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原定的题目是“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欢笑”，现在改了：“经典尚未黄昏，庶民且慢欢笑”。
我要在此回答如下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环环相扣：
第一，经典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看到经典的阴暗面？
第二，为什么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常理，经典毫无用处的今天，经典依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第三，为什么嘲笑经典不仅没有瓦解经典的地位，反而强化了经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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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为什么说经典与被经典化的文本的艺术质素并无必然的联系？
第五，为什么说“我们要创造经典”是一句无知的妄言？
第一，经典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次会议所谓的“经典”（canon），较好的译法是“正典”。布卢姆的western canon，现在已经出版，译为《西方正典》，可为例证。canon与宗教有关，其本义是真经、真本（被官方视为“圣经”篇目的文本），后来引申为教规（由教会确定的法律或法典），再引申为典范、法规、准绳、标准。
为什么要译成“正典”，因为只有译成“正典”，才能体现这个词汇的“排异性”，即对非经典文本的排异性。“正典”之“正”，乃“正邪”之“正”，“正反”之“正”。
经典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永远匍匐在经典脚下的人来说，经典意味着：意义持久、价值深远、高水平、有权威、第一流、高级、优秀、典范、典型、标准、著名、精致、优雅、杰作、极品……所以，也难怪，在某些人那里，说到经典，必定是谀词连篇：“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升华，是文化的深厚积淀。”
但我们应该看到经典的阴暗面：经典本身就是一套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意志。它是“父亲的名义”（The Name of Father），发挥着“规训与惩罚”的功能；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歧视或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轻视或蔑视，意味着对读者个性的强烈否定。说得中性一些，经典蕴含着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经典是异己之物。
经典还意味着：在经典面前，我们要做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永远匍匐在经典的脚下，仰视经典，赞美经典。在经典面前，我们只能做鉴赏式阅读，不能做征兆性解读。
第二，为什么在根据常理，经典毫无用处的今天，经典依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之所以说，按照常理，经典已经毫无用处，那是因为：
经典的功能有二：在文化资源有限、文化传播落后的年代里，经典的确发挥着政治教化、文化传播的功能，因而它成了“宰制性知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第一，我们不再需要政治教化，因为我们自以为是已经启蒙过的人，有理性，有知识，有能力和有意志，选择自己认可的文本。第二，文化传播的手段已经大在提升，获得文化资源的方式多种多样。
但经典依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
（1）我们并不像启蒙主义者自诩的那样有理性、有意志、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与其说我们是理性的人，不如说我们是非理性的人，充满了欲望的人。“欲望都是他者的话语”，我们的大脑不过是别人的跑马场而已。而且在内心深入，我们渴望听人摆脱，对于自由抉择充满了恐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人。
（2）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虚假的权威。人的一生需要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一个是符号意义上的父亲。无论符号学意义上的父亲有多么虚假，对于成长中的儿童还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明明知道“英雄”是虚假的冒牌货，他也是必不可少的。
（3）嘲笑经典，是成人的加冕礼。嘲笑经典，是长大成人的标志。所以说嘲笑经典，戏仿经典，大话经典，都是“过关仪式”。青年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仪式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
这时经典的价值在于被嘲笑。
经典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经典的日子更难熬。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固然不雅，但牛粪也不好找呀。
第三，为什么嘲笑经典不仅没有瓦解经典的地位，反而强化了经典的地位？
一般人的错觉是，只要嘲笑经典，就会削弱经典的地位，瓦解经典的价值。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嘲笑经典，不仅没有削弱经典的地位，瓦解经典的价值，反而强化了经典的地位，强化了经典的价值。
因为嘲笑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而不是对事实和价值的否认。
在犬儒主义充斥社会的今天，即使你真的揭穿了谎言，昭示了真理，也未必能够彻底常消灭谎言，有时反而强化了谎言。因为谎言与欲望有关。更何况是一种嘲笑呢。
某个事物被嘲笑，本身说明此事已经成为我们的欲望客体（desired object），说明它已经捕获了我们的欲望。
有人嘲笑经典，是经典的福气。如果没有人嘲笑经典，那才是经典的可悲之处。
嘲笑经典不会瓦解经典，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十年之前，美国曾经展开一场争论：是否允许自己的国民焚烧美国的国旗，最后得出的一项结论是：在一个允许你焚烧自己国旗的国度里，你还好意思焚烧它的国旗吗？
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觉：政治笑话的增多，对于政府成其官员的讽刺的增多，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降低国民对于政府的忠诚度。其实恰恰相反，最近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随着政治笑话的增多，国民对于政府的忠诚度反而有所提高，甚至极端异议人士都在歌颂“某某新政”了。它所遵循的逻辑与上面的逻辑如出一辙：在一个允许你嘲笑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国度里，你好意思嘲笑其政府或政府官吗？
嘲笑经典也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有一个允许你蔑视其经典的国度里，你还好意思蔑视它的经典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大多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1年斯德哥尔摩发生一起绑架人质案，最后人质与绑匪合作，而不是跟警察合作。理由是：他们本来可以杀死我们，却没有杀我们，所以对我们有恩。
第四，为什么说经典与被经典化的文本的艺术质素并无必然的联系？
因为经典是“追认”、“追封”的结果，甚至是在记忆和怀念中以悼词的形式提出的。用拉康的话说，是“回溯性地”（retroactively）确立起来的。
是我们先确认了经典，再回溯性地发挥其艺术特质。因为这些艺术特质并不具有典范性，就是说，我们无法“照方抓药”，根据这样的艺术质素，去创造经典。
仿佛我们突然爱上了一个人（一见钟情），然后再回过头来概括其特点。这样概括出来的特点也不具有典范性。
第五，为什么说“我们要创造经典”是一句无知的妄言？
有人声称“创造经典”，甚至大谈“经典化的策略”，似乎创造“经典”与木匠创造桌椅无异；似乎只要策略得当，就能从黄瓜里提炼出阳光。
如前所述，经典是回溯性地建立起来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按诸史实，肝脑涂地、殚精竭虑地要创造经典的，到头来大多弄了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脱口而出、信笔而来的，未必不能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经典。人算不如天算，因为把握一个时代的深层欲望，观察、迎合其走向，并不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事情。在经典化问题上，“瞎猫碰上死耗子”包含着更为深刻的道理，更符合经典化的无意识逻辑。
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如果没有彭德怀的题辞，它会怎样？
如鲁迅的《阿Q正传》，那是游戏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