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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武昌起义，一举推翻帝制，开创共和，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丰碑。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的统一机构领导下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因而在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化的士兵起义。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的熊秉坤先生，就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他俩为着反清革命的同一目标，聚首武汉，置身卒伍，从运动军队入手，实行“抬营主义”，做瓦解清王朝的兵运工作，并从众多革命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辛亥首义中叱咤风云，对大局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不仅以首倡义举的显赫功绩见重于当时，也为尔后的治史者所一致推崇肯定，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他们相交的动因所在。
二公虽然在籍贯上有湘、鄂之分，于所属组织有文、共之别，但作为武汉党人中坚（一个是武昌起义总司令，一个是工程营发难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在革命进程中彼此势必有所接触，有所联系。这种联系是与湖北革命形势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反映了两团体为发动起义，而建立联盟的趋势及其进展，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二公辄能发挥其独特的重大作用，堪称为双方合作的典范，诚如一则联语所云：
文学社、共进会，联袂组团，光辉业绩摧帝制；
蒋翊武、熊秉坤，揭竽起义，革命风云照汗青。
（见《武昌首义诗词楹联大观》P.466）
这是武昌首义之由来的真实写照。正是这些因素，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促成了起义的勃发与成功。其事绩与伟大的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早被载入史册，列入词典，亦为教科书中必读之内容，而诸书在论述武昌起义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时，对二公的英名也都会相继提到，足以说明其在起义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据考证，无论是公务或私谊，二公交往均非泛泛可比，且其时间跨度长，从湖北革命的酝酿阶段，直到武昌起义，在阳夏战争和武昌保卫战中，在反黎、袁的斗争和投身二次革命等过程中，其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实，都足值一述，他们的合作共事是时代的标志，历史的见证，具有典型意义。追溯这两位革命活动家光辉的战斗历程，考察他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以窥见当年革命运动发展的一段脉络，有俾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实不失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唯对此重要环节，至今还不曾为人注意及之，研究工作，尚付阙如，为了弘扬先辈革命精神，笔者不揣浅陋，兹就个人涉猎所得，拾遗补缺，试对这个领域做一番探索。
本文资料来源，多采自原始文献及当事者本人记述，是值得征信的“三亲史料”，在研究方法上，试从纵的延伸和横的会通上入手，全面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及其异同，作对比分析，不囿于成说，不就事论事，把个别事件力求放在总的范围内加以说明。为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可征引若干背景材料，为读者提供更多历史信息，在事件的铺陈上，以当事人的经历为线索，涉及两团体是非曲直，秉笔直书，不讳避史实。
一、从横向上看蒋、熊之交
首先，我们试对二公生平事功略作一些考察和对比，便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着颇多共同点或近似之处，这些特点使他们得以志同道合，成为深交：
——他们是同龄人，均出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公元1884年)。同一年龄段的人在志趣爱好乃至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事物的认知上大致都有切近之处，特别是受到当时流行的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一种浓烈的爱国热忱和历史责任感往往萦绕在他们的恼际，凡是有关救亡图存、兴汉灭满的话题都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因而相互之间有较多共同语言。
——他们出身贫寒，都有过苦难的童年。蒋家世代务农，至父辈始进城定居，以熬制腐竹为生，蒋就读于澧州高等小学时是学校唯一的穷学生和苦读生；熊秉坤名炳昆，后改今名，字载乾是武昌本地人，其父早故，家道中落，曾当过学徒打过短工，饱受辍学与失业之苦。我们在考察二公言行时，当然不能不估计到个人出身、家庭条件对他们思想倾向的影响，并根据其整个社会实践，以判断和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
——在侪辈中二公思想觉醒较早，还在少年时便具有爱国情愫和历史使命感。蒋在1900年义和国运动失败后即主张革命，提出“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闻者骇走。1903年就读湖南西路师范时，“倡言反清”，公开“推崇洪、杨，攘斥曾、左”而震惊学界；熊因其祖父荫棠公早年曾参加过太平军。故取乳名为“长伢”，颇具反清色彩，他对庚子之役的死难者异常钦佩，常至洪山凭吊。1904年便弃商投军，有机会看到陈天华的著作以及《民报》一类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武装推翻清朝。
——他们很早就投身于湖北革命，并且都是日知会员。蒋翊武虽然藉居湖南，但于鄂事可谓无役不与：1904年7月湖北科学补习所为配合华兴会起义，派文书宋教仁到常德联络湘西会党，蒋与闻其事；1906年春夏间，蒋在长沙参与部署萍浏醴起义，旋于武汉旅次与刘复基加入日知会，并同挂靠于日知会开展活动的余诚有所接触，（《辛亥革命回忆录》（二）P.48），故曹亚伯有“彼亦日知会员而结文学社者”之说（见《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上P.85）,而胡绳也有“从日知会到文学社”的说法，说明二者具有历史渊源；1909年秋9月，蒋、刘再次来鄂策划革命，颇著成效。熊公亦为资深革命党人，早年由朱子龙介绍加入日知会（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P.92），即成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日知会因响应萍浏醴起义案发，社员星散，工程营革命活动亦由沉寂而陷于停顿，虽然如此，但熊仍然关注形势发展，私下与人交换看法，他在追述“湖北革命之演进”中，就特别提到当时蒋伯夔（翊武）在军中组织革命机关，并在群治、振武二社显居主导地位的事实（《辛亥首义回忆录》（一）P.20－21），从而可以窥见当年蒋翊武运筹帷幄、领袖群伦的英姿。
——二公均为现役军人，经过军校深造，并都由正兵升为正目（班长），熊曾肄业湖北陆军讲武堂，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三棚正目；蒋则曾就读于陆军特别小学堂（杨锋《辛亥建国史纲》称：“陆军特别小学为其大本营，蒋翊武即其中心之主要人物也”，《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P.97）这个职务有利于他们在士兵中开展活动，他们长期潜伏基层，对广大士兵进行深入而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例如蒋翊武，因其“品端学萃，而会计有法，队官令其帮办文书、庶务事宜，免守卫及一切杂差，出入自由，因而得睱奔走各标、营、队、联络豪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P.645，以下简称《武档》），就是有这种条件，他得以与熊公结识，共策进行，一同成为新军中革命士兵和下层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
——综上所述，二公在年龄、成份、思想、经历、身份等方面的这些共同之处，虽然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不难看出，他们的交往实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二公之名在各类著述中都会同时出现，频率之高，耀人眼目。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这当然不是纯粹出于偶然，因为偶然性往往是以历史发展的必然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同一营垒的战友，而且在事业上各有建树，二者之间就不会出现这些“联系”，这种联系显然同当时的大局相关。
——蒋、熊二公，都是被孙中山先生高度肯定和旌表的历史人物、杰出的辛亥革命将领。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亲至蒋翊武殉国处凭吊，“念公勋烈”，特为蒋立纪念碑，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孙文敬题”，并嘱胡汉民作碑记，称“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这就是说，同盟会也承认蒋翊武对武昌起义的贡献是首屈一指，功不可没的。至于发难时谁打第一枪的问题，孙中山更是多次强调系熊公所为。1914年某日，他在日本东京寓所。指熊对座中人说：“这就是打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众人对之莫不投以尊敬的目光；《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亦云：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1919年孙在上海为某报撰国庆贺词，开头即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一枪发难之日乎？”此即“熊一枪”之所由来。孙中山从全国领袖角度，宏观地称熊打响第一枪，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因熊是首义单位工八营的党人代表，在发难过程中确乎起了组织者的作用。作为发难讯号，他这一枪的意义非同小可，从而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引发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并由此结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尔后的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对当时的风云人物，以其性质相近，大抵都有将其相提并论的习惯，例如“孙黄”、“三武”之类，而蒋翊武与熊秉坤两先生的革命伟绩并不在诸人之下，因此本文以“蒋、熊”并称，以彰显其发难之功，确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就令人耳目一新，真正揭示了那段历史的本质。（另外，当时报刊上还经常出现“黎、孙（武）”、“袁、黎”这样的称谓，则明显带有贬斥的意味）。事实证明，在事功业绩与革命操守上，蒋、熊二公适可相提并论，而给以高度评价，实当之无愧。若以他人与二公对比，就显得相形见拙，不伦不类。例如孙武行为不检，晚节欠佳，历来为人所诟病，其人格就不能与熊公比，而只能与黎元洪比，故人称“黎、孙（武）。”所以说，如果不是熊公，共进会就会黯然失色。
二、熊公何以不曾加入文学社？
1911年1月，蒋翊武以“研究学术，进修德业”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新的方针指引下，通过各标、营、队代表掌握新军武装，一月之间，其成员几遍布于湖北新军的各级单位。工程第八营以马世忠（即马荣、或作马融）为代表，该营入社者约二十余人。熊秉坤亦知本营已建文学社组织，因他认为“文学乃文人学士之事，非我所好”而未参加（王质玉：《武昌首义传》P.100），后来刘公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文学社只是个学术团体，感到其社章“缺乏革命性”）这固然是对文学社性质的一种误解，也是熊公等人具有“激进思想”的体现。
当时，“鄂志士私立团体至十数之多，就中以文学社努力为最”，（《武档》中卷，P.353），在这些小团体中，有一个叫“群英会”的组织（由三十二标正兵向海潜发起成立），取水浒聚义之意，为数108人，熊秉坤和本营的蒋楚杰，吕中秋等人都参加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P.23）。文学社刘复基曾支持这一行动，以为运用此种形式，可以结纳大量会党，但文学社本身并不吸收会党，故其成员（除王国栋等外）后来多半转入共进会（贺觉非：《辛亥首义人物传》上册，P.314），因而熊与入社机会又失之交臂。
同年春，孙武回鄂恢复共进会活动。4月下旬，熊秉坤在黄土坡20号同兴酒楼老板邓玉麟处听说孙武又叫孙遥仙，乃同盟会总理孙文（字逸仙）之胞弟，顿生敬意，即偕同营田智亮至分水岭32号谒见孙武，孙武极力称赞孙文才识与本会总部之厚资，并出示章程，印信等件，阐明其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之用意。在座的居正也议论风生，熊确知其为“孙党”，十分高兴，于是“遵嘱”填写“愿书”，由马骥云监督而加入该会。据熊早年自述：“坤等得与组织攻进会者之孙、刘诸公遇”即指此。（见《武档》上卷P.22，同书下卷P.4作“遂得与组织攻进会之孙、刘游”）文中一再将“共”写作“攻”,这说明，熊的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孙文的一片敬仰之情，至于孙武是否确系孙文之弟，“平均地权”与“平均人权”有何本质不同等这些问题，就在所不计了（再说，“攻”、“共”二字，语义不同，字形大异，决非笔误，也非仓促所为，显系当时颇多入会者对该会情况还不甚了然之故）。
熊公为人豪爽，性格外向，活动能力极强，入会后他即就营中开展联络，吸收不少同志。如左队马荣本已加入文学社为营代表，又为熊拉入共进会为队代表，以至出现一种跨会、社现象（如马骥云本曾加入文学社，后来竟又成为熊入共进会的主盟人）。事物有联系就必然有区别，对此，蒋翊武从实际出发，称之为“殊途同归”，认为双方目标一致，最终必能汇聚一气，成为巨大反清力量。但也强调不要因争会员而互相破坏，以免两败俱伤。
三、由殊途到同归
在酝酿起义之初，文、共两团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差异而在磋商联合时存在一定难度，但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毅然放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与友党同舟共济，通力合作，从而推动了起义的进程，其中蒋、熊之间的革命交往和战斗友谊，就很有代表性。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重心转移武汉，文、共、双方都有合作意愿，蒋翊武认为众擎易举，对合作持积极态度（《武档》中卷，P.222），文学社于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机关，次日即约请共进会代表筹商合作事宜。鉴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方面也觉得“欲举大事，自非联合文学社不为功”（《武档》中卷P.353），但由于两团体源流有别（文学社历经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一脉相承递演而来，共进会则于已酉年始由日京入鄂），其领导者政治状况存在差别，因而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便不免各执一词，甚至贬抑对方。此后，双方有识之士经数度奔走斡旋，终于消除芥蒂融洽一致，其中熊秉坤虽未参加高层会谈，但持论甚为客观，始终认为两派革命力量“以蒋较占优胜”（《辛亥首义回忆录》（一）P.22），在这种实力的较量下，共进会同志只得正视现实，在达成的协议中承认了蒋翊武的领袖地位。
根据文学社章程：“社长管理本社一切事项，督同社员发展本社社务”，其后又明确规定：“正社长总管全社事务，举凡一切布置运动，及社内职员、各标营代表之更调，均属社长之大权”（《武档》上卷P.8），因此，凡属社内一切重大举措，莫不经过蒋的策划或认可。如社员彭楚藩，为了促进联合，又加入共进会，动员刘公捐出巨款；评议部长刘复基，在武汉党人中享有崇高威信，而蒋对刘又极其信任，共进会内部出现矛盾，亦派他出面调停。据熊秉坤自述，他自加入共进会后，即就营中开始活动，不到三个月，同志中有名雷振声者（宜昌人，原共进会工程营代表），颇忌熊秉坤，时相龃龉，熊惧，即报机关部，得杨玉如、刘复基两同志调处，嘱其分道杨辘，各不相犯。雷乃不语，熊始敢放胆领导（《首义录》（一）P.28）。
再如社员杨宏胜，自请退役后择右旗后营门外租屋设小杂货店为联络据点，社长蒋翊武甚为重视，凡社中艰巨之事，多嘱杨担任，命其与工程营切取联系，故杨与熊秉坤、徐少斌等屡以赊欠和索债为名相接洽，杨且结交楚望台工人购买子弹备用（参见《知之录》P.264）；社员王华国，于辛亥春入社后便着手“联合工程第八营、混成协工程、辎重二队各下士极力鼓吹”（《武档》中卷P.181）；辛亥八月十九工程营发难之前，社员方维、谢涌泉与熊秉坤商定采取一致行动，社员王文锦又与熊就发动时间作了最后决定（贺觉非《辛亥首义人物传》下册P.408－409），据社员方震东记载：蒋翊武本人也“密与工程营联络”，此举与“八月十九起义”有一定因果关系（《武档》中卷P.216）
蒋翊武之所以对工程营特别重视，是因为：1、楚望台的军械库为该营所守，而夺取军械库武器实为起义成败之关键；2、该营驻地距城南的中和门较近，届时便于控制该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3、党人在工程营活动的历史长，社员张难先就在该营当过兵，有一定革命基础。且全营都驻紫阳桥，届期能以较完整的建制投入战斗，这几点都是其他部队难以相比的。
四、起义前的组织准备
蒋、熊二公，在两团体实现联合前后，都勇于任事，积极推动武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发挥了旁人无以替代的作用。“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而中止（《知之录》P.167），5月初，蒋翊武“计划鄂军分驻之地，分为四个支部、以为起义之占据”（《武档》上卷P.88），其中驻守汉阳、汉口的四十二标为第四支部，又称阳夏支部，有“占领兵工、钢药两厂之任务”（同上），稍后，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正司令由社长蒋翊武亲任，并制定“举义计划”二十三条（《武档》上卷P.11－13转引自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P.162－163），其基层单位称支队，每支队二十人，四支队为一整队，据记载有四百八十个支队（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工程营先是雷振声任共进会代表，雷因介绍潘定祥等人加盟，失落愿书，事洩被长官（疑为吴兆麟）斥退，熊始得为全营领导，谓之总代表。这年7月，在胡祖舜宅讨论进行方法时，杨玉如还问熊秉坤：“此间起事，会党和军队何者为利?”(《武档》下卷P.4)。说明共进会的干部对军界力量，还估计不足，缺乏信心。但工程营的革命组织，在熊的领导下，发展很快，时风声日紧，熊即依照文学社的组织办法，将所属编列成军，分支队、正（整）队，自任大队长。
9月12日，文、共连日会议，根据刘复基的提议，双方决定各自捐弃团体名称，废置自定负责人名号及各自发动起义的指挥系统，全体以党员身份投入运动，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最高机构，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兼军事筹备员，王宪章副之，以孙武为参谋长兼政治筹备员。会后，蒋即组织起义总司令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内，并在蛇山抱冰堂主持召开军事紧急会议，出席者有熊秉坤、刘复基、王宪章及各标、营代表二、三十人，当决定八月十五日（10月6日）中秋节发动（《首义录》（二）P.58）。并制定规约，完善代表制，各营、队、排以递设而统于标，非标代表或独立营代表不得参与重要会议（《首义录》（一）P.22）。会议还决定重新整编革命队伍，使分属于文、共两团体的革命士兵在组织上完全统一起来，仍按文学社办法，在编制上分成支队、正（整）队。据熊秉坤报告：当时他们编有两个区队，下属十一个支队，每一支队二十人，加上大队十人，合计为234人（见熊编《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此数与蔡寄鸥著《四十年来闻见记》第42页所载略有出入），塘角辎重队的李鹏升也将所部编为一个正队，辖五个支队，并将名单交与刘复基带至总部备案（《武档》上卷P.53，《首义人物传》上册P.324），各队因情况不同，又略有变异，也有没有进行整编的。指挥部对各标营，均用数字排列编队，进攻时以所编番号为指挥单位，并且附有路线图，这是根据武汉三镇的地形地物和敌我双方力量的配置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各标、营起义时的行动路线，攻击目标和指挥人员。蒋翊武也随即行使了总指挥职责，“计划军事”，发布多项指令（张难先：《知之录》P.239），接着，蒋因随部移防岳州，所遗任务交刘复基代理，并当机立断作出应变措施，举行代表会议，制定了调赴各地新军的发难计划。并令驻宜昌之唐牺支与入川之曹子清，田智亮等互相联络（按：田智亮即为带熊秉坤至武昌分水岭见孙武之人）。
9月24日，文、共再次集议发难事宜，熊和马荣等均赴会，因蒋未返，大会由孙武主持，孙武提议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自己仍居参谋长职以表合作诚意，嗣由刘复基代表总司令蒋翊武宣读了包括八点内容的总动员计划。因楚望台为军械库所在地，而该处系工程营防守，故责成该营于起义时予以占领，对其他部队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也都作了详细的安排，熊与众代表均接受了这个计划。
五、对一项动议的回应
熊公虽然身居基层，但胸怀全局，他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对起义计划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还在9月初，他就条分缕昕致书孙武说：“……先宜调查各省情形再定起义计划，起义时宜令第四十二标代表断黄河铁桥，据武胜关以守”。（《武档》上卷P.24），按文学社第四支部即建立在四十二标，标代表为胡玉玲，所辖第三营就驻防京汉线南段，京汉路自大智门至黄河南岸，绵延千里，横跨陇海，其中黄河铁桥及豫，鄂交界之武胜关控扼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营代表刘化欧与蒋翊武是旧识，驻信阳东站营部充当下士教习，因缴纳社员月捐，他每月必至武汉一次，领受机宜。其时，刘业已联络好了军、学、工、农各界和会党中的大批同志，并与武昌方面约定，一旦武昌发动，立即就地响应。
孙武对熊的条陈虽然十分赞赏，但他与四十二标同志素味平生，并无交往，而无所作为，因此只得提请小朝街机关部予以审议。所幸此策一经提出，便引起热烈反响，首先得到蒋、刘的高度重视，结果“同志人等称为妥善，商照所议，准备齐全，只待时机而动”（《武档》上卷P.25），为此，蒋、刘特命军事计划起草员王华国化装前往武胜关实地勘察，筹划阻塞方法（《武档》中卷P.435），其所订起义计划的第15条即规定 “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胜关把守，及毁坏黄河之铁桥，免贼兵长驱直进”，该计划经蒋翊武令可，然后通知各处施行（《武档》上卷P.12－13）而在9月24日联合大会上由刘复基提出并获得一致通过的总动员计划中，就明确规定，“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的一部，由代表林翼支（一作赵承武）等率队响应进占武胜关，”（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P.51），10月9日，蒋翊武颁发的起义命令中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四十二标三营右、后两队堵塞武胜关，前、左两队防守花园祁家湾一带”（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P.76），熊的其他建议事项，与尔后蒋所命令及起义的实际进程也大体相吻合，这不能不说熊对形势的判断早已成竹在胸，颇有先见之明，也可以说是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的一大实绩。
其实，早在七月二十六（9月18日）文学社第四支部在汉阳召开会议时，便责成三营占领武胜关，以阻截清军南下，信阳三营派有代表与会，决定一接到胡玉珍信件即发动举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二）P.21），则熊之建议与此可谓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保障武汉的安全，拒敌于武胜关之外，但不幸后来武汉方面发生种种变故，未能利用起义后的有利时机，迅速向外出击，以占领有利的阵地（还在武汉光复之初，蒋翊武即曾建议：兵贵神速，应在北军未集之前，请派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据天险以阻其南下，黎元洪不听，反予以非难，百般阻挠），由于信息不通，迟至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河南清军进驻信阳，将三营严密包围监视，刘化欧等估计武昌方面已经起义，便仓卒发难，史称“武胜关起义”（李新：《中华民国史》下册P.284），但由于没有得到武昌方面的援助，终究未能完成占领武胜关阻止清军南下的任务。刘等只得间道返汉，于二十九日到汉口军政分府向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报告了第三营的一切经过。“断黄河桥，据武胜关以守”的目标虽未达到，但文学社同志为实现熊公的一项重要倡议而作了种种努力却是有目共睹的。
六、关于发难日期的讨论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清晨，为了准备即将发动的起义，蒋翊武由岳州去宜昌筹备就绪后赶回武昌指挥部，听取刘复基关于近半月来事态发展变化情况的汇报。得知居正、杨玉如赴沪购枪未妥，黄兴来电说各省机关尚未打通，鄂省勿徒轻举，主张将起义日期推迟。蒋沉思良久，卒以黄电为然，但这样的事还得同各标、营代表商议方能决定，于是立刻派人把步、马、工、辎、炮各标营的代表们请来开会，讨论起义日期。作为独立营代表，熊秉坤亦奉邀莅会，众代表“俱见蒋归，如星下降，庆指导有人，策划有术，欢欣鼓舞”（《武昌文史》第七辑P.170）蒋翊武先把黄兴建议迟至月底与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起义的意思婉转地作了介绍，再征询大家意见。代表们一致反映，革命士兵斗志旺盛，迫切要求和清政府决战。熊秉坤发言说：“我们工程营的名单被盗了。张彪突然增派五、六个监守来到军械所，现在人心惶惶，什么“中秋节杀鞑子”，外面流言很多，若不及早动手，一旦遭到破坏，大家束手就擒，那时后悔莫及”。（王质玉：《武昌首义传》P.204），鉴于局势险恶，已不容再事延宕，其他代表也都不赞成推迟起义，并一致认为：“况且军中同志，已占十之八、九，若一举事，何患武汉三镇不唾手而得，何必以他人为转移？”蒋乃反复陈词，痛论全面与局部举义之利弊，卒使大家折服其言，蒋并嘱各代表回营后饬同志紧急准备，以防万一。
平心而论，蒋翊武离省已有半月余，党内外的情形都不甚清楚，没有意识到革命危机一触即发，对严峻的现实不如熊秉坤等人那样感受深切，因而对形势有些估计不足；惟布置未周，若仓卒行事，恐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则翊武之此层商榷亦无可厚非。而且，像此等大事，他似乎还得与参谋长孙武晤面，共同研究一番才是？尽管这次会议对起义日期未作最后之决定，但起义为期不远是肯定的。又据记载，散会前蒋翊武经过审时度势，终于许以三天为期（《鄂州血史》P.32蒋作出了11日晚起义的决定），听命令行事，并嘱各代表回去饬同志紧急准备（《武汉文史》（四）P.19），会议开至11点，会后蒋、刘留下续议，与张廷辅进一步研究后续的行动计划。
七、指挥部的紧急决策与工程营的临战准备
就在这天上午，孙武在汉口机关因配制炸弹不慎爆炸（事发时间据《武档》中卷P.310），孙武本人虽然仓惶逃脱，但一些机密文件却落入敌手，并捕去数人，形势顷刻变得异常严峻，使武昌起义濒于被扼杀的境地。眼看功败垂成，蒋翊武闻讯不胜嗟叹，严重的意外变故，迫使领导者要当机立断，作出决策，他果断地说：“事急矣、宁我薄人，勿人薄我，其生死以之”（王建中：《蒋翊武事略》），并毅然决定：“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先著记》P.55）。“由于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晚午夜起义”（吴玉章：《辛亥革命》P.133）。这道包括十点十款内容的命令，对各标营的进攻目标和任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关键的两点是：“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炮队由中和门入城进攻伪督署；工程营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二十九标一营后队助工程营占领楚望台；炮队进城后以一营占楚望台，武昌弹药枪支暂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五）P.46－48）。
由于炮队和工程营的起义行动关系全局，因此蒋翊武派专人分传命令时，通知炮八标的命令由邓玉麟负责送往，给工程营的则由杨宏胜送交，他对杨说：“你店中不是藏有炸弹吗？今天起事，你快把炸弹运送工程八营。这时候，不过四点多钟，还来得及，你愿意送不？”杨答道：“炸弹，我是送惯了的。革命，死也不怕，哪有不愿之理”。说毕，即去（《鄂州血史》P.70）杨于途中与邓玉麟不期而遇，邓不去炮队，却随杨来到工程营，先至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传达指挥部关于当晚起义的命令，责成其在听到炮声后必须即行占领军械库。据熊回忆：“杨宏胜、邓玉麟通信来……因约吾等今夜十二时以炮队炮声为号，随同举义。临行时，杨谓坤曰：少顷，我便送枪子、炸弹来”（《武档》上卷P.25），熊接到此项通知时正是下午五点，他立即在营中进行必要准备。因命令规定所有起义部队一律左臂系白布为标志，熊秉坤“筹思半响，见军人平日各制有预备战斗绷带所用之白布一幅，即以捆于左臂为符，颇觉利用”。他想出这个办法后，还准备请再次来营的杨宏胜向其他部队推荐。
此时，武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于从汉口引渡来的刘同、刘一惧刑吐实，武昌各机关均暴露无遗，清吏甚至获悉党人“拟于今晚十二时以炮为号，营内外同时响应”（《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P.68），“本夜十二钟，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P.167）。夜间，小朝街机关已处在危险之中，但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几位负责人仍在此坐守主持，作进攻督署的布置，又派人（其人姓张、失其名）送炸弹给杨宏胜转交熊秉坤，但不久便惊悉杨给工程营送炸弹后不幸被捕的消息。快到12点，指挥部果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蒋等虽经掷弹拒捕，但最后仍全部被执，押至督署，其时蒋乘黑夜卸去身上标帜，并掷去调查手册，因事先化装，并伪作乡愚状，得以机智脱险。
当晚，工程营以及其他接到命令的各标营革命党人，都荷枪实弹地等待着南湖的炮声，被捕的同志也焦急地期望中和门炮响得救，但由于去炮队传令的人犹豫胆怯，贻误事机，命令没有送达，到预定的午夜12时已过，南湖方面却一直沉寂无闻。工程营“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寐，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又有左队任振钢者，“左臂缠有白布，被其排长看管，熊秉坤闻讯，愈加不安，辗转床褥，一夜未曾合眼”（《武档》上卷P.26），其他各营也是枕戈待旦，不敢贸然行动，使得当晚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以致一连串不幸事件接踵而至，清吏竟将被捕的彭、刘、杨三人杀害，三人均为文学社重要成员，起义骨干，他们的惨死，是革命事业的莫大损失，令人痛惜。然而，“小朝街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执戈相向，仅仅在一天之后就发起了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皮明庥语）。有一则“纪实”对此说得更明确，深刻揭示了起义命令与工程营发难的直接关系，指出“已经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在得到蒋翊武签发的10月9日晚12时起义的命令后，一直枕戈待旦，如箭在弦上，‘为山九仞，岂能功亏一篑’。就在我总指挥部遭破坏的10余小时后，工程营发难的枪声响起来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武昌文史》第七辑P.49－50）。
八、十月十日的联合行动
蒋翊武被捕脱险后，走匿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宅，10日破晓派胡培才等往各营令即晚照原令程序，争死生于须臾（丛刊本《辛亥革命》（五）P.21），随后，蒋于密室连续给各整队发布命令五道（《武档》上卷P.14－17，转引自《武昌文史》第七辑P.179－200），布置既妥，忽报清吏侦骑四出，闭城大索，乃转移于李长龄处，李谓“此处焉能免君”，劝其速走（《知之录》P.252），由此，蒋被迫离开武昌，起义活动顿时失去了总的指挥枢纽。关于总司令出走后的去向，颇为同志所关切，熊秉坤判断是“潜往湖南岳州”（《首义录》（一）P.31），实则蒋于当天傍晚循汉水而上，欲赴安陆，以图再举。
鄂督瑞澂残杀三烈士之后，搜捕益力，下令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对新军严加防范，如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秉承上司意旨，于当日把七棚正士罗炳顺叫去面责道：“尔曹冒昧一至于此，以有昨日之举动（指任正亮事），亦曾闻督署今日杀人乎？即有事、余岂不知也，尔暂归棚”。罗唯唯而退（《武档》上卷P.26）企图将党人死死控制在营内，正好印证清吏将“按所获名册穷治”的说法，以致武汉三镇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然而，革命指挥部头天发出起义命令的周密部署，使革命队伍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湖北省志·大事记》P.171）。各标营代表深感这种危急形势的压力，他们怀着为三烈士报仇的决心，三两自动集议，互通消息，“认为大总机关所发命令，今日应继续执行”（覃振：《辛亥革命的回忆》，《湖南文史汇编》第一辑），最后决定“依照前令的布置，晚上动手”（《血浪》第二集，又见《民国史》P.25）于是“分途奔走，传达殆遍”（覃振语），纷纷秘密从事准备。
而熊秉坤、金兆龙等“亦有是谋”，并在这紧要关头担起了首先发难的重任，体现了可贵的首创精神。由于三位烈士在受审时却坚拒吐露实情，起义的全盘行动计划始终没有暴露，这对当晚起义得以顺利发动起了重要掩护作用。熊秉坤得悉三烈士遇害的噩耗，不久又见社员张廷辅同志被押解路经本营，证实清吏将“按名捕捉”，而发难救人之心愈坚，便在早餐时对各队代表进行了动员。鉴于十五协的三十标临近工程营，如不与之联络，“仅工兵一方面，恐难收效”（《武档》上卷P.27），于是熊利用中午奉命带兵至营门接班守卫之机，冒雨潜至该标三营前队找文学社同志探听消息（该营有文学社员达250余人），遇方维、谢涌泉、王光国等，得知副总指挥王宪章昨晚已在该营准备就绪，故熊在上楼会见标代表王文锦时提出了“由三十标发动，工程营辅助”的请求，王说：“现军械所系贵营保守，仍希贵营为原动力，你怎么办怎好，这边不成问题”，按当时三十标已联络一气，又各有子弹，最易从事，所以熊之此请，似亦不无道理，他在回营后被队官罗子清询问时，就曾对答“知风闻三十标今晚起事”（《武档》上卷、P.27－28）可见三十标发难的条件也很具备。
当日，“文学社又互相约定，午后三时吹晚操号时以号音为信，武装发难，但因事机不密，为当局所侦知，令各营一律停操，皆不发号，故起义未成”（《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P.82），以致形势顿形紧张，而发难时机也愈加紧迫。当熊秉坤打算派人再去三十标，正遇该标三营代表谢涌泉奉命前来，询问晚操动静，而与熊“另约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其余仍如前约，熊并请谢转知二十九标（谢涌泉去工程营经过见《首义录》第1辑P.35及夏东元：《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P.133），以上情节充分说明，八月十九工程营发难之前，熊秉坤即与文学社的方维、谢涌泉等取得密切联系，并同王文锦作了最后决定。因之，此可视为文、共合作举行了武昌起义的见证（《武档》中卷P.211，《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P.409，《武昌文史》第七辑P.51）。
九、首义之夜的实战经过
熊秉坤与文学社员谢涌泉商定发难时间后，便立即通知全营同志，晚上七时以小操场发枪三响为信号，一齐动手。约七时许，他顺着营房各队巡视，见士气十分高昂，皆整装欲动。“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武档》上卷、P.29）原来三棚正目金兆龙，见发难时刻已到，便将左臂束上白布条，荷枪实弹以待，被排长陶某发觉，直前欲夺其枪，于是发生兵士哗变。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有几个反动官佐被程定国击毙，全营振动。熊秉坤见状，立即下楼，对空鸣枪三响，宣告起义（《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P.250）,并吹警哨集合，唯人声嘈杂，应者甚少，又遍搜子弹不获，仅得开口军刀九柄，这多少影响了士气，熊于是按照原订计划，立即率队出营直奔楚望台军械库，甫出营门，“遥见城北火炎焰焰，盖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李选皋亦发难也”（丛刊本《辛亥革命》（五）P.90）。途经二十九标时熊连发三枪促其响应，然“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武昌首义》P.286－287），形势不容乐观。正在这紧要关头，驻守军械库的马荣（文学社员）亦举兵响应，并派人送来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故熊于途中“即闻我工兵左队代表马世忠（即马荣）、罗炳顺（即曾被吴兆麟斥责者）时已占据”，（《武档》上卷P.30）当熊等到达时，马荣“出面欢迎之，兵不血刃，而火药子弹皆为我有”（同上书、下卷P.100），乃共同布防该处。当时急需的，首在子弹，故其他各代表亦率队往楚望台进发，“及至，已由马荣占据矣”（同上、下卷P51、60）“故不待攻而子弹任所取携”（同上P71、101）共获得步枪35000余支，各类大炮130余尊，炮弹不计其数。按：马荣是文学社在工程营的总代表，军械库的顺利占领，可以说是文、共双方密切合作的结果，这使得整个局势急转直下，而有利于进一步的革命发动，不然，以后的情况真不堪设想。
熊秉坤率先发难后，工程营的士兵均纷纷来归，聚集在楚望台的约300余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出走，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现场上群龙无首，无统一指挥。在场职信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名义执行临时指挥任务，部署一切，尽力稳住军心，他发布命令十条，宣布起义部队称“湖北革命军”（这一番号的来源，与蒋翊武曾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名义有关），布置守卫楚望台的相关事宜，又规定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这个口号是指挥部在头天就制定了的），当晚在其他部队也得到广泛的推行。
是时，来自各队、各棚的士兵初次集合到一起，有热心而少秩序，熊秉坤、马荣本同志素所信仰之代表（熊为共进会所推，马为文学社所推），临时指挥自无问题，而熊深感责任重大，自己职卑位低，恐难驾驭局势。恰巧这时巡哨的汪长林在楚望台附近搜出起义时躲藏起来观望的左队队官吴兆麟，将他挟持到楚望台，面见熊代表，一些临时加入的士兵见吴与熊站在一齐，误以为吴也是革命党人，就想推吴担任指挥，而熊以兆麟在营资望较高（吴是连长、熊是班长），故亦有此意，找各队代表商量，多数人不赞成，认为吴不是革命党人，没有资格担当此职，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举吴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则处于赞助地位。吴兆麟带着“出来抓权”的想法参加起义军后，发挥了一些作用，并取得军中党人的信任，但这就为以后黎元洪的上台创造了条件，仅几小时之后吴就利用其身份带头拥戴黎氏，将其推上都督宝座，而成为民国之害（《辛亥革命先著记》P.75），事后熊秉坤不无感慨地说：“革命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计及有后患也。”（《首义录》第1辑P.47）
由于工程营的发难，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士兵相继响应，分别占领凤凰山、蛇山等制高点，以及各个城门，接着，城内响应的部队陆续来到楚望台，领取军械，其中谢涌泉率三十标二、三营200多人最早到达，人数也最多；其次是测绘学堂和二十九标，各仅数十人。四十一标因协统黎元洪坐镇营房，并手刃两名起义士兵，监视极严，阙龙、廖湘云等只得暗越营垣，单身来会，三十二标单道康等也由保安门进城，一时各军云集，士气大振。其头等任务就是要拿下总督衙门，这是起义成败的关键。“惟所有军队对攻督署热心从事者固多，而徘徊浚巡者亦不少。”（《首义记》（一）P.43）
吴兆麟虽曾被部分士兵推为临时指挥，此时却“忙迫无措，不知计将安出”，当时三十标代表张鹏程（文学社员）见军队麕集于此，各逞议论，乃大呼道：“长守楚望台，至天明，吾侪无噍类矣！宜速攻督署，驱瑞澂”。遂与同志马荣计议，“以楚望台为根据地，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进攻”，（《武档》中卷P.414，《知之录》P.254）其中张鹏程率一部向津水闸进攻伪督署，熊秉坤领一路由津水闸向保安门西街探索前进，袭击敌右翼，并于午夜之后担任正面进攻，与马荣等组织敢死队，力挫敌锋。
在进攻督署的各路起
十、起义爆发时的领导问题
双十之夜的军事行动得以如约举行，无疑是武昌起义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伟大的辛亥革命即由此爆发，首义志士们的英雄业绩及其献身精神历来受到国人的推崇、景仰与缅怀，这是值得众多当事人引以自豪的，论者之注意亦多集中于此，都想一抒己见，对此作出评述。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虽不乏足资征信的记载和比较客观的剖析，但也有由于记忆失误，互相抵捂，或贪他人之功为己功，或杂个人喜怒以失真相者亦复不少。例如：有的说武昌首义是宝善里一颗炸弹引起的偶发事件，他们“为尊者讳”，不去谴责孙武玩忽职守，弹爆失机的过错，反而予以粉饰，似乎孙武此举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近年武汉出现一组宣传画，为孙武张目，其中一幅将孙武头像置于彭、刘、杨三烈士之上，意在抬高孙武身价。殊不知这种类比并不妥当，这马上会使人联想到，正是由于孙武的一颗炸弹，夺去了三人的性命，孙武能问心无愧吗？而且三人均为文学社社员，与孙武并无隶属关系，是不能把二者硬性拼凑在一个画面上的）。并将出事日子说成是八月十七，本来是上午而说成是下午；有的不承认蒋翊武有八月十八日十条十款的命令，只说是个简单的“通知”，炮队的命令没有送达，贻误戎机，不归咎传令者的严重失职，反而为之百般开脱（当日邓某犹豫胆怯，迟迟不去炮队传令，以致届时号炮未响，起义流产，三烈士惨遭杀害，则邓之行为令人思之实感痛心疾首）；有的则轻描淡写，只很简略地写一点由工程营熊秉坤发难就完事，而关于“发动时间”系由熊与谢涌泉共同商定以及楚望台军械库实为马荣所占领这样的重要环节却支字不提，并一味在“工程营谁打首义第一枪”，“城内外谁最先发难”等支节方面争论不休，使熊公处于不利地位。
有些著作脱离具体史实，为了美化吴兆麟，特别强调他是日知会员，其实他是日知会的叛徒，日知会案发后他便已“上书自首”，得以“免究”，从此不再与闻革命事，甚至还破坏革命，如开除雷振声，恫吓罗炳顺等等。这些书又把吴兆麟说成是整个武昌起义的临时总指挥，过分夸大了吴的所谓领导作用。吴事先没有参预起义的准备活动，起义后才被工程营部分士兵推为临时指挥，而其“能指挥之兵力，亦不过炮、工两大部分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P.108），也就是说，吴所指挥的是曾到楚望台集合的一部分起义部队，不是全部，更不包括未曾到过楚望台的其他起义部队，其名义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起一个标代表的作用而巳。熊秉坤也说，吴的指挥权力“仅限于工程第八营”，而武昌起义所以能获得成功，是由于“幸各单位同志均能和衷共济”（《首义录》（一）P.43），而且，吴的所谓“指挥”并不称职，相当被动，显得低能。如果不是张鹏程大声疾呼，率众进攻督署，当夜的战斗还不知是何结局（《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P.73）李廉方认为：“至于各标营出动之任务，惟有十八日延未达到之总指挥命令，事前并无集合楚望台之决议”。“其出动各部，有往楚望台者，大抵往取枪弹，非奉命而来，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系工程营拥戴，亦无约束各标营之权威”，（《辛亥武昌首义记》P.85）关于十九之夕吴兆麟被带到楚望台之后的表现，吴醒汉形容为“呆若木鸡，无所作为”（《武昌起义三日记》载《辛亥革命》丛刊第五册），李翊东则补充说：当八月二十日晚清军管带郜翔宸残部袭击都督府时，吴兆麟竟私自换装欲逃，背弃革命，“此吴兆麟之畏怯偷避，无可讳言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P.84）（按：吴兆麟本共进会所引荐并拥戴之人，吴醒汉与李翊东又是共进会员，当时亲预其役，所述当较真实可信。
这类著作还特别强调起义的“一片混乱”，把革命士兵说成起义后还“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这种描述，显然和抬高吴的身价，表明“指挥”的重大作用有关。诚然，由于孙武弹爆失机引发的一系列事故，起义的日期发生了变动，同时失去了最高领导机构和战地的统一指挥，发难时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某种“仓惶”的感觉，表面上看好像处于无领导状态，但革命党人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又曾集体研究过起义计划并接受了具体布署的起义命令，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在全盘起义计划中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又了解本单位的情况，他们本着坚强的革命决心，奋勇当先，率众冲击。事后起义者方维说：“昨夜幸有翊武下了一道命令，不致今日仓猝失败”，（詠簪：《武昌两日记》P.51），李廉方也说：“故首义之事虽暴发，而各标、营行动皆能达其适当任务，不可谓非统筹方略之所指示，若归功於某某（意指吴兆麟）临时策动一切，非事实也”（《辛亥革命首义记》P.76），叶国素也在文中充分肯定了蒋翊武命令的巨大作用，说武昌起义爆发后，“志士仍如率然在山，雍渠在原，首动尾应，一唱众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者，幸有此计划周详之命令存焉。否则安能收按步行动之效乎？”（《辛亥革命》丛刊（五）P.74）这正说明，起义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事实上，当晚各标、营代表在楚望台会商兵分三路进攻督署，即是按预定计划执行的，“这个计划是事前经各军筹员研究武昌街道、地形，了解敌方军事布置后，并绘有详细的进攻路线图而制定的”（《首义录》（二）P.135），而蒋翊武于10日午前九时半签发的“攻击合同命令”，对各整队的行动程序作了更加周密的布置（《武档》上卷P.14－16），一些单位就是按整队、支队的建制投入战斗的。《武档》中卷P.413、414）
蒋翊武在武昌起义后第二年6月为《武昌两日记》（龚霞初著）所作序言中说“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泄，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辛亥革命》（五）P.38）这番话，是对两日间发生的事情的形象写照与高度概括，不难看出，文中对以熊秉坤等人为代表的广大士兵力挽狂澜，在首义中发挥的主动精神也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当年到过武汉前线，后又曾任湖北通志馆馆长的李书城也说：“……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9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辛亥革命回忆录》（一）P.185）
李时岳把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干部联合会议上刘复基所拟定的发难计划，10月9日总司令蒋翊武所下达的紧急命令和10月10日起义的实际情况列表比较，得出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P.73－74）因此在起义爆发时，“文学社和共进会还是通过起义前下达的起义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江汉论壇》1981年第5期P.14）李廉方还进一步指出：“故十九夕各标、营出动，并非暴发，而系实行十八日延未达到之命令，工程营则实践任务最早，指挥又能统一，此其可称者也。”李廉方先生时任湖北通志馆馆长，谙悉鄂省掌故，这番话是他对蒋、熊二公历史功绩的高度认可。
十一、熊秉坤之出任协统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拂晓，经过整整一夜血战，省城武昌终于完全控制在起义军手中，这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最后覆灭的发端。胜利的到来并没有使湖北革命党人感到意外和茫然。但是怎样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成果呢？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来处理面临的紧迫课题，首先是建立军政府，推举政府首脑，以便继续把革命扩展到全省以至全国。可惜的是，由于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个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场，党人群龙无首，未能及时组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内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争执和纠纷，因而在组织军政府的工作中处处陷于被动，给反动势力纂夺革命果实提供了可乘之机。出于刘赓藻的引荐和吴兆麟的力挺。在谘议局召集的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附议，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旧人物出任新政府领导人。而以黎、汤故，旧日清军官佐及政学界附从者日多，革命派反而遭到排斥。
按预定方案，在筹组未来军政府中蒋翊武将出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11日成立军政府时，也有此安排，因蒋未归，由张振武代理，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蒋自新沟返武昌，“参预军政机要”（《先著记》P.80）时孙武住院，众请蒋出面组建并主持军务部，他因见巳有人代理其事，故不肯就职。嗣以四部鼎立，恐稽查不周，蒋翊武乃“出任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监视各部”（《武档》中卷P.228）。当然也过问军务部的一些事情，故时人有“鄂军三武”（即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之称。据熊秉坤说，谋略处是首义后数日之革命领导核心，当时他在谋略处任参谋，“蒋翊武因不愿出来组织军务部，也在谋略处”（《首义录》第四辑P.100）可是有人考证，这个谋略处实际上并不存在，熊的记忆可能有误（见吴剑杰、张海鹏的《谋略处考》）虽然如此，但熊的这份材料至少可以说明，在首义后数日他同蒋翊武之间是有很密切的接触的。
熊秉坤在回忆“工程营的改编及第五混成协的组成”中说：“十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三日），我同蔡济民等六人（文中所述六人，系指蔡济民、蒋翊武、李春萱、吴兆麟、邓玉麟、熊秉坤）在谋略处相互商议。众谓，军政府成立的四个混成协，情况复杂，多数清旧军官参与其间，与革命党各标营代表不相融洽，有的甚至拒用革命党人，且汉口情况急剧变化，预料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损失必大，尤其是作战部队，必须有坚强的革命党人组成和领导，决议成立第五协，并公举我担任协统”（《首义录》第4辑P.101）按：熊之得以出任协统，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据时人记载，事实上还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吴兆麟就是极力反对此议之一人。
有记载说：“二十一日，蒋翊武自京山来（八月十八日，蒋被捕逃脱，潜往京山刘英家），主张扩充军队，吴兆麟不以为然，蒋持之甚力，于是再增加一协（第五协），以熊秉坤为统领（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P.95）而曹亚伯根据吴兆麟本人提供的材料，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述，大意是说：“其时革命军已扩充为四协，力量仍感不足，鉴于防务范围的扩大和战争需要，蒋翊武又同大家商量说：“湖北军队此时愈多愈好，以便北伐”。主张将兵力再增一协，以熊秉坤为统领。第一协统吴兆麟闻言立即起而反对，当场提出反驳理由达400余言，长篇大论，意欲与之展开激烈争论，蒋翊武冷静听完他的发言后，坚决予以否定，他说：“天下事，做得那里，算得那里，不能过于拘谨，我意总以扩充为是”。众见他持之甚力，又不好拂逆其意，就这样，在蒋翊武的力主之下，步兵再扩一协，即第五协，熊秉坤因坚决执行总指挥部下达的起义命令，发难有功，被推为协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上P.86－87），自协统以下，其部组成人员，多共进会员，或其他身份不明者。辖九、十两标，第九标统带杜武库以下官佐，均共进会人士，惟第十标统带杨载雄(原四十一标司务长)、参军官王跃东（原第三十标士兵）第三营营长阙龙（原第四十一标士兵，后换彭纪麟，原第三十标士兵）四人为文学社社员。其兵源大致以原工程第八营一部分及原第三十标第三营为基础，全协共有官兵3144人。
蒋翊武不顾旧军官吴某的竭力阻挠，坚决主张组建第五协并重用熊秉坤，这是他审时度势，基于备战需要和巩固首义成果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熊公的信任和倚重，这是他二人志同道合，具有深厚战友情谊的见证；而在当时黎、汤上台，军政府人员构成复杂，权力分配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让熊公拥有兵权，直接掌控和指挥一支武装部队，这在力量的对比上会大大有利于革命方面。凡此，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十二、在鏖战阳夏的日子里
蒋翊武回省后，未任军政府要职，军务部虽畀翊武以副部长之称，仅为虚名。但“起义初的一、二、三、四协民军，都在文学社掌握之下”（《湖北文史资料》（四）P.232），军队初建，问题甚多，必须及时予以解决，于是众人复推其为联络使，专“负联络各军之责”，常往各军视察，并“计划一切”（《知之录》P.280，《辛亥革命人物像传》P.88），文学社带兵者，多得蒋翊武居中调护。而对于熊秉坤领导的第五协，他尤为关注，必时至其他，参与擘划，至是，革命军队的阵营，又有了极大的改观，从而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蒋翊武之所以支持熊秉坤组建第五协，是早经筹划了的，还在是年夏历五月间，他即命社员方维“秘与工程第八营代表熊君秉坤、李君华谟议，谓义旗一举，难免战争，将来工程营之辛劳未可限量。此中之深谋妙计，巳三阅月矣”（《武档》中卷）P.211）。
还在武汉光复之初，蒋翊武即曾建议：兵贵神速，应在北军未集之前，请派张廷辅出武胜关据天险以阻其南下，黎元洪不听，反予以非难，遂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逼近汉口。蒋翊武道：“兵法先发制人，吾计不行，今日为敌所制，宜速迎战”，黎元洪因强寇压境，不得不以蒋翊武为防御使，任战守，渡江指挥阳夏的军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辑P198），熊秉坤亦令其第十标先行参战，故民军得以首战告捷。不料黎元洪采纳孙武之议，改委张景良为汉口前敌指挥官，以牵制蒋翊武、搞垮军政分府（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八月二十八日记）张就任后，刚愎自用，不备战守。凡蒋所计划，概不采纳，以致战事节节失利。九月一日（10月22日），蒋翊武因张景良无能，且居心叵测，乃商之军政府，以原四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之部分同志为基干，再扩兵一协，即第六协，并调任熊部第十标统带杨载雄为该协统领，接替武昌防务，加派第四协张廷辅，第五协熊秉坤等率部增援汉口。九月六日（10月27日）熊部与敌激战于刘家庙，互有胜负，旋因张景良叛变通敌，突焚粮台，致使全线动摇，退至大智门。熊再率所部反攻，与清军血战于跑马场，最后退守华洋宾馆，张景良伏法后，由于继任其职的姜明经怯敌，擅离职守，潜回武昌（九标统带亦在其列），致使汉口形成无人统一指挥的局面，熊秉坤乃上书黎元洪，请其亲临前线，事为高尚志（亦共进会员）所阻，而黎也不敢前来。（在当时多数人唯黎元洪马首是瞻，百般袒护的情况下，熊秉坤敢于向黎这种畏敌如虎，临阵不前的行径提出挑战，这是他为人耿直、思想激进的表现，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军只好各自为战，分五区维持，熊负责防守六渡桥至歆生路满春茶园一线，幸得军政分府詹大悲办给养及弹药补充，军心稍安。
九月七日（10月28日），正当战事吃紧之际，黄兴自沪抵达武昌，蒋翊武率队迎接入府，并敦请黎元洪将其所兼总司令一职让与黄兴。次日黎明、黄兴与蒋翊武等率兵渡江，设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督师反攻，蒋亦陪同参赞，建议将初建的第六协调往汉口，并将汉阳第一协调七成到汉口前线增援。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午前九时，黄兴派蒋翊武与张振武、胡瑛率参谋人员吴兆麟、杨玺章等视察各阵地，首先来到熊所在的驻地，是时熊斗志昂扬，接受了对桥口实行正面反攻的命令，随即向前推进。因清军陆续增援，而汉口民军不及5000，防务堪虞。是晚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蒋翊武与孙武、张振武以士兵伤亡太众，均主张再扩充步兵两协及先锋队一协，又建议各协赶练补充兵一团，以补足所有战斗队伍之缺额（《知之录》P.337）。此项增兵决议，当属不谬，且系会议通过，但汉口失守后，却委过于蒋翊武、责其“任意扩军，求遂其私”（《先著记》P.154），其实，被提拔为第七协统领的邓玉麟还是共进会骨干，蒋翊武同意这个人选，更是无私可言，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
汉口失陷后，为挽回战局，保卫汉阳，蒋翊武再次力主提高黄兴的领导地位，拟拥之为两湖大都督兼南方民军总司令，以摆脱鄂督黎元洪的控制。旧官僚和立宪派对此非常害怕，拉拢军政府的一批新贵们极力反对，此议只好作罢，乃由黎元洪仿古礼登台拜将，委黄为战时总司令，专任汉阳防守事宜。黄兴守汉阳，蒋翊武任经理部长兼顾问官，调度全军后勤，他还协助黄兴将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分片定区，在汉阳四面设防。时熊秉坤在十里铺待命休整，旋奉命在兵工厂、针钉厂一带布防，地当冲要。
从当时战报发现，在此期间熊与文学社同志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例如：九月十二日，奉军令部命令，以梁邦福为支队长，熊则亲带第十标至汉阳十里铺露营；次日，奉支队长命令，于十里铺准备正、副防御。九月十五日，据附近民云：锅底山为汉阳第一门户，昔洪、杨用兵据为险隘，熊闻之即率十标统带杨传连至该地侦察，果系天生险要，特上书黄总司令据此以守，甚纳所言。先是黄及诸参谋拟弃兵锅底山守十里铺，后见书则亲至视查地形，熊及十标统带亦与偕往，客军统领王隆中也相继而至，乃改锅底山为第一门户。九月十六日，将工作器具及正副防御材料堆集十里铺，由湘军第一标换十里铺防御，熊协十标驻汉阳西门内为总预备队，故将全标带往城内，驻扎城隍庙及县学堂等处；九月十七日，熊亲至总司令部禀明，本协只有十标驻汉阳，请标署直接受命；九月二十二日，黄总司令电调九标开赴汉阳城隍庙侯令，同日命十标右翼由兵工厂起至针钉厂止换蒋统领（肇鉴）所驻防之处。九月二十五日，计划攻击汉口方略，熊率十标及广东先锋队为总预备队，以占领东亚制粉厂为目标。
以上涉及的梁邦福，杨传连等部，都是文学社同志组成，也是第五协的基本力量。九月二十六日之夜，黄兴为规复汉口发起渡河反攻，熊部为总预备队，在汉口登陆后，浴血奋战，已占领水厂，但因湘军战事失利，牵动全局，使反攻失败。而武昌方面，一时对黄责难矢集，谓黄“徒有虚名，实不知兵”（孙武语），蒋翊武恐黄因此心灰意冷，不愿负责，当即赴汉阳进行慰勉，并为之献策道：“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屏障，仍要固守，偶败不足虑，一俟各省援军齐至，再图恢复可耳”（《真史》正编上P.301），又亲率参谋、副官十余人赴前沿阵地视察，对各部队官兵慰勉有加，以鼓舞士气。是时，汉阳民军布防在南岸咀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步队第十标之一、二营等，由五协统领熊秉坤率领，驻十里铺及归元寺附近，第三营驻守琴断口，与清军相持。十月初四日，拟再渡汉水反攻未成，而清军大集，在激烈的汉阳争夺战中，蒋翊武一直坚守岗位，协助黄兴处理军务，黄“极赞公之能，谓为谋勇兼备”（龙璋《甓勤斋诗文存》文集P.18）最后蒋又命熊秉坤等召集散兵固守兵工厂，直到失守之夕，才将该厂枪支弹药尽行抢运武昌，安排各部作有计划之撤退，而以张廷辅（文学社员）、熊秉坤两部殿后。
这时，熊秉坤以未奉撤退命令，仍商同第四协统领张廷辅死守待援，十月七日这天，“熊亲往张廷辅处磋商退兵之事，廷辅谓援兵未知何时得到，如无援到则决计退兵。乃令一使者偕熊至汉阳府署内，电询武昌援兵何时得到，兵力多少，回电含糊。坤又偕四协使者复至张廷辅处，告以回电含糊。援兵未必能到，然无退兵命令，亦惟死守而已，及十点时，我十标二营管带马明熙率兵二百余名将抵汉阳，而南门内敌伏兵齐发，占据大别山、四、五两协及三标残余兵士死于江河者有甚于敌火者，四野号呼，战云惨淡，令人不忍闻也！”（熊秉坤：《阵中日记》、《湖北文史资料》（四）P.27），嗣后因敌众我寡，且无援军，熊等只好经鹦鹉洲渡江驻守武昌。
十三、坚守武昌
武昌保卫与停战，为首义大事纪的最后一章，亦即中华民国开国史之重要阶段。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武昌处于清军炮火威胁之下，武汉人心万分悲愤，是日正午，在军政府举行的六百军人大会上，黄兴立即受到严厉指责，遂引咎辞职，当晚乘轮赴沪。黎元洪也随之逃离省城，奔往葛店。一时人心浮动，秩序大乱，武昌形势异常危急。
黄兴去职后，黎元洪纳孙武之言，委前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总办万廷献代理战时总司令，以蒋翊武为监军。万知难而去，军政府复于当晚开会，众推蒋翊武接任。蒋以军界引重，临危受命，是晚即以总司令名义，传知各部队防御武昌城（《知之录》P.381），次日，蒋在洪山宝通寺设立总司令部，设官委职，重新调整兵力，划定防御区域，与清军隔岸对峙。十月初九日午前十时，蒋发布防守令18条，对所属步兵八协，炮兵一协，工程辎重，马队数标，以及卫生队，总预备队等所负任务都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在沿江上下七十余里范围内构筑防御工事，迅速占领阵地。当时熊秉坤受命率该协固守两望至毡呢厂、砖瓦厂一带，与步队第三协（驻守凤凰山经青山至两望北端一线）和步队第六协之右翼相衔接，使清军不敢越雷地一步，据时人记载：民军以“蒋翊武为总司令，与吴兆麟、方维等，守洪山。协统熊秉坤、杨载雄等，守武胜门外新河一带”。（《武档》中卷P.399）这段记载出自《张振武之革命战史》，在众多将领中仅列举以上几位，颇有典型意义，由此可知蒋、熊二公在武昌保卫战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布置既定，蒋复派潘怡如（康时）、董令威（必武）等组织奋勇军，渡江突袭敌军侧翼，占领仑子埠、罗山等处，降敌约一团，使人心稍安。（《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
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汉口英领事插手南北议和，逃离省城的黎元洪大喜过望，虽双方停火，但蒋仍传令各部队“仍须在原地严密防御，俾免疏虞”，并将所有各部编成三区两支队，划地防守，针对敌军的动向，他都相应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军事调度极其频繁。熊秉坤令其书记官逐日记录作战情况并抄存的各项命令及情报中，涉及蒋翊武和文学社同志的文件颇不少见（见《湖北文学史资料》第四辑），以当事人记当时事，史料价值自非泛泛可比。尤其难得的是，蒋于十月九日所颁防守令，有个旧军官（即前汉口战役逃逸者，炮队协领姜明经）出于对黎的阿谀，竞张冠李戴，谓系黎氏所为，而熊在其“命令抄存”中则明确记载此令确为蒋公所颁，这是对有人蓄意贬蒋的“否定之否定”。连日来，蒋翊武还认真研究了规复阳夏的作战方案，为坚守江防和力图发展竭尽了心力。
和议开始以后，黎元洪、孙武等必欲去蒋而后快，乃利用谭人凤以挤走蒋翊武，十月十七日（12月7日），调蒋任都督府高等顾问，遗缺委谭人凤接充，改称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但谭年事已高，与鄂军又素无关系，无法行使职权。三日即去，总司令一职终于落入黎的亲信吴兆麟之手，各军仍归黎元洪统一直接指挥。熊秉坤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指出：“阳夏战争结束后，我革命军内部情况日益复杂，争权夺利，层出不穷，革命党的实权落在黎元洪个人野心家手里，他进一步具备了篡夺革命果实的条件，如（蒋翊武的）总司令部被迫辞散，谭人凤乘机出任武昌防御使兼任北方招讨使，不三天即辞职，自此以后，革命的领导权，在他们阴谋的篡夺下，日益削弱，最后大权完全落在都督府，一切唯都督府是从……”（熊秉坤：《回忆两件事》、《首义录》（四）P103－104）作为战友，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对黎元洪的谴责和对蒋翊武先生的同情。在鏖战阳夏和保卫武昌的过程中，蒋翊武、熊秉坤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虽则革命军多系未经训练的新兵，却肩负着抗击清军主力的重担，坚持战斗达一个多月，为各省起义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十四、民国元年的政局
民国成立后，蒋、熊二公都坚决拥护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反对黎元洪等的倒行逆施。对黎元洪利用政权在握，大量起用旧军官，安插心腹爪牙，和扩大党人内部的矛盾，用共进会来打击和排挤文学社，用孙武来逐走蒋翊武，以坐收渔翁之利的种种卑劣行径极端不满，而孙武也一向以党人领袖自居，傲视战友，作风专擅，尤其是拼凑民社，拥黎以自重，在政治上日趋反动，更使党人深恶痛绝，孙武已成众矢之的。同年二月二十七晚二时，终于在武昌爆发了群英会旨在驱黎倒孙的“湖北二次革命”，可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文学社实力人物张廷辅在事变中反而遭到杀害。
这次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员黄申芗，惟因“同盟会、文学社中人亦暗与群英会携手”（查光佛：《武汉阳秋》），所以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成为无形的联络机关，起事时各军团重要人士，往来报社络绎不绝。黎元洪对此早有所耳闻，因而对蒋狠之入骨立命蔡汉卿（共进会败类）捕杀社员数十人，暴尸示众。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黎对文学社社员大肆迫害，一直追杀不巳，被害者不计其数，后来蒋翊武远在广西，亦未能幸免于难。
当群英会事件发生时，第五协正驻防云梦一带，因此熊秉坤没有介入这个事件。他于次日六时接奉第三镇统制窦秉钧的通报，谓昨夜省城有毕血会及教导团，偶起风潮，以此饬本协转传各营维持一切，以全大局。对这个事件，熊感慨道：“吁！共和政体尚未组织就绪，而又有此暴动关系时局者，能不为长叹也哉”。（熊秉坤《行军纪事》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此时他置身局外，没有受到牵连，从而还保存了一批力量，成为日后讨袁的骨干。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黎元洪为收人望，捞取政治资本，以“武昌各种紧要问题急待商决促即日来鄂”为由，电邀孙中山访汉。4月9日，孙中山偕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等由沪抵达武昌，蒋翊武和熊秉坤都参加了欢迎活动（《武汉文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三辑P.1），并陪同孙中山到奥略楼文学社成立大会旧址，彭、刘、杨就义处，工程营发难处，烈士祠等地参观瞻仰，还出席了同盟会鄂支部为孙举行的欢迎宴会，摄影留念。孙在武汉期间，黎元洪、孙武等人表面上对他十分尊重，但实际上对他关于论述共和与自由的真正意义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的宣传是极为不满的，孙武曾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于此时乃主张二次革命民主主义云云，不啻为武汉间流氓暴动之导火线”，黎元洪则私下向胡汉民表示不满说：“武汉大局，方犹摇动不定，先生（指孙中山）奈何此言？”（见《胡汉民自传、三十、随同总理游历武汉》）而蒋翊武的政治见解却与之截然相反，孙中山走后不久，他即召开大会，将文学社并入孙中山所创立之同盟会，并委任同盟会鄂支部长石瑛（字衡青）为《民心报》经理。
同年6月，谢石钦等成立革命实录馆，聘请蒋翊武为义务调查员，搜集湖北革命史实（《武档》P.587）；熊秉坤对该馆的征集活动也特别重视，为之提供了多篇史料，其中不乏反映与文学社同志密切合作的内容，在其造送的名册中还特为文学社员马荣、王曜东、彭纪麟、马骥才等立传（《武档》下卷P.51、64、78、139）。
袁世凯窃国后，集中了军政权力，接着就是血淋淋地屠杀革命党人和群众。七月间，袁即唆使黎元洪在武汉杀死了一些革命分子，其中有在武昌起义中立功的文学社社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光等人；八月间，黎元洪又对报界下毒手，无理查封《大江报》、《民心报》，迫害其编撰人，幸得蒋翊武竭力营救，何海鸣、蔡寄鸥二人才得免一死。接着，因蒋翊武、张振武反对裁军，要求保留将校团，袁、黎又共谋陷害了张振武和将校团团长方维（文学社社员），酿成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大血案。至此，由熊秉坤带领的一支革命武装，也难逃被裁汰的厄运，处在随时有被遣散的可能之中。在1912年至1913年间，袁、黎就杀害了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功人员数万人，而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素有“屠夫”之称的黎元洪更是杀人如麻，据章炳麟所撰《大总统黎公碑》统计，黎任鄂督期间曾残杀两万多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此外，刘贵狗也在武汉杀人逾万，至于被蔡汉卿，程汉卿二贼无端“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湖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笼络和分化革命势力，袁政府又特意电召首义诸杰入京供职，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对之进行安抚，畀以高官厚禄，曾委任蒋翊武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授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勋二位，但为蒋所拒。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被选为总部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长，分管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并与宋教仁创设民国江汉大学，任协理，位居校长石瑛之上。熊秉坤虽未被召入京，袁亦表示“器重”，授之为陆军少将，勋五位，比李春萱还低一位。但袁在给熊的授勋证书上写的考语，则颇具特色：“盖闻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承认其在武昌首义中建有殊勋，表示“推崇”。然而时过不久，袁世凯凶相毕露，大肆镇压革命党人，蒋、熊二公，首当其冲。
十五、再次携手从事反黎、袁斗争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案发生，湖北首义同志，特别愤慨，“适黄兴托田桐带函季雨霖、熊秉坤、蒋翊武等，部署湖北讨袁军事”，函云：“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患，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重新努力”（《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P.146；《黄兴与中国革命》P.154）要求为讨袁作准备。于是，众人决定开会研究办法，第一次会在武昌昙华林第八师留守处，因蒋翊武不在，到会人数很少，熊秉坤提议用请客方式进行联络。第二次在汉口某餐馆聚会，决定组成“改进团”机关，意在“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改进团实为国民党武汉交通部属下之一秘密组织，蒋翊武回汉后，即以交通部为反袁活动之大本营，多方联络旧部，他虽未列名领导成员，却积极参与谋议。改进团推季雨霖为团长，骨干分子有熊秉坤、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王文锦、王华国、钟仲衡、温楚珩、章裕昆等（《辛亥革命词典》P.239），多为原文学社社员。该团遍设机关，运动军队，招纳退伍军人，联络会党，有众数万人，“席改革之余风，以推倒袁、黎为宗旨”，“遍送传单，约期起事”，武昌城内，“连日发现宣布黎元洪罪状之印刷物多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事为黎元洪侦知，黎慑于湖北倒黎风潮，乃先发制人，派兵破获机关多处，逮捕数人，并电请袁世凯派遣北洋军队入鄂弹压，汉口各国领事团也电调兵舰七艘停泊江中，“戎备之严，较阳夏战时尤甚”，在黎元洪“宁滥毋缺”的方针下，“连日军警破案，或一日十余起，或提犯数十名”，“日有擒斩，连续不绝”，“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之士”，侦探大佬刘贵狗裁诬邀功，枉杀无幸者不可胜数（见《黎副总统政书》卷8，P.11；1913年4月4日、11日、13日、10月30日《民权报》），季、熊、詹、田被迫离开武汉，逃往上海、黎即下令通缉，并对季、熊及曾尚武进行缺席裁判，被判处绞刑。是为改进团第一次失败。
此事发生后，4月8日、9日两天，北京《国报》连续发表关于黄兴与改进团的两篇报导，题为《黄兴造反》和《黄兴谋反再志》，说是“此次武汉谋变，皆由黄兴主持，秘密机关设在汉口国民党交通部事务所”。该消息牵涉国民党上层的许多骨干，特别是原文学社的主要成员，说文学社“即今日鄂中造反，被拿被杀诸军士也。文学社自倡二次革命后，全部并入国民党，文学社以蒋翊武为主，多湖南人。鄂军官季雨霖、熊秉坤、蔡济民等皆昔日之文学社，今日之国民党也。黄兴以铁路督办到汉，密与文学社军官谋倾鄂之法……而此次湖北谋乱之象生矣。推倒湖北之先声：黄兴至沪，密开大会，指示方略，推倒湖北全省自都督以下各行政长官。鄂人居正、石瑛、田桐皆与会，谋鄂之议定。鄂中将蔡济民、季雨霖皆赴上海与黄兴接洽，蒋翊武亦由北京归汉，至沪而组织谋反机关成矣。组织谋反之计划：湖北军队属于文学社国民党军官者：（一）蔡济民、吴醒汉所领之军务司二营；（二）王文锦所领之宪兵两营；（三）季雨霖所领之八师两标（今已退伍、改隶王安澜），国民党人以所属军队无多，而熊秉坤所属之一协已退伍。于是运动退伍诸人，为先发制人之计……”（转引自《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P.282－283）。
这则报导，有些地方虽与史实颇能印证，但文中也有许多失实之处，纯属揣度之词，例如季雨霖、熊秉坤二人并非文学社员。季原为日知会员；熊本是共进会的人，但孙武组织民社后，他即由共进会分化出来，而加入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由于文学社一贯坚持反袁，《国报》便误以为季、熊更一定是文学社员了，以致后世学者也有“改进团推前文学社干部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等为首”之说（见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P.117），《国报》的这则领导，处处把文学社扯了进去，主要是以此来对抗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揭露和声讨，也显然暴露了袁世凯一伙对革命党人隐藏杀机。
等敌人的镇压风潮稍稍平息，往日同志又齐集武汉，继续从事反袁斗争。熊秉坤于上次失败后詹大悲曾劝其赴江西李烈钧处洽商反袁，并为李绘制过鄂东地形图，以备作战之用。后至上海，黄兴派他和季雨霖、詹大悲等回汉活动。蒋翊武、王宪章、杨王鹏、潘康时、王文锦、王华国、章裕昆，钟仲衡、钟畸、阙龙、胡玉珍、温楚珩、蔡济民、吴醒汉、刘英、丁人杰、黄申芗、梁锺汉、李亚东诸人陆续汇合，此次活动的策划者主要是文学社党人。“因蒋翊武是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所以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P.36），但以改进团原有结合为基础，组成新的领导机构参谋团（亦称公民讨贼团），人还是那些人，故仍习称为改进团。总机关仍设于原汉口交通部内，采合议制，确定了军事、联络，交通和总务的人选。蒋翊武虽然未任职领导，但极力加以赞助，他函电各地，邀集文学社旧侣重返武汉，“又与季雨霖委任江维汉为鄂强军第二师师长，李幼融为第三旅长”（《时报》民国二年九月六日），并联络驻襄河之刘铁、章裕昆部，约定必要时“就在湖北干起来”（《湖北文史资料》（四）P.124），参谋团与湖南党人相约一致行动，对豫南及京汉线，鄂西鄂北的讨袁军事均有所部署，并联络汉阳兵工厂及有关军队预期发难，同时函请上海派人参加。
6月，国民党三都督被袁世凯免职，袁复派兵南下，其势汹汹，南北对决一触即发。面对这种局势，只有立即起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湖北为根据地向江西进攻的部署，“季雨霖、蒋翊武等决定于6月25日晚发动起义，由城外南湖驻军发难，进攻起义门，与城内驻军汇合后攻都督府，推翻黎元洪的统治”。（贺觉非、冯天喻：《辛亥武昌首义史》2006年5月版P.460、483），并急电襄河驻军限信到之日起两天内进据汉阳，26日占领武昌，又派人联络刘家庙，谌家矶一带驻军，准备占领汉口（《湖北文史资料》（四）P.124），在部署起义的过程中，蒋翊武无疑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所以史书上有：“1913年6月26日，国民党汉口交通部蒋翊武等谋反袁起事”的记载（《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P.152）。可惜的是，到了预定起义的这天晚上，虽然武昌城内有几处纵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并且很快遭到黎的镇压，多处机关被破获。25日，章裕昆率天门、潜江驻军如期举事，次日京山、沔阳等处驻军响应，章裕昆称总司令（1913年7月5日《民立报》）。但起义内部不统一，很快便被政府军击溃。7月，改进团领导和骨干在汉口租界松廼家再次集议，并密令刘铁在沙洋宣布独立，季雨霖又派熊秉坤赴仙桃、沙洋两处活动，并命其军需侯静安陪同前往，而部队意见不一，难于进行而归。刚在汉口上岸，即有密探跟踪，熊用跑步冲进租界，幸免于难，侯静安迟一步，次日即遭捕杀。时环境极恶，黎派侦探严密监视，孙武也以义威将军身份对刘贵狗、蔡汉卿、杜邦俊、平福胜、沈洪斌、李逢春等共进会败类，颐指气使，日以破获机关，缉捕党人为能事，并迫使租界引渡被捕者。尽管如此，湖北革命党人仍然在武汉、岳口、皂市、仙桃、潜江、沙洋、京山、荆门、钟祥、保康、房县及鄂西一带策动兵变和暴动。再次失败后，参谋团决定疏散，分赴外省另谋再举，“季雨霖、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熊秉坤等领导人分别逃往上海和湖南，黎元洪在改进团事件中屠杀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逮捕一千多人”（见《辛亥革命词典》P.239）。
经过黎元洪数次血洗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主要文学社员）幸存下来的极少，且难以在湖北立足。蒋翊武、熊秉坤等人参与领导湖北反袁起义，为他们的人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以败绩告终，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实为二次革命之前奏。
十六、在二次革命中
7月11日，蒋翊武从湖北潜入长沙，督促讨袁，湖南独立，他被举为“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督师岳州，以“攻占荆、襄、直捣武、汉、进窥河、洛”自任，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出师伊始，即布告鄂豫将士，号召他们“联翩奋起，慷慨同仇”采取共同行动。又致电黎氏，剖陈利害，斥其“徒受袁氏驱策，征兵遣将，忍于战争”之非，叫他不要继续充任袁之走卒，当以劝袁退位为上策。并与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约攻武汉，于是调集澧州、常德一带军队，进军荆属之石首、公安二县，拟与刘铁、张鹏程所部讨袁军会合。黎元洪得报，即令徐镇坤、丁槐二贼率部抵御，湘军兵力不足，连战皆北，遂退回湘境，随后，蒋移师城陵矶，再图北进。
当时，袁军压境，黄兴已从南京出走，城池空虚，上海《民权报》主笔，原文学社党人何海鸣见状，急忙由沪赴宁，两度宣布独立，继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迎战袁军，以挽危局。并与蒋翊武遥相呼应，时通声气。蒋翊武在湖南起兵讨袁的同时，也策划了对袁贼走狗黎元洪的“暗战”，借为北上讨袁开辟前路。据《申报》透露：“党人犹不忘武汉，日盼内乱”，“鄂垣发现蒋翊武布告”，“又有党人高翼乃蒋翊武、何海鸣听派之联络员，因与驻汉北军二师七团书记官吴某有同学谊，竟前往游说运动……”“汉口后城马路外王姓家拿获何海鸣所派之党人何晓鸣、雷贯耳二名，以勾结汉上痞匪妄冀捣乱，幸为刘有才（即刘贵狗）部下侦获，并抄得蒋翊武所给委状与何海鸣手谕一纸，以此证据确凿，当即执行死刑”……（转录自拙著《共和元勋蒋翊武》P.176、177）。以上资料说明，此次鄂省党人喑中之运动，实为蒋翊武与何海鸣二人在境外遥控主持。
回头再说熊秉坤先生上次离鄂后的行踪。他先到南昌，经李烈钧转到黄兴电嘱赴上海，但不久黄兴就因黄郛策反而于7月28日从南京出走，何海鸣于8月8日、8月11日两度宣布南京独立后，就立刻面临着保卫它的严重战斗任务，从8月14日起，在紫金山天堡城与敌激战。当时在上海逗留的湖北同志梁钟汉、江炳灵、祁国钧等，听说何海鸣在南京任总司令，继续坚持讨袁，还维持一个独立局面，要熊秉坤同去为何帮忙，熊欣然同往。何见首义同志到来，极表欢迎，留共襄助。把他们七、八个人都安置在参谋处，（按：另八人为向岩、聂豫、马络清、岺伟生、高建瓴、邱伯衡、马东樵、涂履端，又据何海鸣《金陵纪战》谓：“后王宪章来，王来时所随鄂同志甚多”。此语可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请熊任参谋次长，梁任总参议兼财政主任。何海鸣常自带卫队到雨花台督战，一、八两师作战疲劳，情况很严重，参谋处及时组织队伍，维持秩序（见《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P.255），但在此次保卫战中，士兵们“凡一临敌，无须号令，即奋身前往。在阵前亦无须指挥，即向前攻击”，“此次独立，凡不肖军官已一律剪徐尽净，无稍绊碍，现在由都督以至排长，皆系坚决果敢之士，万众一心，力挫敌军的嚣张气焰（见当日《民权报》、《民立报》等的报导）”。
在湖南，当蒋翊武正在岳州加紧准备北伐时，袁世凯已于8月6日即下达了对他的通缉令，接着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鄂督黎元洪、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也分别颁布了对蒋翊武的通缉令，要求各地“严厉拿解”，善于见风使舵的湖南都督谭延闿，见势不妙，便于8月13日悍然取消湖南独立，形势遂急剧逆转，使蒋腹背受敌，处于危险境地，当时党人纷纷出走，相率东渡，以日本为其避难所。蒋翊武处境更加险恶，留办善后的原军事厅厅长程潜劝蒋经上海赴日本，省议会议长黄佑昌且为之交涉日军舰舰长以三千金保险东渡。而有人以蒋在湖北熟人太多，经过黎氏地盘不无风险阻之，劝其不如暂走广西运动军界，“以公名望往说必有效”。蒋因恨谭延闿二三其德，痛感事败之可惜，亦想作最后一番努力，“以图再起”，并鉴于在宁的旧友何海鸣、熊秉坤等正拒敌于天堡城，与张勋辫军血战，他审时度势，遂从其言，秘密赴桂，拟运动桂军反袁以解宁军的南京之围，然后再视情况转赴香港，（胡汉民为蒋所作碑记上说：“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说明促使蒋翊武南下广西的动因，不单纯是“逃亡”，而是为了策反桂军。带有重要使命才有此行的，其意义与当日一班革命党人失败后出亡时大多相率东渡的情形，还是有所不同的）。8月29日，行至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不幸为驻军统领秦步衢所捕，9月1日，由全州押解桂林，桂军师长陈炳焜立即报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分电武昌、北京请示处理办法，黎元洪大喜过望，竞电袁称：“查该犯自称鄂豫招抚使，私刻关防，广发布告，逆迹昭彰，湘、鄂一带党羽众多，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请饬陆都督从速执行显戳”（见《黎副总统政书》一九一三年九月），袁即电陆“就地枪决”，陆奉电即令陈炳焜执行，于1913年9月9日将蒋翊武枪杀于桂林丽泽门外。事后，原保皇派机关报，此时已沦为袁世凯政府喉舌的《时报》，于9月17日发布消息说：
“屡在鄂、湘谋乱之勋二位、陆军中将蒋翊武，于湖南取消独立后，本拟由汉、沪以窜东洋，因沿途缉拿甚严，乃由陆路窜往广西，再逃往香港出洋。行至桂属全州，竟运动桂军官响应，以救南京之围，致被桂军拿获，解往南宁（应为桂林），验明确系正身，由陆都督荣廷电奉大总统命令，饬即枪毙”。
这样，蒋翊武的广西之行，便没有达到欲救南京之围的目的，反而因此丢了性命，良可慨叹。关于蒋翊武烈士之死，二次革命的策动者李烈钧就感慨良多，深为惋惜，特写下感言，载入陈荆所撰《蒋翊武先生就义历略》一书中（该书现藏湖南省图书馆）。
当蒋翊武被捕前后，正是南京讨袁战事吃紧之际。8月25日，柏文蔚从南京出走，总司令何海鸣又兼任江苏都督，第八师师长等职，全权指挥，熊秉坤等亦协同参赞。应该说：何、熊诸公在南京的坚持，起了协调和维护军心的作用。有人说：“世人但知黄兴在宁讨袁，不知何海鸣在宁讨袁，黄支持了半个月即去，何却支持了二十四天。正因为他敢于讨袁，所以湖北党人熊秉坤、梁钟汉、江炳灵，祁国钧等均愿与之共守危城，湖南士兵战至最后一人也不屈服”。（贺觉非：《辛亥首义人物传》下册P.405）在南京保卫战中，天堡城凡五得五失，讨袁军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慨，8月28日，芜湖为北军海陆军配合所攻陷，南京完全陷于孤立。8月29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包围，南京的形势顿时险恶起来。这时，卫队连长某对随何作战的熊秉坤一行说：“你们走吧，我现在还可设法保护你们出城”。从之，出城后又遇一湖北工程营老兵，代他们托亲戚兑换流通券，由大胜关搭日轮赴沪，流亡日本（见《辛亥首义人物传》上册P.255），关于撤退日期，据熊秉坤回忆，他们八月底离开南京时，南京尚在义军手中。此点可与上述情节相印证。但同书第304页则称“直到张勋攻入才离宁赴日”，究以何者为是，待考）。30日，何海鸣、王宪章等主张以攻为守，决定于31日晚分为四路进攻，未果。9月1日早晨，北军对南京城发起了总攻击，张勋所部由朝阳门蜂拥而入，随后大量的北军在冯国璋的统率下已拥入南京城内。何海鸣、王宪章等率部在钟鼓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一部由清凉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9月2日中午，何海鸣等率卫队及第一师第三团、第八师第二十九团残部在雨花台同北军进行了最后的一战，伤亡殆尽，队伍溃散（见《民权报》1913年9月7日《民军血战记》的报导），何海鸣同少数亲随潜行至武定桥下乘小船逸去，始免于难。同日，南京陷落。
二次革命在本质上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何、熊诸公及全体将士浴血奋战，英勇保卫南京达三周之久，为二次革命谱写了最有声色的一章。演出了不少悲壮搏斗的场面，受到了当时国内外主持正义的人士的高度评价，也就是为他们的早期革命生涯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其后，何海鸣“即在上海卖文为生，以迄病死，不可谓非文人中之健者也”。（《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注二十七）；而熊秉坤则始终坚持革命，追随中山，服务军界，在事业上颇有建树云……这些都是后话，本文不赘。
综观以上所述，不难看出，蒋翊武与熊秉坤二公之所以受到时人的称许与推重，不仅是由于他们在发动武昌起义，敲响清王朝的喪钟方面体现了具有领袖群伦的才能与气质，还在于他们对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有着较之常人更为深切的理解和信仰，毕生为民主事业而战斗。面对民初政争激烈，各社团急剧分化改组，考验着人们的政治决择的时候，作为真诚的革命者，他们始终站在人民方面，义无反顾，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毅然投身到反抗袁、黎官僚统治的二次革命之中，为捍卫共和体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此点尤觉难能可贵，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中吸取许多教益。
——为纪念武昌起义（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