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的中国环保问题 环保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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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的中国环保问题

2010-08-17 16: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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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员 林方文

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巴西国际环境电影节(FICA)上,纪录片《呼啸的金属》击败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获得者《海豚湾》夺得最高奖。得奖者是金华青,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导演,出生于1984年,浙江台州人,曾经独立拍片,现正在浙江卫视旗下。这部纪录片耗了他3年时间,5月份刚刚在韩国拿下首尔绿色国际电影节最佳长片奖。

20多年前,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废金属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浙江的台州。来自中西部的5万多名民工组成了拆解大军,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处理每年近二百万吨的废金属。《呼啸的金属》即为拆解民工老张和秋霞一家的故事。

金华青的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瓦全》,同样探讨的是台州“洋垃圾景观”,当记者问起他为什么延续这个题材时,金华青给出的答案是“没拍过瘾”。这一次,当金华青的镜头从《瓦全》的全景式扫描深入到《呼啸的金属》的小人物跟踪,相信观众可以对中国工业时代的环保问题有更细微的观察与了解。

垃圾围城的时代

工人们在河里洗菜、洗衣、洗澡,而河水的上游就是工厂,后者毫无阻拦地将污水排入河中。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电子垃圾,也早已污染了蔬菜,但民工们看不懂也不在意什么是“重金属超标”。为什么叫《瓦全》?对于除了力气无所凭依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在这个堆满了电子垃圾的小镇上,“宁为瓦全,不为玉碎”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哲学。对着镜头,一个年轻力壮的拆卸工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就做那推磨的鬼吧。”

飞速发展的中国背后,是小人物幸福和健康的代价。在加拿大纪录片《人造风景》中可以看到和《呼啸的金属》类似的场景,这部不受国内创作体制约束的外来纪录片,可能是对中国工业污染最深刻也最难堪的展示。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风景,是我们所改变的风景,是我们以进步的名义所破坏的风景。”这是《人造风景》中的主人公摄影师布尔廷斯基的话。他对自己的电脑产生了疑问:“一旦它不再被使用了,将会葬身哪里?”于是他追随报废的电脑零件抵达遥远的中国。

世界上50%的电子垃圾的最后归宿,都在中国江浙粤一带的小山村里。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些青壮年进城打工后的留守人口,用榔头和把手把计算机零件里可以回收的金属砸出来,剩下的扔掉。这些村子的饮用水甚至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因为洁净的河流已被污染。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叫《中国式的炼金术》。在余华的小说《兄弟》里,主人公李光头从日本进口垃圾西装挣了一笔,这部纪录片延续了这样的话题。在片中,中国的从业者和日本垃圾处理行业争夺垃圾,并想方设法避开国际公约把垃圾进口到中国。

同样是回收电路板,在日本的工厂里,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毒面具,而中国工人只靠电风扇来吹散熔化电路板时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更触目惊心的是,连从垃圾场里挖出来的已填埋垃圾,中国商人为了利润都一并收下,所有利润的来源,就是中国无数的家庭式作坊和廉价劳动力。

在全球化的时代,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前所未有地加快。不仅发达国家将数以亿计的电子垃圾倾泻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将规模惊人的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在周边乡村的土地上。这方面,纪录片虽然暂时未有涉足,但独立摄影师王久良做了忠实的记录。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一组名为“垃圾围城”的作品让他获得了连州国际摄影节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观众通过他的照片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

相对可靠的数据显示,北京每天的垃圾生产量是1.84万吨,正规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在其中的一幅照片里,附近养殖场的奶牛在垃圾场里寻找食物,准备饱餐一顿,而在此之前,它们每天都在受到污染的小河里喝水。王久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拍完这组作品后,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摄影师就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人与自然的传统

中国的生态环保类纪录片并不是短时间内兴起的,相反,它有着二十多年的传统。1983年,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就此大众传媒开始宣传环保,建构公众的生态意识。但里程碑式的事件比这更早,1981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开播《动物世界》,整个80年代,赵忠祥的声音和《动物世界》的片头曲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动物世界》的片源,大部分是自国外买进,生态环保类纪录片耗时耗力,投入巨大,并非当时的央视所能承担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央视曾做过尝试,但由于成本太高最后放弃。像《话说长江》、《河殇》等名噪一时的纪录片,大多偏重人文领域,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探讨并不多。

当然,也有纪录片界的先行者,著名摄影师奚志农就是其中一位。他毕业后进入昆明教育电视台,策划拍摄了《母亲河在呼唤》、《心声》等环保主题的专题片。这些片子是中国最早向公众宣传环保理念的努力之一。1990年起他进入《动物世界》,这给了他许多深入云南的机会。

199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云南白马雪山保护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滇金丝猴研究计划,奚志农离开《动物世界》,跟随研究团队走进山区。经过三年努力,奚志农拍出了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摄影机记录滇金丝猴的活动状态,获得多个大奖。

后来他到了央视的《东方时空》,这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1997年他深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的盗猎与反盗猎进行了翔实的影像跟踪,这是第一个全面真实表现藏羚羊现状和反盗猎行动的电视节目。现在,他在自己提议创办的“野性中国”工作,这同样是一家环保机构。

藏羚羊是中国生态环保类纪录片的金矿之一,同样杰出的作品还有彭辉导演的《平衡》。这部拍于2003年的片子获奖无数,成为中国纪录片史上的杰作,也是陆川电影《可可西里》的素材来源。

在彭辉的镜头下,彼时的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讲述了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索南达杰的故事,也讲述了在没有体制和财力支持下保护工作的艰难和辛酸。更令人震撼的是,在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扎巴多杰在家中被盗猎分子枪杀。他的未竟事业像索南达杰一样要留给后人来完成,藏羚羊群体逐渐扩大的背后,有着保护主义者付出的血的代价。

如果说80年代的《话说长江》还保留着“征服自然”的热情,那么整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生态类纪录片创作走向“亲近自然”的过程。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孙增田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虽然并不直接以环保为话题(描写的都是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变迁),但在片中人物的生命里,无不贯穿着保护环境、寻求和谐共存的理念。

体制内外的异同

2006年起,“中国国际环保纪录片周”开始举办,每年一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环保题材纪录片同场竞技,其中涌现出《抚仙湖》、《卡瓦格博》、《三江源》等表现不错的作品。

即便是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央视投拍的环保题材纪录片,在新千年以后也逐渐褪去以往宏大叙事的色彩,而转以平和视角讲述。其中的代表作除了《再说长江》之外,还有2007年的《森林之歌》,拍摄制作历时四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生态纪录片”。

《三联生活周刊》的袁越曾经在博客上这么说过《森林之歌》:“昨天我又看了两集,突然非常地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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