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评论家李敬泽：“二度创作”是批评家的职责
一个合格的批评家最需要勇气和诚恳
批评其实是一种文化，如何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批评文化，是我们的媒体需要努力精进的。
对于批评，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作家之间的批评问题。作家之间其实并没有相互批评的义务，作家不是批评家。让作家之间能够相互批评，这是我们提出的对作家来说并非本分的要求。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们之间都文人相轻，无法相互欣赏，那样就好吗？一个好作家只能期待一百年后的读者去肯定他，而同一时代其他作家都对他表示不屑，这难道正常吗？
第二个就要说到评论家了，他们不是给作家抬轿子的人，如果一个批评家天天给作家抬轿子吹喇叭，这就是对他自身的贬低；但是批评家并非是作家天然的敌人，如果一个评论家以批判垃圾作品为全部职责，他们根本找不到评论的乐趣所在了。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者必须对文学有信仰，必须基于对文学深湛而宽阔的理解，以及对文学的一份尊重和忠诚，以这样的标准去看待具体的作品。
然而，没有一个批评家绝对公正，因为任何评论家对某部作品的批评都是一种个人判断，这种判断不是无条件的，它和一个批评者的性情、阅读趣味、甚至是最近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有关。而且，一个人的阅读面和理论知识都有特定的限度和角度。对待一本具体的书，一个评论者不可能有上帝的全知视角，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合格的评论家与其在评判一本书的好坏时秉承一种“抽象的公正”，不如坚持诚恳的原则。诚恳地提出评论和批判，并且准备随时接受来自他者的争辩和反驳。勇敢地肯定你所肯定的，同时也勇敢地批评和质疑你所不喜的（作品），（文学）批评当如是做。我们的文化里既需要诚恳的批判，也需要敢于肯定的勇气。
批评家需要做到话语自律
我们现在所处的评论的话语场中，确实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话语习惯——我们没有一个诚恳讨论作品具体问题的风气。批评家对某一本书的评价，在第一秒钟就被解读为和作者的个人关系问题，就好比本来我只想讨论这盘宫保鸡丁究竟好不好吃，结果就被看客们迅速理解为我对厨师的个人攻击，甚至是被认为是来这家饭店砸场子。这恰恰是有些批评家和书评人不能勇敢起来的原因，在这种话语气氛里，发出正常的批评之声的成本不必要的高。
在涉及对具体某本书的批评时，不可避免地，批评家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二度创作”。这恰恰是批评家的职责所在，这和作品的文本本性有关，伟大的（文学）文本甚至经受得住“二百度创作”。批评永远意味着对作品的延伸，这种批评可能是对其正向的延展，也可能是对其逆向的碰撞，批评扩展了对作品本身所处世界的理解，所以批评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其实很多作家在面对批评家的“二度创作”时也没想明白，他们觉得这些批评家说的都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一个作家怎么能够要求批评家和读者都按照作家的本意去解读作品？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书只有像一块砖头一样明晰的“本意”，所有人一看便知，那这样的书得失败到什么程度？
评论家李静：优秀的批评家不要和作家交朋友
我们现在所处的批评界，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花篮式”的批评，批评是为了表扬，一种就是“骂派”的批评。而处于中间立场、能够贴合创作本身来解读作品，且在表达方式上又能做到简明诗性的批评家现在是比较少的。
一个专业的批评家，首先必须具有诗性的感受力，其次要具有哲学的本能，也就是说他必须同时具备感性的才能和哲学性（理性）的悟性。他必须阅读过大量的经典，同时对那些具有原型意义的文艺理论有深入的掌握。这个人必须有自己阅读的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必须具有恒久性，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批评家不能只凭借个人喜好来判断作品的好坏，这也是专业的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区别。他在经典阅读上（包括经典作品和经典文艺理论）的基本功要扎实，头脑中具备某种“文艺哲学”，这是做（文学）批评的“根基”。
文学批评是很精致的工作，它需要一个人的精神纹理既清晰又微妙，而这种批评成文之后，究竟有多少读者能接受？可能很多受众失去了这份耐心，对批评界那种要么表扬要么痛贬的风气已经厌倦。我们这个时代值得解读和批评的作品确实不多，但是溢美之词却很多，这一方面是商业的需要，一方面是文学生态的需要。因为在同一个场域中，作家和批评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多会议、很多活动让他们已经彼此熟稔。当作家和批评家成了朋友，就很难产生客观的作品评论了。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不要去和作家交朋友。
一种严肃的批评行为，需要几个原则。首先批评者要认真细致地阅读作品，其次批评家本人要有诗性的感受力和思维的框架，第三，他需要对自己置身的时空和社会历史现实有一个整体性判断，而且对“意义和自由”有自己的认知，这涉及他对作品的判断，他需要把对作品的审美判断和对“自由和意义”的丈量结合在一起。此外，文学批评必须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语言要优美，批评家必须是一个好的随笔家。他必须忠实文本，不能把文本加工成另外的作品。他需要把文本的本来面目告诉读者，而不是取代作者成为主角。
艺术史学者李公明：批评是一件有建设性的事情
对于书评，我觉得有几个任务。首先是发现好书，好书的标准不同，我心目中的好书是除了传播知识或推及学术等以外，还可以让当下中国人的心灵受到启发，对社会有一个向上驱动作用的书。书评人，其实就像哨兵一样，当他发现好书的时候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大家。而批评，应该对好书的价值和它可能存在的问题，都如实地向读者分享和交流。这里面当然可能会有利益驱动的问题，时下很多的书评，可能为了某种利益，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当然我不是说出版社约的书评，或者认识的朋友约的书评一定就不可以，并不应有这种形式上的限定，我是觉得书评人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当你评价一本书的价值和缺陷，你都能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知，对知识传播的社会意义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还有一类我自己也很欣赏的书评，它并不一定把社会的责任，道德的责任当成自己的义务，而是从知识和审美的领域，对书的内容反复地体会、品味，特别是一些传统文化中文史哲类的书，完全可以从书评人自己的审美经验、人生经验、阅读经验出发，具有文化上、品味上的魅力，这一类书评人很多是藏书家。
我的关注领域比较宽泛，除书评之外也写时评，这和我们这代人的特殊背景有关。我读书的时代恰逢改革开放，个人而言，内心有一种对社会的关注，就是关于公民社会怎样从空白状态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很多涉及社会问题、公共事务的时政批评的焦点。其实很简单，我做这些事情就是从普通公民的角度出发的。不管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还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首先你要对你生活的这个社会有所了解；第二，很多问题是有共通性的，比如权力的运作、公民权利的保障、怎样公开、透明、信息对等，这些都存在于我们社会不同的领域，只是个案不一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我写这些批评文章时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这些是常识，常识需要不断与公众交流，来提高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伦理底限、政治底限的认知度，这样这个社会才有提高的可能。我把这个看做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不是说批评就是反对的。
历史学家杨天石：批评者的态度要端正
我认为，批评者首先要有端正的批评态度，不能够无中生有，歪曲或捏造别人本来没有的观点。其次是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够戴帽子，打棍子。批评者不能仗势欺人——即倚仗自己的地位和掌握的资源，蓄意抓别人的小辫子并上纲上线。好的学术批评，应该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并且抓得准——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上世纪60年代，我还在中学教书，同时从事历史研究。我写了一篇关于泰州学派的文章《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指名道姓批评思想史大家侯外庐先生和另外两位学者。稿子写完以后，我投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杂志《新建设》。《新建设》的编辑，把我的文章送给侯外庐先生看。当时，学者王季思批评了侯外庐先生关于汤显祖和《牡丹亭》的研究。但是，侯先生不赞成。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说，我这篇文章是讲道理的，同意《新建设》杂志发表。后来，他还提出，把我调到他所在的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研究室工作，只是因为“四清”而没有成功。
我以为，侯外庐先生同意发表我批评他的文章，并且要把我调到他手下工作，那就表示，他认为我的观点正确，他已经赞成了我的观点。后来，在“文革”中，历史所的人知道我批评过他关于泰州学派的观点，就去问他这一部分内容怎么写，他说了两个字：“照旧”。由此可见，他并没有被我的观点完全说服。但是，他仍然同意发表我的文章，并且要把我调到他手下工作。这样的胸襟和气度，才是真正的大家！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