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宋之间，有过一个五代十国的奇局，历时56年。按照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说法，叫做“群盗割据”时期。当时最苦最乱的，是五代更迭的中原地区，而在南方，浙江一带的吴越国、福建一带的闽国则是一番太平景象。
吴越国的国君叫钱鏐，生于唐末的宣宗
六年(公元852年)。鏐，意指美好的黄金。据说他初生时相貌丑陋，哭声很怪，他爸爸钱宽认为不祥，想把这孩子丢到屋后的井里，幸亏阿婆不许，留下一条小生命，所以钱鏐小名“婆留”，这口“婆留井”，至今还在临安。
中华民族的祖先原先都没有姓。公认的共同祖先是一世祖少典氏(也叫神农氏)，二世祖是黄帝；到了第十世，有个人叫篯铿，在商朝、周朝都做官，还是有名的大寿星，被奉为彭姓的祖先“彭祖”，他的第11个儿子彭孚，在西周都城(今陕西西安)任钱府(掌管钱财的官署)上士(官名)，以官职为姓氏，成了最早姓钱的人——这是3100年前的事。
钱氏发源在陕西，宋元以降，家族逐渐迁移到广东、四川、安徽、湖南等省。
从少典氏到钱鏐的爸爸钱宽，历经80代，这80代人被钱氏家族奉为远祖，其中传说多、史料少；从钱鏐开始，历史上多有记载，如《全唐书》、《吴越书》等。
钱鏐祖孙三代、5位国君
钱鏐小时候，家里没钱，所以他中途辍学，16岁就去贩私盐(当时贩私盐10斤以上即为死罪)。他练过武，别人挑一百斤，他能挑两百斤。21岁加入乡团董昌的部队，被提拔为偏将，后任杭州刺史兼防御使，最高做到镇东、镇海节度使，得到过唐僖宗钦赐的“金书铁券”——相当于“免死金牌”，据说可免本人九死、子孙三死，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杭州师范大学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负责人李最欣说：“跟同时代许多昏庸君主相比，钱鏐的资质显然高一筹。”他经历了唐朝的覆灭，亲历了群盗如毛、军阀割据、百姓遭殃的乱局，所以当他成为吴越国国君时，实行了一套“保境安民”的政策。
十万军队保卫边境，境内则发展经济——他的皇后与妃子都在家乡带头植桑养蚕种茶。他在位第4年开始兴修水利，钱塘江海塘工程缓解了杭嘉湖平原民众每年饱受的洪灾之苦，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在上海钱氏联谊会的长桌上，有一方小小的屏风，上面雕刻着钱鏐祖孙三代、5位国君的头像。这5位，以86年的太平治理，使吴越国成为遍地烽烟、“最黑暗的”五代时期国力最强地区之一——苏东坡所谓“民至老死，不知干戈”；杭州府的富庶繁荣程度也超过苏州府和会稽府，跃居江南第一。研究钱氏家族史22年的钱镇国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一石(大约60公斤)米才50文钱，国库里有10年存粮，且有3年不向老百姓征税；杭州的人口也由隋代的1.5万余户，增至五代时的10万余户。
“所以有人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鏐是奠基人。”钱镇国说。
近代杭州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凡有地方最高长官到任，必去清波门外柳浪闻莺公园内的钱王祠走一走，他们要瞻仰的，是善政的遗泽。而钱王祠乃至临安钱王陵园内，也留下无数前来寻根问祖的后人身影。
人才辈出
史料载，钱镠有妻室6房，33个儿子。他的儿子们，多半被父亲派往江浙各州做官，这样，钱氏家族很快繁衍开来。据清末民初修撰的《长乐钱氏宗谱》载，钱氏宗脉在江浙一带有59支；而据钱镇国的祖父钱文选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编撰的《钱氏家乘》记载，在国内有迹可循的钱氏宗脉有100多支。
1982年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全国汉族姓氏约3600多个，其中钱姓约占0.22%，估算为264万人，排在第89位；近年最新数据已退至96位。钱镇国解释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得越少。”
钱鏐虽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在家族中树立榜样，因此王室学风极盛。他对后代的教育非常看重，经常让孩子们诵读经典。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子孙中出了许多文学家、藏书家、医药家。
日本学者池泽滋子曾对钱鏐家族文人群体的形成和成就及其对北宋和后世文坛的影响做过深入研究，其中提到钱俨、钱显、钱起等人。
钱镇国说，历朝历代，钱家出举人进士无数，状元也有不少。宋代钱昆，官至秘书监；明代钱福，殿试和礼部廷对都名列第一，后任翰林院编修；钱士开是万历年间殿试第一名，后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末清初，文学大家钱谦益也是万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清朝乾隆年间，出了进士钱大昕，他于音韵训诂多有创见，长于校勘考订，著有《廿二史考异》。史家陈寅恪说，钱大昕的治学“精思博识”，“为清代史家第一人”。到了康熙朝，钱名世为一甲进士，后任翰林院侍讲。此外，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钱仪吉，书画家钱沣、钱陈群，书法家钱坫，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诗人钱鲁斯等等，都是钱王后裔。
续接中断的家族史
上海钱镠研究会秘书长钱武东的书架上，满是有关钱氏家族的著述和资料。其中，在联系钱氏后人中发挥较大作用的，是1996年出版的《钱氏家乘》。许多姓钱的人循着这本书，找到了自己的祖先。
这本书，是钱镇国根据1924年祖父编撰的7册线装书“一字没动”集合而成。
钱镇国说，祖父钱文选是前清举人，毕业于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当过清朝学部出洋留学生的学监，还派驻伦敦担任过留英学生的督学。钱文选回国后调财政部，先后担任过6个省的盐运使或盐务所长、局长。他到杭州时，发现钱王祠破败不堪，便倡议修缮，政府大员多有捐赠，当时的浙江省长张载阳捐了5万银元。
退休后，钱文选热心于家族史，写出了《吴越国五王世家》、《钱氏家谱》、《钱氏家乘》等书稿。他收藏的各种善本、孤本有750卷(册)。在钱镇国家里，仅关于他这一支的家谱就有18册，堆起来一尺多高。
1988年，临安县要修地方志，打听到钱镇国手中有家传史料，便请他坐镇当地，静心编志。从那时起，钱镇国开始把研究钱氏家族史当作兴趣和事业。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赴苏联考察。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到苏联一同考察。一个留法，一个留美，都姓钱。当时的报道说“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发展科学事业的信心”，但是，二人不曾交流过“钱王后裔”这件事。
为什么？“因为当时宗族、家族观念是封建残余，被铲掉了。”钱镇国说。
2007年7月，上海闸北公园在大修中意外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钱氏宗祠”，4个脸盆大小的字和8幅精美砖雕都被人用砖盖住，藏着。
“家族是一种氛围，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教。环境变了，家族也就断了。在历史车轮下，大陆的世家能够逃脱粉身碎骨命运的，非常罕见。现在中国已经没有欧洲意义上那种没断过的家族。”学者钱文忠说。
1988年，当钱镇国因“盛世修典”被懵懵懂懂卷进家族史，翻开那些尘封已久的线装书时，无意中开始续接断裂的家族史。不过，钱文忠提醒说：追溯家族史和追溯第一桶金有点像，都是回溯性的，很有可能失实——钱钟书先生因此特别反对附庸式的家族梳理。
时代终究变了。“乱世藏金，盛世修谱”，人们绕不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钱镇国说，连最初写信好意规劝他莫搞联谊诸事、以免“再来一个‘文革’要遭批判”的位居高层的家族成员，如今也热心于钱氏支谱、总谱的编纂。
1992年5月15日成立于临安的钱鏐研究会(同步成立钱氏联谊会上海联络处)，会员多是临安县的领导，只有钱镇国一人姓钱。
90年代初，钱镇国用最原始的办法“联谊”：“报上登一个名字，姓钱，我就想办法找他。”这些人往往藏有老家谱，翻给他看，然后确定是哪一支、第几世。就钱镇国跑过的省市县来看，现在年龄最大的钱王后裔是嘉兴的一位老画师，第31世；年龄最小的已至50几世。
族人渐多，称呼出现问题，很可能年长者辈分反而小，如钱伟长得管钱其琛叫爷爷。为免叫错尴尬，钱镇国说，后来规定，一律称年长者为“兄”，然而长者多礼，亦回称年幼者为“兄”。所以钱家人聚在一起，言语间多半“兄”来“兄”往。
钱镇国说，钱鏐有弟兄5个，旁系后裔应该不少，但接触钱家人至今，只有一位说自己不是钱王后代，那就是2009年4月18日温总理接见时提及《钱氏家训》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最高顾问钱复先生。钱复的父亲钱思亮亦是近代闻人，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台大校长、台湾中研院院长。钱思亮对自己的姓氏有过考证，得出结论：自己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后裔。
现在，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北京、湖北、河南、山东都有钱氏联谊会；国外马来西亚有钱氏公会。按地域分得越细，亲缘性越高，如浙江有临安、杭州(钱均夫、钱学森、钱学榘)、嵊州长乐、温州、湖州(钱玄同、钱三强、钱壮飞)、海宁(钱君匋、钱境塘)、嘉兴(钱正英)、诸暨(钱之光)等不同支
系，江苏有无锡(钱基博、钱穆、钱钟书、钱伟长、钱钟韩)、太仓等支系，上海又分为宝山、华亭、奉贤、金山、崇明、嘉定(钱其琛)、安亭、绿杨桥、川沙等支脉。
在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会上，共有8个省市35位钱氏代表出席。钱镇国从整理好的一叠叠照片中，指给记者看在八宝山送葬队伍最前面捧遗像的钱学森孙子钱磊。
毛泽东保护钱伟长
因为钱鏐的功绩，人们将归宗的路线放长了些，时隔1100多年，梳理出千百俊杰也合乎常理。但是，近代钱家确乎有过人才“井喷”现象，除了已编成绕口令的“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还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父子档人物，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还有杭州钱家钱学榘的儿子：2008年10月8日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共同获得)。
钱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担任过美国波音公司总工程师，跟钱学森同一个祖父。钱永健的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兄弟俩都在十几年前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钱武东说，钱家恐怕是出院士最多的。有消息说，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记者向掌握资料较多的无锡钱氏联谊会副秘书长钱志仁(退休中学特级教师)核实这一数据，他说，这个总数不知如何统计得来的，但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其中，鸿声乡就占6位。
中国科技界最著名的“三钱”院士已离席两位：钱三强、钱学森。而钱镇国正在为钱伟长的健康担忧。记者采访时了解到，钱老目前已经不认得他的嫡传弟子了。
无锡钱氏有句老话：“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七房桥和七尺场，同宗不同支。钱志仁详细解说：钱伟长的祖先是钱鏐的孙子钱弘佐，北宋时六世孙钱进从浙江嘉兴迁隐无锡湖头，称为湖头支；钱钟书的祖先是钱鏐的孙子钱弘俶，南宋时十一世孙钱迪从吴兴迁至无锡堠山，称为堠山支。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七房桥五室同堂的大家庭里，这是一个三代在乡村教书的清贫之家。他的名是四叔钱穆起的，幼年曾在八叔钱起八家寄养。
16岁上，父亲钱声一病逝，他便随四叔去苏州读书。苏州中学教数学的先生严晓帆、西洋史杨人缏先生、中国史吕叔湘先生、地理陆侃舆先生，都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文学课则由钱穆任教。19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相继被5所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并获上海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
钱伟长最初读的是中文系，但入校后正值“9·18”事变，他想，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能救国，便苦苦要求转入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导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的言行品德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赔款第7届公费留学生招考同时在上海、重庆、昆明三地进行，限额20名，报考者3000多人。原设力学名额1人，但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3人并列第一，于是破格同时录取。
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随后有5年时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T·冯·卡门教授门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那里，他遇到钱学森。冯·卡门教授给他们的勉励是：勇于探索和创新。
1951年，回国5年的钱伟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1956年，他和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他的主要贡献是：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1955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圆环壳的一般解；对广义变分原理的深入研究(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等。
1957年，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成了“右派”。毛泽东一句“他是好教师”，保留了他的教授资格：还能讲课，还发工资，免于发配北大荒。他那10年的经历，跟许多钱家人一样，跟许多中国人一样。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钢，成了一名炉前工。
1983年的一天，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他，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的字，上面写着：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在教育方面颇有见地的钱伟长从此在高校又贡献了26年心力。
江南读书人家：
钱基博、钱钟书、杨绛
钱基博(1887-1958)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古文家、文体学家、教育家。华中师大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在1958年致悼词说：“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
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清末状元兼实业家张謇，对晚生34年的钱基博的评价是：“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志仁先生告诉记者，钱基博这一支的祖先初到无锡时定居在堠山一带(今锡山区查桥)，后迁到城里。钱基博的父亲经营“永盛典铺”，到钱基博当家时，宅第正厅高悬含有家训的“绳武堂”匾。
这是一个儒学世家。钱基博5岁时，教他的是长兄“子兰先生”，到了10岁，换成伯父仲眉公教授策论。渐渐，“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通”。
钱基博是个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不顾时代潮流，一律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要跟着父亲念古文。他后来在《围城》里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词藻富丽，古奥典雅。
钱基博当时交往的师友，是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顾颉刚等人。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钱基博写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正式出版后，三版售罄，1936年又出了增订版。
据弟子吴忠匡说，钱基博藏书非常丰富，仅中国古兵法一类，便收有七八十种。他的书生气可由捐书之举得见：“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因董理生平笔耕舌耨之所积累，举以赠之华中师院(钱基博最后12年在武汉度过)，计所藏书二百余箱，五万余册，捐赠师院图书馆；诸古龟甲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墨迹等自商周三代历汉唐宋元以迄明清之文物大小二百余件，移赠该院历史系。又所藏碑帖字画一千余件，则赠与其乡里之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方志一千余种，赠与江苏泰伯文献馆。”
1957年，钱基博对党披肝沥胆，忠直进言，横遭批判。章开沅说：“他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钱基博一生五百多册《日记》，被“跳踉叫嚣，如中风疾走”的无知少年付之一炬。
由此，我们似可理解钱钟书晚年的静默和恬淡。
因伯父中年无子，钱钟书自幼在伯父跟前长大，颇受宽容昵爱。少年钱钟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1920年伯父去世后，11岁的钱钟书的教育就全由他父亲来承担。“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杨绛说。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绛)。当时，钱钟书在清华园名气很大，杨绛初见，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二人互慕已久，开始恋爱。
后来，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订婚典礼。二人后来同赴牛津大学求学，回国后钱钟书任教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由他出类拔萃的英译被介绍到西方。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员”被发往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一度担任信件收发工作。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后来写成《干校六记》、《洗澡》。
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去世了，港台、日本等地发起一连串悼念活动。1977年前后误传澄清，钱钟书本人与其杰作《管锥编》的初稿一同“问世”。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钱穆：“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同出江南无锡钱家的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
书，当时钱穆已86岁。
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笔亲自写字，此书即我之亲笔。”
“回念我此一生中所见吾国人之受苦受难者真复何限，则我父子今日之遭遇，未为过酷于他人。汝辈今日虽求与我一面，亦我此三十一年来之愿望，若天佑我国家我民族，或最近将来能达此望……”
这一年8月底，兄妹中的4人终于在香港见到了父亲。次子钱行(原苏州某中学语文教师)回忆道：
“我小时候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回到苏州盘门新桥巷藕园。我们走过书房，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31年过去，不苟言笑的父亲怕是很老了罢？
“出了地铁口，我们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她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不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吗？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不时‘唔唔’说着，好像奇怪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变大了，变老了。而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他都先自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10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读书，更是眉开眼笑。谈到我们遭遇过的艰难困苦，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1988年11月，正在荷兰访问的大女儿、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趁台湾开放大陆赴台探亲政策，第一个获准赴台探父。此后几天，94岁的钱穆醒来便问：“我的女儿在哪里？”有一天钱易为他擦背，钱穆连说：“好舒服哪，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钱易满眼是泪，哽噎得说不出话来。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谢世。一年后，归葬在故乡太湖边石皮山上。钱行说：“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钱氏家训》的力量
1945年初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兼求婚信，25个单词：“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战时德国信件不封口，限词汇25个。
今天的青年，偶尔从老照片上看到钱三强夫人何泽慧、钱学森夫人蒋英年轻时的模样，惊为天人。殊不知，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这样才貌双全的名媛，最后湮没在蓝灰色的人潮里。
钱家多寿星，多才子，多俊杰。为什么？钱文忠脱口而出：基因。
钱家子弟多半受儒学熏陶，知书达礼，所娶配偶也都是才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这样的基因，很不坏。
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曾讲起自家的义田制度，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田亩，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钱氏家族直到民国还有这种义田制，断了半个世纪重续，则演变为助学基金。钱镇国告诉记者，其中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运盛实业股份董事长钱仁高、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董事长钱成锡出力最多。目前，他们已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家教的源头则是身教加《钱氏家训》。钱镇国告诉记者，家训分为三部分：武肃王(钱鏐的谥号)八训；武肃王遗训；钱氏家训。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
第三部分《钱氏家训》是钱文选根据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在《钱氏家乘》里的，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温家宝总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在“国家”节，其中还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等，讲的都是为官执政的大义。
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讲的是：“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关于家庭：“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关于交友及公德：“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这些，与《礼记·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
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是杭州钱氏的后裔，30多年前与他同住机关宿舍的一位小伙伴回忆说：“他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都曾下放劳动，钱颖一从小学随父母去了干校，直到念中学才回北京，应该说是在农村长大的。父母这么受冲击也没有把他的学习兴致磨灭掉。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在我眼里他没有节假日，从来都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广播。几年下来，他的口语、笔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可他的兴趣并不完全在这上面，他对数学如醉如痴，好像整天遨游在一个奇妙世界里。中学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可读书的热情依然如故，还是每天听英语广播，真是难得！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家都回不了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坚持读书呢？还把活干得极好，从不喊苦叫累，他感动了农民的心，插队时入了党。恢复高考那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1981年钱颖一赴美留学，25年间，用朋友的话说，“他把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个遍”——198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拿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斯坦福大学执教9年。2001年在马里兰大学结束了两年教职工作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2006年，他回到清华，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著。这本学术书从装帧、设计到纸张、印刷都相当精美，定价25元，低于同类书籍一截。钱颖一说：“这是我一再坚持的，连出版社都很不理解。可是你想，买我书的人大部分是学生啊！”扉页上，钱颖一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钱学森 提升中国国防力量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永恒的东西。为此他谢绝了出任以色列总统。但对于20世纪另一位科学大家钱学森来说，政治不可能如此超脱，科学与政治的纠葛，几乎构成了他一生的主线
1945
年夏天对34岁的钱学森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年初，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到了夏天，欧洲战事结束，他又受恩师、有“超音速时代之父”称誉的学院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邀请，一起去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研究所，该研究所负责人路德维格·普朗特，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恰好是冯·卡门昔日的老师。于是，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在哥廷根，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卡门，共同审问可算是他“师祖”的普朗特。
当冯·卡门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得意弟子钱学森已回到中国，为这个处在敌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导弹和火箭，于是，纳粹德国、号称代表“自由世界”的美国，以及红色中国，“把对生活毫无追求，只望和谐地共同工作的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了开来”。
这几乎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祖国”这句话最好的注脚，许多科学家开始本无心问政治，但政治不可抗拒地要来关心他。
“美国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件事”
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乘船赴美。头一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
钱学森在美国的第一站是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改学航空工程，并在一年内取得硕士学位。1936年，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接下来的20年直至回国，洛杉矶郊区的帕萨迪纳成了他的家。
从学术上说，加州理工的主要吸引力是西奥多·冯·卡门博士。他在航空方面是世界权威。在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当中，卡门对钱欣赏有加，二人情同父子。卡门在空气动力学发展中的几乎每一项革命性的成果，钱学森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合作发表了不少论文。
钱学森继续教书与研究工作直到1943年，这时政府放宽了限制，批准他参加军事研究。二战期间，钱学森奔走于五角大楼和位于帕萨迪纳的马利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之间，深得美国军方欣赏。在二战中后期，钱学森已成为全美国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与火箭技术专家。正如冯·卡门所说，钱学森的研究成果为美国航空工业和火箭技术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原动力”。美国空军赞扬他对胜利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对美国军事的未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期间，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上，钱学森都可谓春风得意。
1947年，钱学森回国与蒋英结婚，随后二人同赴美国。蒋英是留学欧洲的歌唱家，他们两家世交。在加州理工的那一段生活，很可能让他们一辈子追怀。在旁人眼中，他们是愉快的一对。他们住在一所宽敞简朴的老式房子里，一对儿女先后出生。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作为父亲，钱学森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
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经常是，对美食颇有研究的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然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美国专栏作家维奥斯特对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活的描述颇有意思。蒋英并不受他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学森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有时她有点晕了，也不理睬钱的眼色。“我不知道我们走后发生了什么，”有一个老朋友说，“可能他会训斥她，但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有趣，与他们在一起感到轻松。我得说他们俩的结合真是非常美满。”
到1949年，钱学森不仅在加州理工大学教学研究，还继续担任航空喷气公司的顾问，薪金可观。1949年12月，由于他做的一些设计，钱学森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时代》周刊甚至登了他的一组照片。
可以说，一直到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前，钱学森与美国关系都处在一个蜜月期。与后来的宣传不同，这时钱学森和妻子离开美国的愿望并不强烈，甚至，据已故的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钱学森还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但正在这个时候，一股邪恶的风潮开始袭击美国。1949年9月，苏联终止了美国人的核垄断局面，爆炸了他们的第一枚原子弹。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蒋介石逃到了台湾。1950年2月，英国人宣布，他们的一位最高级的科学家把许多西方的原子秘密交给了苏联人。同一个月，参议员麦卡锡指出，他掌握了205名在国务院的共产党员名单。这时美国开始到处抓叛徒，全国人心惶惶。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兼容并蓄各种独立科学家名声的学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
钱学森成了怀疑对象之一。理由是他和当时美共活动在湾区的一个党支部有关联。FBI找到了一份名字是 H.S.Tsien 的党员登记表。有证人说和钱学森一起啃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另外FBI还拿到了钱1947年回国期间写给美国同事的信件，里面流露了他对当时中国国民大会选出的政府的极度失望和不满。
钱学森拒绝揭发朋友，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事实上，他当年的那些聚会更像朋友闲聊。结果在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钱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
钱学森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离开钟情的尖端科技研究。其实，不做机密工作，而按部就班地做教授，他照样可以生活优渥。他感到悲愤，自己对美国倾出了全部精力，却落得如此结局。其实那时与钱学森相同遭遇的人有很多，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安慰。“在这个国家，我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告诉他的一个同事。所有迹象表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打算返回中国。
不久，钱学森预定了回国的船票，还请了搬家公司来打包行李。他其实不甘心这么一走了之，在加州理工院长杜布里奇的建议下，他决定去华盛顿，看能不能重新拿回机密许可。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钱学森找到丹·金布尔。金布尔当过航空喷气公司的负责人，对钱欣赏有加。现在他是杜鲁门的海军助理部长。他厌恶麦卡锡浪潮，也相信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金布尔后来接受采访，描述当钱讲述他所蒙受的羞辱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金布尔对钱很同情，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钱学森，但完全没有效果。
正是在这次谈话中，钱学森透露他打算返回中国。金布尔感到震惊，在忠于友情还是忠于国家这个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钱学森一离开他的办公室，他马上给司法部打电话，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要他回共产党中国。”
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从华盛顿飞抵洛杉矶机场时，知道了会见金布尔的结果：移民和归化局的官员向他传达了禁止离境的命令。由搬家公司运往香港的总重1800磅的行李被由8家执法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扣留。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在家中被逮捕。他被指控隐瞒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在1947年从中国回来时非法进入美国。
杜布里奇和金布尔马上分头为让钱出狱而努力。最后保释金要15000美元，这在当年是天价。法院还不满足，他们又定了一个条件，钱不能超越洛杉矶县的范围去旅行。坐牢两周之后，他被保释了。妻子蒋英说，他回家时已经失语了，回答问题以摇头点头示之，15天掉了15公斤肉，可见伤害之深。
杜布里奇马上恢复了他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工作。钱学森隐忍住羞辱与愤怒，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钱被从牢中放出来以后的两个月内，移民当局开始听证。移民局没有足够的证据定钱的罪名。尽管钱学森的律师一再抗议，移民官员德尔圭尔恰还是花了几个小时在政治观点方面对钱提出质问。德尔圭尔恰解释说，从钱的政治观点可以看出钱是否倾向共产主义。
“你忠于共产党中国吗？”
“不，”钱回答。
“那你忠于谁？”
“我忠于中国人民。”
德尔圭尔恰与钱争论一阵后问：“假如美国与红色中国间发生冲突，你会支持哪边？”
钱学森回避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形并没发生。钱的律师表示抗议，说钱需要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
最后，移民局简单地坚持它的指控，钱被判驱逐出境。但是又插进来自相矛盾的决定，根据以前的一项禁止出境的命令，这项驱逐令暂缓执行。他回到了加州理工的家中，却几乎等同于软禁，言行被监控，出行也不得超出洛杉矶县。
钱学森在这种进退不得失去人身自由的处境中，闭门潜心学习和研究，他的老朋友F·马勃教授晚年不无敬佩地说，环境的险恶并没有吓倒这位执着的科学家，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在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个领域，又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钱学森对自己没有尊严的生活深感痛苦，他在秘密发给国内联系人陈叔通的信中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
到1955年，悬而未决的钱学森案件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年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政府谈判，以扣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去交换还留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教师和商人。也在这一年，一些美国飞行员，在中国的领空被击落并被扣留。而钱学森所掌握的机密，也被认为过时了，这使他的危险性大大减小。美国媒体报道，几乎可以肯定，钱学森是美国非公开的与中国交换在华美国人计划的一部分。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准许他离境的通知后，立即订购了船票。
“我们知道，他回去不是种苹果树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
人去楼空。当金布尔又一次来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情感。“我们终于把他逼走了。”他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他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是我们逼他走这条路的。”
而中国政府则为钱学森的回归欢欣鼓舞。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麦卡锡主义极大地伤害了钱学森——这位“顶得上5个师”的科学家，由此，他回到了祖国的怀胞。
恶劣环境下研制出两弹一星
1955年回到中国的钱学森，脱下穿了20多年的西装，换上朴素的咔叽布中山装。回国后的一个月，钱学森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好奇，拿着一个相机走到哪拍到哪，一个月下来光胶卷和冲洗费就花了300多块，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他知道，再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花钱了。
但改变不仅于此，钱学森刚刚摆脱了一场政治恐怖，憋着一股气，想与美国人一较高下，造出自己的火箭与导弹。但是，不久，他在潜心科研的同时也发现，中国也有一种泛政治化的氛围。
开始，钱学森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满心欢喜。1956年初，钱学森应邀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说，“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过很长久的知识分子。我在新中国只有3个多月……现在，我谨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热爱着我们新生的国家，我回到新中国，心中充满着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画，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
但一年多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钱学森遭遇了回国后的第一次震撼。无数有风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关进牛棚。其中就有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许多海归，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
钱学森多次看望钱伟长，而这点，连同他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都成了他入党的障碍，被称为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限。
1958年，在反右运动余波未了之时，钱学森向组织提出入党要求。
据当时的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一天晚上钱学森到他家，谈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并郑重提出入党要求。张劲夫对钱学森要求进步的动机给予肯定和鼓励。钱学森在1958年4月6日向组织写了长达7页的“思想检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了详细交待，还深挖了回国以后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一回国就急着要把杭州老家的房产交给国家，以为把那点东西一交自己就成为“无产阶级”了，“思想就轻松了”，可国家偏偏不接收，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说，这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幼稚病”，还“没有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
这份“思想检查”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征求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有人说钱学森不接触工农群众，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钱学森在会议结束时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一定在行动中注意改正缺点错误。
1959年11月，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赶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情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大跃进”期间，各地的粮食亩产量不断放出卫星，出现了万斤乃至10万斤的数字，这股浮夸风是导致后来数千万人饿死的原因之一。钱学森也卷入此事当中，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论证农业产量的科普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的30%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二三千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钱学森也知道自己的计算有问题。就在当年的一个场合，与毛泽东谈起那篇文章时，钱学森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计算方法也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又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与钱学森亲近的人后来谈起此事，说钱当时面临有关领导要求著名科学家就此表态的压力。
钱学森的这段经历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孤立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与过去决裂的压力。他们中不少人或是真诚地，或是违心地顺应了当年政治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如果不顺从，后果会很严重。
与当年无数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不同，钱学森受到了周恩来甚至毛泽东的点名保护。尽管如此，钱学森还是感受到了那个政治挂帅时代科学研究面临的冲击。
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世界震惊。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引起了更加强烈的震动。应该说，这对中国是件天大的喜事。然而，这时“文革”的“派性”已经出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航天部门也未能幸免。就在举行庆祝宴会时，出现了“罢宴”的闹剧。两种观点的参试人员，怎么做工作也都不愿意坐到一起举杯共庆胜利，钱学森陪着聂荣臻元帅坐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很是生气，又很担心。
后来，又多次发生因派性斗争致使火箭飞行试验难以进行的事。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向钱学森等人询问了洲际导弹之事。钱学森告诉他，某一型号基本上已经瘫痪，因为远洋测量船工程已被阻滞，专家们大都被关在“牛棚”里。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荒唐之事不断出现。在中国第一枚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有的研制单位在仪器上刻了毛主席语录，有些零部件还镶嵌上了毛主席像章，这使钱学森颇感为难。后来经周恩来干预这股风气才刹住车。
钱学森等一批老科学家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搞出两弹一星，殊为不易。
美国不平反，绝不踏上美国国土
晚年的钱学森，已然拥有科学界国师的地位，各种官方职位，各种荣誉加身。
然而，这种种旁人眼中的辉煌，都并非钱学森的本意。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第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他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
？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啊。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
钱学森考虑更多的是科研，而非权力和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1985年，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担任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致闭幕辞，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辞。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学森不同意致闭幕辞。但是当他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掌声雷动，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这是一个极有中国特色的事件，学而优则仕，外人觉得这是给钱学森的待遇，但钱学森自己则颇感难受。后来，有关领导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学森才得以出任下一届科协主席。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
钱学森在科学之外，已经具备了一个标准共产党人的形象。“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
8月7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钱学森。江泽民说，当年钱老冲破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有的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这是妄自菲薄。我们学习钱学森同志，不光要在学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质方面。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那种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1991年10月，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对科学家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高规格。
对于美国方面授予的种种荣誉，钱学森很冷漠。在他的晚年，美方曾多次和我有关方面谈钱学森访美的事，意思是，钱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曾在美国工作很长时间，特别是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钱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做出了很大贡献。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许多正直的美国科学家也无端地受到迫害，那一段时期美国政府对待钱是很不公平的。美方愿意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
钱学森对此的反应是，“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决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钱永刚 人生没有如果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2009年11月6日下午，参加完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部、各院及相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又聚集在中国空间动力研究所礼堂，观看话剧《克里夫兰总统号》，用这种别样的方式缅怀悼念老人家。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及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那年，钱永刚7岁，妹妹钱永真5岁。邮轮开动了，他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异常兴奋。年幼的他们没有父母心中的家国之忧，钱永刚回忆说，他那时最着急的是一件事，“这船开了这么久，怎么还没离开海岸呢！”
他跟妹妹眺望了很久，最后都困了。一觉醒来，这才高兴了，“终于开进大海里啦！”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似乎很少有人在意，钱学森一双儿女命运的改变。
参军
1986年，钱永刚来到父亲曾经求学、亦曾执教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38岁的他是自费公派来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而他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该学院的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
学院图书馆奠基于1966年，他站在奠基石前感慨良多。
“1966年，我18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纪。”可那时国内哪里有学上，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
他在自己所读的高中耗了一阵子，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恰好有个招兵的机会，就跟家里说了一声，参军入伍了。
他父亲钱学森那时候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面对高中都没有念完、不得不投身行伍的儿子，他也提供不了更多更优的人生选择，只有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
他没有让父亲给军方打招呼，“那时候不兴这个，我爸爸也不是这样的人。”他跟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坐闷罐子车南下，在江南某部服役。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极左思潮下，知识分子不受信任，被视为异己，即便是钱学森这样的国家重臣，也不会例外，他的家人时时可以感受到“歧视”。
“‘文革’期间，我父亲是受到保护的，但下面仍然会有很多人猜忌，你在美国有那么好的条件不要，你说得好听，主动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谁信啊？”洗澡、人人过关、清查海外关系、清剿潜伏特务……一轮轮政治运动下来，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早就学会了隐忍低调。
钱永刚说，他通过在基层部队9年的磨砺，切切实实感受到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甚至是某种嫉妒，“极左思潮盛行一时，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家庭背景拖累了他的进步，“我已经做到了可以评五好战士，可以入党、可以提干了，工农家庭出身的战士做到这样可以了，我还是不行，对我的考验还要再加码。我什么都慢。”
争取入党时他拿出一股狠劲，拼命表现，“但凡连队里要发展一个党员，那就得是我，我的表现绝对是排第一的。可连队横竖认为我不合格，一年也不发展党员。团长骂开了，‘你们这个连怎么回事，入党积极分子都死光了，一个都找不出来吗！’”
连里想办法把他调到一个技师培训班，“我调走了，没两个礼拜，战友给我写信，说连里发展那个表现第二的人入党了。”
这些经历和遭遇他没有向父亲讲过，回家探亲时，他有时会跟母亲蒋英聊一聊。父亲是如何走过那段非常岁月的，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高考
7岁回国的时候，他基本不会说中文。小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是惊人的，他很快学会了说中文，满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惜，英文又不会说了。
中学开始学俄语，高中时教俄语的是班主任，老师让他做课代表。“文革”后，停课闹革命、参军入伍，折腾下来又把俄语忘了。
入伍后第一次探家，他翻出念书时买的俄语课外读物，发现自己只能读个标题了。30年后，高中同学大聚会，他听说班主任要去，都不好意思去。“见了老师的面先敬了个礼，跟老师道歉，‘学生不才，您当年辛辛苦苦教给我的，我全还给您啦！’”
他没想到“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运动天天都是火热的，对明天，你不可能还有什么想法。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埋头在部队干吧，干到什么样是什么样。”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他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从小他念书就没让父母操过心，“如果不是‘文革’，考个不错的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课本一放就是10年，自己都快30了，怎么复习？能不能考上？他一点儿底都没有。
他去找领导，请领导同意他参加考试，“倒退10年，我还敢吹个小牛，说自己考上大学八九不离十。但10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我不甘心。‘让我试一试，考上了，痛痛快快放我走，没考上，回来老老实实接着干。’”
在部队做技术工作，数理化还有点底子，大学总算是考上了。入校的时候，一打听，全系同年级他的年龄排第三，班上最小的同学小他10岁，“那种滋味，嗨……”
妹妹钱永真和他一样，高中没读完就赶上“文革”，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80年代的时候出国了。
人生没有如果
常有人拿他和在美国的堂弟钱永佑、钱永健相比：钱永佑小他两岁，是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该校生理系主任；钱永健更加大名鼎鼎，他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当年两家在美国往来很密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由于中美是敌对国家，两家渐渐断了往来。中美建交后，钱学榘夫妇来华，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去看望过他们。后来，钱永佑又随母亲来过中国，“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过去看他们，一起吃个饭。几十年就见了那么一两面，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2008年10月26日，蒋英邀请一直在北京工作的钱永佑的女儿钱向民到家里做客，听力已经严重受损的钱学森笑着称她是“来自获诺贝尔奖家庭的特使”。
“如果你父亲钱学森当年不回国，你和妹妹钱永真一样可以平顺成长。也许可以像他们一样卓有成就？”
他神情凝重，“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父亲从监狱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后来我父亲回国，临走的时候，校长又说了，‘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我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确实没有让我考试，是不是30年前校长的话仍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有时他也会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坐船回国，如果父亲还是留在美国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长会更顺利一些吧！至少不会在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学上，折腾到34岁才大学毕业，40岁拿到硕士学位。”
“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这些感慨和牢骚，也就是说说而已。我现在不也挺好嘛！自己觉得日子过得挺充实：建馆、出书、拍片、办班、办展……在办这些事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帮助，使我觉得自己年年都有小进步。”
他就是一个科学家
——儿子眼中的父亲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忙，他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忙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我参军提干后，才知道我爸爸真正是干什么的。
国防部五院成立的时候，调进来的所有干部政审非常严格，同时要求你本人嘴巴要绝对的紧。别说我们小
孩子，就连我母亲也从不过问我父亲的工作。有一次我母亲接受央视采访，我听到她说，“学森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一次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事。他从外边回来，穿着大靴子，大皮袄。哦，我知道他是到西北去了……”
聂荣臻元帅为我父亲搭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工作平台，平时我父亲就在北京，关键试验的时候去一下基地。他去基地都是专机。聂帅想得很细，如果钱学森要去基地，他会要求基地负责人，“钱什么时候到基地，北京会通知你。在钱到基地的时候，如果有比钱官儿大的，你要把他请走，如果请不动，你就说我让他走。”他要保证钱学森有职有权，是基地的最高权威。一切掣肘钱学森工作的因素，都把它排除干净。
确定发射的日子如果定下了，会向北京密码通报，这个报告后面需要钱学森和基地司令的签名。有一次发射，基地司令认为条件不具备，不同意发射，但我父亲经过调查，认为条件具备，可以发射。基地司令仍不肯签名，他就自己签名给北京发了通报。聂帅问明情况后，说，“发射时机的确定属于技术范畴，钱学森觉得合适，我就批准发射。”
我父亲有一次与一个同级别的负责人去向聂帅汇报工作。汇报开始，那位负责人先讲开了，讲得很详细。我父亲汇报时讲的相对就少了。聂帅心非常细，汇报结束后，专门留下那位负责人，诚恳地说：“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意见，也不好讲了。”那位负责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90年代的时候，他应《求是》杂志之邀写了篇文章，里面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词。编辑部拿不准，说中央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不敢发，要他改。他不肯，说署名是我，我负责。后来就发在《求是》的一本内参上了。全国媒体2004年才用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
父亲逝世后，我跟记者们一再强调，“咱们还得实事求是，我们敬仰钱老，但是我们不能说那种过头话，钱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挖掘，说清楚。但是也不能乱扣高帽，扣得再多，名实不符，戴了也白戴，几十年以后都得摘了。他不是什么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就是一个‘家’，著名科学家。”
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不着我为谋生奔波，衣食无忧。我这点工资都足够，另外多少还沾点老头的光，我挺知足。我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读书。我看了很多闲书，毫无功利目的地看书。这本书什么时候用得上，不知道，反正有意思我就买，就看。
我儿子钱磊今年30岁，少校参谋。我平常没少说他。但他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钱学森的孙子，不愿意走哪儿办什么事情都打着爷爷的旗号，这点我很喜欢，男孩子就得这样。
我当然希望他的人生之路走得顺心点。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做得比我好，我高兴；不如我，我也不会瞧不起他。至于后代中是否还能出一个像我父亲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不做设想，也没法去设想，一切都是未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