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国民党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3个第38军
一、滇军龙云部组成的第38军
该军前身是滇军一部。
1927年6月，国民政府把龙云部编为第38军，龙云任军长。下辖：
第97师，胡瑛任师长；
第98师，卢汉任师长；
第99师，朱旭任师长；
第100师，孟坤任师长。
同年7月1日，云南正式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后，由于滇军内部的兵变，龙云尚未正式接任军长职务，便被滇军胡若愚部改编的第39军关押，龙云所部将领卢汉、朱旭等逃往滇西。
7月下旬，龙部卢汉等由滇西发动反攻胡若愚之战，胡等劫持龙云退出昆明。卢汉率部趁机直捣昆明，迫使胡若愚释放龙云。
8月13日，龙云正式接任第38军军长职兼代理云南省主席。
1929年4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讨伐桂系，以云南第38军、贵州第43军编成第10路军，任命龙云为总指挥，参加讨桂作战。此次战争结束后，第38军偏据云南一隅，下辖部队未有大的改编。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原所属第38军等部改编为第60军。
二、西北军杨虎城旧部编成的第38军
该军前身是原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一部。1932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杨虎城所属陕军一部扩编为第38军，孙蔚如兼任军长。该军组成后，隶属第17路军，由甘肃天水开往陕南，奉命参加对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和进入川陕边界的追击与堵截作战。1935年秋，该军调至陕北，奉命参加阻止红一方面军长征北上陕甘宁苏区的作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所属第17路军被蒋介石风化瓦解，余部被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段象武任副军长。下辖：第17师，赵寿山任师长；第177师，李兴中任师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7月下旬第38军赵寿山的第17师、第177师的529旅（旅长许权中）、教导团（团长李振西）开赴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其中，第17师与教导团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敌血战九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教导团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全团伤亡官兵1800多人。529旅在忻口战役正面防守14天，全旅3000多人，伤亡2000多人，其中以共产党员阎揆要为团长的1057团原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忻口战役后就只剩下60多名党员了。
1938年6月，孙蔚如任第31军团军团长，赵寿山继任第38军军长。同时，以第177师为主，该军扩编为第96军。此时，第38军下辖：
第17师，赵寿山兼任师长；
独立第46旅，孔从周任旅长。
1939年12月，该军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
1940年，该军进行编制调整，原所辖第46旅改编为新编第35师，戚文平任师长。
1944年2月，赵寿山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后，第9集团军副总司令张耀明兼任军长，姚国俊、耿志介任副军长。此时，
申及智任第17师师长；
孔从周任新编第35师师长。
同年4月，该军调往河南，参加了豫中会战中的方家岭激战。
1945年，该军隶属第38集团军，此时，张耀明任军长，孔从周任副军长。下辖新编第35师改编为第55师，同时将原隶属第96军第177师调归该军建制。下辖：
第17师，申及智师长；
第55师孔从周兼任师长；
第177师，李振西任师长。
1946年5月15日，该军在副军长兼第55师师长孔从周等人的率领下，在河南巩县组织了反内战起义；同年7月17日，该军第17师在师长张俊振（张复振）等人率领下，在河南洛宁再次举行反蒋起义。该军第55师、第17师宣布起义后顺利渡过黄河，进入晋西南解放区，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1946年5月，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四面包围下，蒋介石对第4集团军又一次下达整编命令，把第38军改编为整编第38师，55师和177师改为整编第55旅和整编第177旅，将原55师师长孔从洲调任整编第38师副师长，整编第55旅旅长由孙子坤担任，并令整编第55旅从巩县开往新乡“剿匪”，途中准备全部缴械，解散。迫于形势，孔从洲率整编第55旅毅然于1946年5月15日在河南巩县起义。由于起义仓促，准备不足，部队被打散，孙子坤和中共党员孙乃华被俘后牺牲。孔从洲、杨健等人突围后于8月辗转到达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历任军长：孙蔚如、赵寿山、张耀明
赵寿山将军在抗战中带出来的三十八军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八军这个番号最早起源于1932年，原归属于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序列。是年秋天，孙蔚如将军在甘肃被蒋介石任命为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1938年6月抗战爆发不到一年，赵寿山将军正式接任三十八军军长，直到他1944年被蒋介石强行调离为止，历时七年，一手带出了这支颇具传奇色彩的抗战劲旅—三十八军。
这个历史时期的三十八军在赵寿山军长统率下，强将麾下无弱兵，能征善战，机智勇敢，不惧牺牲，始终战斗在全民族抗战的最前线，被称为“铁的三十八军”。
这个历史时期的三十八军在赵寿山军长支持下，一再顶住国民党极右势力的种种胁迫，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丹心素裹，忍辱负重，堪称国共联合抗战的典范。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支英雄部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历史时期的三十八军在赵寿山军长带领下，虽然表面上仍“穿国民党衣，吃国民党饭”，但实质上已完全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通过赵寿山将军领导指挥的爱国部队。
中共领袖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他说这个历史时期的三十八军，“名义上是国民党编制，实际上该部的地下党组织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的。”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84）31号文件中“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即是特指这个历史时期的三十八军，也就是由赵寿山将军任军长期间的三十八军。该文件规定，这个历史阶段的三十八军广大指战员，只要符合有关规定和条件，都可以按照参加革命时间来计算和对待。
赵寿山将军在抗战中指挥的三十八军，追根朔源，是由三个历史阶段逐渐发展壮大而来：第一阶段为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的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第二阶段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就请缨抗战的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第三阶段就是1938年到1944年的抗战劲旅三十八军。
1936年3—10月，赵寿山将军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请假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实际考察，寻找报国之路。
通过诸多共产党人朋友，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书籍，开始感到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之方针，和自己的报国志向基本吻合。“知识一天一天地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朗化”，“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日，非抗日不足以言救亡”。
赵寿山将军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向杨虎城递交了“抗日救国意见书”,建议“必要时把蒋介石抓起来”，逼蒋联共抗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
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夜，赵寿山将军被杨虎城将军任命为十七路军城内行动总指挥，他指挥打响了西安城内逼蒋抗日第一枪。12日凌晨他又被任命为省会公安局长，负责西安周边的社会秩序，他所指挥的十七路军之主力部队—第五十一旅，也由此成为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将军最忠实可靠的军事后盾。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震慑敌对势力、忠实执行杨虎城将军各项部署，以及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等等，赵寿山将军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共领袖周恩来到西安后，曾登门和他彻夜长谈。
对此，中组、总政（1984）31号文件规定：“凡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直接接受我党交给的任务，参加我党领导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并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算起。”
1937年初，赵寿山将军担任了第十七师师长，他在陕西三原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等朝夕往还，获益甚多。当时红军财力不足，物资匮乏，凡能有助于红军之处，赵寿山师长都无不积极努力，并且第一次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手续环节出现问题，未能如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正在庐山受训的赵寿山师长第一个向蒋介石请缨抗战。他率领的第十七师，是中国军队中首批抵达河北抗日最前线的二十二个师之一，被誉为“抗战第一功”。由于当时连南京国民政府都尚未发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第十七师在战场上只能暂用地方部队“警五旅”的番号。
蒋介石虽然批准了赵寿山的抗战请求，但又不给部队补充任何物资，致使十七师的装备极端匮乏，敌我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相差过分悬殊。十七师由出潼关时的一万三千余名官兵，到娘子关、太原战役打完后，仅剩下不足两千七百人，万余名三秦将士为了国家民族而壮烈捐躯。赵寿山师长悲愤交加，一夜之间竟然白了壮年头。
只是由于第十七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致使绝大部分国人，至今仍不清楚三秦将士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历史，甚至还有文人写书贬低诽谤。摸摸自己的胸口，做人的良知何在？
第十七师残部渡过汾河，抵达山西离石碛口镇，得到八路军的热情帮助，并进行了著名的“新作风整训运动”，又称“碛口整训”。赵寿山师长对官兵进行短期整训，自己又带头作切实检讨，第十七师逐渐恢复了士气。
“新作风整训运动”后，赵寿山师长秘密亲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表示要坚决按照八路军的方式改造教育部队，毛泽东亲手交给赵寿山师长一本密码本。从此以后，赵寿山师长开始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他主动接受中共政治上的领导。
1938年初，第十七师被列为东路军战斗序列，奉命开赴晋东南地区，直接受八路军总部指挥。赵寿山师长和朱德、彭德怀、徐海东等八路军将领，开始成为同一战壕里共同抗击日寇的战友。
赵寿山师长主动向八路军虚心求教，不仅经常送十七师官兵到八路军办的“军政训练班”去受训学习，还经常邀请朱德、彭德怀等给十七师官兵作游击战的报告。
朱德、彭德怀后来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我部林师、赵师、刘师、徐旅、所获颇丰。”其中赵师就是指赵寿山的第十七师，林师指林彪的一一五师，刘师指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徐旅指徐海东的三四四旅。
赵寿山师长以身作则，带领十七师经过“新作风整训运动”，又经过与八路军联合抗击日寇，其军事、政治素质都大大前进了一步，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对此，中组、总政（1984）31号文件又明确规定：“七七”事变爆发后，凡随部队参加了对日作战并经过碛口“新作风整训运动”， 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算起；“新作风整训运动”后参加部队的，入伍后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从其参加部队之日算起。在晋东南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受训毕业，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一九三八年二月算起。”
1938年6月，赵寿山将军凭借赫赫战功，升任第三十八军军长。从此，他率领着这支抗战劲旅，在晋南中条山西段，坚持对日作战两年多，先后粉碎了日寇11次疯狂扫荡，被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日寇在其他抗战部队，特别是在赵寿山军长率领的三十八军抗击下，只能对着黄河西岸、南岸的陕西、河南两省望而哀叹。
赵寿山军长在与日寇较量的同时，他又坚决支持和保护中共在三十八军建立起了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从而让三十八军的性质得到了彻底转变，由原来受蒋介石歧视的国民党“杂牌”军队，脱胎换骨为中共通过赵寿山将军直接指挥的一支抗战劲旅。
在赵寿山军长掩护下，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工委抗战期间，先后共开办了五期教导队和第四集团军两期学生队，共培养出1500多名学员。其中地下党员就有500多名。这些骨干后来都陆续成为了三十八军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了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
对此，中组、总政（1984）31号文件中指出：“参加原三十八军地下工委主办的教导队（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四集团军学生队（第一、二期）的学员，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学之日算起。”
1941—1944年，赵寿山军长率领三十八军，又在河南荥阳地区坚持抗战，收复郑州，保卫黄河铁桥，同日寇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浴血战斗，被称为“铁的三十八军“。
抗战中，每当中共地下工委面临危机，丹心素裹的赵寿山军长总是不顾个人安危，顶住来自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压力；他训斥国民党特务说：“军长可以不做，人格不可不要”，并不惜以身家性命为共产党人作担保；他曾经三次将自己的独生儿子送往重庆，去给蒋介石充当人质，减轻其对三十八军的怀疑迫害，以此掩护中共党组织。这是何等的傲然风骨，又是何等的无私无畏。
1942年，当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之后，赵寿山将军不但没有被蒋介石的淫威所吓到，他反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第二次正式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实属凤毛麟角。因此，毛泽东不但亲自批准他秘密入党，并且亲口允诺其党龄可从双十二（1936）算起。
在河南抗战期间，水、旱、蝗、汤（恩伯）四害同时降临中原大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赵寿山军长遂号召三十八军全体官兵“人节口粮马节料”，拨出军粮赈灾救民，共度难关。赵寿山军长又卖掉自己家中的良田，自筹经费从陕西关中运来粮食，设立粥厂，赈济灾民，收容孤儿，救活了当地无数的穷苦百姓，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三十八军被河南人民誉为“七路半”、“活菩萨”。
1944年初，蒋介石把赵寿山军长强行调离了三十八军。赵将军临离开部队以前，他语重心长地鼓励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的学员们，在任何逆境中都要坚持斗争到底，很多学员都哭了。
赵寿山将军就这样离开他在抗战中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军长职务由蒋介石嫡系将领张耀明接任。张耀明到任后，严密监视和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公开肃清共产党员，致使三十八军中明显暴露的中共党组织和个人被迫陆续撤离。
赵寿山将军后来到甘肃武威，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是坐蒋介石设置好的软监。他虽然深陷困境，随时有被蒋介石逮捕的可能，但却仍然按照中共周恩来副主席“要时刻与三十八军党内保持可靠联系，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好便于指挥”的指示，仍然牢记杨虎城将军出国前要“断然倒向，跟着共产党走”的托付，提前策划了三十八军后来的两次武装起义。
1945年7月17日，三十八军十七师之一部，在团长刘威诚（中共党员）率领下起义；1946年5月15日，三十八军五十五师之一部，在师长孔从洲率领下起义。这两支起义部队合并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归属晋冀鲁豫解放军（后为二野）指挥。
如果没有赵寿山将军追求真理，要求进步，不为蒋介石的高官厚禄所诱，也就没有三十八军辉煌的抗战历史，仍是一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
1946年夏，赵寿山将军辞去了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并以申请出国考察水利的名义来麻痹蒋介石，终于逃脱虎口，进入解放区。在赵寿山将军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幽默地问大家：“赵寿山来了，怎么办？人家过去是正规军我们是游击队，人家对我们不错。我看还是人家怎样对我们，我们就怎样对人家。”
不久赵寿山将军即担任了西北（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担任过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野战军级高级指挥员。解放战争中，赵寿山将军协助彭德怀司令员解放了大西北，最终推翻了腐朽的蒋家王朝。
全国解放以后，原抗战时期的三十八军近万名将士，又服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集体脱下军装，组建成立了“中国石油工程第一师”。他们始终牢记老军长带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厮杀、磨练出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新中国彻底甩掉贫油的落后帽子，继续英勇奋斗， “于国于民敢问心”。
三、第17、第55师起义后重建的第38军
1946年38军原属第17、第55师起义后，国军又重建第17、第55师，并按照国民党军统一整编的规定，将第38军改编为整编第38师，隶属整编第1军。原军长张耀明改任师长。重建后的第17旅，李维民任旅长；重建后的55旅；整编第177旅，李振西任旅长。
1946年6月胡宗南又调整编第177旅李振西部在辉县前线向解放区进攻。中共党员、整编第177旅530 团1 营2连连长吕元璧、3连连长薛生荣于8月8日凌晨2时在辉县率部起义。黎明时分，起义部队安全抵达解放军太行第3军分区驻地林县杨柳川。在这同时，第529 团的一个机枪排也相机起义，进入解放区。
11月，该师在晋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一部。
1947年底，该师整编第17旅改隶归第3军建制。
1948年4月，该师移防陕西后，参加了西府陇东战役。
同年9月，整编第38师恢复第38军番号，隶属第18集团军。张耀明任军长，姚国俊任副军长。原辖整编第55、整编第177旅恢复原来第55、第177师的番号。该军恢复番号后，先后参加了荔北战役和西北冬季战役。
11月，张耀明调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姚国俊继任军长，施有仁任副军长。
1949年，该军在西北战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先后参加了西北春季战役，陕中战役和扶郿战役等，在扶郿战役中，该军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后又重建。原军长姚国俊被免职，由李振西继任军长。11月，该军参加西南战役。在四川安县以西地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历任军长：张耀明、姚国俊、李振西
四十、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
第38军是杨虎城第17路军的仅存血脉，同时也是中共一直努力争取的对象。中共陕西省委西北工委在1937年初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指出，17路军中的地下党员达400余人，这还没算进那些预备党员和同情者，可见中共对杨虎城部的渗透已达到何种程度。由于受到中央军几次三番的压迫，使得38军的老人都心存余悸，这就直接导致了38军的起义事件层出不穷。一直到1946年的整编第38师副师长孔从周的起义事件发生后，中央军终于达到了改造38军的目的，但此时整38师（原38军）的战斗力早已不同往日，不堪大用了，因为这个军再也没有打过胜仗……
李振西，字昆山，甘肃定西人，生于1906年。李振西是在邓宝珊的推荐下考进的黄埔军校第6期炮兵科。他毕业后进了杨虎城部服务，由于能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竟得到了杨虎城的青睐，并提逐级提拔为教导团上校团长。西安事变的时候，李振西的教导团被委以担负城防的重要使命，可以说他对于临潼扣蒋，也是出过一份力的。
杨虎城被迫出国后，李振西的教导团编入38军，并随部开赴山西参加了抗战。在忻口，李振西手举大刀，赤膊率领全团官兵与冲入阵地的日军展开殊死的肉搏，终于将日军击退，并将丢失的五个阵地夺回。而此时的教导团已经所剩无几，就连传令兵和勤务兵也投入了战斗，李本人也是两处负伤。太原会战结束后，李振西率领教导团残部转入中条山，在那里进行了四年的艰苦游击。著名的800官兵跳黄河的事迹，就是出自李团。
1946年6月第38军整编之后，军中有威望的杨虎城旧部就只剩下李振西等少数几人，而李又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于是整38师虽然由关麟征指派的张耀明当师长，但实际上的重心却是在整编第177旅旅长李振西这边。这支部队自从调到西北归胡宗南指挥后，出身黄埔但又没靠山的杂牌——李振西决定脱离关麟征的控制，并极力的向胡靠拢，希望能在胡宗南的帮助下掌握整38师的兵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振西的搏彩是成功的。经过两年多与解放军作战的“努力表现”之后，李振西终于在1949年5月被胡宗南任命为第38军中将军长。但是这个时候的38军在经过几次战役之后损失很大，尤其是在李振西接任军长后，又在扶郿战役中遭到了重创。此战，38军军直和55师全部完蛋，幸存的177师只有一个团完整，一个团损失过半，另一个是空架子团，全军总兵力由原来的2万2千人锐减至6000人，可说基本丧失战斗力。李振西为了补充38军，只得去找胡宗南求情，申请补兵补械，胡宗南为了拉拢38军给他买命，到也爽快的把几个陕西保安团调给李振西去整编，此外还调了一个完整的步兵师给李，顶了55师的番号。李振西对此是感恩戴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值此危难时刻，准备给党国尽忠了。
事实证明，李振西在之后几个月内的表现确实是在尽忠。当胡宗南的主力在成都突围全军覆没的时候。位于成都外围、没有进入包围圈的李振西，拒绝了解放军要求38军起义或投诚的要求。他带着38军死战突围，加上沿途收拢的144师一个团，一共1万4千多人艰难的抵达了茂县。并在那里和同样拒绝起义的20军副军长景嘉谟取得了联系。两人商量决定互相配合向北川转移，以求生存。
李振西没有想到，就在部队于1950年1月开始行动的时候，景嘉谟在起义的20军军长杨汉烈的说服下向解放军投诚了。这一刀可把李振西给砍的够惨，因为此时的38军有如瓮中之蹩，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月23日，李振西在经过几次突围失败，残部仅剩5000余人的情况，以及部属的劝说之下，被迫向解放军投降。
总算是38军的老上级赵寿山、孔从周还惦记着李振西这个老部下，通过他们的说情，李振西被定性为投诚人员，在经过西南军政大学的学习之后又被指派为西南军区炮兵战术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可惜由于受到镇反的波及，李振西又在1951年11月因“反革命”的嫌疑被逮捕关押。这一关，就关到1975年3月才重获自由。此后李振西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于1979年12月6日在西安病逝。
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先胜后败的荔北战役
荔北战役在正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48年10月5日，西北野战军第1、2、3、4、6纵队及警备第4旅对以大荔为中心的第5兵团（整17、36、38师）发动进攻，依次攻击整17、38、36师。战役发起后，于10月6日歼灭整48旅旅部及第140、141团，整12旅第34团大部；整17师师部、整12旅旅部、第35团弃辎重而逃，被歼灭1个多营；7日歼灭整177旅第529团及整55旅一部，整12旅第36团全部，整167旅一部及地方团队2个大队等。第5兵团部及整36师残部（因在8月被歼过、还在整补）逃过洛河...我军在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准备作短暂休整，寻机再战。”而西北野战军10月9日上报军委电文为：“我军按预定计划发起荔北作战胜利结束...歼灭12、48旅全部，177旅大部，55、167旅一部及地方团队等15000余人，我军仅伤亡2000余人。”文史资料中整38师师长姚国俊回忆：“从10月5日西北野战军发动进攻，到10月8日整38师逃过洛河脱离战斗，177旅530团被歼灭，全师损失4000余名。”
“10月10日，胡宗南以整1、36、65、76、90师及整55、135旅等13个旅9万余人反攻。10日15时，敌以步兵、骑兵数百作试探性进攻，被6纵警戒分队击退。11月8日，整1、36、65师主力6个旅进攻，2、3、6纵各一部进行抗击，掩护主力占领阵地...与我军对持。根据以上情况，野战军首长决心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以求歼整65师（2个旅）为目标，集中主力1、2、3、6纵队于12日拂晓发起总攻，敌依托野战阵地拼命顽抗...战斗中我虽大量杀伤敌军，但自己伤亡也相继增加。在此情况下，我立即改变决心，除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后撤。13日，敌又调来整76师等7个旅连同前一天之6个旅对我实施反击...我见不易割裂敌人，乃决定将主力迅速北移。敌发觉我有组织撤退，不敢追击，之随我后逐步推进，直至收复失地后于17日停止前进。我4纵并指挥警备第4旅于14至17日扫除敌后方大批地方团队及正规军一部。至此，战役结束。”文史资料中整65师师长李振回忆：“从11日夜参加战斗到14日脱离接触，损失1个团又1个营等共5000人。”
全战役战果记载为“歼灭第48旅（欠142团）、第12旅36团、第177旅529、530团（有些出版物中误记为117旅）、第187旅560团，4个保警大队等毙伤13200、俘虏11050、投诚1110，合计消灭25360人。西北野战军伤亡9119、其它534，合计损失9653人。”（《第一野战军战史》国防大学编撰）
如果将荔北战役的二个阶段分开来计算（如西野自己所说“10月8日战役胜利结束”），那问题就出现了：扣除5至8日歼敌15000之战果，那10月10日至17日间，西北野战军损失约8000人，而国民党军损失不超过10000人；若再扣除4纵等在敌后方歼灭地方团队的战果，而10、11日双方主力未交战，13日起西北野战军主力已开始撤退。那在决定战役胜负的12日一天，西北野战军1、2、3、6纵队围攻整65师作战中，西野伤亡远大于整65师损失。实际应是西野集主力攻击整65师不克，且一天之中伤亡5000-7000人，又由于敌援军逼近而被迫撤退。只是国民党方面再没有西府陇东战役中的马家军大批骑兵参战，无法追杀西北野战军主力，导致国民党虽控制战场却无法扩大来之不易的胜利。而西北野战军伤亡近万，虽绝对数量不多，但占西野参战部队约1/8左右，并且是续4-5月间陇东损失一万五千人之后的又一重大损失。
西北野战军此役类似西府陇东战役，也是先胜后败，先轻松歼灭整17师主力（西府是歼灭整76师主力）；后在原地滞留，企图消灭整65师（西府是贪图缴获物资）；同样是导致国民党主力反击（陇东是胡、马联合反击），迎战失利后被迫撤退。所幸荔北撤退较早，西野没有再犯陇东作战中错误；而国民党军也没有马家骑兵助攻。故此前后算在一起还是胜负相当、略有赢面。
荔北战役的失败关键是严重高估己方攻击能力，将粤军整65师与胡宗南的劣质军队等同，认为集野战军4个纵队（9个旅约7-8万人）肯定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整65师（2个旅约1.5-1.7万人），而面对2-3天就会投入战斗的胡部主力未多加考虑。整65师的战斗力强弱不但彭德怀不知、胡宗南不知，连整65师师长李振自己也不知西北敌友战力。李振在被西野主力4个纵队围攻一天（若是在华东野战，被华野7-8万人围攻一天，整65师这种三流部队早就不知去了哪里），被歼灭1个加强团后（187旅560团），虽按国军惯例上报“消灭共匪上万”，却没有想到过是真的“消灭共匪上万”；而胡宗南虽接到“告捷”却也不敢相信单凭2个旅就能拖住西野主力，且这次又没有马家军助力，所以不敢全力追杀，导致西野安然撤退，否则陇东之战后的8000失踪恐怕又会再度上演。
而西北野战军战斗力薄弱的原因有：
官兵少经激烈战阵熏陶（光练是无法练出精兵的）；
武器落后（每连3挺机枪都无法配齐，全野战军只1个炮兵营）；
且弹药一直严重不足（面对原始的骑兵冲击都无法应对）及其它物资匮乏等。
这也从侧面体现西北国共双方部队战斗力之低劣，一个被华野几小时就打成半残废的整65师，却在关中称“大王”。
敌我兵力编成（《第一野战军战史》国防大学编撰）
西北野战军（警4旅、关中第21团、山炮营）
第一纵队（358、独1旅）
第二纵队（359、独4、6旅）
第三纵队（独2、5旅）
第四纵队（警1、3旅）
第六纵队（教导、新4旅）
西安绥靖公署（新9、暂2旅）
—整65师（160、187旅）
—整76师（24、新1旅）
第五兵团（骑2旅）
—整17师（12、48旅）
—整36师（28、123、165旅）（主力整补中）
—整38师（55、177旅）
整一军
—整1师（1、78、167旅）
—整90师（53、61旅）
—整203师（1、2旅）
整二十九军
—整13师（84、135旅）
—整27师（31、47旅）
孔从周将军访问记
抗战第二年，敌人侵陷了晋南，牛岛师团正企图南渡风陵，直入中原，这时，一支队伍从他对面开来永济城，永济一役就打了八天八夜，打得牛岛师团没有渡过黄河，这支队伍就是由警备二旅改编的独立四十六旅。全旅的战士们愉快的唱着雄壮的战歌：
“我们是光荣的革命武力，
我们要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
我们不杀侵略强盗，定会死在强盗手里！
……………”
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在日本强盗手里，虽然JJSH对待一切异己部队，都曾作过这样的打算，但是当蒋介石看到日本强盗不能消灭这支队伍时，它便自己来亲自动手了。
永济血战之后，四十六旅与十七师会师于晋南平陆一带，归三十八军赵寿山军长指挥。
平陆这地方，南面黄河，北靠中条，山势东西漫长，南北狭窄，慢慢倾斜直到河岸，很少周旋余地，加之友军不与配合，敌人便常常居高临下，把三十八军步步逼进黄河。黄河对面守卫的是JJSH嫡系部队，敌人从山上往下打，他们从南岸往北岸打，为国流血的伤兵船，也被他们打翻了，得不到一个援兵，送不过一个受伤的彩号（当时兵站医院都在黄河南岸），三十八军（四十六旅在内）就一直在这样一个地方，守了三年，与敌血战了三年，大小作战二百余次，最激烈一次是二十八年的“六六战役”，敌人集中二十、三十五两个半师团的兵力，打算由北朝南，把三十八军一股气赶到黄河里，四十六旅退到河岸上，隔河的枪炮又轰击过来了，背水作战的战士却痛哭起来，“没有被敌人打死反被廿四师（胡宗南部）打死了”！当时，那些痛哭的士兵正在孔师长周围，他没有哭，他坚决领导全旅，往敌人后面冲，这一支哀兵，冲到平陆丰村敌人炮兵阵地里，摧毁了敌人六门大炮，歼灭了敌人一个步兵中队，“六六战役”，从此才胜利结束。
在这几年中间蒋介石只补充了四十六旅五十支破枪，“补充”最多的却是那些离间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中央政工人员。不补充枪，不补充人，却没有把这支部队搞垮，三十八军却越打越强，重庆的报纸赞扬他们是“支持中条山抗战的铁柱”。这条敌人拔不去的铁柱，最后蒋介石又亲手来拔了。
三、被侮辱与损害
“十二月政变”，三十八军的大多数官兵感到了一个危险，便是抗战的局面越来越艰苦了，他们在历次作战中体会到，要仗打得好，一定要有老百姓帮忙，当时，晋南的牺盟会人员，正是动员群众帮助军队的一个有力助手，“十二月政变”把这个助手毁掉了，想到未来的作战，许多人感到悲伤。就在这时，一个没有预料到的事件降临了。JJSH下了一道军令，调三十八军到河南休整，这支同当地群众有联系的支持中条抗战的铁柱便被拔掉了。这是二十九年十月的事情。当时，一般有眼光的人已经开始看到，三十年五月中条山J军二十万人溃退的征候了。
三十八军调过黄河时，四十六旅已改编为三十五师，孔师长率领着这支队伍守卫广武邙山头阵地达两年之久。敌人消灭不了的这支队伍，蒋介石却想了另外的花样，使他自己腐蚀消灭，他把三十八军能打能冲的精锐兵团都调到黄河渡口上去。那时黄河渡口盛行着走私，长官部便是走私的大本营，守渡的官兵在金钱的引诱下很少不走私腐化的，渴望杀敌的三十八军士兵，便在这样的生活里自行腐化下来。
腐蚀不了的人，蒋介石就下令调进集中营，抗战中三十八军最有功劳的人，上至团长，下至士兵都包括在内，赵寿山军长，孔从周师长，当时曾为这事请过客，说过情，也踌躇过，叹息过，怎样才能使这些为国家为民族血战了几年的弟兄，不到那人间地狱里去。这种忧愁便折磨白了他的头发。
驻守河防的岁月，就这样的过去了。
中原战役时，三十五师与十七师并肩防守山小关五支岭，同敌人打了四昼夜，豫西战役孔师长带领五十五师（三十五师改编）在长水同敌血战两月，而JJS嫡系的汤恩伯二十万大军，却在十天之内丢掉了八城，敌人的影子还没有到，他们就跑远了，备受迫害的孔师长能有这样的战绩，谁都认为是可喜的事情，但独裁者是不让人民有这点喜悦的。孔师长谈到这里时，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用讽刺的口气说：“他们还采取一种庙在神不在的办法，来消灭杂牌。”三十八军在中原豫西等战役中损失是不小的，照例应该迅速补充，但是蒋介石对杂牌“补充的唯一办法就是合并。九十六军与三十八军从此就合并成了一个军，剩下的九十六军的番号仍然存在，但经补充后就成了J家的部队了。”
凡是行伍出身的，那怕是班长蒋介石都规定一律不能任用，孔师长说：“这样'偷梁换柱，调虎离山’的结果，西北军旧人，那些忠于抗战的部队便越来越少了”。他作了一个计算：在民国二十八年，西北军四集团军共辖两个军（三八、九六）十四个团，三十四年四集团军总部调走，两军合并为一个军，共九个团。三十五年，再一次整编，军改为师，就只剩下六个团了。
今年三月，蒋介石又密令胡宗南把孔师长所属五十五师改为五十五旅，把孔调三十八军当副军长，等他脱离原部后，即把五十五师调赴新乡前线参加打内战。一面叫他自行消灭，一面还叫胡宗南“相机缴械消灭之”，最后完全消灭这抗战八年的有功队伍。孔师长不忍这支西北人民武装完全被JJS消灭，便在五月十五日下午，逃脱特务的监视，回到五十五师召开紧急会议，全师官兵遂于巩县城宣布了反内战起义。
38军系西北民主联军杨虎城旧部，是一支倾向革命、具有爱国精神的部队。1944年，该军驻防卢氏的范里、官道口和洛宁的故县一带。国共双方为掌握38军的领导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调离倾向革命的赵寿山军长，派其亲信张耀明担任38军军长。毛泽东在延安约见了周仲英（太岳军区决死队独1旅政委）和张西鼎（中共党员），交待了策动38军起义的工作任务。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周仲英、张西鼎先后与38军内的地下党员50团副营长徐又彬、50团营长陈嘉谋、51团团长刘威诚、50团团长张复振取得联络，在38军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了地下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以团为单位调整了地下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并决定以二分区的辖区边缘——陕县宫前为起义联络点，待机而动。不久，周仲英到渑池西村找到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向韩钧司令员和刘聚奎政委介绍了工作情况，请他们代向中央发报，汇报筹备起义的有关情况。中央致电河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和戴季英政委，决定任命周仲英为河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委员，以便领导38军的各项工作。
1945年7月14日，党中央致电戴季英、韩钧、周仲英，“望你们立即派妥人通知该部党员，用最大的决心，极周密的计划（严防事前暴露），不露行迹突然动作，以保证能拖出，越多越好。”徐又彬到小南川，与周仲英、张西鼎共同确定了起义的方案、领导及有关问题，确定7月17日起义。
7月16日下午，开始紧张行动和战斗，彻夜不息。起义部队计有17师师部直属连队、49团3营、50团和51团，约3000多人，于7月18日在洛宁故县镇集结完毕。17师起义部队在故县镇召开向敌后进军的誓师大会。51团团长刘威诚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名符其实地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了。7月19日，起义部队顺利地到达豫西根据地，受到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孔令甫的迎接。部队到达陕县李村和渑池县时，受到贺崇升专员、韩钧司令员、刘聚奎政委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7月25日，中央复电：“率部奋斗，参加人民战争，深表欢迎慰问之意。望团结一切干部战士，择适当地点进行休整教育，然后参加作战。已通知关中分区，设法照顾干部家属。”河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周仲英、张西鼎到17师工作。
9月初，部队奉命北调进入太岳解放区，不久就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1946年5月，孔从周师长率55师（即新35师）在巩县起义。9月13日，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军区军政领导的帮助下，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孔从周，副军长刘威诚、参谋长王汝昭，辖第17师、第55师，成为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从周，陕西西安灞桥人。中将。原名祥瀛，字郁文，生于1906年10月2日。建国后，一直从事炮兵领导工作，1955年再次成为中将。与毛润之为儿女亲家。西安事变中孔从洲任西安城防司令。
赵寿山与38军
“西安事变”中，赵寿山和孔从洲、许权中受命指挥了西安方面的战斗，并任西安公安局长，维持社会秩序，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的帮助和教育。为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赵率部驻军三原、泾阳，与红军配合时，又与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会晤，曾合影留念，并提出入党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缩编为三十八军，赵任十七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三十八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赵率部于1937年7月21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新安镇一线阻击战和漕河、阜河等战役。10月，赵部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关外雪花山阵地夺取陉井车站，退守砭驴岭战斗中，十七师伤亡惨重，赵寿山临危不惧，亲率官兵与日军血战十五昼夜。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赵寿山接受中国国共产党的建议，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补充整训。12月，赵回西安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38年夏，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张茅公路一仗，打得日寇牛岛师团溃不成军。嗣后，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达两年半之久。日军称中条山是他们侵华的“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40年冬，蒋介石下令调三十八军开赴河南，不久中条山失陷。赵寿山深感国共合作无望，遂于1942年10月经彭德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1943年冬调赵到重庆将官团受训，后又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的伎俩，调其到胡宗南控制下的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离部队后，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三十八军一部2300人，遂于河南起义，回到解放区。
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撤销他的总司令职务，以派其出国考察水利为名，调他到南京。在此期间，经地下党组织董必武的精心安排，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监视，乘坐“救济总署'轮船，展转上海、天津等地，于1947年3月由河北静海进入解放区。在邯郸，他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的热烈欢迎。到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他很高评价，并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前委委员。1949年9月，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赵寿山一生忠诚爱国，思想进步，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深得军内干部、战士信赖。毛泽东曾说：”对十七路军的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典范。“1965年，赵寿山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于是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
孙蔚如与38军
1938年8月后，孙蔚如奉命带领由原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38军）改编的第三十一军团（1939年初改编为第四集团军）防守中条山西部的平陆、芮城地区。从这时起到1939年3月间，第四集团军的健儿们曾5次粉碎日军对条西地区的疯狂“扫荡”，巩固了中条防线，保卫了中条山人民的安全，获得中条山人民的赞誉。可日军视第四集团军为中条山的“盲肠”，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 继1939年“三二九”大扫荡之后，６月上旬，日军再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六”战役。这次日军使用的兵力有：牛岛实常第二十师团的4个联队，前田治第三十七师团的1个联队，第二十八骑兵联队，并配有野炮第二十六联队，山炮第一联队，共３万余人。在山口集成飞行队3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兵分9路，由芮城县的陌南镇到平陆县的张店四州山等地，构成一个半孤形包围圈，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了全线进攻。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是要将“第四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歼灭于芮城以东茅津渡以西地区，同时以山炮30门炸毁陇海路灵宝铁桥，彻底破坏陇海线之运输”。
1939年上半年，第四集团军是由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和川军第四十七军共3个军4个师和2个独立旅组成。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六旅驻平陆县城及其以东地区；第十七师驻守张茅公路沿线的茅津渡一带。第九十六军驻平陆县城以西至芮城陌南镇以东地区。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防守夏县南部。第四集团军防地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中条山脊，南面是天险黄河，北高南低，处处深沟巨壑，2万多人的部队在这个狭长地带，面山背水，很少回旋余地，地形十分不利；同时，中国守军战线长达60华里，仅有2.6万人防守，而敌人达３万多人，在兵力上也占劣势。
1939年6月6日（农历己卯年四月十九日）拂晓，日军步、骑、炮、空各兵种，联合向防守中条山西部的第四集团军阵地全线发动了进攻。
在东段，驻张店日军的二十师团第八十联队主力，沿张茅大道南下，向第十七师阵地岭峤、下牛、部官、大坪头进犯，以便把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隔断，然后包围予以歼灭之。同时，日军二十师团八十联队一部，经南北横尖向风口、红咀、连家湾一带独立四十六旅右侧阵地发动进攻；山北从善、大小李、西姚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重松联队主力1500余人，在炮兵、飞机配合下，分两路进攻风口、红咀独立四十六旅阵地北侧。
在西段，张村、曲村、姬家窑和蚕坊村的日军二十师团七十九联队三、四千人，于6日拂晓向第四集团九十六军一一七师一零五七团阵地扁豆凹、东黄草坡，一零五九团阵地西黄草坡、麻沟岭、猪嘴崖、凤凰咀阵地，发动猛烈进攻。
第四集团各部在东、西各线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进攻，多次打退了敌人的攻势。但经过18小时激战，形势急剧恶化。第四集团总部遂决定调整部署，缩短战线，除令四十七军抽3个团攻击张店敌之侧背，三十八军十七师以有力部阻敌南犯外，令九十六军主力东撤，准备在平陆以西山地设置防御阵地。
6月7日，东、西两线终日苦战，形势继续恶化。在东部，7日拂晓，侵入太臣一带的日军3千余人，继续南犯，占领坂头。独立第四十六旅大部队向平陆以北的东坪头阵地转移。在西部，一一七师各部于7日转移时，因部队通讯联络不畅均未按时到达位置，而形成从庙底、西吴到张峪20多里大空隙，日军乘隙而进。下午5时，日军又从北、西两面，向张峪及柏树崖独立四十七旅发起攻势。下午6时，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向平陆县城郊进逼，把第九十六军和独立四十六旅包围在平陆县城、太阳渡、大涧北、赵家坡等黄河北岸一个东西不到10里的低洼区。第九十六军和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十六旅陷入绝境，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万重危急的形势下，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根据本旅在敌后侦察所得的情况以及平陆县牺盟会等送来的情报，断然决定组织本旅部队星夜向北突围。他先要工兵连排除阵地前雷区的地雷。又指定一个连为突围前锋，为该连队配备了十几挺机枪，每人携带了大量的手榴弹，向北打开通路。前锋部队象一把尖刀，突然插入敌人后方，直出东车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个炮兵中队和后方医院；并收缴了一个伪军连的枪，破坏了公路和电话线，缴获了山炮12门，迫击炮4门。天色微明时，独立四十六旅进入夏县境内的东吴和南吴村山区埋伏下来。两天之后，他们回到平陆县与第三十八军军部会合。
独立第四十六旅出敌不意向北突围，打乱了日军部署，使九十六军绝路逢生。被逼到黄河岸边的一七七师师长陈硕儒见已临死地，为保存抗战实力，则率领身边不到３个团的兵力，猛向西边敌阵扑去，经过短暂的混战，插向敌后陌南镇。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也率部队向北面突围，于10日到达张茅大道东的将窝与三十八军会合。
孔、陈、李率部突围后，在敌人包围圈坚持战斗的张子馥营与敌在平陆县城北高地进行了反复肉搏，因伤亡惨重，撤到城内，后粮尽弹绝城破，大部官兵牺牲。离师部较远的新兵团和第五三一团部分官兵1000多人来不及突围，被敌压到黄河岸边，经过一小时血战，高呼着“宁跳黄河死，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奋身跳进滚滚黄河之中。
日军攻陷平陆县城后，从13日拂晓起，以其主力1万多人分三路再向张茅大道以东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总部教导团和第四十七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决定缩短战线，采取弹性防御，力争主动。他首先要十七师与四十七军分别防守南北两线夹击敌人；同时命令在稷王山打游击的两个团，与孙定国领导的新军二一二旅密切协作，在敌后积极袭扰敌人。在中国守军顽强抗击下，敌因伤亡惨重而无力继续进攻，在14日傍晚开始撤退。守军举行反攻，接连收复淹底、古王、计王、毛家山、庙凹、茅津渡、平陆县城、芮城县城等。21日，日军退回运城。
“六六”战役，进行了半个月，这是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进行的最大的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我军伤亡及失踪官兵达8800余人，日军伤亡约5000多个。此次战役粉碎日军对中条山的大规模进攻，在战略战术上都是成功的。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到中条山巡视，称颂第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报纸新闻向全国报道称：“晋南大战，我军又造成光辉的胜利。”
望原会战
1940年4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第11次大扫荡，结果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顽强抗击下，日军半数被击毙，我军大捷。
会战背景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城略地……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
而此前，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被迫出国，临行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了结拜兄弟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芦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38军(杨虎城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被缩编为38军)扩编为第四集团军，由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38军(军长赵寿山)和96军(军长李兴中)；17师、177师番号保留，师长分别由耿子介、陈硕儒担任。
1938年7月，一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位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长约三百余里，它是黄河的一道天然防线。
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1940年初，蒋介石下令，将李家钰的47军（47军在六六战役中担任中条山东、北两面阻击敌援军的任务），升格为36集团军，调出中条山，这就使原本兵力不足的第四集团军更加捉襟见肘。但孙蔚如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并未提出异议，只是对中条山的防务重新做了一番部署，战术上也作了调整，由死守改为灵活机动的协防作战。
此时，由于中日双方在战场上的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已使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有所收敛。新任日本首相坂垣抛出了他的“坂垣停战线”，其中划定日军在夺取陇上重镇兰州后即不再西进。而欲取兰州，仍须跨过黄河占领陕西，因此，中条山仍是日军必夺之地。
战役过程
1940年4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这场后来被称为“望原会战”的战事是第四集团军与日寇的又一次“生死对弈”。
日军的扫荡是从中条山中部突破，沿张茅大道直取茅津渡。这次的规模仅次于“六六战役”。
孙蔚如事先也得到敌军的情报，经过与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以及赵寿山、李兴中等将军磋商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设伏兵以击之。然而，正当中国军队布好口袋阵准备围歼日军时，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打来电话。孙蔚如唯恐郭的电话会打乱部署（此前已有这等先例），故而不接电话。郭寄峤又打给赵寿山，说：“望原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应当带部队绕到敌后，在同蒲线上作战。”
赵寿山说：“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望原丢了，敌人就会举兵过黄河。”
郭寄峤说：“那你要是守不住怎么办？”
赵寿山说：“你给卫长官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
4月17日，中国军队有意识地边打边退，直到把日军主力诱至望原。望原会战的主战场在望原、淹底两个山头，两山之间有一道深沟，沟底是一条宽约30多米的小河——洗耳河。4月19日清晨，中条山下突然涌来一股巨大的寒流（俗称倒春寒），雨雪交加，狂风怒号，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赵寿山趁风雪之夜，调动前线各部兵力，分四路猛攻日军，一夜间将望原周围的鬼子打得狼狈逃窜，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村落。
4月21日，日军从望原以北的张店据点扑向李振西防守的望原高地。李振西将一个炮兵营摆在半山腰，将5个步兵营排列在炮兵两侧，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挺重机枪，形成一条钢铁防线，在三日之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在战争最危急时，铁血虎将李振西对一营营长殷义盛（共产党员）说：“鬼子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100名不怕死的后生，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收拾***！这边我用炮火掩护。” 殷义盛迅速挑出100名精壮后生。100条汉子齐声怒吼：“杀敌报国，在此一举！”在炮火的掩护下，殷营长奋勇当先，100条陕西汉子呐喊着冲下山去，趟过洗耳河，冲入敌阵，一排排手榴弹炸起漫天烟雾……日军全线溃退，而我百名敢死队员也多半阵亡……
25日，中国军队各路人马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条山东部的山头，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战马嘶鸣，刀光闪烁，望原会战打得昏天暗地，日军半数以上被击毙……望原会战持续数十日，以中国军队大捷而结束！
战役后的第四集团军
1940年10月，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调防命令，率部离开了浴血苦战将近三年的中条山，到中原战场参战。晋南百姓含泪送行……
第四集军团离开中条山后，晋南三角地带先后涌来17万国军。然而，半年后（1941年4月），17万大军防守的中条山却在20天内全线失守，7万官兵罹难，8位将军被俘……
第四集团军移防河南后，参加了中原战役等大小战役无数。1945年7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衔。日寇投降时，他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六战区受降事宜。
武汉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碑上镌刻的草书铭文是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中华民国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程潜为主任，孙蔚如为副主任。不愿卷入内战的孙蔚如自此消沉，后隐居上海。
解放后，孙蔚如曾任民革中央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79年，84岁的孙蔚如将军病逝于西安。
38军邓祥云烈士血战永济
邓祥云（1904-1939）原名根娃，后改邓刚，字祥云，蒲城上王乡张王庄人.祥云青年时被征壮丁在军阀缑保杰部当兵。1923进陕西陆军讲武堂，1927年祥云随国民联军南路军参加北伐，奉命援鄂攻豫。他率部出紫荆关，截击吴佩孚后升任营长。
1932年赴耀县入杨虎城部，任陕西警备师第一旅一团王竣部三营营副。1933年入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回原部任一团副官、连长等职。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他为加强防范筑工事于东郊，据西犯于固关，功绩卓著，升为王竣部二营营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全民抗战爆发，祥云欲报效祖国，热血沸腾。
1938年二月日寇集结主力沿同蒲路南犯，陕西省主席兼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命一七七师于五月初从合阳夏阳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南。王竣部受命开赴平民、朝邑河防。邓祥云举命赴平民河防前线，扼守大庆关一带。
1938年七月，变任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的孙蔚如，亲统在陕各部，开赴晋西南对日作战。王竣部奉命死守永济。
1938年八月，日寇进逼日紧，我军无数次击退日寇侵略军，日寇也不断增兵。八月十二日，日寇攻占永济北古城，永济告急。十三日，孔从洲将军在普救寺动员将士“与永济共存亡”。十五日敌主力攻占峨嵋原压向永济城。十六日，日寇集中主力进攻中条山尧王台，以截阻中条山守军向永济城。十六日，日寇集中主力进攻中条山尧王台，以截阻中条山守军向永济共存亡。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中午日军集中十多门大炮，三架飞机，向永济城狂轰滥炸。我军将士同仇忾奋力还击。下午七时，日寇继续增兵，炸塌城墙多处，城防出现缺口。邓祥云不顾个人安危，高喊口号冲向缺口，不幸身中数弹，血染沙场，年三十五岁。
血战永济，阵亡将士共计三百零八人，但重创了日寇，托住了日寇前进的速度，使三十一军团主力及炮兵安全转移，谱写了陕西军人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1938年十一月，当时国民政府在朝邑县（今属大荔）大寨子村，为阵亡将士修建陵园并举行追悼大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分别为纪念碑题词：“为国捐躯”“民族之光”。邓祥云烈士受特准晋一级，“入祀忠列”的褒奖。西安易俗社当即编写了《血战永济》的秦腔戏。
血战永济：全营将士无一生还
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日军牛岛师团三千余人，从运城方向扑向永济。
据资料显示，中条山西端的永济（旧蒲州）是晋西南名城，紧靠南北走向的黄河，与风陵渡成南北直线，是守护风陵渡的前沿要塞。孙蔚如率军渡河前，已派独立４６旅旅长孔从洲先期过河，占领了永济，在城外修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随后，又调在河西执行河防任务的警备一旅张剑平团进驻永济城，担任守城重任。
黎明，日军十几门大炮同时向永济城外的中国军队东原阵地开火，９架飞机盘旋着投掷炸弹。从中条山下的西姚温到黄河岸边的永乐庄，中国军队２０多里的防线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在东原防线上指挥作战的是陕军名将孔从洲，而为了鼓舞士气，孙蔚如的军团指挥部就设在中条山的最西端、半山腰上的六官村，这里不仅“山下鼓角相闻”，而且可以俯瞰整个永济战局。
黄昏，日军出动装甲部队，天上飞机呼啸，地下坦克轰鸣，东原岌岌可危！孔从洲叫来１７师补充团（１０２团）团副杨法震，指着地图说：“正面阵地压力太大，你速带一个营冲出去，绕到敌人背后的栲栳镇，从背后敲他一下！”
杨法震随即率领５名机枪手一字排开，５挺机枪怒吼着，织成一道扇面形火力网，三百名壮士杀开一条血路。杨法震对弟兄说：“兵贵神速，要打就打他个冷不防。”说完，从一名机枪手手里夺过一挺机枪，冲在队伍的最前列。
杨法震率一营士兵一路冲杀，在黑水村灭了敌警戒哨，在唐家营端了敌预备队；在北古城炸毁了日军增援的汽车队……一连数日左冲右突，神出鬼没，搅得日军后营大乱，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军队主阵地的压力。８月１５日清晨，大雾弥天，日军调集１２００多人，向杨法震设防的上高市猛扑过来。杨法震在指挥士兵们打退了敌人的４次进攻，自己亲手击毙了１３名鬼子后，与三百名弟兄们一起魂归上高市……当晚，东原防线上，日军见主阵地攻不下来，便沿着中条山绕道攻打北麓的制高点尧王台。尧王台下一场血战，终于将日军击退了。但从尧王台退走的日军又迂回偷袭，一夜间占领了东南方向的西姚温、解家坟、万古寺，使中国军队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永济城外，日军又突破了东原防线，兵临永济城下。在六官村坐阵指挥的孙蔚如急调有“铁军”之称的教导团去夺回万古寺。三营营长张希文一马当先，在收复了万古寺后又逆袭西姚温。由于战局瞬息万变，通讯中断，三营被日军困在了西姚温……４０年后，孙蔚如将军在他所撰写的《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抗战经过》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敌旅将我西姚温阵地突破，我张希文营向该处逆袭、肉搏一昼夜，该营全部殉国，我主力及炮兵得以安全转移、厥功甚伟。”
８月１７日，日军从东、南、北三面（西面是黄河）包围了永济城。
张剑平团长带领全团官兵坚守城池，日军用炮火将城墙炸得到处都是缺口，城墙外的护城河已被双方士兵的尸体堵塞，变成一条“血河”。下午５时许，日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冲进城内，中国军队官兵在城内展开巷战，连炊事员也抡着菜刀杀入敌群……６时许，永济失陷，中国军队５００名官兵壮烈殉国……８月２６日，当时的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的名义发来电报：“自张团长以此牺牲壮烈，特电慰勉。”
永济失陷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在永济到风陵渡之间的韩阳镇筑起第二道防线，在当地民众的支援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阻击日军。期间，团副魏鸿纪带领一支便衣队多次插入敌后，奇袭敌营，搅得日军一时风声鹤唳……在一次奇袭完成后，撤退途中，年仅２５岁的魏团副不幸遇难。
一个小小的韩阳镇，竟使鬼子半月之内久攻不下。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从中条山西部的王官峪迂回包抄。教导团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遵照孙蔚如命令，撤出韩阳镇。至此，永济战役结束。
永济失陷，韩阳撤兵，从局部上看是中国军队的失利，而从战略上讲则是为中国军队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间。因为，孙蔚如渡河作战之初，主力３８军及５２９旅尚未赶到中条山（此前，３８军归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将军指挥，在太行山一带游击作战），三百里中条山的防务也没有部署停当。永济战后，中国军队各部已集结到位，中条山防务也基本就绪。教导团撤出韩阳镇后，孙蔚如的指挥部也从芮城的六官村东撤至平陆的东延村。而日军虽然占了永济和风陵渡，但惧于中国军队的中条山防线会断其后路，仍然不敢举兵渡河。
日军进攻的重点是位于芮城与平陆交界的陌南镇，在陌南镇设防的是我９６军之主力１７７师。
虽然，孙蔚如总司令早已料到了日军会以分割包围的战术先攻陌南，并且制定了陌南会战的拒敌方案，但日军攻打陌南兵力之众多，火力之集中还是让中国军队一开始就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１７７师的第一道防线——云盖寺很快被敌突破，陈硕儒师长退兵至陌南镇外；日军的十几辆坦克又摧毁了镇外的防御工事，陈硕儒只好退守至镇内，一面顽强阻击敌人，一面等待３８军增援，但３８军在驰援途中又遭到日军的封锁，而１７７师的４７旅又被日军包围在中条山南麓的茨林沟无法脱身。陈硕儒苦苦支撑，战至下午４时许，陌南镇失守，１７７师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
面对着日军愈来愈小的包围圈，年近半百身材瘦削的陈硕儒命令４０名机枪手排成一道墙，一声令下，４０名陕西冷娃甩掉血渍斑斑的军衣，端起机枪杀向敌阵。
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陈硕儒会杀个回马枪，一时乱了阵脚……１７７师杀出重围，有人问：“师长，往哪里打！”陈硕儒大手一挥：“回陌南镇！”他料定日军虽攻下陌南镇，但举兵追杀中国军队，镇中必然空虚……陈硕儒回马第一枪冲出黄河滩；回马第二枪又杀回陌南镇，越过陌南，穿插至中条山腹地休整数日，收拢散兵后陈师长回马三枪，复夺陌南。此举成为“六六战役”中的一段“神话”。
但是，１７７师杀出黄河滩后，有两支队伍没能跟上，他们是新兵团和工兵营。这两支队伍分别被困在了黄河岸边的许八坡和马家崖。
新兵团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岁左右的新兵。小战士们在黄河滩上与日军舍命拼杀，在牺牲了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被逼上了河岸边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悬崖。
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站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后是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张牙舞爪的鬼子；放眼望去，东、西、南、北重峦迭嶂，云雾飘渺处则是他们的故乡……
一位被敌人的战刀砍断了一条胳膊的战士双膝落地，向着西北方向，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来，一头扑进黄河……
八百多名小战士学着断臂壮士的样子，齐刷刷地跪在悬崖上，向着家乡跪拜之后，一起跳进奔腾的黄河……
8００壮士集体投河的这一幕，曾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后来，据一位村民讲，他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那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再后来，日军退却，有人突然发现黄河水浪里有一杆军旗，人们下河打捞这杆军旗时，拖出两具尸首来。旗杆从一个人的后背戳进去，穿透前胸，这是一个鬼子兵。压在鬼子尸体上边还紧紧攥着旗杆的人，是中国士兵，就是那个吼着秦腔最后跳入黄河的旗手。
几乎在八百壮士投河的同时，在相距十余里的马家崖，我１７７师工兵营二百多位士兵也为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而集体扑进黄河……
三天后，孙蔚如总司令在黄河滩召开公祭大会。将士一律臂挽黑纱，孙司令面对黄河，眼含热泪，攥拳起誓：此仇不报，我孙某自当引颈自戮，以谢国人！
６月１１日，李兴中、陈硕儒率９６军主力１７７师杀回陌南镇，击溃了日军；孔从洲的４６旅从夏县折回，封锁了平陆境内的南北要道——张（店）茅（津渡）大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应孙蔚如之请求，指令黄河南岸的友军用炮火封锁了黄河河道：骄狂一时的日军终于被中国军队四面围住。６月１２日，中国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向被日军占领的茅津渡（茅津渡由古王、计王两个渡口组成）发起全面攻势。战至黄昏，日军全线崩溃，我３８军、９６军胜利会师，中条山保卫战取得胜利！
此战役后，全国新闻、报纸、电台均以“我军在晋南又获大捷”为主题作了报道，而西安的新闻媒体则代表关中百姓发出真诚的感叹：“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第四集团军英勇将士在黄河北岸艰苦支撑所赐……”。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亲临平陆慰问第四集团军官兵、热情盛赞陕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六六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万名官兵壮烈殉国。但日军死亡人数亦不在中国军队之下。战后，日军在运城召开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场上，仅阵亡军官的骨灰罐就摆了１７００多个……
望原会战：顶着压力坚守阵地
“六六战役”过后不到半年，蒋介石下令，将李家钰的４７军（４７军在六六战役中担任中条山东、北两面阻击敌援军的任务），升格为３６集团军，调出中条山，这就使原本兵力不足的第四集团军更加捉襟见肘。但孙蔚如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并未提出异议，只是对中条山的防务重新做了一番部署，战术上也作了调整，由死守改为灵活机动的协防作战。
此时，由于中日双方在战场上的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已使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有所收敛。新任日本首相坂垣抛出了他的“坂垣停战线”，其中划定日军在夺取陇上重镇兰州后即不再西进。而欲取兰州，仍须跨过黄河占领陕西，因此，中条山仍是日军必夺之地。
１９４０年４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这场后来被称为“望原会战”的战事是第四集团军与日寇的又一次“生死对弈”。
日军的扫荡是从中条山中部突破，沿张茅大道直取茅津渡。这次的规模仅次于“六六战役”。
孙蔚如事先也得到敌军的情报，经过与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以及赵寿山、李兴中等将军磋商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设伏兵以击之。然而，正当中国军队布好口袋阵准备围歼日军时，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打来电话。孙蔚如唯恐郭的电话会打乱部署（此前已有这等先例），故而不接电话。郭寄峤又打给赵寿山，说：“望原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应当带部队绕到敌后，在同蒲线上作战。”
赵寿山说：“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望原丢了，敌人就会举兵过黄河。”
郭寄峤说：“那你要是守不住怎么办？”
赵寿山说：“你给卫长官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
４月１７日，中国军队有意识地边打边退，直到把日军主力诱至望原。
望原会战的主战场在望原、淹底两个山头，两山之间有一道深沟，沟底是一条宽约３０多米的小河——洗耳河。４月１９日清晨，中条山下突然涌来一股巨大的寒流（俗称倒春寒），雨雪交加，狂风怒号，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赵寿山趁风雪之夜，调动前线各部兵力，分四路猛攻日军，一夜间将望原周围的鬼子打得狼狈逃窜，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村落。
４月２１日，日军从望原以北的张店据点扑向李振西防守的望原高地。李振西将一个炮兵营摆在半山腰，将５个步兵营排列在炮兵两侧，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挺重机枪，形成一条钢铁防线，在三日之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在战争最危急时，铁血虎将李振西对一营营长殷义盛（共 产党员）说：“鬼子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１００名不怕死的后生，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收拾＊＊＊！这边我用炮火掩护。”
殷义盛迅速挑出１００名精壮后生。１００条汉子齐声怒吼：“杀敌报国，在此一举！”在炮火的掩护下，殷营长奋勇当先，１００条陕西汉子呐喊着冲下山去，趟过洗耳河，冲入敌阵，一排排手榴弹炸起漫天烟雾……日军全线溃退，而我百名敢死队员也多半阵亡……
２５日，中国军队各路人马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条山东部的山头，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战马嘶鸣，刀光闪烁，望原会战打得昏天暗地，日军半数以上被击毙……望原会战持续数十日，以中国军队大捷而结束！
赵寿山将军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作为此役的喜剧性结尾：“（望原）战斗结束后，我打电话与家中联系，正逢我的小孙女出生。她的祖母刚刚接过生，净了手来听电话，我即在电话中把小孙女命名'望原’，以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调防命令，率部离开了浴血苦战将近三年的中条山，到中原战场参战。晋南百姓含泪送行……
第四集团军离开中条山后，晋南三角地带先后涌来１７万国军。然而，半年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万大军防守的中条山却在２０天内全线失守，７万官兵罹难，８位将军被俘……
日军既占中条山，然终成强弩之末，无力西进。而第四集团军当日军凶焰正盛时，力挫敌锋，保卫了黄河，保护了大西北国土。
第四集团军移防河南后，参加了中原战役等大小战役无数。１９４５年７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衔。日寇投降时，他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六战区受降事宜。
武汉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碑上镌刻的草书铭文是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中华民国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１９４６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程潜为主任，孙蔚如为副主任。不愿卷入内战的孙蔚如自此消沉，后隐居上海。
解放后，孙蔚如曾任民革中央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７９年，８４岁的孙蔚如将军病逝于西安。
段象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初，段以第三十八军副军长身份与赵寿山、许权中等率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军教导团赴河北抗日，参与指挥了保定、漕河、府河战役，还指挥所部参加了忻口会战和保卫娘子关等战役。11月，段参加了第十七师在山西离石碛口的整训，开始了第三十八军与中共合作的新阶段。1938年初，段从山西前线回陕，随后到合阳、朝邑检查固守河防的第一七七师，并在合阳向部队讲话， 鼓舞士气。7月，第三十八军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团，孙蔚如如任军团长，下辖第三十八、 九十六两个军，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段仍为副军长。8月以后，他协同孙蔚如、赵寿山指挥了中条山保卫战，先后粉碎日军11次“扫荡”，歼敌达两万以上。国民政府曾通电嘉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称誉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1940年，段兼任凤彬师管区司令，坚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训练抗日部队始终如一。
段爱读书，好骑射，长书道。他的书法在第十七路军内外享有盛名，所留墨迹，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1942年3月，他在凤翔县城大操场的戏台上向部队讲话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殉职。
李兴中：字实甫，河北宁河人。1937年任38军177师长，1938年任31军团96军长。1945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集团军只下辖一个38军，军长为蒋介石嫡系张耀明）。1947年第四集团军被撤消，李兴中不愿打内战，在上海闲居，并积极策动原西北军将领起义。建国后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委兼河北省主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奉召进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不久，即受命出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交通厅厅长。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深入基层，受到周恩来的赞扬。他还担任政协河北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2年7月24日因病在北京去世。[1
戚文平，原为日伪皇协军某部司令，后反正。这支反正部队即后来孔从洲带领的新三十五师，戚文平后来在津赋闲。
苏资琛(1893～1974)名养源，字资琛。陕西韩城人。早年毕业于陕西第一师范学堂优级班。有近十年教书经历。1950年起，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农业（农林）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1974年5月15日逝世。
在韩城初小教书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向群众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混战；
在延长县高小任教时结识了杨虎城，1927年春，苏到西安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工作，认识了中共党员刘伯坚和宣侠父。1928年秋去河南，在方振武部任参谋和战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河南日报》编辑。曾向方振武建议“武装民众”。
1929年末，经焦易堂介绍，到南京任国民政府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秘书。一年后，又经胡汉民推荐，被
派作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当时杨虎城主陕，苏深得杨的信任和器重。名为办理“党务”，实则赞助杨虎城开展各种进步活动。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和对进步势力的镇压，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为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排工作，帮助其隐蔽，继续活动。一年后，因工作掣肘而辞职，不久又回到杨虎城部。这时苏的思想已发生飞跃，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遂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接受中共交给的一些任务，如为进步青年介绍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等。经他营救脱险的就有近百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师长、中共党员许权中潜回陕西，经他掩护，在韩城隐蔽，避过了被抓捕的危险。
西安事变中，苏坚决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代表十七路军参加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任该会委
员兼组织部部长。
1937年冬，侵华日军占据晋南，陕西的韩城、合阳、朝邑一带成为抗战前线。经主持陕政的孙蔚
如同意，苏自告奋勇到合阳当县长。赴任时，他约了几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一起去，将他们分别安
排在县政府任秘书、科长，或推荐到合阳中学教书。在此期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李兴
中领导的第一七七师，联络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发动群众，做抗击日军的准备。经苏和李兴中协商，
由县府和一七七师出面办了一个沿河各县学生军训大队，给抗日救亡培养骨干。他支持中共地下组织
办了一期“青训班”，这批青年中有不少人后来奔赴陕甘宁边区；还组建武装民众自卫队，自兼大队
长。合阳一时形成抗战热潮，民主气氛相当浓厚。群众称他为“抗日县长”，称合阳为“小边区”，
而国民党当局则说合阳“赤化了”。1938年6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主陕。随着国民党“溶共”、“防
共”、“限共”、“反共”具体办法的贯彻，合阳形势逆转，苏遭到国民党的怀疑和迫害，遂愤而离
职回家。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继续迫害，他在家未作久留，又到孙蔚如领导的第四集团军任参议和政
治教官，并由孙保荐担任集团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委员、书记长，但未被国民党当局批准。部队当时正
在中条山和日军鏖战，苏或亲赴前线，或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慰问将士，鼓励士气；还冒险化装潜
入运城，策动伪军戚文平部反正。这支反正部队即后来孔从洲带领的新三十五师。
1941年，苏被选为韩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遂离开部队回韩城任职。从此，他以参议会为讲坛，
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独裁统治。为解决韩城历史上遗留的田赋畸重问题，他赴
西安，据理力争，终于获准减轻韩城人民的负担。他还抵制了陕西省第八(大荔)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
专员蒋坚忍要各县制备寿屏为其歌功颂德和为了封锁陕甘宁边区要各县集资修筑白宜公路等做法，深
得群众拥护；但也更加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企图将他杀害。但慑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而没有下
手。
1947年10月1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韩城。事前，苏做过策反国民党乡长王殿英的工作，给游击队
送去炮兵望远镜和《韩城县志》等急需品。韩城一解放，他代解放军草拟《安民告示》，建议商会给
战士们筹办鞋袜被服。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反扑，他跟随解放军转移，进入解放区。后又只身辗转到
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48年5
月，苏到延安，在电台广播声明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三座大山、
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事和边区政府委员。
西安解放后，苏在杨明轩领导下，恢复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委员，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苏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
张耀明1942年6月，张耀明升任第9集团军副总司令，辖第50军、第54军，1943年接替黄维任第54军军长，后调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陆军第38军军长。1943年4月24日，塔山日军进犯铁山，张指挥部队将敌击退，毙敌百余。26日，张指挥部队袭击龙头咀、米河镇、马驹岭，给敌重创。同日，张耀明根据报告，虎头关西十里铺敌构筑工事，即派遣敌后游击部队搜索敌情，集中局部兵力，攻取敌之据点。29日，第38军分别向老龙头、塔山、马窖、虎头关各据点攻袭，毙敌百余。30日，第17师攻占米家河、马驹岭的一营，中午再攻塔山。5月2日，敌五六百人由庙宇夹鱼沟向中国守军米家寨主阵地猛攻，另一股五六百人窜入柿树沟。第38军官兵战斗昼夜将敌击退。5月3日，敌主力六七百人攻取冷沟寨，张耀明闻讯后，即派部队猛烈反攻，克服冷沟寨。4日1时许，敌千余人猛扑洪河村新35师师部，该师师长率直属部队迎击，苦战三个小时毙敌甚多。9时，敌增兵，主力向姜沟、涉村流窜，第38军预备队之一营前往堵截，反复肉搏，战况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十时许，部队转至铁生沟，友军第96军步兵二营增援，激战竟夜。5日拂晓，敌向西南流窜，张令35师105团追击，至圣水附近激战两小时，敌复窜至张沟、摇岭附近据险顽抗，此战役称豫中会战，张因此获4等云麾勋章。 1945年3月，一部日军进攻西峡官道口，张耀明率第38军先至龙头岩，阻敌西进，后在大南岭、马家山之线阻敌。日军投降后，8月22日，张率第38军由豫西挺进开封附近，担任开封、郑州间的接收与警备。张参加在郑州举行的接受日军投降仪式。10月，张获仲勋奖章。
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实行整编，军改为整编师，张任整编第38师师长，曾参加进攻豫北解放区。1948年1月获二等云麾勋章，9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1月，出任南京首都卫戍总司令。 次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张率残部撤往台湾。11月又返成都，继关麟征后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出任母校校长之第二人。 张耀明校长签发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
不久，西南全境面临解放，12月22日，张耀明监督军校办公厅人员把该校多年来积存的档案和历史资料、文物付之一炬。然后在24日，即胡宗南逃离成都的第二天，也乘飞机去了台湾。
后期状态
张耀明到台湾后，蒋介石因他丢掉了军校被拘禁，然而不久又被释放，国民政府当局对他仍不放心，又在他家中安排了武装特务，说是为了保护，实是监视。张耀明至此终生不再被录用，结束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生活在忧郁之中。72年10月11日，因肝疾不治，卒于台北。
姚国俊
1944年底，姚国俊调任第38军副军长。1947年初，张耀明调任南京卫戍司令，姚国俊升任第38军军长。1949年4月底，姚国俊因与胡宗南发生矛盾，被调任商洛绥靖区副司令，姚国俊怕发生意外，便离开西安到宝鸡，后转赴汉中去成都。在成都解放前夕，随裴昌会第7兵团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姚国俊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先后任四川省民革委员、顾问和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1992年在成都病逝。
耿志介 17师师长，在晋南敌后游击作战时，接连攻克日伪军七处据点。并因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扼守娘子关的赵寿山、耿志介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地下党 蒙定军 时任第38军第17师参谋处第三科副科长
撰稿
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三十八军(原属第十七路军)之第十七师与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旅在陕西渭北地区集结誓师，群众数千人热烈欢送，军民同仇敌忾。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声中，第十七师官兵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到达渭南车站，乘火车开赴保定，布防于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配合第五十一军，阻击敌人。第五二九旅奉令开赴晋北作战。
中秋节前后，日军两个师团向南进犯，孙殿英部一触即溃，第十七师在漕河一带抗击敌人。在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部队付出重大伤亡，但却坚守了阵地。不料关麟征第五十一军撤离前线，日军直逼保定。第十七师与指挥部失去联系，且有被敌包围之可能，师长赵寿山接受旅、团长的建议，沿平汉线后撤。在保定东南的阜河一带，又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两次战斗毙敌数百人，自己损失约一个团。第四十九旅和第五十一旅各团均缩编为两个营。
十月，第十七师归冯钦哉指挥，开赴娘子关，奉命在关外雪花山。乏驴岭一线迎击西侵之敌。乏驴岭，雪花山皆为石山，构筑工事困难，只能用麻袋装土做成掩体。
十月十二日晨，日军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开始向娘子关一线进攻。敌人首先从井陉方面出击，雪花山首当其冲。经数日之战斗，敌人被挫于我阵地前，但旧关曾万钟第三军阵地却被日军突破。赵寿山即率主力从乏驴岭右翼出击，以迅猛的动作直指井陉车站，以阻止日军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当时，日军后续部队刚到井陉车站，正在休息，突遭第十七师冲击，纷纷逃窜。我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但在前一日夜，日军袭占丁雪花山。因此，正当主力在井陉车站扫荡残敌、清理战场时，占领雪花山之敌居高临下以强大之火力向车站狂射，原车站逃窜之敌也反扑回来，包围第十七师。这样，部队不得不放弃所缴获的军用物资撤离车站，向雪花山方向转移。我师在雪花山背后发起反冲锋，重新占领雪花山阵地，并将违令放弃阵地的团长张世俊予以正法。
敌人继续向我主阵地乏驴岭方面猛烈进攻，曾以燃烧弹、毒气弹向雪花山射击。雪花山反复易手五次，战斗空前激烈、残酷。第一0二团共产党员连长张登第率部坚守阵地，英勇奋战，全连壮烈牺牲在阵地前，无一人生还。血战九昼夜，部队付出重大伤亡，兵力渐感不足，遂缩小正面防线，沿铁路隘口防守。直到右翼友军溃退，第十七师才不得不撤出阵地。以后部队成立了一个剧团，起名《血(雪)花剧团》，来纪念这次战斗。并编了一首战歌：我们在乏驴岭上，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在雪花山上，血花扶着我们的刀枪。井陉车站夺大炮，娘子关外毁车辆……。隘旧关守军撤退，部队由娘子关正面转移到北面的驴桥岭。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在李振西的率领下和曾万钟的第三军一部，正在下盘石的后山迎击前进的日军。第十七师一部也由驴桥岭一线主动出击，袭击日军侧后，阻滞了日军前进。此后，突破娘子关阵地右翼的日军向阳泉进攻，第十七师才撤离娘子关。此次战斗由于坚守阵地有功，曾受到电令嘉奖。
第十七师向阳泉撤退途中，八路军总部曾派两名军事干部来到部队，赵寿山分别委派这两个同志担任师特务连副连长和排长职务。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帮助巩固了部队，直到第十七师到太原附近，才奉命离开。这时，第十七师每旅只能编为一个团，又无补充来源，仅靠捡拾武器弹药相物资来补充自己，十一月四日，第十七师奉令到太原东郊山地陈家峪、敦化坊一线设防。五日，与猖狂西进的日军激战五小时之久，但这时由忻口南下之日军一部已攻进太原北关，太原外围部队均在撤退。第十七师遂向太原南关转移，十一月六日跨过汾河，撤至离石县以西碛口镇一带收容整训。第十七师出发时共有一万余人，此时只收容到一千二百余人。
部队到碛口镇时，八路军留守兵团组织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夹道欢迎。不久，延安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慰问团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碛口慰问第十七师官兵。南汉宸曾多次讲话，分析抗战之形势，中日国力之对比，阐明坚持抗日、抗战必胜之道理。南汉宸根据中央指示，帮助部队地下党整顿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协助部队整训。师长赵寿山颁行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惩办了个别违犯禁令的军官。
一九三八年元月，第十七师从碛口西渡黄河到绥德地区休整补充。驻防黄河西岸的是肖劲光旅。八路军官兵和第十七师举行联欢，交流作战经验。肖劲光在接见部队讲话吋，肯定了第十七师抗击日军的成绩，赞扬了第十七师将士的流血牺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第十七师官兵重上战场杀敌的决心和信心。
部队到绥德后，赵寿山师长去西安，路经延安受到毛主席、叶剑英等同志的接见。地下党也派蒙定军去延安汇报请示工作。
第十七师在绥德休整近一月后，开到延川从延水关渡黄河，经永和、隰县抵洪洞县集结待命时，朱總总司令来到部队，给连长以上干部讲话，鼓励部队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朱总司令在部队停留了一整天，同刚从西安返回的赵寿山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对赵鼓励慰勉。随后部队经由浮山、阳城抵晋东南之晋城附近，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归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爆发，当时正在庐山受训的陆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七月八日首先请缨北上抗日。不久，第三十八军之第十七师与第一七七师之第五二九旅，在陕西渭北地区集结誓师，于七月二十一日从陕西三原县出发，二十四日抵达河北深县待命。八月二日奉命进驻保定，布防于保定以北之漕河车站至新安镇一线阻击敌人。此时，周恩来、彭德怀经太原、石家庄来到保定前线看望第十七师，并鼓励全体官兵巩固西安事变成果，坚持长期抗战。第一七七师之第五二九旅奉命由河北保定前线调到山西忻口对日作战。
九月中旬，日本侵略军以三个师团八九万兵力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南进犯，部署在保定以北平汉线上的孙殿英部一触即溃。此时，平汉铁路前线总指挥刘峙乘火车仓皇南撤到豫北，华北前线部队，指挥无人，蒋介石命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为临时指挥官，指挥张耀明的第二十五师、郑洞国的第二师和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坚守保定，第十七师布防于保定以北之漕河防线，但一部分兵力分割给友邻部队使用。日军首先向第十七师阵地进攻，经过激战，阵地反复易手，敌不能前进。敌人遂兵分两路向第十七师的左翼友邻部队防地进攻，阵地被突破。关军两师南撤，九月二十四日保定失守，第十 七师与关麟征失去联系，且有被日军包围之势，赵寿山师长与旅、团长研究之后，撤至阜河一线继续阻击敌人，并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两次战斗毙伤敌数百人，自己也有重大伤亡。
部队遂向石家庄以东转移，至晋县一带收容整顿。
十月初，沿平汉线南犯之敌，在进攻石家庄的同时，以一部兵力西进，企图夺取娘子关，与由晋北南下之敌会攻太原。此时，保卫娘子关对于稳定华北战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在娘子关一带有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冯钦哉的第二十七路军和曾万钟的第三军。第十七师奉命归冯钦哉指挥，但冯指挥部位置不定，电台无法联系。蒋介石派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担任娘子关前线指挥官。当时，奉阎锡山、黄绍竑命令，第十七师防守娘子关、旧关一线。由于日军向西推进的速度较快，与我向娘子关前进的第十七师距离较近，赵师长接受防守娘子关外围的任务后，即率领部分兵力主动出击，敌在获鹿附近滞留了两天。第十七师趁此机会在雪花山、乏驴岭一带进行了部署。娘子关外围没有既设防御工事，雪花山、乏驴岭又均为石山，构筑工事困难，只能用麻袋装土做成掩体，在拥有优势装备的日军进攻面前，第十七师的防御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十月十二日晨，日军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向娘子关发起全面进攻，雪花山首当其冲。激战两天一夜，雪花山反复易手数次，敌受挫于我阵地前。唯我右翼刘家沟东端阵地，遭敌空炮猛烈轰击，守兵伤亡惨重，阵地失守，敌遂向旧关突进，同时，又以千余兵力攻我左翼雪花山阵地。赵师长为保持雪花山防御的稳定，并牵制西进旧关之敌，遂抽调一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于十三日晚五时，分三路主动向井陉南关之右侧背出击。我出击部队右翼在第九十八团陈际春团长的率领下，于晚十时歼灭了突入我刘家沟、长生口阵地之敌。
左翼为第一○二团第二营向井陉县城实施佯攻。中路在第一○一团张桐岗团长率领下，于雪花山麓（石板片附近）与敌增援部队一千余人相遇，我趁敌正在休息，立足未稳，立即发起冲锋，官兵奋力冲杀，白刃肉搏，毙敌尸横遍野，敌不支，向东奔窜，我跟踪追歼。至午夜，我连下施水村、板桥、朱家川、井陉南关车站。缴获大炮、机枪、骡马及战利品很多，其中山炮、野炮有数十门。正当我军在井陉车站扫荡残敌，清理战场时，忽报敌已占领雪花山阵地，并以强大炮火向井陉车站猛射，已逃窜之敌也反扑过来，对我出击部队十分不利。在此危急时刻，赵师长立即调集出击部队，向占领雪花山之敌发起反攻。至十四日拂晓，敌继续向雪花山增加兵力，我伤亡逾千，且火力弱，仰攻不易，而敌机亦不断向我前沿阵地扫射轰炸，我军遂向乏驴岭转进。十四日晨，赵师长将防守雪花山疏虞的第一○二团团长张世俊就地处决，以正国法。在坚守雪花山战斗中，第一○二团共产党员、连长张登弟坚守阵地，英勇奋战，全连壮烈牺牲，无一生还，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敌占领雪花山后，时时向我乏驴岭阵地发起攻击，企图突破正面，与旧关之敌会合，继而进攻娘子关，激战数昼夜，敌不能越雷池一步。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不得不承认“井陉附近之敌顽强抵抗，战斗没进展”。十九日晨，敌增兵两联队在优势炮火及飞机掩护下向我攻击。我官兵依托阵地，沉着应战，奋勇抵抗，敌未得逞。十时许，敌机二十余架，与炮兵配合，猛烈轰击我防御阵地，并掩护步兵再次攻击。激战至下午一时，我守备乏驴岭之补充团翟济民团长身负重伤，营以下军官伤亡二十七人之多，士兵前仆后继，伤亡过重，弹药殆尽，即以石击敌，终因寡不敌众，乏驴岭南侧阵地为敌突破。我守备荆蒲关的黎子淦营，终日与敌殊死战斗，至下午五时，第八连连长阵亡，营长黎之淦负伤，全营除十余人外，其他均负伤力战壮烈捐躯。其中九连排长刘惜棠（共产党员）全排壮烈牺牲。此时，乏驴岭北侧阵地正处于敌三面包围之中，耿景惠旅长、李维民团长率部与敌苦战至黄昏时分，带领百余人向神灵台转移。
至此，第十七师在井陉、雪花山、乏驴岭面对日寇精锐部队，浴血奋战了九昼夜，为保卫太原赢得了时间，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此时，全师旅以下指挥干部仅剩旅长一人、团长二人、营长以下干部不及三分之一，士兵仅剩三千多人。已处于不补充难以再战的地步，赵师长曾五次迳电蒋介石请求补充，只答复“应听候阎、黄正副司令长官指示办理。”阎锡山明知第十七师损失奇重，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借补充之名，要将第十七师之炮兵营归他所有。后经赵师长据理力争，阎才放弃了扣留炮兵营的企图。第十七师在指挥乏人，战斗兵员极少的情况下，不但得不到补充，反而再次受命担负掩护其他部队后撤的任务。第十七师为了纪念雪花山和乏驴岭战斗，以后成立了一个剧团，名为《血（雪）花剧团》，并编了一首战歌，歌词是：“我们在乏驴岭上，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在雪花山上，血花扶着我们的刀枪，井陉车站夺大炮，娘子关外毁车辆”以鼓舞士气。
第十七师奉命由娘子关正面转移到北面的驴桥岭时，旧关阵地已被敌占领，正在扩大突破口。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在李振西团长率领下，由河北转进到娘子关，奉黄绍竑命令，随即投入战斗。教导团与敌短兵相接，以刺刀与敌展开拼杀肉搏，全团两千余人，仅剩下五六百人，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第十七师在驴桥岭激战三昼夜，阻滞敌人前进。二十六日晨，第十七师奉命向巨城附近转进，扼守要道，继续阻敌前进。我与敌奋战一昼夜，突破我旧关以南第三军防线的日军向阳泉推进。第十七师左右翼的友军均已撤退。该师曾多次与上级联系，均得不到指示，为防敌包围，被迫撤出阵地，向西转移。
此次战役，由于指挥混乱，有的部队消极怯战，不能紧密配合，且单纯防御，死守阵地，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第十七师由于抗战坚决，作战勇敢，将士伤亡奇重。该师开赴保定前线时，一万三千多人，娘子关战役后，仅剩三千多人。
由于该部作战有功，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来电嘉奖称：“十七师此次攻守很尽力，损失奇重，殊堪嘉奖”，并赏银三千元，以慰勉。随后，第十七师向阳泉、太原撤退，继续参加抗日战斗。
写入日军陆军教材的侵华教训 “南羊圈战役”
这场战役发生在山西垣曲县西阳河谷，被日军称为“南羊圈战役”，我方称之为西阳河战役、王古垛河谷老虎头山战役或者封门口战役，由于缺乏系统挖掘，现在大部分史料存在于当年抗日军人回忆之中。
这次战役十分惨烈，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日军此次虽进入了中条山区，但是没有想到，国民军在卫立煌领导下，给日军准备了一个围歼的口袋，经过惨烈战斗，虽然没有被全歼，但是死伤惨重，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中国军队给赶了出来，日本原本想经过中条山突破黄河防线，策应“武汉会战”的企图，可以说被彻底粉碎了。所以他们把这次战役的教训写进了日本陆军教材。
西阳河运动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军在济源西部进行的很有影响的抗日战争。
1938年6月初，日寇已占领整个华北。日军铃木师团在豫北沁阳集结兵力2万余人，配属步骑炮特种部队和装甲车50辆在空军配合下沿济（源）垣（曲）大道从新乡向垣曲县城(今古城镇)进犯，日军企图打通济(源)垣(曲)公路，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与从山西绛县向东进犯的日军会合。
战役之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17师和81师在日军必经之地王屋山区阻击来敌,为14军和其他部队在西阳河布阵赢得时间.17师81师接到命令后，开赴王屋、封门一带，将主力部署在封门口、西耀门、邵原三地，阻挡敌人西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