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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诺贝尔奖的设立，传说是诺贝尔为了赎其发明炸药，以致成为可怕的杀人武器
之罪而拨款成立的，但获颁港贝尔奖者无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是很
自然的，而得奖者也大都认为得奖是一生至高的荣音。尽管经环学奖并非诺贝尔本人所
设，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在1968年出资创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零开始颁发，其间也常有反对的“异声”出现，但诺贝尔经
济学奖仍被世人极度看重，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尊为无上成就。尽管诺贝尔原先希望奖
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但不可可认的是，成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终而
似乎反客为主，世人倒反而较在乎得奖人。
因此，对于有幸获奖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甚至是
无所不能，这在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得奖者身上更是明显。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
很容易理解1974年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在受奖宴席上会这样说：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
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
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
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
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
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
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
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
（A．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
灾祸亦将随之。’”
哈耶克有感而发的这番话应不只是说给得奖者听，也特别告诉普通大众，尤真是新
闻从业者，不要将他们这些得奖者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人。我相信哈耶克也应
在吿诫他自己时刻紧紧守住分寸，以免过度膨胀，毕竟凡人都很难抗拒被捧的诱惑！不
过，正如哈耶克所说，经济事务关系人生，千头万绪难以弄清，一旦提出错误建议而化
为政策施行，危害大矣，而被奉为上宾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具此种条件，他们的话最易被
视为真理。
真正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被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
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
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都叫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
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别人或某一集团，而为那人或那一集团的经济利益
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就可想像到：他们的专
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破。他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
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现。各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
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在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样
的一些物料预先作成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
型来建适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
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
同样地都时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
“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
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
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
行动和本能的反应。但委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
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
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
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于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
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
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
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
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
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
“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闹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
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便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
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
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
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真万一的。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的
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之所以非团队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
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如果用亚当·斯密（A.Smith）的话讲，
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
意味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只是要强调“有形
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三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
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
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
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
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评论说，并不
全部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诺贝尔工程师，
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鼓励思想的原创性
我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当然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个与业领
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将奖颁给
“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给不可，否则会将此奖的价值往下拉，
基至于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当可惜了。话虽如此，获颁诺贝尔经济奖
者当然在其从事的领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会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关于
他们为何会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成长环境有所关联？
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由当事人自我剖析应该比较恰当，也较为真实，
尤其这些被尊为大师级的人物应不可能过于自我吹捧才是。那么，到哪里去戎这种自述
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日理万机，尤其戴上诺贝尔奖桂冠后，身价暴涨，时间也更紧，
连接受聘请发表演说都很困难了，遑论提笔为文写自述这种琐事！由此观之，这本《诺
贝尔之路——十三历经济奖得主的故事》就显现真难得的价值了。
因为这本书是十三位得奖者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演讲词结集，
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看罢各文真有如沐春风、亲
临其境之感。每位演讲者虽然并非都从小就立志走上经济学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机缘的
成分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场世界经济大恐慌，不论是让他们的家境陷入困境，
或由该事件所造成的灾祸之冲击而急于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几位得奖者攻读经济学
的触媒。至于求学过程往往得到良师引导，这些良师主要是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
内在的潜能，培养他们向权威挑战、寻找新的突破，非填鸭式的教导。虽然，这十三位
几乎不同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
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
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说实在的，十三位大学者就同一题目演讲，功力
的高低无疑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也提供读者评比的一大乐事。不过，读罢十三篇自述，
不知读者们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种分类，将这十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归
类？哪几应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哪几位是经济工程师？有没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经济利益
发言人呢？
（本文作者为中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前言
本书包含十三位杰出人物的生平自述，他们之间有下列三项共同点：首先，都是经
济学家；其次，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都到过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亲自讲述个人的生平事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由诺贝尔（Alfred Nobel）本人所设立。1901年，依据他的遗
嘱所设立的奖项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及和平等五种。诺贝尔希望奖励的是特殊
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对重大“发现”
（discovert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给奖。1968年，
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出资创设了一个新的奖项：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
尔经济学奖（Central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of
Alfred Nobel），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一新设的奖项，甚至上是比照原先的诺贝尔
奖给奖标准。按照瑞典中央银行的规定，“此一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经济学上具有杰
出贡献，且其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言的人士”。
至于这一系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自述演讲，是出自本书资深编辑伯烈特
（William Breit）的构想，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曾对美国当代主要经济学家
的生平与思想，投注相当大的心力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以及著述。由于他长期以来对
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之间的关联深感兴趣，因此，很自然地会想到提供一个论
坛，邀请这些杰出的经济家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My Evolution as
anEconomist）为题，用自己的语言以及自认为合宜的方式来发表生平自述。这样的论
坛，至少可以保存一些重大经济研究成果的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特点。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希望为有关科学发现的理论，提供
重要的背景资料。
创见的引发
我们对于一些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侪所接受的过程，可以说知之甚少。
譬如，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内容，有多少是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一些对他们有
影响力的老师及同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所探讨的问题，有多少与个人
的背景及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有关？引导他们发展出创见的最主要力量是什么？简而
言之，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能发现一些引起科学界广泛注意的研究内容？举办这一
系列演讲背后的重要理由，就是希望能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
但是，要邀请哪些人呢？很明显地，在预算及时间两项因素的权衡下，我们能够邀
请的人数受到限制，因此名单的选择基本上必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宣布获奖时系任教
于美国各大学，二是名单应该力求广泛，以充分代表经济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
与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如果有两位以上的共同获奖人，那么只有一位会受到邀请。1983
年，我们开始规划这项活动时，共有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符合第一项条件，但有一位因
为重病不能前来。接着我们按照第二项原则进行了难度甚高的筛选，把人数缩小到八位。
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其中只有一位婉拒了邀约。
本书初版的内容，是1984至1985学年度应邀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者的讲稿汇编。
受到此一专案成功的鼓舞，我请求卡尔加德（Ronald Calgaard）校长让这一系列的演
讲继续办下去。本身也是经济学家的卡尔加德校长很快地答应了，此后，每年10月宣布
年度得奖人时，我们就对这位新产生的美国经济学界的桂冠得主寄出邀请函，请他前来
发表自述个人生平的演讲。
就在第一阶段的系列讲座结束后，连续有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5年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莫迪利亚尼，1986年是乔治梅生大学（Georse Mason
University）的布坎南，而1987年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他们三位都接受了演讲的
邀请，详述迈向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历程。本书1990年的第二版就加入了这三场讲座的内
容。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的经济学家又连续获得诺贝尔奖：1990年的夏普（系共同
获奖）、1991年的科斯、1992年的贝克尔（Gary Becker）、及1993年的诺思（系共同
获奖）。他们四位也都接受了三一大学讲座的邀请。
深入浅出的麦达方式
对大部分桂冠得主而言，这样的邀请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我们并不难理解一个人
不乐意公开畅谈自己在知识发展上的成就与贡献。诚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晓得如
何在虚伪的谦虚与自夸的吹嘘之间掌握分寸，这真是压力重大的事。”除此之外，这些
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技术性，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
然而，我们的演讲是对整个社会开放，内容必须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当然，这样的要
求对其中某些学者是更为困难的。萨缪尔森及阿罗的贡献，绝大部分是在数理经济学的
领域，克莱因、弗里德曼、施蒂格勒、托宾、夏普及诺思则擅长运用统计技术以及计量
经济学（econmetrics）的分析方法，他们一向都使用属于专业领域的符号与技术词汇
（technical vocabulary）来表达自己的论点。
但不管如何，各位读者仍可以发现，每一位主讲人都用了最浅显的方式来说明他们
在经济学的贡献及其重要性。（本书十三篇文章的编排顺利，系按照各主讲人前来三一
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选择。）要把握阿罗“不可能理论”（impossibility theorem）
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莫过于亲自聆听（或是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在谈到计量经
济中的模型建构（modelbuilding）的概念时，还有什么能比克莱因的演讲更清楚呢？
施蒂格勒对其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的精彩解说，让每一位对这项丰富而创
新的理论感兴趣者，都能清楚领略要旨。科斯对厂商理论以及法律与经济学有深远的影
响及贡献，透过他的演讲，让聆听者有更深入的认识。事实上，每位参与演讲的学者，
都达成了清楚阐述这些高难度内容的目标。
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造访，都获得难以言喻的成功。现场听众之多与理解之深，
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与赞扬。有些人甚至长途跋涉，专程来聆听大师的演讲。受邀的经
济学家也都和学生及老师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在小小的接待室里、在餐厅里、在教授
休息区端着咖啡、在家庭晚餐等等场合，学生和教授与这些20世纪最受肯定的经济学家
交换了意见。尽管他们在经济学界备受肯定，却毫无傲慢之气，令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一系列演讲还有一项重要的附带收获，那就是让我们了解，
大部分当代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毕竟还是有其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顾这些演讲的内容，你一定会对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支流众多而感到惊讶。各位
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经常是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交错而过；观点南辕北辙的思想家却
经常是师承相同的老师；在他们学术知识的创新成就上，运气、毅力与努力，都扮演了
相当重要的角色。另外，这些自传性的文章也揭示了作者一些真实的心理层面，也许连
他们本人也未曾意识到，不过感受性敏锐的读者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整体而
言，对美国当代丰富多彩而深刻的经济思想，本书提供了完整的全貌。
很感伤的是，本书中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已过世，他们是1984年为这系列演讲揭开序
幕的刘易斯以及1985年参加讲座的施蒂格勒。他们两位都在1991年去世，谨以本书纪念
他们。
第一章：刘易斯（W．Arthur Lewis）
获奖年度：1979年
演讲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学历：
1937年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士
1940年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8年～1948年 伦敦大学讲师
1948年～1958年曼彻斯特大学（Unversity of 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教
授（Stanley Jevon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年～1963年 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副校长
1963年～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麦迪逊客座教授（James Madiso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重要著作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
《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成长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
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
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
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
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
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
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
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
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
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
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
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
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
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
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
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
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
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
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
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
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
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
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
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
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
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
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
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
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
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
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
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
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
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
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
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
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
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
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
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
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
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
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
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
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
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
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
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
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
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
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一书，这是由我
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
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
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
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
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
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
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
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提
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有波动，假如产出的成
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
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
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
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
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
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
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
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
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
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
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
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
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
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
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
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
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
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
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创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
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
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
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
有人该写本手册——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
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
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
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
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
研究的主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
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
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
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
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
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
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因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
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 Survey 1919年～1939
年），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1939年间世界经济的认知。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
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
展的模型，已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
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匾乏。我曾希望透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
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
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
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
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
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
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
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
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
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
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
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ctural unemployment），并寻求
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即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
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 cycle theory），提
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
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
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
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
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
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
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
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
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
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
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
减少、产能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
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
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
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
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
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
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为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
课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
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
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
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是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
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业生产每成长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
贸易成长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则不
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
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
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
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
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
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
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
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
农产品。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
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我
从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90-1913）这本书。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其中有
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
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
景气循环的历史轨迹
针对大恐慌究竟是否为单一事件的问题，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说法者认为，美
国大概每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大衰退。持肯定说法者则认为，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其严重程度是先前历次衰退所不能比拟的。
几次重大经济衰退的年度分别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这
一系列的衰退继续于1956年与1973年发生）。这一连串的衰退是由顾志耐（Simon
Kuznets）首先研究并加以界定，所以又称为“顾志耐衰退”。其后由于阿布拉摩维兹
（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对此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个循环系源自营建业的长
期循环周期，从景气的谷底开始，铁路建设积极展开，接下来是移民涌入，然后是兴建
住宅。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繁荣后，接下来会有十年的衰退，涵盖所谓的顾志耐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系列的景气循环会相继1956年与1973年出现，实在出人意料，
因为铁路的建造已告终止，同时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国
和其他国家一样，住宅建筑部门的规模都已大到一个程度，足以在整体经济中形成一个
以二十年为周期的景气循环。
二十年的循环就谈到这里。又有一派主张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即在二十五年的
相对创见，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着手撰写《成长与波动》一书的过程中，对此下
过相当的功夫，但却没能在世界工业生产史中发现任何以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农业
生产在1899年倒是面临了一个转折点。1873年～1899年间的农业产出的成长，远高于
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后，一路滑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扬。由于物价上升，使得
1899年之后的实际工资（Real wage）开始下跌。1899年之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快速
增长，部分是因为农工产品之间相对贸易条件的改变。1899年之后的农业产出与价格呈
现了此一改变的趋势，这一点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899年之后，
全球的工业生产是否有较快的成长，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从1973年来，我们又经历了
长期的衰退，使康卓铁夫的学说再现生机，他的论述在欧洲正快速成长。这方面的论争，
仍在持续地加温中。
再回到我个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研究产业结
构；其次，我探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经济史；第三个部分则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
研。我已经谈过前两个部分，现在则要谈谈经济发展的部分。
反对帝国主义
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个人反帝国主义的信念。我还记得七岁那年，家
父曾带我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Marcus Garvey association）的聚会。因此，
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Labour
in the west Indies）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
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
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我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
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
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
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我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
备逐渐放弃。1943年，我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ice）邀请，担任新成立
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我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
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
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
我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我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我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
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
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十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
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
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我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
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当正确，该名
学生后来真的成为部长。
经济发展理论
我之所以要述说这段故事，是要用来阐释我著作中的一个重点。个人一直深信不疑，
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
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我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
样的信条。我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我思
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我前往曼彻斯特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
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
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
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
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我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
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我个人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two－sector model），
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我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
拉·汉蒙德（Johnand Barbara Hammond）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
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
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
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我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
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锡兰（Ceylon，称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一百年。为什么绝大
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落？这是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锡兰，又是怎么回
事？
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
（general equilibriam models）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
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我的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
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
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
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
的场合。但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
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
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了人口大量移动
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
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
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
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
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
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
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
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访
1950年后，我曾访问第三世界许多地方，这和我在1947年与葛莱蒡斯（Gladys
Jacobs）结婚有关。她来自邻近的格林纳达（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
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顾两个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访问就无后顾之忧。至今我们仍相守
在一起。
我出国访问，有时是担任咨询顾问，有时是参加会议，有时则是前往任教。咨询顾
问的角色，已逐渐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为例，如果一位学者在某一学问上专攻十数年
之久，同时对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在造访一个国家并应邀
提供各种意见时，他大概一定会说：“甲国正在实施这项计划，而乙国则正在尝试另一
种作法。”不过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经雇用了为数不少的专业经济学者，而他们
在经济分析技术及政策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可能仍乐于与你一见，但是关于他
们的经济问题，他们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你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四处拜访中的所见所闻，让我获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
入争取高等教育经费不设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埃及与印度的经验，让我对所谓
的吸纳容量（absorptive 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责任感。在我担任
西印度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副校长期间，我就从不向财政部
长多要一分我认为不该要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或论文，都是
从人力资源预算（manpower budgeting）的方法来切入，而不用当时曾经盛极一时而现
在已没落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纳（Ghana），我首次目睹过多移民涌入城市产生的后果，于是开始动笔撰写
这方面的问题。
在牙买加，我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的现象，也撰写
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
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
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
在印度，我碰到了贫瘠地带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根本无法
生产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准的产出。至于我有关发展规划的著作，系以我为加勒比海以及
西非诸国研拟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为基础。
我在许多国家中学到了政治问题在许多层面的困难之处。其中最简单的层面要算管
理的问题，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规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如
何将贪污舞弊情事减到最少，如果这个问题和任人为亲相结合，情况就更严重，可能会
导致指派不称职的管理人员。最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些国家大都不是由同质的人民所
组成，在宗教、语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我所写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 in
WestAfrica）一书，既点出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对策。本书出版之际，曾经遭受
严厉的抨击，不过，现在该书的分析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心力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悲观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
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
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籍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
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我
个人一直是属于乐观派，因为一开始我就认为欧洲人能做的，我们也做得到，这是很自
然的道理；其后看到开发中国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速度，更让我们相信绝大部分
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点，有关经济成长的研究充其量只处在婴儿期。各个国家起落浮
沉不定，我们实在很难预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哪些国家在经济上会有最好的或是最坏
的表现。不只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亦然。经济学在解释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种
种现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是谈到预测未来，则常是沦为意识形态上的论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间，我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体系，包括：
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Nkrumah）博士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
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ck）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练（相
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现察访问），让我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
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目前我已经出版了十本书以及将近八十篇的研究论文。如果
那九年我仍在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应该还可以再多写一本书以及十多篇的论文。
不过当时我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
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次我在巴巴
多斯（Barbados）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我问他为何没有看到我们的
征才广告而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
因为你会忙坏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
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回顾我这一生，可以说像一种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经历过所谓转型期，因此了解转
型前后两端的状况（尽管整个转型可能还没有完成）。我曾经遭遇各种常见的歧视——
投宿遭拒、受到推荐却工作不成、种种失礼的对待等等。然而，有时预期会吃闭门羹，
却发现大门敞开。我早就习于作打破惯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随着过渡期种种新机会的出
现，这种情形是愈来愈少了。身为种族的一个表率，多少会有压力，但是我总是提醒自
己，其他人正在后面一路追随我的脚步，他们是否会吃闭门羹，有一小部分应该和我个
人的表现有关。诚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我从没有想到我要成为经济学家。家母曾教导
我要全力以赴，而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实践的。
第二章 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获奖年度 1980年
演讲日期 198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 1920牙9月14日
学历：
194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1944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经历：
1950年～1954年 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讲师
1954年～1955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资深研究员
1956年～1958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计量经济学高等讲师
1958年～1964年 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0年夏 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1964年～1967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8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Benjamia Franklin
Professor）
1962年～1963年，1982年 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New York）杰出
客座教授
1964年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客座教
授
1966年春 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
1968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福特客座教授（Ford Visiting Professor）
1968年春 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
1970年夏～1974冬 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客
座教授
1974年春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计量经济学教科书》（A Textbook of Econometrics）
《美国计量经济模型，1929-1951》（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1929－1951），与戈德伯格（A.S.Goldberger）合著《布鲁金斯美国计量经济
季摸型》（The Brookings Quarter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与
杜森贝力（J．Dusenberry）、弗洛姆（G．Fromm）及顾（E．Kuh）合著《决策指导之
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 Models as Guidesfor Decision Making）
当我们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或是探索经济思潮何以会有特定走向时，我
认为如果能深入了解当时经济情势与经济思想趋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会有丰硕的收
获。这在总体经济学的范畴最为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学上亦不例外。在此举一个与我个
人发展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为解决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经济大恐慌问题而出现的凯恩
斯学派经济学。凯恩斯对当时的各项问题极感兴趣，也尝试发展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
济理论，但其间经过长期的酝酿。他的学术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
（Treaty of Versailles）的影响，其后还有英国金本位制、战后的通货膨胀、失业等
等问题，最后才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
我们大学在印制介绍手册时，会要求每位教授用几句话来说明自己为何投身到学术
领域中。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是因为身为经济大恐慌时代的年轻人，我渴望了
解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长在那个年代，心里的确充满了苦闷，人们很容易因经济
生活的问题而丧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岁的年轻人，也感觉不到有无穷的机会等待着他
们。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年轻人固然担心核战争的威胁，但也同时感受到，
如果和平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的未来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
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但当时另一项新兴事物，却给我带来了幸运。我的脑海里原本一直浮着一个想法，
就是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我在大学所修的课程，大部分不是数学就是经
济学。我并不是富有原创力的数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数学天才，这点我早由自己曾经参
与的数学竞赛就知道了。不过我深深被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吸引，同时产生了数学可以应
用到经济学上的念头。例如，用数学式来表现需求曲线或收益的预估。当我泡在加利福
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图书馆里时，十分惊讶地看到，各种新兴学科的相关期刊内容十
分深入，探讨问题的复杂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其实，我大学时代的指导教授并不赞同我在攻读经济学时兼修数学，但我依照自己
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莱的最佳资源：一流的经济系、数学系以及数
理统计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但我的学术专业则是发源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的柏克莱，以及其后获得的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了耀
眼的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当年我在柏克莱的图书馆创览时，曾经看过好几本早期的
《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萨缪尔森的文章特别吸引我的目光。当我有
机会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能和萨缪尔森共同研究念头，或许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一开始我在他手下担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极力找机会与他接触，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
面时所传达的见解。
透过数学与政策应用，萨缪尔森成为阐释凯恩斯理论的先锋，而我既和他共事，也
就马上面对两项挑战——其一是要让这种总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二是
要让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后来，这两项挑战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
间也经过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对的过程。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成为经济学普遍使用的入门教科书时，凯
恩斯经济学可以说自此根深蒂固，形成无法扭转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一批批学生中，经
济研究所的课程逐渐转向了数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生学成后的教学或研究，也都是循
此脉络。数理方法的终告确立，首先是在美国，继之则是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
地，不过其中许多基础仍在欧洲建立，而且许多美国数理经济学大师都是外来移民。然
而，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等本土学者使数理经济研究具有美国本土特性，并在美国广受
欢迎。
麻省理工学院的岁月，是我进入经济学专业的起步，而我离开研究所后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任职。当年我24岁，这份
工作好像是又进入另外一个研究所。就像许多科学领域一样，其实我那时就是所谓的博
士后研究员。
计量经济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真可谓人才济济，这种坚强的阵容，恐怕是后
无来者了。在我们这群亲密的工作伙伴里头，先后产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
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之中，又产生
了两位得主。我们合力专注研究单一的课题——为美国经济建构整体的计量经济模型
（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尝试），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
以及各种现有的资料。经过四到五年密集的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散开，
展开了新的学术生命。不过我个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续了这项建立总体模型的努力，而
许多曾经与我共事的才俊，则分别在不同的经济学分枝中一展才能——如库普曼
（Tjalling Koopmans）在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上、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上、
西蒙（Simon）在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统计学上、
马尔夏克（Jacob Marschak）在组织理论上等等。
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面
对战后的规划工作，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
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
梦想。不过我们知道自己作的还不够好。我们所建构的系统是从考列斯委员的成果演化
而成，已成为经济学者标准研究工具组合的一环。这些系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
并没有完全主导政策的形成，它们在经济预测上位居领导角色，但也并非经济预测领域
中独一无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里的科学家，秘密地以编组方式进行比考列斯委员会更重要的研究计划。
由于考列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
因此，我们与那些科学家交往相当频繁。季拉德这位堪称本世界最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
偶尔也会客串业余经济学家的角色。他曾建构总体经济的室内赛局（Parlor games），
来说明如何透过一项货币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气循环，也教导我们许多研究的策略，以及
如何融合政治与科学。还有一位我们常接触的科学家，是传奇人物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会造访芝加哥，因为当
时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行程，必须在芝加哥换车。另外一位对考列斯委员会的成员有
相当深入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者瓦德（Abraham Wald）。
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
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
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
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
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
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
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
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
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
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
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
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
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
与史东（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教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
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
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
（Frisch——译注；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
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
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
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
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
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
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
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
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
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伊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
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
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
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
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计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
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
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
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我到密西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
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
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
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
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
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
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
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
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
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
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
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
致再像1929年～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
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
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西根装设了
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
离开密西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西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
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西根的调查形式进
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
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
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
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
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
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
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西
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
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
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
-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
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
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
第一版的模型作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
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因为他们之前
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
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
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
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
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
究小组（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
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
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
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
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
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
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2）
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
联系；（3）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4）采
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
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
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
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禆
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
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
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
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
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西根开始使用
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
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
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
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取得小笔经费，来建构第一代的华顿模型。后来，我们
在华顿学院成立了一个以数量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的单位，其财源则是来自福特基金会
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这种补助性财源
只是暂时的，到60年代中期就会用完。
与企业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时间，几家大公司分别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的经济研究部门建
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业提出建议，由我们在华顿学院为他们建构
一套模型并提供预测，而他们则以赞助我们计量经济的研究计划作为回馈。
依凡斯（Michael Evans）在196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参与我们与民间合作
的新预测小组。他带来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论文中所发展的另一套模
型。一开始，我们有两套预测数字，一个是来自他的模型，另一个则是来自原来的华顿
模型。不久之后，二者整合为一合并模型，也成为华顿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种。
华顿计量经济预测组（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Unit）不断成长茁壮，
1963年开始时只有五位成员，到1969年已经扩大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机构（完全隶属于
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时卖给一家出版公司，接着在1983年为一家法国的电脑公司
购入。1969年以后，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Inc．）与大通计量经济（Chase
Econometrics）两家公司也开始从事商业的预测工作，一项全新的行业就此诞生。目前，
已经有许多竞争厂商投入这一行，整个产业的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
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
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
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
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
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
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
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
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
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
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
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
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
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
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
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
随机误差（rando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
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
（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
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
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
型所作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
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
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
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
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
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
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
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
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纷
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
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
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
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
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版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
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
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
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
续去了多次。因为这些机缘，我和新开场一（Yoichi Shinkai）共同设计了一套日本经
济模型，并参与了大阪大学的经济模型专案。虽然日后各种日本模型不断推陈出新，使
这些早期模型显得过时，但经过这些对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国从事计量经济模
型研究的经验，使我的兴趣走向了国际模型的建构。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 Pout）的研究员邀请我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开发中国
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我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
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助，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
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负责墨西哥研究的学者戴
里欧（Abel Beltran del 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访蒙特瑞（Monterrey），在
那里获得许多民间企业承诺，支援我们将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并用于经济的预测以及
经济政策与情境发展的分析。我们在华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组成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
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者开始，该组织已经
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一百五十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
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我认为这项成功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以费城为据点所
发展的各项技术，可以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
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
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我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
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资料的缺乏一直是难题所在，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克
服，几乎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
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60年代中叶，我与联合国所属单位
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计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我也同时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
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
所属的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
易、所有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
目标，一直是我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我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
年夏天，我也在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时，我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苏联建构模型——U.S.S.R
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我向苏联经济
学家介绍这个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已更为了解。在接下
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于途，他们的造访，使我们对西方
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动建立国际模型
在分别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的经济体——OECD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
济国家——建构模型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构国际经济体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
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稳定与成长小组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建议透过一项合作方
案来应对逐渐增加的国际性经济问题，而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方
案，是可供参考的设计。如果我们以各国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个部门代表，就可以为世
界经济主要研究单位整合出一套一惯性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开始是希望由
OECD来进行这样的工作。1967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颇为冲动——“景
气循环已经过时了吗？”还好，我们确认景气循环持续存在，但对开始建构模型以利国
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达成共识。不过，这次的会议却让我们建立了一些持
久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助益。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
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
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
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
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
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
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
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
（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
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
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
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
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
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
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
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人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
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
（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
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
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
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1）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
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
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
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2）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
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3）运用超级电脑
（supercom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
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
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
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
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
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
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
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
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
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
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
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
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
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1983年，我们在中
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
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
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努力使整个远东
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作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
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
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
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
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
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
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至于通俗性的写作方面，我仍继续为《洛杉肌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定期
撰写专栏，而在《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法
国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国《曼彻斯特卫
报》曾在1954年原文连图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机时报》也一直维持这样
的关系。但是我对在媒体撰写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过对政治事务的感受相同：
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而且我还是以学术领域
的写作最为自在。
第三章 阿罗（Kenneth J．Arrow）
获奖年度1972年
演讲日期1984年11月5日
出生日期
1921年8月23日
学历
1940年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New York）学士
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
1948年～1949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9年～1950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
1950年～1953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副教授
1953年～1956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1953年～1968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统计学与作业研究教授
1966年秋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3年～1964年，1970年，1973年 剑桥邱吉尔学院研究员
1968年～1974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4年～1979年 哈佛大学柯南特讲座教授（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
1979年～ 斯坦福大学堪内经济学教授（Joan Kenney Professor of
Economics），作业研究教授
1981年～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特约高级研究员
重要著作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僵》（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及卡林（S．Karlin）与史卡夫（H．Scarf）合著。
《公共投资、报酬率写最适财政政策》（Public investment，the Rate of
Return，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与喀西（M．Kurz）合著《风险承担理论论文
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表现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又担心
名不副实，两者之间的分寸实在不易拿捏。在此，我愿意矢志追随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位卓越的真象追求者的训示，这是他在也许是唯一一次表现得过度谦虚时所
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我绝对不能同意将所谓谦虚与其他的美德并列。服膺逻辑思
维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贬抑自己与自我夸大，同样都是背离了真理。”
〔见〈希腊翻译员〉（The Greek Interpreter）〕
回忆的盲点
我们在回顾时，并不能宣称对自己的一生无所不知。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积累，
我都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曾经影响过我的所有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各位
就可以发现，我目前仍然无法重建自己的思想与兴趣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当重新
阅读以前所写的学术论文时，我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多少有一些错误。其实，参与
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讲者，都被要求担任他们自己的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然而，就像所
有的历史学者或是传记作家一样，他们偶尔也会犯错。如果这些回忆能够和文献记录相
互印证，就应该值得信赖。否则，诸如主讲者个人单独与闻之事，只能视为不尽完美可
信的证据。
我一直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年也教授这门课程。我经常面对的一个
问题是，在新观念的发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
会认为，经济学家的个人成长历史与阶级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实际的状况并非如
此。以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相当成功的生意人，
或许说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机客更为恰当；小弥尔（John Stuart Mill）则从小就被严父
培养为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经济理论却非常近似。无可
讳言的，教育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影响程度愈来愈深远，
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和其他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一样，早已成为一项专业的学问。再者，
个人的才智与兴趣，也可能影响经济学的专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似乎没
有证据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人格特质，会在他所引介的新观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来只对个人的出生背景作简要的介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皆是外国移
民，在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双亲来自贫穷的家庭，而母亲的家庭
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平的商人。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家母是高中毕业，家父则是大专毕
业。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
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
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我在年幼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资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
加以系统化。举历史为例，在我的想法里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难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
事，我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我高中与
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我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由统计学入手
整体来说，我在小学及中学表现优秀。到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我仅能选择纽约
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该校自1847年以来，就受纽约市政府补助而不收学
杂费。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
素质相当高。在师资方面，一般来说都能胜任其职，有些更是相当杰出。老师们均以育
英才作为职责，我从中获益颇多。因为担心失业，我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
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毕竟我有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较抽象
的科目，对就业的助益不大。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
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透过文献附注中提及的资料来源，使我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
数理统计学为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1940年我大学毕
业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
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磷角。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
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特林的正式职位是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
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
所在。
当时，霍特林乃至整个经济系都曾给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特林以外，
并没有人对经济理论投入多大的关注，这一点倒是满令人讶异。当时，经济系把重点摆
在实证面与制度面的分析，而系里的支持就表现在最具体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
额的奖助学金。在这种背景下，我学习经济理论的方法，也和学习其他很多学间相同，
是透过阅读而来的。就我个人的状况，我相信自修远比上课听讲有效。在经济学的领域
使用数学作为工具虽然说由来已久，但当时仍只局限于少数的一批人。透过精挑细选的
阅读，我能选择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的确选得很好呢！
我虽然成绩优秀，但自感原创力不足。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发生在选择博
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一篇博士论文受到认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不过当时我在意的，
是符合老师的期望，同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这种责任感不但没有带来激励
作用，反而有破坏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经验虽然有趣，又更耽搁了个人实现抱
负的决心。我放弃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
最后却终于累积成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项重要
的成就。
开创社会选择理论
接下来，我要将这项贡献的源起作比较明确的交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
地呈现一般性经济思想如何与我个人的专长产生互动。社会选择和后面会提到我的其他
研究领域有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可说是全新的课题，先前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那些
其他领域已经见诸文献上相当程度的讨论，我的角色只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
观点，但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作了部分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系在有限的选择方案
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计单位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作选择，这些组合
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
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作出选
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
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
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或是家计单位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
选择的人都会从中选出顺位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
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
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
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可以应用。霍
特林、冯纽曼、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 Schumpeter），
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像是对选择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
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我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中面对这个问题。我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
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
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作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
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
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异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
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权所支
持的一种。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大部分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
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作法，就从王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
其他两者的方案。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
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
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个别股东所排列的顺序而
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权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我们可以说公司偏好第
一案。
投票的矛盾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
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胜一筹。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majority
voting），并不一定会具备我刚才提到的递移性。
在此以选择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
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
列存在递移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
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
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的情况下，A
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
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
所以产生无递移性（intransitivity），有时也称为投票的矛盾（Paradox of
voting）。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
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pairwise majority voting）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
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作过，事实上，我好像曾在哪里听到过。至今，
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确听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我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
投入其他的课题。
大约一年后，我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我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
然的条件下，我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我在
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Duncan Black）的文章，
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我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来随时都
可能被提出，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点巧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解释。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发现是一项激励，反之，结果若可预知，则令人泄气。
因此，我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
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足以
显示，这方面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赛局理论（theorg
of games）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
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而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
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作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民的偏好
顺序，不一定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也就是说，
在不同方案间所作的选择具有递移性。经过数周深入的思考，我总算对这个问题找到了
清楚的解答。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
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递移性，就像前面所举
的例子一样。
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我并
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我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
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国人康陀塞侯爵
（Marquis du Condorcet）提出！但尔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
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
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生（Charles L．Dodgson）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道
奇生为同事之女爱丽丝·李戴尔（Alice Lidell）写了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奇境》，
只是在出版时用了卡洛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已出版的社会选择报告中，唯一
堪称重要的一篇刊登于1882年～本鲜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个人的了解，几乎没有
其他研究主题像社会选择这样历史间断而零散。
但后来的情势却完全改观，相关文献之多，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最近的一项调查，
虽然不刻意强调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甚至出现了一
本完全探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相关议题的期刊。
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
关联。至于个人另外的两项贡献，与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又有不同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这项理论所演绎的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了
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我们且用下面的例子
来说明。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
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
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
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
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
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
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
到所有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
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
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
（equilibrum）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样的假说，
就像经济学里头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
准，但是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来，把这种
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
提出较完整的架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
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到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其中又
以希克斯所作的精辟阐释与推展居功至伟。本人有幸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奖的荣誉。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
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
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
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
的解。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Karl Schlesinger）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后也一
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
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
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照后来
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严苛。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
的。
为一般均衡求解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
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
来到了美国，他的兴趣领域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也
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
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然他在数学上的能力远
胜于我，我听了自然觉得很泄气。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
赛局理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John Nash）证明的一项理论，在我看来与竞争性
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
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
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我们有必要将所作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
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
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我当然也不是唯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我着
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我得知德布雷（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
我们的论文公诸于世之前，第三位经济学家麦肯西（Lionel McKenzie）也发表了一篇
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
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
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是济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
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我的投入，显然它的发展也不致有什么
不同。
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
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
“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体认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
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史卡夫（Herbert Scarf）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作适
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此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
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等。
接下来，我要说明个人的第三项贡献，即针对不同经济主体（economic agents）
的资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自思考一个实际的问题，也
就是医疗组织的问题；但研究的奠基则靠我对数理统计的研究，还有早期从事风险承担
经济学（economics of risk bearing）的理论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
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像前面的两项那样偏向具体明确的技术性成就，而是
提出新的观点，将经济理论重新界定。
条件性合约
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发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
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
己行为的后果，或至少是看来如此。因此我们假设，生产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将
会有多少的产出；而投资人也知道他们计划出售的商品在未来的价格水准如何。
在此，我并非暗示经济学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致不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
定性，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晓得这种状况。事实上，有些文献即清楚地指
出，许多经济行为只有在假设经济个体已充分了解确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的解释。
例如，投资人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以及购买保险等。然而，将不确定性与标准经济理论
——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整合的通论仍然付诸阙加。对此我逐引介了条件性合
约（contingent co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
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
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虽简单，
却谈得上是创见。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
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与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
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测的那么
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
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
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作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
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作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
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
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来应付不确定性这
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
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资讯不同，
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资讯的差异
再举佃农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
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情况完全掌握，自然可
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资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
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资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
效率。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
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
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粮（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
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
到健康保险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作部
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资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
导致了无效率，也促使我们透过合约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识，对资讯不足的一方施以保
护。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术性的，所发展的理论也是集体
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
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浅显的说法，来报告我过去一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当
然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成果相互关联。不只科学的领域如此，整个人类社
会也正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为了学术上的荣誉与成就，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无
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但追根究底，让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乃是我们由以往成功甚至
是失败的无数先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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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获奖年度1970年
演讲日期1985年2月6日
出生日期
1915年5月15日
学历
1935年 芝加哥大学学士
1936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41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1947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55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1945年 弗莱契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
际经济关系教授
重要著作
《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学》（Economics）
《线性规划写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与多
夫曼（Dorfman）及索洛合著。
《经济学文选》（Readings in Economics）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
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
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
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的
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
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
（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
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
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
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
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
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
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坯的
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
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Mlichael 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
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
（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
斯学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
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
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
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
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
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总体经济学的盾牌。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
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
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
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
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
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
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
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
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
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
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
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
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
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
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
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
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
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
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
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
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
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
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
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晕眩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
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
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到1965年
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
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
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
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
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
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
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
（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
（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
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
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
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
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
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
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
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接下来要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
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
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
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
其他像史利特（Sunner 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
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
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
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
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
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
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
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
的陈腔褴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
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
《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
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
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
（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
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订好的，
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 27，1983）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
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
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
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
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
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
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
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
（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
（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
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
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
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
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两度获
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 Wilson）与伍华
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
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
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
拉氏乘数（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则，他据此独立发现了
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
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
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 A．
Wells 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
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
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
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
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
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
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
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
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
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 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正如赚
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
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
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
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
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
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
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
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
学术顾问，倒是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
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Kennethe 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Adlal 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 Harriman）讲授经济
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
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 Heller）、托宾、戈
登（Kermit 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神仙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
《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
“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
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星》（Fourtune）的一篇
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
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
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抨击为诋
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
恳切地作了一番评述：
“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
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
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
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
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
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
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
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文思永久
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
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
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
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找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
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
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
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
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
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
（G.H.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
章的人要干这种事？”
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
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
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
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
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
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
想套句詹姆土（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摈，应该会成为比较
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
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
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
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
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
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
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
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
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
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
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
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
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
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
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
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
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
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
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
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
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在Jorgen GeltingFestschrift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
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
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
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
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
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
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
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
价值天秤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
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
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
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
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
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
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
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
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
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
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
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
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
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
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
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
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
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
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
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
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
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
有禆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
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
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
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
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
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
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
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
（W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
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
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
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
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
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
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
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
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
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
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
（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
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
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
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
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
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
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
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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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获奖年度1976年
演讲日期1985年3月21日
出生日期
1912年7月31日
学历
1932年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学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学硕士
1946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
1937年～1940年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
教授
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
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 Fulbright
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 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组研究员
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
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
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
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攻奖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
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1985年），一共有二十二人获奖，其中并无女
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
男性。在这里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
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
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她已在几年前
辞世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
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
至于第二项条件是身为美国公民。二十二位得奖人中，有十二位来自美国，四位来
自英国，两位来自瑞典，另外四位分别来自四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
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仅是英国的
三倍，所以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佳。
至于第三项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统计结果。在十二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
家中，有九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
大学去。除了这九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得奖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十年
书。只不过在我的归类里头，他是奥地利人而非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
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诸位未来可能得奖人的建议。
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
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
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
活动的最高潮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
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
祝福删除，把中间的主文陈述如下：
“我所专攻的学科，晚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
奖，则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我必须承认，这样的
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
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
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僚来说，值得庆幸的
是，我的研究结论未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此刻本人有幸
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先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
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是这样的。
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礼拜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
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
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
员蜂拥而至。我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
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这样的关注，固然令人受宠若惊，但也难免导致自满
之心。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针砭，但我们这些桂
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有所戒慎恐惧。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药是，设立
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
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我膨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吧！”
幸运的意外
言归正传，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
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我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
所决定的。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
——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ia），在他们移民美国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
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
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
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
他们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赤手空拳地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
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让我此后
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茨
（Keats）《希腊古瓮詠》（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数行诗句；“美即真理，
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
第三项事件，或许应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发生在我大学阶段。我的母校罗
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今天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不过1928年我入学
时，还只是小型的私立学院，但已开始改制为州立大学的程序，作法是设立优厚的奖学
金制度，由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我就是靠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得以在不
用负担学费的情况下进入大学。
和当时大部分移民一样，我的父母一贫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贫穷标准来看，我家的
收入一直低于这项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去世了。无论如何，
靠着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再加上四处打工，像是到餐厅当服务生、在商店当店员以及
暑期工读等等，我不但在大学期间自食其力，还小有积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费
用。
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原本计划主修数学。当时我还小不懂事，所知道唯一会用到
数学的行业，只有保险业的精算师，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这一行发展。精算师是一项
高度专业的行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精算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会员资格。在大学期间，
我参加过好几次相关的考试，有些及格，有些则没通过——这大概是我记忆所及唯一失
败的考试经验。
知识经济学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因为
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网罗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
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目前则是美国驻前西德
大使。当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后来的接触中，
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精确与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
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琼斯（Homer Jones），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
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他们两位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亲密的
挚友。
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
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所有十二家
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应该归
功于琼斯。
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
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访
煌。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
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
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
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
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
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
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
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作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
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
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
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
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
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
用吧！
名师启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门课是由威纳讲授。对我而言，
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但是经师，也是人师。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
世界，让我了解经济理论是一套首尾连贯、逻辑完整的知识，绝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
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这门课程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女同学梦丝·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威纳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因此萝丝和我比邻而坐，
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在若干年后结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
西州的小镇，我们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相遇。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
排的。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
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们
堪称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
事实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定（Kenneth
Boulding）。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
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
自由讨论吧。
再继续谈我个人的经历。舒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哥
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霍特林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给予我新的启发，一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
除此之外，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
也介绍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则教导我地独特的
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
是头角峥嵘，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
理想的学习环境
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愿意作这样的结论：至少在30年代，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
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也到强调制
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
在哥伦比亚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
多得的际通。我的两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他目前仍执教于
芝加哥大学。不论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
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经济学可
以说是独树一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来说明经济性的内容。少有经济学者
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沃利斯后
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校长的职位，目前则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
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专业领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重理论，后者重统计与实证
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
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区分，
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Freedom）、《选择的自由》
（Free to Choose）及《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系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
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
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
根据研究结果合写了《独立专业之所得》（Income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一书。该书的核心，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
资料。这项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
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来的
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
我个人或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结合理论
与实证的特性。
战争期间的研究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大
战的头两年——即1941年～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
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一直不能释
怀。毫无疑问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
多的租税。但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课到更高金额的税收，也
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
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
甚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就已经及早脱身，
否则对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无疑是不治之症。
大战的后两年——1943年～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
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
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
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
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
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
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
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
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
作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
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村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
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
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
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
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
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
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暇。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
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
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一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
最好的合金，大概在十到二十个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
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阴，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
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
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
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
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找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
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
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作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
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
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米达尔（Gunriar 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海耶克共同
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
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
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米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
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
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
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
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
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
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
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作了—
—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
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那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
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
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
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
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
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轻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
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
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
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
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
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
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
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
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
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作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
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作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
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
应当天到密西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搏节开支的法案修正作巡回讲演，因此必须
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
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
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
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
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
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
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
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西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作这件事，而是以一
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同样地，我投入平衡预算及撙节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
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从事的。
一般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
有三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四种意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
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为何，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
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
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
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庸派。
从整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极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
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怀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不过不晓得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
路这项主题。最后我要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
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
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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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获奖年度 1982年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17日
出生日期1911年1目17日
学历
1931年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学士
1932年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硕士
1938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
学术经历1936年～1938年 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
授
1938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1946年～1947年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授
1947年～1958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58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Charles
R．Walgree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77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主任
重要著作
《公民与国家：管制论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
Regulation）
《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产业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生产与分配理论》（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
科学界有项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在专业领域发挥影响力，那么他唯一的
机会，就是要能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人。假如不能为当代人注意，他就丧失了这个机会。
某些曾遭忽视的科学家，纵然可能因后世发掘了其杰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
重要性却无从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对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的发展可说毫无贡献。库尔诺（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许
对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后进学者的寡占理论有所影响，但是经济学界谈到寡占理
论的发展时，都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而不会追溯到库尔诺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声
在当代得享盛名，也并不能保证未来名声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领导一时科学风
潮的人士，在科学史的纪录中会逐渐褪色。今天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大概不会知道，在
30年代末期，一篇探讨有关美国经济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的论文，成为广泛讨
论的议题，但汉森现在却无法享有他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兴。即使是钱伯霖的独占性竞争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论，于今看来显然也无法为经济理论指出基本的新方
向。
因此，科学的创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创造力——必须为当代人士所认可，否则那
将只是个人的成就，而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成就。参与这一系列讲座的经济学者，至少
都满足了研究成果为当代所认可的这项条件。至于他们的贡献，是影响深远，抑或只是
一时的风潮，则有待后世的认定了。
怎样才能在经济学领域发挥创造力？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相关的条件已经起了一项
基本的变化。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19世纪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还有可能成为深具影
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时至今日，经济学界的重要成就或贡献，绝少出自非经济学家之手。
像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或甚至瓦尔拉斯与埃奇沃思，他们的经济学知识是自修而来，并
未受过专业的正式训练。即使是近代，在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非经济学者，我能
够举出的也只有阮赛（Ramsey）、霍特林以及冯纽曼等寥寥几位；当然，他们个个都是
非常高段的数学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是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
代学者求学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
或缺条件。因此，接下来我将用半自传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经济学之路，尤其着重说明我
所经历的训练与工作条件，是如何影响我研究的问题与使用的方法。
我生长于西雅图，也一直在那里接受教育到大学毕业，取得了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企管学士学位，之后获得芝加哥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企管硕士学位。为了避免失业，我在华盛顿大学待了一
年多，然后再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上这几个句子涵盖了我求学过程的22个寒
暑，细节容后详述。家父与家母分别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酿
酒师，但在美国颁布禁酒令后，无法再以酿酒为生，因此萧条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
图地区以买卖及整修不动产为业。在大学之前，我对功课并不认真，各类书籍则是囫囵
吞枣，谈不上有系统地研读。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优异，但却经常选错课程。我自己缺乏判断能力，而父母所
受正式教育有限，也无法给我指引，因此我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
科目，就是没有选修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我后来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个
领域钻研的程度以数字来表示，那么大学部和研究所的训练，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
己的经验就是证明。华盛顿大学虽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者，但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大
师。
西北大学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同样地，我还是选修了太多实用的课程，这次比较
偏向于都市土地经济学。当时，我的老师是干练也善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者伍德伯格
（Coleman Woodbury），我决定以学术作为终生职业，受他的鼓励极大。不过，1933年
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对经济学的了解可以说近乎一张白纸。当时我自己并不
了解这点，毕竟22岁的年轻人还不太懂得谦虚。
名师风范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还是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西蒙斯以
及一年后从美国财政部返回校园的威纳。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点不循常规的老师，他的教学天马行空，不断变换讨论的主题，
但却一再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在经济学史的课程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
面，但对自李嘉图以下经济学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见与错误，他也是津津乐道。他的卓越
由所有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识的追求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证据的优秀学者，也难免遭遇重重困难。
西蒙斯是亲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们，身为弟子者仍可独立思考，对
老师的某些理论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西蒙斯认为，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
一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经济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则是从比较开阔的眼
光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行史；当时存在的危机固然很严重，但
也不乏先例，而且也会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决掉。反之，西蒙斯却由衷地相信，30年代
的危机一定要妥善处理，否则文明的基本价值将遭摧毁，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这项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两位都成功地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可能强调过度了，那就
是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名声大或官位高都无足轻重。他们谆谆告诫，要细听论点，详
查证据，而不要在乎对方身份、学历及年龄。在这种藐视权威的教育下，养成了我们一
种特别的倾向：比之于早期的观念，对当代的观念与想法更应该以存疑的态度来看待。
然而，当时老师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学中间接表达出来，因此当时
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会举例说明，李嘉图以及马歇尔这些前辈大师，就算是
他们的错误与缺失，也比当代一些无意义或不成熟的论点，更值得我们留心注意。虽然
他们没有明说，学生自可据以推论，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果已受过时间的考验，因此较值
得尊重。
隔年，威纳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风完全不同的学者——博学多闻，教学风格严
谨而系统化。威纳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个体经济学理论扎实训练的传统，也包括对实际
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三0一课程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惧。我仍然记得，有一次
他要某位学生列出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这位同学一开始答得还不错，但不久后就
误把供给面的因素列了出来，只见威纳冷冷地说：“某某先生，你不是这一班的学生。”
威纳的说词也引发了班上同学的紧张情绪。不过在课堂外，他倒是亲切而乐于帮助学生，
而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当然，与他们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
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发现了弗里德曼的才华：逻辑清楚，视野
宽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别人的论点——也能很快地发现别人的缺失。他对我的学
术生涯有深刻的影响。
沃利斯处事干练而有条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他有朝一日会当大学校长。一年后，
萨缪尔森这位大四的学生出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课堂上，很快地我们就领教到他的资质不
凡。和这些同学的接触[鲍尔定与卡尔生（Sune Carlson）也在其中]，让我首次有机会
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经常交流，也使我终生都珍视这种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由奈特指导，写的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题目。他一直以关怀与宽容对
待我这位学生，不过回想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风强势，要求
很高，因此长久以来我所阅读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过他的观点，而没有自
己的观点。所以，我日后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生产与分配理论的成形阶段》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Theories：The Formative Period），因为其中奈特
的观点过多，而且论文本身也不够成熟。
教学相长
1936年，我离开芝加哥，开始在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State College）任教。此
时我对数学是一知半解，价格理论也仅略知一二，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最为偏爱，但
当代的思潮与观念则少有涉猎，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知识还真是
乏善可陈。
我处于充满活力的年轻经济学者当中，都是休兹（Theodore W．Schultz）号召而
来。我还记得当年教第一堂课——经济学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几周要上的课程内容
都作了提纲，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钟之后，我就已经把把提纲的内容
全部讲完了，剩下十分钟还是得撑下去，而以后还有两个多月的课呢！我很羡慕同事抱
怨上课的时间太短，以至于无法将所有的教材讲完；相形之下，我从来不曾达到这种学
富五车或口若悬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闲时间，我都在亚默斯（Ames）撰写博士论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获得
博士学位。我在那里碰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学生，但就在即将于亚默斯安顿下来
之际，我应迦佛（Frederic 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苏达。
在明尼苏达，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 Boddy）以及马盖特
（Arthur Marget）。汉森当年正好离开明尼苏达前往哈佛，事实上我负责的大部分课
程原来是他的课程，当然职位及薪水都远不如他。那时候谣传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摩根
斯坦；假如传闻属实，当时雀屏中选的是他，搞不好在共同发表赛局理论的作者中，我
也可能忝居其一呢！
大约在1942年前后，因为世界大战爆发，学术界人士普遍中断研究，我也从明尼苏
达请了长假，到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我负责服务业的研究，系属于对美国经济的产出、
就业及生产力趋势研究计划下的一环。我和其他同事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也出版了
若干专题报告，包括国内科学、教育、贸易及人力等不同领域。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计
量性质，只有粗浅的分析架构。当时我研究产出对一项涵盖所有投入项目的指数的关系，
找出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测量生产力的方法。
在经济研究局，我认识了伯恩斯、费伯利肯（Soloman Fabricant）以及摩尔
（Geoffey Moore）。经由这些专家，特别是弗里德曼，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保证工作在
评估经济理论上极为重要；关于这项主题，等一下我还会作深入的叙述。后来，我从经
济研究局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此处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处理军事方面的问
题。研究小组的执行长是沃利斯，而资深学者有霍特林、弗里德曼、伍佛维兹（Jacob
Wolfowitz），还有统计专家萨维奇（L.J.Savage）及瓦德等人。我在那里学到了一些
统计学的知识，还好也没有严重耽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
在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我重返明尼苏达，一年后，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然而，这次的再聚相当匆促，一年之后他就去了芝加哥，而我也转往布朗大学。[这里
我也许可以提一下，事实上在1946年时，芝加哥本来要给我教授的职位，但因我与校长
面谈不欢而遭否决。为此，我可能使弗里德曼得以早一年进了芝加哥，因此对新芝加哥
学派（new Chicago school）的建立，我也说得上有些许功劳吧！]在布朗一年后，我
前去哥伦比亚大学与哈特（Albert Hart）及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共同教授研究
所的理论课程，同时也负责产业组织及经济学史这两门课。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当时
一如今日，拥有坚强的师资阵容，像伯恩斯、萧普（Carl Shoup）、勒克塞（Ragnar
Nurkse）等，都是一时之选。在各个学府蜻蜒点水过后，我终于在1958年回到芝加哥。
芝加哥学派
当我重返芝加哥时，该校经济系可以说正处在巅峰之际。弗里德曼在全球经济学界
已享有盛誉；他的《消费函数》一书，对经济资料的统计分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而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严重冲击了当时主流的凯恩斯学派。其他的同事有创立
现代劳动经济学规模的刘易斯（Gregg Lewis），以及目前在哥伦比亚的贝克（Gary
Becker）与他的同僚敏瑟（Jacob Mincer）等人。休兹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上有了相当
的成绩，也继续在经济成长领域的研究。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则在财政学上从
事重要的基本研究，同时透过与弟子的共同投入，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也扮演了相当重
要的角色。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组织。凯赛尔（Reuben Kessel）及戴尔瑟（Lester
Telser）都是这门课的同事，而最可喜的是科斯也在三年后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
影响我最深的，要属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了，我们是在1946年培洛林山学会
（Mt．Pelerin Society）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结识，并建立密切的友谊。他一直具有崇
高的学术风范，坚强与独立的思考，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极为深入，常能直指一些广泛流
行观念的虚浮与矛盾之处。他在法学院任教，和利维（Edward H．Levi）合开反托拉斯
的课程，因此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反托拉斯经济学。
由于戴瑞克特彬彬有礼的询问，而使我修正观点或补强论证的情况，实在不胜计数。
假如我们生在当年的希腊，我一定称他为苏格拉底。他对麦克基（John McGee）提出的
质疑，促成他写出有关掠夺性订价（Predatory Pricing）的著名论文：他对戴尔瑟提
出的问题，也对他发表有关维持再销售价格（resaleprice）的论文有所贡献；他质疑
鲍曼（Ward Bowman）、柏斯亭（Meyer Burstein）及希尔顿（George Hilton）的问题，
也对他们有关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及需求衡量等论文的完成有相当的启
发。因为看到戴瑞克特不打算发表自己的某项观念，我曾写了一篇《戴瑞克特的所得重
分配法则》，以阐述地的这项理念。
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因为它关切的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之外，另一
方面，若非身处适合于探讨知识的环境，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难有所成就。因此说经济
学是“社会”科学，就字面意义上也是很适合的。
孕育经济理论的条件
法国与德国这两个西欧重要国家，整体说来在现代经济分析的发展上贡献殊少。然
而，这两国长期在数学上表现卓越，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方面，亦曾盛极一时。
因此，它们在世界经济学的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不应归咎于欠缺高超的科学能力。
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轻率地认定，这两个国家和英国相较，在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上
有重大差异，因此对经济比较缺乏研究的兴趣。
事实上，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时期的进步特别快速，在理论上也
是百家争鸣，而且延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好几个世代。剑桥大学就曾有过这种盛况，从
1890年——1940年，50年间几乎毫无间断；维也纳也在更早二十年前有类似的历史，而
大概在30年代结束。芝加哥则从1930年迄今，也一直都呈现类似的蓬勃发展。能持续创
出佳绩的时代，必定有一些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因素。所谓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
或芝加哥“学派”，在名称上就显示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昙花一现地带领一小群门生
就能形成。
我刚提到德国与法国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不大，或许有人会指出：像屠能（Von
Thunen）与高森或库尔诺，绝不仅只是次要的经济理论家，他们都具有高超的创造力。
但就如我在先前所说的，他们对自己同代的人并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其主要原因——
至少对上述这两位德国人来说颇为贴切——应该就是他们在知识上的孤立。这种孤立让
屠能耗去甚多宝贵精力去发现所谓由上帝赐予之公平工资的计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
把此公式镌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艰深无比，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性质复杂，而是
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失之艰涩隐晦，令人难以卒读。库尔诺的书亦有类似的缺憾：尽管文
笔流畅，可惜他用的数学语言，当时没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能够理解。
假如说科学工作是社会活动，那么发现却绝对不是。发现新理论或是从现有理论中
发展出新方向，是一项难以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至少对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
发现边际效用理论的为何是杰文斯（Jevons）与高森，而非小弥尔与其父——后两位的
才华与能力皆毫不逊色——所知极为有限。对效用理论为经济学专业工作者所采用，我
曾经解释，这是等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成为学术领域正式的学科之后，边际效用的理
论才能发挥作用。就算这种说法正确，还是无法解释，何以澳大利亚悉尼制币厂的年轻
金属成份分析师（译者按：指杰文斯），或是并不起眼的德国小公务员（译者按：指高
森），能够具有这样的观念。
追索新观念的起源
也许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有关经济学界新观念的起源。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新的经
济观念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批判性的态度检验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而得到的；另一种是
直接设法解释某些实际现象。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是完全互斥，因为其他经济学者的观
念或想法，其实归根结底也可能是指向实际现象，所以也会引导我们到那些实际现象。
但尽管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分类仍具有某些价值。
让我们看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晚期的两位大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马歇尔。瓦尔拉斯
企图要建立一套一贯性的理论架构，以解释企业经济的本质。然而他那优雅的架构志不
在解释任何可实地观察到的企业行为，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需求曲线呈现负斜率的现
象——但即使这个观点也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马歇尔则想要解释时间在价格形成及资源分配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他
《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贡献。他也对前辈经济学者的理论，提出许多改进或修正，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界定了土地的要素（即土地的空间性关系以及气候的年
度变化），这正是李嘉图所谓土地的原始与不可损毁的特性。不过，马歇尔的着眼点主
要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修正前辈的理论。
我可以再进一步探究马歇尔这两方面的研究。他在提及时间因素在经济上的影响时，
举出许多每天可接触到的实例，因而市场价格、短期及长期正常价格，都成为标准经济
学理论的一部分。至于他对土地赋予新的定义相当精妙，把李嘉图土地所具实证内涵加
以隔绝，但此一见解并没有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个人归结可能的原因是，
马歇尔并未能说明，这样的土地概念在实证或政策涵义上有何价值。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将经济学不断往前推进的直接动力，绝大部分是为了改进其他
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代表性学者有李嘉图、小弥尔、埃奇沃思、庇古以及
大部分的当代经济学者。至于直接针对实际现象给予解释说明者似乎较少，这可能是因
为实际的现象常常呈现无序混乱而难以清楚计数的特性。除了马歇尔之外，这方面的代
表性人物有亚当·斯密、凯恩斯及弗里德曼。
几千年来，大部分新的或鲜为人知的观念，应该都是错的：若非如此，想成为一位
满腹经纶的学者，岂非要千辛万苦读尽世间的道理？许多所谓“新”的观念，其实一点
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少，而且大部分所谓新的或是鲜为人知的观念，经常是错误
或是没有价值的。
持续的动力
因此我们要问，一门科学是如何采纳新的观念？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得再回到科学
工作中的社会性因素这个课题。一项新观念纵然其价值终能广受肯定，通常也未必能很
轻易地被一个学科所采纳。新观念可能是探讨新事物，也可能是对熟悉的事物从新的角
度来观察，但新观念的价值与用途，并非不辨自明，它们也没有任何标笺或光环可以彰
显其价值。不论所发明的新观念有无价值，那些发明者常有的说法似乎没什么不同。
因此，一位成功的创新者在提出一项新观念后，会发现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
事实上，可能还不到一半，因为别人对他的观念一定会有批评与误解，使他必须对新观
念作更深入的努力。为此，他将有必要说明他的观念可以如何深入地发展，如何运用到
一些有趣的领域，其中种种缺失又该如何加以弥补。假如他能招收一些热心的弟子共同
努力，会在工作上得到相当大的协助。弟子们不仅能协助理论的发展，而且还能拓展不
同的论点，这些为公开宣扬理念所作的努力，正是散布观念的最佳方法。
假如发现者缺乏继续追求新观念的动力或条件，那么新观念就好像处于休耕状态。
有太多极富创意的观念，可能要等上数十年，才会受到重视而广受讨论，不只库尔诺与
高森如此，就连许多相当成功的经济学家，如埃奇沃思与柏莱图等人也不例外。在此顺
便提一下个人的经验，我经常在作完一项研究主题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又接手进行另一
个主题，当我读到科学发展史时，常不禁惊觉，这实在是一大缺点。
拓荒资讯理论
我对经济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无疑是在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这方面。
我整个观念构思的起源，倒并非不满意经济理论通常总是假设，经济体系里的各个角色
对市场与技术等等都具备完整的知识。我所在意的是，经济理论中未曾解释，为何几乎
每一项产品或劳务，在一特定的时点上，都出现多元而非单一价格。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包括部分来自实施反托拉斯法产品的价格资料，即使是可以认
定为同质性的产品，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价格差异。钱伯霖产品差异性的说法，似乎是最
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此说并无法适用于汽车零售市场中同款车型以及烟煤等产品上。除
了产品外观近似的考察外，有关价格的变动，乃至造成价格分歧之因，似乎均无法从独
占性竞争理论中导出有意义的实证预测。
因此我想到，是知识的昂贵代价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资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
至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买一款车而走访8家甚至10家的汽车经销商，可能要花上一
整天的时间，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较价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钟，
而对一个美国成年人来说，20分钟的平均价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演绎出许多的推论。
很明显地，价格歧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会随着产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为搜寻资
讯的成本不会因商品价格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车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对于其平均价格，
应该会比微波炉来得小。同样地，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因此我们可以预期，
经常重复购买的财货，比起同样价值但不常购买的财货，其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来得较小。
为搜寻资讯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观光客常要比
当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
我把这项理论应用到劳动市场，发现此一理论也有助于解释许多我们观察到的工资
形态。除了价格之外，资讯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在此我将资讯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问题，
主要是针对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勾结，而其重点是要侦测出他们背离勾结协定的现象。我
引用的是可观察到的数量，而非观察不到的交易价格，用以侦测他们之间暗中较劲的行
为。我也尝试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广告的功能，这和传统经济学者对广告持敌视的态度，
可以说是大异其趣。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绝没有想到在往后的二十年间，经济学的领域里竟然会冒出这
些形形色色的资讯问题。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经济学期刊的论文，都非得冠上“不对
称资讯”（asymmetrical information）。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仍然取之不竭，而
我最近也回到政治资讯的问题研究上。
早期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资讯经济学的文献，所以资讯经济学可以说是我的
创见。到后来我才知道巴贝基（Charles Babbage）在所谓的价格验证（verification
of Prices）中，曾提到对此一问题的处理建议。
涉足经济管制领域
我个人在经济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理论方面的工作，则有一段不同但却
有关联的研究历程。从6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
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
法等。我之所以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我对经济学界普遍的作法——把法律条文
视同实务运作——深表怀疑。我的研究发现常常颇令人诧异：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
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
我直到很晚——该说是晚得不可原谅——才提出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
公共管制？我尝试从不同团体的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政治
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
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
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理论，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protective tariff）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
更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机，例如，为何社会安全制度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而
不是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50年代？
我在经济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学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和我在资讯研究上的
不同之处。唐斯（Anthony Downs）、布坎南以及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早就
开始致力于将经济学的逻辑大量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上，但我的研究方法和他们不同，
主要的差异是我非常强调实证导向。
上面各例中的理论，都是属于我针对实施观察到的现象提出解释，和其他经济学者
的研究工作只有极少甚至没有任何关联。为了对照说明，以下也举出一些我从经济文献
中发现问题并加以研究解释的例子。
决定企业的效率规模（efficient sizes）的因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经济学
者一直尝试为每一产业的厂商找出所谓的最有效率的规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种：
（1）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各项可见成本；（2）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报酬
率；（3）依据技术资讯，预估成本函数。这三种方法都有严重的缺失，除了资料取得
的问题外，也常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我的解决之道，是诉诸于达尔文式的方法，其实艾尔契安（Armen Alchian）也曾
经用过类似的方法。我的基本论点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为强，只要把它们关在
同一个笼子里，几个小时后再回来看看就好了。同样地，只要看每个产业中能够竞争的
厂商究竟规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论出效率规模——这就是所谓的生存者方法（Survivor
technique）。
这种方法似乎很直截了当，后来我发现小弥尔这位优秀的经济学前辈也曾提出相似
的看法。但是这种方法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强力的反对。我的研究报告是在国家经济研
究局任职期间撰写，但当时他们不愿意出版，可能就是因为争议性太大了。
要发现新事物，并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么我们绝对可以发现。
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费函数理论，乃是产生自一堆可观察资料所呈现的谜题，
而阿罗著名的不可能理论，则是源自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深入思考。
生活经历与研究工作的关联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虽然我承认这应该在演讲一开始时而非结束前提起，我个
人十分同意，对一位学者个人生活的认识，经常会妨碍而非增进我们对他研究工作的理
解。不过，显然我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否则伯烈特教授就不会举办这一系列的
演讲了。
这种传记式的研究法之所以会造成误导，是它的信徒经常只撷取某位学者一生中的
某些片段或事件，而该一片段或事件刚好能解释这位学者的某一特定的理论。在此举一
些十分荒唐但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因为有过生活在小岛上的经验，使马尔
萨斯（MSlthllS）感受到人口过多的可怕；另一位则说，小弥尔不可能是《原理》
（Principles）一书的原创人，因为他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成该书。
我无意主张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到哈佛，而非到芝
加哥攻读博士，那么可能我将会是独占性竞争的信徒，也可能是研究投入产出表的学者，
或甚至是成为梅森产业组织学派（Mason school of Industrial organlzation）的成
员，但是，我却不认为这些可能性有多高。我已经不再是奈特及西蒙斯的忠实门徒，虽
然我仍然非常景仰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风格，而且最终总会显露出来。这
并不是说，我们对所处的环境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至少可以说明环境的影响并不是非常
明确的。
假如我们只能训练学生成为自己的忠实信徒，那么科学进步的远景将是一片萧瑟。
我个人对此深情不疑。假如各位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对我在科学上的研究有更深入的
了解，那么我深感喜悦与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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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托宾（James Tobin）
获奖年度1981年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学历
1939 哈佛大学学士
1940 哈佛大学硕士
1947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
1950年～1955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7年～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国企业准则》（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
等合著
《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etrics：
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
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
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
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
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
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
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
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
程吧。
意外的奖学金
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
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 Prize 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
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
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
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
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
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
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
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
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
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
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
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
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
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
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
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
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
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
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 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
初生之犊
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
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
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
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
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
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
般理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
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
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
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
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
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
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
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
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
贫穷的个案。
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
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
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
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
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
（New 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
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凯恩斯的震撼
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
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
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
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
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
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
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
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
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
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
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
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 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
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
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
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
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
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
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
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
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
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
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
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
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
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
两种理论间的折中
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
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
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
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
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
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
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
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姐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
unemPd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
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
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
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
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
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
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
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这项议题至今仍相当热门，我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我并
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
演说槁。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我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
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
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我并没
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我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我需要的是
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
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良师益友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
学并且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是做到了。教授们把我们视为学术钻研过程中的伙伴，
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着重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传授给学
生，然后再测验学生对于教授所传授的知识究竟学习到何种程度。我大学毕业的论文，
名义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导师钱伯霖指导，但他告诉我，他对我论文的主题一无所知，
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负责．然而，在我们这一段师生关系期间，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
我们争辩天主教的平均地权论（Catholicagrarianism），这是他所认为的经济乌托邦。
1946年～1947年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选择的指导教授是熊彼特，他应该是一位
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欢凯恩斯，对于我的
论文主题——消费函数——也无兴趣。他看了我所写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颇有助益的
建议，整体来说几乎没有插手。每次我们见面时，总是谈到许多其他事情，让我日后受
用无穷。
当年我们的理论课程多为沿袭英美的传统，也就是说，数学式的表达基本上是附属
于书面文字以及图形，经常屈居于注释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
理》一书。马歇尔正是凯恩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绝大部分的市场分析，都是
单一时点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涵盖许多商品、许多消
费者与生产者、许多市场间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则并没有受到重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在欧洲大陆有较稳固的传统，由法国——瑞士经济学家瓦尔
拉斯在1970年首倡。虽然，牛津大学的埃奇沃思和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
都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他们对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小弥尔、直到马歇尔等一脉
相承的英语系经济学主流，依然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
年代，由于英国的希克斯与亚伦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萨缪尔森的大力倡导，数学的一
般均衡分方法逐渐蔚为风潮。尽管能彼特在资本主义动态理论上的观点和瓦尔拉斯完全
不同，但他协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上，也相信瓦尔拉斯对经济学奠定重要的基础。
我喜欢一般均衡的分析法，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这些把产出视为
整体的总产出模型，可以说相当精简而明确，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个人
从不是所谓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迷”，因为它的纯理论性及一般性，丧失了操作性
结论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认为，由于数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精致完美，也导致今天许多
经济理论家过度相信自由竞争市场会是最好的运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关于
配给理论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萨克（Hendrik
Houthakker）合作的。
迎接数量化的趋势
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
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
到50年代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触欧洲的弗里希与丁柏根以及美国由考列斯委员会所
带动的发展。和我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
计量经济学，我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Hans Staehle）所主持的统计
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发现到，回归法虽然遭
柯兰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John D．Black）
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是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在立陶尔中心
（Littauer Center）的地下室，我们可以使用他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
我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
梅森（Edward S．Mason）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
划，而我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我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
与民间供应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and Civilian Supply）的民间供应
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我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
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华府参与配给
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
式退伍。
在我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写的博
士论文，主题是家计部门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我尝试将我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
横断面资料，与总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
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
年～1950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我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
证及理论研究。找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来解决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
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我有机会在1953
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George Katona）、摩根（James Morgan）
以及克莱因，带给我收获丰富的一学期。
托比分析法
由于在这类资料的分析方面累积了相当的心得，因此我在1958年提出一套新的统计
方法，即所谓的托比分析法（Tobitanalysis）。原本生物学的普洛比分析（Probit
analysis），乃是透过身体组织与治疗方式等各种可观察的特性，来预测治疗的正面或
负面反应的机率。在经济面的应用上，同样答“是”，有着不同的强度；例如，样本中
的家庭就去年是否买车的问题时，大部分的回答是没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买车的
花费也会有差异。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数量化的资
料，以寻找影响汽车购买的因素究竟为何。
戈德伯格在他的教科书上首创“托比”一词，而这个名称可能比他原先所想的更合
适，也许未必。不过这个名称之所以著名，而且为我多届学生所津津乐道的，其实是在
渥克（HermanWouk）所写的小说《凯恩舰叛变记》（The Came Mutiny）中，我曾以海
军官校生托比之姿短暂露脸。渥克和我，以及书中主角威利（Willy），都在1942年春，
参加哥伦比亚的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同一梯次的速成训练班。
1944年～1954年间，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方面，有创
新突破的发展。该委员会当时是附属在芝加哥大学之下，那段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丰硕，
堪称是历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之最。当时委员会的主持人是马斯恰克以及库普曼；库普
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其获奖原因，就是在这段期间对资源分配理论，包括线性规划等，
作出重大贡献。由马斯恰克及库普曼所带领的杰出研究小组中，有两位曾在的本系列演
讲中担任过主讲人，即阿罗与克莱因；此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即西蒙与德布雷。
当我战后重返哈佛继续攻读博士时，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马斯恰克与库普曼可以说
是满怀敬意。我是在计量经济学会举办的会议中和他们结识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举
办的一次会议上，我受邀参与讲评一篇由马斯恰克所写的论文。我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才
收到论文，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我埋首与研读论文，把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小孩子的
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度节日。不过，因为如此，我才能在会议中指出
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由于这样的机缘，我曾被邀请
加入考列斯委员会，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库普曼原先由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
究主任一职。
这项邀约令我备感殊荣，也极富挑战性，对我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当时我对
耶鲁非常满意，蓓蒂和我都认为那里是成家立业的好地方。由于该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
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当时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库普曼对于搬迁委员
会相当有兴趣，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想法，直到我正式回绝邀请时，他才对我透露。考
列斯委员会的创办人与财务的主要资助者考列斯（Alfred Cowles）系耶鲁的毕业生，
他也企盼他所创设的委员会能够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at Yale University），我也总算担任了该
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前面提到的托比
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我把
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当时，我极力提供发挥空间给一
位耶鲁的年轻助理教授奥肯（Arthur Okun），他从事的研究是总体经济预测与政策分
析。
调合凯恩斯与新古典
战后个人主要的研究与写作重点，仍然延续了先前我对凯恩斯及总体经济学的兴趣。
我致力于改善总体模型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弄清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角色。我在这方面的努力目标，和其他许多的经济学家是一致的，
他们包括勒纳、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 Meade）等人。
这时一股新的主流——综合凯恩斯革命以及这项革命所反对的古典经济学——正在酝酿。
萨缪尔森说我是“这项犯罪的同伙之一”颇令我引以为傲。
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有四大基石：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与货
币需求、刺激投资的诱因。先前，我已对自己在第一项的研究有所叙述，接下来，我将
说明其他三项。
凯恩斯的消费与储蓄“心理法则”（psychological law）指出，随着每人实质所
得逐渐增加，储蓄占所得的比例将持续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民所得
资料，证实了心理法则的正确性。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所导出的统计方程式来预测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那么由于所得快速增加，投资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大
幅提高，才能吸纳高额的储蓄，从而避免衰退与失业。但是这种运用统计上的插补法
（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所得固然如预期般提高，消费占所
得的比重却并未降低。这项预测的失误，促使经济学界对消费函数重新进行了一次严谨
的评估，也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此一课题。我认为应该把凯恩斯法则解释为
终生消费对终生所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两个变数在各个年度的关系。同理可以推论，
影响短期消费的因素，并非只有当期所得，财富的多寡也会有作用。这项观念相当风行。
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也
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对储蓄行为提出极为精妙的解释。他们指出，即使长期间储蓄和所得
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环的资料看起来还是可能像“凯恩斯式”的。后来，我也
对这个主题写过一些论文。
我相信上面这个例子正可说明，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议题令我们亟思了解并解开谜
团，将会如何激励经济学知识的进展。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什么问题来研究。如
果只是从文献不足之处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还可能因只注
意文献，反而忽略更有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由周遭的世
界中找到研究的题目。
流动性偏好
五六十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摆在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我有
几个目标。
首先，我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
稳固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
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
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
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财政上的激励措
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税，如果不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对财货与劳务的总
支出产生任何效果。同样的解释也可扩大到民间投资部门自发性的变动上．就这一点来
看，我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我并不同意他们
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
在1947年的实证研究论文里，我让资料来说话，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
曲线，但我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
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
遭致资本损失。费尔纳（William Fellner）这位后来在耶鲁与我共事的经济学者，曾
在学术期刊上和我有过友善的辩论，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续低于投资人的预期水准，凯
恩斯实在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均衡”状态。费尔纳所主张的就是后来所谓“理性预期”
（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模型建构原理，我也赞同他的观点。
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个人了提出两篇较具说服力解释的论文。一篇发表于
1956年，主要立论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额的存货理论。我后来才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论点，
大都被鲍莫尔（William Baumol）领先一步，不过这项模型通常还是把我们两人的名字
并列。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对凯恩斯“投机性动机”（speculative motive）的
货币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诠释，也就是规避风险。人们可能会偏好流动性，而且非现
金资产的利率愈低，流动性偏好愈高。这倒不是因为预期平均会有资本损失，而是因为
在资本利得与资本损失发生机率相等时，对资本损失的担心程度，超过了资本利得的价
值。
资产组合理论
对平衡风险与预期收益的资产组合选择（Portfolio choices）理论，我曾进行相
当时间的研究，而这篇流动性偏好的论文正是我在这方面研究的说明与应用。马寇维兹
（HarryMarkowitz）也致力于类似的资产组合选择模型的研究，1955年～1956年他曾在
耶鲁一年，使我们曾有过地缘上的交集。但是我的兴趣偏重在总体经济学上的意义，而
他则是较倾向于教导理性的投资人。
1981年当斯德哥尔摩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首先传回国内的报导，提到的
是我在资产组合理论上的成就。随后在耶鲁大学匆促召开的记者会上，许多前来的记者
就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兴趣。这些记者想知究竟，因此我尽力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
当我讲完以后，他们说：“噢！拜托，请你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嘛。”因此在提及分散
的好处时，我说：“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就是为什么
全球报纸的新闻标题都是：“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
奖。”一位朋友还送给我一份地剪下的漫画，上面即根据我这句话，虚构了隔年医学奖
得主解释自己获奖的原因，乃是主张“一天一个苹果，使你远离医生。”
事实上，在我论文模型中的资产，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引起广泛的兴趣。
我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我的分析中，我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
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
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我曾证明，我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
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
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
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separationtheorem），正是林特纳（Lintner）和夏普
所发展的资本资产订价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
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
他系数”（beta）。
与弗里德曼交手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
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我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
蒙特州（Vermont）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我，随即用带有加拿
大腔的法语对我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
手。”他是魁北克（Quebec）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他还是让我通
过关卡，进入升降机。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
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
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
（asupply－constrained equilibrium），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
产出水准。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
思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
“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
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Roy Harrod）在1939年
开始了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Evsey Domar）在40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
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TrevrSwan）、索洛与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等。
我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A Dynamic
Aggregative Model），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我最大的乐趣。这
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
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我也将干扰成长
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及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我举证说明
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在结合布兰纳德（Wniiam Brainard）及其他耶鲁同仁的努力下，我们发表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为资产市场建立一般模型，并将它整合到完整的总体经济模型里
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把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扩大，纳
入更多不同种类的资产。如我先前提到的，我对凯恩斯采用单一利率的作法，以及把货
币和其他资产（通常是用债券来代表）单纯的二分法，颇不以为然。在区分财富的类别
时，特别是将财富分为两部分时，我认为以名目资产相对于实质资产的区分方式至少也
是同等重要。我在先前提到的成长模型中，就是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
资产组合理论指出，各种资产之间无法完全替代，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预期收益，
以反映边际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方向也进一步指出，在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并
没有一道很清楚划分的界线。这种在货币与财务理论上的“耶鲁路线”
（Yaleapproach），已被广泛地应用在资金流动的实证研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建
构上。
存量与流量
我们的研究中，也清楚地纳入储蓄、投资以及资产累积的存量与流量的动态分析，
这一点我在1981年诺贝尔奖演说上亦曾提及。这些动态因素被凯恩斯所忽视，因为他认
为短期之内，由于新投资的数量有限，资本存量的变动可以不予考虑。存量及流量的动
态，事实上也被IS／LM模型所忽略。但是，流量的确会改变存量的水准。投资的流量会
建立起资本存量，政府赤字会扩大政府公债，甚至可能增加货币供应量；贸易的顺差，
会提升国家净资产相对于其他各国的水准。如果不对这些效果深入分析，有关宏观经济
政策或其他相关事件的探讨，都称不上完备。
对货币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对资本投资产生的效果，这些投资包括企业的厂房
与设备、住宅、存货等。通常提到的市场利率或是货币数量或信用额，并不能完整表现
这些效果。我们对货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贯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基本上比较接近投资决策理论。这就是所谓“托宾寸”（Tobin，s
q），即资本资产的市场评价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像现有房屋的市价和建筑类似新屋成
本之比就是一例。对公司企业而言，公司的市价是由证券市场来决定的。当q值大于互
时，公司的股票因为未来的盈余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资成本更高的价值出售，按照一般
常识，这时会有诱因去从事新的资本投资。当q值小于1时，透过买进股票来取得生产性
资产，将会比重置新设备来得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模型里头，q值乃是把中央
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质经济面的因素。
经世致用
从上面的叙述中，大家应该很清楚地了解，我对经济政策极感兴趣。我大部分的理
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说都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50年代，我偶而
会针对当前的经济议题，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有《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耶鲁评论》（The YaleReview）、《挑战》（Challenge）
和《纽约时报》等。
我有一些麻省的朋友为肯尼迪参议员担任顾问，他们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员谈到我这
个人。1960年夏天，索伦生（TedSorenson）来找我，要我参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活动，
撰写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虽然我很想告诉索伦生，我个人比
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Stevenson），但他还是和我签下了合约。我并未发现自己的备
忘录在竞选期间产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诉我，肯尼迪阵营在候选人纲领宣言中曾
引用我的想法，基本是用来对抗凯瑟林（Leon Kevserlins）及一些工会型的经济学者
（union economists）所主张的“透过扩大支出以获得成长”观点。
当时我的主张是，我们需要紧缩的预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
下产生预算剩余，并使利率水淮降低，而将政府的盈余导向生产性的资本投资。整个重
点是要透过政策的搭配，促成经济的生产能力提升，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巧合的是，我
对目前情况的主张还是与此类似。
1960年大选后，我参与一个由萨缪尔森领导的国内经济的移交任务小组。1961年1
月初，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我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
委员。我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
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我说：“那最好不过了。”我花
了一两天的时间，和内人蓓蒂及我的同事交换意见，然后才同意接受这项邀请。在这个
职务上，我总共待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海勒是委员会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员。我们有一群梦幻组合的幕僚，包括奥肯、
索洛、阿罗，以及若干今日已成为经济学界领导者的年轻一辈学者。我们彼此在专业与
个性上都意气相投，透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从来也不用着什么组织层或官僚体系。
我们都非常乐观，也相信以我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会对世界
有所贡献。其实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会的激励下，才投入了
经济学的怀抱。
将理念化为政策
1962年1月的《经济报告书》（Economic Report）是我们经济理念的宣言，并将此
种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状况。报间媒体称之为“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但本质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直致力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综合。
这份报告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奥肯以及我执笔。我并未将
该报告列入个人的著作目录中，但我引以为傲，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学专业的成果，也是
重要的政府文献。1982年1月出版的《报告书》，属于同性质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谓
“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它同样也是由一群专业的经济学者为联邦政府经济
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较这两份报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我们可不怕大家作比较。
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发挥了效果与影响力，这是因为总统及其最亲近的白宫幕僚都
重视学术界，也重视思想观念以及我们这批学者。肯尼迪在上任时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一
无所悉，但他对经济学求知若渴，又聪明颖悟。他亲自阅读我们的文章，仔细聆听我们
的言论，确实从中学到许多。
我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
是我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
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
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负
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
—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Phillips
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明显地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
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
率”（natural 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
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
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虽然我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专业还
是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我
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我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
献心力，特别是我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不只如此，由于我在经济学的圈子
以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对一些现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
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我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
术领域，但我决定要尽快重返学术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关心社会福利议题
肯尼迪与约翰逊在他们的施政方针上，都特别加上对贫穷宣战这项工作，而海勒以
及委员会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介入。当时，除了黑人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外，我对联邦
与州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缺失、无效率以及负面诱因——对工作和婚姻的惩罚——特别
感兴趣。我在1965年与1968年，曾对这些议题发表过几篇论文。这些并不属于宏观经济
学的范围，但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体系隐含了一项观点，即对于福利政策与
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从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可以独立于宏观经济目标之外来做选择。
有关资本主义式民主的运作，我们认为经济的繁荣既不依赖紧缩福利政策以及减少政府
功能，也毋需实施对工人及穷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个人赞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
来，他所赞同的负所得税规模太小，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贫穷问题；同时他也拒绝参与
赞同此一作法的经济学者所共同发起的全国超党派声明。我曾在1972年协助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麦高文（George McGovern）设计一套负所得税方案。不幸的是，麦高文和其幕
僚在加州初选的热潮中，把这项政策宣示给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的人仍
然认为当年麦高文所倡导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费预算的施舍。其实大选过后，尼克松总
统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和他在竞选期间所嘲讽的麦高文计划也没有多大差别。
在五十年前经济学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新兵，其后又目睹了崭新的理论
逐渐成为主流与正统，后来更成为反革命者攻击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的见解或经济学专
业领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时宜．今天，许多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对新的古典宏观经济
学趋之若鹜，一如30年代我与同辈学者纷纷投身成为反对老式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锋。
许多主题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整个大环境和当年经济大恐慌时代截然不同。
各个参与论争的学派都拥有更完善的装备——我们在数学、分析及统计学的工具上，已
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对目前经济学界的意见分歧，并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就
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茁壮进步的。我预期，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就会有一股新的综合思
潮演化而出。
我个人尚未离开战场。我希望能从一些新的观念中学习，但是我依然认为，也一直
倡言：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观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论是对经济运作的说明，或是对改
善政策的建议都是如此。当然，我所指的并不仅限于当年凯恩斯的著述，还包括后人在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对这些理论所作的修正、发展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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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获奖年度 1985年
演讲日期 1987年3月24日
出生日期
1918年6月18日
学历
1939年 罗马大学（University of Rome）（法律）学士
1944年 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会科学）硕
士
经历
1942年～1944年 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讲师
1943年～1944年 1946年～1948年新社会研究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9年～1950年 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经济学副教授
1950年～1952年 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2年～1960年 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
学与产业管理教授
1960年～1962年 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2年～197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与财务教授
1970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国民所得与国际贸易》（National Income and InternationalTrade），与内舍
（H．Neisser）合作
《生产、存货与劳动力之规划》（Planning Production，Inventoriesand Work
Forces），与他人合作
《通货膨胀环境中稳定住宅新抵押设计》（New Mortgage Designs for Stable
Housing In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与莱沙德（D．Lessard）合作
《莫迪利亚尼论文远》（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
准备这篇演讲的过程，带给我颇多乐趣。借着回顾以往，我重新回忆起一些早已忘
却的陈年往事，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关联之处。当我看到指定的题目：“我成为
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时，真有点吓了一跳。既然谈的是个人的“演化”
（evolution），就好像必须由低等状态开始，然后交待如何进展到更高的层次。这让
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不过有一个关于工程师、经济学
家及外科医师之间争论的故事，我认为相当有道理。那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
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腔：“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
了夏娃吗？你认为谁有本事作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毫无
惧色地跳出来说道：“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先创造了世
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了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还有这样的能耐？”这时候，经
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样的景象？一片混沌。你们认
为，这是由谁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诸位报告的就是我个人对混沌所作的贡献。我要特别强调，在我
——叙述个人生涯的故事时，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个有关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问题：这
个奖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运气？在我获奖之后，许多人写信问我获得诺贝尔
奖的条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需要许多著
作，也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运气。我自己这一生就
极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其中头一桩幸运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许就是娶瑟琳
娜（Serena）为妻。当年我还是一位年轻毛躁的小伙子，很难想像未来能够搞出什么名
堂，不过幸运的是，她陪我一路走过了这段人生岁月。我相信，她想证明自己嫁给这个
毛头小子是项有利的投资，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觉在这项投资上大获成功。
在意大利的岁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个人成长的历程。我在互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年轻的岁
月就在法西斯主义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过。家父是罗马著名的小儿科医师，家母则是献
身于社会工作的义工，我还有一位兄长。在家人充满关爱的保护下，我度过了愉快的童
年时光。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相当固执，除了这点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在
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但我有幸进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读，
这所位于罗马的高中曾经产生了许多位教宗、枢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职人员．我并没有
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伟大的心灵的确弥漫在校园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试着跳级，
直接进人大学，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涯，整整比正
常的学制提早了两年。
不过，我当时对于自己未来要作些什么尚无主见。由于家父是医师，所以大家认为
我该研读医学。家父在我年幼时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绍箕裘。但在走向注册窗
口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时，我闭上双眼，想到的尽是鲜血！一想到血，我就脸色惨白，
因此我当下决定，最好还是和医科高得远一点。那么要作什么好呢？我个人对其他学科
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就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作法：进入法学院就读，那时法学院的
出路相当多．法律方面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相当多，除
了准备考试需要稍微抱佛脚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课堂的讲授并不是挺有趣，
因此我常常逃课。为了打发时间，我在不经意间开始涉入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由于略
通德文，一家同业公会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从德文翻为意大利文，我由此开始接触到一
些德文的经济问题文献。在我翻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价格管制的问题。
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
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
（Ethiopian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
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
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
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
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
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
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
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
英文版也付诸阈如。
不敢恭维的法国大学
就在我开始攻读经济学的一年后，因为政治情势急剧恶化，我离开了意大利。法西
斯政权在盟友纳粹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让我无法继续学术研究
生涯。当时，我未来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权下备尝苦头，因此
决定即刻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他在那里有许多人缘，特别是和一家名为哈契特
（Hachette）的出版社往来密切。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邀约，与他们一家人同赴法国。
我试着在法国继续经济学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顺利，因为法国大学的水准甚至还比不
上意大利。固然法国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讳，他们来上课的唯一
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们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因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
老师在讲些什么。至今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于是我自己到图书馆苦读，
在学习上有了一些进展。后来欧洲战云密布，卡拉比一家决定远赴美国。当初也只作暂
留的打算，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结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
参加论文口试，获得了学位———刚好及时在1939年8月前往美国。
当1939年9月我们抵达美国时，大战正好爆发。我们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这里待
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到处找工作以维持生计。我开始销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
书籍，但仍未忘情于经济学，希望能继续这方面的进修。结果我又很幸运地获得了新社
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奖学金。这是一个聚集欧洲学者的
学术研究中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对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
马尔夏克（Jocob Marschak），彼时他刚从英格兰抵达美国。他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
与优秀的老师，私下也是一位独特而热情的人。他视我为入门弟子，同时一开始就建议
我：如果想成为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者，一定要钻研数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找个人
并没有受过数学方面的训练，甚至还有些排斥感。他建议我选修数学及统计学方面的一
些课程，这些知识在往后我撰写论文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师切磋
那时是1939年。凯恩斯的《通论》可以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另外就属熊
彼特有关景气循环的研究。我们学校里有针对他们两位理论的专题研讨，内容非常有趣。
当然，那时我们正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凯恩斯让你觉得，造成经济恐慌的神秘
疾病已经被他所了解，未来也将可以避免再度发生。因此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研究讨论，
确实让大家兴致高昂。马尔夏克还邀我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由来自波兰的著
名经济学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办。与会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马尔夏克之外，
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库普曼及瓦德等．遗憾的是，马尔夏克在时任芝
加哥大学专职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开了新社会学院，前往该校任教。不过
当时我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就在马尔夏克离开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勒纳来
到新社会学院。
我和勒纳有过数次严肃的讨论。虽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却总认为他把《通论》的涵
义给过度简化了。他所接受的凯恩斯理论，只局限于某些我看来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
是工资的僵固性及货币需求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流动性
陷讲”（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任
何冲击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稳定均衡。我认为勒纳对这个观
点相当坚持，从而认定财政政策是促使经济稳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
则是消弥冲击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度简化了凯恩斯理论，因为这只代表了
凯恩斯体系中的状况，而不是常态。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一篇于
194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货币理论》（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Money）。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时，我也开始了第一份教职，那是在纽约通勤距离内的新泽西女
子学院（New Jerseg College 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
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不少人由大学转到华府任职。这项职缺只有一个学期。我常喜欢
告诉现在那些年轻同仁当初我担任的课程——一学期有四门课，包括两个班的经济学、
一个班的统计学以及一个班的经济史。除此之外，我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一门课。结
束了新泽西女子学院的教职后，我转往当时仍隶属于哥伦比亚大生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在那里，我完成了1944年发表的有关流动性偏好的论文，随即引起各界相
当的关注。
我教的学生相当优秀，其中有些成为杰出的经济学者，许多还成为至今依然保持联
系的好友。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友谊与交往，堪称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
意大利的大学在这方面就相当欠缺，师生的关系较为淡薄。有些学生协助我改进英文
（1942年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生涩），也帮我编辑论文。
崭露头角
现在谈谈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赫维兹（LeonidHurwicz），他是一位相当被
看好的年轻经济学者，后来我们曾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
也成为好友。该篇论文发表时，我还相当年轻，由此成为受到各方肯定的经济学者，同
时意外地在1949年膺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该篇论文的主旨在于阐明，除了在工资
绝对的僵固性这个可疑的假设之下，凯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论的路线而恢复
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会全面瓦解，或许当年经济
大恐慌发生时就是如此。这些特殊状况不应该被视为常规，而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
主要的稳定工具应该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就是该论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学院的教职生涯，因为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而告终。其实，我更早就该接
受应召入伍，只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刚出生——小孩在当时可说是价值不
凡！然而，就在我行将入伍之际，征兵委员会又通知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还没为人父
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过了。不久之后，战争即告结束，我则接到重返新社会研究
学院的聘书。
我在该校有双重职务：一是担任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of Wold Affairs）的
研究员，另一则是在新社会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专案，是和内舍
（Hans Neisser）合作，设计世界经济的大型（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计量经济模型，以
显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关联。当时，最强的计算工具还只是电子计算机而已；因此，这
项专案研究可以说是颇具野心。不过，至少我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构架，日后被许多类
似专案当作指引或观念的来源。
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对储蓄的研究极为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我一生研究
的中心主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切呢？因为当时有储蓄过多这个观念，而在
凯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储蓄过多，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衰退。凯恩斯
的追随者主张，储蓄是由所得决定，而且当所得增加时，储蓄占所得的比重也跟着上升，
也就是说，假如你愈有钱，你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部分也跟着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预期
战后所得会上扬，那么按照上述说法，储蓄比率将会愈来愈高，因此我们便不免要怀疑，
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投资机会能够来吸纳这些储蓄。
我并不相信储蓄率将会一直持续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
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试着证实储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趋势。
我的研究发现，储蓄受到特定期间个人绝对所得的影响较轻微，反而是个人所得相对于
其惯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对储蓄的影响较为重大。在同一时间，哈佛
大学的杜森贝利（James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讨同样的想法。我们所建立的理论，
现在称为杜森贝利-莫迪利亚尼假说。
向哈佛说不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在全国
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
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略带好奇
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
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
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照办，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亚尼，我们有像
杜森贝利、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
——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
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
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水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我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
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
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
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的。”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
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
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
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
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该校一项名
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
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
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
珍贵的经验。
这项预期与景气波动专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预期在企业规划上的角色，藉此来
验证：预期是否可独立视为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在这项专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想法，对我日后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
角色。以下且让我作摘要性地说明。
预期因素与厂商规划
第一个观念是，厂商在生产规划（production scheduling）上的主导理念，通常
是克服销售的季节性波动，让生产能均衡进行。以比较平均的速率生产，将会比起伏大
的生产方式来得节省。因为不论增雇员工或解雇员工，还是让他们无事可做或支付加班
费，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产高。生产量并非取决于当期的销货状况，而是人们对当前
景气循环的预期。稍后我将会提到，为何这个观点和其他方面有所关联。
其次，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生产规划时，对于什么样的预期才值得纳入厂商的生产
规划体系以及什么样的资讯是决策过程中所必要的这等等问题，会得到一些助益。其中
很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家厂商在规划生产计划时，唯一用到的资讯，是属于与当季
有关的资讯；至于更广泛的范围，也就是当季之后会发生的状况如何，则厂商根本毫不
关心。因此，所谓不相干预期（irrelevant expectations）的观念，也就是和目前或
当期行为不相关的预期，是由这项专案计划产生的另一个有趣的观念。
第三个有趣的观念，是针对实际的企业预测所作的研究而发展出来的，那就是，未
能针对季节性因素作出调整，可能是企业预测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然而许多企业
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节性调整的真义，只在非常不准确的四季变化的技巧上打转。
除了参加这项专题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诺斯时，也有另一项相当重要的机缘。在那
里，我碰到一位聪明而亲切的研究所一年级学生布蓝伯格（Richard Brumberg），他后
来也成为我们全家的好友。当时，库里哈拉（Kenneth Kurihara）请我为一本名为《后
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书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就请布蓝伯
格共同执笔，但一直未能决定主题。后来我们两人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次以储蓄为
主的大型研讨会，结果会议发表的论文令我们都感到失望。就在驾车返回伊利诺斯大学
的路上，我们构思出一个看起来颇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
在伊利诺斯期间，我受邀成为考列斯委员会的研究员，这是一个设在芝加哥的经济
研究组织，和计量经济学会有关联。由于这层关系，让我有机会和另外一群相当杰出的
经济学界人士相识，包括：库普曼、马尔夏克、阿罗、克莱斯特（CarlChrist）、查诺
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园
后来麦卡锡主义介入伊利诺斯大学，目标在迫使波温院长以及由其聘请的教授离开，
我在该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温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长的人士，有些
来自东岸，有些来自西岸，而且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必须卷铺盖走人，主要是
因为这个新团体打击了学校的旧势力，让他们觉得风光不再而自惭形秽。这些旧势力因
此主导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为葛朗奇（Red Grange），
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不过一位家喻
户晓的美式足球员也叫葛朗奇（绰号为超速魔鬼）。葛朗奇领导对波温的全面斗争，终
于使波温递出辞呈，而原先和他一起来的人也大都跟进。我则因为要负责完成上述专题，
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卡内基理工学院
（Carnegie Institute of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的卡内基——美隆（Carnegie－
Mellon）大学给我聘书，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待了宝贵的八年光阴，从1952
年到1960年。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成为如现在这样成熟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卡内基当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关键性人物当属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
位了不起的同事。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学者还有如霍尔特（Charles Holt）、米勒
（Merton Miller）、库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Cyert），以及马奇
（James March）——皆是一时俊彦。我们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如穆斯（Jack Muth）
——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要角之一，为理性预期假说建立了理论基础，严然被年轻
一代经济学者奉为经典。凡此种种，都使学校生气勃勃。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本上有两类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学院的教学
上，采取了重大的创新作法。卡内基-美隆可以说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引进以数量化及
学科化导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这在当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
令人振奋。其次，是在这里有许多的研究专案计划。例如，西蒙、霍尔特、穆斯和我就
共同执笔一本有关生产计划的书，主要是针对短期决策的问题，如生产多少、雇用多少
人员、维持多少存货等。我们在书中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将我早先有关消弥销售的季
节性波动因素的想法纳入。这个模型对生产实务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在国内外的
生产课程上被广泛地引用。这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在其他成员遇到困
境时，都能及时给予新的帮助，让整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一生的儲蓄与财富
另一件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蓝伯格的携手努力下，我完成了
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个人行为部分，其二是总体行为部分。这个假说
对储蓄形态的解释，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释厂商的生产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消费是受终
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化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
所得最高的时候，会作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
“负储蓄”。这个观点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说有相似之处，但弗里德曼的消费与储
蓄决策，是假设无限延伸的时间，而我的假说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区分为依赖、
成熟、退休三个阶段。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
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
则开始降低。财富的累积中，可能会有遗产或赠与，因此我们的模型中也纳入这项因素。
根据我们的估计，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是来自遗产与赠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
于75％至80％之间——都是属于驼峰的形状。
我与布蓝伯格就驼峰式的财富分配模型有一项重要发现，令我们深感欣慰。那就是
把个别的储蓄加总时，即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时，那么虽然不同国
家里的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为，但各国的总合财富（总合储蓄）却大相径
庭。换言之，有的国家没有任何储蓄，有的国家却数量可观，为什么？试一下驼峰式财
富的涵义，你会发现国家总体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致影响财富与
所得的相对比例——而是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愈为快速，用以储蓄的所得也会愈
高；成长愈慢，那么储蓄也将愈少。假如没有成长，那么总合的储蓄率将为零。这种储
蓄的宏观经济涵义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储蓄的过程提供了一
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日本人较节俭？
我们常认为，日本人的储蓄多，是因为他们生性节俭；而我们储蓄少，是因为我们
较为浪费。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和日本人一样
节省。他们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长，而我们只有百分之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储
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们则超过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
节俭完全不重要；而是认为个人储蓄率的降低，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财富在
一生中的累积的轨迹形态，其二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累积的轨迹是固定的，那
么储蓄将只取决于成长。但不管如何，轨迹的形态仍有其重要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可
能因为他们倾向于延后消费，因此他们的“驼峰”比较大。巧合的是，有些证据正可以
用来佐证。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贵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贷的融资渠道非
常少——抵押贷款并不多见，利率也相当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轻时就势必要作
高额的储蓄，以便累积财富，供日后购屋之用，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在购买房屋以
后，才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还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关货币机制论的
研究，我把同期间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纳入，事实上，1944年我发表的论文中即处理过这
方面的议题。这项研究代表个人对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运作的明确观点。除此之外，
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所谓的“莫迪利亚尼-米勒理论
（Modiglian－Millertheorems）”，后来被简称为“莫-米”（Mo－Mi）或“米一莫”
（Mi-Mo）理论。
财务结构与市场评价
“莫-米”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厂商的财务结构（负债
与股东权益比率）对其市场评价（marketvaluation）并无任何的影响。这篇论文非常
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财务的学生都被指定要阅读。但这却令我感到遗憾，因为阅读
过这篇论文的学生，通常都会埋怨我。他们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可怕的文章，非常难懂—
—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写给学生看的，而是要来挑战我那些研究财务
的学术界同僚。我指出，传统公司理财的核心问题是找寻最佳资本结构，事实上这根本
不构成问题。资本结构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异。不过，假如存在有课税的事实，则可能会
有一些差异。若是如此，你该就事论事，研究租税产生的效果为何，以及为什么会造成
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关资本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外，我认为这篇论文会成为财务领域非常重要的文
献，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它将财务结构选择与投资政策的研究方法作了全面性
的改变：也就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将厂商的负债加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予以最大化，
而不是传统上强调却难以执行的利润最大化。我认为这方面的贡献更为一般化，也比前
述财务杠杆的研究更具价值。
我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有关股利政策。假如处在一个完全的资本市场以及无课税
的情况下，那么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对厂商的市场价值将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观点一
经提出，又遭致当时一片质疑。市场投资人一向被视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许
多财务管理的专业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是否可能藉着在某些方面多给一点或某些
方面少给一点而唬过投资人。我们的论文，基本上证实了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在卡内基一美隆期间，找另外还两篇其他的论文。这两篇都不是我专攻的项目，但
却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一篇是1958年离开哈佛之际所写的，系有关寡占理论，文中
对处于某些条件下的寡占定价行为，发展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法，另一篇的题材则更属
非正统经济学的范畴，文章的标题为《论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The
Forecastability of Social Evenis）。该论文是和同事葛伦柏格（Emile Grunberg）
合写，主要是探讨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有人相信，人们面对预测都会有某些反应，
导致其行为表现改变，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是本文却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作出反
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从事预测时，将预测对行为产生的效果列入考虑就可以
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可以证明经济预测原则上是有可能
的。经济学者据此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讯息：别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们的预
测不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人们对预测作了反应。
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
建立了联系。在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
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
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
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傅而布莱持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
（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
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
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
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
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
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
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
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
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
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
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19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
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
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
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
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
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
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
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作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
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
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
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
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
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
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
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
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止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
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
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
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
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
（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
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福祉。
政府的借款会吸收相当金额的储蓄，从而减少了可供投资（或是可增加资本存量）的资
金。这是赤字危害经济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一般来说仍会超出赤字的存
续期间。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资。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话，我们
就必须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税，而这又必然会透过增加目前储蓄的行为来反应。
不过，还是有许多赤字将会取代私人投资。
其次，我曾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几项实证研究。其中一项是验证负债会取代私人生
产性资本。另一项则是跨国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各国不同的储蓄行为是否可以从经济成
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的观点来解释。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
我将生命周期推广到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此举也激发了许多后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
结合生命周期与资产组合理论。
协助解决现实问题
而第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受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所激发，而加入对当前经济政策
议题的探讨。50年代与6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可以说是相当健全地发展，
而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国际收支体系——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Woods
asreement）的产物——开始出现压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不断增加的世界
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经常账与资本帐的赤字所创造的流动性来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
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透过创造一项新的国际支付工具
——“国际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简称MIT），来解
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在国际支付工具的发展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这项建议并未获采用，后来由于美国在流动性的创造上失去控制，导致问题更加恶
化。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学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
提出了第二项建议。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同时也授权其他国家藉
着单边的汇率管制来控制美国的赤字问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可以选择透过一项外
汇的保证来保护该国美元准备。不管这项方案有什么优点，但它提出的时机太慢，以至
于无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将自己的美元负债转换成
黄金，因此所谓的布雷顿森林制系遂告寿终正寝。
也就在此一时期，我答应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报纸II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
撰写头版的专栏。这项工作从1972年底开始，我忠实地履行了约五年之久。这段新闻工
作中最难忘的一段插曲发生在1975年。当时的制造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答应了工会提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薪资自动调升条款（escalator
clause），即生活费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有工人，包括白领阶级的工人，其薪资均
调升相同的金额，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这项协议意味着高所得的劳工将不能跟上物价
膨胀的脚步，而低所得的劳工却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这样的
合约将会给国家带来诸如通货膨胀、扼杀工作诱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
获得任何支持，怪的是连经济学者也安静无声。一直到几年后，整个国家，包括劳工在
内，才了解这种形式的指数调整所造成的弊病，但这项做法遭全面扬弃则历经了近十年
之久。
现在，进入到我生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974年迄今。在这个阶段，我最尖锐
的一篇论文是197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上任演讲，讲题是《货币论者的论争，
抑或我们该放纵稳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当时，货币论者因为种种原因非常强势；而这篇就任讲演
正是冲者货币论者而来。我的主旨是在说明，所谓货币论者与非货币论者的差别，并不
在于对经济体系的运作或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强势有不同的主张；相反地，两
者之间基本上有哲学及政治观点的差异。
货币论者并不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作好“权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
不愿赋予政府太大的权力来运用“权衡”的工具。由于货币主管当局愚蠢又不诚实，所
以在决定货币供给的适当扩张数量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权衡力量。相反地，应该代
之以一套机械性的法则。他们信任电脑算出来的三个百分点，但却不肯让联邦储备的主
席及理事会在情势需要时，去更动上述的数字。我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就是指出这正
是货币论者和非货币论者之间唯一的重大差别。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个固定的法则
并不足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该还有一些做法可以达成稳定。最后，我也表示，稳
定政策事实上应该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项议题后来又曾
再度出现，稍后我会再作报告。
租税减免的效果
在这段期间，我对生命周期假说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其中一项特别有趣的应用，是
有关暂时性租税减免的效果研究。过去政府曾数度降低或调高税率，但同时宣布原有税
率将在一两年后恢复使用，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暂时性租税减免。如果根据生命周期假说，
这样的租税减免对消费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这样的租税减免只是短期现象，因此
对一生资源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费行为将不会改变多大。
另一方面，如果租税变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从今以后会变得更穷，而你的
消费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有一些实证资料——一特别是1969年的暂时性加税措施——
可以说明，暂时性的租税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还有，当时曾流行一种观念，即国家的负债状况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任何影响，我们
对此也作了一系列的检验。这个观念是由巴罗所主导，他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尽管有
此渊源，加上这项观点也可以视为生命周期模型的扩大应用，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
理论。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罗的结论系立于完
全理性与无限生命的假设上，在这种状况下，假如政府减免税负而导致财政赤字，那么
理性的人就会把增加的税后所得储蓄起来，因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税以偿
还负债，若目前不增加储蓄，就必须以减少未来消费来换取今天较多的消费。但是许多
美国与意大利或是其他国家的横断面研究，都明显地否定了巴罗的假说。
另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有关理性预期的论述，其理论基础刚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
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两者共同的观点是，值得信赖的预测，必须收集所有相
关的经济资讯，也必须充分考虑预期对所要预测事件可能产生的效果。理性预期的研究
方法导出的结论是，政策根本无从有系统地影响实质面的经济。不管你怎么作，整个经
济仍会依循其既有的走势。然而，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论点，不止是原理而已，连
其应用也不例外。特别是他们主张政策无法产生效果，基本上是从两项很有问题的假设
导出来的：其一是，只要有关的行为人相信经济不会受政策面的影响，即使在最短的期
间内，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其二是，所有相关的行为人都相信这样的观点。
我对上述两项假设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项假设，是因为经济体系内存有能被
政策所抵消的缓慢调整；否定第二项假设，是认为有关的行为人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
模型，包括按照过去经验而作推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政策在短期内是中性的，因为事
实上就并非如此。对货币论者企图按照他们的假设来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态度，而
实证资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实上，这些模型所作的预测结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
精确度上可说逊色颇多。
我也曾尝试对当前其他的政策性议题贡献一己之力。我对通货膨胀的效果下过一番
工夫。此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其中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项大灾难，而另一派则
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并没有任何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认为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效果，
因此通货膨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会产生相当多的
效果，其中许多和行为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不了解通货膨胀的后果有很大的关联。
我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股票市场往
往会下跌，而不是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既然股权是实质性资产，股票不是应该上升吗？
但是，它通常却会下跌。
解读股价指数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
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
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作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
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
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
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股份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作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
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本利得，这些资本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
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
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
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
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本演
讲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有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
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
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本比较低。
我期望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作过多的思考。
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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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获奖年度：1986年
演讲日期：1987年10月28日
出生日期
1919年 10月3日
学历
1940年 中田纳西州立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College）学士
1941年 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硕士
1948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
经历
1948年～1950年 田纳西大学副教授
1950年～1951年 田纳西大学教授
1954年～1956年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56年～1962年 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经济学系（James Wils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教授
1962年～1968年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麦克莫泰尔经济学
教授（Paul G．Mclntire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68年～1969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经济学教授
1969年～1983年 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学院与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荣誉教授
1983年～ 乔治梅生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哈里斯客座教授
（Holbert L．Ha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
重要著作
《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体系》（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与塔洛克（G．Tullock）合著
《自由的限度》（The Limits of Liberty）
《赤字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与瓦格纳（R．Wagner）合著
《宪法合约的自由》（Freedom in Consitutional Contract）
《课税的权力》（The Power to Tax）与布瑞南（G．Brennan）合著
《法则的理由》（The Reason of Rules）与布瑞南合著
《自由、市场与国家》（Liberty，Market，and State）
《经济学：在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Economics：Between Predictive
Science and Moral Philosophy）
《宪法经济学探索》（Explorations 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
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
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
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
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
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作一番
个人的辩证。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
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
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
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
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
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
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
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
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
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
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
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
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
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
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
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
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
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
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process）的协调特
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
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
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
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
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
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
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
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
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找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
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
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
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
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
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乏加哥大学校
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Leland）等教授的课。我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
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
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
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
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
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
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
maximizing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
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持的经济学却
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作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
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
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
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
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
配置论者。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
（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
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
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
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作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
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
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作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
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
市场秩序上接受。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
可见，一旦事涉市场的运作与政治运作两者相互比较时，纵然市场有未尽完美之处，也
必然会在评价上带来极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这一段叙述明显偏离了主题，但对了解奈特带给我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我在芝加
哥之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进入研究
所的人，几乎全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论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
论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对个人自由赋予极高价值，然而却不懂市场的原
理。我们总是把自由主义摆在首位，社会主义放在其次；而对政治选择的想法，则往往
相当幼稚。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式民主（populist demoeracy）的吸引力，似乎优于
政府控制的经济。这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最容易在接触到市场协调的原理后，马上改
变他的思想。
对这个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政治与政府管理上，长期以来的反建制评
价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即经济互助（economic interaction），至少在
某一限度内，不致发生用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状况。按照我们的自由主义标准，
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按照同样的标准，市场可能——只是可能——不至于产生剥
削。
制度面的重要牲
尽管奈特还是信服经济化——一最大化的论点，但他的经济学里有一项要素，就是
强调市场的组织性结构，因此使协调原理提升为中心的课题。一旦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
在结构上与程序上，而把资源、财货与劳务等摆在一边时，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许多技
术性的雕虫小技，也就不值一提了。奈特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属于制度面的，如果按照这
个词汇妥当的意义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回顾奈特的研究，和美国早期的制度学派论者（institution－alists）如艾而斯
（Clarence Ayres）、康孟斯（John R．Commons）以及韦布仑（Thorstein Veblen）
等人，有部分的交集之处。他虽然对这些人的技术面经济学嗤之以鼻。不过却又和他们
一样，对社会与经济互动的结构相当感兴趣。奈特对制度面的探讨，虽仅对于人类欲望
的初步研究，但也暴露了正统经济学一些浅陋的假设前提。至于可能是唯一能取代市场
机能的政治结构，奈特只是在行文中略微提及，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
公共选择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是指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
部分经济学者只把市场单纯地视为一种配置机制，无关乎其在降低政治活动的种类与范
围上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这种扩大分析。在此，我当然可以只
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但倘若不是先有奈特有关协调原理的教诲奠定了基础，我很可能根
本无从认识魏克塞尔的理论。
“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与“公共选择”这两项相关但又有清楚区别的现
代理论，可以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我曾界定公共选择理论的两项中心的要素：一是将
政治视为交易的概念，二是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s）的模型。其中第二项基本
上和社会选择理论有共通处，后者是在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价值上建立社会选择的基
础。而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重大的差异在第一项上。社会选择理论并没有把政
治化为复杂的交易；而在其模型建构中，纳入了一项由来已久的观念，即其中必然存在
某些独特因而可察觉的“最佳”结果，政治的因素即有形或无形地纳入此观念中。从阿
罗以来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项要素方面，是直接源自正统经济学的配置典范，此时
社会福利函数的极大化，只不过是把标准的效率微积分扩大到整体经济而已。
相反地，。atallactic典范既强调交易而非配置理论，如果扩大到政治面，马上就
会关切到政治决策的制度性结构。如果没有奈特作我的良师与楷模，我这位刚出茅庐的
年轻经济学者，能否发现威克塞尔的伟大研究成果？我对此极表怀疑。
逐步建立自信
当我回首这段漫长的学术生涯时，总会一再地想起若干清晰可辨的事件与人物，他
们曾经协助我建立起信心，让我这位门外汉在置身学术同侪之间时，觉得自己还有发展
的潜力。第一件要提到的事，是1938年我在中田纳西师范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学科成绩
是第一名。我第一次了解到，尽管来自乡村、通车上学、又只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中
学毕业，比起来自城市、全天住校、原先教育背景又明显胜过我的同学，我还是有能力
和他们竞争。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我刚认为期三个月的海军预备军官班受训结束，
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部队担任少尉。尽管我是来自较落后的田纳西州，在师范学院及
田纳西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见得高明，我再度在将近六百位全国大专毕业生的预备军
官班里头，以第六或第七名的优异成绩结训。这位来自田纳西的乡下小子，的确对自己
有信心了。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成功度过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巡弋
珍珠港与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号（Admiral Nimitz）上服役。退伍后于1946年1月进入芝
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时，我的信心又经历了一场考验。此时的考验和先前完全不同。我
知道，在一般的评核项目——像学业成绩、学位及荣誉等，我都可以竞争成功。我对自
己完成博士学位的能力，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所不确知的是，自己能否超越这类
评核准则之外，跻身于杰出学者的行列，并提出值得同事注意的观念。
在这里，奈特又再度出现。如果我在芝加哥所接触的仅有像威纳与弗里德曼这样的
老师，那么我可能也不过是列于缺乏著作发表的博士之林。威纳是一位博学群书的典型
学者，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好像就是摧毁学生的信心；而弗里德曼以聪明绝顶的论
辩与分析主导一切，让学生只能沦为第四流的模仿者。因此，他们两位都不能鼓舞学生，
让他们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发展出受人重视的观念。
经师人师
奈特则完全不一样。在课堂上，他好像一直在寻找观念。不管单纯或深奥，他都竭
力思索基本原理，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是者的傲慢，他总是感到惊讶。对我们这些愿意诚
心受教的学生，他一直都灌输以下观念：一切都需以智力获取，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
其实都大有问题，有勇气能冲破知识的迷雾，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愿意否定所有的神，
认为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这正是最能形容奈特心智与个性的两句话。我这里所谓
的神，包括了本科的学术权威，还有那些宣称他们领域跨越至真理的其他面向者。我们
这些经常被许多事物困惑的同学，无不受到奈持对神看法的鼓舞。直到很久之后，我们
才终于慢慢了解，以这样的特质而论，能跻身天才之列的是奈特，而非他的同僚。
奈特自己就第一个承认，他并不是聪明或机智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困思
者；但是他在思考过程中深入探索的程度，连他周围的学者也未必能想像到。对奈特来
说，事情绝不会像外表所显露的那么简单，同时，他也对所有极端的事物保持基本的容
忍，因为他在所有原则中，都能察觉到属于真理的成份。
许多研究所的学生，不论是与我同期或前后期，都无法吸收或接受奈特对神所采取
的态度。对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同学而言，奈特似乎是一位糊涂颠倒、制造混淆的老师，
他的著作反映出思想的零乱，而他的主要特质似乎正是知识上的支离破碎。对我们这些
理解他的学生来说，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深度，不管是真实或潜
在的。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思想还不如他，但奈特却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理解到，假如连
自己努力去找答案这种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将很容易沦为伪神的牺牲品。
长久以来，我个人对奈特的了解、欣赏与尊敬，因彼此间密切的私人交往而日益增
进。就在选修他的课约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来到奈特那间有点零乱的办公室。原本预
期只会有五分钟的对话，没想到竞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在芝加哥两年半的时间以及离开
芝加哥之后，我们还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他认为我们两个相当投缘，因为我们在许
多方面有共同的经验。我们都来自乡下，在贫穷的农村长大，了解农村生活的辛劳，但
也喜爱生活在大地上的独立感。奈特十几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伊利诺州，来到我的故乡田
纳西州接受大学预科的教育，后来他进入田纳西大学的研究所，刚好我的第一个研究所
也是在这里念的。这些共同经验的联系，使我们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这是我和其他
教授所无法分享的。我们之间还有其他共同兴趣，包括欣赏哈代（Thomas Hardy）阴郁
的诗作，以及分享充满机智的低级笑话所带来的乐趣。
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我是单方面的受惠者。奈特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劝告我不
要浪费时间去选修哲学方面的正式课程，也详细地改正我博士论文的文法。他成为我漫
长学术生涯中无可替代的榜样，在回顾个人的发展时，我实在难以想像，假如未曾受业
于奈特，我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亦师亦友
让我们再回到信心这个话题，以免离题太远。休兹以及汉弥敦（Earl J.Hamilton）
这两位也都应该在此一提。休兹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论点，他也从
中找出一点可取之处。至于汉弥敦，我从不是他的正式弟子，因为我在芝加哥并没有选
修地的经济史。然而在1948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汉弥敦发现了我，直接
表示对我的前途很关心。和奈特一样，我们分享乡村贫苦生活的共同经验之后，也建立
了私人友谊，再加上我们对棒球都非常热衷，还一起赴小熊队（Cubs）及白衣队
（White Sox）的主场地观战。汉弥敦很喜欢对那些地认为是可造之材的学生提供忠告，
对我而言，有两项告诫至今仍然记忆深刻，那就是他强调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回报以及
精通外国语言的价值。
或许，汉弥敦对我学术生涯的最重要影响，是发生在1948年起他担任《政治经济学
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编辑的这段时间。首先，他寄来法文、德文、
意大利文的书籍要我作评论，强迫我奉行他有关学习外国语言的建议；其次，他对我最
初提交的论文，以容忍、了解以及鼓励的态度来处理，而不是草率或是吹毛求疵地拒绝，
因此不致摧毁我继续努力的信心。汉弥敦是一位严格把关的编辑，在他审稿的那段时间，
我每一篇刊出的文章，无一不是经过多次精心的修正与大幅删改的程序，才算大功告成。
如果没有汉弥敦担任编辑，我的写作形式与风格将无法达到现在这么简练的水准，而我
踏出正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意愿，恐怕也早就被压制得荡然无存了。拜汉弥敦担任编辑
之赐，50年代中期之前，我已经有好几篇够分量的论文发表在案——这个数字足以让我
能够以平静而不是失望的态度，来接受偶尔被退稿的状况。
先前我提到，弗里德曼在分析上的才华，对他所指导的学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不
过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的事，也许多少可以消除上述的负面效果，因为
弗里德曼自己也在学问上受到挫折。一位不是那么有名的学者，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的费普斯（Cecil G.Phipps）发现弗里德曼某篇论文中有
一处逻辑上的错误，随即为文指出，弗里德曼也马上很有风度地接受。直到今天，我都
还没告诉弗里德曼，这么一件单纯的事情，却对我的自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对绝对的绝对
先前我已经提到，奈特愿意挑战所有权威——包括知识的、道德的或科学的，从而
间接地使视他为典范的人建立起自信心。但如果因而认定这种影响从哲学态度来看，是
反对所有权威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cum－nihilism），将是极不周全
的，也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奈特直接教导我的哲学原则让我受用
了许多年，而且也应用到许多方面。这项原则，就是所谓的“相对绝对的绝对”
（relatively absolute absolute ），在这项观念指导下，让哲学性的思考能摒弃绝
对主义（absolutism）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两个极端，而在两者之间找到定位。
接受这样的原则后，必然会一直面对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是要求遵循权威与接受
权威，而另一方则容许自由地思想与质问。奈特所表现出来挑战所有权威的意愿，乃是
隐含在他亦能承认传统思想、方法与制度的智慧之中。他的智慧正告诉我：在大部分的
情况下，审慎的作法应该是假设既有的权威的确有其合法性。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要我
们在日常的行为中，遵守与接受既有的或传统的权威标准，不管这些行为是个人的、科
学的还是政治的；然而同时在另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上，我们要质疑所有这一切的
标准，甚至要求改变。
有关我个人的研究与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的关联，或者最佳的例证是见诸于政治互
动中的后立宪（Postconstitutional）与立宪（constitutional）层次的重要区别。说
得更一般化，这两者的差别在于，一是游戏规则已定，只须选择战术；一是要在几组可
替代的游戏规则之中择一。如果是游戏规则确定、只选择战术的情况，参与者会视规则
为相对绝对的绝对，为既存现实中部分的限制条件，不过同时间可以评估、修正与改变。
我将奈特的原则扩充并应用到政治立宪——特别是类比于一般游戏规则与战术的选择，
是受到我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同事芬宁（Rutledge Vining）
的鼓舞与激励，他自己也深受奈特教诲的影响。
在1986年，我曾写过一篇自传型的文章，名为《胜过耕田》。这个标题直接借用自
奈特，他是用来形容自己对学术生涯的态度。对我来说，这个标题相当传神，同时也能
表达个人对在学术界或在其他领域“就业”的比较性评估。这个标题也隐约指出，战后
婴儿潮导致教育的急剧扩张，在此期间服务于学术界的我们实在幸运；过分幸运如果转
化成地租，其幅度之巨，确实超过任何梦想所及的程度。
令我惊讶的是，对这篇一般性的自传式文章以《胜过耕田》为名是否恰当，竟然出
现相当多建设性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个标题似乎不够正式，太不经意；对所描述
的学术研究生涯而言，也过于轻率，因为毕竟从客观或是外表来看，学术研究似乎包含
中心思想与目的或意向。受到这次意外的邀请而撰写第二篇个人自传，也让我有机会对
这些批评作一些回应，同时也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发展历程增添一些新的看法。
对自传写作的反思
我在1949年到1987年间所著的许多专著与报告，全都客观地存在那里，可供任何人
选择来阅读或诠释。然而在这些文献纪录中有着惊人的一贯性，恐怕任何一位功力深厚
的传记作家都没有我认识得清楚。托利森（Robert Tollison）曾和我合力对自传加以
分析，我们认为，自传作者所拥有的记录，必然远超过任何传记作家所能掌握的。一个
人的行为会产生客观的记录，但他同时也与主观的记录共存。作为一位自传的作者，假
如他将客观的记录无中生有地牵强附会，好让自己一生的工作看来有前后一贯的目的，
那就未免太没有道德了。
当然我也了解，我个人的研究出版记录，可能被解读为是一个讲究方法论、重视规
范性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其目的一直是以更具哲学性的观点来支持个人自由。但是主观
地回想起来，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似乎从未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态度，在我的学术生涯中，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都在致力于澄清一些模糊或是混淆的地方，对经济学者、社会
科学家与哲学家看法的疏漏之处，也设法研究清楚。如果说这些努力有什么自觉的动机，
那就是纯粹享受创造思想观念，以及将现实反映于最后的手稿所带来的乐趣。我对规范
性事务缺乏兴趣，可由草稿到了最后定稿后，我就不再有兴趣理睬看出来——我有时对
出版商的选择、书籍的推广活动，乃至稿费或版税收入或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可说是毫
不关心。
我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比较接近于在画布或石头上从事创作的艺术家，而不像是科
学家，因为科学家只有在他们的发现能独立存在而不会受自己研究行为的影响时，才会
接受自己的发现。我也决不与传教士同列，因为他们所写所言，只有一个明显的目的，
那就是说服别人接受他预先设定的那套价值标准。
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奈特又再一次是我的典范，他对庇古的社会成本提出的著名批评，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借着财产权的介绍，奈特从一个全新的观点来看庇古的整体分析，
而这个过程的确创造出新的东西。我总希望自己在公债、机会成本、指定用途税、俱乐
部、一般政治学乃至立宪规则等方面的著作，也能在观点的转移上发挥同样的作用。在
我这方面的努力，经常力求简化并带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特点，说穿了就是因为我只能
从自由主义的窗口来看这个世界。
假如一位画家只有红色的颜料，那么他的画将只有红色的色调。这位画家并不是有
意选择画红色的国画，然后再去购买红色的颜料。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来作他
能够做以及必须做的事，同时在整个作画过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创作之乐。藉着这位画
家的创作，其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从而也给画家带来一些收入——这种善意
的结果，让这位画家以为他的自传式的文章取名为《胜过耕田》。
第十章 索洛（Robert M．Solow）
获奖年度 1987年
演讲日期 1988年10月13日
出生日期 1924年8月23日
学历
1947年 哈佛学院学士
1949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50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50年～195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助理教授
1954年～1958年 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副教授
1958年～1973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73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写
多夫曼（R．Dorfman）及萨缪尔森合著《资本理论与报酬率》（Capital Theory and
the Rate of Return）《解说成长理论》（Garowth Theory;An Exposition）
说真的，我应该先警告各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尽量少提自己的事，虽然今
天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这么作，并不是要刻意隐藏些什
么。我倒希望，我有许多值得隐藏起来的事；至少那样好像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相当刺激。
我主要是认为现今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这种现
象最危险的例子出现在总统大选上，好像候选人的眉毛长得如何，比他的政见还来的重
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这种媒体更适合谈眉毛而不是经济理论。
不过，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也不尽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像是绝大多数事物的心理层面、
跟人物有关的书籍相当畅销、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中，有七本是传记类，还有大家
津津乐道雷根先生和柴契尔夫人的“个人关系”，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当然我不是
指雷根先生与柴契尔夫人！）不过幸运的是，在谈到对个人的兴趣上，学术界里头的经
济学家好像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译注：美国著名电
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和我说，我看我也没什么好和她说的。
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
请躺下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想刻意顾左右而言
他，来规避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希望把焦点稍扩大到社会与知识界目前的潮流。
兴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冯纽曼去世后不久，当时《计量经济期刊》的编辑史卓兹（Robert
Strotz）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冯纽曼和阮赛这两位，在本科研究之余，
是对专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影响最重大的非经济学家。（就影响力来看，霍特林应该也可
以名列同级，但是他和经济学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事实已经可以称为兼职的专业经济学
家了。）我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当时我的确深思了一阵。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
出来：冯纽曼是怎么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于是我问了一些我认为能够解答的人，但是
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就写了封信给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
系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开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为他在维也纳主持过数
学讨论会，冯纽曼、瓦德以及一些经济学者都曾偶尔出席。孟格对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
绝妙的答复。他说，在奥匈帝国，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
我成长于30年代，高中毕业时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30年代的纽约
布鲁克林（Brooklyn），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其实不只是经济学而已；在我那个时
代，聪明的高中学生所关心的不只是经济大恐慌的问题，也包括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
义的崛起，当然这些事件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息息相关。生活中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
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是怎样来解
决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相当重要的。我想上面的叙述已经为经济学
界的现况以及近期的演变透露了讯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
我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了一两岁；不过1940年18岁的人，如今也66岁了。所以，再过几年，
在活跃的经济学者之中，恐怕已不会有人对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
要了解经济大恐慌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很快就要从工作岗位退休。在今天大
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中，“景气循环”是一低度变异、自我相关不大、稳定
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而产生。这样的观念架构，和我自己在
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
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
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
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
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
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
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
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
取那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
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
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
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找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
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
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
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
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
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到1941年的失业
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
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
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作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
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
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
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 Dunlop）有关劳动
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
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
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
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
《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
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
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骚。但这两位
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
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
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
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
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
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
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
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
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
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
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
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
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
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当时，他为我作了一件现在来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却颇值得一提。当年在哈佛大学，
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课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积分。（每个人都必须念希克
斯的《价值与资本》，或至少该书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数学附录则可省略；其实以今
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学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相当不错，可
能算是最拿手的学科。但到了大学阶段，却从没有想过再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当然对于
数学和经济学的关联，则更是一无所悉。当时哈佛似乎并不允许里昂惕夫教授教数学以
及数理经济理论，而他也真的遵照规定。不过在我们每周的讨论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
当作开场白；“你应该读读这篇或那篇……可是不对，你没办法。你不懂数学。这样吧，
换这一篇看看。”我也许反应迟钝，但绝不是笨蛋。我当然想要阅读第一流的素材。我
马上去选修了一系列的微积分，并持续了研读数学的课程，直到足以应付每天的功课而
有余。但当年我的数学知识，恐怕还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对理论有点兴趣、程度还不错的
研究生。把学数学看成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来也很令人惊讶。
从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学到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从1945到1949年间，从完成
大学课程到参加博士班考试这段过程中，我也未曾学过宏观经济学。不管如何，当时正
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学校的课表上并无宏观经济学这个科目，倒是有“景气循环”的
课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课，教得非常好。他所写的《繁荣与衰退》（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一书更是个中翘楚，我乐于向大家推介这本书。1950年，当我到麻省理工
学院任教时，最先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景气循环”。我猜想，我第一次看
到“宏观经济学”样的名称，恐怕又是十年后的事了。
师友切磋
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系指研究整个经济完整的加总模型。当时，宏观经济学几乎
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代名词，也就是凯恩斯所说：“将产出视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
史上的细微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一些和我同时代的学生，是从汉
森那里学习宏观经济学，地点是在研究所的货币银行学课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
H.Williams）共同授课。大概也是幸运吧，我修习货币银行学是在战后，可能是1945年
或1946年。当时汉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个两学期的课都由威廉士来讲授。而且，由
于战后大批退伍回来的学生涌入校园，货币银行学的课由研究所和大学部的学生合班上
课。（我们那时都说，唯一的差别是大学部学生的成绩是依更高的标准来评分。）所以
我后来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课程。
威廉士素以怀疑凯恩斯理论、怀疑宏观经济学著称，事实他几乎无所不怀疑。对事
情抱持怀疑的态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或许他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然而，
在宏观经济理论这方面，我对于自己该怀疑些什么都未曾学到。由于依循里昂惕夫的方
式学习经济理论，我未和汉森有过深入的接触。我一直没有正式选修他著名的财政政策
专题研究的课程，只偶尔出席几次，而内人则是固定的成员。
以下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我从一些年纪稍长而学识养先的同事，像杜森贝利及谢
霖（Thomas Schelling）等人，学习了一些宏观经济学。至于由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古
德温那里，我不只学到建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处理这些模型
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正确。它所强调的是单纯化、集中问题焦点，
用扎实的模型来解答单纯的问题。要诀是要将精妙之处专注于正确的所在。
寻找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能够阅读。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时间阅读老师指定阅读的部分，不知
道现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样？其实，尽管我在1949年结束了哈佛相关的课程，也通过了考
试，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到经济学应该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论，范围不只
涵盖景气循环，还有经济活动的水准及变动，它的均衡或不断自我调整的特性，甚至它
失衡的特性。这样的描述很困难，因为稍后出现看来很适合的名词——凯恩斯学派经济
学，而不必然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现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词，似乎是专门
设计来压抑我试图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其实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今天的“均衡景气
循环”（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 theory），与两者对宏观经济变异性的感受有
关。也许30年代的经验以及30年代的问题在第二次大战获得解决这两项因素，造成了两
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能解读为只是对1932年可能历史重
演的忧虑。这并不是重点所在。让找重复前面所说的，我觉得重点是，透过这些极端的
事件让我们体会到，经济体系中有一套机制存在，而宏观经济理论应该能对这些机制提
出说明。
无论如何，我能做的研究很多。我从1949年起，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撰写博士论文，
同期间也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是将所得分配的动态纳入模型，主要
是工资及薪资所得，研究进入与离开就业市场的随机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工资水准变动
的结果。选择这个题目完全是我个人的构想。当然，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在我念哈佛的时候，他们教的统计学可以说是一团糟。要不是亚历山大在研究所教
了几周经济统计学，揭开面纱而让我们一窥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另外，莫斯
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教一学期的数理统计学导论，
后来又引导我修习文献选读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所教导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理
解。在他的建议下，我把握了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博士论文奖学金的机会，一方
面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方面也到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所以，我得以从
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坠机身亡前最后一年的执教）、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T．W．
Anderson）等教授那边，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
1950年5月，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担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
授。从莫斯提勒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统计学，引发了我的兴趣，当时曾有意终生投
入于经济学的机率模型研究。此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顺利展开。（这篇博士论文赢得
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论文手槁，即可出版
成书。可是我却一直没这么作。目前哈佛这项奖学金的给付金额比当年多上几千美元；
因为我想我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一旦我们建构可应用于
实际生活的模型，并领略其中乐趣，几乎都会体会机率理论在引发内在兴趣以及确保实
务运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
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
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
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
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
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
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
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
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
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
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须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
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
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
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
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
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
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
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
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
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米达尔、沃林
（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
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而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
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而是我自己发现的，找一直偏好他的理论，
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
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
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
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
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
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
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
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
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总
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
而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
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
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作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
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
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
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
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的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作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
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
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
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
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
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地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
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
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
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封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
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
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
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
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
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
如果换作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
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
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
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
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
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
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作的，乃提出一套很
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
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
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
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一些
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
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
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
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
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住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
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
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
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
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
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
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
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
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
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
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
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
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
（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
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
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
轮”（Wheel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
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
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
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
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
作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
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史蒂葛立兹（JosephStnilitz）合写了一篇文
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作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
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
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
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
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
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
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
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
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
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
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Kerneslanism）——作出贡献。
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
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
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
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
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
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资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
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
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
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
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
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
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
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作法，
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
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资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
题的主要解答。
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
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
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线的论争
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
“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
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
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
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
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作法，可能
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
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
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
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
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
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
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
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
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
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
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e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
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唯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
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
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
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
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
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
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
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
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
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
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
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
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
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
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
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
Cambridge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
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作报告，可
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
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作一些点
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
如果对之太过热中，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
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
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井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
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
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造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
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
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
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
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
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
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
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
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
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作的
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
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
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
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
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
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
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
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
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
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
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
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
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
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
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
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
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第十一章 夏普（William F．Sharpe）
获奖年度 1990年
演讲日期 1992年2月19日
出生日期 1934年6月16日
学历
1955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学士
1956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硕士
1961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博士
经历
1961年～1963年 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1963年～1967年 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1967年～1968年 华盛顿大学教授
1968年～1970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教授
1970年～1973年 斯坦福大学教授
1973年～1989年 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教授（Timken Professor of Finance）
1989年～1992年 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荣誉教授
1993年 斯坦福大学财务学教授
重要著作
《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币场》（Portfolio Theory and Capital Markets）
《资产配置工具》（Asset Allocation Tools）
《投资学原理》（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s），与亚历山大（Gordon
J.Alexander）及贝雷（Jeffrey V.Bailey）合著
《投资学》（Investments），写亚历山大及贝雷合著
多么高的荣誉，多么好的机会，多么难的挑战，多么大的诱惑。
在一群专注的听众前畅谈自己，真可以说是罕有的机会。一开始我的确很担心会论
为自我吹嘘。但再想想，为什么不摒弃一切虚伪的谦虚？至少我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来大
力传达个人所珍视的事物——不论在学术上、政治上或个人发展历程上。
假如我没有事先阅读过前面演说者的演讲内容，我可能会屈服在这些诱惑下。事实
上，其他人并没有如此。因此，我也要尽全力来抗拒任何与他们反其道的诱惑。
受邀来作这次演讲时，我欣然接受。本以为畅谈个人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历程，想
必是件简单又令人愉快的事。但在拜读过前面几场演讲的内容后，我发现我的同行不但
雄辩、博学、睿智、幽默，而且演讲内容兼具深度与广度。我该如何遵循前辈的步伐？
我甚至想装病推辞或请人捉刀。但最后我并没有这样作。以下的内容，不管是好还是坏，
都是个人对这项主题的看法。
首先，谈到这项大奖及获奖理由。瑞典皇家学院把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马寇
维兹、米勒及本人，以表彰“他们三人在财务经济学理论上先驱性的工作。”在这里我
要特别强调，因为这项大奖的颁发，才使“财务经济学”这门学科无论在经济学还是财
务学的领域里头，都得以进一步的演化发展，而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学科本身的重要性，当然还超过研究该学科的人。因此，接下来在谈到个人
的发展历程时，我也会对自己专攻的领域提出一些说明。
要为一门学科下定义，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这门学科又是你的专攻，就更
是如此了。不过，我现在还是来试试看。
财务经济学面面观
在颁奖典礼的演说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林德贝克教授特别强调金融市场以及厂商
对这方面的运用。当然，金融工具的特性及其正确的使用，可以说是中心的议题。如果
从较理论化的观点来看，可以把重点摆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关联。所谓金融工具，通常是
指收取未来现金流入的一种财产权。这样的现金流入，当然是在未来才会进账，因此对
“时间经济学”（eco nomics of time）必须要了解。现金流量经常是不确定的，因此
需要一套“不确定性经济学”（economics of uncertainty）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
长远的未来的现金流量，可能取决于我们在不久的未来所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因
此我们需要一套“选择权经济学”（economics of options）的理论（此处选择权作广
义的解释）。最后，我在估计未来可能的状况时，需要各种信息，因此也需要对“信息
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有所了解。
因此，我所界定的财务经济学，可以说涵盖了经济学里头四个重要、困难但又吸引
人的层面。当然，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何把这么多不同领域的学问归属在自己所属的科
目之下，不过，我相信上述的说法是适当的，而且也不乏与我持相同看法之人。
财务经济学的科目，可以在经济学系以及商学院的财务系的课程表中找到踪影。近
来，也逐渐扩展到实务界。经济学系比较强调实证面；而在财务金融系以及实务界，则
重视规范性应用（normative applications）。实证理论是尝试对世界作一番描述，而
规范面则是提供了行动的指示。这两种分析方法或取向，在今天并不是完全分割为二。
在实证理论中，须假设各种不同形式态或样式的规范性行为；而在规范性理论中所需的
完形（gestalt），也往往需要按照实证理论建构。
对实证的财务经济学而言，其中心课题是评价（valuation）——未来预计的现金
流量，在今天的价值为何？而规范面的财务经济学，其中心课题是：在完全或部分依据
实证财务经济学原理而设定的价值下，金融工具应如何适宜地使用。
财务经济学与财务学
商学院财务金融系经常把课程区分为三大类。“投资学”主要是探讨个人、年金基
金（pension fund）等如何购买财务金融工具。“公司理财”主要是探讨公司发行金融
工具的问题。第三类的课程则是“金融机构”，对这些机构型而言，购买与发行各种金
融工具两者都很重要。
如果从高度简化的观点，我可以设想三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就投资来看，资
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金融工具，右边是个人或是组织的净值（net worth）。从公司理
财的观点来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砖块、灰泥、旋转车状……等，而右边则是各种
金融工具。对金融机构而，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是各类财务金融工具。
目前有些商学院在有关财务课程的设计上，以财务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开始，接下来
是有关前述三大应用领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我因为能够就近参与设计斯坦福大学的课
程，因此该校课程的安排和这个模型近似。然而，这样的课程结构目前仍然不很普遍，
大部分的商学院只是把财务经济学视为各应用领域中第一门课程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
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早先的状况并非如此。且让我引用本人在1978年出版的《投资学》教科书中
的一段话：
“近年来，财务的领域事实上已历经了一场‘革命’。就在几年前，投资学的教科
书的重心仍在……会计学的玄机、主要产业经营的细节以及选择好坏股票的各种经验法
则。制度的细节……虽有介绍，并配合历史资料，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可供读者了解这些
现象的整体架构。有关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理论付之阙如。”
我接着指出，这样的理论其实就近在咫尺，阅读本书的学生，都可以运用此一理论
来照亮当时财务学中隐晦的角落。我甚至大胆地说：“……实证分析已经证实，该理论
对主要市场的运作行为，作了非常贴切的描述。”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有点过于乐观。
以下我要再引用该书1985年版的内容：
“透过近来的实证研究，令我们对这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产生了若干怀疑。早
期统计检定的结果相对薄弱，可能无法确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大分歧。还有，有些系
统化的‘反常’（anomalies）业经发现，令人质疑所谓标准理论的某些观点。”
话虽如此，财务经济学的理论并未曾受到伤害，反而变得更加完备；然而与此同时，
可能也不免丧失了一些单纯性与直觉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鲁莽之徒才会在未能充分了解
财务经济学的情况下，贸然投入财务金融的领域。
财务经济学与经济学
财务经济学对经济学系的影响，还不如其对财务金融系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两门
学科之间的综效（syneryy）仍然很大，经济学者对财务经济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请容我再度引用以前的文章，这是1982年出版的《财务经济学——顾特纳纪念论文集》
（Financial Economics，Essays In Honor of PaulCootner）一书的前言。
“在1950年时，财务金融及经济学的交集确实很少。财务金融的学术研究仍较依赖
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事证，而缺乏理论基础以及严谨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金融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的其他层面
等，只有蜻蜒点水式的兴趣。
但是三十年后，整个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有关财务的问题不但有丰富的理论
体系，而且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来检定理论建构与其实状况的关联……
带动财务学变革的人士，许多都受过经济学的训练。他们用经济学者的态度以及标
准的研究工具，来研究财务上的各种问题。当他们发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足以
解决手边的研究主题时，就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不管如何，他们的风格仍是属于经
济学者的，因此，现在这门学科逐渐以‘财务经济学’之名为人所知。”
英年早逝的顾特纳是我的好友与同事，堪称是早年最优秀的财务经济学者。当然，
可与他并称的还有许多杰出之士。这些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先锋，几乎都是经济学者出身，
其中包括马寇维兹、米勒以及我本人。巧合的是，在《顾特纳纪念论文集》中撰文的学
者中，有五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其中的四位（萨缪尔森、索洛、施蒂格勒及本人）
则先后参加了这个系列的讲座。
因此，谈到财务经济这个学科的名称时，我应对财务及经济学这两个部分，投以同
样程度的重视。
实用的理论
我想，在商学院所教的学科之中，没有一门财务经济学一样，对相关行业产生如此
重大的冲击。现在的专业投资人，对下面的名词都能琅琅上口：期望值；标准差；相关
系数；R平方（R－squared）、贝他值（beta）、戴尔他值（delta）、伽玛值
（gamma）；外凸性（convexity）；二项式过程（binomialprocesses）…等等。这些
在十年、二十年前看来抽象而莫测高深的概念，今天已成为全球大批交易人员每天生活
的一部分。
财务经济学也对金融机构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诸如促成指数基金（index fund）
的诞生，以精准的预测及低成本的操作，来复制整个市场的大盘表现。财务经济学也推
动了衍生性证券（derivative securities）的庞大市场，包括选择权交易（traded
options）、指数期货（index futures）、指数选择权（indexoptions）以及换货操作
（swaps）等等，这些以往尚属新奇的金融工具，在今天却能协助个人及金融机构在追
求特定目标时，得以有效率地控制风险。无论是对这些工具的评价或有效率的运用，财
务经济学都提供了相关的架构。
我对实用的理论这个名词特别感兴趣。这类型的理论在财务经济学中可谓比比皆是，
而各个金融交易中心也都能迅速地采用。
如果想对这方面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强力推荐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最近
出版的《资本的观念：现代华尔街令人难以置信的起源》（Capital Ideas：The
Improbable Origins ofModern Wall Street）一书，该书记述影响投资实务的一些人
物，包括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到比较属于个人的回顾。
无论把财务经济学的发展视为革命（这是我年轻时会有的想法）或是一种演化（这
比较切合我现在的讲题），我能观察并参与这个重要学科由诞生到成熟的过程，实在感
到莫大的荣幸。虽然我个人的发展历程只算其中一小段插曲，但或可有助于诸位对整个
学术演变的了解。
生涯发展中的机运
在个人发展的进程中，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脉络，那该是幸运之神的眷顾。无疑地，
优良的基因以及勤奋的工作，是在这个舞台上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在
我个人面对的许多决策关键上，幸运之神总是指点我该选择的方向。今天能走到这样的
境地，当然是拜许多机运之赐。
我的双亲都是教育界人士——家父是学院校长，家母是小学校长，由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干扰，他们到了中年时才到研究所进修。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个人在年幼时就
颇能领略学习之乐。
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好的公立学校完成。中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加利
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计划完成家母对我习医的期望。但在上过一、两门和实验有关
的课程，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料子，于是就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
（UCLA），并决定主修企业管理。在大二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会计学及个体经济学两门
必修课。前者只是完全不用脑筋的簿记，令我非常厌恶。但微观经济学则完全不然：理
论严谨、前后关联、结构完整又合乎逻辑。我发觉了其中不可抗拒的魅力，随即在下学
期转而主修经济学，从此不再回头。
这是幸运之神第一次眷顾。有时候回想一下，假如当时选读的是现代会计学以及制
度经济学，现在的情况会是如何时，都会不自觉地出一身冷汗。
在就学期间，我或多或少以打工的方式自食其力，做过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上夜
班为大公司担任小夜班的过账交易、同时批改七个科目的作业、各种不同的暑期打工、
教学助理等等，最后当然就是经济学者。
在大学主修经济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商学院的投资学。但课程内容保守而传统，令
人泄气。虽然我全力研读，却怎么也找不出其中一贯的原理与基本的架构。显然投资学
绝对不适合我的研究。
不过，幸运之神又再度降临。威斯顿（J．Fred Weston）是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公
司理财方面的权威，我有幸在大四那年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威斯顿引领我进入当时刚成
形的财务经济学的世界，我虽然还没有决定要往这方面发展，但的确感到兴趣盎然。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去银行界应征工作。结果在面谈时，大学优异的成绩却成了妨
碍。面谈者在仔细看过我的成绩后，往往会称赞一番，接着又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念研究
所。这几乎成我面谈时碰到的典型过程。经过几次这样的经验后，我把原先的申请表格
拿回来，向面谈者强调我在各种课外活动、工读以及社团方面的记录。尽管我努力证明
自己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但成效不彰，因此我只有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机分
校攻读经济学硕士。
可以说就在这一年，我走上成为经济学者的不归路。这一切的功（或过），应该归
诸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的艾智仁教授。他性格温和保守，却是位与众不同的经济理论学
者。他在第一堂课上即宣称，经济学期刊的内容，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错误或是无关紧要
的——这项主张我有时候倒觉得并不算过份悲观。接着他就开始讨论有关非法贩卖婴儿
市场的经济课题。有一阵子，他在六节课的讲次中花了五节来辨正“利润”的意义（不
过并不是很成功）。事实上，在他的课堂里，常常像在进行角力竞赛。学生目睹这位才
华横溢的智者，以全然创新的方法来捕捉（经常相当成功）经济学里头最困难的概念。
对尚待磨炼的年轻学者而言，没有比这更扎实的训练，也找不到更高的标准。受业于艾
智仁两个学期之后，我坚定了自己要成为微观经济学者的信念。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随即履行后备军官养成训练的兵役义务，后来担任陆军经理少
尉军官。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并养成极佳的体能状况，我倒是颇能乐在其中。
我的服役为期七年半，每年有两周的暑训，后来我设法把役期压缩到六个月。接着，
由于艾尔契安的协助，我得以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担任初级经济研究员。
兰德公司
1956年的兰德公司，是非常特别的组织，其资金几乎全来自美国空军，因此根据契
约，公司只需从事任何对这位客户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再加上部分公益工作。员工可以
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也有相当大的弹性。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大家习于
对广泛的议题进行心智交流，而且每人每周要有一天钻研纯属自己兴趣的研究。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兰德所完成的工作包括系统分析、作业研究、电脑科学
以及应用经济学等方面重要的研究。兰德的第一批电脑中，有一部就是冯纽曼所设计的。
丹立格（George Dantizig）当时正在研究线性规划。一些最杰出的学术界大师，也担
任兰德的顾问。在这里，大家都相互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对实用理论有兴趣的话，那么
50年代的兰德公司可以说是最佳的工作场所。
对于像我和兰德公司绝大多数员工这样的自由派（按照美国政治上对自由派的定义）
来说，在军方列管单位工作应该是一种忌讳。但是，那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年代。我们确
信，透过改进国防机构的效率，可以有助于防止战争，因此并未感受道德上两难的挣扎。
在兰德期间，我致力于最优化以及各种取舍（trade－offs）问题的研究。我们建
构了许多模型，也投入资料的搜集与实证分析，然后充分运用当时已有的电脑设备，将
所有资料汇总研究。
兰德在电脑科学的许多层面上是开拓者，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电脑痴”。我
对这方面的热情，并未随着时间而冲淡，内人和许多同事都可以作证。
虽然兰德提供了绝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志趣还是教职。由于个人的经济状
况不容许我做个单纯的学生，我想的最佳选择应该是选修三门教育的课程，再配合原来
的硕士学位，这样就可以在专科谋得教职。后来，我只选修了一门夜间部的视听教育。
这是相当无聊的课程，其中最荒诞的一次，是讲师向我们展示一张幻灯片，内容是一份
呕心沥血制作也得过奖的布告栏，主题是十月份的月历。结果班上有位同学指出，那张
月历上只有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这位讲师虽然愣了一下，但却不见有尴尬的表情。
虽然，我无意否定形式的重要性，但以这个个案来说，形式完全征服了内容。
我不愿再冒险去忍受这么离谱的教育课程，于是就安排选修加大洛杉矾分校经济学
博士班的课程，同时仍然在兰德担任全职的工作。除了微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经济
史以及经济思想发展史等课程外，我还特别设法选修威斯顿教授的财务课程。因为这一
层关系，我才能学习到马寇维兹的一些创新研究成果，这些绝大部分都成为财务经济学
的滥觞。
博士论文的波折
在修完课程也通过考试后，我开始着手撰写论文，我希望探讨的是转移价格
（transfer prices），也就是一些大公司有时会运用的内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以作为激励各部门经营效率的诱因。个人之所以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一方面
是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类似的问题，一方面则是受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赫雪雷佛（Jack
Hirshleifer）在这方面著作的影响。当我开始这项专案研究大约三个月之后，赫雪雷
佛恰好也转到加大洛杉矾分校来。在艾尔契安的建议下，他看了我到那时为止的研究成
果。简单一句话，他不认为我的论文会有什么希望，并极力建议我更换研究主题。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赫雪雷佛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我深感挫折但不灰心，就去找威士顿商量。他建议我向马寇维兹（当时他刚加入兰
德）请教论文的主题。我于是前去拜访，他也给了一些建议。艾尔契安对于我能在马寇
维兹手下从事研究表示欣慰，虽然马氏根本无法列名在我的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中。
马寇维兹在1952年就已经指出，投资人的投资组合选择，可以视为数学与统计学的
问题来处理。投资策略有两项关键因素，即预期收益与风险。前者可以用未来收益机率
分配的平均值来表示；后者则可以用该机率分配的变异数或标准差来表示。有效率的策
略（efficient strategy），是指在固定风险下，预期收益最高的策略。他也说明在证
券的预期收益、风险及相关系数等估计值为已知时，该如何以公式来表现寻找所有有效
率策略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运用他所发展的二次规划互除法（quadraticProgramming
algorithm）来解决上述的问题。他的重心可以说完全在规范性的问题上——他所关心
的是适当使用预测结果，而不是预测本身的性质。
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三个相关的课题。首先，我对马寇维兹在1958年书中的一项建议
洋加引申，这项建议是以单一因素模型（one－factor model）表现“收益产生过程”
（return－generatingProcess）的特性。一般而言，因素模型会界定一个或是更多的
关键影响因素，尝试衡量每种证券对各项特定因素的敏感性；同时也假设所有其他的风
险来源都是个别独立的（idiosyncratic）——也就是在各类证券之间并没有关联性。
在论文里，我所处理的计算式都是在单一因素下才具效率的运算。在后来的研究，我又
进一步扩展到较符合实际的多因素情况。
成功的投资组台
其次，我和一位实际从事投资管理的经理人合作，尝试应用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主观
判断的理论与单一因素模型。这方面的实验，只能说是局部成功。令人奇怪的是，最佳
投资组合中总是出现一家不是很有名气的公司——施乐（Haloid Xerox），而且所占的
比率还不小。不久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好几倍，也许验证了经理人的远见加上及严
谨程序的价值。从这次的经验中，我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计量经济方法最适合作风险
的估计，至于要作收益的估计，可能还需加上判断。
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事后也证明如此）一点，我提出了受过微观经济学训练
的学者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假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最佳化的”（这里，且按照马寇维
兹投资组合理论所提出的条件），一旦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时，证券的价格将会如此？
为了让这个问题容易掌握起见，我假设所有投资人都作同样的预期，同时投资报酬系透
过单一因素模型产生。研究的结论令人吃惊，也引起争议：证券的价格将会不断地调整，
直到期望报酬与对因素变动的敏感性这两者之间，达到简单的线型关系时为止。我遵循
回归分析的作法，用贝他值来表示对因素变动的敏感性。因此这项结果可以简述如下：
贝他值愈高的证券，预期报酬率也愈高。长期来看，风险中只有受并通因素影响的部分，
才可以获得报偿。至于其他的部分（我称之为“非系统风险”）则毋需也没有报偿，因
为透过合理分散投资，可将之降到很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资产订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model）于是诞生。
华盛顿大学的岁月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曾有机会在西雅图消磨一天。那天居然是阳光普照的天气，
水面满布帆船。由于航行一直是我的热爱，于是我向华盛顿大学申请教职。在获录用后，
我就搬到了西雅图。
当时，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正值转型初期，由原来传统、松散、以制度为导向的课
程，转变为像现在这样以严谨理论为基础的学术殿堂。其间固然有挫折感，但也充满了
机会。教学的负担相当沉重，但是只要愿意尝试的新课程，都会受到肯定。延续在蓝德
不拘于一隅的传统，我教的课程有统计学、作业研究、电脑科学和微观经济学，另外再
加上公司理财及投资学。有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学习一项事物的最佳方法，就是试着
去教给别人。在华盛顿大学，至少我是学了许多。
同时，我也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此地的第一年里，我导出了资本资
产订价模型中的其他基本要素。
虽然我的博士论文中所获得的均衡结果尚令人满意，但似乎过于倚重一个重要的假
设条件，即证券报酬之间的相关性只受单一因素的影响。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有可能
将模型一般化，而不需受到这个假设条件的约束。在经过几次错误的尝试后，我发现在
有效率的市场中，不管产生证券报酬的程序为何，期望报酬与贝他值之间的基本关系都
会存在。我曾把这方面的发现与结果，写成《资本资产价格：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
论》（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的论文。但是这篇文章的刊出却延迟了两年多，因为最初遭一位审稿人退稿，
后来《财务期刊》（Journalof Finance）的编辑人员又改组。在此同时，我公开发表
研究成果，也积极地和快速发展的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交换研究成果。透过不
一而足的方法，我们找到了这方面的研究同好，也举办各项研讨会。学术界的沟通过程
多少带有神秘的色彩，即使参与其中的人也会有此感受，但这个过程的效率非常惊人。
虽然身在华盛顿大学，但在蓝德的资金资助下，我结合了对经济学与电脑这两方面
的兴趣，写成《电脑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mputers）一书。其间，我曾请了
一年的长假回到蓝德从事一些非军事方面的研究专案，其中一项是探讨运用不同时段的
差别费率，来改善纽约三个主要机场的航机着陆权与空间使用的配置。
在华盛顿大学度过收获丰硕的几年后，我在开创新局的想法下，转往了加利福尼亚
大学新设的尔湾（Irvine）分校社会科学学院。当初的计划是要成立以“不确定经济学”
为研究主轴的经济学系。不幸的是，当时正值反战运动的最高潮，这所建在橘郡
（Orange County）的公立学校，根本不宜学术性的思辨。校园里自校长以下的每个人
都有被迫参与的任务，确保学校可以自由调查各种思想，不分左派还是右派。
在尔湾期间，我受聘担任纽约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顾问，协助将我和其
他学者所发展的一些观念，落实在实际的应用上。我也完成了一本名为《投资组合理论
与资本市场》（Portfolio Theory and Capital Markets）的著作，汇总说明大部分的
相关研究成果。
过了一年之后，一些教授终于认清，要在尔湾营造一个创新而高水准的新科系，恐
怕尚言之过早。许多人于是另寻更适合发展的园地，我也是其中之一。
风云际会斯坦福
1970年，我转到目前任职的学校——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所。当时的斯坦福在财务
方面已经有相当杰出的表现，希望在课程内容以及研究计划两方面，更加强化以当代经
济学为基础的研究内涵。为此，克劳思（Alan Kraus）、李绅伯格（Bob Litzenberger）
和我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财务博士班课程，并共同任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为今
天所谓的财务经济学勾勒出轮廓。感谢他们两位，使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大幅地增长。
70年代的斯坦福商学院，急于达成在研究与教学两方面并臻卓越的目标。为了更进
一步强化财务课程的师资阵容，除了既有的克劳思、李纳柏格、罗比契克（Alex
Robcheck）、所罗门（Ezra Solomon）及梵洪（Jim Van Home）之外，又聘请了特纳、
寇克斯（John Cox）、葛劳斯曼（Sandy Grossman）以及史寇尔斯（Myron Scholes）
等人。在经济学系，则有史蒂葛立兹投入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同样使用亚罗在这个领域
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相克莱分校共同开设一系列的研讨课程，
经由这样的机会，得以接触里蓝德（Hayne Leland）、罗森伯格（Bars Rosenberg）及
鲁宾斯坦（Mark Rubenstein）等人。以我个人的兴趣而言，这里真是再好不过的环境。
我同时在企管硕士班及博士班教授财务学及微观经济学。顾特纳和我共同安排微观
经济学博士班的课程，我从中学到不少。然而，我也很快地理解到，我还是应该把全部
的精力摆在财务经济学上。
我在这些年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无前曾提到的《投资学》教科书。虽然我早
就觉得这个领域需要一本以扎实的财务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教科书，不过我延迟了两、
三年才动笔，因为我认为要达到这个水准，还必须再对制度细节以及产业实务多作了解。
最后我还是让步了。这项工作实在过于艰巨，但也的确是难得的学习经验。
在撰写这部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不只有必要记录当前已经风行的理论，也必须提
供相当的新理论。因此，本书对我而言，不但成为鞭策研究的原动力，也是这些研究成
果公开发表之处。
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一是为解决某种特定投资组合最佳化的问题，有一套看来属
直觉性但却很实用的互除法。虽然这只是非线型最佳化的一般分析的一个特例，但其原
则可用通行的经济学名词来陈述，如效用最大化、依据边际效用所作的选择等等。此一
技巧经证实非常有用，并已获得广泛的商业应用。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选择权的评价问题。我认为布莱克——史寇尔斯
（Black-Scholes）这项重要的选择权评价公式，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也不可能解说清
楚，因为该公式是以非常困难的连续过程的数学为基础。于是我就想，应该有与这个公
式对应，但属不连续时间、不连续状况的公式。很高兴的确如此。再者，经由数字实验
也证实，用二项式过程所得到的数值，在不连续步骤的数目增加时，可以很快地向连续
形式收敛。我在197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介绍了这个处理方法。寇克斯、罗斯（Sieve
Ross）以及鲁宾斯坦均以此为研究基础，证实了许多评价的问题都能以类似的方法解决。
现在我已了解，这类模型即亚罗——戴布鲁状态偏好典范（Arrow－Debreu state－
preferenceparadigm）的特例，目前也为实业界广泛采用。
跨足企业界
70年代以及80年代，我和旧金山富国银行（Wells FargoBank）一个积极创新的小
组往来密切，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财务经济学上的知识应用到资金管理方面。在福仕
（Bill Fouse）以及弗亭（Jim Vertin）的带领之下，富国银行有多项成就：率先创造
了指数基金、针对投资者目标而量身设计的被动式投资组合（Passive Portfolios）、
以未来现金流量预估贝他值及预期报酬、风险的估计等等。今天，富国银行以及福仕的
美隆资本管理集团（Mellon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根据财务经济学的操作程序，
管理超过1250亿元的资产。
1986年，我更直接地踏入企业界。我与妻子凯西设立了一家公司，由她担任行政工
作，主要业务是针对大型而多元管理的退休基金、捐赠与基金会的基金等所面对的问题。
提供研究与咨询。我们的目标是配合各基金的特定目标，应用现有的理论，发展新的理
论以及进行实证分析，来协助处理资产配置（asset allocation）决策的有关议题。在
我们所有的工作里，都假定市场是有效率的——也就是，我们希望能配合个别基金的目
标来裁量其投资，而不是要“打败市场”。
由于我们的同仁才智高超，再加上客户经验丰富，又给予我们高度支持，使我们获
得相当优异的成就。我们发展了好几项新的操作技巧，其中一项称为“形态分析”
（style analysis）的方法，经证实特别有效。
以共同基金为例，每月报酬率的变动，绝大部分是因为所持有证券的类型，而不是
在每一种类型中所挑选的个股。例如，以一组有十二项资产类别（asset classes）来
代表资产类型的话，我们会发现，典型的美国共同基金每月报酬的变异，有百分之八十
到九十可以用“资产配置”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如何将资金配置于主要的资产类别，
即前面所谓的“形态”，是非常重要的。
这项分析并不困难，通常只需把基金在过去几年的月报酬率，和代表各主要资产类
别的指数基金的数字相互比较。其中所需的步骤（二次规划）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实际
操作起来却相当复杂。
透过形态分析法，外界的分析师可以估计一个经理人在市场主要部门投资的情况。
有了这样的资讯，投资人就能对所持有的资金作更有效率的安排。一个基金的绩效，也
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源自资产形态，其他部分则可视为是选股的因素。经由这种
基金的绩效归属（performance attribution），让我得以更精确地回答有关市场效率
以及用过去的绩效来预测未来绩效的可靠性等问题。
不只我们的客户喜欢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以及讲座也受到各
界热烈的肯定，一些同业也正准备提供类似的服务项目。如果说模仿是最诚心的恭维，
那么我们可真是备受恭维了。
学术与实务间的平衡
综观过去的工作生涯，我一直在努力脚踏学术与实务两个领域。其实这两者之间可
以相互学习，相辅相成。当然，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是高难度的动作。夏普事务所
（Sharpe Associates）成立的前几年，我把大部分的重点摆在实务面。经过这些年的
营运，目前我似乎也该稍为后退，作更多的反省和更深入的研究，并着手撰写一两本能
够藏诸名山之作。因此，我决定未来将更加专心于研究与教学。
对我来说，个人的专长似乎是在“实用理论”的发展、应用与传播上。我计划继续
专注在财务经济学的领域，特别是有关投资的应用方面，尤其着重在整合既有观念（这
比较切合自己的年纪），而非发展新理论。
学术性的论文或演讲，依例在结束时总要提出一组结论。这里我并不打算如此。一
方面是我认为自己仍不具备应有的眼光以及公正不偏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这听
起来像讣文中的生平简历——我希望不会来得这么快。
无论如何，我倒愿意说，对财务经济学这门重要而持久的学科，能在其演化进程中
扮演一角，就算再微不足道，也足以令人感到莫名的兴奋满足。值得欣慰的是，还有更
多新东西有待发掘，因此未来世世代代的财务经济学者，也同样可以期待我曾亲历的种
种震撼。
第十二章 科斯（Ronald H.Coase）
获奖年度 1991年
演讲日期 1994年4月12日
出生日期 1910年12月29日
学历
1932年 伦敦大学学士
1951年 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2年～1934年 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
1934年～1935年 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
1935年～1938年 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
1938年～1947年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7年～1951年 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
1951年～1958年 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8年～1964年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70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Cliffton R．Muss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91年 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
1982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重要著作
《英国的广播：垄断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
《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
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
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
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
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
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
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
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
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
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
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
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
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
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
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
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
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
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
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
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
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
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
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
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
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
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
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
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
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
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
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
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
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
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
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
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
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
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
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
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
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
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
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
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
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
《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
——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
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
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
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
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
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
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
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
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
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
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
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
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
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
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
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
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
-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
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
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
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
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
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
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
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
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
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
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
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
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
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
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
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
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
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
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
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
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
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
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
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
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
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
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
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
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
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
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
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
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
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
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
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
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
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
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
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
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
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鋒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
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
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
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
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
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
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
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
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
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
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
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
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
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
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
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
（Theory of 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
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
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
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
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
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
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
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
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
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
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
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
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
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
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
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
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
《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
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
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
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
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
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
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
章。1937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
of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
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
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
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
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
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
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
计师》（The 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
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1930年代，这是当时唯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
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
公用事业的领域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
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
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当我还在丹迪时，
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讲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
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a），并
在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
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
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1932年到1939年
的战前阶段。1940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 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
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1941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of
the War 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负责军需物
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1946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
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
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
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作传统
性的解说。1946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
Pricing withInterelated Costs and 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
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
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
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
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 Meade）及佛莱明（John Fleming），
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
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
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 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
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
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作了深入
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作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
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
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
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
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
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黑板经济
学”，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
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
业进行历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作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
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
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
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桑纳（John 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
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1958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为
芝加哥大学教授。
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
对广播经济学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
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
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dford）
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财产权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
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
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作法，已经由贸塞尔（Leo 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
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
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
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
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
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
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
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
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
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
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
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
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
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
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
rights 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
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
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
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
《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
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
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
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
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
《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
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
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
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
的脑海深处。
交易成本大于零
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找
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
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
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
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
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
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作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
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
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
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唯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
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
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
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
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作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
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
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
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藉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
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
《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
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
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
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
机，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
文。
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威廉生（Oliver Williamson）
以及温特斯（Sidney 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
表50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
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
的议题作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
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
温故知新
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
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张五常（Stven Cheung）所作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
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生在地的论
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操
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
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
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
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
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
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
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为何？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
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
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
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
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
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
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
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
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
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
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
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
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件工作。
到了1991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
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
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
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
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
的认识”，又加上一句，“虽然找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
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
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
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1932年，我是在丹迪专校
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21岁。如果说经济学
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
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原创性”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
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
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
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
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
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
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
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
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
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
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
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
（Coase 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
的文章纷纷出笼。
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
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
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
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
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
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
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
己答辩）。
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技无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
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
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
文献报告，并导致“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
真理长存
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
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
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
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
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 Cannan）的话：
“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唯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
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
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
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
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
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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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诺思（Douglass C．North）
获奖年度 1993年
演讲日期 199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 1920年11月5日
学历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
经历
1950年～1951年 华盛顿大学执行助理教授
1951年～1956年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1956年～1960年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1958年 斯坦福大学客座副教授
1960年～1983年 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1年～1982年 剑侨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83年～ 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Henry R．Luce Professor of Law
and Liberty）及经济与历史教授
重要著作
《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ied States）
《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制度的变革与经济表现》（l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本系列前一场的主讲者科斯好心地送给我一份他的讲稿。他在第一页就提到：“我
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我却不是如此。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
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
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作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
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
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
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出牛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并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学府有何关联，而是家
父当时担任附近城镇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的经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医院就在剑桥。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
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欧洲之前出生的。
国际化的教育经历
从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了好几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后来他升任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加拿大办事处的主管，我们又搬到
了渥太华。因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们乃前往欧洲游历，1929年到1930年间，我
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书。后来我在渥太华完成小学教育，再进入一家私立中学。
1933年搬回美国后，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的私立学校分别念过短暂的时间，最后是在康
涅狄格州的学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而我认为自己年轻的岁月中最值
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
与第七名。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
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
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
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
莱（Adelaide 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
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
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
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
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
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
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
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
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
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
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
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
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
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
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 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
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职于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
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
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
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
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
（Leo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
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
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
和高登（Don 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
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找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
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
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
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
（Robert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
Cole Entrepreneurial 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
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
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
Theory and Reginal Economic 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
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
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
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
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
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
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
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
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
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90to 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
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骚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
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
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
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
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
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 Hushes）
以及戴维斯（Lance 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
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
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
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
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
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
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 David Morris）共同
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
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
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
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
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找寻新分析架构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
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
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
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
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
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
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
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
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
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
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
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
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
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
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
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
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
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
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
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
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
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
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Economic History）。这
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
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
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
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
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
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
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
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
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
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
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
与观念。
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科斯
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
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
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
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
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
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
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
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
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
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
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
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
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
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
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 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
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
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
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
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
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欧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
（Virginia 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
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
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
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
（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 Federalist Papers），
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
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
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
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
《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
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
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
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
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
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
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
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诗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
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
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
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
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
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
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
市场效率的诱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
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
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
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
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
（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
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
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诱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
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
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
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
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
停滞不前。
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
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的意识形态，
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理
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内涵。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是转
到这方面的议题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应探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也主张，
假如决策者本身的知识与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时，那么真实世界的状况和决策者的认知
之间必然会有差距，这是我们在了解他们决策时必须理清的。此外，对于主观看法的形
成，也必须了解其推论过程。不过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决策者计算能力
的限制；而我所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偏重行为者所能掌握的资讯以及决策作成之后，所
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馈。
对人类如何发展自己解读与说明周围世界的心智建构，最佳方式是了解人类的学习
过程。但是，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文化中由过去世代累积的经验。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
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
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形成影响我们行事作为重要根源——过去的经验，
对现在及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但在过程中要透过该
社会的文化加以过滤，以决定主观的价值。不过，一个社会过去经验的累积，未必能有
助于解决新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取决于：（1）一个既定的信念系统如何过滤
各种经验所产生的资讯；（2）个人与社会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不同经验。
这种强调认知科学／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协助我理解过去经济的历史以及当前
各种经济的分歧表现。由现代生产经济衍生的非个人化市场，并不会自动形成低交易成
本的条件。赛局理论探讨的正是这项课题。在赛局中我们所以愿意与别人合作，必须是
赛局会反复进行，我们对于对手过去表现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参与的只有少数人——换
言之，是能进行个人化交易的小规模社会。至于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则是因为赛局
并不重复进行（或有一场最后赛局时），缺乏对手的资讯，而且参与人数众多——简言
之，这也正是现代化生产经济中非个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经济
表现，最重要的课题是营造能改变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 ratios）的制度，以鼓
励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为经济表现有赖于创造有效、也就是具生产性的经济及政治
制度。由于政治市场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经济表现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因
此长期以来经济表现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我相信，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上更进一步，必须了解一
些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从事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性的假设才是有用
的工具；在不确定或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如何选择等等。
充实的人生
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她自此一直
扮演了妻子、伴侣、评论者以及编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我所研究各项专案计划的合作
伙伴。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
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内容让各位认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够清楚。
其实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不错，经济研究一直
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终没有
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也有两所农场，一所在加利福
尼亚州北部，后来又在华盛顿州买了一所。我也学会驾驶飞机，在60年代，还有属于自
己的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乐也持续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部分。
目前内人和我在夏季时住在密西根北部，这里是适合从事研究的环境，过去的十五
年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个早上是我研究的时间，下午则溜狗、打网球或
游泳，到了晚上，由于住处距因持洛肯音乐营（Interlochen Music Camp）只有16英里，
我们每周会去听两、三个晚上的音乐。这里真是能兼顾学术研究与休闲的绝佳地点，让
我得以充分体验丰富的人生。
谢辞
伯烈特
这本书的完成，无疑地需要许多人的合作。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三一大学的校长
卡尔加德，他不但提供相当充裕的经费来赞助这项活动，而且从系列演讲的构思才刚形
成的阶段，他就鼓励有加。校长伉俪在校园旁的公馆所举办的晚宴，也为每一次演讲揭
开了完美的序幕。
这次的版本得以付样，像前两次一样，要感谢三一大学经济学系同仁所付出的热诚
与合作。在此也要再度以诚挚的心情，来表达对我的秘书米勒（Rita Miller）小姐的
谢忱，感谢她协助我把或大或小的困难一一克服，完成这件任务。
最后，我也要向这些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致谢。他们不但接受挑战，把自己学
术上的主要成就，让一般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听众了解，而且在架构上采用了高难度的
自传文体。他们精辟的见解，使我对大师的生平经历与其创造力的关联，有了更深入的
感受以及更广泛的了解。对于这些贡献，还有他们对这项专案计划自始至终所付出的耐
心与合作，我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