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人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入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同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篆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Sante（e上二声丿）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0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劫，李季达，谢陈常。李秀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疣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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