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颉刚先生对中国神话学的巨大贡献 赵沛霖 内容提要 顾颉刚先生除史学研究贡献外，也是神话学研究方面的拓荒者。他对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构建，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的独特把握，对神话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以及在肯定神话历史化、揭示神话的演变和流传过程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 关键词 顾颉刚 神话学 神话体系 神话本质特征 神话历史化 神话演变过程 |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在他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顾氏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除史学之外，还有考据学、地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以及民间文学等等。本文试论述顾氏在神话学方面的贡献。
一个民族早期的历史总是与神话传统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在祖先祟拜盛行的我国古代，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顾氏要疑古辨伪，要推翻旧的虚拟的古史系统，建立新的真实的古史系统，必然要广泛涉及到古代神话，从神话中去发掘历史的因素，从神中去寻找人的踪影。顾氏对神话的研究是自觉和有计划的。他在二十年代就曾说过：“我是不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但我很高兴研究神话传说的来源和它的演变。”[1]他在另一篇写于二十年代的文章中说得更加具体：
我近年来为了古史的研究，觉得同时有研究神话的必要……我们要了解古代神话的去处，要了解神话的由来，应当时于古今的神话为一贯的研究……我对于研究神话的兴趣是发生得很早的……到近来，它的价值我知道了，颇觉得有重新理会的价值了。[2]
这些“夫子自道”以及他的研究实践说明，顾氏的神话研究有时是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有时则是完全独立，有其既定的目的和论题。我们总结顾氏神话学的研究成就，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忽视。
具体说来，顾氏对神话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为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构建做了一系列基础性工作
今天，提到中国古代神话，我们的观念中立即会呈现出一个大致的体系框架：从开天辟地，人类诞生到神圣古帝，从英雄治水到部族祖先，从中土图腾到殊方异物，这丰富多采的神话已经构成中华神话独特的框架体系而迥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如希腊、印度和埃及的神话。世纪初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那时，神话被歧视，被目为邪怪而难登大雅之堂，更没有人去发掘和整理，因此它也就一直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从这样的状态到框架体系的初步构成，有很多工作要作，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的工作。顾氏正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量。
一个民族神话系统的建立有赖于丰富的神话。我国古代神话是很丰富的，但是长期以来很多神话被人扭曲，神话的性质和结构遭到破坏。例如禹本是神话中的英雄，但却被作为历史人物，作为古代理想中的圣王和夏代的开国君主，赫然排列在古史系统中。因此，从历史中发掘神话，扯去历史的外衣，恢复其神话的本相也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顾氏对于鳏禹神话的辩析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于鳏禹的性质，顾氏有过很长时间的研究，论著很多，他的结论是鳏禹是神不是人，他们的故事是神话不是历史。他通过丰富的资料，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超人的本领以及与野兽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点。[3]
禹既是神不是人，那么，他又是怎样与夏朝挂上关系，成为夏朝开国之君的？他遍查古籍，终于找到这一变化的轨迹。他说：“禹与夏的关系，《诗》、《书》上没有说，《论语》上也没说，直到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孟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记载。”[4]在此基础上，他还揭示了战国时期伪史家这样做的原因以及禹的来源。搞清禹产生的来龙去脉，那么，他是人是神自然也就更加清楚了。
除鳏禹之外，顾氏对尧、舜、黄帝以及三皇为人为神也作过考证。
就这样，顾氏通过大量而详细的考证恢复了很多神袛的本来面貌，将神性还给神，将他们由伪造的古史系统中搬出，置入神话殿堂，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内容。
例如《山海经·海内西经》记三危山远在昆仑之西，但郑玄《尚书》注却说在鸟鼠西，南与（歧）（眠）山相连。按此说此山则在甘肃渭源，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古代地理中的这类具体错误，很容易被忽略，但顾氏却发现很多。不但如此，他还找出了造成这种错误的具体原因：原来当时的西方边境有两个：中国的西边和塞外的西边。“画图作经的人，他们的地理知识本极有限，中国西边和塞外西边杂在一起，分辩不清，所以原来在鸟鼠西的三危山会忽地远移到昆仑西了。”[5]
另外，中国神话人物的关系和系属混乱，例如颛顼、重、黎、噎鸣、灌头等，即使是在一部书里如《山海经》中记载也不相同。对于这种矛盾现象，顾氏解释道：“神话传说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从远西北传到近西北已起了很多变化，从近西北传到内地时，近西北的材料又加了进去了。《山海经》的作者只是把传到面前的神话传说作一次写定而已，至于材料的来源及其变化的次序他是不问的。”[6]顾氏的论断不但解决了上述具体问题，而且揭示了材料的来源和成书过程，这对于我们用动态的眼光来看神话是很有启发的。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神话典籍之一，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也存在混乱和疑难，读起来障碍丛生。顾氏对此书极为熟悉和精通，提出了读此书应注意的三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意见更具启发性。记录山河位置是《山海经》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充满矛盾，进人《山海经》的世界很容易迷失方向。顾氏根据此书的性质、特点和成书过程提出了这样的见解：读《山海经》，“不但远近的界限要打通，连东南西北的方向也要打通……应当时时注意它的整体性，把各篇打通了研究”。[7]他认为对《山海经》不能以今天的科学知识作评判，也不能从里边寻找科学的地理知识。只有这样，《山海经》的真正价值才赫然可见。
顾氏认为，从神话学的角度看，《山海经》的最大缺点不在科学不科学，而在于作为神话典籍所记神话不够充分和详细。顾氏不但提出了具体的补救办法，而且亲自实践，他根据《山海经》所提供的简单线索，广泛结合其他古籍，相互参考，恢复了一些神话的原型和真貌。[8]
顾氏的这些见解和研究实践对后人阅读此书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也是提高神话研究的科学性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二、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的独特把握
中国神话博大浩瀚而又缺乏系统，因此，要完整全面地把握它，必须使之系统化。在这方面顾氏颇具特色的作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顾氏把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中关于昆仑的记载加以整理和集中，形成了一个神奇飘渺的神话世界：昆仑是上帝在地上的都城，是一座放射耀眼光芒的大山，周围有四至六条大川萦绕。城里有寝宫、旋室等精美建筑。山上住着很多神，上帝住在最高层，城墙上有很多门，由人面九头兽守着，山上充满珍禽走兽、奇花异草以及各种珠宝，还有不死药，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
顾氏认为昆仑“在《山海经》中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也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中心，宗教史上有它的永恒的价值。”[9]以前一些学者整理神话多是着眼于个别的神袛和故事，这当然有其必要，单仅只于此却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神山和中心，不仅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古代神话的空间世界，而且很自然的把散乱零星的神话系统化起来。有了这样的神山和中心，才能形成独特的神话世界，称得上完整的神话。
第二，顾氏还从来源和发祥地上把古代神话分为两个重要的大系统：一是昆仑神话系统，一是蓬莱神话系统。他认为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自西部流传到东部以后，与苍茫窈冥的大海的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齐燕吴越地区流传，内容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至战国中期，相互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顾氏在论述神话的系统发展和融合时比较注意其社会背景和原因以及融合以后神话所起的变化。搞清神话的来源和系属，有助于认识神话的性质和特征，因为不管神话怎么发展变化，来源和系属的烙印总还是依稀可见。顾氏在他的论著中对此多有考证。
第三种作法是把不同文献和不同章节中的神话贯穿起来，找出庞杂散乱的神话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例如共工与颛顼争帝撞不周之山与禹伐共工是两个故事，并且见于不同的典籍：前者见于《淮南子·天文》，后者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表面看来，两则故事各不相干，是各自独立的故事。顾氏通过另一则记载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淮南子·本经》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泽，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原来共工是洪水的罪魁祸首——撞不周之山造成洪水泛滥。所以，禹受命治洪水，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共工。这样不但把不同的故事联系起来，而且符合逻辑关系，因而十分可信。
不止于此，共工的臣子相柳氏也象共工一样为害天下，他也力大无比，在地上一碰马上成一个泽，水变腥臭，不生五谷。禹平治水土不但要除掉共工，还要消灭相柳才能达到目的。于是顾氏又把《海外北经》、《大荒北经》中有关禹灭相柳的神话联系起来。使神话故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顾氏通过以上三种方法或从时间上或从空间上，或从起源系属上，或从逻辑关系上，把握其内在联系，使零星散乱的神话系统化，形成了比较完整和连续的神话故事。顾氏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神话，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神话内容和特点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在神话研究方法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对神话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
神话光怪陆离，荒诞不经，违背经验和常理，是最早向人类理智挑战的文化之迷。人类认识神话走过了漫长而曲折道路，进人二十世纪西方神话学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并诞生了为数众多的神话学派，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神话的本质，但是，在我国由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束缚，除极少数学者之外，普遍来说对神话还缺乏正确的认识。顾氏从二十年代开始即关注神话，无论是在神话学专题论文中还是在史学论文中都有不少内容触及到神话的本质问题。
神话是人类历史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它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原因和背景。神话的内容虚无缥缈，荒诞不经，但却有其迫切的实现原因，表面看来它高悬空中，实际却是牢牢扎根于地下。顾氏对此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例如鲧禹治水的神话就是洪水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人们非常想认识它，战胜它，“可是他们的时代还没有科学知识，不足以资解释，于是就作了神话式的回答，而有鲧和禹的故事。”[10]“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11]。鲧禹治水的神话正是先民对于当时最重大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回答，也是他们战胜洪水以利生存的愿望的集中体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12]。顾氏的认识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
神话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不仅表现在总体上，顾氏还从一些细节到具体问题上加以论证，他指出：“自然界中有土地隆起、逐渐增高的现象，神话中则有息壤、息石之说；生活中有决河入海的工程，神话中则有禹疏洪水之说。”神话内容处处可以从生活中得到印证，其中不少都是科学技术所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氏特别指出：“这种神话就是科学的先导”。[13]神话是包容当时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其中就有科学的萌芽。
在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方面，顾氏也很有卓见。
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揭示任何一个民族历史的起源都要上溯到神话，人间王国都是从神间王国走来，而二者之间又都有一个人与神杂糅、历史与神话兼容的历史时代。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古史系列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顾氏辩伪求实以打破伪造古史、建立真实的古史为己任，其研究既以古史传说为对象，对这方面当然有深刻的认识。
顾氏认为神话与历史的这种关系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普遍性，他说：“任何民族的古代史都不免杂有传说在内，这原不足为怪……”[14]。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一文中，第四个问题就是集中论述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他举出古史中的诸多神话传说说明了“那时的古史可以断定一半是神话……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15]他的全部辩伪工作，都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古史中的很多人和事即是从神话中来，自然也就触及到神话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何题，即神话历史化的问题。顾氏对此有很多论述，为了集中起见，在下一个问题中专门论述，这里暂不涉及。
神话的本质还表现在它的价值上，顾氏对神话的价值特别是它的认识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
就是不真的事实也必定是真的想象和传说。只要是真的想象和传说，就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研究上有极大的价值。[16]
这里深刻揭示了神话与想象的关系：神话是想象的产物，想象是神话的本质。神话是对宇宙、人生乃至历史进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认识功能就在于虚拟的想象所包含的真实的东西，在于它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因而成为后人认识当时社会的重要凭借。在这一点上，它的功能和作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代替。
四、通过大量例证充分肯定了神话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是中国神话发展史上的十分重要的问题，要认识和理解中国神话及有关的现象，想略过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神话历史化是指把荒诞神奇的神话变成或解释成符合历史因果关系的真实的往事，即把神变成人，把神话变成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神话历史化现象比起其他民族来发展得更为充分和广泛，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更深刻和久远。[17]这一现象虽然存在了二千余年但真正引起注意还是“五四”前后。二十年代从顾氏研究古史开始即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到晚年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不断有所论述。可以说，顾氏是最早发现和肯定这一现象的学者之一。
首先他明确指出了某些神话历史化的重要例证。如前所说，他认为禹本是一个富于神性的人物，但人们却把他当成一个历史人物，这是“由于他的神话性的故事经过了一番历史的安排以后的种种记载而来。我们只要把《诗》、《书》和彝器铭辞的话放在一边，把战国诸子和史书的话放在另一边，比较看着，自可明白这些历史性质的故事是后起的。”[1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顾氏发现神话历史化是通过考察和对照为数众多的古籍而完成的，是大量艰苦，工作的结果。
顾氏还指出神话历史化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存在。他又通过大量的例证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不止是大禹的历史是由神话转来，其他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本来也有神，也是由神转化而来。为了证明这种情况的普遍性，他特别考证了后、帝、皇等字由用以称神到用以称人（人君）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帝王神话历史化，由神而演化为人的概括反映。[19]
除了帝王神话的历史化之外，顾氏还特别注意到其他神话，非帝王神话以及动物神话的历史化过程。他指出，离朱本是赤头鸟，《山海经·海外南经》有明确记载，但到《孟子·离娄》他就成为一个明目之人了。窫窳在《山海经》中本是龙头食人的动物，而在《庄子》中则成了一个最有力的人了。又如羲和在《山海经》中本是太阳的母亲，而在《尚书·尧典》中成了占候之官；西王母本是人兽合一的神怪，而在《穆天子传》中却是“好女子”了，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将神话变为历史，将神变为人。除此之外，还有把神话解释为历史的情况，顾氏对此也做过研究，指出这是“儒家利用了流行的神话，改造为民生日用的经典，他们的改头换面的手段是这般使用的。这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把新意义输人了旧名词”[20]。所谓“把新意义输人了旧名词”，就是对非经验非理性的神话作了符合经验和因果关系的解释，也就是把神话理解（曲解）为历史，把神理解（曲解）为人。
顾氏揭示神话历史化上自神话帝王，下至精怪动物，其中很多是首次提出，这有助于认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五、揭示神话的演变和流传过程及其社会历史原因
一般的神话研究者对神话多着眼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而较少注意他的演变和流传。作为史学家的顾氏对这样的问题就不会轻易放过了。事实上，这正是顾氏研究神话的重点之一。
在这方面，由于辨伪的需要，他对鲧禹治水和三皇神话的研究最为充分。他指出，鲧禹治水的神话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把壅防洪水的息壤转作“洪范九畴”，一是治水方法由一种转为两种，即除了堵塞之外，还有疏导使之归海。顾氏认为这些方法都有其现实根源，都是战国时代水利工程的反映[21]，即把时代新的技术成果运用到古代，以神话的形式反映出来。
他指出，女蜗神话故事的演变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女蜗能补天，修地，造人，按道理应当成为开辟之神和人类始祖，但开辟神却不是她，而是后来出现的盘古。“以后的史家以为她既作过修补天地的工作，而又不在开辟的时候，于是替她想出所以修补天地的原因来。”[22]这就是王充《论衡·顺鼓篇》，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说的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造成天塌地陷，于是才有女蜗补天的故事。而这与最早记录女蜗神话的《天问》、《淮南子》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有这个变化，顾氏认为“也许是因为她被传说为一个女人，不克担此重任”[23]，阶级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对神话的演变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顾氏还特别研究了仙话的产生与神话的关系及其给神话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仙话的产生是神话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顾氏考察了这个变化过程，认为仙话的产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沿海的地理环境及有关传说，中国古代齐燕吴越处于沿海，会常有人到海上做探寻新地的冒险工作，他们会看到和听到有关海洋景物的描述，其中包括志怪之类的故事。第二是原来神话故事的影响，这主要是指昆仑神话的影响。顾氏凭着他对古史和古地理文化的渊博知识和深刻研究，指出神话由西向东的传播，一是由于秦国开拓西部边境，与戎羌接触日益密切；一是由于楚国除了与戎羌接触之外，还向西拓展到四川丽水地区，而丽水盛产黄金。于是“昆仑的神话也随着黄金的不断运往郢都而在楚国广泛传播”[24]。此外，顾氏还论证了海上交通也已萌牙，特别是齐国，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以至齐景公想绕山东半岛航行一周。发达的交通为神话的传播和融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是思想观念，仙话有长生不老观念，神话也否定死亡，相信死人活着，所以在观念上神话与仙话之间有根本的共同之处。正是因为如此，仙话才可能从神话中脱颖而出。
以上五个方面是顾氏在他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神话学所做的重要贡献，可以看出，神话学研究是他全部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是与他的史学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从与史学研究结合的角度看，也许更容易理解他所经历的神话学道路以及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必然性。
顾氏疑古辩伪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定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近代最早否定传说中的古史系统的是康有为，但是，他这第一炮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发现殷墟甲骨文，露出当时社会真相与想象的天渊之别，才使沉醉于太古治世的人们开始清醒起来。二十年代仰韶遗址的发掘更动摇了伪造的古史系统的基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顾氏所说，“这样一再的大发现，就把我们从向日的儒家道家的历史观念里拖了出来，知道书本的记载确是大有问题。[25]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历史神话传说不分。因此，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要将历史与神话分开，既要研究历史，又要研究神话。对于历史与神话不分的伪造的古史系统这样的对象来说，神话研究甚至比历史研究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必须先了解神话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义。”[26]可以看出，顾氏从事神话研究不但是完全自觉，而且也是二十世纪学术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学术背景显示了这种需要，学术发展提出了这种要求了，顾氏以极大的努力顺应了这种趋势，因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注释：
[1]顾颉刚《虞初小说回目考释》，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二册，第5页。
[2]《东岳庙游记》，见《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82页。
[3]参阅顾颉刚《鲧禹的传说》，见《古史辨》第七册。
[4][11]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见《古史辨》第一册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6][7][16]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8][20][24]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卯9年第2期。
[10][13][21]顾颉刚《息壤考》，收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206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收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第477页。
[15]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收人《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17]参阅拙著《先秦神话思想史论》第一编第一、三章，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1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收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第62页。
[19][22][23][25]见顾颉刚《三皇考》，收人《古史辨》第七册中第59一70、158、45、154页。
[26]王煦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见《顾颉刚选集》第1一2页。
［作者简介］赵沛霖，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邮编：30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