四门，担任传导威仪之事；周代诸侯朝聘宴享时，亦以“相”为辅导行礼官。由于当时非常重礼节，“相”是一重要职位，有时难免与闻政事，于是渐由相礼之官，转为掌理国政之官。一般认为，这种以掌理国政为职的“相”的正式出现，是在春秋时代。至战国时又有丞相、相国之称。汉代袭用丞相、相国之名，而一般又通称宰相，意指君主的最高幕僚，百官的首长。

九卿

“卿”为官名，始于周，列国仿置，是中央政务大臣。因其贵重，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习惯以“九”为常数，选择中央重要行政机关首长尊称为“九卿”，突出他们的地位。

周曾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前三卿专辅天子；后六卿分管政务，按其次序，相当于后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

秦以奉常(掌礼仪祭祀)、郎中令(掌宫外警卫)、卫尉(掌宫内警卫)、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狱)、典客(掌内外客使)、宗正(掌皇族谱籍)、治粟内史(掌盐铁钱谷)、少府(掌皇帝财产)，这些机关首长为九卿。

西汉九卿大体沿秦旧制，名称有所改动。其制又多为后来王朝所承袭。

南北朝时，梁增设机关，曾置十二卿(增太府、大匠、太舟三卿)但仍以旧九卿为骨干。

明清有大、小九卿，但说法不一。明一般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掌监察)、通政司使(掌奏章)、大理寺卿为大九卿；以太常、光禄、太仆、鸿胪、苑马(掌御马)、尚宝(掌印玺)六机关首长和詹事府詹事(职辅太子)、翰林院学士(皇帝秘书)、国子监祭酒(最高学校校长)为小九卿。清大九卿不详所指，小九卿一般为宗人(原宗正)、太常、太仆、光禄、鸿胪五机关首长、詹事府詹事、国子监祭酒、左右春坊庶子(太子官属)、顺天府尹(京师行政首长)。

司马

司马是古代官员名。西周开始设置，春秋、战国时沿用，掌管军政和军赋。汉武帝时废除太尉设置大司马，后世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则称少司马。汉代大将军营五部，部各设置军司马一人。魏晋至宋代，司马均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综理一府事务，参与军事计划。隋、唐两代州、郡、府佐吏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史之下。明、清两代称府同知为司马。《琵琶行(并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九江郡，隋代设置，唐代叫江州或浔阳郡，治所在现在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州刺史的别称，当时实际上是闲职。

翰林

翰林早见于唐代，唐玄宗置翰林院，内设有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后来又称翰林学士，管理书写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不是通过考试取得的，也不是正规的朝官。明代的翰林是从进士中选拔的，他们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变成了正规的朝官。

“内阁”的由来

最早是在唐玄宗时，开始在宫廷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廷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当时李白就任过这个官衔。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几乎不由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

宋代进一步抬高了翰林学士的地位，设立翰林学士院，与实际掌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翰林学士知制诰即以代皇帝撰文告为专职，有的称“承旨”。冠翰林之名而不属学士院的，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这些所谓经筵官，以在皇帝左右进讲书史为职。皇帝很需要收罗这批饱学之士作为“智囊”，故倍加恩宠。此后，凡执政大臣，多授予某某殿大学士的荣誉衔，以表示尊崇。

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历代宰相职权太重，容易对皇帝的统治形成威胁，决定永远废除宰相一官，并撤销中书省、尚书省，改由六部尚书分担国务，直接受命于皇帝，以期权力高度集中。但是皇帝个人毕竟不能都万事通晓，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招集一群顾问。洪武十五年，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见《明史·职官志》)。

但内阁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开始时只是简任文臣入阁，参与机务。这些文人原官品级不高，亦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以后这些人逐渐升迁、得宠，却仍带着某某殿阁大学士之名，才有了内阁的正式办公处所。大学士本身品秩虽只五品，而其所升任的官职往往可至尚书、侍郎，内阁的地位才逐步提高到六部以上。到了这地步，内阁就又有似于唐代掌朝政的中书门下省重臣的地位了。唐代的中书门下省官互称阁老，于是明代之大学士也被一般人尊称为“阁老”。

清初因循明制，建立内阁。但自雍正时设立军机处后，内阁不再干预机务。至宣统三年，将旧军机处并入内阁，设总理大臣，并以各部大臣为国家大臣，恢复内阁形式。成为行政最高机关。民国初，改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以各部总长为国务员。一般人照旧习惯称之为“内阁”。至今人们称呼各国处理国家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仍多按此习惯称为内阁。内阁一词已成为政府首脑部门的代称。

古代的言官

古代帝王为了听取建议和批评意见，专门设立了言官。言官在各朝的称谓，不尽相同，秦朝设谏大夫，属郎中令；两汉时改称谏议大夫，属光禄勋；隋朝时仍称谏议大夫，属门下省；唐沿隋制，又增设左、右拾遗，宋朝时专门设立谏院，首长称左、右谏议大夫，言官可以参议军国大事，拾遗补阙，实际是皇帝的高级谋士。

巡抚·总督·都督·提督

巡抚：始于明太祖令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后来每年都派中央官员巡抚地方。这一时期，巡抚性质同于“钦差”，本身不是官号，没有品级，例兼中央监察、组织部门的都御史和吏部尚书、侍郎等官衔，以便主掌地主官吏考察和军民安抚。因为属中央官，所以有事派出，事毕返京。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以后，由于地方动乱，开始常设巡抚，并开始了以省为管辖单位的巡抚制。巡抚职权不断扩大，不仅掌政，而且掌军，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军政首长；但其中央官性质未变，还必须经常上京汇报地方军政事务。清代康熙(1662—1722年)以后，全国除直隶、四川外，每省都设一员巡抚，规定了巡抚品级。至此，巡抚才正式成为地方官。但仍遵行旧的兼衔制。战乱时期，各地巡抚互不统属，往往贻误军机。为统一调度，就设置了专管军事的总督。

总督：是管辖一省或数省军政的地方最高长官，这个职称起于明朝。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常设两广总督以后，才开始了正规的跨省总督制。但明代的总督，主要负责军务和粮饷，还不是固定的职务。但从此总督职权日益扩大，兼掌民政，实际上逐渐成为地方军政首长。清康熙以后，总督成了正式的封疆大臣，品级为一品，军政民刑都管。其时全国共设直隶、四川、两江、湖广、闽浙、两广、云贵、陕甘八员总督。

都督：汉末就设置了，三国时有“都督诸州军事”，周瑜，就是吴国的都督。都督一职，在汉末设置时，主要指领兵打仗的将帅，一般不理民事。魏晋以后，有些都督往往兼任驻地的刺史，这样就总揽了军政大权，形成了“军管”。唐代各州都设都督，大都成为当辖区的军政总首长，往往会形成“割据”的独立王国。

提督：这个官职主要是在清朝成为要职。有两种提督，一种是提督学政，各省一人，掌学校政令，负责岁、科考试，考察师生的优劣，又称为学政、学台，凡全省大事，他有权和督、抚一起参加讨论。另一种提督，即提督军务总兵官，负责一个省的军务。他是从一品和总督同，比巡抚、藩台、臬台的品级还高。

封建官场上的“爷”称

明清时官场上称“爷”的现象最为普遍。中央九卿、翰林和地方司道以上官员统称“老爷”；其余的小官只能称“爷”。清乾隆年间，九卿、翰林和司道以上官吏升格称“大老爷”；府县长官称为“太老爷”；举人、贡生则称“太爷”。清末，知县、未加衔的知府以及六品以上的佐吏俱称“大老爷”，举人、贡生和监生称“老爷”。“大人”的规格比“爷”的尊称高出一等。清代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官司、道以上称为“大人”。清末六品翰林、七品编修有时也称作“大人”。

古代县官为何称知县

知，就是管理、主持的意思。知县就是管县，管理、主持一县的政事。知，解释为管理、主持，古诗文中常常遇到。《左传》中说“子产其将知政矣”，就是说子产将主持政事了。宋朝魏了翁《读书杂钞》指出，后世官职上加“知”字，就是从这里开始。韩愈《师说》：“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就是说，我(向他)学习的是道理，何必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宋史·苏轼传》说苏轼“知徐州”、“知湖州”、“知杭州”就是说派苏轼主持徐州、湖州、杭州的政事，即任这些州的知州。唐宋以后的知府、知州、知县、知事(知县又称县知事)都是这个意思。古诗词中，知也解为管。杜甫：“翠襟浑短尽，红嘴漫多知。”多知即多管，意谓鹦鹉学人语，多管闲事。王维：“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不知即不管，是说为看红树不管路远。

汉代的乡官

汉代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是乡，乡有三老，有秩(又称啬夫)、游缴、孝弟、力田等。一乡民户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相应设伍长、什长、里魁、亭长。乡官的来源有二：一是退居乡里的官僚、豪吏、豪强地主、儒生；一是地方上设上学官培养郡县乡官小吏。

三老掌教化，从50岁以上的人中选拔。游缴职务是“禁司奸盗”，啬夫的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乡以下的伍长、什长、里魁职责是检查监督百姓，民有善恶事以告监官，亭长的职责是“求捕盗贼”。
中国文史考第一卷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汉代乡官制在秦代官制上有较大发展。汉王朝正是通过这各级乡官，控制广大农村，并为后世县以下政权所长久沿用。

宦官与太监

“宦官”和“太监”，似是同一概念，其实，这并不确切。第一，最初的宦官不都是阉人；第二，“宦官”和“太监”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同一概念。

“宦官”之称，古已有之。它是在皇宫中为皇帝及皇族服务的官员的总称。东汉以前，宦官并非都是阉人。“悉用阉人”，是在东汉之后的事情。

“太监”一词，最早始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将掌管乘舆、服饰的殿中省改为中御府，设“中御太监”、“少监”。辽代政府机构中，太府监、少府监、秘书监皆设有“太监”。金、元袭辽制，所设各监也多有“太监”。元代太监是诸监中的二级官吏，并非尽是刑余之人。

到了明代，太监才和宦官发生较固定的关系。充当太监者必是宦官，但宦官却不尽是太监。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具有一定品级、俸禄的高级宦官。

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是从清代开始的。因为清代将奉侍皇帝及皇族的宦官都冠以太监之称，所以，宦官便同太监混为一谈了。

“百姓”与百官

常听有人说：“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其实，在我国上古时期，“百姓”并非指芸芸众生的庶民、农夫，而是指有钱有势的贵族。

“百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位名叫郑玄的学者注释得很清楚，他说：“百姓，谓百官族姓；万邦，谓天下公民。……百姓者，群臣之弟子是也。”

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也提到“禹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由此可见，在我国上古时期，“百姓”指那些地位仅仅次于诸候的“百姓”。

对子“百姓”一词，解释最为清楚明了的是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他在《癸巳类稿》一书中，直截了当地阐明了“百姓”一词的真正含义，其云：“百姓，专以任宦言之。”

可见“百姓”最早并非指的是普通平民，只是到了战国以后，伴随着封建制彻底取代了奴隶制，“百姓”才逐渐演变为平民的通称。

“清客”小议

“清客”一词大约出现在明、清之际，它是从早前的食客、门客演化而来的。顾名思义“清客”是一种以其清高而寄食于人的门下客。《辞源》的解释是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门客。但是，人们更常把它作为那些不务正业，依傍他人门户，善于阿谀奉迎者的别称。比如《红楼梦》一书中，提到荣国府贾政门下就有好多清客，其中有单聘仁、卜固修等人；所谓“单聘仁”、“卜固修”。谐音即“善骗人”、“不顾羞”也，其贬义显然。

清客虽然被人轻视，而当好“清客”却并非易事。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七》中，对此曾有这样的记述：“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当时有人特将其必须具备的本领编成十字令，其文曰：“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可是，有人认为单此还不足，又在其下各添两字，成为“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这实际上已是从诗文到吃喝玩乐色色齐全，可以设想，要是没有一点能耐，是断难做得到的。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溯源

东汉人杨震是个颇得称赞的清官。他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当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得杨震到来，晚上悄悄去拜访杨震，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

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表示感谢，二是想通过贿赂请这位老上司以后再多加关照。可是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无知者。”杨震立即生气了，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说不知！”王密十分羞愧，只得带着礼物，狼狈而回。

然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句话以后却被人们反其意思用之，成为订立攻守同盟时的常用语了。这种现象被称作词义反向引申。

“走后门”的来历

宋哲宗(年号有元祐)死后，徽宗继位，重用蔡京为相，蔡京一伙拼命排斥和贬谪元祐旧臣，相传还规定其子女亲属不得出仕和入京……

有一次，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元祐年间的，即逼其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元祐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当老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来的俸钱一千贯，皆为元祐钱文，如何处置？”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内部，有一个很重要的制约系统，即对官僚机构和官吏的监察。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在皇帝之下设置三个最重要官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奠定中国两千余年官僚政治的基本格局。所以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纲纪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

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一面参预朝政，一面有“制监百司，纠绳不法”的监察权，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更严密的三院制：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巡按郡县和对部的稽查监察以及监军等。唐代监察制还有一个特点是御史参预司法审判，重大案件“则诏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这延续到明清，人称“三堂会审”。

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时也已确立，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察御史。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个大监察区，设刺史负监察之任。刺史秉皇命监察，可以直奏皇帝，所以能起到澄清地方吏治的作用。唐代对地方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称巡按御史，系“代天子巡狩”，权力很大。

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的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完备于明清，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职责为对六部公务的稽查、监察。

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统治下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很大局限性。例如，监察的最后结果要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弹劾也常常成为皇帝控制官吏、官吏互相攻讦的工具，监察官员本人也会发生贪赃枉法的腐败问题等。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的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澄清吏治，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古今防汛说水官

防汛治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朝设司空，为我国设置水官之始。秦汉魏晋时期，相继设都水使者、都水台和都水监等水官。隋唐明清之际，由都水尚书、总督河道和河道侍郎专司水政。民国初期，水政不振，二十三年(1934年)，始设水利委员长和水利部长等职。

水官称职与否，关系到防汛的成败。《管子·度地篇》论及水官的人选写道：“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令习水者为吏。”就是说要选拨通晓水性的人担任水官。

历代不乏勇于献身、卓有成效的水官。《国语·鲁语》记载，冥某为夏朝水官，忠于职守，为防汛而殉身水府。西汉时期的召信臣，曾任南阳水官，成绩显著，时人尊称为“召父”；明代的海瑞防汛中“布袍绶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历来受人称颂，清乾隆时期的郭大昌，受到水官们重用，“每事取决，依为左右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郭在黄河溃口抢险中，一次节约银两30万两，拯国家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

历来水官“责任制”是严明的。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曾四任总督河道，仅因局部失误，竟两度被罢官。1931年大水时，汉口市长何葆华因误工渎职，处以记大过。湖北省水利局局长陈克明，则因“防水不力”被治罪死于狱中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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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风俗·宗教

谈谈“国民性”

国民性，即：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由此产生自己稳定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反过来又使国民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定型化，形成牢固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两者反复交错影响，经历历史积淀，就成为国民性。国民性包含国民的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等。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它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古代吉祥的象征：四灵

龙、凤、麒麟、龟，合称为“四灵”，是我国古代吉祥的象征。

龙“龙”为四灵之首，是想象出来的神物。在封建社会里，龙是皇帝的象征。皇帝穿的衣服叫“龙袍”，睡的床叫“龙床”。传说中的“龙”为虎头、蛇身、鹰爪、鹿角，系由我国远古时代各部族的动物图腾复合而成。从此种意义上说，“龙”是中华民族长期相互影响、融合、团结的标志。

凤“凤”也是想象中的一种神物。它头顶华美的头冠，身披五彩斑斓的羽毛，大概系由孔雀、雄雉等美丽的鸟类复合而成。所谓“龙凤呈祥”，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传说中的“凤”还分雄雌，雄的叫凤，雌的称凰，常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

麒麟“麒麟”是人们想象中的另一种神物。它遍体鳞甲，形态似鹿，长着翅膀，在古书画中可见其形象。有一幅“麒麟送子图”，即是人们祈望子孙繁荣、追求幸福的象征。

龟龟是四灵中唯一存生的生物。在古代，它的身价很高。由于其寿命长，是健康长寿的象征。其壳常用作刻字，是古代灿烂文化的见证。古人奉为神物，使其跻身于四灵之列。

“紫气东来”祥瑞美好

旧时人们在外墙头上写有“紫气东来”，有人询问是何意思？根据阅读古诗文词曲所得，原来是个故事。

古代传说：老子出函谷关，有个修行有道，名叫喜的守关令尹，看见有紫气自东而来，料知将有圣人过关。他嘱咐门吏，若有乘青牛的老翁从东面来，别放他过关。不多时，果见老子骑着青牛而至。这个叫喜的守关者，知道老子此去关西隐居，往后不易相逢，便趁机请老子写书。老子亦知其异，便给他写下了《道德经》。

老子，相传是我国古代思想家，道家的鼻祖，无为主义哲学的创始者，春秋时楚国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又据《古小说钩沉》辑曹丕《列异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其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此外，成书于汉代的《列仙传》，唐代类书《初学记》等，亦均述及。

后来，文人们据以概括为“紫气东来”四字，表示祥瑞和美好的期冀，成为文人的审美情趣，并非纯系迷信。例如杜甫的《秋兴》诗：“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清代剧作家洪日升的《长生殿》“舞盘”一折：“紫气东来，瑶池西望，翩翩青鸟庭降”，俱为祥瑞之意。昔日老百姓，为期望生活吉祥如意，往往将这一古来美谈书写于墙头，是不难理解的。

“团圆”习俗面面观

在世界各民族中，也许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团圆”了。

说到“团圆”，在我们的民俗文化底蕴，可谓流传深广。除夕有“团圆饭”，合家“守岁”时还“团坐”，《东京梦华录》上说：“除夕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宋代诗人陆游《小集诗》云：“儿曹娱老子，团坐说丰穰。”我国还有“团圆节”，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时至今日，北方仍有把月饼称为“团圆饼”的。古往今来，人们常用“花好月圆”来描写幸福美满的团圆生活。传统的戏剧，也是一波三折，结束时矛盾圆满解决，谓之“大团圆”。

为什么一轮满月，会使人引发起浓重的乡愁和生离死别的遗恨？为什么它竟能使少妇伤感、壮夫垂泪？这种对于“团圆”的向往和难以抑制的激情，蕴含着一种力量，从而构成了我国人民独特的心态。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习俗的产生，大概与古老的哲学思想有关。古人曾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点，《大戴礼·曾子天圆》说：“天道之圆”；《易经》上说：“圆而神”，圆者，不仅被看作是“天道”，而且被认为是“运而无穷”的神力。于是人间的钱币几乎历代都被铸成外圆内方。北京的天坛是圆形建筑，与方形地坛相照应。对一般民众来说，“圆”不啻是一种万事如意的同义语。久而久之，人们对圆的理解形成了心灵上的谐振，也迸发出一种难以抑止的文化认同感。

古老的“团圆”习俗仿佛是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圆圈本身意味着封闭，在思维方式上曾造成我们一味地追求完好无缺，势必形成相对保守的态势。在生活方式上容易形成安土重迁，缺少开拓的勇气和胆魄，从而导致观念上的呆滞和僵化。其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为世界上一切都那么圆满，处处是坦途，未免太天真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渴望团圆、美满幸福的生活，又恰恰是我国民俗文化中极富有特色和人情魅力的精粹所在，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团圆”是我们民俗文化中可以批判地继承的良俗。如果盲目地排斥，肯定不会有现代文化的发展。

“团圆”习俗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头上已扎下了根。如今海峡两岸的同胞在水一方、骨肉分离的局面是令人痛心的。但既然“团圆”已经沉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圆肯定是要实现的。

“叶落归根”溯源

叶落归根，说的是返归本源，常用来比喻事物的归宿，也多用来借指流落他乡客居异地的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叶落归根”可以说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如果要研究中国民俗学，不了解“叶落归根”一词的含义，那是有许多东西要弄不懂的。“叶落归根”一词最早见于战国《荀子·致士篇》：“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回，漩流。树，树叶。粪，施肥。本，树根。意思是说，水深了就有漩流，树叶落下来，可以做树根的肥料。如果说“树落则粪本”和“叶落归根”字句上还有不小差别的话，那么《汉书·翼奉传》注的“叶落归本，水流归末”，已和现今的字句大体一致了。《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五：“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六祖慧能大鉴禅)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日。’”“叶落归根”四字已和现在的字完全相同了。宋朝人赵蕃《淳熙稿》卷十七《白发诗》之二：“叶落归根莫漫悲，春风解发次年枝。”陆游诗“云闲忘出岫，叶落喜归根”，其用意也大体相同。

劳动人民对女性的审美观念

审美观念是受时代、阶级和民族习惯制约的。在原始绘画中，没有花草，没有对女性的特别夸饰描绘。无论是狩猎场面或拜神场面，男女形象，除服饰之外，无多大区别。女性画得同男性一样勇武有力。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描写美妇人庄姜时，重复地形容了她的高大(“硕人其颀”、“硕人敖敖”)，在《椒聊》中，又以“硕大无朋”(魁梧高大难以比拟)、“硕大且笃”(身体高大而有风度)来称赞一位美妇人。可见殷周以前的古人，并不欣赏那种“娇小”、“羸弱”的女性。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一般说来始于汉朝。自此，妇女在统治阶级眼中渐渐成了生活附属品和玩物。他们不仅要四处选择迎合他们口味的女性，还要用残忍的手段来人为地改变妇女的身高、体形。“腰不盈握”、“三寸金莲”这类的畸形妇女，成为他们心目中女性“美”的标准。

劳动人民对自己己的妻女姐妹，有自己的审美观念。《诗经》之后的《玉台新咏》，是又一本古诗歌总集。它的第一首诗《上山采蘼芜》，是描写一对已离婚的夫妻对话。当前妻问起新妇的情况时，“故夫”回答道：“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姝”就是对美女的一种称呼。新人不够“姝”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长相颜色不好，而是缺乏勤劳的美德。这里女性美形象，明显地寓于心灵美基础上。其他，如《陌上桑》中的罗敷，《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妻，也无不都是这样。

民间四大传说

我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其中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等四个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始于《诗经·大东》，在曹植的《洛神赋》中确立了两者的夫妻关系；干宝的《搜神记》中增加了“天鹅处女型”的神话，最后形成了牛郎织女的传说。孟姜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哭夫”的故事则始于《左传》、《孟子》等书。这四大传说中，形成最晚的要算白蛇许仙的传说，它产生于宋代之后。

话说“八仙”

翻开我国历史，“八仙”的传说记载很多，但时代不同，众说不一。记载较多的是唐、宋、元、明一些文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只要是涉及神话故事的，“八仙”都有一些记载。最为突出的是元人杂剧。剧中展现给人们的“八仙”，是音容别致，神通各异，有血有肉的群英像。

直到明代中叶，吴元泰所著的《八仙出处东游记传》，才对“八仙”男女之别，各自的称呼及其技能作定论。书中对他们的称谓是：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此八仙皆属神仙中的散神。

“八仙”各自的神通特点是：八仙之首铁拐李，状貌奇特，能借尸还魂，富有强烈的抗争精神。汉钟离能飞剑斩虎，点金济众，有治恶济善之德。蓝采和放荡无羁，周游天下，表现出争向自由的思想性格。张果老精通万法，变化莫测。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她坚贞不嫁，行动如飞，具有女性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新道德。吕洞宾文武皆通，身精数艺。韩湘子排难去险，见义勇为。曹国舅刚正不阿，平易近人，也善济贫穷。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今天，已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但八仙是反映中国市民的俗世思想的一组很没有道理的仙家。

这八位是一个杂凑起来的班子。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张果老是唐玄宗时的，吕洞宾据说是残唐五代时人，曹国舅只能算是宋朝人。他们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张果老隐于中条山，吕洞宾好像是山西人。何仙姑则是出荔枝的广东增城人。他们之中有几位有师承关系，但也很乱。到底是汉钟离度了吕洞宾呢，还是吕洞宾度了汉钟离？是李铁拐度了别人，还是别人度了李铁拐？搞不清楚。他们的事迹也没有多少关联。这八位是怎么弄到一起去的呢？最初可能是出于俗工的图画。王世贞《题八仙像后》云：“八仙者，钟离、李、何、吕、张、蓝、韩、曹也。不知其会所由始，亦不知其画所由始，余所睹仙迹及图史亦详矣，凡元以前无一笔，而我明如冷起敬、吴伟、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尝及之。”王世贞还猜想说，可能是“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谈”，把他们画在一起。这只是为了互相搭配，好玩。

中国人为什么对八仙有那样大的兴趣呢？无非是羡慕他们的既能自在逍遥、又且长寿不死的生活。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乃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之谓也，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载，顾雍集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魏晋风度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三是清谈误国。据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甚至脱衣裸体于屋中，人见而嗤之，他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他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然而，若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漂亮的形式(姿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确有一个过程。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学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反映到文学上毕竟要迟一步。实际上，从东汉和帝时代开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晋的大杀名士，社会上刃血横飞，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则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曹操的“尚通脱”，“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地位，却使社会的思想观念的面貌有所改观。从此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这一解放运动的功劳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的深远。当然，在人格实践上，魏晋风度所及，也确实带来弊病：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阮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所指：“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认识它，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古代交友称谓

何谓朋友？古人云：“同门(师)曰朋，同志曰友。”古人有许多称谓来表达彼此间的关系。

布衣之交：普通老百姓相交的朋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有：“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

刎颈之交：哪怕砍头也不变心的朋友。《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有“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句。“刎颈之交”亦可谓“生死之交”。

莫逆之交：意谓彼此心志相通，情投意合。《庄子·大宗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杵臼之交：杵，舂米的木棒；臼，石臼。指交友不嫌贫贱，亦称为“杵臼交”。

车笠之交：《太平御览》引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意亲好合，即脱头上巾，解要(腰)间五尺刀以与之为交，拜亲跪妻，定交有礼。……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卿当下。”这种朋友，不以贵贱而异，友谊深厚。

忘年之交：年岁差别大，行辈不同而交情深厚的朋友。《南史·何逊传》：“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

竹马之交：小时候就相好结交的朋友。《后汉书·郭亻及传》里写道：“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唐杜牧《杜秋娘》诗有云：“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形容小儿时天真无邪、亲昵嬉戏之状。

在《鸡鸣偶记》中，古人把朋友分成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青眼”典故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傲然处世，放荡不羁，不拘礼俗。在那乱世之秋，他不轻易品评别人的善恶，而是用“青白眼”来目视他所喜欢或厌恶的人。对于那些崇尚虚伪礼法的达官贵人，他从不正视，现出白眼。他母亲去世时，嵇喜按着虚伪的礼俗前去吊丧，阮籍讨厌他，于是，以白眼相视，弄得嵇喜悻悻而归。嵇喜的弟弟嵇康闻听此事后，便抱着琴去拜见阮籍，阮籍非常高兴，以青眼(即黑眼)正视。由此，后来人们就用“青眼”、“青睐”、“青盼”、“垂青”来表示对人喜爱或器重。诗人杜甫在《短歌行》中的“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一句，就用的是这一典故。

发式小史

中国古代人的头发是不能剃掉的，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男子到20岁行“冠礼”，就是把头发挽起来盘成发髻，叫“结发”；再戴上冠表示成年。所以20岁也称“弱冠”。女子到15岁行“笄礼”，就是头发盘成发髻再插上簪子，表示与童年不同。所以女子15岁也叫“及笄”。男女结发后就成了可以结婚的成年人。因此，汉代苏武诗中有“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句子。身份等级不同的人，发髻挽的形式也不一样。如秦代老百姓必须把发髻挽在脑后，以黑布包头，号称黔首，身份较高的兵士发髻挽在右上侧；身份达到将军级的，发髻都挽在头顶正中。这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反映得很清楚。

无论哪种发式，头发都要完整保留。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只有犯罪的人，才剃去头发胡须。剃去头发为“髡刑”，剃去胡须称之为“耐刑”，一般“耐”要比“髡”轻一些。在秦汉时，这是两种常用的刑罚。《三国志》记载曹操行军时，命令士卒不准伤了麦苗，“犯者死”，结果他自己的马腾入麦田，于是“援剑割发以置地”，表示对自己犯罪处罚。清军入关后，须治二年(1645年)下命令“艹雉发”即头发剃去前边一圈，后边梳一条长辫子，变成满族的发式。当时抗清民族英雄立下“头可断，发不可艹雉”的誓言。在清朝政府的高压下，为抗拒艹雉发就死人几十万。中国人发式在清代经过了200多年的长辫子历史。

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表示抗清又恢复了汉民族传统，蓄起长发。因此，清朝反动政府称起义军为“长毛”。在太平天国控制地区，蓄发又兴盛了十多年。辛亥革命时，首先又从头发上革起，剪掉这条封建主义的象征——辫子，兴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

理发的由来

留发的习惯，在我国由来已久。古时候幼年一般是长发披肩或束成发髻。男子成年加冠，女子长大用簪束顶。所谓“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这也可以说是古人修饰头发的一种情况。

以理发为职业的工匠，到汉代就有了。到了宋代，理发业已比较发达，不但有专门的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而且“理发”一词也出现了。朱熹在注疏《诗经》的《周颂》“其此如栉”句里说：“栉，理发器也。”元、明两朝，人们理发更为普遍。到了清朝，由于统治者下令男子一律剃头梳辫，理发业便空前发展起来。到处都有流动服务的“理发挑子”，工人们手执铁夹，沿街唤叫，给人理发。

我国创建第一个理发店的时间，是在清顺治、康熙年间，地点在奉天府(今沈阳市)。当时理发店里设备简陋，技术很低，主要服务对象是男子。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理发师纷纷回国开设理发店，这才开始使新式工具为男子理发。至于女子风行剪短发，是在五四运动以后。

“刘海”的来历

姑娘们的额前留“刘海”，这是有来历的。据传说，在武则天执政的时候，某日破获了一个策划宫延政变的集团。在这些谋杀者的名单里，竟然有上官婉儿的名字。武则天不由大怒，立即将婉儿召来行黥刑(在脸上刺印)。武则天非常气愤地呵斥道：“昔日你祖父(上官仪)结党谋反，被打入天牢，我念你才华出众，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于我，真是气煞人也！”上官婉儿听了坦然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么？”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御花园摆宴，临起驾时都被婉儿呈奏转驾回宫，便微微颔首承认确有此事。婉儿道：“陛下可知那时御花园已是杀机四伏？当时我参与谋反，正是为了暗中保驾呀。”一席话说得则天皇帝哑口无言，深悔错怪了上官婉儿。怎奈皇帝是金口玉言，黥刑照旧执行，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在额前刺梅，婉儿本来就颇具资色，新刺的这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恰置两道蛾眉正上方，犹如二龙戏珠十分好看。但这终究是个耻辱——罪犯的标记。聪明的婉儿却从额顶梳下一缕青丝，它刚好遮住那个朱砂记，并称之为“刘海”。宫中妃嫔们看了，觉得竟比头发全部向后梳要秀美得多，显得楚楚动人。于是纷纷仿效，直至如今。

谈谈台湾的“断发”

辛亥革命以前，台湾的男人都留着辫子，认为这是祖宗世代相传的习俗，不可改易，不可“背祖”。当时，统治着台湾的日本侵略者认为留着辫子是不顺从日本统治的表现，强迫台湾人民剪辫子，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剪辫子的组织“剪发会”。但除了一部分在日寇机关、企业、学校工作的人以外，谁也不肯剪发。

辛亥革命发生后，台湾人民从画片上看到孙中山及其他辛亥革命领袖人物都剪掉辫子，知道大陆已经易俗。于是，台湾断发风起，城市市民最先剪掉了头发，以表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不是清朝的遗民，更不是“日本国民”。他们剪辫子的时候像办喜事一样，鸣放鞭炮，以示吉庆，有的甚至备办酒宴，请亲戚朋友喝喜酒。断发一事虽小，却体现出台湾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衷心拥护和响应，同时也表明：台湾人民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大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额头点红来历谈

逢年过节有些做妈妈的，用红颜料给小孩眉间的上方涂个红点。要问他们为啥，他会说：“好看呗！”不错，当孩子白皙的额头上抹上了鲜艳的红点是十分好看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习俗的演变，孩子眉宇上的红点名曰“吉祥点”，据说，印度教里妇女额头的“吉祥点”是表明妇女婚姻状况的，当新娘进入洞房时，新郎就要将祭献用的牲畜血给新娘额头上涂个“吉祥点”，以便避邪。还说，如果不涂个“吉祥点”，间或就有什么妖怪把这新娘的魂魄摄取，而这些妖怪又最忌讳畜血，闻见畜血味，他们就恶心得连新娘的边都不敢沾了。后来，时间一长，涂“吉祥点”渐渐成了印度妇女装扮修饰自己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并且也不一定非用畜血来点不可了，有时就用红胭脂来代替。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印度的这种涂抹习俗也开始影响我国内地，既然涂个“吉祥点”就可避妖除邪，又何乐而不为呢？加上当时的中国有一种说法，七岁以下的儿童有魂而不全，能亲眼目睹妖魔之怪样。因此大人们为使孩子们顺利地成长，还特别注意给小孩抹“吉祥点”。久而久之，就形成这种习俗。但现在的人可不信过去那一套了，只是真正为了好看而已。

“金莲”说往

禁止妇女缠足，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然而，若从历史上考察，缠足并非我国妇女固有的习俗。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和在新疆出土的女干尸，都是大脚，并无人工裹缠的痕迹。那么，缠足到底始于何时呢？

唐朝以后，我国有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史书上称为“五代十国”。那时候，南唐有一皇帝即李后主，此人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昏君。他有一个宫女轻盈善舞，用帛缠足，足纤小弯屈如月，她穿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飘飘然若仙，很得后主喜爱。后人就用“金莲”形容妇女的小脚。自此以后，缠足之风在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下，代代相沿，愈演愈烈，以致有些大脚妇女嫁不出去。中国妇女被残害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我们在街头巷尾还偶然可以看到步履艰难的“金莲老太太”，她们便都是封建制度下摧残妇女的活见证。

康熙皇帝禁止裹足

自五代时的李后主赞赏宫嫔裹足以来，这种陋习历经了几了朝代。什么“三寸金莲”、“三寸弓鞋”之类的无聊词儿，几乎成了封建士大夫衡量“娇娘”的标准。

明代有过放脚。据《万历野获编》载：在明代宫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厥之患。”这是有关妇女“放脚”的记载，但这仅仅是为了“便御前奔趋”，更好地充当统治者的使唤而已。历史上第一个禁止裹足的皇帝是康熙。康熙三年(1664年)，他下令禁止妇女裹足，规定：凡是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其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在这严厉的措施下，“放脚”之风蔚然一时。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他的《偶见》诗中有描述：“惜解双缠只为君，丰趺羞涩出罗裙。”(《吴梅村诗集》)可惜的是，这事关妇女利益的措施，没能坚持很久，在封建势力的顽抗下，康熙七年即经礼部奏罢，裹足之风又蔓延开来。直至辛亥革命后，妇女裹足这种陋习，才得以逐步消亡。

康有为创“不缠足会”

女子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康有为年轻时就对缠足深恶痛绝，斥为“折骨伤筋，害人生理，谬俗流传”，立志改革禁止之。

当时，旧习俗根深蒂固。女子若不缠足，就会被人耻笑，视同妾婢，长大成人，很难嫁出。1883年，26岁的康有为不畏旧势力的压力，不顾族人的阻难，坚持不给长女同薇缠足。二女同壁及诸侄女乘势效法，全不缠足，这无疑是一场家庭革命。康有为认为一家禁缠足影响甚微，必须扩及社会。于是，他与曾游历欧美，与也反对缠足的乡绅区谔良商议，创建“不缠足会”。康有为提笔起草会例，大力倡导乡人放足入会，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缠足会。后来区谔良等畏惧守旧势力的迫害，借口会名犯禁，中途退出，但康有为毫不灰心，日后把禁缠足当作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一项政治措施来施行。1895年，他创办粤中“不缠足会”，随后又推广到上海、湖南、福建等地。1898年7月，康有为又上书光诸请禁天下缠足。光绪准令，奖励各省不缠足会，定律10岁内幼女停止缠足，否则不准领受封典，令全国照办。

禁缠足这项改革尽管同其他改革一样备受守旧势力责难，但仍然开了全国禁缠足运动的新风。

“福”字的传说

我国农村中，常喜于农历除夕，在各家各户的门上，贴上一个“福”字。这种民间传统习惯的来历是：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微服出行。他到了一个镇上，看见许多人在围观一幅漫画，画面绘了一个赤脚女人抱着个大西瓜，意思是取笑淮西妇人大脚(因古代中国妇女缠足为美)。明太祖看了，却对此产生了误会，以为镇上的人有意取笑他的马皇后，因为马皇后正是淮西人，明太祖把这件事暗记在心上，回宫后，马上吩咐军士到镇上调查，看看哪些人曾去围观，这幅画出自什么人的手笔，统统记下来。对于没有参与嬉笑的住户，都一律在他们的家门口贴上一个“福”字。过了两天，军士便以此为据，来到没有“福”字的百姓家里捉人。从此以后，每逢农历除夕，各地住户便在门上贴上一个“福”字，以示“安分守己”。这种从“避嫌”变“祝福”的善良愿望一直流传至今。

拜年的由来

人们通常把春节说成“过年”，把春节期间的访亲问友叫“拜年”，这个习俗从何而来呢？

据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有头凶猛无比的野兽叫“年”，每到隆冬季节，食物发生短缺，“年”就要出山骚扰。有一次，它刚到村口，看到一个小牧童在噼噼啪啪地放鞭炮。“年”很惊恐，吓得赶紧躲开。没跑多远，它又看到一件随风而动的红衣裳，那鲜红的颜色又使它掉头就逃。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年”，企图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休息，但那门缝里露出来的蜡烛光又刺得它头昏眼花，终于跑回山里再也不敢露面了。人们从此发现了“年”有三怕：一怕声响，二怕红色，三怕火光。这样，每到“年”要出山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放鞭炮，贴红纸写成的春联，点起堆堆篝火，等“年”怪跑了之后，大家互道：“新年好！”“恭贺新喜！”这些传说慢慢衍化，就成了今天的习俗。

当然，以上仅来自民间的传说，其实，年字的来源还要牵扯到汉字演变的过程。古代都把“年”字放到禾部，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的意思。《谷梁传》里讲，“五谷皆熟，为有年”，就是大丰收的意思，年的正式称谓是在周期，而正式将“年”字定为岁之首是在汉朝。到了南朝，则开始有了关于年俗的记载。

春联小史

春节来临，千家万户在门上或大门两边贴上大红的、写着吉祥联语的对联，以烘托新年的气氛，这也是古代遗风。战国时，中原百姓在门旁挂“桃梗”堪称春联之滥觞。所谓桃梗，就是用桃木刻的木偶，据云可以驱邪恶，保平安。后来渐渐变成挂“桃符”。桃符也叫门神，是用桃木板刻上“神荼、郁垒”的字样，相传这是两个能降伏恶鬼的神。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一千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皇帝孟昶写的，现在公认是最早的一副春联。

“春联”名称的诞生是在明朝。据载：“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后，曾在除夕传下圣旨‘公卿士庶家，须加春联一副’”，要各家各户贴上春联，并微服出巡，观赏取乐。朱元璋还亲题一联赠予文臣陶安，联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经统治者这么一提倡，自此，春联之风流行民间。

对联种种

春联：是对联中使用最广的一种节日用联，多数是悬挂或粘贴在大门两边。春联，有的地方又叫“春贴子”、“门贴”、“门对”、“对联”、“挥春”等。

婚联：即结婚用联，多含有祝福新人幸福、白头偕老等意。

寿联：祝寿的对联。多含长命百岁、赞颂德行等。自作寿联的，也有对自己一生作总结或对人寿、康宁等进行描述。

贺喜联：因亲朋有喜事而赠送之联，多有恭贺、祝愿之意。

题赠联：指题赠友人、晚辈、下级或河山风光等的联语，多有劝勉、赞颂等意。

集句联：将古文、诗词中的对偶句集拼而成的对联，又称作诗词集句联。

趣对：指游戏笔墨、具有趣味而雅俗共赏的对联，其内容一般活泼。

戏台联：旧时演戏，往往在戏台两旁贴副对联，或宣传戏剧的特点和作用，或指导观众观戏，或反映剧场的欢乐气氛。有的戏台联还借题发挥，寓意深长。

名胜楹联：是指风景名胜之处的对联。这类对联，有的写景咏物，有的抒怀叙情，有的评人论史，有的借景说情，其风格多样，或诙谐纤巧，或明快豪放，或庄严深沉。

口语联：指包括对联的口头创作、俗语对联和白话对联。其特点是通俗、口语化，或富趣味性。口语对联中有相当部分还有斗智、试智的内容。

讽刺联：这是用于讥讽某种人或某类事物而用的对联。其语言往往尖锐泼辣，入木三分，令人深省。

格言联：这是格言、警语一类的对联。或用来自勉，或题赠他人，有的挂在中堂，有的置于座右。

挽联：为对死者表示哀悼而专作的对联。有为已故者作的，也有专为自己作的。内容或歌功颂德，或借题发挥，也有正题反做，讽刺或揭露死者。

行业联：指各行业专用的对联，如商业、服务行业等。

灯谜史话

灯谜在春秋时代被称为“瘦辞”。那时，群雄崛起，列国纷争，游说之士为了劝说王侯，常常隐本意而借喻他语，使对方受到启发，从而达到劝说的目的。这种隐语叫“瘦辞”。秦汉以后，此风更盛。到汉代蔡邕“曹娥碑题辞”，南北朝鲍照“井字谜”，初具谜语雏形。北宋时每逢元宵人们将诗句制成谜悬挂在灯上，称为商灯、商谜。约在宋时灯谜之词正式出现。《武林旧事》说：“有以绢灯翦写诗词，时寓讥笑，乃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此即言灯谜。苏东坡是一位作谜和猜谜的能手。有一次，朋友请他为名园题字，东坡手书“虫二”，众人一时不解其意。后终被射中，原是“风月无边”之意。因谜语创作设想曲折，寓意广泛新颖别致，一时难以被人猜中，如射虎之难，因而灯谜又有“灯虎”的别称，猜灯谜又叫“射灯虎”，“打虎”。猜谜时说“打一物”即由此转化而来。

明清时，猜灯谜活动极为流行。《红楼梦》中出现此场面的次数颇多。《镜花缘》中“姊妹陶情”和“畅游智佳国”，几乎专为猜谜而写。

历代有不少名人、学者曾编选了谜语选集，如《文戏》、《俞曲园灯谜大观》、《春灯谜》、《灯谜品括》、《拙园灯谜草》等。民国时期的《谜海》，收集了谜语20000多条。

灯谜，按类别可分物谜和字谜二大类；就体式言，有扣字、离合、谐意、象形、谐意、别解、外意、假借等；法格则分卷帘、秋千、系铃解铃、求凤、齐飞、脱帽、脱靴、加冠、纳履、粉底、遥对、折腰等20余种。以下试举数例。

灯谜，尤以即景为佳。一次新年联欢会里，有一则谜：“唱唱跳跳又一年”，打成语一，谜底为“载歌载舞”，以“载”字别解为“年”，“又一年”扣住两个“载”，析词严谨，匠心独运，不失为佳构。

春灯谜猜单字，要拆字清晰，技法精巧。如：“除夕即是岁末”，打“多”字；“年尾即是岁底，”打“舛”字。前一则“多”除去“夕”即是“岁”字末尾 (夕)；后一则“舛”半边是“年”字之尾，半边是“岁”字之底，两谜谜面相似，解谜却不一样，实为一株并蒂莲。还有两则谜：一为“来日是春天”，一为“春天一日游”，谜底均猜一个“奏”字。一则是“加法”，“奏”中间来个“日”即成“春天”；一则是“减法”，“春天”两字一个“日”剔除(游，动也，走也)也为一个“奏”，两条谜在谜学中称之“增损体”，它是猜字谜的主要方法。其它谜如：“岁岁除夕团聚”打“出”字；“除夕来日人逢春”打“麦”字等谜，前则易猜，后一则难射，难在“麦”除去“夕”后再添“日、人”两字方逢“春”，虽深奥些，但从字谜的角度来说，谜面浑成自然，无一闲字可剔，技法别具一格，乃为不可多得之作。

灯谜猜古人名，尤以《红楼梦》人物四“春”为最，贵在谜语双关，字字熨贴。如“岁首新年”打“元春”；“踏雪寻梅”打“探春”；“辞别隆冬”打“迎春”；“莫让年华付水流”打“惜春”。第一个春字扣“新年”，第二个人字扣“春天”，第三个春字扣“春季”，第四个春字扣“年华”，一字多义，各见其妙。这些谜在谜学中称之“会意体”，深入浅出，面向群众。

灯谜如果能与“元旦”、“春节”结合，更为名副其实，趣味更浓。如“清明前一日”和“园墙四面开，但无人进来”两种谜面，打节日一“元旦”；“春节人重聚”打“晶”字。其一把“清”、“明”指代朝代名，清朝和明朝之前乃“元”，一日作“旦”；其二“园” 去其“墙”为“元”，“但”无“人”即“旦”；其三“春”节去“人”成“三日”两字。“重聚”意为把“三日”重新聚合，巧成“晶”，这种谜法，殊不多得。

灯谜是我国民间文学宝库中一枝瑰丽的花朵，又是锻炼智力，培养思维的文化娱乐活动。

鞭炮小史

鞭炮的前身是“爆竹”，或称“庭燎”。之称爆竹，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为了驱除“恶魔鬼怪”，常在除夕之夜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烧起竹筒，发出的啪啪响声，借以驱“鬼怪”，这就是爆竹。这些情况在梁朝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中均有记载。到了唐代，爆竹仍以竹着火爆响，又称为爆竿。火药发明后，改用纸制，但其名仍旧，宋代有用硫磺制作爆药，谓之爆仗。爆仗内装有药线，一着火，百余响不绝，所以在宋代就有了成串的鞭炮了。发展到今天，品种繁多，花样不断翻新。现在我国鞭炮远销海外，出口量属世界之最。

龙灯文化

每当听到潮州大锣鼓的演奏，犹如置身于松涛澎湃、海潮汹涌间，心随春风，神怡情动，如醉如痴。

元宵节期间，潮汕地区那些平时也不容易看到的民间传统艺术活动开展活跃：如“英歌”、“蜈蚣舞”、“四龙争春”等。“蜈蚣舞”闪光耀彩，气氛神秘。这种舞的道具全长二十多米，以竹篾扎成骨架，蒙以素绢，精工彩绘，赭身绿脚装饰着红绿相间的彩灯，由二十几个身着绿衣裤的青年，各擎一节，按照规定的各种步法，舞动起来，并不断喷射出彩色焰火，流光溢彩，神秘奇幻，最后“翻身吐珠”。据说，这种“蜈蚣舞”在澄海县农村流传，已有上百年的历史；40年代，曾应邀到香港太平山表演“蜈蚣爬山”，轰动了整个港九。“四龙争春”气势飞动，热烈壮观。两条青龙，两条更大更长的金龙，在炽烈的鞭炮声和焰火腾烟中翻流，变化万千。

中国文化的渊源是以龙为标志的。过去的历史研究表明，中国民族文化的摇篮，在黄河流域。所以，中原文化，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中原以北，称为胡，中原以南，称为蛮。人们曾经想到“胡搅蛮缠”这个词，说不定是历史上中原的历代奴隶制王国和封建制帝国，因北讨南征又屡不奏效造成困扰而发出的叹息。近年来，有人作过调查，全国的“舞龙”有40多种，而古时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岭南区域，竟占有36种之多，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纱龙、乌龙、火龙等，比之中原的龙灯，毫不逊色。

门神

门神是中国民间贴在门上的神像，它概括了我国两千年来贴门神风俗的基本观念——渴望摆脱灾难，得到幸福。

怪兽神鸟最早出现在美术作品上的门神，还不是神化了的人，据古籍记载，春秋时有位名叫鲁班的工匠，为了护门，摹拟螺蛳形象制作出门锁和门环，意思是说随你怎么扣门，螺蛳不想开，谁也进不来，也许因为螺蛳过于纤小，后人遂改用猛兽的形象。装在门上，寓意护门的装饰物——怪兽头，人称它叫“铺首”。从古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的石门上，可见到铺首的形象。陕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门、浮雕装饰大多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展翅朱雀；中层是衔环的怪兽铺首；下层或雕龙虎，或雕犟牛似的猛兽。三层纹饰，顶天立地，一眼望去，透着一股拒人于门外的威严。朱雀不过是一只矫健的飞鸟，有什么神奇的威力？其实不然。传说古代神话中的黄帝出征，要高举朱雀大旗开道，因为朱雀“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人们所以把想象中的朱雀形象画在门扇上，与兽头铺首相呼应。

人间虎将然而两千年来流传最广、最被人们信赖的门神却是“人”。第一个以武将为题材的门神是直接印在门上的。那是西汉时代，一位王爷患病，想快些痊愈，命人在殿门画了一位勇士像，名叫成庆。意在藉勇士的威风，驱走病魔。可是民间对他并不大了解，老百性从最熟知的古老神话中，选择并确定自己的门神——两位上受黄帝信任、下对恶鬼毫不留情的勇士，哥哥叫神荼弟弟叫郁垒。在左门扇上画神荼、右门扇上画郁垒。他们身披盔甲，手持青铜大板斧(古钺)。

唐代太宗有两位将军，一个是勇猛无比的尉迟敬德，一个是每战必胜的秦叔宝。传说太宗患病，常听有鬼呼叫，二将军自愿戎装守门，鬼不再来，于是太宗命画工绘二人画像悬于宫门，从此平安无事。二将军能镇鬼的故事传到民间，被人们尊为神画在门上，与神荼、郁垒并存。

大鬼捉小鬼设立门神的目的本为驱鬼邪，在另一个故事中却尊鬼为门神。唐明皇患恶性疟疾，昏睡中，见小鬼盗走爱妃的紧香囊及自己的玉笛。他正在气恼，又见一大鬼大步流星跑来，捉住小鬼，挖去双眼，一口吞食。明皇问大鬼的来历，回答说名叫钟馗。明皇醒来，病居然痊愈。他唤名画家吴道子按梦中听见，画出著蓝衫短靴、长髯、裸臂、貌很丑而心纯正的《钟馗捉鬼图》，并“批告天下，于岁暮图钟馗像，以祛邪魅”。自唐以后，一对神，一对人，一对鬼，使共享门神尊位。

灶神·祭灶

灶神，民间称“灶王爷”，是在夏代，就是民间尊奉的大神，灶神有的说是炎帝，有的说是祝融，最流行的指张单。祭灶，先秦时就是重要的祭礼“五祀”之一。祭灶的日期，历来说法不一。一般有正月、四月、五月、八月、十二月等几种说法，后来逐步演变，祭灶的时间也变为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因为据说灶王爷每年要上天一次言人兽恶，因而祭灶这一天，家家都要将灶台、几案、锅碗瓢盆打扫得干干净净，在灶神像上贴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并在灶前供上一盘糖果，希望灶神吃了它以后，不说人们的坏话。由于这一天是送灶神上天，因而这天的祭祀活动叫“送灶”，几天后，灶神从天上回来了，再祭祀一次，叫“接灶”，至是，整个祭祀活动才算完成。

话寿星

我国民间有春节贴年画的习惯，画有寿星的年画特别受欢迎。那么，“寿星”的来历又如何呢？汉代就有寿星祠，唐人司马贞曾说：“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旧俗认为该神分管长寿，又被画成老人模样，白须，持着手杖，头部长长的，头顶上鼓起一大块。

屠苏酒

我国从三国以来，就有元旦饮屠苏酒的习俗。屠苏是什么？《通雅·植物》中说：“屠苏，阔叶草也。”那么，屠苏酒是用屠苏草浸的酒了？非也。屠苏酒是一种酒名，古人以为饮用可健身体。陈延之《小品方》说：“此华佗方也。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苏东坡《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本草纲目》中载制屠苏酒的方子：“用赤木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菝葜五钱，蜀椒、桔梗、大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煎数沸，举家东向，从少至长，次第饮之。药滓还投井中，多饮此水，一世无病。”说饮此水可“一世无病”，当然是夸大其辞；“东向”饮酒，也有其迷信色彩。但如果作为一种防疫病酒，就不可与迷信一概而论了。

古代的饮酒风俗

自古以来，酒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饮料之一。每逢佳节、亲朋聚会、宴飨宾客、喜庆丰收、婚丧嫁娶都少不了酒。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上古时，酒主要用来祭祖敬神，其次才是饮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酒的酿造和消费才逐步扩大，饮酒风气逐渐盛行，一般酒店门前都挂有酒旗，招徕顾客。酒旗是酒店的标帜，缀布竿头，悬于门首，使酒客一望而知。张籍《江南曲》：“长江午日酤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酒旗又称酒帘，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亦称酒望、望子，《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水浒传》中景阳岗下那个小酒店酒帘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几个大字，更是别开生面的广告。在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昔日繁华的开封城酒市的热闹情景，错落有第的酒楼门前大都悬挂写有“十年美酒”、“孙家正店”等字样酒旗或酒帘的条幅，后来仅靠酒旗吸引顾客已嫌不够，于是出现了以歌妓侍酒招徕顾客的方式。一般说不晚于唐代。当时把侍酒的歌妓称为“酒纠”，宋代叫“录事”。唐代长安西市有不少西域人开的酒店，多以歌舞侍酒，谓之“胡姬”。李白《送裴中十八图南归嵩山》之一云：“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这就是对歌妓侍酒的描写。宋代官府还设歌妓侍酒，冯梦龙《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写道：“宋时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应，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许私侍寝席。”

古人酒量很大。因为那时的酒是度数不高的甜酒。在汉代酒还只是“粗有酒气而已”，那些豪饮嗜酒者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轶闻趣事，后世传为美谈。东晋时，骚人墨客把春秋战国以来在河边举行巫术仪式的“修禊”活动与踏青游春结合起来，形成临水宴饮的风俗。宴饮时，让酒杯顺着曲折的溪流漂浮，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这就是所谓的“曲水流觞”。王羲之的千古之作《兰亭集序》就是他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一觞一咏”之后写成的。

饮酒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也是一种精神享乐。古代文人雅士在饮酒时，很讲究饮人、饮地、饮候、饮趣、饮禁、饮阑。饮人，指的是相饮者应当是风度高雅、性情豪侠、直率的知己故交。饮地，指饮酒场所，以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彩船)、幽馆曲石间、平畴、荷亭等地为佳。饮候，指选择与饮地谐和的春郊、清秋、新绿、“雨霁”(雨过天晴)、积雪、新月、晚凉等最富诗情画意之时饮酒。选择好饮饮地和饮候之后，可以清谈、联吟、焚香、传花、度曲、“返棹”(划船)、围炉等形式烘托气氛，提高兴致，是为饮趣。饮禁主要包括“华诞”(过分铺张)、“连宵”(通宵达旦)、苦劝争执、避酒(该饮不饮)、恶谑(言行污秽以至斗殴)、“喷哕”(呕吐)、佯醉等，以避免饮酒时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饮阑，是指酒之将尽，宴饮临近结束时，可出去散步，或“欹枕”(闭目养神)、“踞石”(蹲或坐于石上)，或“分韵”(相约赋诗，规定用某字为韵，各人分拈韵字，依韵而赋)，或垂钓，或“岸岸”(沿岸登高)，还有“煮泉”、“投壶”(讲论才艺)等。

此外，饮酒行酒令也是我国古代饮酒风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起到渲染气氛、增添雅兴的作用。我国上古时代就已有行酒令的记载。酒令最初的含义，主要是指宴饮时，被推举出来督查赏罚，防备酒祸的令官，后世酒令则不仅指这种令官，而且还指饮酒时所做的争输赢的游戏，输者罚酒。酒令的游戏形式很多，如前面提到的联吟、传花、度曲、投壶等至今还很流行。联吟是酒令官先念一句诗，要求宴饮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诗的尾字(或其谐音)起头迅速接念下一句，以下按顺序类推，接不上者罚饮。或者由酒令官选一首诗先念第一句，其他人依次接念，接不上者罚饮。

上面所述古代饮酒风俗多限于贵族和文人雅士，一般平民百姓的饮酒风习自当别有一番情趣。

清明折柳与植树节

清明折柳戴柳的习惯，相传始于唐朝。唐高宗于三月三日游春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后来，江南百姓将此演化为插柳。每逢清明，家家户户将柳条插在井边，“井井有条”的成语即源于此。这也是清明植树的起源。我国规定的首次植树节是在1915年，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1929年把植树节改为3月12，即孙中山逝世纪念日。

抛彩球的来历

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经常讲到抛彩球成亲的故事。其实，这是少数民族的一种风俗，在中原地区并不通行。自宋以来，有好些著作记载这种风俗，这里举民国初年柯绩丞所写的《竹枝词》为例。这首诗讲云南傣族的风俗说：“时样衣裳趁体妍，绣球抛掷早春天。邻家姐妹齐声贺，恰中多情美少年。”这首诗写得非常具体生动。除傣族外，贵州苗族等也有类似的风俗，古代有些作家，可能就根据这种风俗创作了抛彩球成亲的故事。

古代的赌博

赌与博在汉语中原为两个词。博，又作簿。《说文》：簿，局戏，六箸十二棋。古代称为博戏，传说自天竺国传来；原为一种游戏，不为牟财。后来游手好闲之徒以钱财作赌注分胜负，决输赢，遂变为赌。故《通俗文》曰：“赌者，钱戏也。”赌博连缀成一个词，见于唐李商隐诗：“赌博方胜，油尽难寻。”

赌博源于博戏。《史记·殷本纪》载：“辛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可见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博戏了。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以钱财作赌注了，如《史记》中的魏公子就可能是一个赌徒。

据《后汉书·剧孟传》：洛阳人素以商贾为业，而剧孟却以嗜赌闻名。其母在世时，家有产业万贯，及母死，家无十金。洛阳剧孟与符闻王孟终日博戏江淮间，直至倾家荡产，时人鄙称其二人为“赌徒二孟”。赫赫有名的晋大将军桓温，少年时也是一个赌徒。《晋书·袁耽传》载：桓温年少时纵博滥赌，不仅将殷富的家产输光，而且债台高筑，当他向袁耽借到钱后，仍踏进赌场狂赌，后人曾讥讽道：“纵博千场万贯空，债台高筑不知愁。”《史记·吴王濞列传》载，汉景帝为太子时，与吴王濞的儿子刘贤，在宫延内以围棋作赌具，吴王太子素骄横，争赌不恭，皇太子盛怒，遂以博局掷杀吴王之子，在宫闱中演出一场相互残杀的丑剧。后人叹曰：“殒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

军中赌博成风，乃失败之征候，据《旧唐书·李师道传》：李师道带兵欲击吴元济，派刘晏平悄悄探其虚实，刘归来云，元济陈师数万于野，终日在军帐中与妻妾赌博，部下将卒也聚赌，蔚成风。李师道大喜曰：“天赐良机，吴元济必败。”果不出所料，李师道率兵出击，吴元济的部队溃不成军，不堪一击，遂致失败。

历代赌博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弈棋、掷骰子、丰鸡、斗鸭、斗牛、斗鱼、斗蟋蟀、斗鹌鹑、押宝、打牌、赛马，甚至还有敲诗、闱姓之类，如流传在广东的“闱姓”赌博方式，是以猜中考试士子中试的姓的多寡来判定输赢。

历代赌博者，有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有男有女，如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喜欢赌博。清代上海有女总会专供豪家闺秀赌博。

踏青：古人春游

春游，古称踏青，即春天去郊野游玩，这种民间习俗自古有之。《岁华记丽谱》曾提及：“郡人踏青游赏，散在四郊。”魏晋时，每到三月三日(农历)“上巳节”，人们便到风景区或溪水之畔嬉乐，带着春食春酒，或席地野餐，或在河边“曲水流觞”相与为乐。“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此是杜甫笔下长安城郊曲江风景区游人踏青的盛景。另外宋代吴惟言的《苏堤清明词记事》也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则更是生动具体地描绘出了当时春游踏春的迷人景色。

谈古代旅游

我国最早的旅游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女娲、共工时期。东汉人应劭著《风俗通义》记载：“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而有文字大量记载的古代旅游，当首推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据《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曾坐八骏马车西行至昆仑丘(今青海境内)，与西王母会面，并互赠礼品。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旅游有五种情况：帝王出巡、出使旅游、文人旅游、宗教旅游和考察旅游。其中，后四种意义尤大。但也不能否认帝王出巡对旅游事业的影响。

出使旅游，以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最为著名。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取得成功，使经由河西走廊通往中亚的道路畅通成为著名于世界的“丝绸之路”。郑和则受命于明成祖朱棣，七下西洋，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人旅游，一般认为始于南朝诗人谢灵运。他在任永嘉太守时，游遍了当地名胜。唐代大诗人李白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壮丽河山在他笔下生花。此外，杜甫、苏轼、杨万里等都在旅行生活中写下了无数名篇。

宗教旅游，则以晋代高僧法显的西南之行和唐代佛学家玄奘西行取经为著名。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历经30多个国家，写成《佛国记》；玄奘长途跋涉17年，由门徒辑录成《大唐西域记》。

考察旅游，最曲型的要算汉代的司马迁和明代的徐霞客。司马迁从20岁开始漫游天下，写出曾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徐霞客30多年如一日地“万里遐征”，写成了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北魏郦道元考察江河而编《水经注》，明代李明珍踏遍青山原野而著《本草纲目》等，都可说是得助于考察旅得。

蒙古族人尊崇的颜色

任何民族都有他们所尊崇和忌讳的颜色，蒙古族人也不例外，也有他们所崇尚和禁忌的颜色。古代的蒙古族人崇尚白色，逢年过节和操办喜事时穿白色的服装。可是，汉族人却用白色来表示丧事。白颜色象征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正直和美好。古时候，蒙古族人把太空的蓝色尊崇为自然界中永恒、美好的颜色，希望自己的国家像永恒的蓝天一样永存和繁荣兴旺，故而称之为“蓝色的蒙古国”。蒙古族人崇尚红色由来已久，认为红色温暖亲切，把它作为本民族的标志，用于帽缨、手钏等物。蒙古族人拜火，认为火以燃烧。炉灶之火是国家和家族世世代代繁荣兴旺的标志。蒙古族人认为，黑色与白色相反，在所有颜色中最讨厌黑色。根据史料，蒙古族人把黑色看作是表示敌人、反面和丧事的坏颜色。

少数民族的禁忌

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等忌吃猪肉、动物的血和自死的动物。

蒙古族忌讳坐在蒙古包的西北角。

藏族家里有人生病或妇女生育时，忌讳生人入内。

哈萨克族忌讳别人当面数他们的牲口。

佤族忌讳别人摸头和耳朵、忌讳向少女赠送饰物和香烟。

锡伯族忌吃狗肉。

鄂伦春族忌讳别人说自己长辈的名字和死人的名字。

景颇族忌讳用手摇熟睡的人。

哈尼族忌讳他人到产妇家借家具。

怒族忌讳拒绝赠送的礼物和食品。

阿昌族忌讳走路时从别人面前擦过，或从腿上跨过。

德昂族见面时，男的忌讳拍摸肩头，女的忌讳触动包头、衣物等。

名片谈古

名片是通姓名用的卡片，古人把姓名、籍贯、官爵和要说的事项刺在削好的竹片上或写在纸上，叫“谒”或“名贴”。《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刘邦引兵经过陈留，郦食其“踵军门上谒”，要见刘邦。使者进去通报，刘邦正在洗脚，问是什么样的人，使者说是儒生。刘邦答复：“没有空见儒生。”使者出来传达，郦生目真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俱而失谒，跪拾谒复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高阳酒徒也’！”刘邦于是裸足杖矛请郦食其进来。

汉末名片称为刺，例见《后汉书·祢衡传》，建安初，(祢衡)来游许下，始达颍川，怀里藏着一条名片，到了以后没有适合投送名片的地方，一直到名片上刺的字磨损消失。

唐、宋以后，“名贴”的使用相当盛行。学生、下级属吏拜谒老师和上级，都得先投递“名贴”，然后方能谒见。有的“名贴”是用高级的纸或绫制作，只限于官场和名人之间使用，一般贫寒的老百姓则与此无缘。

现在的名片一般是白色的小纸片，上面印刷有：单位全称、本人职务、姓名、单位住址、电话号码、电报挂号等。

名片上附著许多字的，要数近人蔡尔康片，其右上角为四品衔工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公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中间为震旦江苏上海蔡尔康、字子艹弗，号紫黼，晚号支佛，外号铸铁庵主、缕馨仙史。清帝逊位后，改号采芝翁。左下角为世居老北门内西穿星街九十九号。通讯处，老西门外敦润里二十五号。背面还罗列着他的著作10余种，累赘近200字，简直是一份履历表，可谓标新立异。

名片与明清社交

名片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我国明清之际，盛行用名片。那时士人出门拜客，先行“投刺”之礼，这种习惯，以士宦麇集的京师最甚。据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固冠盖云集之地，名士之馆于斯者，辄怀刺访友，日不暇给。”有的人家里“一日间往谒之客，多者以百计”，“途为之塞”。在拜客应酬之风中，又盛行只投刺、不见面的陋习。据陆容《菽园杂记》载，京师“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贴者”。这种“望门投刺”的拜客者，并不是真想拜客，而只是为了声明一下“来过了”于礼不失。你看，他们拜的人，有的根本就不认识；而且连马都不下——这是准备要到下一家再去“投刺”了。还有的拜客者连自己家门都不出，只让仆人带着自己的名片去到处“投刺”。翟灏《通俗编》上说：“京中士大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贴，约二三寸，写单款，小注寓邸款下，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有人做小令讥讽道：“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清人孙宝王宜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在新年拜客时看到的情景，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极无谓，而为社会之惯习，必不可废者。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又不能不循例答拜之，年年如此。”拜客的远道而来，受拜的必须答拜，这个老例很使人为难，孙宝王宜在日记里写的就是他的牢骚话。明代有个叫何良俊的官僚对循例投刺拜客也很反感，他在《四友斋丛说》里讲到自己拜客到人门前的心情时说：“余以为立马人家门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这种反常心理很有代表性，说明虚应故事的投刺拜客是多么让人头疼。俞弁《山樵暇语》在谈到士风变化时特别举出何良俊说的话，评道：“士风之偷薄，于此可慨。”并抄录下一首嘲讽投刺“虚礼”的诗：“一刺来投一刺还，交情一日遍长安。直须不作虚文事，可使离群出世间。”

从名片的使用上还可以看到明清交际场上普遍存在的钻营巴结、暗通关节等丑恶现象。一些趋炎附势的人为了讨好权贵，想尽办法，甚至在名片上做文章。据《啸虹笔记》载，明代有个姓茅的官僚，为了巴结权贵严嵩，“每谒严嵩，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又据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张(居正)江陵盛时，谄之者名贴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门生上谒者多用白刺，以示亲昵”。显然，这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献媚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贿赂，完全可以达到巴结讨好的目的。由此可见，茅氏一类献媚者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对于这类曲意逢迎的人，清官海瑞是很为警惕、并且一概拒之的。据《迪吉录》记载：“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贺者，皆不受，名纸用红贴者，亦以为侈而恶之。”这就比张居正高一筹，既不受礼，也不吃拍。明清时，利用投刺拜客之机拉关系、钻营投机的情况，在社会上是很普遍的。有一首都门竹枝词对此做了揭露：“大字职名笔画工，门前投递纸鲜红。都镌拜客无他用，关节曾防暗里通。”可见在那些身带制作考究的名片到处“投刺”的拜客的人中，有不少是暗通关节者。

明清时，使用名片有不少讲究，反映出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存在着尊卑等级关系。位尊者为了显出高人一头，使用名片也要与众不同。如王世祯《觚不觚录》说：“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人们只要一看名片上写的“王”字或别号，就知道是亲王尊驾到了。又如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前明门状名纸，皆用白者，通籍后遇元旦贺寿用红，位尊则平时皆用红矣。今时初入泮尚用白柬，过此全然用红，而山人、布衣、墨客，恬然用之。”按照礼法，位尊者才可用红名片，山人者流“恬然用之”是不合法礼的，只有“入泮(学宫)”以后成了新贵，使用红名片才算名正言顺。又据黄长霖《惺讠是斋文钞》载：“京俗入词林者，凡座师房师，及朝殿复试，阅卷大臣，例执第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获见。”看来要拜谒位尊者，必须很有耐心才是。总之，位尊者为了摆尊贵的架子，连名片的称谓、颜色、投递次数都有研究，都要显出尊贵的身份来。

名片使用上还有些讲究反映出官场上重资格的风气。例如朱克敬《暝庵二识》记载，翰林最重前辈，新点的翰林，馆选后要“遗馆人遍投刺于诸前辈，谓之‘大拜’。越日具三白刺，携红毡登门，躬诣阍人投刺，谓之‘求面’。”有了这种“大拜”和“求面”的规矩，翰林前后辈的资格就很分明了，又如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初惟谨。”可见，不只是翰林重资格，讲究投刺的规矩，其他不少官署的官吏也都有谨尊前辈的投刺拜谒之礼。

名片还曾和国家政治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从它的使用上可以看到封建专制政府对人们结社活动的限制。据福格《听雨丛谈》记载：“自明末尚声气，远在千里，曾无半面，称社称盟。”这是说，明末全国各地的政治结社，以互写有“社”“盟”字样的名片，联成一气。清初仍沿明末结社风气，但很快被清政府明令禁止。据王士祯《分甘余话》记载，“顺治末，社事甚盛，京师衣冠人士辐辏之地，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来，“部议有禁”，名片上遂不再写“社盟”字样，而一律写不伦不类的“年家眷”几个字(按规矩：亲戚写眷，同年子弟写年家)。因而有人作“口号”讽刺这种情况说：“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

名片的使用，还反映出明清时民间交际的一些礼俗，如《清稗类钞》记载，光宣年间，谁家有丧事，则在自己的名片四周圈上黑框，或在姓的左角写“制”字，期服以外之丧，则在姓的左角书“期”字。以此向别人表示自己有丧事在身。已嫁妇女的名片上“辄增夫家姓氏”以表示自己已有了婆家。

综上所述可看出，小小的名片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明清时社会交际中的多方面的情况。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即此(名片)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最近几年名片已广泛使用，这说明社交的频繁和生活范围的扩大。

清代宫俗与民俗

皇帝在封建社会的群臣士庶心目中，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物。其实，皇帝也是普通一人，在他的生活里，同样有很多莫明其妙的习俗，显现出某些愚昧、迷信的色彩。

新年，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时代，正值农闲季节，比其他节令较为受重视。在民间要挂年画、贴春联、张门神、放爆竹等等，大事庆贺一番，呈现一派节日盛况。在宫中，亦有类似活动，但由于条件优越，处处比民间要阔绰百倍。每年自十二月初，内延词臣即撰拟椒屏吉语题及岁轴的吉祥联语，呈览后交内府绘士按题作画，题字后于新年张挂，也相当于民间的年画。自十二月朔，皇帝即开笔书福字，贴于宫殿庭园各处，或赐王公大臣。皇帝书福之余，有时也写对联或“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吉语春条，贴于寝宫。但清宫一些大殿的春联均书于白绢，裱在框架上。这是满族的习俗，与汉族用红纸写春联不同。

贴春联为中原古俗之延续，但有演变，春联的前身，战国时称桃梗，即桃木人；晋代称桃符，即在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画此二神的像挂于门首，五代时始在桃木板上书联语，后又在纸上书联语。桃梗、桃符均用来辟邪驱鬼，改为联语以后，就多是祈福迎祥之词了。

桃梗、桃符是春联的前身，同时也是门神的起源。据汉朝的《风俗通义》载，上古之时有神荼、郁垒兄弟二人，曾在度朔山的桃树下以苇索及画虎陈于门，冀以驱鬼。后演变为绘神荼、郁垒的图像，即为门神。后来，又有一种传说，即：一日唐太宗生病，闻门外有鬼魅呼号，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两大将戎装立于门外，是夜则平安无事，唐太宗乃令画此二人像挂于宫门，亦无事，此二人遂成为门神。其来源已与前一说法(见本书“门神的故事”条)不同。

清宫的门神，多取后说，但也有另外的几种，如福神、仙子、娃娃等。民间的门神，也不出此范围。只是宫中的门神制作坚固、画工讲究，皆用绢质，裱于框架，有的用沥粉贴金或用泥金描画，亦有用高丽纸画。均规定十二月下旬张挂，来年二月初三日撤下贮存，与民间只用木版水印，贴于门板，任凭风吹雨淋，不到新年不更新的情况不大相同。放爆竹，于年节前后，民间很流行。宫中则规定十二月十七日(后改为十九日)始可放爆竹，且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皇帝在宫中行动，每过一门必放爆竹一声。这当然只有皇帝才这样放法，民间是没有的。

放爆竹之俗，魏晋以前即有，但与清代不同。按《神异经》所记，爆竹的起源是古时西方山中有人长尺余，一足，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当地人以竹放火中，竹爆作响，山臊则惊惧。据传说，关于山臊的事固属荒诞，但作为爆竹的起源，则有可能。后约至宋代才演变为纸炮，仍称爆竹或炮仗，至今盛行，然已成为庆祝活动中增加热烈气氛之物，其逐山臊之意，早已为人抛弃。

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民间祭灶的日子，供品多用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并用清水、草、豆祀灶神之马。清宫亦于是日祭灶，并规定，每年坤宁宫祭灶，要设供案、安神牌、备香烛等。供品共32种，并须由南苑猎取黄羊一只、由奉天府(今沈阳)内务府进贡麦芽糖作为供品。届时皇帝、皇后先后到坤宁宫佛前、神前、灶前拈香行礼，颇为重视。

灶神之说，先秦已有。汉武帝初年，大臣进言说：“祀灶可化丹砂为黄金，以黄金为器皿可益寿，益寿可见蓬莱仙者，汉武帝听了才亲自祀灶。清帝或取此意，亦亲祀之。京师民间祀灶，盖沿元代王恽之说，谓岁末二十四日诸神上天，家人如设供祭灶，灶君上天后，可为隐恶扬善。明沿元俗，亦于二十四日祭灶，并以糖饼、黍糕、枣、栗等供神，以草料供灶神之马，祭时有祷词：“好多说，不好少说。”至清代不知为何改为二十三日(大概是送灶君登程的时间)，南方人仍用二十四日。北京民间和宫中都用麦芽糖祭灶。由于宫中用奉天的贡糖，故北京一直称麦芽糖为关东糖。用黄羊祭灶，传说始自汉宣帝，清宫沿用，民间是做不到的。

除夕和元旦，是年节的高潮。帝后等要分别到宫外各处拈香礼佛、设供祭祖，以求神灵保佑。这些习俗，一直保持到清末。据档案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除夕，凌晨四时光绪帝即到宫内十多处佛堂拈香，六时在保和殿筵宴毕，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随从办事、召见、侍膳、看戏。中午光绪帝及宫眷们分别向慈禧太后行辞岁礼，皇后宫眷们再到养心殿给光绪帝行辞岁礼，宫眷们再到钟粹宫给皇后行辞岁礼。下午光绪帝等再到阅是楼侍晚膳，看戏，戏毕跪送。

元旦凌晨二时，光绪帝在爆竹声中到养心殿各处拈香，至东暖阁明窗处行开笔仪式，向金瓯永固杯中注屠苏酒，亲手点燃蜡烛，将“万年青”笔打开，在吉祥炉上熏一下，濡染朱墨，写吉语数字，再用墨笔写吉语数字，以祈一岁之福。

早六时到奉先殿乃皇城东南隅的堂子行礼后，回乾清宫进奶茶，在西侧弘德殿内进吉祥饽饽(饺子)，其中一个饽饽馅内包有小银锞，放在表面，若一下著即得之，则视为吉利。再到坤宁宫拈香行礼，接受皇后及瑾妃请安、道新喜、递如意。光绪帝、皇后及宫眷等再分别至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道新喜。

八时半，光绪帝率王公大臣在皇极殿给慈禧太后行礼，皇后率宫眷、福晋、命妇等给慈禧太后行礼。光绪帝、皇后等再分别递“万年吉祥如意”。瑾妃以下宫眷再给皇后行礼、递如意。

九时半，光绪帝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行庆贺礼，回乾清宫受内朝礼。十二时，乾清宫举行宗亲宴，宴毕，光绪帝及皇后、宫眷等仍至阅是楼侍奉慈禧太后看戏，戏毕跪送。以上是清宫除夕、元旦习俗及其简略的介绍，但已足可看出其繁缛的特色。其中有些做法如除夕辞岁，元旦吃饺子、道新喜、拜年等，仍与民俗相仿。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前后两天，宫内和京师市肆，均悬灯相庆，故亦称灯节，此习汉代即有，历代相沿，清宫不仅有各式华贵的宫灯，而且有冰灯的制作。上元节亦称元宵节。是夕有吃浮圆子的习俗，后将浮圆子称为“元宵”。此夕不仅民间有吃元宵的习惯，宫中这几天的晚膳中，亦各有元宵一品。在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焚毁以前，多于园中“山高水长”处大放烟火。

二月初一日，京师民间有祭日的习俗，均以江米团成小饼，5枚一层，上层冠以寸余小面鸡，谓之太阳糕或太阳鸡糕，用作供品。是日宫中于养心殿院内亦摆太阳糕供以祭日。据档案载，乾隆年间的太阳供，一桌摆有数套，每套11个，共重三百五十斤八两。道光时，皇帝亲自到太阳供前拈香，并由升平署派4人念斋意，6人奏乐。自然比民间阔气得多了。

五月五日端阳节，此日均采杂药熏室内、采艾插于门户，以蠲除毒气。后来有的用布做成黍角、蒜头、五毒、老虎等佩带，亦避瘟疫。再是举行龙舟竞渡，并以竹筒贮米投水中，后来发展为吃粽子，以祭屈原。清宫亦有佩带黍角、五毒等荷包之习。清初时皇帝和王公大臣常于是日在西苑太原太液池中乘龙舟欢宴，乾隆时皇帝多在圆明园内的“万方安和”奉太后进早膳，再到福海的“蓬岛瑶台”上观龙舟竞渡。宫中也很重视吃粽子，每年从五月初一到端午，御膳及宫眷用膳也都有粽子，并用粽子供神供祖。

中秋节日，亦于宫中或御园中设供祭月，以月饼为供品，皇帝亲自拈香，送焚化祭月的纸帛等。当时民间亦多沿晋人月中有玉兔捣药的说法，供月时还要供画有兔像的月光纸，或供泥塑的兔像。宫中亦有此物。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京师民间，各在天宁寺、陶然亭、蓟门烟树、西山八刹等处登高，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清帝在京园居时常在香山登高，秋时则往往在木兰围场的山中策马遨游。南北朝避灾难之意，早已不存。

每至十二月初八日晨，北京民间皆以腊八粥为食，大户人家并以粥互相馈赠。粥之讲究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煮粥，用染红的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红糖、白糖作点缀，亦有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人等置粥中，以竞巧争奇，纯属风俗。是日宫中则派亲王、郡王或大臣到雍和宫监视煮粥供佛。皇帝御中正殿前临时搭设的黄毡圆帐房内，由御前大臣左右侍奉，众喇嘛在外念经，若达赖喇嘛、草嘉呼图克图在京，则由他们给皇帝拂拭衣冠，以祓除不祥。佛家传说腊月初八日是释迦尼成道日，佛教徒每年于是日以杂米果物煮粥供佛。北宋已成为习俗，清宫仍含迷信色彩。

从上述看来，宫俗与民俗虽有不同，满俗与汉俗也稍有差异，但相互融合的成分是很多的，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是有一定作用的。

民国初年社会风尚的变革

民国初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社会风尚方面也是如此。辛亥革命的风暴，不仅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也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一代新风。据记载，有人描写这种革新的社会潮流说：“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同时，破除神权，反对迷信，改革旧的婚丧礼俗，也是民初社会风尚演变的重要内容。民初社会风尚演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崇洋”倾向，与“去土存洋”相补充的，是奢靡、虚华风气的存在。民初，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的价值，产生了新的认识；对政治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职业和学问，改变了以往的看法；对于消费生活，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发端于清末，急剧变化于辛亥革命以后，主要表现形式是追新慕异，去土求洋，主要内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理，取代儒家的伦理纲常等，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要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性思想为武器革除旧的陈规陋习，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的愿望。不过，这种社会风尚革新的影响仅限大、中、小城市，对于广大农村则影响甚微。

三纲五常

三纲。封建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纲，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意思，就是臣要绝对服从君，子要绝对服从父，妻要绝对服从夫。这套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最先由汉代董仲舒提出，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加以系统化，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一套封建教条。五常，也叫“五伦”，是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人伦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古代的宗庙制度

宗庙，在中国古代被当作天子、诸侯祭祀祖宗的场所。它对保持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及其世袭统治有极大的维系作用。因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将其与社稷并论，是故西汉贾谊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感叹。

但要了解“七庙”的含义，必须懂点古代宗庙制度的知识。

在周代以前，天子的宗庙为“五庙”。焦循《群经宫室图》说：“盖五庙之制，自虞至周，自天子至附庸皆同。”这五庙分别是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太祖庙。《礼记·曲礼下》云：“生曰父，死曰考。”父死后，将其神主(或称祧主，即牌位)奉祀于庙，即谓考庙，又称祢(ｎǐ)庙。王考庙为祖父庙，皇考庙为曾祖父庙，显考庙为高祖父庙。以上四庙合称为“四亲庙”。太祖庙又称太庙，奉祀的是始封之君。始祖以下、四亲庙以上各代祖先的神主则陪礼于太祖庙中。可是到了周朝中期，随着世系的延续，周文王、周武王已不复属考、王考、皇考、显考四亲，按制不当再在昭穆庙中受礼。鉴于周文王、周武王为周朝建立了煌煌功业，“有德之王，则为祖宗，其庙不可毁”(《尚书》孔安国传)，故而又增设了文、武二世之庙，并将文、武以下，四亲庙以上诸神先神主藏于二世室中，这样便有“七庙”。《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七庙的布局依宗法制度，始祖以下逐代递相排列为昭、穆二辈，昭居左，穆位右，太祖庙居中，左为三昭，即武世室、显考庙、王考庙，右为三穆，即文世室、皇考庙、考庙，中间为庭，与太祖庙相对的为“都宫门”。所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贾谊所言秦“七庙”即上言之义。

先秦的宗庙祭礼活动颇多，如“月祭”、“四时之祭”、“殷祭”等等。“月祭”于每月初一举行，名之曰“朝庙”。“四时之祭”可见各季有相应的名目，但这是夏、殷二代的祭名。“殷祭”是规模盛大的宗庙祭礼，包括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宗庙大祭和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合诸祖神主的大合祭。上述活动，仪节颇繁，一般由精通之“相”提任赞礼和司仪的工作。“相”即傧相，由卿、大夫担任赞礼工作叫“大相”，士任赞礼工作叫“小相”。

根据《左传》、《礼记》等书的记载，天子及诸侯外出或遇有会盟、出师攻伐等大事，行前都要祭告祢庙，或者一并祭告太祖庙，并派遣祝史祭告其余的宗庙；返回，又需亲自祭告于庙，这叫做“告庙”。《左传·桓公二年》的传文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ｓｈē)爵、策勋焉，礼也”。意谓凡国君出行，应祭告于庙；回来，还要祭告于庙，并宴请群臣，饮酒，记功，这是合乎当时礼制的。班固在《白虎通·巡狩》中说：“王者出，必告庙何？孝子出辞反面，事死如事生。”可见，“告庙”之礼乃是封建伦常观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史籍中有关“告庙”的记载甚多，如《旧唐书·李勋传》：“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又如欧阳修《伶官传序》：庄公受而藏之(指三矢)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仪礼·少牢馈食礼》；贾公彦疏引旧说：“羊豕曰少牢。”)告庙。”“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这些事例反映了国君出师征伐前以及打了胜仗后都要举行“告庙”仪式的事实。

古代统治阶级对于宗庙的尊崇还反映在官室建筑布局方面。通常诸侯营建宫室，首先要构筑宗庙，即《礼记·曲礼上》所谓“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宗庙与社稷一般要按照左宗右社的制度建在王宫的前面。即使到了明清，也依然沿袭这个旧制。今北京故宫前居于左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的太庙，而居于右方的中山公园便是明清的社稷坛。

从《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冯谖的三个高明的主意，其一便是告诫孟尝君：“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在宗庙落成之后，冯谖便对孟尝君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为什么“立宗庙于薛”就可以高枕为乐了呢？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孟尝君与齐王是同宗，齐国的宗庙立在薛，即便是以后齐王再对孟尝君产生疑忌，也不便夺其封地；再说宗庙是国家命运之所系，如薛地遭受攻击，齐王定会竭尽全力加以保护，这就保障了孟尝君封地的安全。

古代的宗庙还有一个附属建筑，称为“亡国之社”。周灭殷以后，认为殷纣无道，自取灭亡，是罪有应得，然而殷的社稷无罪，殷人宗庙的祖先无罪，于是便在周人宗庙的南墙外仿建一座“亳社”(殷人建都于亳，故称为殷社为“亳社”)，并将殷人宗庙中的神主移置“亳社”中。“亳社”虽一仍其旧称，但实际上却是一座极其简陋的亭台建筑。《公羊传》说：“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所谓“掩其上”，就是在四根亭柱上加一个屋顶，所谓“柴其下”，就是在下边围一圈栅栏。而且就其所处的位置看，也仅是宗庙外的一个屏蔽建筑。战胜国的统治者这样做，其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告诫国人要居安思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其国亡庙毁的覆辙。

“社稷”释

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历代帝王都把祭社稷列为国家大典，这种对土地和谷物的崇拜，是与我国自古以耕作土地、种植谷物的谋生方式分不开的。稷(今天的小米)适应在我国北方干旱气候下生长，是古代的主要食粮，被奉为“五谷之长”，“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古代“王者”“封土立社示有尊”，“立稷而祭也”，目的是“为天下求福报功”(《白虎通·社稷》)。五谷与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故把社稷合起来祭奉，作为国家每年重大典礼活动之一。加之稷这种作物，相传又是由周人的祖先后稷发现、培植的。因此，社稷神既有神化周人祖先的象征意义，又成了王权的代表。故文献中“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称。社稷的位置，按“左祖右社”的原则，设于宫廷的西面，与东面的祖(太)庙相对称。

“封禅”概说

封禅，是中国古时候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祀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就是祭天地。

封禅产生于什么时候，有两种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认为，封禅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尤怀氏。尤怀氏曾封泰山，禅云云山。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诸侯后，想举行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知名的有尤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经管仲劝说，齐桓公才停止封禅。马端临则认为“七十二家”的说法，是“陋儒之见”，“诗书所不载，非事实”，所以他在《文献通考》中叙封禅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我们且不说七十二家封禅是否确有其事，封禅思想产生很早是无疑的，至少不晚于齐桓公时。封禅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封禅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

封与禅一般都是同时进行的。封，都在泰山。据说，这是因为泰山是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的地方；也有说因为泰山上有金箧玉策，能使人寿命长短。禅在泰山附近的玉玉山，亭亭山梁下(甫)山、社首山、肃然山，也有在会稽山举行的。封禅虽同时进行，但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这是因为天在上，地在下，人们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实际上是因为天比地更能欺骗群众，天对统治阶级用处更大。

封禅的仪式不但复杂，而且神秘。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记载。进入封建社会，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的封禅仪式不尽相同。

中国封建时代，举行封禅的皇帝，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想封禅而未果的，有魏明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自南宋后，皇帝到泰山封禅，形式上是废止了，但实质还保留着，这就是以后的几朝皇帝把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了。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年间，又将天地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即地坛)祭地，把南郊原建的圜丘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祈谷。明朝郊祭时“陈户口钱谷籍于坛下”。清朝时也在天坛祭天祈谷。

进行一次封禅，是要耗费大量资财的。贞观初，唐太宗要封禅，魏征进谏说：“陛下东封，万国咸萃。”“须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封禅时“动役数州”劳民伤财。贞观时期尚难支付封禅费用，耗费之巨可想而知。封禅并不会真给帝王添德行，有些有见识的人早已认识到，如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就曾说过：“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人，不闻在封矣。”唐太宗虽也想封禅，但他自己也认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

既然封禅耗费巨大，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还那么热衷？答案很简单，因为封禅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他们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进行欺骗。封禅的欺骗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①告诉上天已经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②封禅可以粉饰太平。③封禅可以“夸示夷狄”。④封禅能成“仙”。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封禅劳民伤财，统治者也是乐于举行的。

封建贞节观

在旧中国，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都是旌表烈女节妇的石头牌坊，翻开历代官修正史与地方志，在“烈女传”的栏下，记载着大批烈女节妇的姓氏、籍贯和守节殉夫的情节。备受欺凌压迫的妇女，唯独在贞操节烈问题上受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格外恩遇褒奖。

所谓“贞节”，是指女子忠于丈夫，从一而终，丈夫死后，不再改嫁。如果遇到强暴凌辱，她能够以死相拒。如果丈夫死后，她跟着自尽殉身，则更被誉为“烈”。

《史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燕国的军队攻入了齐国，曾以高官厚禄劝降齐国官员王王蜀。王拒绝了。燕军继而又威胁说，如不肯投降，就要血洗王的家乡画邑。王王蜀回答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与其违背礼仪的活着，还不如烹煮死去。随即在树上吊死。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这时“贞女不更二夫”已被看做和“忠臣不事二君”并列的美德。

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七国，很重视用礼法风俗维系人心。他巡视各地的时候，几次刻石都提出女子要守贞节的要求。其中有如：有子而嫁，背弃死去的丈夫，是不贞。要防止男女之间的来往……

到了汉代，崇尚贞节的观念有了发展。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编撰的《烈女传》部，专门辟有贞顺、节义两篇，把这两方面表现突出的妇女列入传内，作为广大妇女效法的楷模。汉代皇帝也普下诏从物质和精神上奖励贞节，赐贞妇顺女帛或谷，还树立牌坊，加以表扬。

不过，尽管统治阶级在不断倡导贞节，总的来说，直到宋代，对妇女的限制，不但在民间尚未形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未严格遵循。唐代公主中间再嫁、三嫁的，多达二十多人。就连当过宋代宰相的王安石和范仲淹，对贞节观念也并不看得很重。范仲淹自己即曾跟着母亲改嫁到朱家，后来还把守寡的儿媳嫁给了一位丧偶的门生。王安石也因儿子有病，与媳妇不和，亲自做主，为儿媳择夫改嫁。

把贞节观念发展到惨无人道地步的是在南宋理学昌盛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寡妇再嫁成为一种奇耻大辱，备遭世人的唾骂。社会上流行起一些迷信与邪说，最普遍的说法是，寡妇再嫁后，将来到了阴间，两个男人会拿锯来把她分割为两半。

与此相应，民间出现了望门寡一类的怪现象。如男子不幸在结婚前死了，其未婚妻也要终身不再嫁，在新房披麻带孝地守寡。更有进一步的，公婆和父母要求这个女子披麻带孝，哭哭啼啼跑到男方家灵位前磕头，还要抱着根木柱成婚，居然和木偶行与平常男女同样的结婚仪式。以后这位女子就留在夫家做儿媳。再更进一步，就是要女子以身殉未婚的、不认识的所谓丈夫。这样做是为得到一块“贞节可风”或“彤史流芳”的匾额，这也是全家族的荣耀。相反，如果出现寡妇与人私通的事情，则被视为有辱门楣，家族要予以严厉惩罚。族长有权在祠堂召集全族，当众宣布将这个女子处死。从此，封建社会妇女贞节观念越来越严重。

宋代贞节观

宋代的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道佛理论相渗透，成为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程颐和朱熹的理论体系中，凡涉及婚姻问题，都把封建伦理道德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宋以前社会上对妇女再嫁是没有什么非议的。而程颐就坚决反对再嫁，并教导男子不娶寡妇，他认为男人娶了失节的人，就等于自己失节。因而当有人问他寡妇穷活不下去是否可以再嫁的时候，他回答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话被后人不断引用和提倡，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强调贞节和看重处女的风气。

理学家不但对妇女作出了种种苛刻要求，对男子的婚姻关系，也曾加以限制。程颐就提出，娶妻不过是为了生儿育女，伺候公婆、料理家务，因而有妾的男人无妻不得再娶，大夫以上的官员更没有再娶的道理。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宋代大户一般都不纳妾，纳妾者大多是四十岁以上而且无子的人。

宋代文人不但不敢纳妾，甚至不便出妻。这是由于再嫁的不可能，人们意识到被休妇女的惨境，舆论已开始对轻易休妻行为有所指责。

然而任何一种改变都需要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况程颐生活在北宋中晚期，朱熹更是南宋时人，其思想的建立到传播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宋代社会贞洁的限制还不很严格。如宋初英宗就曾有过“宗室女可再嫁”的旨令，宋初宰相王安石也不以再嫁为非，曾为自己的儿媳找个好婆家嫁了出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程颐的侄子病死了，侄媳妇没多久也改嫁他人。

古代的“左”与“右”

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人的左半大脑比右半大脑更为发达。人们认为是由于人类长期习惯使用右手的结果。唐朝的孔颖达在《左传·襄公十年》疏里就说过：“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形成了古人特有的尊卑观。董勋《答礼》言：“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为右；职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是以谓下迁为左。”《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完璧归赵，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赵王委以重任，“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阅读古书，常见“左迁”一词，不言而喻，它指的是降职、贬谪。

我国古代习俗座北朝南。那么，左就是东，右就是西了。江左就是江东，淮左就是淮东，同样，道左就是道东。《中山狼传》中“引避道左”，《柳毅传》中“鸟起马惊，疾逸道左”，都是退避在道东，有表示谦让之意。交际场合，宾主座次，顾炎武《日知录》所述十分清楚：“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际，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鸿门宴》中项羽请刘邦，自己却毫不客气地“东向坐”，反映了他的骄横。至于乘车，情形则有所不同，它是尊者居左。《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信陵君礼贤下士，“从车骑，虚左，自迎赵夷门候生”。

乘车尊左，沿于商代车制。东汉郑玄说：“兵车之浊，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射手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所以《周礼》规定射为六艺之一。《礼记·射义》上的两节文字说明了射的重要：“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车上射手的位置无疑成为尊位了。

“北上”、“南下”小考

我国古代帝王的座位设在北方，面向南方。因帝王是一朝之长，万人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为“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称“下”了。可以说“北”和“上”、“南”和“下”的联称，原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后来又带进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比如看地图时，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里的“上北”、“下南”只不过是“北上”和“南下”的倒说罢了。

古人的结发礼

结发是我国古代人人必须行的一种礼节，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把散乱的头发结成发髻。商代，人们已普遍使用梳理束发的用具。

古时男子满20岁时，要举行“冠礼”，将头发盘结戴上了帽子，因未成壮年，故称“弱冠”。女子满15岁，举行“加笄礼”，把绾结的发束插上簪子，因而有“及笄”、“笄年”之称。“结发”表示已成年，一般在吉日进行。据《礼记》载：“古者冠礼，笄礼筮日(即祥日)筮宾。”男女结发后都称“髻”。髻，是指扎束在头上或脑后的各种发式。

我国古代妇女对发式极为讲究，发式花样和名目繁多。有发盘卷得如惊鸟翼展的“惊鹄髻”，结成向前突出的“推髻”，结成两球状的“双丸髻”，结成螺状的“螺髻”，以及“盘桓髻”、“堕马髻”、“偏髻”等。其中“云髻”(亦称云环)以造型精美居各种发式之上，如环状，浓密卷曲似波浪。古学者吕延济有“云髻，美发如云也”的说法。

古代还有“结发夫妻”的美谈。汉代苏武诗云：“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结发本指年轻，后来人们据此诗句称“妻子”，故南朝文学家江淹有“而我在万里，结发不相见”的诗句。那时，人们认为刚结完发的男女就结成夫妻，是幸福美满的。在唐代还出现了一种新奇的婚礼，就是新婚之夜男女将头发缠绾在一起，象征永不分离的爱情。后来，这种婚礼虽消失了，但“结发夫妻”一词却沿用至今。

古人跪拜礼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礼节。“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著地为拜。”它原是原始社会中人们互相致意的姿势，阶级社会变成了一种表示臣服的礼节，并日渐繁杂化、规范化。辛亥革命后，跪拜礼才被正式从法令上取消，而在现实生活中，它还仍未绝迹。

长跪：双膝跪地，上体伸直，离开小腿，叫“长跪”。行这种礼时以示庄重。

再拜：两手在脑前合抱，头向前俯，额触双手，叫“拜”，也叫“拜手”；拜两次叫“再拜”。行这种礼是再进一步表示敬意的意思。

顿首：拜时头手触地，触后即起。由于头触地面的时间很短暂，所以叫“顿首”。这种礼同现在的鞠躬礼近似，属于地位相等或平辈间相交的一般礼节。

稽首：顿首时，头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叫“稽首”。“稽”就是留的意思。是臣子对君王表示毕恭毕敬的隆重大礼。

空首：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行礼时拜跪在地上，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行头至手。这是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

坐·跪·跽·箕

古人席地而坐，坐的姿态与跪的姿态是相似的，但两者也有区别。以两膝着地，两股贴在脚跟上，是“坐”。两膝着地，直身，股不着脚跟，是“跪”。跪而挺耸身，叫做“跽”(ｊì)。

坐席也有讲究，所谓“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是尽量把身体坐在后一点，表示谦恭的样子；尽前，是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一点，不因饮食而玷污坐席。

跪则不同，往往有急事或表示谢罪之时，直身，两股也离开了脚跟。所以前人指出跪与坐两者的区别是“跪危而坐安”。《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跪又表示对长者的尊敬。《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当孔子问曾皙)‘点(曾皙ｘī，名点)，尔何如？’鼓瑟希(瑟声渐稀)，铿尔(鼓瑟的余音)，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陈述)’。”这里的“舍瑟而作”，就是指曾皙放下瑟，从席地而坐到耸身直起腰来，与跪相同，表示尊敬。

跽，跪起，准备起身，膝尚在地上。如《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中写樊哙进帐，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跽，是受惊而耸身欲起的样子。这种动作因与跪的动作相似，因而也叫“长跪”。如《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秦王色挠(ｎáｏ神色慌乱)，长跪而谢之(谢罪)。”

两股着地伸直两腿，形似畚箕，叫做“箕踞”。这种姿式是表示傲视对方的意思。如《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不中，身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箕踞，就是这种两股着地伸直两腿的样子。

坐而论道·立而上言·跪而奏事

有我国古代史上，君臣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从亲到疏的过程，这从臣见君时的礼节变化中可见一斑。

自有君臣之分以来，大臣朝见君主(或皇帝)的礼节均比较随便，凡有大事，君臣之间可以当面讨论决定，宰相见皇帝时，皇帝一般都比较客气，如“命坐”、“赐坐”、“请坐”等，讨论时还有“赐茶”的礼节，这可称为“坐而论道”。

到宋朝，由于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年在位)是靠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为了提高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一系列措施，连“坐而论道”的“制度”也决意废除了。他当皇帝的第二天，执政登殿奏事，他说，朕眼睛看不见，把奏章拿到面前来！等执政走到他面前，他早已安排好的侍从便把执政坐过的座椅搬走了。从此，大臣们向皇帝奏事，就只能“立而上言”，没有“坐而论道”的权利了。

到清朝(1644—1911)年，由于是满族人当皇帝，而满族人的祖先是曾在我国北方建立过政权的女真人，女真人建立过的金朝(1115—1234年)就已有见到皇帝时行跪拜礼、并要求什么官职跪拜多少次的习俗，到后金沿袭此制，满族人建立政权后，又因循下来，并且要求事情没有说完或皇帝没有说要站起来就跪着不能起立，此可谓“跪而奏事”。

从坐、立、跪的变化过程，反映出君臣间的礼节愈来愈繁琐，也可窥见君臣间由亲到疏的关系，更可反映出皇权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

作揖与拱手

古代的作揖，就是后代称之的拱手。拱手的姿势最初是双手抱拳前举，模仿前面带手枷的奴隶。拱字古人解释为执，甲骨文中的执字就是由手枷和人的象形二字组成，殷墟出土的带枷的女奴隶就如同拱手的姿式。因而“作揖”这种礼节可能产生于奴隶社会初期，最初不晚于商末周初。但当时这种礼节只是在奴隶主和自由人中流行，含意是愿意作对方的奴仆，供对方驱使，为对方服务，它是礼貌上一种友好的表示。古人作揖的方法有许多种并且有许多等级。

握手的由来

握手最早发生在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年代。那时，在狩猎和战争时，人们手上经常拿着石块或棍棒等武器。他们遇见陌生人时，如果大家都无恶意，就要放下手中的东西，并伸开手掌，让对方抚摸手掌心，表示手中没有藏着什么武器。这种习惯古时便已逐渐演变成于分别、会晤或有所嘱托时，皆握手以示亲近。《文选》汉苏武诗之三有：“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三国志》魏《曹爽传》：“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

邓拓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握手在欧洲最为普遍，而在中国古时实际上被看做认为轻佻的举动，或是特殊感情的表现，并非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古礼中见得更多的倒是跪、拜手、拜、稽首、作揖等(《见燕山夜话·握手与作揖》。但今天“握手礼节”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了。)

筵席与坐席

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席是常见用具。细分之。铺在底下的叫筵，覆在上面的叫席，通称筵席。《周礼·春官注》“筵，亦席也。铺陈曰筵，籍之曰席。筵铺于下，席铺于上，所以为位也。”

按古代礼制，筵长一丈六尺，铺上缁布(黑色的麻布)，席长八尺，铺上绿色的丝绸。假使不是宴饮，为了便于讲话指划，席与席之间相距一丈左右。“虚坐尽后”，表示谦恭，也便于相对讲话。

至于饮食时，又要“食坐尽前”，以防食物玷污坐席。因为佾豆皆陈于席前，若坐后，容易溅污坐席，那就不够礼貌了。

捧席有一定规矩。《礼记·曲礼》：“奉席如桥衡。”意思是捧席要横捧，左高右低，表示主次。铺席时，则分主次，正馔(ｚｈｕàｎ主食)在左，庶馐(菜肴)在右。卷席时，要先从末端卷起。《公食礼》：“卷自末。”这是席卷之法。

古人坐席，又有尊卑高下之分。《礼记·曲礼》“请席何乡”，就是指坐席朝什么方向。“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为上。”从坐席中可看出地位之尊卑。《史记·项羽本纪》中记鸿门宴上的坐位也可看到。“项羽、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羽是主位，东向坐。则南向为上，坐的是亚父范增，可见范增在项羽军中的地位之尊。张良地位最低，不叫坐而叫侍。侍，就是在旁边陪坐。

坐席时，有时表示向对方致敬，离开座位，叫做“避席”。《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表示对武安侯的敬畏。膝席，膝不离席，只是抬一抬身子而已。《刺客列传》中记燕太子丹接见荆轲，“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避席，是向荆轲表示敬意；顿首，有急事求荆轲。

宫廷朝会规则

上古时，君臣相见一律站立，讨论政事时则同坐，文武大臣向君王施礼、拜叩，君王有时也以礼相还。秦汉以后，皇帝威严日渐膨胀，“朕”、“万岁”等为皇帝专有。但汉时，皇帝召见丞相，仍要从御座上站起来。唐代，大臣向皇上奏事，皇帝还给其赐坐。但到宋朝，皇帝为了立天威，一次乘宰相起立递呈公文之机，密令内侍将相坐移去。从此宰相立而论事。到了清朝，大小官员晋见天子，则变成跪见。

而朝会之时，礼仪更是繁琐。明清时，每遇新皇登基、大婚、册立皇后、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等，天子都要接受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的朝贺。

清代行朝驾仪式时，由銮仪陈设法驾卤簿(指仪杖、步辇等)于金銮殿下，直至午门外，乐部把由编钟、编磐、琴瑟、笙等乐器组成的中和韶乐置于金銮殿东西檐下，由云锣、方响管子、杖鼓等乐器组成的丹陛大乐设在太和门内东西檐下，礼部把王公百官的贺表放在午门外龙亭内。文武百官皆着朝服，王公在丹陛上，其他官员和外国使臣在太和殿院中，按品级排在规定的位置上。是日，皇帝须穿上黄色朝服，乘舆出宫，午门鸣钟鼓，至保和殿后下舆，先到中和殿升座，接受在典礼中传班、执事、导从等官员的三跪九叩之礼，尔后进入金銮殿，这时中和韶乐声起，皇帝升宝座。随之，丹陛大乐奏响，文武百官跪下，乐声随即止住。宣表官宣读贺表，完毕再奏升陛大乐，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皇帝降座，奏中和韶乐，退朝。朝贺结束。

在元旦、冬至、万寿节等，朝会后皇帝还要回到乾清宫分别接受皇后、妃嫔、皇子等的朝贺。

每遇元旦、冬至、皇后千秋节(皇后生日)，皇后除向皇太后、皇帝朝贺外，自己也在交泰殿或住宫内接受朝贺。受贺之日，宫内陈列皇后的仪驾和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妃、嫔、公主等向皇后行礼，然后由诸皇子行礼。其礼节与皇帝在乾清宫受贺相近。不过为此服务的是有诰封的大臣之妻—命妇，陈设仪驾和奏乐的人等皆由太监充任。

下面再略谈点朝会专用的几种名词：

卤簿：这是天子的仪仗队。起源较早，以唐宋最为讲究。如宋神宗时，卤簿队伍多至22200多人。明朝的卤簿也很重要。降至清朝，康熙时就用了卤簿队伍3000余人。乾隆初才将此制定下。《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的仪仗才称卤簿，皇后、皇太后的称仪驾，皇贵妃、贵妃的称仪仗，妃嫔的称乐仗。皇帝的卤簿分四种：大驾卤簿、规格最高；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依次而降，且各有用途。

舆：舆是皇帝在宫内行动所用的交通工具，即俗称的轿子。舆的等级也是极明显的，如皇帝参加各种典礼或外出巡幸、巡视，要分别设立大驾、法驾、銮驾、骑驾卤簿，并按规定分别乘坐礼舆、步舆、轻步舆、便舆等。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等参加各种礼仪，也要各配相应的仪驾和仪仗，分别乘坐龙凤舆、凤舆、翟舆、舆。此外，在皇帝举行大婚、迎娶皇后等特别情况下，还要特备双喜字凤舆。

中和韶乐：它属于古代宫廷雅乐。清代的中和韶乐也仅用于坛庙祭礼、宫中朝会两种场合。且在这两处使用的歌词、典曲也有区别。该乐所用乐器是按古制配备的，它包括用金、石、丝、匏、土、革、木等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此即八音，共16种，60余件。

品级山：品级是区别官阶大小的名称，清代亦将官员分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十八个品级。品级山则是清代举行典礼时文武百官行礼时应站位置的标志，即所谓排座次。品级山系铜铸，高约30厘米，内空，底面呈扁圆形，长径39厘米，短径约24厘米。典礼时，品级山摆在太和殿院内御路的两旁，东、西各二行，每行自正、从一品至正、从九品各18座，共72座。

行礼时，各以品级山为标志，东西横向排列，面向北，东西各18排，每排排首有一名御史。

宫殿的室外设施

在古代宫城内，有一系列的设施，它们都体现着皇帝的至尊和其他政治意味。下面主要以明清北京故宫宫殿的室外设施为例，谈谈我国古代宫廷的某些建筑礼制。

华表：这是一根挺拔笔直的汉白玉石柱，柱身上雕刻有精美的蟠龙流云纹饰；柱的上部横插一块云形长石片，一头大，一头小。顶端还有蹲兽。其含义是纳谏，又作为某种标志。在北京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华表、镌刻精致，为华表的代表作。倘若将这二对华表仔细对比，则会发现，前面的蹲兽是头向宫外，后面的蹲兽是头朝宫内。头向外是表示希望外出的君主不要迷恋山光水色，尽快回宫处理国事，名曰“望君归”；头向内则是表示希望君王不要沉湎于酒色声娱之中，要经常外出走走，体察民情，因而名曰“望君出”。

狮：置于宫殿的大门旁，分石、铜二类。置放狮子，也是为显示君王的尊贵和威严。一般而言，狮子皆成双数，左边为雌性，右边是雄性。雄狮的左蹄下踏一小球，俗谓“狮子滚绣球”，雌狮则是右蹄下踏一小狮，俗称“太师少师”。前者象征王权，也象征着统一天下，后者则象征着子嗣昌盛。狮子下面的石座四面往往刻有不同的花纹，如正面是瓶(谐平)盘(盛器，谐升)和三支戟(谐三级)，以象征“平升三级”；右边刻牡丹、松柏，象征“富贵长春”，左边刻纸笔墨砚，象征“文采风流”，后面刻有“八卦八极图”，象征镇妖治邪。

嘉量：是古代的标准量器，如北京故宫太和殿和乾清宫前的两个嘉量，为乾隆初制作。置于此处，是为了表示皇帝的公正。

日晷：古代的一种计时器。在故宫太和殿前陈列的一件，不仅是计时器，更是皇权的象征，表示皇家控制着天下的时间。

吉祥缸：用金属制成，古人又名之“门海”，可以镇火灾。因之称吉祥缸。在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每座较大的庭院里和后宫的东西长街都可以看到排列整齐的大缸。其样式腹大口收，两耳加铺首衔环，表皮鎏金，在阳光下显得金光闪闪，耀眼夺目。据载，每只口径1.6米的缸用铜3392公斤，每口的铸造费用约合白银五百多两。八国联军侵进故宫，除大肆抢掠其他珍宝外，还将这些缸表皮当作金子刮下，因而留下了众多的痕迹。故宫陈列的缸的大小、多少、随环境而定，如前三殿等重要场所，放置最大的鎏金铜缸，东西大宫等处则放置较小的青铜缸或铁缸。

社稷江山金殿：社稷、江山是国家的代称，社稷江山金殿，是予国家以形象的表现。设立社稷江山金殿，就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尊贵和拥有至高的权力。古文献还说，在皇宫中设立社稷江山金殿，是提醒当朝帝王要时时刻刻不忘社稷江山。那么它是什么形状呢？当你步入北京故宫乾清宫前的丹墀东西两侧，便可见到各有一座石台，台上所置的仿木构建筑铜制镀金物即是。其面呈正方形，深广各一间，各面安一槽四扇菱花木鬲扇门，木鬲扇裙板镂刻升龙。额枋上深刻双龙枋心旋子彩画。四个柱础上刻莲。金殿重檐，上层圆形攒尖，安宝顶。下层为方形腰檐，四条脊上有小兽，后部与围脊相接。两层檐下皆见斗棋。

铜路灯：在故宫的许多殿堂前、宫门旁，都设有铜路灯，其下为汉白玉石座，座上设铜质重檐攒尖四柱正方形屋形灯，亭子四周镶有玻璃(明时为铜丝门壁)。在玻璃中间还有红色大圆寿字，四角各画一只红蝙蝠，表示“福寿”。由于造型美观，因而在白天时它便成为一种装饰品，晚上自是照明了。明清时规定，铜路灯只能设置于宫城内，他处不得使用。

鼎式香炉：作为宫殿中陈列物的香炉由来已久，造型多样，这类香炉是在铜鼎上再设置重檐式结构。每遇大朝，它便燃烧檀香和松枝，整个宫殿立时香烟缭绕。

铜龟铜鹤：古代传说，龟、鹤乃神灵之动物，寿命长，故而在宫殿前陈列，以表国之长久和天子之长寿。

宫殿的室内设置

古代宫殿的室外陈列有那么多讲究，宫殿的室内设置也有其礼仪之制。这里也以北京故宫为主，略作说明。

“金”砖墁地：其实，皇帝宫殿内的砖并非金砖，它是一种特制的细料方砖，质地密实，敲叩时发出金石声，故称。另一说是砖烧好后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故而叫“京砖”，经过众人口传，演化成了“金砖”。故宫三大殿的铺地金砖，多是明代烧制，极为耐磨，而且越磨越亮。

藻井：是一种高级的天花板，用于殿堂明间的正中，穹然高起，如伞如盖。如在帝王御座、神佛像座之上。其形式有方、矩、八角、圆形等。从所见材料看，最迟在汉代便已使用藻井。它除有装饰、级别意义外，又如《风俗通》言：“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压火灾也。”有避火的意思。有的藻井在中部还有一个浮雕蟠龙，中衔一球(胎铜质，中空，外饰水银)。此即“轩辕镜”。而悬球与蟠龙又构成“游龙戏珠”的形式。悬挂轩辕镜，是为了表明皇帝是黄帝的后代，是正统的承继人。

屏风：是古代的一种家具，古人云：“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李尤《屏风铭》)帝王们使用的屏风，自有一番特殊讲究。如西汉宫廷，就用了云母屏风、琉璃屏风、杂玉龟甲等，以后还有珐琅屏风、象牙屏风等。皆是价值连城，耗费巨大。

太平有象：象体大粗壮，性格温驯，而又威严，其四脚立地，犹稳如泰山，因此在宫殿皇帝宝座旁立象，既表示了皇帝的威严，又象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象身上驮一宝瓶，瓶内盛五谷或吉祥物，含有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或其他吉祥之意。

用端、仙鹤：用端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异之兽，能日行18000里，通晓四夷之语，置其于帝座旁，显示皇帝是圣明之君，它才侍于其侧的。仙鹤亦为传说中的神鸟，它能青春长在，置其于帝座侧，是表明江山永世长存。

盘龙香亭：香亭，初形为香炉，后发展为香筒，再进一步演变为香亭，即亭子式顶。亭下盘内燃放檀香，缕缕青烟从镂空的亭身升起，恰如置身云雾间，因亭子有安定之意，置其于宫殿内，可显示天下大治，国家安定稳固。

如意：其制作讲究，颜色品种亦多，用材也考究，有金、玉、翡翠、水晶、珊瑚、玛瑙、密蜡、沉香木等。其图案多是吉祥如意，如寓长生不老的灵芝如意、五福捧寿如意、事事如意、岁岁平安如意等。如意有以上寓意，故它除作宫廷的观赏之物外，还每每当作礼品，互相赠送

古代礼乐器：钟

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礼乐器。古钟以圆钟、扁钟较多。钟圆则声长，故帝王视朝，官吏出署，必击圆钟以集众助威；钟扁则声短，适于做乐器演奏，在湖北省发现的古“编钟”，是我国独有的古乐珍品。

古钟有铜铸、铁铸数种。我国现存的铜钟，有唐贞观三年(629年)铸造的，重3000斤，现保存在陕西宝室寺内，撞之仍铮铮有声。江苏有一古铜钟，高1.95米，重5500斤。北京觉生寺的明永乐大钟，更是无与伦比的巨钟，重约46.5吨，被称为“钟王”。

钟与古寺、僧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诗云：“蜀僧抱绿绮，……余响入霜钟。”苏东坡诗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张继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些诗篇名句，自然为古钟增添了无限情趣。

古钟既是珍贵的文物，又是人们观赏的景物，一些旅游之地常因古钟而得名。“南屏晚钟”为“西湖十景”之一；“洛阳八景”之中则含有“马寺钟声”一景。看看林木掩映的名刹古寺，听听宏高悠扬的钟声，也不失为一种别有风韵的享受。

道教产生四说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固有宗教，其历史久长。但这一宗教产生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类：第一，道教产生于西汉末年说。据《汉书·李寻传》：“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有人论证道教经典《太平传》非一人所为《包元太平经》正是《太平经》的雏型上列(李寻)还说，甘忠可曾以《包元太平经》“教重平夏贺良、容邱丁广世、东郡郭昌等”，因“假鬼神罔上惑众”，被捕入狱至死。死后，其弟子夏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可见，早在西汉成、哀之时，已有类似道教的传布活动了。另外，道教经书也自称《太平经》出现于西汉成帝时。《混元圣记》引佚《后汉书》云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降于琅王牙郡曲阳渊，授于吉《太平经》”等等。

第二，道教产生于东汉说。详见《中国史稿》(郭沫若)、《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国古代史》(刘泽华)及有关论著。他们或言“道教形成于东汉”，或说“东汉一代，道教各个派别正式成立”等等。

第三，东汉末年说。主要理由是东汉末曾有农民起义利用道教作为组织发动的形式。如《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的一项记载：“熹平(172—178年)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178—184年)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但此说忽略了如下几点：①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为张陵，时间是顺帝年间。《后汉书·刘焉传》说：“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②原始道教的经典《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顺帝时便有人献之于朝廷。其中的部分文字也屡见于顺帝时君臣对答的文书中。

第四，东汉顺帝时说。持此说者，主要有《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和《宗教词典》。《道教发展史概说》(〔日〕常盘大定)与《道教史》〔日〕洼德忠)也主此说。

道家与道教

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见解，认为老子、庄子为道家，这是一种误解。

老子是哲学家，不是宗教家，也未创立宗教。老子的著作是学术性的，不是宗教性的。

为了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观念含混，有必要把道家与道教严格区别开来。总括起来，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1)先秦无道家，只有老子哲学、庄子哲学，以及与他们的哲学相应的老子学派、庄子学派。

(2)汉代的道家代表西汉时期融合各派的一种思潮，它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为基础，包括儒、墨、阴阳、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

(3)学术界习惯把老庄学派称为道家，是后起的一种学派分类观念。东汉时期严君平《老子指归》开始有了以老庄为道家的倾向。魏晋玄学早期“老庄”联称，后期“庄老”联称。魏晋以后，以老庄为道家的分类法得到承认，这个“道家”不同于司马谈的道家，乃属于哲学。

(4)道教是宗教。它有团体、教派、教义、宗教规范仪式、宗教组织、固定数量的信徒、固定的教派传授系统、共同信奉的经典、固定的传布地区等。以上这些特点，使它区别于道家，与儒、佛并称为三教。

焚香的起始

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说：“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萧、艾均属草属。同时人吴曾所撰《能改斋漫录》考订“焚香始于汉”，根据是武帝时匈奴昆邪王降汉，所祭“金人”被置于长安甘泉宫，烧香礼拜而不用牛羊。人们推断匈奴“金人”可能就是早期的铜佛造像。汉代以后，焚香之举常见于史籍记载，有时还被写入诗词之中，唐代白居易《戏礼经老僧诗》中的“香火一炉灯一盏，白头夜礼佛名经”，即为一例。

近年的考古发现，为考证焚香提供了重要依据。山东枣庄出土一块刻有焚香图像的汉代画像石，刻石两边各有一个盛着鱼的耳杯，中间刻有一鼎，鼎内插有三烛香，这是现今所见的最早的焚香图，可见焚香礼俗不晚于汉代。

“和尚”的由来

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苦的根源在于各种欲望。消除一切欲望，苦心修行，与世无争，忍受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死后灵魂即可升入“天堂”。佛教的人生处世哲学是主张一切调和，反对战争。“和”(即忍耐、服从)是佛教所崇尚并遵守的修行的根本方法。“如来以‘和’为尚”，意思是说如来佛以和平忍让顺从为高尚的态度，后人因此称他们为“和尚”。这很可能是一种附会。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和尚”是梵文Upadhyaya在古西域语中不确切的音译(准确的译音是“邬波驮耶”)梵文中的原意是对博士、亲教(亲承教诲)师的通称，最初在于阗疏勒等地。音译为鹘社、和社、后音转为和尚，和上。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原汉地以后就成为对佛教僧侣固定的称呼了。

僧·尼·法师·活佛·罗汉·喇嘛

“僧”是僧伽的简称，它的字义就是“大众”。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有4个人以上才能组成僧伽。所以一个人不能称僧，只能称僧人，正如一个兵士不能称军，只能称军人一样。出家男女二众都在僧伽之内，都能称僧人，把“僧”和“尼”作为男女的区别，是错误的。至于“尼”字是从沙弥尼、比丘尼的字尾而来的，是汉族对出家女众的简称。还有在尼字下加上姑字的，则是习俗的称呼。

“法师”本是一种学位的称号，要通达佛法能为人讲说的人才能称法师，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的。还有较高的学位，精通经藏的称为经师，精通律藏的称为律师，精通论藏的称为论师。更高的是三藏法师，是遍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学位，如唐代玄奘、义净都受到这个称号。

“活佛”。蒙藏佛教对修行有成就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毕古”(蒙语)或“呼毕勒罕(蒙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化身”。“活佛”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赖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多少有些关系，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其实蒙藏佛教中并没有活佛这一个名词，又傣族佛族比丘被称为“佛爷”，这也是汉人习俗上错叫出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这种称呼。

“罗汉”。汉族佛寺中常常见到十八罗汉像。其实应当是十六罗汉(罗汉即阿罗汉的简称，又称十六尊者)。据经典说，有十六位佛的弟子受了佛的咐嘱，不入涅般木，公元2世纪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庆友尊者作的《法住记》中，便记载了十六阿罗汉的名字和他们所住的地区。这部书由玄奘法师译出之后，十六罗汉便普遍受到我国的佛教徒的尊敬。到五代时，绘画雕刻日益普遍起来，后来画家画成了十八罗汉。推测画家原意可能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也画在一起。但后人标出罗汉名字时，误将庆友列为第十七位住世罗汉，又重复了第一位阿罗汉的名字成为第十八位。虽然宋代便已经有人指出了错误，但因为绘画题赞的人有的是名书画家和文学家，如贯休、苏东坡、赵松雪等人，所以十八罗汉便很容易地在我国流传开来。

“喇嘛”是藏语，它和“和尚”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字也被滥用了，本来并不是每一个出家人都能称为喇嘛的。正确的称呼，出家的男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

和尚烧戒源流

和尚的光头上，用香头烧灼出几个伤疤，这叫烧戒。俗称烧香疤。凡愿遁入空门者，剃度之后即为正式的佛门弟子。奇怪的是，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和尚从不烧戒，他们进佛门时免受这皮肉之苦。

原来，中国和尚烧戒始于梁代的梁武帝，梁武帝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曾三次舍身佛寺当和尚，又三次被大臣用重金向寺庙赎回。当时他赦天下死囚，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以黔刑(在脸面刺字的一种刑法)为范本在头上烧戒疤以便随时识别，加以捕获，此即中国佛教烧戒的开始。

后来逐渐演变成佛家的“入门礼”，表示信徒虔诚信佛的决心。香疤，不仅头顶上有，身上的某一部位也有。头顶上香疤数量不等：有1点，有2点，有3点，有6点，有9点，有12点，点越多表示越虔诚。还有的燃去1指或2指。

烧戒源于梁武帝，普遍流行于元代，据说元人是为了以此作为区别喇嘛和汉僧的标志，实际上是歧视汉僧。

值得说明的是，烧戒虽适于所有和尚，并延续至今，成为世俗人眼中和尚的标识之一；但绝不能认为各国的佛教都是如此，同是佛教徒则差别甚大，如日本和尚可娶妻生子；中国和尚多看几眼女香客，也被认为是犯戒条，甚至被逐出山门，不入轮回。

何谓“四谛”

“四谛”说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谛”意为真理，“四谛”即四个真理。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谓“苦海无边”。“四谛”说就是一套说明苦难和解决苦难方法的学说，“四谛”即苦、集、灭、道。

苦谛讲世间存在的种种苦。佛教把这些苦分为“四苦”和“八苦”。“四苦”指生、老、病、死；“八苦”是在生老病死外加怨憎会(不愿相见的敌对的人偏偏在一起)、爱别离(亲爱的人在一起又往往分离)、求不得(物质生活的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五阴盛等四痛。

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或根据。

灭谛讲苦的断灭，达到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涅般木)。

道谛讲实现佛教最高理想所应遵循的途径和方法，即“八正道”等。

八戒

八戒，是佛教名词，全称“八关斋戒”、“八斋戒”，指佛教为在家的男女信徒制定的八条戒条。佛经规定这八条戒条为：(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欲；(4)不妄语；(5)不饮酒；(6)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7)不装扮、打扮及观听歌舞；(8)不食非时食(正午过后不吃饭)。

六根清净

人们常用六根不净来形容某些人积习未改，老毛病常犯。六根不净源于佛教名词“六根清净”。佛经以修行佛法的人达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不着时，名“六根清净。”

七情六欲

七情，人的七种感情，即喜、怒、哀、惧、爱、恶(讨厌)、欲。六欲，佛家所说人的六种欲望，即：一、色欲，二、形貌欲，三、威仪姿态欲，四、言语音声欲，五、细滑欲，六、人想欲。

四大菩萨与四大名山

菩萨，在佛教中是仅次于佛的，它的宗旨是普渡众生。隋唐以后，中国的佛教徒通过种种附会，逐渐请著名的菩萨东来定居，自立道场。慢慢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和四大名山。

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他是智慧、辩才、威猛的象征。他的道场在五台山(因夏无炎暑，佛教又称其为清凉山。在今山西省东北部)。普贤菩萨，他是德行的代表，峨眉山(在今四川省峨眉县西南)是他的道场。观世音菩萨，观音是观世音的略称。观音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普陀山(今浙江省东部海中，属普陀县)是她显灵说法的道场。地藏菩萨，他是大愿菩萨，即尽孝道，担苦难，除疾病，在中国下层中信徒最多，道场在九华山(今安徽省青阳县西南)。

布袋“弥勒佛”

佛教认为，弥勒是释迦牟尼佛婆婆国土中的一位大菩萨，在兜率天宫内院说法度生。五代时，有一禅宗游方僧名契比，自号“长汀子布袋师”。他蹙额播腹，寝卧随处，常以杖荷一口袋，内装随身用具，四处化缘，人号“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三年(917年)，他在岳林寺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自称是弥勒化身，遂去世。此事传开后，人们以为他真是弥勒佛的化身，塑其像为供奉的偶像。五代以后，很多寺庙由原供奉的头戴五佛冠天人相状的天冠弥勒塑像逐渐变为供奉布袋和尚塑像。

五百罗汉

北京碧云寺、苏州西园、四川新都宝光寺、武汉归元寺等处，都有“五百罗汉堂”。你知道这500尊罗汉是根据什么形象塑造出来的吗？唐代高僧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

摩揭陀国有1000个佛僧，其中，500个凡夫僧，500个是罗汉僧。国王无忧王对他们很敬仰，一视同仁。所谓罗汉僧，是指那些断除了贪欲之念，已得正果，不受生死轮回的佛僧。这500罗汉僧平时不露真相，连无忧王也不知道他们是罗汉僧。在500凡夫僧中，有一个名叫摩诃提婆的，经常发表一些违背教规的言论，影响了一大批佛僧。无忧王很生气，想把1000个佛僧全部淹死。这时五百罗汉僧才各显本相，腾云驾雾而去，在迦湿弥罗国的一个山谷里隐居起来。无忧王知道后，又悔恨又惧怕，亲自到罗汉僧隐居的地方向他们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请他们回去。罗汉僧们不肯，无忧王便在国都建起一座寺庙，照500罗汉僧的模样塑造了500尊像，不时供奉。从此，“五百罗汉”像就流传下来，也传到了我国。

高僧法海

“水漫金山寺”，是我国流传很广的神话故事。在这个神话里，法海和尚被刻画成“菩萨面、蝎子心”的人物。其实，历史上的法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名僧，他对佛学的造诣很高。法海原名裴头陀，法名法海，是唐朝大臣裴休之子。他来到镇江金山时，原有的庙宇已全部毁坏，便在一个山洞里住下(就是现在的法海洞)，每日在山间披荆斩棘，决心修复金山寺。一次，他在江边挖得黄金数镒，就叫小和尚送给知府李绮。李绮上报皇帝，皇帝敕命把黄金交给法海作修复庙宇之用，并敕名“金山寺”，金山寺就此得名。后人称法海为“开山裴祖”，并在法海洞里塑像以示纪念。

佛像的产生和演变

释迦牟尼出家前的真名为“悉达多”(梵文Sddhar tha)，系“吉财”的意思。

释迦牟尼在世时，是反对婆罗门的偶像崇拜的。在佛教产生后的600年间，佛教信徒一直遵循释迦牟尼生前的教训，不立偶像崇拜。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2—前232年)建造的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中，虽然可以见到不少雕塑图案和佛座，但是，佛座上并无佛像可见。佛像艺术的出现是公元一、二世纪的事情。那是一种受到了古代希腊文化影响的、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相混合的“健陀罗”文化的产物。

从此，佛像渐渐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传到河西四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中国内地。公元2—3世纪之间，在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第一座石窟寺。当时，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细眼、薄唇。这种俨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型显然是不同的。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为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到了唐代，洛阳龙门营造了很多佛像，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佛像头部圆满而秀丽，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主持营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则天。据考证，武则天“方额广颐”，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形状和女性气质，显然有她的影子。

这都说明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描绘和塑造的。同时，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要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佛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

佛像的种类和形象

佛像，指佛的造像。广义的佛像包括菩萨、罗汉、明王、诸天等一切佛教造像。佛教早期没有佛像的制作，认为制作佛像是对佛的亵渎。公元前后，始有佛像出现，一些佛教徒和俗人认为造佛像是积善积德的举动。

佛像的种类很多。从形式分有如下几种：(1)雕塑像：包括铸像、木像、石像、泥塑像、纸泥像、砖像、蜡像等。其中铸像又分金像、银像、金铜像、铁像等。(2)画像：包括绢或纸上的画像、壁画、刺绣、织像等。从姿态分，有立像、坐像、倚像、臣像、飞行像等；从高度分，有丈六像(1.6丈)、半丈六像、大佛像(1.6丈以上)、等身像(与发愿造像者等高)等。

佛像的形象不一。佛如来像一般是出家男像，身着袈裟，而不戴宝冠、璎珞；也有裸身的诞生佛(佛诞生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菩萨像或作男像，或作女像，一般是头戴宝冠、璎珞的在家居士形象；罗汉像是出家比丘像；明王像呈忿怒像；诸天像或身着武装，或女形，或神形，或鬼形，或童子形，此外，佛菩萨像的手势、持物、身色、衣色等，也很不相同。

乐山凌云大坐像

我国四川乐山县泯江南岸凌云山栖鸾峰临江一面的崖壁上，安坐着一尊弥勒佛，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坐佛。

乐山凌云大佛高71米，头部长14.7米，宽10米。头顶的每一个螺髻上都可以放上一张大圆桌。耳长7米，耳朵里可以钻进两个人。脚背宽8.5米，可以围坐100多人。前几年，为了修复一只略有缺损的手指头，竟用了5000块砖头。

据记载，在唐朝开元初，凌云寺海通和尚见凌云山前三江汇流，江水湍急，波涛汹涌，翻船淹人的事经常发生，于是大发心愿，在凌云山前凿一个弥勒大佛，以保佑过往船只，但壮志未酬已死去。到了唐朝贞元初，继续修凿，经19年，终告工成。全部工程的完成，前后花了90年时间。

大佛就整匹山岩凿成，面容安详，双手扶膝，赤脚端坐，背倚山岩，与山岩浑然一体。佛体各部比例匀称，无论从上、中、下或左、右各个角度看，都非常协调，线条也很流畅。为了避免表层受雨水侵蚀而风化，像体上巧妙地凿有排水系统，而又不易使人察觉。大佛左侧的绝壁上，另凿有九曲栈道，游人可从大佛脚下沿着线道，一直到凌云山顶的大佛头上。

观音木雕佛像

我国河北承德普宁寺大乘阁中，矗立着一尊五层楼高的观音木雕像，高22.28米，腰围15米，重110吨，每只手张开，一个人在手上可坐可卧。这是世界最大的木雕佛像。在它的头上，还有一个高1.4米的坐像，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师无量佛的像。这尊大像有42只各持法器的手，45只眼睛炯炯有神，面目清秀，体型匀称。人们称之为“千手千眼佛”。据史料记载；这尊大佛建于1755年，用松、柏、桦、杉、榆等100多立方米木料拼成。

未来佛铜像

我国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未来佛铜像，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一尊铜佛像。扎什伦布寺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大弟子、一世达赖根敦米巴在1447年时创建的，为西藏黄教四大寺之一，简称扎寺。净高达22.4米的鎏金青铜未来佛像坐像位于扎寺西部的未来佛大殿内。未来佛，藏语称为“强巴”，是喇嘛教中最受尊敬的神佛之一。据史籍记载，当年为铸造这尊铜像，耗用紫铜23万余斤，黄金558斤，珍珠300余粒，珊瑚、琥珀、松耳石等各种珍贵金石1400颗。仅大佛像的眉间，就镶嵌有特大钻石1颗，蚕豆大的钻石30颗。安放铜佛的大殿建于1914年至1916年，是在先已铸好铜佛并放妥之后，再专门营造的。自远望去，此殿犹如一座高耸的了望台，鹤立于众殿之中。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的最早出典，见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李贺集序》，其中有“鲸口去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贺，被人称作“鬼才”，杜牧正是用“牛鬼蛇神”的虚荒诞幻来概括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牛鬼”见于《妙法莲华经》：“复有诸鬼，首如牛头，或食人肉，或复啖狗”。“蛇神”出于密宗曼荼罗画，密宗经典《尊胜佛顶修瑜伽法仪轨》载“曼荼罗画”的构图有“西面门南，西方水天神，被甲头上蛇头，手把龙索”。因而“牛鬼蛇神”，是指佛经故事和佛教艺术中的鬼神形象。

世界仅有的佛指舍利出土

陕西省考古工作者继发掘秦兵马俑后，又在发掘清理法门寺塔基下的地宫时首次发现佛教极为珍贵的圣物佛指舍利，以及唐代皇帝赠赏的金银器、丝织品、瓷器等大批珍贵文物。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9公里的法门乡，在西安西部100公里处。法门寺塔始建于东汉，原为四层木塔，明代隆庆年间毁于关中大地震，明万历七年起重建为49米的砖塔，是唐、宋时的宫廷寺庙。

法门寺砖塔西半部于1981年8月24日倒塌，为了重修佛塔，1985年起，又拆掉了摇摇欲坠的残存东半部，1987年3月间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地宫天井，4月起在地宫内陆续出土了一批稀世珍宝。

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地宫的前中后三室及后室下小龛中，发现保存完好的四枚佛指舍利，经与在甬道中发现的碑石志文和有关文献勘验，确系唐代皇帝多次迎送的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据现在所知，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佛指舍利。

史籍记载，法门寺分得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手指骨，置于专门修建的塔中，故名“真身宝塔”。佛骨是佛教极赤珍贵的圣物，唐时每隔30年开“真身宝塔”一次，由皇帝率众臣迎佛骨至长安供奉，送还法门寺时，皇室朝廷都要赠赏一批珍贵的器物，地宫甬道中出土的一块《物帐》碑石，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几个皇帝赠物的名称和数量。据初步统计，31.48平方米的地宫内共出土金银器121个，玻璃器17件，珠宝、玉器约400件、颗，瓷器16件，石器12件，漆木器及杂器19件铁器16件，还有大量的丝织品。

四座古“地狱”

据史书记载，大约从南北朝开始，地主阶级结合宗教势力，开始在地下修造各种神话地狱原型。目前，这些地狱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尚有4座。

柏山寺十八层地狱：这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十八层地狱原型。位于江西省中部蒲县城东2公里处的柏山寺内。全部地狱构造设于地下，由次第而下的15孔窑洞组成完整的十八层地狱结构(其中有3孔窑洞各分为2层)。地狱中首设五狱大帝塑像，次设十殿阎罗塑像，最后设置六曹判官和各种鬼吏塑像，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中国神话中的地狱真相。地狱中还设碾盘、油锅、刀山、火海等地狱刑具。种类比较齐全。

高庙地狱宫：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旧城正北，其地狱结构也全部设于地下，结构为一巨型宫殿，殿内绘有各种地狱怪象，置景森严，使人进入后不寒而栗。地狱之上还设置了天堂楼，天堂楼内塑有玉皇，太白金星，二十八宿等神话形象。

双林寺地狱：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7公里处桥头村双林寺内。所存地狱分地藏、十殿阎罗、六曹判官诸部分。这些地狱现今保存十分完整。

金阁寺地狱：位于山西省五台县五台山南台西北岭畔金阁寺内。称地藏殿。内塑各种形象，气象森严，布局完整。其塑像艺术造诣较高。它和其旁的观音殿、菩萨殿、乐王殿，合称为金阁寺六大殿。六大殿内有1000余尊塑像，是唐、明以来殿宇塑像的精品。

达赖、班禅的名号

达赖与班禅是西藏喇嘛教黄教教派的两大首领。达赖的全称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是汉语，系指受封者的佛学知识博大精深、无所不知；“瓦齐尔达喇”为梵文，原意为金刚菩萨，有坚强、不坏的意思；“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只有“喇嘛”才是藏语，意为“上人”，与汉语称佛都僧人为“和尚”的意义相同。整个称号的大意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像大海一样伟大的和尚。班禅也是简称，最初称“班禅博克多”，后又加封“额尔德尼”名号。其中“班”就是梵语“班弟达”的简称，印度称学识高深的学者为“班弟达”；“禅”是藏语“大”的译音；“博克多”系蒙语，为智勇双全之意；“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全称意为智勇双全的珍贵的大学者。达赖与班禅的名号由梵、汉、蒙、藏、满多种语文混合而成的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宗教上的渊源；更重要的，它生动地证明了它在政治上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深远的历史联系。

“清真”的由来

“清真”二字，是我国回族经常用的一个词。过去，泛称信伊斯兰教的民族为回回，把他们信仰的宗教叫“清真教”，现在专卖回民食品的商店，也标上“清真”二字，那么，“清真”二字是什么意思呢？

明末清初时的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是用汉文著书译著伊斯兰教义的早期著译家之一，著有《清真大学》等书，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马注也译著了《清真指南》，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历史、哲学和法律等，这些学者在介绍伊斯兰教教义时，曾说：“盖教本清则净，本真则正，清净则无垢无污，真正则不偏不倚。以无垢不倚之正通行于国中，若菽粟之于水火……”用“清净无染”，“真乃独一”，“至清至真”和“真主原有独尊，谓之清真”等语称颂该教所崇奉的真主安拉。所以伊斯兰教徒把自己信奉的宗教称为清真教，称其寺院为清真寺。打那以后，“清真”二字在我国许多地方流传并逐步成为泛指回族的一种专门用语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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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服饰·日用

古代衣食住行等级谈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种等级的区别，大量反映在生活方式的差异上。

一、衣饰衣饰上的限制自古迄清代都是用以区别贵贱的一种标识。官吏的朝服公服，其形式、颜色不同于常服，官吏又因官阶不同而服色不同。至于商人、奴仆、娼妓等，不与庶人同列，限制更苛。衣料的质地也有讲究，庶人只能穿粗布衣。

二、饮食天子食太牢(牛、羊、猪)，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猪)，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国语·楚语下》)。

三、房屋大小，间数式样和装饰，各有定制，称呼也不同。皇帝所居曰宫殿，亲王所居曰府，众官所居曰宅第公馆，庶民所居曰家。

四、舆马唐时舆檐之禁最严，唐宋时不但平民不能乘舆，贵戚大臣没有特旨殊恩亦不能采用，当时百官出入皆乘马。许乘坐车舆者，车舆的颜色、装饰以及拉车的牛，马头数，抬轿的人数、官员的仪卫等等，都有区别，都标志着乘坐者的不同身份。

古代服饰的演变

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服饰都有其不同的风貌，这是同当时的经济基础、生活环境、社会风俗与审美观念密不可分的。服饰常常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征。

北京周口店发现过旧石器时代(距今18000余年)山顶洞人所用的骨针，说明从这个时候起，居住在我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知道缝制衣服。在新石器时代的彩绘陶器上，出现过穿衣服的人物图案。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商代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服饰的资料。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人像上，可以看到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穿裙裳、腰间束带、裹腿、着翘尖鞋的奴隶主和免冠、着圆领衣、手上戴枷的奴隶的形象。从这些材料看来，古代华夏族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这时已经形成。

西周时代，贵族们仍然把上衣和下裳分开，在金文和《尚书》、《诗经》等古文献中可以看到玄衣、衮衣、黄裳、绣裳等名目。此外他们在腰间常束宽宽的绅带，腹前有时还系着一条象围裙一样的。

春秋战国时代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和胡服的出现，深衣将过去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属在一起，“被体深邃”，所以叫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掩，即所谓“续衽钩边”。这种服装在战国时广泛流行。

胡服则指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服装，他们为了游牧时骑马的需要，多穿短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是战国时期赵武帝王引进以装备军队而加以改革的。伴随着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起初带着外来语的名字，叫“鲜卑”、“犀毗”或“私钅比头”等，后来才通称为带钩。带钩是束结革带用的。这种带也叫“钩络带”，它结扎起来要比过去的绅带便捷得多，所以很受欢迎。带钩的制作自战国以至两汉都是很盛行，所以式样繁多，有些制作也很精美。成为一种优秀的工艺品。

除了衣制之外，汉代服装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冠制。冠本来是加在发髻上的一个罩子，很小，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古时曾有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的规定；但在汉代，“卑贱执事”的人，都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帻有点像一顶便帽，有平顶的，叫“平上帻”；有尾状顶的，叫“介帻”。到了王莽时，据说他自己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为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衬着帻。但冠和帻并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形有点像个斜三角形的跛足小板凳。冠前有“梁”，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身份的高低。武弁大冠又叫“惠文冠”，它起初是在平上帻上面扎一条麻布手巾，后来这条麻巾改用漆纱制作，看上去像在帻上罩了一个漆纱笼，所以又叫“笼冠”。

不过，进贤冠前面的梁虽然起着区别尊卑的作用，但因梁数通常只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别，所以不能区分得很严格。作为官阶在服装上的标志，汉代主要通过绶来达到这个目的。绶本是系在官印上的绦带，汉代官员将印装在腰间的般革囊里，绶垂在外边。依官阶的大小，绶的颜色和织法都不相同，所以其身份可以一望而知。

汉代的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掠，在肩背间绾一个髻，像是拖着一把锤子，所以汉代人把它叫“椎(音ｃｕí垂)髻”。以“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著称的梁鸿的妻子孟光，《后汉书》就说她“为椎髻，著布衣”。在汉代的陶俑当中，这种发式很普遍。在画像石中还可以看到汉代妇女戴巾帼、华胜(首饰)的形象。腰鼓形的耳王当这时也出现了，不过这时的耳王当的戴法和后世不同，它是在耳垂上的眼里直接横插进去，露其前后两端在耳外。

魏晋两北朝时代是我国古代服装史上的大转变时期。这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群众的服装受到胡服的强烈影响，将胡服的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都吸收了过来，最后形成了唐代的“缺骨夸袍”、“四癸衫”等袍服。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又醉心“汉化”，十分羡慕汉代帝王那一套峨冠博带的“威仪”，北魏的孝文帝元宏就是其代表人物。于是，宽袍大袖的衣裳冠冕之类遂在“法服”(礼服)中保存了下来。到了唐代，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圆领袍，是为“常服”。旧式的冠服，皇帝和官僚们也只在大祭祀和大朝会的时候穿一穿。自南北朝后期至明代，法服和常服一直是并存，但是前者使用的范围始终很小。

唐代的女装主要由裙、衫、帔三件组成。裙长曳地，衫子的下摆裹在裙腰里面，肩上再披着长围巾一样的帔帛。唐代前期，中原一带的妇女还特别喜欢穿西域装，着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线鞋，戴一顶卷檐胡帽。唐代贵族妇女的面部化妆也很繁复，额上涂“额黄”，眉间贴“花钿”，鬓畔画“斜红”，两颊点“妆靥”，再加上“朱粉”、“口脂”、“眉黛”等。与唐诗中的描写：“眉间翠钿深”、“当面施圆靥”等诗句，完全相符。

宋代妇女渐不戴帔帛，而且多着小袖对襟式上衣，盖在下裙之外。唐代贵妇戴花衩(当时叫“花树”)，宋代改用花冠。传安阳宋韩琦墓所出金丝编织的花冠，制作工细，和故宫旧藏的《历代帝后图》中宋代皇后所戴的凤冠极为相似。

另外，缠足的陋习出现于五代末，至北宋中晚期在贵族妇女当中已较普遍。这种做法摧残了妇女身心的健康，在南宋肖照的《中兴祯应图》中描绘的北宋末期的贵族妇女，已经都是一副纤弱的病态，缠足的恶果在这时已能很清楚地看出来了。

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了中国。蒙古族男子多把顶发当额下垂下一小绺，如桃式，余发分编两辫，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后。贵族妇女必戴姑姑冠，冠用绒锦做成，上缀珠玉，高约一尺。官服用龙蟒缎衣，以龙爪分等级。便服仍采用唐宋式样。外出戴盔式折边帽或四楞帽。平民妇女或女婢，梳顶心，穿黑褐色袍。

明代服饰，材料更加丰富。

明代官服制度，皇帝穿著龙袍，大臣依等级穿著绣有蟒、斗牛、飞鱼等纹饰的宽大袍服，袍上胸背缀有象征等级不同而纹饰各异的补子，头蓄发绾髻，戴乌纱帽，腰有玉带。明代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天下的巩固，有所谓“四方平定巾”和“六合一统帽”，分别为读书人和小商贩、市民所用。元代的笠子帽、宋代的巾子仍有保留。劳动人民穿短衣，头裹巾子，有的则戴网巾。妇女发髻多垂于脑后。南方妇女有云肩、比甲、遮眉勒。大量的明代文物中，保存着丰富的服饰形象材料。

清朝建立以后，官服有详细的规定。官员的礼帽分夏天戴的凉帽和冬天戴的暖帽。帽上的顶珠随品级不同，颜色和质料各异。有军功的人，皇帝还赏以用孔雀毛做的花翎，戴在帽顶上垂向后方。蟒袍，也因品级而有所不同，一、二、三品九蟒，四、五、六品八蟒，七、八、九品五蟒。蟒袍外边用石青、玄青缎子、宁绸、纱等作外褂，前后开衩，胸背各缀比明代官服略小的方形补子。补子上依品级织绣不同的鸟兽图案，文官鸟形，武官兽形。五品以上及内廷官员胸前挂朝珠。大礼时有披领。还系有金玉板作装饰的带，着靴。文武官员的夫人，服饰多依其丈夫的品级而异。

清代男子剃发梳辫，着长衫。马褂初为营兵之服，康熙以后日趋普遍。还有不带袖子的坎肩。有套裤。帽有瓜皮小帽、毡帽、风帽、凉帽等。一般女子服饰，满族有上下连裳的旗袍，喜罩马甲，梳有如意头、一字头、大拉翅等。还穿有高跟在足心的花盆底鞋。汉族妇女以南北而不同，南方多系裙，北方扎裤脚。衣有对襟、大襟、琵琶襟。裙有凤尾裙、百折裙等。妇女发式极多，少女有刘海、梳音辫或双丫髻，中年妇女多梳长髻，老年脑后梳纂。清后期，京师妇女衣服镶滚边极多。清代还在服饰上保留了不少明代服饰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服饰特色。

历代的服色

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颜色是黑、白、土红和赭石色，而红色是最早的“流行色”。到奴隶制社会，青、赤、白、黑、黄，被认为是代表东、南、西、北、中和木、火、金、水、土的五方正色。在封建时代，黄色标志着神圣、权威、庄严、是智慧和文明的象征，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彩，任何庶人都不许穿黄衣服。我国夏代流行黑色，殷代流行白色，周代流行红色，并给这种颜色以正统地位。

春秋时，齐国风行紫色，齐桓公穿上紫袍，于是紫色纺织品价格猛涨十倍。而一向认为朱红色是正统的孔子，却讨厌紫色。理由是它夺去了周代以来朱红的正统地位。

秦始皇以为自己是水德得天下，提倡穿和用黑色。而汉高祖是从南方起兵取得胜利，是火德兴邦，又提倡穿红。隋代则以白地配青色，绿色，显得沉着、文静。唐代社会兴盛，用色五彩缤纷、富丽堂皇。到宋代，又喜欢青、绿等冷色调，向素雅方向转化。元代，大量喜用金、银色。明代则品蓝、宝蓝、金色等浓重色彩。清代则好以仿唐、仿宋为时髦。但又有不同，用色更复杂艳丽。

古代的“衣”和“裳”

古代的服装有远古与近古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上古式主要是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男女穿着一样。至于袜子，在古代是兼作裹腿用的，脚上则穿鞋。鞋袜都用带子系住，所以走路并无不便。即使是武士穿的铠甲，也是同样。从商代到战国以后，骑马的风气渐渐流行，形式才略有改变。首先是武士，穿裙子骑马，当然是不便的，于是，便在裙子中间开一口子。但一般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完全改变，例如古代席地而坐的习惯一直保留到元朝的末年。因为是席地而坐，所以仍以穿裙为便。

在此同时，北方因受外族影响，通常是穿长袍和靴子，而且他们也不是席地而坐，而是坐在不太高的凳子上的。隋唐时代，全国统一，生活习惯也渐趋一致，上衣下裳的古老形式不合时代要求，因此，裙子只供妇女穿用，而男子则多穿袍靴。但在正式朝贺或祭祀的大典上，仍归是上衣下裳，作为朝服。一直到清朝，朝服还是有裙子的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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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服饰·日用（续）

裙子小史

大约纺织技术发明之日，裙子便已出现。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推测，早在原始社会时，人们便将一块方布，围住下身，这或许即是裙子的初型。此如我国南方的傣族、黎族、壮族的筒裙。

根据文献记载，裙子的出现也是很早的。如《西京杂记》和《外传》言及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后，十分讲究穿裙子。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同游太液池。在鼓乐声中，飞燕还给皇帝翩翩起舞。恰好这时大风突起，她像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却被弄了不少皱纹。说也怪，有了皱纹的裙子却反比先前没皱纹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尤，这便是“留仙裙”。

魏晋时代，男女也大体皆穿裙。《魏志·管宁传》记载，管宁经常著布襦布裙布裤。晋时，裙子的花色品种较多，如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和紫碧纱纹绣缨双裙等。

唐代以后，裙子渐成了妇女专用的装饰，且往往成了妇女的代名词，如呼之为“裙衩”。在异常繁荣的唐诗中也常常可见到“裙”，如“黄陵女儿茜裙新”，“白妆素面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红裙妒杀石榴花”，“血色罗裙翻酒污”等。说明当时裙子流行的广泛程度，以及裙料的瑰丽多彩。至于款式，则大约较为单一，从“裙拖六幅潇湘水”、“一尺风鬟六幅裙”等看，大约那时的裙子用六幅拼成的。

元代后期，妇女们以素淡为裙子的流行色。

明朝，又以褶裥长裙为主，盛行红色。

满族入关后，旗袍一时成为时髦。但汉族妇女仍将裙子作为礼服，每遇婚丧喜庆，或亲朋拜谒，即使平时只穿短袄长裤的人，也要在裤子外面套条长裙，以免认为失礼或不够隆重。

终清一代，由于纺织技术的进步，使裙子和品种增加不少，如当时有凤尾裙、百褶裙、月华裙、鱼鳞百褶裙、丁当响裙等。

北伐战争期间，年轻姑娘又喜穿短裙。

如今，每到夏季，女孩子和青、中老年妇女便穿上各式各样的裙子，犹如百花斗妍争奇，把人间装点得五彩缤纷。

袍的来历

“袍”在我国的服装历史上，可说是由来已久了。我国古代的服装，上曰衣，下曰裳，男女通用。袍是上下相连的长衣，以其被体深邃，名曰“深衣”。《广雅》释衣服：“袍，苞也，内衣也。”袍在古代的贵人只能做内衣用，不能以之见客行礼。我国出土的殷商陶俑的石人，皆穿袍服，可见距今4000多年前的虞舜时代或已有之。古人的礼服，原则上要分为上下两截，即使是“通裁”的长袍，也是采上衣和下裳连缝而成的，而且拦腰须有束带。这条腰带后来于袍衫由常服演变为礼服或官服时，就日益考究起来，用金镶玉嵌。京剧《法门寺》刘瑾念白中有“腰横玉带紫蟒袍”，好有威风气魄。腰带成了做官的标志。袍在我国，男女通用，本属古已有之。不过自清入关，明末遗民坚持“男降女不降”，汉人妇女偏不愿效“旗下人”之穿长袍，多着衫裙，以示反抗，并特称旗人女袍为“旗袍”。民国以后，五旗共和，“旗袍”亦被制定为妇女礼服之一。

旗袍溯源

旗袍最初本是我国满族旗人妇女的土著服装。后来，汉族的妇女也开始穿起来，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女式服装。

据资料记载，最早穿旗袍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

清末满族旗女穿的旗袍是宽大、平直、衣长至足，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缘部分都用宽边镶滚。

20世纪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此时的旗袍，衣长大大缩短，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

到了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衣长，一个时期流行长的，长至下摆曳地；以后又流行短的，短过膝盖。

从40年代起，旗袍的式样趋于取消袖子，缩短衣长和减低领高，使旗袍更加轻便、适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穿旗袍的还很普遍。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就越来越少了。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是具有一定特点的。它线条简练而优美，造型质朴而大方，比较适合妇女穿着，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服装设计者集思广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旗袍式样与现代女装式样揉合起来，使旗袍以崭新的风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百衲衣

僧人常穿的法衣称为“袈裟”，这是根据梵文音译而来，缝制这种僧衣有严格的规定，一般都是用若干条长方形布片缝成，并且只准用类似黑色的布片。但是，我国又称僧衣为“百衲衣”，因为汉族地区有的僧人为了表示苦修，常拾取别人丢弃的陈旧杂碎的布片，洗涤干净后，加以密缝拼缀而成衣，通称为“衲衣”，也称功德衣、无畏衣等。一般僧人常自称“衲子”或“贫衲”，即由此而来。后来，根据这个百衲的意思，凡是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都以百衲称之。如百衲本、百衲琴、百衲碑等。

清代的“黄马褂”

马褂是清朝官吏的一种制服，穿在袍外面，长到腰，便于骑马，袖到肘，便于射箭，所以叫马褂。皇帝的随从和护卫的“内大臣”和“侍卫”所穿的马褂是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做的，所以叫“黄马褂”。这是天子近侍的服装，这种服装十分名贵，一般官吏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清统治者为了笼络臣下，又用黄马褂做赏赐品，所以当时有“赏穿黄马褂”的说法。

中山装的来历

中山装自公元1923年诞生至今，5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最爱穿着的服饰。

中山装的创始人是孙中山先生。公元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穿着不便，也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既不能充分体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础，在企领上加一条翻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便放进物品的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笔记本、书本等学习和工作必需品，衣袋上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方便。

协助中山先生裁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

明朝用纸做护领

造纸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用途很广，印刷是其主要用途，还有包装，装饰等等都少不了纸。在我国明朝时，纸还有一个重要用途，作护领。

元朝灭亡，朱元璋坐了皇帝宝位，很快就完备了宫廷制度。当时宫中宫女很多。按规制，宫女衣服要整洁华丽，以前各朝宫女衣着统用绸缎，开支很大。明朝开国，朱元璋为了节省一点费用，便下令所有宫女一律用纸做衣服护领，一日一换，以保持衣服的清洁。这样就免去宫中妇女日日换新衣的作法。一套衣服以纸护领，可以穿较长的时间，省费用不少。这种作法也由宫中传到民间，民间也有许多人用纸做衣服的护领。当然，宫中用的纸是很高级的，一律由江西省玉山县进贡。民间用纸则料粗糙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已有些国家把纸用到其他方面，如手帕、雨伞，也有用纸做衣服等等。

谈谈帽子的来历

人们开始使用帽子并不是为了保暖与防护，而是作为一种装饰品。帽子在我国很早就发明了，成语“冠冕堂皇”的“冠”、“冕”，指的就是帽子。“冠”，并不像今天帽子把头顶全部盖住，它只有狭窄的冠梁，遮住头顶的一部分，两旁用丝带在领下打结固定。古代的男子20岁开始戴冠，戴冠时，要举行“冠礼”，表示成年的开始。在汉朝，冠分10多种，供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冕”出现得比“冠”更早。这种“冕”前低后高，表示恭敬，前面用丝线垂面，使目不斜视，两旁用丝线遮耳，表示不听谗言。这种“冕”是帝王专用的，皇子继承皇位，才能加“冕”。古代劳动人民则戴头巾。据载：“巾佩帽。本以拭物，后人着之于头。”可见，头巾本来是劳动时擦汗的布，后被当着帽子裹在头上。

我国各个民族的帽子、头巾，更是五彩缤纷，维吾尔族的小花帽、蒙古族的狐皮帽、土族的织锦毡帽、裕固族的喇叭型红缨帽、阿昌族的高筒式包头、瑶族的雉尾包头等等，都已成为识别这些民族的标志。

帽子还同一定的礼节相关，现在人们以脱帽表示礼貌。但在我国古代，脱帽是无礼的举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酒醉后竟脱帽露顶王公前，这在当时是失体统的。

顶戴、花翎的由来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因此官服形制和历代不同。由于等级观念森严，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依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来区别官位大小，绝对不许滥用。所谓“顶戴”，就是官员戴的帽顶。从色泽上分，一、二品都是红色的，三、四品都是蓝色的，五、六品都是白色的，七品以下则为金色。在同色之中，各品的顶戴又有区别：一、二品有纯红和杂红之分；三、四品有亮蓝和暗蓝之分。进士、举人、贡生都戴金顶，生员、监生则戴银顶。具体戴的东西是：一品戴珊瑚；二品戴起花珊瑚；三品戴蓝宝石或蓝色明玻璃；四品戴青金色或蓝色涅玻璃；五品戴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戴砗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戴素金顶；八品戴起花金顶；九品戴镂花金顶。

“花翎”是皇帝特赐的插在帽上的装饰品，一般是赏给有军功的人或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翎分蓝翎和花翎二种。蓝翎是曷鸟翎，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六品以下的官员只赏给蓝翎，五品以上赏给单眼花翎，双眼花翎赏给大官，三眼花翎则是赏给亲王、贝勒等皇族和有特殊功勋的上臣。

乌纱帽

南朝宋、齐时，天子戴白纱帽，百姓戴杂色纱帽。隋唐时，天子百官士庶都戴乌纱帽。明代始把纱帽定为文武官员的礼帽。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官员上朝和办公的制服是戴乌纱帽，穿团领衫，束腰带。有功名但未授官的状元、进士和“致仕”的官员，也可戴乌纱帽，因而乌纱帽变成了专门的官帽。“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削职为民了。

明清后妃的凤冠

在十三陵定陵地下宫殿博物馆中，陈列有两顶凤冠，一是万历皇帝原配孝端皇后的，另一是光宗生母孝清皇后的。冠上都有雕铸的金质龙凤，孝端皇后的凤冠是十二龙九凤，孝清皇后的是六龙三凤。冠顶、冠翅、垂挂都由珍珠宝石缀成。每顶冠上有宝石100多块，珍珠5000多颗。一顶凤冠值数百万金，抵得上千万穷人数年的口粮。

古代后妃的凤冠上，一般都是龙踞于上，凤位于下。因龙是皇帝的化身，凤代表皇后，但清朝慈禧太后的凤冠，却是凤踞于上，龙屈于下，以表示她位在皇帝之上。

古代的手套：“尉”

手套在我国可以说古已有之。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就曾出土过3副，都是用绢绮缝成，做工精细。马王堆手套都是直筒露指式，大拇指套分做单缝。整个手套长25厘米上下，宽近10厘米。这种样式的手套在当代我国南方地区仍然广为流行。古时的手套究竟叫什么名称，在文献上很难查到根据。感谢马王堆汉墓的安葬者，他们把汉代手套的名称书写在记录死者随葬品的“清单”(竹简)上，这个名称就是“尉”，尉在古时又作熨斗之熨，任何字典上都查不到它作手套名称的蛛丝马迹了。

同心结

同心结，是我国传统结饰的一种，用以象征爱情，它是由两股彩绳绾成连环回文的形式再抽紧而成。后来又发展成“同心方胜”，即用折叠成扁平条状的两根锦带或彩纸条，按同心结的结法编成长方形，用作饰物。

同心结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南齐歌妓苏小小作《西陵歌》谓：“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梁武帝的《有所思》诗中也谈到“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同心结常作为爱情的信物，隋炀帝赐夫人金盒子，盒中装的就是同心结。北宋婚礼时，将男女双方用彩缎相连，绾上同心结。同心结一般用作饰物，如束发的带饰，腰带的结饰，还有的作身上的佩饰，编结同心结，一般是用彩色锦缎。

鞋靴话古

鞋的历史，已相当久远。古称鞋为革沓(音榻)革及(音洒)或履。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即出现了兽皮缝制的最原始的鞋。3000多年前的《周易》已有履字。《诗经》上“纠纠葛屦，可以屐霜”里的“屦”，就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用麻、葛编成的鞋。

古代穿鞋还成为一种等级标志。在奴隶社会，草鞋是奴隶主贵族穿的，奴隶只能赤足，天冷了，才允许用棕榈叶裹脚。古时的官员穿夫子履，贵妇人穿珠履，老百姓穿木屐或布鞋。

每种鞋，都有自己的历史沿革。

在古时，在最隆重的礼仪上，脱去鞋才算恭敬。萧何是西汉的开国元勋，高祖给他“赐剑履上殿”，大约是平常得解除佩剑，脱去鞋子才能上殿晋见皇上。在外国，人们曾用脱鞋子的方式来表示对上帝的尊敬。据《圣经》载，上帝出现在摩西面前时，摩西就脱下鞋子，赤足走路，表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和虔诚之心。后来，信徒们必须脱下鞋子进圣殿朝拜。

皮靴是战国时孙膑发明的。孙膑被庞涓敲碎了膝盖骨后，不能行走，就用硬皮革裁成“底”和“帮”，然后缝成高皮靴。孙膑就穿着这种皮靴乘车指挥作战，打败了庞涓。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双2000余年前的皮靴。

但在南北朝以前，汉人着靴之习尚不通行。周武王伐纣，即穿鞋踏上征途。战国时期春申君3000宾客中，第一等人穿的鞋子是珠子嵌的。这与当时建筑及交通工具有关，其时房屋内铺席，出门坐车，尚不觉穿鞋之不便。魏晋以后，木屐流行；六朝末期，南方士大夫生活更是浪漫，其木屐之底加上了高跟。

隋统一后，又将袍褂改作通行的装束，自此，不论礼服或便服，皆穿靴子。只有在家闲居时才着鞋。

但到唐朝，又一度在正式的朝服上规定，皇帝是白袜黑鞋，大臣为红袜红鞋，而平常才穿靴穿袍。

清朝时，穿礼服或公服(指袍褂)时，须着靴。

木屐的由来

木屐，即木制的鞋子。

相传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曾因国内之乱而出外流浪19年，回国即王位后，便对曾与其同甘苦者进行封赏。但介之推却拒不受禄，隐于山中，屡次敦请，终不出山。文公无法，乃以火烧山，以为可逼之出仕。但介之推却抱树焚死。事后，文公甚是哀惜，便以该树制成木屐，以作纪念。这是距今2000余年前的事。

据说，孔丘在蔡国时，木屐于夜间被人偷去。而且孔子的木屐长度竟达一尺四寸！

《后汉书·五行志一》：“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书五采为系。”

到六朝时，士族显贵穿木屐成为风尚，有的木屐还有高跟。东晋与前秦淝水大战时，东晋显贵、权臣谢安正在下棋，忽报晋已取胜，谢安轻轻地说：“小儿辈打了胜仗！”不过，棋一下完，他匆忙穿上木屐，一不留神，连跟都给拐掉了，其实心中高兴得无法形容。

到了宋朝，汴京长者一般着木屐，仕女出嫁，妆奁中也少不了一双漆画制彩的木屐。

广州的木屐久负盛名。明末清初时，黑皮屐多为男性穿，而仕女及小孩则多着红皮屐。现在，广州的木屐已分白屐、漆屐、花屐三种，款式多样，并远销海外。

谈首饰

首饰本意是指男女头上的饰物。《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冉页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又载：“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首饰的涵义在后来扩展为指人们身上的饰物，包括手镯、戒指之类。在人类生活中，首饰是作为一种美的标志或象征友谊、爱情的信物，牵动着人们的情思的。

首饰是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的呢？它牵涉到唯物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类的审美意识起源于原始劳动的问题。

18000年前，山顶洞人戴过的项链，现存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陈列馆里，这串项链，用穿孔的海蚶壳、青鱼眼上骨和狐狸、獾、鹿等动物的牙齿串联而成。它虽然在今人看来粗糙得很，但在原始时代的山顶洞人眼里，却是再美不过了。10000多年以前，人类社会尚处于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依靠简单的工具捕获动物为生，与此同时，人类意识到了自己所具有的智慧和力量。于是，他们便将猎物不能食用的部分保存下来，佩戴起来，以肯定自己，炫耀自己。这些东西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加以佩戴的，后来，便因此而引起审美的感觉，归于装饰品的范围。当首饰取得了这样的审美价值以后，人们的审美感情便凝聚在它的感性认识之上了。只要这种感性形式出现，人们的审美感情便油然而生。总而言之，首饰的审美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它是对人的自我本质肯定与显示。而这种肯定与显示，则肇始于先民的生产劳动之中。

戒指小识

戒指异名“指环”，史书中称“约指”、“弓区(ｋōｕ)环”、“手记”、“代指”等。《三余赘笔》记曰：“今世俗用金银为环，置于妇人指间，谓之戒指。”从字面分析，“戒”字含有禁戒之意。因此，妇女在当时戴指环，并非为炫美，也非为了装饰，而是以示警慎，起着禁戒的作用。

最初，戒指是宫廷中后妃群妾用以避忌的一种特殊标记，当有了身孕或其它情况不能接近君王时，皆以金指环套在左手，以禁戒帝王的“御幸”，平时则用银指环，套在右手。后来，戒指传到民间，去其本义，以为美观，久之便蔚成风气。

戒指一物究竟属于哪一国家的发明创造，还无定论。在中国，戒指的使用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大量文献来看，秦汉时期，我国妇女已普遍佩用戒指。戒指传至民间，其作用就不仅是简单的装饰品了。男女互爱，互相赠送，山盟海誓，以此为证。

在今天，戒指已脱离了原来的含义而变为纯粹的装饰物品。它象征友谊、爱情和幸福。

古代的化妆

化妆作为美容的一个方法，古已有之。《中华古今注》载，“自三代以铅为粉，秦穆公弄玉为烧水银作粉与涂亦名飞云丹”，“燕脂盖起自纣，以红兰花汁凝作燕脂。”尧、舜、禹三代是否以铅作化妆粉，以及在商朝末年是否就会制胭脂，今难以考证。但在先秦时人们已会化妆，倒有很多佐证。《礼记》有“以丹注面”的记载，说明那时已有人用红颜色涂在脸上当胭脂；《诗经》有“玉之锁兮，充耳王秀莹，充耳王秀矣”之句，说明当时已有人将琐(即美玉)挂在耳上做装饰品；而《事物记源》中“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之说，则更明确地说明秦时已有人用修画眉毛、脸上涂红来化妆了。

汉以后，女子化妆很是普遍，化妆品也随之有所发展。《毛诗疏》中说：“兰，香草也，汉宫中种之可著粉中”，这说明当时不仅已能制化妆用的粉，而且有了专门从事制作化妆品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贵族妇女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涂脂抹粉，她们争艳斗奇地在脸上画上各种花纹图案，或将翠珠、金铂镂贴在脸上作“妆靥”。据说南北朝时的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时，梅花落在额上，宫人觉得非常好看，争相模仿，从此，“梅花妆”便流行开来，历经隋唐五代，至宋代时仍盛行不衰。

在妆靥中贴上去的花纹图案，大都贴在额上、眉间、两颊、鬓旁，称作花铀或花子。这种化妆在晚唐时最为流行。

古代妇女盛行妆靥，在文学中亦有很多反映，刘禹锡有“花面丫头十三四”，温庭筠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而徐图昌的诗则道出了妆靥的由来：“汉官花面学梅妆。”

唐时妇女盛行化妆，出现了很多化妆名称，如催妆、红妆、晓妆、醉妆、泪妆、桃花妆、仙蛾妆、血晕妆等等。

古代化妆人多为贵族妇女，化妆时多有婢女相助，一般要花一二个小时，有时半天才能完毕，而民间女子多是在出嫁时才精心化妆一番。

慈禧的美容术

清朝慈禧太后到老年时，皮肤还像少女般柔嫩、细腻，面部很少皱纹。据史料记载，慈禧的美容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意情绪的稳定。古今医书都证明，情绪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也与皮肤美容有重要关系。据载，慈禧相当注意神态的稳定，她在宫中由于怕孤独，经常叫一些亲戚和宫女围坐在她身边闲聊。但任凭他们如何说笑，慈禧都是极力忍耐，从不作大笑。

二、看重珍珠的美容作用。据载，慈禧每十天服珍珠粉少许，并几乎是在同一时辰服用，她还命太监在制香粉时掺入珍珠粉末，并用其扑面。

三、使用中药花露美容法。史书记载，慈禧每天清晨，用太监送来的一盅由名贵中药和花露制的脂油，小心地揉擦面部，约半个时辰，再用软的毛巾将脂油轻轻抹掉。

四、讲究合理的洁肤。慈禧平时很注重洁肤，无论是洗脸或者是沐浴，都不准女官为她水洗，而是用极细软、极细软的毛巾沾水轻轻地揉擦和拍打。

五、运用按摩美容法。慈禧太后的梳妆台上，经常放有一支长约三寸的玉棒，闲来之时，总要拿在手上玩耍，还不时在脸部顺着肌肉纹理方向轻轻滚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米、油、盐、酱、醋、茶，古来的“开门七件事”之称，就是说每户人家每天早上开门，开始一天的生活，就有七件东西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

宋朝人吴自牧编撰的《梦梁录》说有八件事：柴、米、油、盐、酒、酱、醋、茶。这是宋朝以前的说法。后来，到元朝就说成七件了。例如元剧常有“早起开门(或‘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除去了“酒”，酒的确算不上每天的生活必需品。

在旧社会，一般平民家庭，每天为生活辛苦奔忙，主要就是为“开门七件事”，也就是为吃饭问题操心。有几首有关“开门七件事”的诗，作者大都不详，虽是旧时文人的游戏之作，却由此可见所谓“风雅之士”。有的也免不了要为这七件事而“烦恼、感慨”。

以此七件事入诗，最初见于元人杂剧，在《刘行首》二折中就有这样的诗：“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明朝著名的画家、文学家唐伯虎有首叫做《除夕口占》的诗，劈头便用此七字：

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

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借此来反映穷困不堪的境况，亦借以解嘲，真是别有情趣。类似这种歌吟，多见于无氏之作。如有一首《避债》云：

前门索债乱如麻，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亦管他娘不得，后门走出看梅花。

穷愁中寻乐，实出于无奈，亦属自我解嘲之作。还有一首《无题》云：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此公由充满闲情逸致的富裕生活，终落到为生活奔波，可谓苦也，因此长吁短叹。有一首叫《百叹》的却不同。诗曰：

柴米茶盐酱醋油，而今件件费绸缪，

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

这几首“柴米油盐”诗，以不同的手法，同写一个穷字，但以最后这首立意最为敦厚：穷得发愁而不敢叹息，深恐惊动年老的父母，只好自己苦挨了。一片人子之心，跃然纸上。但这几首诗均出自文人之手，下面这首是一个主妇写给丈夫的：

恭喜郎君又有她，侬今洗手不当家；

开门诸事都交付，柴米油盐酱与茶。

看得出，这妇人对丈夫纳妾表示不满，作此诗发牢骚的。所谓“开门诸事”，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说是“都交付”却只“交付”了六件，而单单少了一样——“醋”。是因为大意？不是的。试想想，假如连“醋”也交付了，它不是教小妾“呷醋”？既然不交，留下必是自己“呷”了。真可谓此诗无醋胜有醋了。

一日三餐史话

今人习惯于一日三餐。而秦汉以前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墨子·杂守》说士卒每天食两餐，食量分为五等。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载，当时筑墙的劳作者早饭半斗(秦一斗约合今二升)粮，晚饭为三分之一斗；六岗和做其他事者，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均为两餐。第一顿称朝食或饔，在太阳行至东南方(隅中)时就餐。第二顿称飧，在申时(下午四点左右)时餐。对于进餐时间，古人讲“食不时不食”(《论语》)。在不应进餐的时间用餐，被认为是一种越礼的行为或特别的犒赏。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听说刘邦欲王关中，曾怒而下令：“旦日享士卒。”借此犒劳将士，激发士气。汉代以后，一日两餐逐渐变为三餐或四餐。并且，三餐开始有了早、中、晚饭的分称。早饭，汉代称为寒具，指早晨起床漱洗后所用之小食。至唐代，寒具始有点心之称。《能改斋漫录》云：“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至今我国许多地区，仍称早饭为早点。午饭，古人曾称之为“中饭”或“过中”。《魏书·杨播传》说，杨氏兄弟相处和睦，“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

一日两餐时，人们认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用过飧食，便意味着一日时间的流逝。而今天人们常用“一日三餐”之词来表示对时光的不同情感，其中包括惜时者的感慨。

现代膳食结构与西方比较

我国目前的膳食结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植物性食物占人体热量来源的90％以上。膳食结构中，脂肪量偏低，且以植物油为主。

西方膳食结构与我国的相反，动物性食物所占比重很大，谷类与蔬菜等植物性食物的比重较小，食糖量较高，膳食纤维含量少。

从营养学角度对这两种膳食结构进行优劣比较，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由于我国膳食结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脂肪总摄入量偏低，所以冠心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及乳癌的发病率远比西方国家为低，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比西方国家低。

二、我国膳食结构中的蛋白质主要为植物蛋白，其营养价值较动物蛋白低；动物性食物和豆类食品较少，因而钙的摄入量低，同时锌的摄入量也难满足需要。这种膳食尤其不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而西方膳食则没有这种缺点。

食粥古今说

粥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了。古时的粥与现在的概念不一样，古时的粥是米熬成的。粥的功用在古时可以归纳为三点，家贫食粥、荒年赈饥食粥、养生食粥。

粥是贫家的必食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中晚年穷困潦倒，其诗有“举家食粥酒长赊”的叙述。宋代大诗人秦观也有诗道：“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据《宋史》记，范仲淹学习昼夜不息，冬天太疲倦了就用冷水洗脸，粮食不多了就吃粥度日。为什么家贫食粥呢？在清人赵翼《檐曝杂记》中记有一首《粥诗》：“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用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美汤，莫言澹泊未滋味，澹泊之中滋味长。”这首诗道出了家食粥的“三昧”。

中国历史上，凡遇荒年就有官家或大户人家设粥场或粥棚，这种粥棚是专为救灾而设的，由于灾民多经常出乱子，如《宋史·富弼传》中记，以前立粥场救灾，灾民聚集在城里，互相传播瘟疫，抢食粥又相互践踏，还有的等待数日吃不到粥而饿死。

粥可以救灾，同时也是养生佳品，在《礼记》中有：“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在清人著作中有各种粥方百种，适合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食用，《戒庵老人漫笔》记有“神仙粥方”，治疗流行感冒屡用屡验。粥是一种很讲究的食品，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皇上赐防风粥，喝了一碗，口香七日。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以前食粥为贫的观念变了，并出现一些专门经营“粥”的饭店，用粥作为“药膳”来调剂人的口味和身体，粥的作用的确不可小觑了。

馒头

魏晋以前我国没有馒头，汉以前甚至面食也不多。我国古代人是用粮食蒸饭、煮粥或炒成干粮吃。在我国，馒头的出现不晚于晋代。开始并不叫馒头，叫“蒸饼”。《晋书·何曾传》说何曾这个人“性奢豪”，“蒸饼上不坼(音ｃｈè)作十字不食。”意思是说蒸饼上不蒸出十字裂纹，他是不吃的。这与现代北京广州等地的“开花馒头”差不多。萧子显在《齐书》里说，西晋永平九年(公元299年)，规定太庙祭祀时用“面起饼”。宋代程大昌在《演繁露》一书中解释说：“面起饼”是“入酵面中，令松松然也”。无疑“面起饼”就是发酵的面食即馒头了。馒头是面经过发酵后再蒸熟的，如不掌握酵母菌的生化反应是做不成馒头的。

包子

包子大约在魏晋时出现。包子原名“馒头”，三国时期诸葛亮征服孟获时，用面包着牛、羊、猪肉代替当地奴隶主用人头祭神，“后人由此为馒头”。晋代束皙《饼赋》说：初春时的宴会上宜设“曼头”，这里所说的“曼头”就是包子。包子这个名称，始于宋代。北宋陶谷的《清异录》就谈到当时的“食肆”(卖食品的店铺)中已有卖“绿荷包子”的。南宋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说，临安的酒店有包子酒店，包子酒店卖鹅鸭肉馅的包子。可见此时包子这种食品已很普遍了。

饺子小考

我国吃饺子至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它成为玉润玲珑、弯如弦月的佳肴之前，类似饺子的面食称作馄饨。这种食品的渊源又可上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当时扬雄在《方言》中记载“饼谓之饨……或谓之馄。”其来历据《资暇录》的解释，是“以其浑沌之形”。

关于饺子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周颜之推的文集。他说：“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这种用屑米面作成的偃月形馄饨，原称作粉角。北方人读“角”作“矫”，于是，饺子的名字诞生了。

饺子的诞生并不意味着馄饨的消亡，它依然为人们广泛食用的佳品，花色、名目更丰富。广东“云吞”、四川“抄手”等都深具地方特点。元代吴县陆友在《砚北杂志》里还记载一种江苏风味的大馄饨，“每枚用肉四两”。

饺子和馄饨尽管形状不一，作法不同但饵相同。东周时期成书的《礼记》说：“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子。”所以，有人认为饺子的历史已有2600多年。

除文字记载，还可看到1300多年前完整的唐代饺子，出土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的唐墓。

春节吃饺子的缘由

大年初一吃饺子，是我国北方的民间风俗。饺子，形同新月，以面团包陷而成。“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夜间零时古代叫子时。春节时人们要吃除夕包好的饺子，取“岁更交子”之意，也就是新旧年交替从子时起的意思，饺子的名字便由此而来。饺子又名“扁食”、“煮饽饽”等。有些少数民族也有吃饺子的习惯。

“元宵”的来历

元宵是由汤丸演化而来。汤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学者们的意见，《楚辞·招魂》中用米粉和蜂蜜制的“蜜饵”便是一种汤丸。唐代始有元宵节吃汤丸的风俗，当时棉农们用糯米作成粉果，祭神后给孩子们分食。有些地方在面汤中放入粉果，叫“元宵茶”，北宋时汤丸叫“圆子 ”、“浮圆子”，南宋时叫“乳糖圆子”。周必大作有描写“元宵煮浮圆子”诗：“时节重三吴，圆匀万里同。”到清，汤丸风靡朝野，孔尚任《竹枝词》：“紫云茶社斟甘露，八宝元宵效内做。今日携钱忍饥归，便门不及前门路。”可见当时京都的仿御制汤丸十分畅销。因为元宵节有吃汤丸之俗，久之就雅称汤丸为“元宵”。

粽子的食用

古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主食用菰叶包粘米、栗子、枣及其它佐味品做成的粽子。但在南北朝时，粽子既可以在端午这天吃，也可以在夏至这天吃。如西晋周处《风土记》说，粽子“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宗懔《荆楚岁时记》则说：“夏至日食粽”，根本不提端午。而夏至时往往在五月中旬，不一定在五日。南朝起，盛行包粽子以纪念卓越的诗人屈原。

月饼

月饼，又叫胡饼、宫饼、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沿传下来，便形成了中秋节吃月饼的风俗。

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商时期，江浙一带的民间就已产生有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太师饼”。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胡桃、芝麻等，为饼食加工增加了辅料，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北宋皇家中秋爱食一种“宫饼”，民间俗称为“小饼”、“月团”，其品种已有“桂饼”和“五福饼”等。不过，这些“饼”与“月”还没有挂起钩来，在民间还没有形成中秋吃月饼的习俗。月饼一词出现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但它只是一种象形饼食，宋代几本专门记载风俗的书，都未提及中秋食月饼。把月饼同中秋节联系起来，则是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上写道：“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意。”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也说：“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沈榜在《宛署杂记》记述明代京师北京月饼盛况时指出，每到中秋，坊民皆“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当时，一些心灵手巧的制饼大师已把嫦娥奔月的优美传说作为食品艺术图案刻在月饼上。清代《燕京岁时记·月饼》载：“至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农历八月十五日，清乾清宫内供月御案陈列的“月饼山”，从下往上，案上的月饼由大渐小，垫底的直径达尺余，而顶上的小月饼则只有两寸许，名曰：“桃顶月饼”。由此可见清代月饼名目之繁多，花色品种丰富之程度。

“糕点”与“点心”

我国糕饼最早源于商周，据传，当年武王发兵讨纣王，纣王派闻太师随军出征，为了减少埋锅造饭，缩短进兵时间，闻太师便亲自设计了一种用饴糖与炒熟谷粉掺合、粘结起来做成的条块状糖饼，作为士兵的干粮。这可说是我国糕点的鼻祖。此后，民间效仿闻太师制作的糖饼加以改进，几经演变，逐步发展为酥皮、包馅、油炸的糕饼。昔时，北京糕点行业有个行庙，庙内供祭着闻太师的塑像，以示纪念这位糕点祖师。

众所周知，“点心”乃是人们每日早上用来充饥的美点，俗称“早餐”。

据传说，梁红玉击鼓退金兵之时，见到战士们日夜地血战沙场，英勇杀敌，屡建战功，甚为感动，随即传令烘制民间喜爱的美味糕饼，派人送往前线，慰劳将士，以表“点点心意”。

其实，“点心”的名字，据有关烹调资料记载，比这民间传说要早得多。例如，宋人吴曾撰的《能改斋漫录》中有如下的一段描述：世俗例以早餐小食为点心，自唐代之时，已有此语。按唐人郑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汝未毕，我未及餐你且可点心”。吴曾与梁红玉同一时代，并其书成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年间，所载唐郑亻参一事有按有据，应当足信。这样，“点心”一名的出现，当在1000多年前，比传说的要早200年以上。

年糕

年糕是人们喜爱的节日点心，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用米粉蒸制而成的块状食品，也有用麦粉或豆粉掺合制成的。年糕分南式、北式两种。南式以广东、苏州年糕为最好，它香味纯正，口感细腻，不软不硬，煮时不融，煎时不化，深受人民的喜爱。

相传吃年糕的风俗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苏州一带。当时，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吴王阖闾从当时的军事需要出发，命大将伍子胥筑城，称之为“阖闾大城”。城垣建成后，吴王大喜，召集众将欢宴庆功。从此，吴王以为有城垣的威力，全然不把敌方放在心上，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大将伍子胥多次进谏不成，便悄悄对随从说：“我死后，如国遭难，民饥无食，可往相门城下掘地三尺得食。”后来，伍子胥遭诬陷，自刎身死，吴国亡于越国。越王后期政局动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时，伍子胥的随从想起伍子胥生前的嘱咐，便带领众民前往相国门侧城掘地，发现相门的城砖不是用泥土做的，而是用糯米磨成粉后做成的“砖”。这些“砖”救了许多穷人的命。从此，为了铭记伍子胥的功迹，人们就在春节这一天家家户户吃年糕。后来，这种风俗逐渐在全国传开。

古代制糖

我国最早的糖，除蜜糖外，主要是麦芽糖。一般说来，植物种子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糖化酵素。这种糖化酵素会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

我国制造麦芽糖历史悠久。《诗经》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至汉代，民间熬制麦芽糖已经相当普遍。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详细记载了制“白饧”、“黑饧”、“琥珀饧”、“作饴”等方法，从发芽、浸米、蒸米、糖化、过滤、煮饴、搅拌、加工等程序看，与现在制饴基本相同。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在讲制饴时提到“一窝丝”。“一窝丝”至今还是有名的饴加工食品。

我国用甘蔗制糖的历史也很久。在汉代以前，蔗还不是作为糖的主要品种独立存在，而是被看作饧的一类。南北朝时，蔗糖的制造技术比较成熟，已能制出结晶糖了。

唐代，中国在原有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的先进技术，从而使蔗糖制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唐会要》记载，白糖生产是从唐代开始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有手工制糖的详细记载，这种手工制糖的方法，一直沿用到解放前。

用甜菜制糖，18世纪始于欧洲。清末，我国东北地区开始用甜菜制糖。

谈冰糖葫芦

南宋绍熙年间，光宗皇帝的爱妃黄贵妃患病，不思饮食，面黄肌瘦，名医束手，贵药无效。于是张榜各地招医，一江湖郎中应招进宫，诊视之后说，只要用山楂球与红糖一起煎熬，每次饭前吃5——10枚，半月后病即可除，黄贵妃如法服用之后，果然食欲恢复。此后这种酸脆香甜的山楂传入民间，便成了今天流行的冰糖葫芦。按《本草纲目》所载，山楂性微温，有化滞，行淤、健胃的功能，因此它能成为人们喜爱的食品与药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昌鱼的来历

武昌鱼产地不在武昌，而在鄂城。

鄂城古称武昌。据其县志记载：溯江而上，“县西北五里有樊口”，著名的武昌鱼就产在这里。它的学名叫鲂，湖北俗称鳊鱼，其特点是“以鳞白，腹内无黑膜者真”。

武昌鱼之得名，据说是三国时，吴主孙皓从建业迁都武昌，老百姓怨声载道。有人引当时的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上疏谏阻。于是武昌鱼始有其名，在此以前则叫“缩项鳊”。苏东坡诗“长江绕郭知鱼美”，指的也是樊口鳊鱼。可见，武昌鱼在三国时就享有盛名，到宋朝，更是名闻天下。

烧鸡小考

在我国北方、南方，现在常有一种皮皱、吃时肉酥骨离的鸡，即烧鸡。

烧鸡的名目较多，如“上海烧鸡”、“符离集烧鸡”等等。但是烧鸡的发源地却在中州之地的新乡、安阳附近的道口镇。“道口烧鸡”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其特点是表皮呈浅色，稍带黄色底子，干净漂亮，咸中带甜，味道鲜美，骨头一触即脱。很多烧鸡、扒鸡的制法，都是效法它而来的。

涮羊肉与“美”

当你和全家人或好友围着火锅吃涮羊肉的时候，也许不曾想到，这鲜美的羊肉，正是“美”字本义的体现吧！

“美”是个会意字，上为“羊”，下为“大”，意思是“羊大为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可见“甘”(即甜)是指味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又说：“甘，美也。”许慎将“甘”、“美”互相转注，是说这两个字的意思相同，现在还常说“甘美”或“甜美”。美，从羊，在《说文解字》中属于“羊”部。“羊”是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之一，是充足膳食的主要原料。“膳”与“善”同音同源，所以《说文》说：“美与善同意”。《考工记》注：“羊，善也。”羊、美、善三字同意，都是“美好善良”的意思。总之，上引《说文解字》那段话有两层意思：一、美，就是“甘”、“善”，即“甜美”“善良”的意思，引申为美好；二、从结构上看，“美”字从羊从大，段注：“羊大则肥美。”牧羊人把羊放牧、饲养得又肥又大，就是“美”，这就是“美”字本义的来历。从这个意义上说，“涮羊肉”的鲜嫩肥美，正是原本的“美味”了。使羊肥大，这个是生产劳动的过程。由此看来，“美”字与生产劳动、丰收、致富还有点儿瓜葛呢！

黄鳝是怎样到新疆的

黄鳝，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它还是能治多种疾病的上好良药。黄鳝主要产在南方，新疆过去没有黄鳝，至于它后来是怎样传去的，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1862年，沙俄乘我国势衰危之机大举侵犯新疆，迫使清政府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久，中亚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侵犯新疆，从喀什一直打到乌鲁木齐，又得到沙俄的支持。面对新疆的严重危机，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

淮系军阀李鸿章拥有北洋海军，他主张“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提出把大量的国防经费用于海军。湘系军阀左宗棠此时地盘已转向西北，他上书清廷指出，新疆假若“中国不图规复”则“俄人得寸进尺”，西北边疆“将无晏眠之日”。左宗棠的意见在客观上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

1875年7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进驻新疆。清军迅速摧毁了阿古柏政权，并迫使沙俄从伊犁撤军，受到新疆各族人民“欣喜的欢迎”。

南方鱼米之乡的湘军到新疆后，生活上颇不习惯，缺米少鱼，米尚可长途运送，鱼就要变质了。于是湘军找到生命力极强的黄鳝，用木桶带到新疆哈密，放到大沼泽中喂养，结果，黄鳝不负众望，在新疆越繁殖越多。从此，黄鳝便在新疆安了家。

解放后，随着新疆的开发，地下水位下降，黄鳝分布面积日趋缩小。不过，这个问题已引起有关专家的注意，有人建议在新疆人工饲养黄鳝，并将哈密黄鳝产地划为自然保护区。

皮蛋的起源

皮蛋(变蛋)是人们爱吃的营养丰富的食品，它的发明应从包泥法盐鸭蛋说起。

公元1330年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中写道：“盐鸭子(蛋)自冬至后清明前，每一百个用盐十两，灰三斤，米饮调成团，收于瓮内，可留至夏间食。”

公元1593年邝廷瑞的《便民图纂》中的记载：“腌鸭卵不拘多少，洗净擦干，用灶灰(筛细)二分，盐一分拌匀，却将鸭卵于浓米饮中蘸，径入灰盐滚过收贮。”

富有创造性的人们在这些泥腌鸭卵的配方中不断加以探索，加进了石灰，发明制造皮蛋的方法。到了明末，在一些笔记中开始有所记载，公元1633年戴羲的《养余月令》上写道：“牛皮鸭子每百个用盐十两，栗炭灰五升，石灰一升，如常法腌之入坛。三日一翻，共三翻。封藏一月即成。”这是现在所见关于皮蛋的最早记载。皮蛋的发明比这记载的年代早得多。至清初蒲松龄的《日用杂志》上，就有了“高邮皮蛋”字样(高邮是江苏省的一个县)，这时已成为闻名于全国的食品了。

豆腐制作方法

据《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他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在安徽八公山下召集术士门客，燃起炉火，试图用黄豆研浆和盐卤同练“仙丹”。哪料到“仙丹”未炼成，却炼出了鲜嫩可口的豆腐。这种偶然的发现，以后成了宫廷、民间喜爱的食品。距今已流传两千余年。

关于豆腐的制作技术，早在北宋时就有文字记载。到了元代，豆腐制法的史料，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过去是依靠煮沸豆浆得到“自淀”后生成的豆腐。后来制作豆腐则是向豆浆中加入一定量凝固剂(如盐卤汁、山矾叶、石膏、酸醋等)，使溶胶状态的豆浆在短时内改变胶体变质，变成凝冻状态的凝胶，把凝胶中的水挤压出去，豆腐便制成了。

古代的五味

我国最早烹饪用味有酸咸二味，酸取于梅子，咸取之于盐。《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梅子含果酸，可以清除鱼肉中臭、腥、膻等异味，又可以软化肉中的纤维组织、帮助消化，是最早的调味品。后来又发明了人造酸味调料醯，也被列为五味之一。北方调苦味来之于酒，南方调苦味的是“豉”。酒加在鱼、肉之中有除腥增鲜的作用，如今烹调用的略带苦味的料酒相同。辣味，《周礼·郑注》指的是姜、葱、蒜、蓼、芥等含有辛辣之味的蔬菜也被用作调味品，南方辣味来源还有花椒。甜味，来源于饴、蜜，饴即麦芽糖，蜜为蜂蜜。辛(辣)、酸、咸、苦、甘五味，到先秦时，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

井盐制作介绍

井盐是取自地层中的盐。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始皇时，四川临邛县(今邗崃县)就有盐井，“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豆斗盐”。这里的井火，即天然气的火，二水即卤水。，可见至迟在2200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能利用天然气煮取井盐了。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井盐画像砖”上，也有利用天然气煮取井盐的场面。

酱的制作

制酱，是利用谷物中微生物产生的蛋白酶把豆类、肉类等食品中含有的大量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等水解产物。据《周礼》记载的“膳夫掌王之食……酱用百有二十瓮”一语，可知酱大致是在2500年前出现的。后来传到国外。日本木下浅吉所著《实用酱油酿制法》中说：“天平胜宝六年(755年)，唐僧鉴真来朝，传来味噌制法。”味噌就是酱。

“吃醋”的历史

醋乃“开门七件事”之一，其历史也可谓悠久。《尚书·说命》记载殷王武丁清傅说自己的宰相时道：“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大约这时尚无人工制醋，若需酸者，尚以梅类代替。汉应劭《风俗通义》说：“古太平，蓂荚生阶，其味酸，王者取之以调味，后以醯代之。”这个醯，即醋，《说文解字》：“醯，酢也。”《酉阳杂俎》：“酢，醋也。”唐代成玄英《庄子疏》云：“食醯，酢瓮中蠛蠓，亦为醯鸡也。”这儿的“酢”亦即醋。

春秋战国以后，酿醋得到普遍发展。东汉《四民月令》云：“四月立夏后……可作酢”。又“五月五日……亦可作酢”。不仅酿醋普遍，其制作技术也不断得到总结、提高。南北朝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22种制醋法。历代也出现了载誉天下的名醋。如《记事珠》云：“唐世风俗贵重桃花醋。”《元化掖庭记》言：“元时醋有杏花酸、脆枣酸、润肠酸、苦苏浆。”

醋不仅可作调料，甚至有其医学功能和洗涤效用。

我国人喜欢用醋，甚至创造了“吃醋”这一特殊的语词。“吃醋”被喻为在男女关系上产生的嫉妒情感。

火锅溯源

我国人民吃火锅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唐代。那时的火锅又称暖锅，一种是铜制的，一种是陶制的，都用来涮羊、猪、鸡等肉食。到了元代，火锅流传于蒙古族，用来煮牛肉和羊肉。到了清代，火锅开始成为皇宫御膳的佳肴之首。据史料记载，嘉庆皇帝继位时，清宫曾摆设过火锅宴，共用了1650多个火锅，成为历史上最盛大的火锅宴。此外，民间火锅大为流行。在羊肉火锅之后，相继出现了白肉火锅、什锦火锅、菊花火锅、广东火锅、宜兴火锅和日本火锅等多种不同风味的火锅。

火锅以紫铜火锅为最好。火锅的主料是羊、牛、猪、鸡肉类和海参、大虾、海米、冰蟹、蛎黄等海味。火锅用肉以瘦肉为主，精选后的肉块经过冷冻后切成(或用刨子刮成)像纸一样的薄片，故称片肉。

吃火锅还讲究调味，主要调料有酱油、芝麻油、卤虾油、香油、韭菜花、腐乳、辣椒油、料酒、醋等九种，另外还可加上香菜末、葱丝、糖蒜等。把各种调料分别装在小碗里，个人任选自配。

锅子汤可用煮好的口磨汤、鸡汤或肉汤，里面放些佐料，如酸菜丝、粉丝、菠菜、冻豆腐、黄花菜等，可根据火候随时添入汤内。

吃法是，先把火锅内添满汤，然后把木炭放入火膛，待汤滚开后，再放入肉片。时间长短自己掌握，以不老为好，调料可根据个人口味选择，用片肉蘸食。

“皇帝菜”的由来

“皇帝菜”名曰：“蟠龙菜”，在《中国菜谱》里名叫“蟠龙卷切”，是湖北菜系里有名的佳肴。这道“蟠龙菜”据说与端午节有关。

明朝嘉靖皇帝继位时，文武百官争相祝贺，嘉靖帝的老师也前来朝贺，皇帝念往日教读之情，临别时对老师说：“承蒙尊师指点，明日欲到府中与尊师叙旧，不知可否？”老师一听，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但心里又喜又急。喜的是自己的学生做了皇帝，还没有忘记自己；急的是怕招待不好，皇帝不高兴。

第二天，时逢端午节，老师请来了承天府有名的厨师，商议这桌宴席的做法。他想，对于皇帝，山珍海味并不稀奇，得做点什么东西呢？厨师们也搜索枯肠，急得没有办法。

这时，城外，龙舟竞渡，击鼓夺标，热闹异常。一位姓詹的厨师，见景生情，开言道：“今日皇帝登基，如同蟠龙升天，做道蟠龙菜吧，让他吃肉不见肉，定能满意。”皇帝老师心上的一块石头这才放下来。据钟祥县志记载，蟠龙菜“取猪肉之精者，和板油与鱼剁成肉泥，和以绿豆粉、鸡蛋清，后用鸡蛋皮裹之，皮间附以银朱，蒸熟后切成薄片，盘于碗中，红黄相间，宛然龙形”。嘉靖皇帝吃后，赞不绝口，从此“蟠龙菜”就传开了。蟠龙菜一直被视为皇菜，广为流传，誉为佳肴之冠。直至现在，钟祥人民结婚喜宴要有龙；请客吃饭要见龙；亲人团圆要做“龙”；逢年过节要吃“龙”……有“无龙不成席”之说。

如今的“蟠龙菜”已由过去的蒸制法，发展到炸、烩、溜、滑、炒等多种烹制方法，在色、味、香、形上也比过去讲究得多。

“天下第一菜”

苏州的名菜佳肴多得很，可是“锅巴汤”为什么被冠以“天下第一菜”的美名呢？

据说有一年，清朝的巡抚宋牧仕，游览苏州城西南的邓尉山，被山上的景色所迷，特别是那山前山后的梅树，花开时节，繁花似雪，暗香浮动，微风过处，香飘数里。于是，在邓尉山的崖壁上，巡抚题了三个大字：“香雪海”。

此事传到康熙皇帝耳中，他顿时游兴大发。这年一开春，康熙帝即来到苏州。他卸去龙袍，换上微服，带了几个随从直奔邓尉山。康熙皇帝是个贪玩之人，一会儿功夫就消失在梅花盛开的世界之中，把随从抛得远远的了。

时近中午，康熙皇帝这才感到饥肠辘辘。可是，他东转西钻仍是出不了梅林。这时，已饥渴难忍的康熙帝朝一方向拼命走去。终于看见远处有一个小村落。走进小村庄，他遇见一个中年农妇，便近不及待地问道：“妇人，可有东西充饥？”

农妇见康熙皇帝饥渴难忍之状，就将他领进屋内替他找吃的。可是，午饭后已是饭光菜尽了。农妇想了想，便摘下一只饭篮，取出几块黑乎乎的锅巴，锅内放一些油，待油沸，就将锅巴往锅里一扔。只听“嚓啦”一声响后，妇人随手将一些剩菜汤倒入。转眼间，农妇已将锅中之物盛给康熙皇帝吃了。谁料，饥不择食的康熙帝吃后竟赞赏不已，一时兴发，便将此菜题名为“天下第一菜”。于是，很不起眼的锅巴汤就这样被称作“天下第一菜”而扬名天下了。

佳肴美味出民间

烹饪作为一种艺术，它的根也在民间。若想创制新的馔肴，采集民间炉灶的烹饪佳作，就是取得成功的路子。

古今皆有这样的例子。

大诗人苏轼命名的“玉糁羹”，就是他的儿子苏过用家中的炉灶创制的。东坡当时被贬到了广东边远地区，常食的蔬菜便是芋母、芋艿，都食厌了。苏过很孝顺，想出了烹饪山芋的新方，因此，苏轼在《玉糁羹》诗中赞“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陆游在自己的家庭米灶中分创制“甜羹”，他的作法是：“以秋菜、山药、芋、莱菔杂为之，不施醯酱，山庖珍烹也。”这段话，见于他的《山居食每不肉戏作》诗序。见于当时笔记、书信中的还有煸苋菜、糟落苏、野菜馄饨、炙田鸡、炒荸荠、秧芽饼、碎米饼、糟鱼等等，民间菜肴名目繁多。腌菜、酱菜、渍菜、泡菜之类，当时的制水平相当高。

由于从事烹饪的厨师不断从民间吸取营养，一些馔肴才进入了市肆餐馆。上海的猪油炒饭，扬州的蛋炒饭，四川的回锅肉，广东的炒田螺，陕西的枣肉沫糊，湖北的烧三合(鱼圆、肉圆、肉糕)，湖南的蒸钵炉子，福建的糟煎笋，山东的锅塌豆腐，山西的猫耳朵，河南的烙饼等，都是源于民间。

山珍海味有哪些

山珍海味分上、中、上八珍。上八珍：猩唇、驼峰、猴头、熊掌、燕窝、凫脯、鹿筋、黄唇胶。中八珍：鱼翅、银耳、果子狸、鲥鱼、广肚、啥什蚂、鱼唇等。下八珍：海参、龙须菜、大口磨、川竹笋、赤鳞鱼、干贝、蛎黄、乌鱼蛋、。除此之外，如鱼皮、飞龙鸟等也属名的山珍海味。

享有盛誉的八大菜系

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烹调整技术是一颗闪烁的明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几千年来，在对烹调整技术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八大菜系。

山东菜黄河、黄海为它准备了丰富的原料，使它成为北方菜的代表。它分济南、胶东两派，以清香、鲜嫩、味纯见长，名菜有油爆大蛤、红烧海螺、荷花大虾等。

四川菜天府之国是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它具有成都、重庆两种特色，又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佳话，尤以麻、辣为独特之点，如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怪味鸡、回锅肉等。

江苏菜它以纵横的流河、星罗棋布的湖泊为原料来源，创造了银菜鸡丝、清蒸鲥鱼、清炖蟹粉狮子头、百花酒焖肉等名菜；注重原汁原汤，浓淡适口，甜咸适中，其中又分成扬州、苏州、南京三大派别。

浙江菜包括杭州、宁波、绍兴三个支系，其中杭州菜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特蛎羹、海瓜子等鲜脆软滑、香酥绵糯、清爽不腻。

安徽菜有山珍海味齐全的皖中、皖南作后盾，有葫芦鸭子、符离集烧、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等历史名菜。菜肴重油、重色、重火功。

湖南菜由湘江、洞庭湖、湘西山区三种地方菜组成，以长沙菜为代表，口味重酸辣、香鲜、软嫩。名菜有腊味全蒸、红煨翅、冰糖湘莲等。

福建菜起于闽侯，由福州、泉州、厦门等地方菜荟萃而成，以海味为主要原料，长于炒溜煎煨，注重甜酸咸香。

广东菜包括广州、潮州、东江三派，以海味为主，兼取猪羊鸡鸭蛇猴猫，如烤乳猪、脆皮鸡、冬瓜盅、古老肉、竹丝烩王蛇等，清淡生脆爽口，得到“吃在广州”的赞誉。

除八大菜系之外，京、沪、豫、鄂……皆负盛名，清真菜、素菜等也风味诱人。还有十大菜系之说(即八大菜系再加京菜、鄂菜)。据统计，我国各工各菜不下万种，制法40多种，色、香、味、形不断创新，风格各异。

主要旅游城市风味饮食

北京北京烤鸭、涮羊肉、仿膳宫廷菜、谭家菜、炒肝、烧麦、小窝头、萨其马、打卤面

上海五香豆、鸡血汤包、三黄鸡

天津狗不理包子、古八街麻花、锅巴菜、煎饼果子

太原八珍饼干、八珍汤、刀削面

西安牛羊肉、泡馍、炸酱面、泡泡油糕、甑糕、秦镇皮子、樊记腊汁肉、葫芦头

兰州白兰瓜、清汤牛肉面(拉面)、热冬果、泡儿油糕、千层牛肉饼、臊子面、鉴定会米果、八宝蜜食。

乌鲁木齐烤羊肉串、葡萄、哈蜜瓜、烤全羊、抓饭、百鸟朝凤

南京板鸭、虎三鲜

杭州幸福双、猫耳朵、葱包烩儿、虾爆鳝面、西施舌

宁波汤团、咸菜大汤黄鱼

扬州五丁包子、春卷、黄桥烧饼

苏州春卷、鸡血汤、酱鸡、“陆稿荐”酱肉、酱汁肉、樱桃肉、松鼠桂鱼、糕团

无锡肉骨头、无锡第一菜

镇江水晶肴蹄、蟹黄汤包

九江桂花酥糖、九江桂花茶饼

武汉老通城豆皮、热干面、凉面、四季美汤包、瓦罐鸡汤

长沙火宫殿狗肉、油炸臭豆腐、椒盐馓子、姊妹团子

广州食在广州、狗肉煲、烤鹅、沙河粉

南宁肉粽、粉饺、瓦煲饭、田螺

桂林马肉末粉、鸳鸯马蹄、南乳地羊(狗肉)尼姑面、腐乳、辣酱油、珍酱脆皮猪(烤乳猪)

成都夫妻肺片、担担面、陈麻婆豆腐

台湾台南市度上月担子面、鼎边、“棺材板”、基隆甜不辣

全国五大面食山西刀削面、北京打卤面、山东伊府面、河南鱼焙面、四川担担面

酿酒的历史

关于酒的来源，一说始于夏初大禹时代的仪狄，有4000年历史。一说始于周朝的杜康，也有3000年历史了。

朱翼中的《酒经》说，上古造酒，用桑叶包饭的发酵方法制作。那指夏朝初年，仪狄用此方示造酒献给大禹而言的。仪狄系政府官员，他造酒是为了献给大禹，邀功请赏。大禹喝了酒，感到味道甘美，就说：“后代必有为了饮酒而亡国的。”于是下令，断绝造酒。仪狄的谄媚并没有得到封赏，他的发明也仅限于宫内暗中流传。

据《说文解字.巾部》记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秫，一称粘小米，实为粘高粱。传说杜康生于周朝，不做官，是个牧羊人。一天，他把小米粥装进筒里，带去牧羊。竹筒放在一棵树下，离开时忘记带走。过了半个月，他赶着羊回来，又在那棵树下找到了他遗忘的竹筒。打开一看，竹筒里的小米粥已经发酵，变成酒了。村里人喝了，都夸奖这东西好喝。无意中的发明，使他成为地方名人。于是，他不再牧羊，改行酿酒，办杜康酒店来了。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尚难说，但酒在周朝已有酿制乃为不争的事实。周政府没有专门管理酿酒的官员“酒正”。《周礼》还记载了酿酒须注意的六个问题。可见当酿酒技术已相当完备。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发现的酿酒作坊遣址，证明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我国已有很发达的酿酒业。用谷物酿酒，需经过糖化和酒精发酵两个主要过程。我国早就采用制曲酿酒。酒曲中含有大量混杂生长着的霉菌和酵母。分别起着糖精发酵的作用。作这种曲酿酒，可使糖化和酒精发酵继续交叉进行。这叫复式发酵法。19世纪末，欧洲人研究了我国酒曲后，才知道我国这种独特的方法，称它为“淀粉发酵法”。

自古以来，文人学士多爱饮酒，因而给酒起了许多雅名，像“金浆”、“玉醴”、“琬液”、“琼苏”等。酒之真正有个专名而最早见于记载的，大概是南北朝的“乾和酒”。唐宋两代的酿酒业很盛，常以“春”字为酒名。宋明以来，宫中御用的“曲沃匏”、潞州“珍珠红”、岭南的“琼王官酬”，都是名盛当世的美酒。到清代，江南名地所酿的黄酒风行全国。其中，以绍兴鉴湖酒为正宗。

酒从西汉开始由政府专营。史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官卖酒，每升四钱，酒价始此，”这是汉代的酒价。

为何古人的酒量那么大？原来，古代制酒只能用酵母菌自然发酵，酒的度数很低。

绍兴老酒的起源

绍兴老酒是中国名酒之一。它的起源很早，在《水经注》上就有这样一段话：“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康熙二十二年抄本的《会稽县志》上也有记载：“箪醪河在县南，……勾践师行之日，有献箪醪者，投之上流，与士卒共饮，战气百倍。今河中有泉，虽旱未尝涸。”“醪”就是酒。由此，可以推测，绍兴酿酒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开始了。

到了公元6世纪的梁代，绍兴酒就已行销到很远的地方。当时银瓶装的山阴甜酒，就非常出名。梁元帝著的《金楼子》里有一段记载，说他自己小时候读书，就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放在身旁一边读书，一边饮酒。唐代，越酒和蓬莱酒都载入《酒经》。历代以来，绍兴香雪都是重要的“贡品”。1910年沈永和、廉豫萃墨记酿坊所出的“金牌”绍兴善酿酒，还曾分别获得南洋劝业会奖给的奖状、特奖金牌各一。

“葡萄美酒”史考

葡萄酒自古以来即已驰名，因此唐诗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佳句。

据考证，葡萄酒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亚洲西国巴比伦和亚述。中国酿造葡萄酒则在汉在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葡萄之后。但在较长的时期里，葡萄酒都是被视为“珍异之物”的。直到南北朝，葡萄仍为难得之物，有人向北齐皇帝献一盘葡萄，居然得到一百匹绢的重赏。

唐太宗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他破高昌(今吐鲁番)后，得到了葡萄的新品种乳葡萄和用葡萄酿酒的方法，便自己动手酿酒。唐代酿葡萄酒风气甚盛。白居易、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都有吟咏。

宋元之际，葡萄酒逐渐大众化。元代，葡萄酒已是一种重要商品。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里，就谈到了当时开封售卖葡萄酒的情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葡萄酒作了最详细的记载。其中说到：“北人多肥健耐寒，盖依斯《指葡萄乎》？”这样看来，明代葡萄酒已相当普遍了。

茅台酒的来历

名甲天下、誉满全球的茅台酒，是以其产地茅台村命名的。茅台村现为茅台镇，位于贵州省仁怀县西北近三十华里的赤水河畔。三四百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因为到处长满莽莽苍苍的茅草，人们就叫它茅草村，简称茅村。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清政府组织开修河道，舟楫通茅村，茅村成为川盐入黔水陆交接的要冲，日趋繁盛，一度成为有六条大街的集镇，茅草随之消灭，只有寒婆岭下的一个土台上，尚长着茅草，于是人们又改称茅村为茅台村。从清朝末年起，因茅台酒声名日震，人口大增，遂改茅台村为茅台镇，一直沿用至今。

中华名酒谱

酒虽然不是人人必需的饮料，但是好友相会，家人团聚，少不得沽酒欢叙，传杯把盏。但是你知道我国有哪些名酒吗？下面介绍这些年来盛誉始终不衰的十八大名酒，这十八大名酒是在1979年被评为全国名酒的。

贵州茅台酒贵州仁怀县茅台镇茅台酒厂产。大曲酱香型。酒质纯净透明，芳香袭人，回味悠长但无烈性刺激之感，有令人愉快的氨基酸香味，酒度550。此酒誉满天下，有世界第二名酒的美称。

汾酒山西汾阳县杏花村酒厂产。以“清香”型著称。酒液清澈透明，酒味清香纯正，入口爽快，甘冽，饮后余香脉脉。酒度650。

五粮液四川宜宾市五粮酒厂产。酒液纯透明，香气悠长，酒味醇厚，入口柔和、甘美，落喉爽净、舒适，各味谐调。酒度600属浓香型白酒。

剑南春四川绵竹县酒厂产。酒液清澈透明，芳香浓郁，醇厚、清洌、净爽，余香不尽。酒度60。属浓香型白酒。

古井贡酒安徽亳县古井酒厂产。酒液清澈如水晶，香纯如幽兰，倒入杯中如粘液云挂杯，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酒度530。属浓香型白酒。

洋河大曲江苏泗阳县洋河镇洋河酒厂产。酒液清澈透明，入口绵，落口甜，醇香浓郁，回香悠久，余味爽净。酒度550。属浓香型白酒。

董酒贵州遵义市董酒厂产。酒液晶亮透明、敞杯浓香扑鼻，入口香醇、甘美、清爽，饮后打嗝，回味香甜，风格独特，酒度600。

泸州老窖特曲四川泸州市沪曲酒厂产。酒度600，窖香浓郁，饮后尤香，清冽甘爽，回味悠长，是典型浓型白酒。

山西竹叶青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汾酒厂产，此酒优于一般配制酒。色泽是浸泡药料的天然色，金黄微绿，透明晶亮，有汾酒与药料浸液形成的独特香气。饮用时感到香馨、绵软、柔和、丰满、适口。饮后有养血、疏气、化痰、润肝、下火消炎、解毒利尿等功效。酒度450，含糖量10%左右。

金奖白兰地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产。酒度400，色泽金黄透明，芳香浓郁，味醇厚、甘冽、细腻，余绵长。

绍兴加饭酒浙江绍兴酿酒厂产。酒味醇和，酒体丰富，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糖等成分，营养价值较高。除饮用外，还可作引药和烹饪配料。酒度17°，黄酒类。

沉缸酒福建龙岩县酒厂产。具有红曲甜型黄酒的特殊风格。色泽红褐而清亮，酒香浓郁幽香，酒味醇厚爽口，诸味谐调、余味绵长，酒度200，含糖20%。是一种高度和高糖度的甜型黄酒。

烟台红葡萄酒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产。色如红宝石，透明的晶体，香气浓郁，酒味醇厚，甜酸适口，风味独特，酒度160，含糖12%，是一种甜型红葡萄酒。

烟台味美思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产。酒呈棕褐色，透明，香气浓郁，滋味甜，微苦，柔美。酒味药味谐调，温和醇厚，风味独特。酒度180，含糖量12%，是一种甜型葡萄酒加料补酒。

中国红葡萄酒北京东郊葡萄酒厂产。色泽美观，品质纯正，酒香和果味谐调，饮后余香绵长。酒度160含糖量12%，是甜型葡萄酒。

民权白葡萄河南民权葡酒厂产。酒液呈麦秆黄色，果香和酒香谐调，浓郁，味甜、酸，怡爽柔和，酒度120，含糖量12%，是甜型葡萄酒。

沙城白葡萄酒河北沙城酒厂产。颜色微黄带绿，酒质醇和，香美如鲜果，味怡而不滞，爽而不落，醇而不酽。酒度160，是一种不甜的酒。

青岛啤酒山东青岛啤酒厂产。120浓度，350酒度，色淡黄、清澈透明，泡沫洁白，细腻而持久，二氧化碳气足，具有显著的酒花和麦芽清香，酒味醇正，醇厚爽口。

中国白酒类名酒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举行了四届全国评酒会，共评出白酒类国家名酒三十三种(次)：

第一届评出四种：茅台酒(贵州)、沪州特曲(四川)、汾酒(山西)、西凤酒(陕西)。

第二届评出八种：五粮液(四川)、古井贡酒(安徽)、沪州老窖特曲(四川)、全兴大曲(四川)、茅台酒(贵州)、西凤酒(陕西)、汾酒(山西)、董酒(贵州)。

第三届评出八种：茅台酒(贵州)、汾酒(山西)、五粮液(四川)、剑南春(四川)、古井贡(安徽)、洋河大曲(江苏)、董酒(贵州)、沪州老窖特曲(四川)。

第四届评出十三种：茅台酒(贵州)、汾酒(山西)、五粮液(四川)、洋河大曲(江苏)、剑南春(四川)、古井贡酒(安徽)、董酒(贵州)、西凤酒(陕西)、沪州老窖特曲(四川)、全兴大曲(四川)、双沟大曲(江苏)、特制黄鹤楼酒(湖北)、郎酒(四川)。

饮茶溯古

我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国家。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了茶不仅可以治病而且还可以清热解渴，又富于清香味道，是一种很好的饮料。于是，人们开始便大量种植、采制，逐渐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茶”字也随之出现，并成为它的专用名称。

茶从药用过渡为一种饮料，当在西汉时期。三国时期，至少在江南一带，茶的习惯就已形成。魏晋南北朝时，饮茶之风在统治阶级中已成为一种嗜好。茶被用作招待客人，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了。有关茶的一些作品，此时也随之兴起。

唐朝时，饮茶的风气更为普遍。当时的一些城市里，已经有了专门卖茶馆，一些贵族家中设有专门的茶库，反映出唐代茶的消耗量增加，茶的生产和贸易发达。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政府开始征收茶税。茶之有税，从此开始。此时还出现像陆羽《茶经》这样的专著。这是我国茶史上的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陆羽自宋代起，就被人们称为“茶”神。

宋代名茶品种有数十种，反映制茶技术有显著进步。元、明、清诸朝，人们饮茶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并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唐以前饮茶的方法，是先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等，制成茶团或茶饼，饮时捣碎，放上调料煎煮。这种方法很麻烦，且损害了茶叶的清香。元代开始，饮茶方法有了革新，直接用焙干的茶叶煎煮，不加调料，并出现了泡茶。饮用起来很方便。唐代茶首先传到日本。17世纪初我国茶叶输入欧洲。

中国茶道：功夫茶

当今世界，茶叶产量最丰者为中国；饮茶之风最甚者是中国。而且茶叶的原产地也在中国。中国茶移植国外，日本算第一家。中国的茶饮始于殷周，兴于汉唐，盛于宋代。迄今为止，自有其成为茶道的历史背景。茶艺是中国民俗的精英，更是我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的根，自古秉承了继往开来的优良传统。所以今天的茶艺，已从怡情养性的雏形，渐推广为大众化的品饮习俗。既有此悠久的饮茶历史，又有这等雄厚而普及的饮茶基础，中国茶道因而自古就有清淳独到的艺术造诣。现今仍流传我国的广东潮汕、闽南及东南亚一带的“功夫茶”品尝技艺，便是自古流传的中国茶道之一种。

功夫茶系采用功夫泡法泡出的茶叶，有人变称之为宜兴式品茗法。其制作过程自有严格工整的一套方法步骤，但与日本茶道繁缛复杂用于表演仪式的种种清规戒律迥然不同。那么，中国功夫茶操作规程有哪些呢？

客主坐定，通常以本四人为宜。一、主人取来上好的茶叶，主动介绍该品种的特点、风味，依次传递欣赏嗅品一番。二、未放置茶叶之前，先将开水冲入空壶，谓之“温壶”，温壶的水倒进茶船——即茶盘，一种紫砂浅盆。三、装茶。应备有茶匙、漏斗，不宜用手抓茶置放，以免手气、杂味混入，通常将茶叶装至茶壶的2／3，甚至满溢，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四、润茶。沸水冲入壶中，至满，使竹筷刮去壶面茶沫，当即倾于茶船或茶海——一种较大的茶杯。五、冲泡。再冲入开水，但不要沸滚的，这便是第一泡茶。六、浇壶。盖上茶盖浇之开水，使壶内壶外温度一致。七、温杯。利用计时，等候茶水泡好的当儿，用刚才温壶及润茶的茶水，就在茶船中清洗茶杯，——这是一种比酒盅略小的小茶盅(便是茶壶本身也不过一个拳头大小)。八、运壶。在泡好第一泡茶时，提壶沿茶船边沿运行数周，俗称“游山玩水”，为的是不让壶底水滴入茶杯串味。九、倒茶。将温洗好的小茶盅一字排开，依次来回浇注，又称“巡河”，或将壶中茶水先倒入茶海再注入杯中，切忌倒茶时一杯倒满再倒第二杯，免得浓淡不均，这是一般饮者容易犯的错误。十、敬茶。尊老敬幼，互相让，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尤以敬第一杯茶最为重要，受之者必在座“首席”。十一、品茶。这是功夫茶全套步骤中最讲究的一环，从欣赏茶色、茶味、茶香到嗅、啜并举，玩味再三，确如白居易诗云：“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香”。苏东坡也说：“从来佳茗似佳人。”可见个中之味，余味无穷，特别看见那些精于此道，须发皆白的老“茶迷”，三个指头捏一枚田螺般大拇指大小的袖珍小茶盅，腾挪于鼻之间，或嗅或啜随心所欲。且双目微闭，如痴如醉，仿佛打坐的道人，外界万物全然不觉让人不能不惊讶名茗的神奇功效。

此外，泡制功夫茶，茶壶讲究用宜兴的紫砂茶壶；茶杯最好是景德镇产小瓷杯，水须山泉，最差的也要井水，自来水是万万不入流的。用火也有名堂，最好是用橄榄核烧火，次则蔗渣，最次是炭火，蜂窝煤乃大忌。诸位若有兴致，何妨一试？

冷饮小史

盛夏暑热难禁时，屋子里放几块冰，口里含一块冰砖，该多么惬意啊！每当这时，人们往往会发生一个错觉，以为这是在现代才办得到的。其实远在三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做到这一点了。《诗经.七月》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腊月里凿冰冲冲响，正月里来往冰窖里藏。”二之日、三之日指周历的二月、三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二月和一月，此时正是三九寒天，人们在结了厚冰的河水里，凿下大冰块来，贮藏于冰窖里，到了夏天再拿出来用。历代皇宫中都在夏天放置冰块消暑，还吃冰块。据清代《帝京岁时纪胜》和《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年腊月，御河起冰，就开始贮藏，冰窖多建在护城河边，便于夏天运出。冬至三九冰冻得正坚实，于夜间凿之，声音好像打石之声，北京人称为打冰。三九以后，阳气已生，冰虽坚也不能用了。每年夏天，自暑伏日起到立秋日止，各衙门按例将冰赐于文武大臣，按官阶高低分赐，多寡不等。赐冰给文武大臣，始于明朝。藏冰需要大冰窖，一般老百姓是建不起的。所以在古代能在夏天吃到冰、用冰降温恐怕也只有王公贵族富豪阶级才办得到。

又据《周礼.天官》载有所谓“六清”的饮料，其中除了普通的水和各种酒之外，还有醋水、梅浆和用粥调配的“酏”。周代有一种铜鉴，既用作水缸，同时也作冰箱，冰镇各种饮料。唐杜甫诗云：“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比珠。”描写的就是有名的“槐叶冷淘”。至于现在还广泛流行的酸梅汤、绿豆粥、莲子羹，历史也都很悠久。

汽水何时传入我国

汽水已有160余年的历史。远在16世纪，欧洲的地质学家发现矿泉里的水喝起来特别清凉解渴。研究结果，原来这种矿泉水含有二氧化碳。后来，人们逐渐掌握了用低温或高气压使碳酸气溶解在水里的方法。直到1820年德国一药剂师才偶然配制出来与清凉解渴的天然矿泉水一样的饮料——最原始的汽水。

汽水在清同治年间输入我国，谓之“荷兰水”。光绪末年、民国初年，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老德记、正广和、屈臣氏等汽水厂后才开始行销国内。中国人自己办的厂要推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的瑞记公司和宣统元年的上海惠华汽水厂，但是因为竞争不过外资汽水厂，一个个先后倒闭了。解放后，我国的汽水事业发展很快，各个城市都能制造色香味俱全的优质汽水。

有趣的宴席

药宴成都市同仁堂药店，曾为一访华日本代表团摆出一席药宴。冷盘是丁香鸭子、陈皮鸡。正菜有强筋养血的参麦团鱼、杜仲腰花、双花元宝肉等，饮料则为人参枸杞酒、蜂蜜银花露。

饺子宴去天津御膳楼饭庄，能够吃到一席宫廷饺子宴。席间不仅能吃到“百鸟朝凤”、“鸳鸯双栖”等名贵蒸饺，还能品尝那小如黄豆、形似草帽的珍珠饺子。按照宫廷菜谱，端到宴席上的饺子有40种之多。

粽子宴在湘西溆浦县，当地人在农历五月十五日盛行摆粽子宴。诸多粽子，形态各异，有形似枕头的腊肉“枕头粽 ”，牛角形“牛角粽”，还有塔形“宝塔粽”，圆溜的“狗脑粽”等等，使人大饱口福。

活鱼宴去南京玄武湖公园餐厅，能吃到活鱼宴。在主菜“八鲜活鱼”盘中，烹调的香味在热气升腾中四溢扑鼻，鱼头居然鲜活如故直至吃掉鱼背后，历时20分钟，还能看到鱼唇开合，令人叫绝。

荔枝宴去广东莞县，可以品尝到常平酒家独特的荔枝宴。每个菜都用当地特产荔枝烹调，如“佳果烘乳猪”、“荔荷炖大鸭”、“荔圆鱼云羹”、“七彩西瓜盅”，等等。

福寿螺宴上海一家展览馆曾摆过一席福寿螺宴。十四道以螺肉为基本原料的菜肴相继端上餐桌。爆、炒、烹、炸，滋味多样，七彩纷呈。螺肉入口爽脆，食者赞赏。

冰点席沈阳有个冷食宫，在此处能吃到用整套冷食摆出的全桌宴席。在餐桌上能吃到各种冰棍、冰点心以及各种冰镇蜜饯。

清朝“千叟宴”

“千叟宴”是我国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大型的尊老、敬老活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初二，康熙皇帝在乾清宫盛宴满、蒙、汉文武大臣及致任退黑出人员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680人。初五，又宴请汉文武大臣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340人。两次宴会共宴请了1000多位老人。宴席上康熙皇帝和老人们飞觞饮宴；皇子、皇孙侍立观礼，给老人们斟酒。为了纪念这一盛会，康熙皇帝即兴赋诗，并命大臣们也“赋诗记事”，名日“千叟宴诗”。这就是“千叟宴”的来历。

乾隆重五十年(1785年)，适逢清朝庆典，乾隆皇帝又在乾清宫举行一次“千叟宴”，出席宴席的老人达3000人。嘉庆元年正月，在为庆祝“授受大典”而举行的“千叟宴”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亲自给90岁以上的寿星斟酒，并赏给106岁的熊国沛和100岁的邱成龙六品顶戴，90岁以上的老人赏七品顶戴。

北京猿人的厨房

北京郊区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的故乡，在周口店鸽子堂西侧第三层，有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块，长12米，厚5米，横跨在南北两个洞壁之间。在这块巨石上，有两大堆灰烬，其中有烧骨和烧石，还有碎骨片。据考证，这便是人类第一所用火熟食的天然厨房，也是人类第一次能源革命的发祥地之一，距今大约有五六十万年。

古代用水及其文明

古人用水是很讲究的，还有很多讲卫生、讲文明的内容。从3000年前的一些古文字中，可以看出古人用水与文明的表现。如商代甲骨文洒字反写。商人领教尘土的危害，所以在打扫污垢之前，必先洒水，以免尘土飞扬。早晨醒来就要洗脸漱口，古今莫变。又如甲骨文“沫”字，好像一人蓬发垢面，跪在“皿”(洗盆)前洗涤。沫字本义就是洗面。

今人洗手，多用脸盆，但水是被污染的。咱们的祖先，可高明得多。您看甲骨钟鼎文“盥”即可一目了然。盥字像双手(臼)接水，下有盘(皿)形。这种洗手方法两手迎受的始终是净水，所以不会受二次污染。

古代不仅成人如此讲究卫生，就连刚落生的婴儿也不例外。再如甲骨文“孟”字，像子(婴儿)在盆中水洗的情景。后来在周代钟鼎文里，才变成“孟”的形状。

婴儿离开娘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去身上沾着的羊水，所以后来的孟字有“始”的意思。我们虽无法考证商代是否已有游泳运动，但甲骨文确有水字，像人侧卧于流水中，真像今日的“自由泳”，而且从甲骨文“氵子”(音囚)字可以想象，人们可能到河塘湖泊里做“浮行水上”的活动。

在原始社会，人们也要洗脸洗发，梳妆打扮。因没有镜子，就用陶盆盛满清水，用水的反光照面，这就是甲骨文“监”(鉴)字的由来。此字似跪盆前，专心照看。

后来陶盆被铜盆代替，有的变成澡盆。所以甲骨文就像人站于盆中沐浴。《周礼》里记载“宫人”之职，专管天下沐浴。

到了汉代，人们习惯于“五日一洗沐”。五日一沐，不仅有益于健康，而且还要用洗浴来净身修德，即《礼记》上说的“澡身而浴德”。

筷子趣话

在世界各国的餐具中，中国的筷子独具风采，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精华。

远古时，人们吃饭是用手抓的，但在吃热的食物时，因烫手便用木棍来佐肋。这样便不自觉地出使用棍条夹取食物的本领。久之，不自觉到自觉就有了使用筷子的技术。大约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便用树枝、竹子或动物骨角制成筷子来使用。夏商有了经过琢磨的牙筷和玉筷问世，春秋战国，出现了庄重古朴的铜筷和铁筷，汉魏六朝，各种漆筷也生产出来了。稍后，又有了精制名贵的银筷和金筷。近代，美观大方质料各异的筷子就很多了。而在各种筷子中，最珍贵的要数象牙筷、犀角筷、乌木镶金筷和各种玉筷。

古时官宦人家，为了炫耀门第高贵，迎宾盛宴常配以典雅的象牙筷或金筷，借以“亮富”。《史记》上说“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不久，丧母守孝，镶银筷子和象牙筷子均不用，而用白竹筷子，以示孝母。帝王之家常用银筷，目的在于鉴别食物是否有毒。过去民间嫁女，必有筷子为嫁妆之一，取“快生贵子”的意思；人死后，冥器中也少不了筷子，说是亡灵在阴间要用筷吃饭。张良用筷子作形象示意，为刘邦制定翦灭项羽的方略。韩凝礼用筷子预卜唐玄宗平定内战的胜败；刘备故失筷子，以在曹操面前表明自己属无能胆小之辈。唐玄宗曾将筷子赐给宰相宋王景，赞誉他的品格像筷子一样耿直；永福公主在自己的婚姻上不从父皇之命，以折筷表示决心已下，宁折不弯。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筷子诗、筷子谜语、筷子歌舞杂技等。内蒙的筷子舞，草原气息深浓。

古人为何称筷为箸呢？据东汉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里说：“箸者，饭危支也。”“饭危支”即倾侧之意。吃饭持箸，自我倾侧，故称之。因古人十分讲究忌讳，而箸同“住”谐音，住又有停止的意思，故谓不吉利之语。人都希望一帆风顺不住地前行，所以很自然地就反其义而改“箸”(住)为“筷”(快)了。加之这东西大都以竹子制成，因此又在“快”字上冠以“竹”头。

筷子使用轻巧方便，早在1000多年前就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明清以后传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爪哇等地。别小看使用筷子这桩小事，在人类文明史上，也称得上一个值得推崇的科学发明哩！有人曾作专门研究和测定，证明小小筷子使用起来居然可以牵动人体的三十多个关节和几十条肌肉。而这些关节和肌肉中和神经，又和脑神经相通。

所以，用筷子会刺激神经系统，可以使人心灵手巧。

缝衣针史话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发现了1枚长8.2厘米的骨针，这枚针尾部挖有线孔，针锋锐利，距今约18000年，是中国最早的针。到了青铜器时代，商代出现了铜针。长沙发掘西汉墓时，发现了1枚有鼻的钢针。到了铁器时代，铁针代替了铜针。唐宋时制针讲究热处理工艺，能造出纤细、精巧而利的针了。现代由于掌握了冷作拉丝技巧，针的生产速度快、且成本低。

剪刀今昔

剪刀，在我国古代，不仅作为工具使用，还把它作为馈赠的礼品。那时候的剪刀形状和现在不完全相同。到目前为止，在河南洛阳西汉墓中发现2100多年前最古的剪刀，它中间没有轴眼，没有支轴，就是将一根铁条的两端锤成刀状，然后将刀刃弯成“8”字形，支点在剪刀的最后部位。从前这种剪刀又叫交刀。人们使用时是依靠熟铁的弹性，一按一张，有点儿像现在的镊子。后来，剪刀使用有很大发展。相传到了唐朝，太原剪刀极为有名。现在剪刀从形状到质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和改进。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改制成现在这个样子呢？考古学家曾经在洛阳北宋熙宁五年墓中挖掘一些历史文物，其中就有类似现在的剪刀。说明，至少在1000多年前，我国剪刀的形状就有了变化，使用方法也不再是一按一张，而是在刀和把的中间，打上轴眼，装上支轴，将支点移在刀与把间。这样，使用起来省力方便，这是当时科学技术的一个进步。

王麻子剪刀与夹钢刀

木匠用的钢斧，屠夫用的砍刀，裁缝用的裁剪，不宜用纯钢锻成，因为纯钢刀剪用起来“太刚”。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把优质的钢加热锻合在普通的铁或低碳钢基体上，便是所谓“夹钢”。锻炼夹钢是我国的一种古老工艺，相传是王麻子创始的。

王麻子是清代顺治年间人，大号王犟，幼时在北京南城菜市口“长兴铁铺”当学徒，一次王犟和师傅打制出了一批合格的夹钢剪刀，师娘很高兴，宰了只大鸡庆祝，谁知王犟一失手，把剪刀掉进鸡血里，烫得自己满脸都是血泡。但是他把剪刀捞起来一看，剪刀蓝闪闪的，锋刃快极了。此后，他们总结出一套“秘方”：用夹钢打成剪刀后，用动物血淬火，成为上好的剪刀。

王犟脸上脱皮后，成了麻子，他的剪刀却因此出名，被人们称之为“王麻子剪刀”。有诗赞道：“刀店传名本姓王，两边更有万同汪；诸公拭目分明认，虎额三横看莫慌。”

其实，我国夹钢工艺的产生，远比王麻子剪刀要早。近年在江苏丹徒出土了一把铁刀。铁刀上錾刻有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为南宋时期)制的字样。据验证，这是以熟铁作本体，用4%的碳钢锻接刃口部分，它的本体与刃钢部分结合得很好。可见我国夹钢工艺已有相当水平。

夹钢工艺打制的工具，锋利耐磨，坚韧兼备，不崩刃。节约原料，成本低，至今仍是制造家用铁器的一种重要工艺。

熨斗小史

熨衣服的熨斗，在我国汉代就已出现，后来流传愈来愈广泛。晋代的《杜预集》就记载：“药杵臼、澡盘、熨斗，……皆民间之急用。”可见，熨斗已是那时的家庭用具。据《青铜器小辞典》介绍，汉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

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象征北斗的意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斗，象形有柄”；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说，“上像斗形，下像其柄也。斗有柄者，盖北斗”。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锥斗”。锥斗是一种烹调用具，底部有三只脚，斗底没有脚的，就叫熨斗。也有把熨斗叫做“火斗”、“金斗”的。熨衣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待底部热得烫手了再使用，所用叫“火斗”。“金斗”则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制的熨斗，那就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而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1913年，美国人理查德森把电能转换为热能，研制成功了电熨斗。1932年，出现了可以调温的电熨斗。1953年，喷雾蒸气式电熨斗问世。从此，人们用来熨烫衣物的用具，就越来越方便简捷了。

扇子漫话

晋代崔豹《古今注》中说，“舜作五明扇”，“殷高宗有雉尾扇”。不过这种扇是长柄的，由侍者手执，为帝王障风、蔽日之用。长柄扇逐渐发展为仪仗。

作为夏令必备之物的扇子，一般而论不会晚于西汉。

扇子的形状颇多，如圆、长圆、扁圆、团方、梅花、海棠、葵花形等；其扇面用料又可分绢扇、羽扇、罗扇、竹扇、纱扇、绫扇、纸扇等。

羽扇的前身或许是商周时使用的掌扇。汉成帝时，纨扇业已流行。

扇子的写字绘画之风，三国时就已开端，因之也就成了艺术佳品。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如王羲之、苏东坡都有“题扇”、“画扇”的轶事留传于世，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的反映。

扇柄的制作也十分讲究，如玉雕、牙雕、木雕、骨雕、竹根雕、紫檀雕之类。1975年在江苏金坛县发掘了一座南宋墓，墓主姓周名王禹。该墓发现了两把团扇，均长圆形，以细木杆为扇轴，竹篾丝作扇骨，其扇面皆为纸质，已呈褐色。其中一把的扇柄是镂空雕漆转柄。如此完整的宋代团扇的发现，实为我国生活史上的一件珍贵的实物材料。

折扇在北宋已经流行。但是否为我国所创制，尚待考证。折扇出现后，很快得到普及、发展。制作方面，扇骨由原来的5、7、8、10根增至10余根，加以原有的雕镂技术，刻上花纹，更具装饰性，如象牙扇、檀香扇。

折扇现今尚有传世品。明清之际，折扇上书写会画之风盛于一时。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一把扇子，共15骨。扇骨长82厘米，扇面纵59.5厘米，横152厘米。两边的两根大骨上头稍小、方头，下骨稍大、圆底。扇子合起时，恰如一根被劈破为两半的竹竿，一边扣着一半。其露在外面的骨子，皆用湘妃竹皮包镶。扇的两面均为纸木设色人物画。一面画的为柳荫赏花，戴乌纱帽的是主人，手中捧一瓶花的仆人正向主人走去；另一面画的为松下读书图，也有一主一仆，并题有“宣德二年春日武英殿笔”款，还有“英武殿宝”朱文方印(传有清时又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形印)。

明代传世的折扇，还有沈周(1427-1509)作画和吴宽(1435-1504年)书写的推蓬式册页扇面。考古发掘的有江苏省江阴县明代剪纸竹骨折扇，其表面呈素色，在阳光下打开，会显现剪纸“梅鹊报春图”。

清代的扇子也很多，做工亦讲究。

现在，杭州的檀香扇、苏州的绢扇、肇庆的牛骨扇、新会的葵扇等，在传统技法上有所发展，为我国扇中之佳品，饮誉海内外。

古代的防暑降温

远在1700多年前，曹子建在《大暑赋》上提到；“积素冰于幽馆，气飞结而为霜。”证明古人在当时已懂得利用寒冬腊月结冰季节，预先将冰块采集积贮起来，以备来年夏日之用。到了唐时，防暑降温有了进步。那时已发明木制的器具引水上屋，从上而下地向房屋的四周喷淋，借以降温。与此同时，人们还制造了一种用水力推动的风扇。因造价高，只有王府、贵族与宫内才用得起。《唐语林》说，唐玄宗时，曾于宫内建造一座避暑的“凉殿”，该殿除了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外，内部还装有水力风扇。此外，在御史大夫王成的府里，也建有“自雨亭子”一座，他每逢暑日炎天，便躺在亭内消暑解热。另据南宋《武林旧事》记述，皇宫内建筑了一座专供皇上和后妃们消暑的“翠寒堂”。这里浓荫夹道，飞瀑临空，室内置备数十只大盘，盘内堆放冰块，坐在这里，好像凉秋一样。传说，当时有一大学士，从炎热的阳光下，前往翠寒堂叩见皇上，竟冻得浑身发抖。清代乾隆年间，一批能工巧匠在著名的圆明园内，设计装置了一套“水上明瑟”的机械设备，它是用水力来转动轴轮推动风扇叶子，可称是近代电扇的“祖先”了。

古代的冰箱

古代的埃及、希腊和罗马人，早已懂得冰的利用。在我国，用冰的历史更早，《周礼》就提到过“冰鉴”，它用以盛冰、置食物于中，这可能是最早的“冰箱”吧？而现代的电冰箱，是近百年才有的。《吴越春秋》上曾记载：“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厨。”这“冰厨”是夏季供备饮食的处所，称之为“冷宫”亦未尝不可，在旅游途中而有“冷宫”，可以想见，当时冷藏食物可能比较普遍。

明代黄省曾的《鱼经》写道：渔民常将一种鳓鱼(北方称“鱼会鱼”、“白鳞鱼”，南方称“曹白鱼”、“鲞鱼”)“以冰养之”，运到远处，谓之“冰鲜”。这样看来，我国早知利用冷藏来促进生产，防止食品腐败了。

蚊香小史

每逢盛夏，许多家庭都要用蚊香驱蚊。

蚊香是我国古代人民发明的。远在北宋，人们已开始用艾叶来驱蚊了。宋《埤雅》载：“蚊性恶烟，以艾叶熏之则溃。”《古今秘苑》还载有作蚊香的方子，即用浮萍、樟脑、鳖甲、楝树等中草药作成饼，燃烧的烟即可驱蚊。

化学蚊香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事。实践证明，用含有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制成的蚊香，在一段时期内灭蚊虽有奇效，久之，则使蚊子产生抗药性，效率越来越低，且对人畜有毒害作用。现在我国一般都不用化学药物作蚊香原料，而改用除虫菊等中草药。

铜镜小史

现代人以玻璃为镜，而古人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

但是，远古是没有镜的，人们以清澈见底的水来显示自己的容颜。后来人们才以陶盆盛水照影。甲骨文、金文中已有“监，形如人临器皿俯视之状”，即“人监于水”。《说文解字》有：“监，临下也。”

铜镜的铸造时间还是颇早的。《黄帝内传》说：“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玄中记》云：“尹寿作镜，尧臣也。”这自然属于传说，迄今也无实物作凭。不过，商时有镜却是可以肯定的。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五号墓内发现了五面镜背有弓形小钮和简单弦纹的商代后期铜镜。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镜实物。

战国时，铜镜开始流行，其制作特点是形制轻巧，多为圆形，镜钮细小。此期大都无铭字，镜背纹饰分作双层或单层，主题纹样如兽面纹、山字形、花叶纹、龙凤纹等。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背钮为蛙形的战国铜镜，极为罕见珍贵。

西汉时，铜镜制作得到较高发展，汉武帝曾设“尚方官”监管铜镜。此时镜逐渐厚重，圆形仍占优势，钮作半球状或连峰状。纹样有草叶纹、乳丁纹及几何形图案。有的镜背还刻有吉祥语，如“长命富贵”、“长宜子孙”、“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有的还铸上“内清质以昭明”或“见日之光”。有的有透光效应，一般称为：“透光镜”，其外形与一般铜镜相类，但每遇日光或灯照射镜面，与镜面相对的墙上便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像。这种镜曾被一些人称为“魔镜”。不过近来才揭开这一秘密。原来，这种镜在铸造过程中，镜背的花纹凹凸处凝固收缩，出现了铸造应力。镜面便产生了与镜背纹相应而肉眼不易觉察的曲率，从而引起透光效应。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又创造了浮雕纹饰的画像镜。比较著名的有规矩四神纹镜，常刻“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铭；画像镜多以历史或神话故事为题材，如伍子胥、越王、范蠡的故事或传说等，镜钮作柿蒂形或蝙蝠形。

唐朝的铜镜较厚重，镜内锡的成分加多，显得洁白光亮。其形式有圆形、八棱形、菱花形镜，还有带把镜。纹饰有花蝶、葡萄、瑞兽、鸾凤、鹦鹉和人物故事及神话传说、打马球等。还有用金银箔和螺钿嵌成花鸟等，表明制作工艺大有发展。

宋时，菱形镜较多，比如方形委角、亚字形、葵瓣形等，多带把。纹饰以缠枝花草牡丹纹为主。镜上还附有作坊名，如“湖州石念二叔炼铜无比照子”等。但这时制作水平已相对下降。

元、明、清时，除仿制外，各朝虽也作镜，但已走下坡路。如元有双鱼纹镜；明清时代，镜背往往填漆或用漆作画，有的镜上也有铭文，如“月样团圆水样清，开匣当如见故人”。但自清乾隆后，随着玻璃镜子的流行，铜镜也就退出了它的实用历史舞台。

牙刷是中国的发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牙刷的国家。据考证，辽代应历九年(959年)就有了植毛牙刷。到赵匡胤建宋(960年)之后，史书上关于牙刷的记载便多了。周守忠撰写的《养生类纂》一书中就载有：“早起不可用刷牙子(即牙刷)，恐根浮并牙疏易摇，久之患牙痛。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极有所损。”可见当时已从植毛刷发展到马尾刷。由于牙刷制造粗陋，人们对它的作用认识很不够。到了元代，人们才渐渐重视起来。有个叫郭钰的诗人写赞道：“南州牙刷寄来日，去垢涤烦一金值！”

在欧洲，最早的牙刷于1780年问世，用的原料是骨柄鬃毛。1840年之后，欧洲才大量生产牙刷，稍后传到美洲大陆。欧洲人使用牙刷至少比我国晚了700年左右。

口罩起于何时

口罩是我国人民的发明之一。

早在公元1275年元朝时代，来中国的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看到当时中国人使用“口罩”和情形。他在《东方见闻录》中写道，那些伺候皇帝饮食的人，口与鼻子一律都要蒙上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使他们所发出的气息，不致传到皇帝的食物上去。这种“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就是最早的口罩。我国使用口罩至少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国外，口罩的出现和使用是19世纪末叶的事。19世纪中叶，英国虽然已经用碳酸来为手术器械消毒，外科医生也知道穿手术衣、戴手术帽和橡胶手套，但还不知道使用口罩。因此医生手术时，常把自己口鼻腔里的细菌传给病人而引起伤口感染。直到1897年，德国医生莱德奇才意识到，在手术时应当用纱布把自己的口和鼻子蒙起来。此举果然生效，病人伤口感染大大减少。以后，别国纷纷学习莱德奇的方法，这样，口罩才在欧洲医学界推广起来。

古代的眼镜

13世纪末，第一个从欧洲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在1260年就记下了中国的一些老年人配戴眼镜阅读印刷品的事。可见那时眼镜在中国已较普遍了。多数专家认为，眼镜出现于南宋，发明者可是朝狱官史沆。

古时候，中国的眼镜是一个椭圆形的透镜。透镜是用岩石晶体、玫瑰色石英、黄色的玉石和紫晶等制成的。那时，人们把配戴眼镜看作是一种尊严的象征。因为制做镜框的玳瑁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和有代表性的动物，而透镜的材料又是选自各种名贵的宝石，所以，人们想戴眼镜，常常并不是为了增强视力，图的是能走好运和显示尊贵。正因为人们很少注意眼镜的实用性，使眼镜在古代并不很流行。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地区邗江县甘削泉山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荆之墓中清理出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一只小巧的水晶放大镜。这只放大镜，是一片圆形水晶凸镜镶嵌在一个指环形的金圈勺，能将细小的东西放大四五倍。这种起放大作用的凸镜。虽然不能说就等同于眼镜，但眼镜的光学原理与此是有相似之处的。或者可以说这已是眼镜的雏形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眼镜自明代中叶传入我国，被视为珍物，然后才能自造，渐次流行。初名云爱云逮，后才称眼镜。说眼镜完全是舶来品恐非恰当，说是明、清以后渐渐流行则为事实。

手杖趣谈

在我国古代，手杖原是一种礼遇。据《礼记》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这是对服务于朝廷的官吏而言的。《礼记》还载着：“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这里所说的“杖”，指的既是实物，又借用做尊老的代称。老年人理应受到家庭、邻里、社会和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手杖又称“扶老”。我国南方有一种枝干两面对生的竹，宜于做手杖，称做“扶竹”或“扶老竹”。因此，手杖就有了这个雅号“扶老”。晋代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中的“策扶老以流憩”，就是例证。

在历史上，手杖还曾是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开拓对外贸易的商品。据《史记》载，张骞通西域，曾在中亚各国见到了川蜀生产的邛竹杖和蜀布。我国养蚕业又是如何传往西方国家的呢？有一则轶闻说应当归功于手杖。按照东罗马历史学家们的传说，查士丁尼皇帝曾于公元550年或551年，依靠一位修道士将蚕种藏在手杖的隐孔中，带出中国国境，从此以后，养蚕业扩展到了东罗马的领地。

古代的澡堂

洗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商代甲骨文中即有“沐浴”二字出现，考古出土的2600多年前的“虢季子白盘”，就是古代的一种浴器。《礼记·内则》有“外内不共井，不共氵副浴”的记载，“氵副浴”就是浴室(澡堂)。古代澡堂起初是设在王宫、寺庙、馆驿中，以供帝王、僧侣、大臣们沐浴。及至宋代，才出现了营业性质的澡堂。宋人吴曾所写《能改斋漫录》称，“所在浴处必挂壶于门”，“挂壶”就成了澡堂的标记。当时还称澡堂为“香水行”，除供洗浴外，又兼卖汤面之类。明代称澡堂为“混堂”，意即大家混在一起入浴。清代后，澡堂业得以普遍发展。

唐代宫廷温泉浴池

1982年4月，临潼县政府在华清池水源前动工修建“贵妃亭”，处理地基时，发现了古建筑遗迹和汤池，经考证为唐华清宫旧址遗存。

现发掘出的宫殿和汤池，是唐华清宫东区南部遗存，为唐皇帝和妃子游幸时沐浴就寝之所。出土石砌浴池四个：“星晨汤”、“太子汤”、“莲花汤”和“贵妃汤”。

“星晨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8.2米，南北宽约5米，残深80厘米，面积91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为59平方米。池壁大部分破坏无遗，但池底较为完整。“太子汤”位于“星晨汤”北边14米处。池子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77为，残深约1.2米，使用面积为13.58平方米。

“贵妃汤”位于“星晨汤”正北方。浴池近似椭圆。上下分为二层台式，从上向下，第一层台深72厘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9米，用16块券石组成一朵盛开的“海棠花”。浴池第二层台深54厘米，东西长3.1米，南北宽2.1米，用8块券石拼砌成平面为“海棠花”的式样。

“莲花汤”位于“星晨汤”东北方向约30米处。浴池从上向下，分为两层台式。第一层台深80厘米，东西长10.6米，南北宽6米，四壁由6组券石砌成相互对称，布局和谐，并且具有写实色彩的“莲花”形状。第二层台深70厘米，平面呈规整的八边形。池有双进水口，根据进水口上留有榫头，结合史料，可知进水口原装有“莲花”喷水头。池西北角有双出水口。

华清宫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隋唐考古的一项空白。对于研究唐代城市制度、宫殿建筑及其布局规律、离宫苑囿设计制造、浴池造型和等级制度、中国古代沐浴史、中国古代利用地热自然资源史、华清池历史和唐代石刻雕镌技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

古代冬天取暖杂谈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唐代白居易写的一首诗。短短20个字，把冬天飞雪的夜晚，与朋友围炉对酒的情趣表现了出来。

用火取暖，早在原始社会初期就有，周口店的那些灰烬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人们为了可以随意挪动火堆，保存火种，便把火放在烧制的陶器里，这个陶器就叫炉或灶。

古人取暖多用木炭，一般人家都有炭盆。盆是铜或铁制成的，外面再加上一个箱形透气的笼罩，防止失火或掉进他物。

到了唐代，人们又用铜制成手炉或脚炉。手炉呈椭圆形，里边放火炭或尚有余热的灶灰，炉外加罩，可以放在袖子里暖手。脚炉比手炉大，可放在脚下暖足。此外，还有暖足瓶，俗称汤婆子，里边灌上热水，晚上放在被窝里。宋代黄庭坚有首诗说，“千钱买脚婆，夜夜睡天明”，指的就是这种暖具。

现在，我国许多工厂单位和家庭使用烟筒火炉取暖，其历史还不到100年。至于使用流通热水或蒸气的暖气设备，那就更晚了。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烟筒火炉和暖气设备也会落后。

古代家具简况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家具，吃、休息、睡觉全在地上。为了隔潮防凉，就用兽皮、树叶等铺垫，白天坐，夜里卧，外出就把铺垫的兽皮披在身上，当“衣服”。后来发明了席子，就用席子铺垫。我国古代一直保持席地而坐的风俗，到了汉人席子还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家具”。

出现最早的家具还有床。商代甲骨文里就有床的形象。写作“中”。

说明在3000多年前人们已用床了。出土文物中不但有床，而且还有几、案、屏风、小箱等，均雕刻或用漆彩绘着美的花纹图案。这些家具艺术水平很高。

战国时已有专门用于装衣物的和装食具、酒具的箱子。

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实物和东汉画像石、砖及壁画上看，在汉代，一种供坐卧的家具——榻(也是一种床)已很普遍了。榻，四足，比较低矮，有的较小，供一个坐，有的较大，可坐卧。有的榻上两面(后面、左面或右面)，有矮屏风。榻前放案，可以放吃东西。后来，榻上三面置屏风。到了汉代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胡床传入中原。这种床是两木相交叉，床面用绳索连成，可开可合，携带方便，很像后来的交椅，又像今天的马扎，它可能就是椅子的前身。

在没有桌、椅之前，人们席地而坐或坐在矮床上，吃饭、看书写字、休息主要用几、案。几，比较小，几面狭长，下面两端装足。案在那时可起桌子作用。食案有长方形、圆形两种，长方形四足，圆形三足。食案都比较矮，很轻，便于搬动，如同今天的大托盘，放在地席或矮床上用，到南北朝时，案足逐渐增高，由矮曲状逐渐变直。东汉时，我国已出现了桌子，外形和现代方桌基本相同。

从出土的实物和画像石、砖以及壁画上看，到了汉代，除几、案常见外，还有衣架、柜、箱、屏风等家具。有的柜和现在长方形小立柜相似。有的柜门上还有暗锁。汉代装东西还有漆方奁、竹笥等小件家具。竹笥就像现在用竹、柳条编的小箱子。有的出土竹笥装有食物、丝织品、衣物、文具、中草药、香料等。

沂南汉画像石上刻有一种“高足盘”，盘柱下有础，柱及础均饰有花纹，柱顶圆盘有盖，柱中贯一方形板，上放箧、豆、盘、耳杯等，形制特殊。

魏晋以后，随着房屋增高，居住面积加大，家具也相应加高，种类日益繁多。晋代的床已和今天差不多，隋代的凳也和现在基本相同。

到了唐代，桌子增多，出现了椅子。这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和唐代高力士之兄高元王圭墓中壁画可见。

桌椅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改变了席地坐的习惯，也引起了许多生活用具的变化。宋代的家具种类更多，有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曲足盆架、镜台等，在制作上有了不少变化，有些家具上面还有雕刻的饰件。都些都为后来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家具的发展已达到了高峰。家具的优点是选料严格、造型美观、线条利落、雕镶精巧。这时家具不只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且成为工艺品的一个组成部分。

席地.凭桌坐凳

汉代以前，中原地区尚无桌椅板凳，人们往往“席地而坐”。这种坐法约分三类：(1)跪。(2)跏趺坐。即盘腿大坐。(3)箕踞。即两脚向前伸平而坐，身体形状如箕。妇女箕踞是被视为大不恭的。《韩诗外传》说：“孟子妻独坐箕踞，孟子入室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春秋时，人们开始坐在六只足的矮床上，如果要写、吃饭，就放上一张叫做“案”或“几”的矮小桌子。直到汉代，北方少数民族发明了一种可以折叠的“胡床”和一种新的轻便坐具“马扎子”，即两木相交，中穿绳子，可张可合。人坐于其上，垂下双腿。这种坐具和坐法传入中原后，被广泛使用，称为“胡坐”。这便是椅子和凳子的前身了。

在“胡坐”的基础上，人们不断加工改造，于是汉末正式有了桌、椅等。

到了唐代，胡床慢慢演变成交椅，又叫逍遥座。这种交椅的样子是“胡床旋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这就有点类似(此处有图)现在的活动躺椅。到南宋时，吴渊设计了荷花托首，号为“太师样”，这就是后来的“太师椅。”

但一度坐椅凳只是男子的权利，陆游《老学庵笔记》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座椅子、凳子，则人皆笑其无法度。”

南宋以后桌椅的式样又不断改时，更加完善。人们终于由普遍的席地而坐过渡到凭桌坐椅。

明清之时，家具发展进入高潮，这时的桌、椅、凳、床之类日趋多样化。

床的演变

床是现代人普遍使用之物，但原始初民则是过着“地作炕”的生活。新石器时代房屋遣址中，发现了一些略高于地面的、土质较硬的人工土堆，其长度稍比人长或近似，这或许即是当时的“床”(或“炕”)。

商代的甲骨文里，已见到“床”字。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第一张木床的实物，是1958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座楚墓中得到的。同时重见天日的还有几、俎、案等等。这张木床，保存完好。其周边围有栏杆，下安矮足六个。床长2.18米、宽1.39米、高仅仅19厘米。

汉时，床仍较矮。其时，人们看书写字、宴饮小食，则置几案于床上，用时则设，用毕撤。其时床席并用，席更流行。家中来客主要人物坐于床上，余者则席地而坐。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建筑的增高加大，人们在室内活动的空间也扩大，家具亦随之发生变化。床的高度日增，如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所画之床弩和现代的高度相近。这时还有一种四足的高床。

至迟在唐代，桌、椅出现，人们在床上活动的时间渐少。因之床的功能单一化了：专供睡卧之用。

明清之际，床的形式增多，式样趋于复杂。

火炕

火坑是医之起源，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发掘中经常出现的平台、土台实际上是我国北方广大高寒地区火炕的最古原型。不过今为空腹，而当时为实心，“从上烘烤而已”。论起因，无非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摸索出的为驱潮、取暖、疗疾等目的而发明的原始火炕，西安半坡的F6平台的九层红烧土，是因曾经过了9次泥巴抹平修理烘烤所致。先民这一发明创造，惠泽及今。

在东北农村，火炕是极其遍的。它既是寝息的床铺，又是取暖的设施。在朝鲜族与满族人民的家庭生活中，火炕尤其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目前的一些考古发现还证实，在北方发现的不少渤海时期(713—926年)的居住遗址中，大都有火炕一类的取暖设施。

而关于火炕的文字记载，大约最早见于宋朝人的有关著作中，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写过“稳作被炉如卧炕，厚裁棉旋胜披毡”的诗句。此处所记的“炕”，当时是指火炕。南宋人朱弁也作为中原使臣出使过金朝，曾一度被留北方。此间曾写过《炕寝》一诗，其中描写道：“御冬貂裘弊，一炕且踪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飞飞涌玄云，焰焰积红玉。”可见当时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女真族人民，便居住在这种烧着火炕的房屋之内。

帐子

帐子我国商时已有。古代叫帱、帏、帷、幔。按《释名.释床帐》曰：“帐，张也，张施于床上。”

到了汉时，帐子用途广泛了。用于军中的有军帐、帐幕；运用车上和野外的有车帷、青庐。《酉阳杂俎》就记有；“北朝举行婚礼时，用青布在野外搭成幔屋，谓之青庐。”

帐子也有很多种，最小的有帏帐，一般帝王座中所用；最大的有幔城，用帷幕围绕如城。宋之问有《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诗：“寒轻彩仗外，春发幔城中。”有些少数民族搭的帐篷，也是帐子的家族。

帐子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晋时即明令规定锦帐为禁物，甚至连“在官品第二品以上”的官员都不能使用。可是最高统治者用的帐子却极度奢华。如《邺中记》记载石虎的帐子就四时不同：“或衔五色流苏，或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

古代的帐子和现代帐子形状差不多，人们也已知用帐竿承之，帐竿叫幢。《说文》释：“幢，帐挂也。”

斗帐

《释名》：“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斗帐即小帐，是家中专用的坐帐。隋唐以前，床是人们坐卧寝处的多种用的家具，也是室内陈放的主要家具，张设在床上的帐，就具有保暖、避虫、挡风、防尘等多种用途。隋唐以后，随着生活习俗的变化，室内家具中的床只是专供寝臣睡眠的家具，桌、椅的普遍使用，也淘汰了厅堂央室内的坐床，与之相联系的斗帐也就被淘汰了。

警枕

古代有一种用木头制成的圆枕，实际上是一个木球，当人们一睡熟，头很容易从圆枕上滑落下来，因此就警醒了。这种圆枕称为警枕。

警枕起源很早。古代的经书《礼记》中提到一种“疑”的用具，汉代郑玄解释作警枕，可见它在先秦时就有了。有关警枕的记载，古代相当多。东汉未年蔡邕写有《警枕铭》。五代吴越王钱年轻时在军中不敢安寝，用警枕睡觉，并称它为“浙中不睡枕”。北宋的司马光也用警枕睡觉，一惊醒就又读书写作，这已成为古人勤奋学习的佳话。

屏风

屏风是我国历代室内的饰具之一。屏风除了挡风外，还可作建筑物中活动的隔墙。东汉李尤的《屏风铭》日：“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正是指屏风的特征和功用。

屏风有插屏和围屏两类。插屏多是单扇的，围屏则由多扇组成，能随意折叠。制作屏风，或用木板，或以木料为骨蒙上丝织品作为屏面，用石、陶或金属等其他材料做柱基。屏面常以彩绘装饰，或镶嵌不同题材的图画。帝王贵族使用的屏风，用材极其珍贵，如西汉皇室的宫廷里，有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和杂玉龟甲屏风。

“洋火”本姓“华”

火柴，俗称“洋火”。清朝兴盛时期，一些国家曾作为“贡品”传入中国。19世纪40年代，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之后，外商乘机在中国大量出售火柴，“洋火”之名，便不胫而走，流传至今，似乎火柴确实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

其实，早在北周时代，中国就有了火柴，这是经过清朝阮葵生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北宋初年，学者陶谷在他的《清异录》中就有民间用染有硫磺的杉木条引火的记载，这便是今天火柴的雏形。到明代，田汝成著的《西湖游览志余》中，也有“杭州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能硫磺其锐，名日‘发烛’、‘淬儿’”的记载，无论形式和作用，都似今天的火柴。虽然这一创造发明不能普及、流行，然而追根溯源，洋火的祖宗并不姓“洋”，而应当姓“华”。

灯具史话

在电灯发明以前，人们常用的照明灯主要是油灯。

灯具的制作，我国远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精美的程度。到汉、魏时，灯的种类越来越多，但大多数是铜灯、铁灯、陶灯。以后，人们以纱葛或纸为笼，燃烛其中，谓之灯笼。《南史.宋武帝纪》中就有“壁上挂葛灯笼”的记载。这种我国特有的灯笼，是用细竹丝作骨架，半透明油纸为框。唐宋时代灯的制作已达到极盛时期。那时。灯盏已经成为竞相争妍的观赏品。每当元宵灯节，“东风夜放花千树”、“火树银花不夜天”。至于走马灯的发明，至少可以推到1500年前，早在梁代《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并明确提到“灯以火运”。这种灯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顿止。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走马灯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重要发明。

新光源的不断出现，使灯具的发展提到了新水平。19世纪英国化学家戴维用一组电池和两根碳棒制成了人类史上第一盏弧光灯。之后，俄国的布罗契柯夫发明了电烛。但光线太亮刺眼，且成本昂贵。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后来发明用钨丝作灯丝，才使现在的钨丝灯泡很快遍布全世界。20世纪40年代，人们根据萤火虫的发光原理，又研制成功了日光灯。新光源促进了灯具的日新月异。

“文房四宝”

大而言之，纸、笔、墨、砚，号称“文房四宝”；小而言之，宣纸、湖笔、徽墨、端砚也被誉为文房四宝。而后者是前者的优秀代表。

宣纸有1000多年的历史，远在唐代，就被朝廷列为贡品。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料是皖南地区出产的青檀皮。宣纸白度大、拉力强，润墨性好，题诗作画，最为理想。再加上宣纸耐老化，寿命长，有“纸寿千年”之誉。宣纸主要产于安徽泾县。泾县古属宣州辖，宣纸的大名，就由此而来。

湖笔的产地在浙江吴兴县善琏镇。因湖笔誉满中外，素有“毛颖之枝甲天下”之称，善琏一向被誉为“毛笔之都”。善琏产笔，历史悠久。古时候，善琏属湖州府治理，这就成了湖笔名称的来历。湖笔能挥洒自如，经久耐用。其品种有200多种，可分为羊毫、兼毫、紫毫和狼毫四大类。善琏别名“蒙溪”，这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毛笔发明者——秦将蒙恬而取的。

端砚产于广东肇庆东郊的端溪。端砚的制作，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颜色凝重大方，质地湿润细腻，花纹隐约浮沉。它的特点是：出墨快，蘸笔圆，细而不滑，坚而不燥。

徽墨原产于安徽歙州，创制人是唐末的著名墨工——奚超、奚廷王圭父子。宋时，歙州的制墨工艺逐渐扩展到整个徽州地区，徽墨因此得或。一块高级徽墨，拿来研一研，就会清香四溢。原来在墨里，掺有麝香、梅片、冰片等各种名贵中药香料。使用徽墨，不粘不涩，不滞不滑，作书绘画，可适用自如。

古人曾赋予笔墨纸砚以各种别致的代称，沿用至今。

唐代韩愈把文房四宝人格化。他把他的四位友人，以毛颖指笔，陈玄指墨，陶泓指砚，褚先生指纸，作为文房四宝的别名。

笔还称为管城子、毛锥子。笔也称毫，有羊毫、狼毫、兼毫等。用羊毛所制称羊毫，用狼毛制的称狼毫，用羊毛和兔毛配制的称兼毫等。“中书君”作为笔的别名，出自《毛颖传》，“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后来就称笔为“中书君”。

墨除称为陈玄外，还有松滋侯、龙宾、龙香剂等别名，古时制墨，多用松烟，宋人因此戏称墨为松滋侯。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有这样一则故事：唐玄宗御案上有墨。一天，玄宗见墨上有一个小道士如蝇而行，即叱之。小道士呼万岁，并说他是墨精，凡世人有它者，其墨上皆有龙宾，故龙宾就成为墨的代称。玄宗御墨是用油烟入脑麝金薄(即龙香剂)制成的。因此，玄宗御墨亦称为“龙香剂”。

被称为“褚先生”的纸又称麦光。汉书有称纸为赫蹄。古时还有称纸为“滑砥方絮”，比喻纸之平滑洁白，很是别致。

砚多用陶、瓷、石料制成，韩愈称之为陶泓，陶泓作为砚的别名一直流传下来。

粤、滇、鲁的硬木家具

我国传统风格的家具，多用红木、紫檀、楠木、花梨等珍贵木材制作，木质细密坚韧，故称“硬木家具”。

广州硬木家具，历史上称“广式”，与“京式”(北京)、“苏式”(苏州)齐名，清代宫廷家具多出自广州工匠之手。广州家具造型古朴，骨架坚实雕饰繁细，多以半透雕、透雕为主，并多镶大理石。1972年开始，广州家具以配套厅堂家具为主，吸收西式家具的长处，加以创新，先后制作了“九龙床”、“梅花大圆台”、“十头宝莲床”等一大批比较大型的厅堂配备家具。

广州还有螺钿镶嵌家具，材料皎洁如月的白色螺钿，有光耀夺目的五彩螺钿。题材有亭台楼阁、山水风景、花鸟鱼虫、民间故事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云南嵌石硬木家具，所用之木，为云南林区盛产的珍贵硬杂木；所嵌之石，为世界闻名的大理石。大理石中水墨花石和葡萄山石最为名贵，其天然纹理酷似一幅幅水墨画，绝妙之极。还有净白石，又叫“苍山白玉”，细腻如脂，洁白如玉；彩花石，五色俱全，其天然色纹往往可呈现出高山大河、奇峰异洞、林海雪原、春山欲雨、鸟兽翎毛、仙佛灵异等等维妙维肖的画面。

山东潍坊嵌银丝硬木家具，其镶嵌工艺，当时称为金银错。到清道光年间，山东潍坊艺人开始在小件红木器物上镶嵌金银丝；后来在大、中型器物，如茶几、坐墩、花几、屏风、沙发、床等家具以及手杖等用具上嵌银丝图案，疏密有致，纹路清晰，精美典雅，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图案题材多种多样，有文物、人物、花鸟走兽和吉祥图案等约一千多种。

十三、兵法·兵器·兵制

古代兵役制

据史书记载，我国的兵役制度从商、周就开始实行。当时规定，每个部落成员在战争期间都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军队的核心由王家与贵族子弟组成，基干力量是由平民组成的甲士。到战国时已建立了应招经过考选的常备兵制度。

秦汉之际，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征兵制，规定不论贵贱，男子20岁就要在官府登记，从23岁起正式服役，直到56岁止。在适龄期间除每年农闲受驯外，每个一生要服两次兵役，每次一年。

三国时，实行了“世兵制”。“世兵”就是父子世代为兵。这种兵家户籍不属郡县，而由军府管理。

南北朝后期，西魏的宇文泰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的从属关系，带来了大量私人武装，根据他们所带军队的众寡，授予各种不同的爵位。

唐代又有变化，唐初规定，应征充当府兵的人，平日务农，农闲教练，征发时，自备兵器、口粮。唐代中期，府兵制破坏，为了补充兵源，就采取了招募的办法，招募的军队分为“长从宿卫”和“边防健儿”。

宋朝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府兵制，实行了募兵制，从全国各地招募兵源。招募的军队分为皇帝的亲兵、州兵、少数民族兵、地方兵。

元朝实行部落兵制，各部落的15～70岁的男子，须下马牧畜，上马作战，即兵农合一。

明代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兵，平时驻防或屯田，战时出征。清朝实行军政合一的部落“旗兵制”，用八种色旗作标志，又称为“八旗军”。

我国古今兵役制度简介

兵役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之一，它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经济情况、政治制度和军事需要而变化。我国从古到今，曾有过多种不同的兵役制度

中国文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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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兵器·兵制

谈古代的兵役制

据史书记载，我国的兵役制从夏、商就开始实行。当时规定，每个部落成员在战争期间都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军队的核心由王家与贵族子弟组成，基本力量是由平民组成的甲士。到战国时已建立了应招经过考选的常备兵制度。

秦汉之际，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征兵制，规定不论贵贱，男子20岁就要在官府登记，从23岁起正式服役，直到56岁止。在适龄期间除每年农闲受训外，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每次一年。

三国时，实行了“世兵制”。“世兵”就是父子世代为兵。这种兵家户籍不属郡县，而由军府管理。

南北朝后期，西魏的宇文泰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的从属关系，带来了大量私人武装，根据他们所带军队的众寡，授予各种不同的爵位。

唐代又有变化，唐初规定，应征充当府兵的人，平日务农，农闲教练，征发时，自备兵器、口食。唐代中期，府兵制破坏，为了补充兵源，就采取了招募的办法，招募的军队分为“长从宿卫”和“边防健儿”。

宋朝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府兵制，实行了募兵制，从全国各地招募兵源。招募的军队分为皇帝的亲兵、州兵、少数民族兵、地方兵。

元朝实行部落兵制，各部落的15～70岁的男子，须下马牧畜，上马作战，即兵农合一。

明代兵士有军藉，世袭为兵，平时驻防或屯田，战时出征。清朝实行军政合一的部落“旗兵制”，用八种色旗作标志，又称为“八旗军”。

我国古代兵役制度简介

兵役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之一，它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经济情况、政治制度和军事需要而变化。我国从古至今，曾有过多种不同的兵役制度。

民军制：夏、商、周时代，兵役寓于田制之中，有受田权力的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平时耕牧为农，战时出征为兵。西周时规定每家出一人为“正卒”，随时准备出征；其余为“羡卒”，服后备兵役。

征兵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17岁至60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两年。守卫京师一年称“正卒”，守卫边防一年称“戍卒”。西汉初年，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都要向官府登记，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服役，学习骑射，称“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屯田戍边，称“卫士”或“戍卒”。

府兵制：这一制度始于西魏，隋唐逐渐完善。唐代的府兵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男子20岁至60岁受田，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府兵由设置在各地的军府管理，平时散居务农，农隙进行教练，还要轮番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战时奉命出征。战争结束时，“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的社会地位越高，可免除赋役，征战有功者可得勋级，死亡者家属可受抚恤。

募兵制：北宋时，朝廷直接管辖的禁军，从全国各地招募；守卫各州的厢兵，在本州范围内招募；守卫边境地区的蕃兵，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招募；保卫乡土的乡兵，由各地按户籍抽调的壮丁组成。此外，还强迫罪徒当兵。士兵的社会地位低下。

世袭兵役制：早在三国、两晋时就实行过这种制度，把士兵之家列为军户，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服兵役。元代初期，规定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蒙古族男子“尽佥为兵”，后因兵源不足，又规定汉人二十户出一兵，凡当过兵的“壮士及有力之家”都列为军户，世代为兵。明代，各卫所的军士，少数驻防，多数屯田，农时耕种，农隙训练，战时出征。军士之家列为军户，世代服兵役。清代的八旗兵，也采用世袭兵役制。凡16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世代相袭。后又招募汉人当兵，称“绿营兵”。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各自为政，一般都实行募兵制。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曾颁布一个兵役法，规定实行征兵制，但由于政治腐败，征兵制有名无实，大部分地区盛行抓兵。

中外军衔小史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实行军衔制度。各个国家对军衔等级的设置，大都采用西欧军衔体制。即以兵、军士、尉官、校官、将官、元帅为次序的的分等设级的较完善的世界通行军衔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又渐渐分成两大类型：一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类型，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类型。前苏联的军衔设置，以陆军为例，共分六等二十二级。其中兵分为列兵、上等兵；军士分为下士、中士、上士、大士；准尉分为准尉、高级准尉；尉官分为少尉、中尉、上尉、大尉；校官分为少校、中校、上校；高级军官分为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兵种元帅、主帅，苏联元帅、大元帅等七级八衔。美国的军衔等级设置，以陆军为例，共分六等二十五级。其中兵分三级，军士分七级，准尉分四级，尉官和校官各分三级，将官分五级。其余国家因军队规模小，军衔设置也少，有的国家最高军衔为中将，还有的是上校。但也有不同情况，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的军衔等级都设25级，比前苏联的还多。

中国古代从春秋时期就陆续出现了元帅、将军、校尉的称号，这比西方国家早了十几个世纪。也有意见认为这些称号都是“职务”专称，而不是“军衔”称谓。“将军”之名出现于(晋献公十六年)，“元帅”之名出现于晋献公之子晋文公四年，晚37年。“校尉”的出现是近五个世纪后汉代的事情。中国古代军队的武官阶品体制，与西欧军衔体制职能一致，形式不同，各自独立，两者没有承袭关系。1894年，清朝政府决定仿照西欧国家军队编练新军。到1904年建立了新军的阶位、品级体制，从此进入了采用军官衔级新制时期。

军衔称谓的来历及沿革

军衔制度于清朝末年传入中国后，军衔等级的汉语名称几经变更，我们现在使用的将、校、尉、上、中、少的称谓，是1912年8月才固定下来的，这已经是军官军衔在中国的第四代称谓了。

第一代，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另定新军官制事宜》中提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及补官体制摘要章程》正式命名。上等军官称都统，中等军官称参领，下等军官称军校，每等分正、副、协三级，如正都统、副参领、协军校等。

第二代，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在《军士制服令》中颁行。上等官称将校，中等官称领，次等官称尉，每等分大、中、少三级，如中将校、少领、大尉等。

第三代，南京国民政府在1912年1月16日颁布的《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中公布。上等官佐改称将军，中等官佐改称都尉，初等官佐改称军校，每等分大、左、右三级，如大将军、左都尉、右军校等。

第四代，北洋政府1912年8月19日颁布的《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中公布。上等官称将官，中等官称尉官，每等分上、中、少三级。这种称谓一直被沿用下来，只是后来在每一等里面的级数上有所增益。如1935年国民政府将上将分为特等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三级。我军实行军衔制期间，增设了大将、大校和大尉。

此外，30年代国民政府公布《边疆武职人员补官暂行条例》，为蒙古、康藏、新疆等地的武职人员制定了另外一种衔称。一等官称统，二等官称领，三等官称卫，每等分都、副、协三级，如协统、副领、都卫等。

准尉，清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称额外军官，北洋政府改称准尉后一直未变。

军士，自清政府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九日，《陆军人员补官暂行章程》中设上士、中士、下士衔后，除南京临时政府在《军士制服令》中一度改军士为“兵目”外，一直被历届政府所沿用。

兵，清政府于宣统三年二月九日，正式设立正兵、一等兵、二等兵衔。辛亥革命后改正兵为上等兵，其余相因不改。我国实行军衔制早期，设上等兵、列兵两级兵衔。

中国历届政府数次命名的上述军衔汉语称谓，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认为将、校、尉、士等名号，是外来的“国际通用的军衔名称”，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这些军衔的汉语称谓，都是以我国古时的职官名称命名的。如前三次命名的都统、将校、参领、都尉、领、军校等名号，均为我国清代以前的官名。现在使用的元帅、将、校、尉、士等名称，则是我国更为古老的职官称谓。

元帅，渊源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载晋文公的“谋元帅”，唐代设有元帅、副元帅等战时最高统帅，宋代有兵马大元帅，元代有都元帅、元帅。

将军，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将军，战国时始为武官名，汉代将军名号颇多，魏晋南北朝时更繁，隋唐以后历代皆有将军官号。

校，为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统带一校之官称校尉。汉武帝初设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八校尉，为专掌特种军队的将领，其地位略次于将军，后通称将佐为八校。唐代折冲府以300人为团，团有校尉。

尉，春秋时晋国上中下三军皆设尉，秦汉时，太尉、大尉、中尉地位颇高，以后带尉字的官号地位逐渐下降。明清时的卫士和八九品阶官称尉，清代七品官中有正尉、副尉。

士，夏商周三代，天子诸候皆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官，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官职。秦以后间有袭用古制而以上、中、下为官阶者。

我国最早的军事院校

一般认为，我国军事院校的历史，最早始于1043年北宋庆历年间的武学。其实更早。据《资治通鉴》记载，秦王苻坚举兵征前燕、平前凉、灭代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之后，为进一步训练宫中诸将，以夺天下，于公元380年2月办过类似军校的教武堂，教员是晓达阴阳、精通孙吴兵法的专家，学员是身经百战的骁勇战将，而校址则选在位于水陆交通要道的渭城，可见当时苻坚对这所军校是何等重视。

教武堂办起来之后，却遭到了一些文武大臣的反对。秦王的秘书监朱彤面谏苻坚，说：“陛下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四海之内，十得其八，虽江南不服，盖不足言。此时，应该稍缓武事，增修文德。而陛下建立学舍，教人战斗之术，这是不能使国家升平安泰的。况且，诸将都身经百战之多，哪个不懂兵法？现在却让他们受教于文弱书生，这不是强他人之志吗？这件事，实在是无益于实而有损于名，请陛下三思！”苻坚经不住朱彤的诱劝，最后还是下令解散了这所教武堂。

前军·中军·后军

所谓“三军”最早源于春秋后期。当时一些诸候大国，如晋、齐、鲁、楚等国军队都设上中下三军或中左右三军。其中中军地位较高，也更为骁勇善战。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上军、中军、下军又渐渐为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等到了唐宋以后，这已经成为军队的一种固定建制。明朝的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则有更多的描述。不过此时，“三军”的概念较之春秋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主要标志是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前军即军队行军或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中军即由主将亲自统率的部队，也是全军的主力。而后军即军队在行军或作战中担任后方掩护、警戒任务的部队。前军、中军、后军在我们今天的军队建制中已完全消失了。

“将军”的来历

上古之时，管民政的叫司徒，管经济的叫司空，管军事的叫司马。由于军队数量小，天子也只有六军(每军2500人)，诸候最多不超过三军。当时每军的统帅也不叫将军，而叫卿，卿以下叫大夫，大夫以下叫士。

到了春秋时代，诸候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增加兵力，因此，大国诸候常常拥有三军以上的兵力，而编制上他只有三军，只能设三卿。于是就要把扩充军的统帅称作“将军”。意即将领一军的意思。以后军队数量越来越大，将军也就越来越多了。作战时军队由一人统率，因此，在将军中选拔出“大将军”或“上将军”来全盘指挥。

到了汉代，军队数量更多，单设一位大将也管不过来了。于是又出现了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级别。以后，各朝将军的名称虽不尽相同，但将军分别许多级别这一原则却是相同的。

“冠军”。原是军事用语

冠军最初的含义是列于诸军首位。《汉书·黥布传》：“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秦末，楚国义帝封宋义为上将军，号称“卿子冠军”。后来，汉名将霍去病也被封为“冠军候”。意思是他们的英武善斗在诸军之最。大约从汉代起，经魏晋以至南北朝时，冠军成了将军的一种官衔，叫“冠军将军”。唐代设冠军大将军。到了清代，皇帝的銮仪卫及旗手卫的首领，也称“冠军使”，是一种官名。后逐渐把“冠军”一词从武将推广到文士，科举考试中，把名列第一的人称为“冠军”现在，“冠军”一词多用来称比赛第一名。

军机处

清朝初仿明代制度设立内阁，又增设了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在内阁和六部之上。康熙又设立“南书房”，选择有才华的词臣为其起草诏令。雍正时为了提高处理军务的效率和保守军机秘密，设立“军需房”，为其起草缮写旨令，后又改名为“军机处”，军机大臣均为皇室亲臣，朝廷重臣，使军机处成为清王朝最重要的“承旨出政”的枢纽组织。

绿营兵小记

绿营之名缘二，一以绿旗为标志，二以营为建制单位，也叫绿营兵。

绿营兵创始于明代。清军入关，招募汉人和收编汉族地主武装，建立了清朝的绿营兵。

绿营兵有四个兵种：马兵、战兵、守兵、水师。兵额常数60万。驻扎在京师和全国各地。

绿营的各级长官，提督为最高者，下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驻扎京师的绿营总长官是步军统领(也叫九门提督)。

绿营的官兵绝大多数是汉人，但重要官职都规定为满族，这是满洲贵族的民族歧视政策的表现。

北京的绿营兵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五营虽均持绿旗，但为互相区别，则使用不同颜色的旗带：前营红色、后营黑色、左营蓝色、右营白色、中营黄色。可见清代以旗色区别军队组织不只是八旗部队。

北京的绿营负有“巩固京畿，弹压地面，缉捕盗匪，保护商民”之责，实质是欺压穷苦百姓，维持封建秩序。在八旗兵腐败得不能打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绿营兵充当了清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绿营兵使用的武器有长枪、双手刀、弓箭、藤牌等冷武器，也有火枪、火炮等火器，还有联络用的海螺、鼓。

清末，绿营建制逐步裁废，有的改编为警察。

清代的“兵”与“勇”之区别

在阅读有关清代的文章、小说中，我们常看到“兵”和“勇”二字，有人误以为是一回事，其实是两码事。

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和绿营。清朝在入关之前，主要依靠由旗人编组的八旗兵的力量。1644年入关“定鼎中原”后，为了弥补八旗兵员之不足，又建立了由汉族人组成的汉兵。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故称绿营，也称绿旗营，简称营兵。八旗兵大部分用来卫戍北京，小部分驻防全国某些要地；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八旗兵入关后，由于养尊处优，迅速腐化，到康熙初年三藩起事时，八旗已无力镇压，只有依靠绿营了，乾隆末年，绿营也逐渐腐朽，这两种军队虽然有区别，但都是清朝的正规军，其驻防地、兵额、饷银等都有规定，不经过朝廷是不能随便更易的，也就是所谓“经制兵”。

“勇”则不同。“勇”又叫“乡勇”，是由于军事的需要而临时召募的军队，以补八旗、绿营之不足。战事完了即解散，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乡勇始建于1787年，清将福康安去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他的“官兵”屡遭失败，遂采取“以土著破土著”的方法，广募乡勇以厚兵威”，终于镇压了林爽文起义。嘉庆初年时，川、楚白莲教起义，绿营已无力镇压，清廷就广事召募川、陕、楚三省“乡勇”帮助绿营作战，才将白莲起义扑灭。但这“乡勇”仍不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一俟起义被镇压下去，就纷纷解散了。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曾国藩以团练起家，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营哨之制，优给饷银，称为勇营。这时，清廷因八旗、绿营腐败，不得不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也是招募的)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后来的捻军，从此，“勇”代替了“兵”(绿营仍存，但已无多大作用)，成为国家的正规军，即“经制兵”。

军阀·北洋军阀

军阀这是一个至今还很模糊的概念。军阀的定义应该是：军阀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现象。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占有一片固定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在这地盘上可以主宰一切。可以征粮、征租、征兵。军阀产生的基础是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军阀的意识形态也是封建主义。近代军阀和古代军阀区别，根本在于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即它的经济基础已不是封建的而有了逐渐多的资本主义成分；其次，军阀政治上也不单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逐渐成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鹰犬。

甲午战争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并把它扩编为7300人的“新建陆军”，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础。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投靠荣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扩充到万人。义和团运动中，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乘机把山东34个勇营改编成武卫右军先锋队，把山东其他地方旧营改编为新军，袁世凯兵力扩充到两万余人。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在保定建立了“北洋常备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把北洋常备军改为北洋陆军，共六镇有兵力八九万人。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作为军事集团开始形成。

辛亥革命后，袁窃踞大总统。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主要首领先后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各系军阀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1927年直系被国民革命军消灭，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17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灭。

红军名称的正式使用

元末农民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巾军。朱元璋投入起义后，也称红巾军。时皆谓之“红军”，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红军”这一称呼。苏联十月革命后武装力量也称红军。我们这里主要说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红军”称呼的由来。

最早使用红军称号的是广州起义部队。1927年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起义中“组织红军”。12月11日，广州工农起义爆发，起义领导机关发布《红旗号外》，公布宣称组织红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军总参谋徐光英”。此次起义失败后，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师，红军这一称号没有继续使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的意见，提出了在“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的号召。由于未能及时传达，会师后的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明确指出：“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革命(军)的名义。”6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信中，又具体指示四军：“关于你们的部队，你们可以正式改为红军。”从此，红军这一名称正式成为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称号，各地工农革命军也相继改称为红军。

“九 ·一八”回顾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来，他们竟把当时沈阳开往北京的列车时间也故意定在9点18分。用意昭然，中国人民深以为恨。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上，9时整，仪式正式开始，日本代表先行签字，然后美、中代表及其他盟国代表依次签字，整个仪式只用了18分钟，刚好9时18分结束。又一个“九·一八”！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对日本侵略者来说简直是无情的嘲弄。

我军历史上几次精简整编

1941年10月，我党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封锁，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困难，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

1950年全军复员干部战士150万人，这批复员军人为地方的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2年起，我军实行了精简整编，除集体转业的部队外，先后复员干部战士160万。从此，我军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7年，我军为降低国防费用以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裁减员额1/3。

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减少员额100万。这大大加速了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

死难烈士数目统计

据中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的统计：全国有名可查和优抚待遇的烈士有370余万人。另据1945年党的“七大”时的初步统计：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牺牲76万余人，其中有32万余名共产党员，占了将近一半。在刑场上牺牲的烈士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到1932年以前至少有100万以上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抗日战争的几个数字

在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报道中，有些数字提法不一，造成混乱。

现将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查档提供的数字资料，摘抄如下：

1.关于中国战场的战绩：①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八年抗战中，毙伤日军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527422人。毙、伤、俘、降、伪军1186695人。②日军向国民党投降数：1283240人。③伪军向国民党投降数：正规伪军683569人，游杂部队779116人，合计为1462685人。④中国战场八路军歼灭日军数，据日本方面的数字，即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总计达130余万人。

2.我国军民伤亡及财产损失数：中国军民伤亡数，约在2100万以上。军队伤亡总计约380余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损失约320万人，我军伤亡617069人。财产损失约600多亿美元。

3.平型关、台儿庄、百团大战三次歼敌人数：平型关大捷，歼敌精锐部队1000余人；台儿庄大捷，歼敌精锐部队1万余人；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

解放军的命名

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1日下二、三、四、五、六、七等六号命令，在延安《解放日报》第1543号(即1945年8月12日)第一版公布了命令全文，总标题为“延安总部命令各路解放军向辽吉热察绥等省挺进”，这是我军第一次使用解放军的名称。

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为实行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中指出：“蒋介石自顾不暇，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决无办法长久保持他们所占领的解放区城市。”这是我党在报纸上第一次公布“人民解放军”的称号。

“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虽然早在1945年、194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和新华社的报道中出现过，但各部队的番号仍不完全统一。1948年，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于11月1日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即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等。

我国的元帅、大将、上将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共57人：

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泗琪、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诚、杨成武、杨得志、肖华、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阎红彦、黄永胜、董其武、彭绍辉、韩先楚、傅钟、傅秋涛、谢富治、赖传珠。

古代的海军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海军的国家之一。大约在3500多年前，夏朝出兵攻打山东半岛上一个叫斟寻的小国时，据说双方都有武士持戈驾舟迎战。公元前6世纪，我国便有了比较完善的海军组织。伍子胥在太湖里帮吴国训练海军，他把战舰划分为“大翼”、“小翼”、“突冒”、“桥舡”、“楼舡”等许多种类，分担攻坚、驱逐、冲锋等任务。而西方最早出现海军的国家是瑞典，在公元前483年才刚刚建造舰队呢。

我国记载最早的海战发生于公元前485年，当时吴国军队从海路进攻山东半岛的齐国，双方的舰队在黄海相遇，展开激战，结果吴国被齐军打败。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雄厚海军力量的是三国时的孙吴。东吴的水军主力在长江，共有500艘战舰。它活动范围曾北到朝鲜，东至台湾，南抵越南。

隋朝制造了一种叫做“五牙”的大战舰，战舰上安装了6根木桅，每根木桅顶系巨石，下设辘轳，战斗中和敌舰迫近时，可以迅速用辘轳把巨石放下，打坏敌船。若一击不中，可迅速收起再放。若敌舰四面包围，还可以四面同时迫打。

我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战舰上安装火炮的国家。11世纪初，我国战船上开始采用火球、火箭。到12世纪初，南宋的战船上，大部分都安装有火枪、火炮等武器。比欧洲早两个世纪。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

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畴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畴骑”，见之于《韩非子·十过》。以往旧注大多为“畴，等也。言马齐等皆精妙也。”或干脆注为：“畴骑，同一规格的马。”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史记·历书》曰：“家业世相传为畴。”清人钱大昕说：“如氏家业世世相传之解，最为精当……。而凡世相传之业，皆可当畴人之目也。”因此，“畴骑”应释为“世世传习骑术者”。古多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及，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因而成为“世世相传之业”是很自然的。从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一次派“畴骑”二千来看，“畴骑”所指不是单个的骑马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骑兵。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袭

1917年7月1日，臭名昭著的北洋军阀张勋把清朝最末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请出来“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史称“张勋复辟”)。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得知后，立即以“反对复辟，保卫共和”为名，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发布“讨逆”檄文，自任总司令，宣称讨伐张勋。7月7日，段祺瑞的“讨逆军”分东西两路向守卫在丰台地区的张勋“辫子军”的阵地发动进攻。为了配合陆军作战，“讨逆军”的东路军—南苑(在北京南郊)部队首次出动飞机向“辫子军”的阵地投掷炸弹，进行空袭。由于南苑空军缺乏实战经验，投中的目标寥寥无几，空军的杀伤威力大为减弱。虽然如此，飞机投下的炸弹还是把“辫子军”炸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东西两路“讨逆军”在丰台车站胜利会师。紧接着，南苑空军又飞到北京，在故宫乾清宫、中和殿上空投下了3枚一尺多长的小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的空地上，炸死一名轿夫、1条狗；一枚落在乾清宫后边御花园的水池里，炸毁了水池子的一个角；还有一枚落到隆福门的瓦檐上，但没有爆炸。空袭的时间不长，但却把那里的太监、太妃、大臣们吓得魂飞魄散、洋相百出。

娘子军的由来

孙武来到吴国帮助吴王图霸。吴王要试他的兵法，将宫中美女180人交给他训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以吴王两个宠爱的妃子充任队长。两人不听约束，嘻嘻哈哈。孙武下令将两人处斩，另任队长。美女们害怕起来，都认真听从孙武指挥，进行操练，很是整齐，完全符乎规格。这大概也可说是操练娘子军的先声了。当然娘子军的正式出现还在后来。

隋朝末年，李世民推动他的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李渊的三女儿李氏回到陕西户县故乡，散发家产，招募了大批士兵，又联络了当地农民武装，合并了几支零散的起义军，兵力扩充到7万。公元617年，李氏率领着这支队伍和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宣布了隋王朝的末日。李渊称帝后，李氏被封为平阳公主。这以后，李氏所统领的军队号称“娘子军”。

至于以女子为基本成员，又有严密组织的娘子军，则是从太平天国的女军开始的。太平天国的女军是在男女平等的政治纲领指导下成立的，以前、后、左、中、右和数字一至八来编排番号，共40军，每军5200人，总计10万之众。

何谓“武经七书”

我国历史上，由于战争的频繁，给我们遗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军事著作，古代称为“兵法”。

相传我国很古时就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兵法家及军事著作。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军事著作也随之大量出现。最著名的有吴孙子(孙子兵法)、齐孙子(孙膑的兵法)、公孙鞅(卫鞅的兵法)、吴起(吴起的兵法)、庞涓(庞涓的兵法)、儿良(儿良的兵法)、魏公子(信陵君集宾客所著的兵法)及司马穰苴等家的兵法等。到西汉初年，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时，共得182家，经过删取选定35家。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曾收集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编成书目。班固把这些军事家及其著作分成四类：兵权谋家(即讲究计谋综合研究战略战术而能兼采各兵家长处的)、兵形势家(即战略家)、兵阴阳家(即在战争中讲究天候、地理、医药、卜筮的)、兵技巧家(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使用器械的战术战法的)。唐时，有兵书23家(佚名14家、未著录者25家)，60部、369卷(新唐书卷五十九)。宋时，有兵书92家、107部、1074卷(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一，宋中兴志)。但是，在我国丰富的古代军事著作中，有的因年代久远而亡佚，有的经后人增修或篡改，有的是后人所伪托。因而流传至今的有价值的著作并不是太多。

自汉以来，把古代杰出的兵书即当作军事人员学习的“教科书”。到北宋神宗时(熙宁五年)更建立“武学”，以培养统治者需要的军事将领，它是我国较早的军官学校。据宋《郡斋读书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正式颁布《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太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为武学必读之书，号称“武经七书”。这就是武经七书的起源。南宋初年(宋高宗时)，政府曾指定“七书”为选拔将领的考试内容之一。此后虽有人对这七部书在编排的先后秩序上略作了一些变动，但一直沿袭下来，仍称为“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这些军事著作是我国古代兵法的代表作，在世界上也很有声誉。

《孙子兵法》

春秋末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该书有曹操等十一家作注。唐朝杜牧在注中说：“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成此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的西汉墓中，发现《孙子兵法》残简。该书现在的存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十三篇。

《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及以前的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重要规律，历来被称为《兵经》，对后代的军事科学和哲学，都有强大的影响。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

军事辩证法概念的产生过程

反映战争规律和人们对这一规律认识和运用的军事辩证法这个科学概念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至今只有50年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孙子兵法》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战争与其他事物间的关系，充满朴素的辩证法思想。19世纪，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研究战争中的矛盾，著成《战争论》，打破了欧洲军事学术史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沉默，堪称继孙武2000多年后的异军突起。美国当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代序中，论断“卡尔·马克思在现代战略领域里播下了极为重要的哲学种子。”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仍没有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1936年秋，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军事斗争经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军事路线，第一次以《军事辩证法》为题，在当时驻延安的红军大学作了讲演，其基本内容都收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但毛泽东的这篇论著和以后的军事著作中再没有使用“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1940年初，延安“新哲学会”发起人之一的郭化若，在第一届年会作《军事辩证法》专题报告，于1941年初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1949年底以《军事辩证法》为题出版。1960年，苏联出版格鲁季宁《ЛИＡЛＥＫＴИＫＡＢＢＯＥＨＨＯＭЛＥ ЛＥ》，1962年，在我国译为《军事辩证法》(应译作《军事上的辩证法》。1971年，该书经原作者修改扩充为《辩证法和现代军事》出版，尚未把军事辩证法当成特定概念。

由于郭化若、格鲁季宁的工作，以及1960年傅钟长篇文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伟大胜利》的发表，“军事辩证法”概念已为人们所熟悉。现今，它已开始被当作一门独立研究的学科。

“五花八门”考议

事情变化多、花样多，是成语“五花八门”的含义。其实“五花八门”原是古代战术中的阵势：“五花”是五行阵；“八门”，则是八门阵。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五行阵。五行系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即是五行。加之五行又代表红、黄、青、白、黑五种色素，它们混在一起还可变为多种颜色，能够使人眼花缭乱。

八门阵也称八卦阵，这个阵势，原来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八八可变成六十四卦，常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辨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八门阵。后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变成为“八阵图”。

简述八阵法

八阵法是《孙膑兵法》中提出的八种最基本的阵法。其各阵名称是①方阵：用于截断敌人；②圆阵：用于聚结队伍；③疏阵：用于扩大阵地；④数阵：密集队伍不被分割；⑤锥行之阵：如利锥用以突破敌阵；⑥雁行之阵：如雁翼展开用于发挥弩箭的威力；⑦钩形之阵：左右翼弯曲如钩，准备改变队形、迂回包抄；⑧玄襄之阵：多置旌旗，是疑敌之阵。

八阵法经历秦汉传到三国，由于诸葛亮的出色运用，而成为一种著名的阵法。

十大阵图

我国古代不仅有十八般兵器，而且还有十大阵图：一字长蛇阵，二龙汲水阵，三才天地人阵，四门斗底阵，五虎撵羊阵，六子连芳阵，七星斩将阵，八卦金锁阵，九曜星宫阵；十面埋伏阵。另外还有许多阵名，如“天门阵”、“龙门阵”等。

三令五申

成语“三令五申”是一再命令告诫的意思。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句成语，许多人经常用到，但“三令”令的是什么？“五申”申的又是什么？宋代曾公亮撰《武经总要》书中记载了三令五申的具体所指。

原来，古之所谓“三令”：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钺，以宣其刑赏。

所谓“五申”：一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钺。这就是三令与五申的内容，是教育将士应该在战阵中和军事行动中明确的作战守则。

何谓“百战”

常讲的“百战”，确有一百种战法。明朝开国功臣刘基(1311—1357年)，字伯温，号青田先生。曾著《百战奇略》一书。内容是收集从先秦到五代1680年间散见于史籍中的重要军事资料，按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分为百题，分别论述，并以古代战例，加以注释。

所谓“百战”就是计战、谋战、间战、选战、步战、骑战、舟战、车战、信战、教战、众战、寡战、爱战、威战、赏战、罚战、主战、客战、强战、弱战、骄战、交战、形战、势战、昼战、夜战、备战、粮战、导战、知战、斥战、泽战、争战、地战、山战、谷战、攻战、守战、先战、后战、奇战、正战、虚战、实战、轻战、重战、利战、害战、安战、危战、死战、生战、饥战、饱战、劳战、佚战、胜战、败战、进战、退战、挑战、致战、远战、近战、水战、火战、缓战、速战、整战、乱战、分战、合战、怒战、气战、归战、逐战、不战、必战、避战、围战、声战、和战、受战、降战、天战、人战、难战、易战、饵战、离战、疑战、穷战、风战、雪战、养战、书战、变战、畏战、好战、忘战。

“三十六计”释解

第一套胜战计第1计：瞒天过海；第2计：围魏救赵；第3计：借刀杀人；第4计：以逸待劳；第5计：趁火打劫；第6计：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第7计：无中生有；第8计：暗渡陈仓；第9计：隔岸观火；第10计：笑里藏刀；第11计：李代桃僵；第12计：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第13计：打草惊蛇；第14计：借尸还魂；第15计：调虎离山；第16计：欲擒故纵；第17计：抛砖引玉；第18计：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第19计：釜底抽薪；第20计：混水摸鱼；第21计：金蝉脱壳；第22计：关门捉贼；第23计：远交进攻；第24计：假道讨虢。

第五套并战计第25计：偷梁换柱；第26计：指桑骂槐；第27计：假痴不癫；第28计：上屋抽梯；第29计：树上开花；第30计：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第31计：美人计；第32计：空城计；第33计：反间计；第34计：苦肉计；第35计：连环计；第36计：走为上。

这三十六计，前三套为优势之计，后三套为劣势之计。三十六计重点辑录了我国古代的一些用兵要诀，但它只限于计谋的推演施用，不可能触及战争的真正规律。三十六计之说最早于南北朝梁朝时成书的《南齐书》中“檀公三十六计”。约在晚明或清代有人据此撰成《三十六计》一书，撰者不详。近年有此书的译注本出版。

“空城计”考

自从裴松之否定了诸葛亮摆“空城计”的真实性之后，人们对历史上是否发生过空城计的问题多持怀疑态度。其实，裴注的《三国志》内，便有空城计的记载。《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云：“文聘驻守石阳时，孙权尝亲自将万余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系魏国郎中鱼豢所撰，他记载同时代人的事迹，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三国以后，空城计的记述也不绝于史。

刘宋元嘉七年，“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资治通鉴》)。

北齐祖廷为徐州刺史，“至州，会有陈寇，百姓多反，廷不关城门，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断行人，鸡犬不乱鸣吠。贼无所见闻，不测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廷复令大叫，鼓噪聒天；贼大惊，登时走散。”(《三十六计》)

唐玄宗时，吐蕃进攻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诏以张守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督余众完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曰：‘创痍之余，讵可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纵兵击败之。”《新唐书》

北宋真宗时，太尉马知节主持延州防务。“戎人将谋入钞，值上元，令大张灯累夕，虏不测，即皆引去。”(《宋朝事实类菀》)

元末，朱元璋部将邓愈守徽州，苗帅杨完率兵来攻。时徽州新附，守御器备，胡大海方将兵撤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军奄至，邓愈乃激励将士，大开城门以待之，苗军疑不敢入。(《明史纪事本末》)

明代空城计的事例更多：“王仪为山西参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明史》)

马芳一次在马莲堡迎敌，“堡圮，众请塞之，不可。请登台，亦不可。开堡四门，偃旗鼓，寂若无人。比暮，野烧烛天，嚣呼达旦。芳卧，日中不起，敌骑窥者相属，莫测所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曰：彼军多反顾，且走。勒兵追击，大败之。”(《明史》)

张臣为膳房堡守备时，“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臣。臣台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中，取他道以归。”(《明史》)

以上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空城退敌之计。但是，在兵法中作为败战计的空城计，却并不限于守城。《三十六计》中关于空城计的解语是“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就是说势虚者再显示其虚，使敌人难以揣摩；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运用这种策略，显得奇妙莫测。以大胆冒险的行动造成敌人的错觉，从而惊退敌军。这种谋略不但用于两军对垒的守城，而且也用于敌众我寡的守营及遭遇战。这一类战例同样屡见不鲜。

汉代飞将军李广一次以百骑遭遇匈奴数千骑，“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间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史记》)

唐代的明将郭子仪遣张知节率乌崇福、羽林将长孙全绪为前锋与吐蕃军作战。“营韩公堆、击鼓灌山，张旗帜，夜丛火炬以疑贼，于是吐蕃夜溃。”(李贽《藏书》)

元世祖二十四年，铁哥从世祖征乃颜。“至撒儿都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铁哥奏曰：‘昔李广一将耳，尚能以疑退敌，况陛下万乘之威乎。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于是帝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觇伺，惧有伏，遂引去。”(《元史》)

在裴注《三国志》里，有关记载甚多，仅“蜀书”中就可找到几例，如在《赵云传》注中说赵云与曹操在汉中对垒，敌众我寡。”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三国志》)。以上事例说明空城计在历史上。确是多次被应用于战争实践之中。

鼓·金·旗

鼓与金、旗都是古代指挥战争的用具。鼓是用来鼓舞士气，指挥军队前进的讯号。《管子·三官》：“鼓，所以往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擂鼓，指挥士卒奋起向前进军。“赤壁之战”：“雷(擂)鼓大震，北军大坏。”联军击鼓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催兵向前追击，曹兵大败而逃。《左传·庄公十年》(曹贵论战)“一鼓作气”，一鼓，士气振奋，准备进击了。

正因为鸣鼓是指挥进攻，所以可以引申为口诛笔伐。《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鲁国的季康子财富超过周公，孔子的学生求(即冉有，名求，字子有)还投靠季氏帮助他增加赋税，搜括百姓。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年青人可以鸣鼓而攻击他。”

金，也是一种战争中所用的指挥讯号。金，是金属的乐器，就是古代的钟。《吕氏春秋》：“有金鼓，所以一也。”运用金鼓来统一指挥。高诱注：“击金则退，击鼓则进。”鸣金的作用是指挥军队坚守、退却、免战。《管子·三官》：“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

按照古代礼制，凡是军队出征使用钟鼓的叫“伐”，如《武·成公》《书·武成》“武王伐殷。”“赤壁之战”：“近者奉辞伐罪。”以表示讨伐有罪者。钟鼓无声的叫“侵”，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夏，郑人侵许。”是侵略他国他邦。钟鼓声轻的叫“袭”。

军旗，也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讯号。《管子·三官》：“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旗是指挥军队排好阵势，有利作战，不露目标之用的。旗与金鼓配合，使士卒望见后知所进退、行动。《左传·成公二年》：“师之耳目，在我旗鼓，进退从之。”

旗帜上面还有不同装饰。旒，是指旌旗下边悬垂的饰物。旆，是旗端状如燕尾的垂旒。有花纹图案的叫旗。旗上饰以彩色羽毛的叫旌。旌，原是旗杆上头用旄牛尾作的装饰，因而有羽毛装饰的通称为旄。由于军旗上面往往饰以旄，所以“旌旗”就泛指军中的旗帜。

军旗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讯号，善于判断战争形势的将领，可以从旗帜上估计对方的情况。《三国演义·失街亭》蜀兵看到“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队伍，甚是严整”而不敢下山，因为表明对方军势甚盛。而当军队败逃时，军容不整，旗帜也倒下了。《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曹刿“登轼而望之”，看到齐师“旗靡”(军旗倒下了)了才追赶了。

击鼓与鸣金

远在2500年前，已有与行军关联的“金”和“鼓”。在《诗经·小雅·采芑》第三章有“钲人伐鼓”一句，古人行军时有“钲(音征)和“鼓”。《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曹刿论战》载长勺之战中，齐国、鲁国都是击鼓进攻。击鼓除用以鼓舞士兵进攻外，部队驻扎和行军时也通过鼓声发布号令。《文献通考·乐考十一》载：“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出没时挝鼓千槌，三百三十槌为一通；鼓音止，角音动，吹十二首为一叠；三角三鼓而昏明毕。”这里击鼓是报时和警众。“鸣金”就是“鸣钲”，并不是“鸣锣”。在《说文解字》上没有“锣”字。“锣”字出现很晚，是乐器。后世的“鸣锣开道”是指官府仪仗行进时，在前面敲锣使民众回避、让路，与军事无关。《说文解字》上说：“钲，似铃，柄中上下通。”段玉裁的注解中说它像铃，但没有舌，靠柄上下活动，撞击钲中心壳体，发出响声。也就是一种铙铃，或单个的串铃。在《诗》毛传中说：“钲以静之，鼓以动之。”现在用“鼓动”这个成语也是从这里来的。击鼓前进，鸣钲止步。后来陈奂在《诗》毛传疏文上说，这“钲、鼓”主要用在演习作战上。真正在战场上厮杀，用号角、口令，当然比“钲、鼓”更有效了。

古代的号角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是用兽角做成的，故亦称“角”，它是东汉由边地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由于它发声高亢凌厉，在战阵上用于发号施令或振气壮威，如“鸣角收兵”之例。后来，角也用于帝王大臣出行时的仪仗。随着角被广泛使用，制角的材料也就改用了较易获得的竹木、皮革，还有铜角、螺角。角的型号也长短大小有别，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元明以后，竹木、皮革制作的角渐消失，铜角使用最为广泛。到清末，新军创建，“洋式”军号盛行，角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符·节

“符”是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凭证，用金、玉、铜、竹、木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韩非子·孤愤》里提到：“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这里所说的剖符，就是将符剖开，人主与人臣各拿一半，以后政令的行使，以合符为验。如信陵君窃符救赵，即偷符而发晋鄙之军，就是明显的例子。

“节”是臣下受君主的委托或特殊的任命，居官守职的一种凭证和象征。故有“握节以死”之事。“节”最初是竹制成，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节加黄旄。“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令者持之以为信。”

“节”最早见于史书，《左传》有“司马握节以死”的记载。《西汉会要》里记载有“武帝建元三年，东瓯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郡国。’乃遗严助以节反兵会稽。”在《后汉书·李恂传》中记载有“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之事。可见“节”是臣下受君主特殊委托的一种凭证。因此在历史上也曾经有矫节之的事发生。《西汉会要》中，有“少帝令谒者持节劳刘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的事发生。正因如此，苏武出使匈奴19年，“杖汉节牧草，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而独持之，故称为守节。后来封建道德观念用语于妇女“守节”，也是此义的引申。

金牌与文书急递

《说岳全传》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急召岳飞班师。读过小说的人均会留下深刻印象。那么，金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金牌的正式名称是金字牌，交给递送文书的人佩带，其作用在于使人一望而知有紧急命令。金字牌本身并不含有班师意义，主要只是表示催促的紧急。

按照宋朝的规制，金字牌乃由“急脚递”传送。急脚递又是什么呢？原来宋代的邮传制度分为最速、次速、平常三种，最速的日行五百里，其次四百里，再次则三百里。其实，急脚递每日亦只能赶程四百里，所以能收五百里效果，乃有赖于互递。因为宋代于特别指定的驿与驿之间设有邮铺，文书(金字牌)到了，便即由甲铺的铺兵递送乙铺的铺兵，辗转传递，有如长途赛跑的“接力赛”，加强了传递速度，故而急脚递的传递可以日行五百里之遥。

金字牌实际上只是紧急文书的一种标志，它所以“声名大噪”，纯受“秦桧十二金牌召岳飞”此一故事深入民间的影响。其实，古代紧急文书使用的标志并非单独由“金字”包揽，还有黄漆青字牌、黑漆白字牌、黑漆赤字牌等等，其作用与金字牌并无分别。

对于文书急递，历朝均甚为重视，而驿站则向为肩负此一任务的重要角色。宋亡以后，元代的驿站更具特色，驿卒穿特制防雨衣服，插羽毛、佩弓刀，执行传递任务时所骑马匹配有铃子，远远听到铃声，下站就立刻准备“接力”传递。秦桧的十二道金牌，就等于十二封急递文书。

最早的军队通信暗码

从记载上看，最早制定军队秘密通信暗码的是周代初期的著名军事家太公望，即《封神演义》上常说的那位太公姜子牙。他制定了两种通信密码，一种叫阴符，一种叫阴书。

阴符是一种较为简便的秘密通信手段，使用者事先制造一套尺寸不等、形状各异的“阴符”。每只符都代表一定意义，只为通信双方知道。在战争过程中，收符者根据收到阴符的尺寸、形状，即可明白统帅部的意图。阴符共有八种：一、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二、破阵擒将之符，长九寸；三、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四、却敌极远之符，长六寸；五、警众坚守之符，长七寸；六、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七、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八、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后来，在这八种阴符基础上，发展成各种不同用途的虎符、兵符、令箭、金牌、符节，使之能表达更多的内容，这些通信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才被淘汰。

阴书比起阴符来，又进了一步。应用“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的方法。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份完整的军事文书，裁成三份，分写在三枚竹简上。所谓“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通信员分别持这三枚竹简，分别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将三枚竹简合而为一，就能通读文书原意。中途即令其中一人或两人被敌捕获，也不致泄密。

何谓露布

露布是古代军旅上一种专用的文书，有时也写在木板上，所以也叫露版。是为了公布最新形势，以鼓励士气。《封氏闻见记》卷四载：“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是也。”在露版上插羽毛，表示急上加急，有类鸡毛信。到隋已制订了一套宣露布的礼仪。《隋书·礼仪志》载“开皇中，乃召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舞蹈者三，又拜。”

烽火台小史

“骊山烽火戏诸候”是我国民间流行的一段故事。烽火是我国古代打仗时报警的通讯工具，在2700多年以前就开始利用了。燃烧烽火的地点叫“烽火台”，汉代则称“烽燧”或“烟墩”。当一方遭到另一方进攻时，守方如在白天燃烟，这是“燧”；在夜间点火这是“烽”。据说用狼粪烧成的烟又旺又直，可使远处容易发现，所以烽火台也叫狼烟台。我国山东烟台地区，就是因当时东起牟平，西至蓬莱，沿途一带设有许多狼烟台而得名的。“烽火连天”、“狼烟遍地”这类形容战争的成语，也是由烽火台、狼烟台生发出来的。

古时，汉人与匈奴打仗，在西北一带曾修筑了许多烽火台，从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敦煌一直到新疆的罗布泊一带，号称“烽燧万里相望”，现今仍有遗迹可寻。明代打仗，制定了举放烽火同时鸣炮的制度：举1烟鸣一炮，表示来敌人100人左右；举2烟鸣2炮，来敌人500人左右。来敌在1000人以上举3烟鸣3炮；5000人以上举4烟鸣4炮；10000人以上则举5烟鸣5炮。台台如此传递军情。利用烽火台进行联络，不能不说是我国军事通讯上的重大发明。

我国最早使用军鸽的记载

我国历史上西夏和北宋交战中，西夏杰出的军事家赵元昊用军鸽探明宋军所在，击败北宋大将任福，史称“好水川之役”，开创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早使用军鸽的先例。此事在《宋史·夏国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赵元昊率兵向渭州(今甘肃平凉)进军，宋帅韩琦命任福率兵出击，进至距离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东南)五里地。宋军先遣将领桑怿，见道有数个银泥盒，盒中有动跳之声，心疑莫测。当任福率主力部队赶到，打开盒盖，百余只带哨军鸽，自盒中纷纷飞出，盘旋在宋军上空，于是西夏伏兵得知宋军陷于埋伏，四面围攻，宋军大败。

我国最早使用口令的记载

对于口令，《辞海·军事分册》的解释是：“在视度不良的情况下辨别敌我的一种口头暗号，一般以单词或数字表示。”口令在现代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口令在我国就已应用于军队了。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25年，吴国与楚国交战，在一次战斗中，楚军把吴王乘坐的船给缴获了。这对吴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他们就千方百计想夺回这条船。一天夜里，吴军派了3个士兵伪装成楚兵，潜伏到船边，约定以“余皇”为口令。于是，当吴军到来，用这个口令与潜伏的士兵，三呼三对，使夜袭获得成功，将船夺了回来。可见，早在纪元前，我国的战术就很发达了。吴军使用口令，这是军事史上也是应当书上一笔的。

兵器的起源

我国传说最古老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大战，有战争就离不开作战的兵器。但兵器最初却不是为战争而制造的，而是起源于生产工具。

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兵器，有青铜戈、钺、铜矛、刀、镞等。就拿铜弋来说，其形状正是一把镰刀，与石器时代发现的陶镰、骨镰、石镰形状极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加上了长长的木柄，主要用来横击和钩杀。这种青铜戈一直到周、秦、汉初仍然使用。在秦始皇兵马俑近年就出土了大量刻有铭文的秦戈。1972年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殒铁刃铜钺，周秦时代的铜钺亦屡有发现，这种铜钺实质就是古代的大斧。与新石器时代的砍削工具穿孔磨光的石斧十分相像，说明钺是由生产工具斧头发展而来的。过去史书上关于吴钩的记载屡见不鲜，诗人也赞叹不绝地咏吴钩：鲍照“锦带佩吴钩”；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杜甫“含笑看吴钩……。”吴钩如此令人喜爱，但形状一直不明，直到1975年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上第一次发现了两把秦代吴钩，才揭开庐山真面目，原来状如弯刀、双锋两刃，是可挥砍勾削的短兵器，它也是来源于生产工具—弯砍刀。

有些兵器似乎从产生就是为了作战，如弓箭、标枪、长矛、刀剑等，其实也不然，考古证明弓箭在我国已有3万年历史，陕西大荔县沙苑文化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箭镞，当时还处于渔猎文化期，所以这些都是狩猎工具，而不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战斗兵器。

从兵种上看，古代有车兵和骑兵，在安阳殷墟已发现了商代的战车，车兵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汉武帝时才退出征战沙场。车兵首先需要战车和较高的驾御技术，而比车兵简单、灵活的骑兵是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正式形成的一个兵种。为什么车兵早于骑兵呢？因为车作为“引重致远”的运载工具相传从黄帝时就开始了，《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把生产工具及技术直接应用于军事要容易得多。当秦始皇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铜人时，以为民间再无兵器，可是不久，陈胜吴广起义却用生产工具覆灭了秦王朝。

弓箭小史

弓箭，它的历史已经很长，既是盛极一时的新武器，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工具。

最早的发明者是谁，是在什么时间，古书上说法很多：有的说“伏羲作弓矢”，也有的说“黄帝作弓矢”或“羿作弓”等等。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对，弓箭出世的时间，比这些传说人物要早得多。据学者们研究和大量的石镞出土证实，弓箭的出现，按考古学分期，它属于“旧时器时期”。

古代的弓箭很简陋，一根树枝或一根竹子一弯就是弓体，用藤或兽筋作弦。这种半月形的弓，由于弓体已经弯曲到很大程度，发射的力量也就小了。后来人们改为“弓”形，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不上弦时没有多大变化，这就可能储备更多的力量，不上弦时没有多大变化，这就可能储备更多的力量，增大发射威力。这种弓发明时代也很早。从金文、甲骨文的“弓”字来源于返曲弓的形状来说，可见它比文字要古老。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弓弭(装饰于弓体两端)和铜驸(弓体中央的把手)等物来看，也可以肯定返曲弓是3000年以前之物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村旧时器时代后期遗址里发现了打制的石箭头(石镞)，可以想见弓箭的使用时间是多么久远！到了东周时期，弓箭的制造有了更大的提高。很长时间内，弓箭都是兵家、猎户手中的相当重要的武器。

“十八般兵器”

“十八般兵器”之称是从“十八般武艺”一词演化而来。“十八般武艺”始见于南宋华岳编的兵书《翠微北征录》，华岳曾中过武状元。此书编成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他在书中自称“臣闻”，可见“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实际上还要早。可惜宋代的兵书多于兵燹，今传者寥寥无几，“十八般武艺”的原始出处和内涵今天已无从查考。谢肇浙《五杂俎》中对“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作了记述：“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前十七种都是兵器的名称，第十八般名目“白打”，就是“徒手拳术”。

《水浒传》写到的十八样是：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还有谓十八般武艺是指九长九短：九长是枪、戟、棍、钺、叉、钅堂、钩、槊、环；九短是刀、剑、拐、斧、鞭、锏、锤、棒、杵。

青铜剑

剑，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刺杀短兵器。青铜剑是铜锡合金铸成的。一般由“身”和“茎”两部分构成。剑身中线突起称“脊”，“脊”的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剑茎”即剑把，有圆形和扁形两种。茎端称“首”，茎和身之间有的有护手的“格”。剑可以手持或佩带，青铜剑短的10余厘米或20余厘米，长的约70厘米～80厘米，短剑又称匕首。

我国的青铜剑，起源于商末周初之间，到春秋时期逐渐增多，战国最为盛行，以后逐渐被铁剑取代。解放后发掘的著名青铜剑有吴越青铜剑，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

尚方宝剑

“尚方宝剑”，又叫上方宝剑。在传统戏曲中经常会有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的钦差大臣威风凛凛地唱：“本大臣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这说明，持有“尚方宝剑”的人权力很大，要杀谁就杀谁。

“尚方宝剑”就是“尚方”铸造的宝剑。“尚方”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及皇室衣食住行的衙门少府中的一个部门。从汉朝开始就有，在秦时叫小府。

“尚方宝剑”究竟有没有“先斩后奏”之权呢，这是另外一回事。但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皇帝是不大把这样大的权交给别人的。

谈谈古人佩剑之风

剑不仅用于沙场，也是我国古代人雅爱的佩饰武器。在周秦汉唐2000多年间，一直盛行佩剑之风。

西周到春秋，剑主要用于佩带防身。另外，腰间悬剑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剑只有贵族才能佩带，其他人是不许带剑的。秦国在公元前409年允许吏带剑，第二年又放宽禁令，允许老百姓带剑。战国时佩剑之风就更加盛行，像魏国由于国王及丞相好武，所以不论武将文吏入朝奏事都要佩剑，甚至有些文官需要奏事，没有剑必须借一把挂在身上，因此，屈原贬官后流浪中赋《涉江》还歌“带长铗(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冯谖寄食孟尝君门下，有弹铗之歌。这就不难理解了。

战国以后，剑发展变长，秦国剑就更长了，秦始皇曾命采北山之铜，铸两柄长三尺六寸剑，李斯篆铭名“定秦剑”。长了有利于实战，便从剑鞘拔出却不方便，荆轲刺秦王时，秦始皇就因剑长拔不出来几乎丧命。

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舞剑，樊哙持剑闯入……使刘邦转危为安。而韩信又佩剑出人胯下，说明无论是实战防身，还是作为佩饰，剑都是当时人们不可离身的必备之物。

东汉以后，在疆场征战中，用刀已代替了用剑，但是作为佩饰剑仍是必不可少的。《晋书》记载：“汉制，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晋时达官贵人甚至用木剑、玉剑作佩饰。隋唐之时佩剑有金装剑、苍玉剑，只佩、双佩等等级别规定，朝廷上百官走动，剑佩铿锵，“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佩剑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正因佩剑之风盛行，“书剑”成了文人墨客诗赋中不可少的点缀，直到近代诗文中仍不乏咏剑佳句。

匕首小史

匕首，剑属，其头类匕(古指饭勺)，故曰匕首。匕首长七寸至一尺许，两面利刃，锋端尖锐，也名短剑。匕首虽不入十八般武艺之列，但以它便用、易藏的特点，历来为人们所器重，是最轻短兵器之一。

“图穷匕首见”、“专诸刺王僚”即是关于匕首的令人心怵的历史故事。在古今中外，不乏这种以匕首展开“外交”而演出的许多震惊朝野的事件。譬如昔鄢陵君遣使唐睢朝见秦王，辞谢鄢陵封地。秦王听后怒曰：“尔尝闻天子怒乎？一怒而伏尸百万，喋血千里！”唐睢蔑笑对曰：“大王尝闻布衣韦士怒乎？一怒则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说毕他怒按匕首而起。秦王变色曰：“先生请坐，寡人明理矣。”后来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安然无恙。难怪大诗人李白也以匕首为题作诗：“少年学剑术，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

匕首术泼辣凶悍，招式诡谲；它巧妙地将剑术与拳法揉合一体，时而短兵长进，时而拳匕交袭，有神出鬼没之能，使敌防不胜防。技击上匕首运用刺、撩、削、划、捋、切、推、掷等，既迅猛快捷又轻灵巧快，是防身御敌，理想技法，或者是对敌作战的辅助手段(当主兵器失去或短兵相接时)。至今它在公安、保卫、边防中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火炮小史

我国于唐末宋初，人们在石炮的基础上，用火药代替石块发射出去，成了原始的火炮。公元1044年，北宋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火炮火药复杂的配制方法。宋金战争中火炮车军事上广泛地实用，到元代，进一步发展成金属铸成的火铳，即火炮。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火炮，是元代的铜火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地雷之史

我国最早发明地雷。公元1130年，宋军曾使用“火药炮”(即铁壳地雷)给攻打陕州的金军以重大杀伤。比较准确的历史记载和“地雷”这一名词的出现，较早的是明代。《兵略纂闻》上说：“曾铣作地雷，穴地丈余，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于地平，伏火于下，系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落发石飞坠杀，敌惊为神。”

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一书中，也曾介绍了地雷，还绘制了地雷构造的图样和爆炸时的形状。

此外，还有一种叫做“炸炮”的地雷(有生铁与石头两种)。《诸葛武候秘史》上说：“对于敌将出现之道路上，而掘成一坑，连续数十个而埋设之，……覆以土，使敌人不知而踏着发火机。”依此来看，这和我们现在的“连环雷”很相像。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记载看，地雷出现在战场上，早可上溯宋元，至迟不晚于明代中叶。到明末，已有了“地雷炸营”、“炸炮”、“石炸炮”、“无敌地雷炮”等等多种，在使用方法上也有了踏火和拉火之别。在战术区分上，也有了可装药五斗的大雷和“连结数十个”的边环雷，可见，当时军中已普遍使用起来。

把火药装在葫芦里的“葫芦飞雷”，即手榴弹，是我国彝族人民在公元18世纪时在狩猎生产中发明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彝族农民军便把打野兽的兜抛式“葫芦飞雷”，改变成手投式用来打击清军。这种火器，日俄战争时期才开始应用于国外。

古代的火箭

在我国，火箭的历史渊源悠久。早在东汉末年所发生的魏、蜀、吴战争中，就有过使用火箭的记载。诸葛亮(蜀)进攻郝昭(魏)，就曾遭到郝昭部队的火箭反击。这种火箭，结构简单，是在普通箭头上缚上草艾、麻布加灌油脂之类，点火后用弓发射出去。简言之，火箭就是带火的箭。

火药发明之后，火箭的引燃物改为火药了，但它仍然得靠弓的机械作用力才能发射出去。随着实践的发展，火药燃烧向后喷射能产生很大反作用力的事实，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约在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把火药装在圆筒内缚于箭杆上引火后依靠火药燃烧向后喷射的作用而向前推进的火箭，终于出现在战争之中。

到了明代，火箭的制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为增大火箭的发射密度，当时出现了把许多支火箭装在一个筒里，能一齐发射的兵器。例如一次能发射10支的“火弩流星箭”，一次发射20支的“火笼箭”，一次发射32支的“一窝蜂”，以至能一次发射100支的“百虎齐喷箭”等，都具有较大的杀伤作用。戚继光在他所著的《练兵实纪》里说过，在一种大型火箭的头上，装上刀、枪、剑的，即成为飞刀、飞枪、飞剑；凡是带枝丫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放火箭的发射架，能使火箭飞300步远。

可见当时的火箭，其技术原理与现代化火箭雷同。

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出版的《武备志》里，曾记载一种叫做“飞空击贼震天雷炮”的火器，点火后能直飞入城；此外还有像“火龙出水”的水陆两用雏形多极火箭，在进行水战时，离水三四尺点火，它即能在水面上飞行二三里之遥，待到第一级载运前进的火箭燃烧完毕，龙腹内的第二级火箭即飞将出来，焚烧敌人的船只。它与现代的火箭武器，更加相似了。

近代的火箭

当代广泛运用于太空的火箭，最早也是由我国发明的。至清代，火箭的制造已取得了成就。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1894年11月6日)，上海《新闻报》发表一则新闻：九江某制造匠，正当需用军火之时，特出新裁，造成新式火箭一种。因买舟至省，求见中丞，禀呈来意，并言每箭一支，最上者能施放五里之遥。中丞闻之大喜，饬于前月二十八日，至德胜门外空地试验。届期，中丞命驾亲莅，该匠依法燃放，讵远者不及里许之遥。中丞以其言失实，颇滋不悦。未识将来此种火箭，能蒙录用否也？

《新闻报》是近代中国商业界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一年多以后，即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则举世震惊的新闻，可见其新闻敏感是相当强的。这则新闻报道之时，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东锦州城之日(同一天的《新闻报》有《辽东飞电》的要闻，报道了此事)，战事十分吃紧。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九江的这位工匠竟“特出新裁”，造出了“新式火箭”，而且“买舟至省，求见中丞”，精神确实可佳。可那位昏聩的中丞，却“颇滋不悦”，致使这一新生事物遭到扼杀，可悲也夫！

古代兵器发展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我国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冷兵器和火器的发生、发展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解决了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他们将我国古代兵器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冷兵器时代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前者又分为二个小阶段，即青铜时代的兵器和铁器时代的兵器；后者则分为三个小阶段：早期火器、火铳的发明和发展、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这样的划分，就使我国兵器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

我国最早的铜火铳

大约在13世纪时，我国就制造了金属身管的火铳。这是古代用火药发射铁弹丸的管形火器。一开始，它是“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弹丸”，到元代出现了金属铸造的火铳。

我国是世界上铸造火铳最早的国家。现在还保存有几尊世界上最早的铜火铳。有一尊元代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铸造的，长35.5厘米，口径10.5厘米，铳身刻有“至顺三年二月吉日”，“绥边讨寇军”、“第参百号”、“马山”，三行铭文。这样大的火铳，只能通过固定木座和垫木楔，火铳才能在较大范围内命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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