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瑶医药沿革一、自然存在时期（远古～1949年）巴甫洛夫指出：“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对于医药的认识，就是人们对疾病和治病的认识过程，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形成，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瑶族人民对医药的认识过程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是从以迷信鬼神开始到医药鬼神共存即巫医结合，进而到医药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即是由形成雏形信仰疗法、医巫结合到形成体系的经验医药及实验医药的逐步发展过程。几千年来，瑶族医药的演变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只是由于过去种种历史原因，瑶族先民长期居住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进山唯恐不高，入林唯恐不密”，形成了封闭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由于这样的经济集团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条件极差，加上交通不便，与其它民族文化交流甚少，整个瑶族社会发展的速度就比汉族地区的发展速度缓慢。直至解放初期，在社会生活中还带有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色彩。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不能对本民族的文明发展如实地记载，更不用说医药卫生了。而另一方面，人类生存不免患病，为了本民族的生存繁衍，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够防病治病的天然药物，探索治疗伤病的方法。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瑶族先民逐步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掌握治疗疾病的方法和经验的人，被人们称之为瑶医，所用的药物称为瑶药，并以师传徒，父传子，母传女的口传方式代代相传，同时又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的经验来提高自己的医术，这就逐步形成了如今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套医药理论，为本民族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瑶族医药与其它民族医药一样，是原始人类在物质生活的创造过程中，在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总结积累的丰富经验。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制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初期阶段，当时早期原始人类生产力和人类思维还处于非常低下的状态。逐步进入新石器发展时期，即母系氏族公社晚期，成员过着共居、共劳、共食的原始集体生活。考古学研究亦表明，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均未发现任何宗教遗迹。新石器时期，原始社会发展进入氏族制父系氏族第二个阶段，即氏族公社晚期向部落公社过渡时期，人类生产力有了发展，随着初期农业生产和驯养畜禽及手工业发展，采集和狩猎范围扩大，征服自然能力有所加强，人类思维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进行一些较为复杂的幻想，对自然现象作出使之神化的歪曲反映。
瑶族有崇奉祖先的习惯。祖先崇拜是瑶族的原始宗教，这在瑶族的“过山榜”及各种传说、神话中都已有记载。瑶族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即人死了，其灵魂不散，灵魂在阴间（活人在阳间）同样生活，而且坚信即使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也能够主宰他们的一切。那些死于非命的人（如跌下山死、溺水死、难产死）及没有生育的妇女死的灵魂在“超度”之前是不能与祖先共享儿孙供奉的供品的，他们的灵魂只能到处游荡觅食，这些灵魂瑶族称之为游魂或野鬼，并认为人若碰到这些游魂或野鬼，就要生病。即是说，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碰到鬼了，这就是瑶族先民鬼神疾病观的来源。人生病是因为碰到游魂或野鬼，那么病能否好转也一定与游魂野鬼有关。正是这些拟人意识和超人意念，构成了原始社会的鬼神疾病观。当人们还不能驾御自身而对疾病的认识还很肤浅时，那些有神论的病人，都归结于鬼神的捉弄，请巫师“超度”灵魂，经巫师的念咒、祈祷后，其战胜病魔的信心得到增强，精神状态好转，故抗病能力也自然而然的增强了。虽是唯心，但在不失为一种精神疗法。瑶族的宗教活动有许多，如“度戒”、“还盘王愿”、祭祖、祭龙、祭山、祭树及“打齐”等等，表达了他们感谢各种神灵的保护，祈祷家人平安健康的愿望。巫师可以“超度”灵魂，使其安宁，巫师还可以问鬼、送鬼、驱鬼。据历史记载，在周、秦时期，瑶族的发源地洞庭湖一带成为巫祝势力最大的地区。由此可见，远在两千多年前，瑶族已有一支数目可观的巫师队伍。巫之治病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对患者进行精神上的支持，解除患者的思想顾虑，鼓舞激励他们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决心，使之能积极主动配合治疗，这便是信仰疗法。
信仰疗法可以说是瑶医形成的雏形。
随着历史的推移，一方面，瑶族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人患病后，有的请巫送神，病不见好转，而有时还来不及送鬼，病却好了；另一方面，从生产过程中发现有时侯误吃某些动植物可使疾病好转或被治愈，这一切不得不引起瑶族先民的迷惑和思考。对于原始医药经验的了解和应用的先行者是巫师，因为他们是患者希望的寄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及接触病人的机会。巫师掌握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又吸收了原始的经验，他们不但在心理上，而且在症状及病原体上利用其掌握的经验，如利用某些植物的根、茎、叶具有的消炎抗菌和止血止痛作用等等，对患者给予治疗，使疗效大大提高。当时这些方法更加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从而使他们开始对用动植物治疗疾病有了初步了解。任何先进事物的产生，总是先依附于旧的事物之上，借其势力而发展，最后才能脱颖而出，取而代之，这就是巫、医相结合的最初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瑶族先民对自然环境不断了解，对动植物的一些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先知的巫师自然有条件得到更多的经验知识为本民族的生存服务。盘瑶中有一个传说，说的是：盘古在率其人民劈荆斩棘、驱虫蛇鸟兽过程中，常常有人受伤，其中有瑶民脚伤溃烂，经久不愈，后来有一夜在梦中得到一个白发白须老翁的指点，次日采回山大黄等三味草药洗敷，不几日就好了，此后该人就以同样的药为患有同样病症的人医治，均获奇效。因此，群众都称他为“仙生”，可以说这是巫医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巫医结合为瑶族医药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及科学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外界环境或病原体作用于机体，或由于机体本身某些部分老化使其机能失调，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又是什么力量使疾病向坏的方面发展？这些问题促使人们的思维及视野向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延伸。经过不断地探索、总结，发现某些特殊的方法可使某些疾病向好的方面发展，如某些疾病用挑法后可好转，《后汉书•南蛮传》中有：“高辛氏，有老妇，居正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复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这是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有关瑶族先民针挑治疗疾病的例子，至今瑶族人民仍广泛地应用针挑治疗风湿痹痛、痧症、痔疮等多种疾病。另外，如毒蛇咬伤、跌打损伤等病用某些植物的根、茎、叶外敷、外洗即可治愈。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方春时，瑶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了零陵香的产地，瑶族对零陵香的栽培技术及特殊炮制方法。说明在宋代，瑶族不但懂得采药、用药，而且已懂得种药。针挑及草药的出现，标志着瑶医药的形成。生活中看到被毒蛇咬伤可以致命，就懂得用蛇毒制造毒箭射猛兽。《密洛佗》的人类起源书中云“……到山上去找来十二种草种，涂在箭头上，再拿去射鸡、猪、牛、马，如果这些都被射死后，才能射太阳。”用毒箭围猎可以事半功倍，进而将毒箭用于战争。瑶族在几百年抵抗统治阶级的围剿中，毒箭起了积极作用。在宋代，瑶族先民在防毒、去毒及用毒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而药与毒又密切相关。这都标致着瑶族医药得到长足进展并形成了本民族独具一格的瑶医药体系。
瑶人懂得用草药和手法技巧治疗疾病，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瑶人“善识草药，取以疗人疾，辄效”（包汝辑《南中记闻》）和“忽遇药箭，急以刀剜去其肉，乃不死”（周去非《岭外代答》）等，所以说瑶族医药确是人类古医药之一。到距今三百年前，瑶药有了进一步发展，“瑶族长期以来，依深山为居，……以砂仁、芋、楠、漆、皮、藤为利，至地力竭又徙他山”（清•道光屠英《肇床府志》），他们在“耕作之暇，入山采药，沿途行医”。近百年来，瑶医采用药物治病的医术不断得到提高，不仅为本民族内部人民治病，而且跨县过省行医卖药。仅金秀大瑶山“每年都有几十名草医，将十多万斤草药运往国内各大城市，一面行医，一面销售”（金宝生《可爱的大瑶山》）。如果从清代道光年间的史书记载算起，瑶族在南方城镇行医卖药至少已有150年的历史；假若从宋代瑶民出售灵香草、蜂蜡等药材产品算起，已历时六、七百年。
至于瑶医的诊疗技术，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瑶族同胞在长期观察和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体盈亏，有如八卦之化生，并结合易理，朴素地阐述瑶医盈亏平衡的理论：干为盈，坤为亏，盈亏平衡则否泰安康，身体强健而无病；盈亏失衡，如盈多亏少或盈少亏多，均可导致人体失调而患疾病。盈多亏少，需调补亏之不足，抑盈之有余，而盈少亏多，则需调补盈之少，而抑亏之余。疾病的归转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向好的方面转化，即康复；二是向坏的方面发展，即死亡。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发病除了冷、热、风、气、虫、毒、伤等原因之外，体内的五脏六腑、气血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的相互传导、演变，在感受疾病的程度、抗衡的能力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从而研究总结出了许多的诊疗方法。在疾病诊断方面，瑶医除了采用望、闻、问、触诊之外，还有甲诊、掌诊、舌诊、耳诊、目诊和面诊等。根据疾病发生的原因和临床表现的症状特征，总结出风、痧、锁、痨等病症名称，在治疗技术方面，除了采用内服之外，还有用药物洗、敷、熏、烫、熨、佩戴和挂药以及放血、点刺、拔罐、挑治、捶击、拍击、搔抓、钳拿、火针、滚蛋、滚油、蒸气、按摩、冷水疗法、指压疗法、生盐疗法、搓痧疗法和灯草火灸、艾灸、骨灸、席网灸、药物灸、药棍灸、指刮、碗刮、匙刮、骨弓刮、秆草刮、苎麻刮等等。瑶医所治疗的病种包括了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和神经精神等科280余种病症，而且对某些病症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并且早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如《岭表纪蛮》中就有蛮人（主要指瑶族）以草药医治跌打损伤及痈疽、疮毒、外科一切杂症，每有奇效的记载。近十多年来，金秀县每年被毒蛇咬伤的人不下于100人，其中只有4例未能得到药物治疗而死亡，其它大多数均由民间医生用草药治疗，个别中毒严重者送当地医院用中、西、草药结合治疗而获痊愈。据调查统计资料表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即是“医
不乏人，药与医术享誉山内外”的著名瑶乡，在不到5万的瑶族人口中，就有瑶医247人，平均不到200人就有一名，其中有205人领取了个体行医执照，除2个联合诊所，32个家庭诊所外，其余均在县内外流动行医，除内蒙、新疆、西藏等省区之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有瑶医的足迹，而且有的在一些县、市蹲点行医已达十多年之久，靠行医卖药为生。此外，瑶医在治疗痧症、甲亢、淋巴结核、各种胃病、痢疾、肠炎、痔疮、肩周炎、风湿病以及妇科、儿科杂症，甚至某些恶性肿瘤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历史上，瑶医对预防医学也很有研究。瑶族先民很早就认识到某些疾病是可以互相传染而又可以预防的，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如《开建县志》有“惧患痘，有出而染者，不得复入”及“有疫殁，则并焚其尸徒居焉”的记载。产后药浴是古今中外瑶族人民独有的保健医疗方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瑶族特别是盘瑶人民，由于频繁的迁徙，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因此妇女产后不待满月即要参加生产劳动，为了除秽防病，加速产妇康复，他们研究总结并推广了“产后月子药浴”的经验，凡妇女产后第一天，第十五天和满月时都要请瑶医采药水煎洗浴一次，这样产妇产后数天即可参加劳动，对健康毫无影响。此法至今不仅在瑶族中广泛应用，而且在瑶族地区内及周围的其它民族，也已逐步推广。此外，五月初五洗药浴，饮雄黄酒、吃药粑等等都带有预防疾病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在清代西方医药还未步入中华大地之前，独具一格的瑶族医学、药学已被纳入民族医药之林。
瑶医药沿革二、迅速发展时期（1949～1985年）解放后，党中央执行的民族平等政策，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不断提高。党和国家鼓励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非常重视包括瑶族医药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使得瑶族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几十年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等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鼓励支持下，不少关心民族医药的仁士，投身于瑶族医药的调查、整理、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例如对一些值得推广应用的秘方、验方进行了部分病例的追踪调查，编着了《瑶医效方选编》，介绍了瑶医治疗110多个病症的效方，基本弄清了瑶族聚居区药物资源情况，翻译了多种瑶医常用药的瑶文名称，并按“以病统方”的方式，收集药方，并组织临床验证，对瑶医民间治疗疾病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整理。
有关瑶医药的论文，如《瑶族医药初探》、《瑶族医药的特点及传录方式》、《广西瑶族医药调查研究》、《瑶医用药品种调查报告》、《瑶医用药品种及特点》、《瑶医望诊诊断肝癌的临床应用研究》、《瑶医望诊诊断肝癌的研究》、《瑶医发泡药罐疗法》、《瑶医外治绝技——油针疗法》、《瑶医磨药疗法》、《瑶族的杉刺疗法》、《浅谈瑶族的卫生风俗与医药》、《浅谈瑶族的医药养生》等数十篇论文在国家级及省级杂志上刊出，并有许多论文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扩大了瑶族医药的影响。瑶医在治疗妇科病、跌打骨折、风湿病及毒蛇咬伤等病的效果，历来得到广大患者的公认。大量的临床验证还表明，瑶医药对精神分裂症、癫痫、乙肝、肾炎、糖尿病、中风后遗症等疑难杂症疗效显著，对肝胆及泌尿系统结石的溶石治疗更受到患者的青睐。
在瑶药学研究方面，经过科研人员深入调查、整理、研究，已取得很大成果。他们翻译了1000多种瑶医常用药的瑶文名称，为了解瑶药资源提供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查清了104种瑶医传统常用药物“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的原植物，为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提供了保障，同时发现了瑶族民间药用植物31种，扩大了瑶药资源。所编着的《广西瑶药选编》收入瑶医常用的药物980余种，基本弄清了广西金秀县药物资源情况；对瑶药药理药化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对多种瑶药进行有效成提取分析及药理作用研究，以确定其功能疗效，为提高临床疗效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如冬心崴、酿摸勉、山慈姑、东破石珠、五指毛桃、苦菜公、石吊兰、麻骨风等具有抗菌抗炎作用；走血风、黄藤、金不换、麻骨风、绞股蓝等具有镇痛抗炎作用；矮地茶、罗汉果等具有止咳平喘作用；青蒿具有抗疟及退热作用。瑶药产品开发研制方面，利用瑶山特产瑶药研制出九金汤、红枫片、圣堂山风湿跌打药酒、止血消炎生肌散、蛇伤丸、白带丸、疳积散，并推广临床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关人员还对瑶药治疗风心病、妇女痛经进行了系统的疗效观察。此外，金秀瑶族自治县制药厂推出了金秀甜茶和金秀绞股兰茶等产品，其中绞股兰茶素有“南方人参”美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独具一格的瑶医药体系和其它民族医药一样，为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