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柴窑——一个有名无实的名词，成为千古之谜，无人能解。后周世宗柴荣创设的柴窑在当时（954～961年）并无任何记载，那怕片言只语均不见。最早的文献记载见宋人欧阳修，及至明清至民国文献多以曹昭的简单记載为范并加以发挥。虽然也有人试图解开谜底，但终因苦于无实物的对照，多属一家之言，一己之见。按迄今多数研究者都否定其存在，但少数学者认为柴窑是宋人所说的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精品，该意见渐被一般人接受（叶哲民译注《饮流斋说瓷译注》2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河南影青瓷。而认为是浙江越窑青瓷精品者，一般引文献《谈荟》为据。自陕西发现五代“官”款青瓷后，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柴窑是铜川五代青瓷精品。还有人认为柴窑是钧窑瓷的前期制品，但该观点一般不为人们所接受。
笔者多年来也一直在思考，查阅各种文献，对现当代研究者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即使有关它的蛛丝马迹亦不敢放过。
一、以文献记载为主的记述
有关柴窑的文献记载不算太少，多数为文人笔记类。但多属寥寥数言，不着边际，让人莫衷一是。过去多认为最早的文献是校刊于明洪武二十年周履靖《夷门广牘》本所收《格古要论》曰：“柴窑器，出北地……”（曹昭：《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柴窑”，转引自谢明良：《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2期54页。）。明天顺三年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进一步指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后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膩，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曹昭：《新增格古要论》，《说陶》36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经查阅，目前最早关于柴窑描写的文献是北宋欧阳修《归田集》：“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腴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欧阳修：《归田集》卷一一12页，转引自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71页，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另见《四库未收书缉刊》影印本收入，北京出版社，2001年。刘良佑：《五代的辽瓷与柴窑》曰：“成书于明代宣德的《宣德鼎彝谱》中，为宫中藏瓷编列名次时，便有所谓：‘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等语，认为柴窑器可居首位。此后明代许多著录，如《归田集》、《清秘藏》等书中，对柴窑更是推崇有加”，《故宫文物月刊》1987年4卷11期95页。其实《宣德鼎彝谱》是伪书，该书后附《宣炉博论》，落“皇明天启丙寅春三月榫李项子京书”款，而项氏卒于万历十八年，可见作伪者已记不住项氏卒年，故此书成于天启六年以后的明末期以后。刘氏则明确了《归田集》为明代著录。）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省）人。1030年进士，后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生活的朝代离五代后周相去不是很远，所以其对柴窑瓷的有关描写也是最可信、最权威的。但欧阳修卒于北宋中朝，他怎么知道大宋还会有南北宋之分呢？说出“北宋汝窑”之语呢？伪书无疑。
明初，曹昭曰：“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加上了产地和“滋润细膩，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等字句。北宋时就世所稀有，能得碎片就加以金饰的柴窑，至明代就再也未人见过。所以“滋润细膩，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的瓷器是否为柴瓷还是未确之数，但还是“近世少见。”宣德张应文《清秘藏》也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张应文：《清秘藏》卷上， 《文渊阁四库全书》872册，商务印书馆（台北），1983年。）柴不可得，且见到残瓷一片也太厚了。以后的文献都提出了疑问，如万历十九年高濂《燕闲清赏》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则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磁也。而曹明仲则曰：‘柴窑足多黄土’，何相悬也！”（高濂：《遵生八笺》卷14，《燕闲清赏》上，《文渊阁四库全书》871册，商务印书馆（台北），1983年。）明文震亨《长物志》曰：“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中国陶瓷古籍集成》220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明万历谢肇淛《五杂俎》曰：“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转引自谢明良：《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2期54页。）明黄一正《事物绀珠》云：“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黄一正：《事物绀珠》，转引自程村《柴窑考证》，《说陶》782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谦德《瓶花谱》曰：“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张谦德：《瓶花谱》？？）从明晚期至民国，谷应泰《博物要览》（陶瓷书刊均将谷应泰列入明人，谷应泰（1620～1690年）史学家，清顺治进士，《中国历代人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947页将他列为清人。《博物要览》刊于何时无考，有刊于天启年间说（叶哲民译注《饮流斋说瓷译注》2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笔者认为不可能，天启年间为1621～1627年，几岁小童那能著书？）、朱琰《陶说》、唐英《瓷器肆考》、唐铨衡《文唐肆考》、蓝浦《景德镇陶录》、黄矞《瓷史》、张金鉴《考古偶编》、程村《柴窑考证》、刘子芬《竹园陶说》等都有柴窑的记述，但基本上都缺乏新意，以抄录加臆想为主。
明初文献中，柴窑特征有：滋润细媚、有细纹（开片）、粗黄土足，而且道出了产地“北地”。
以后柴窑特征又多了：明如镜，薄如纸，是薄磁。然柴器并未见过，曹明仲所言柴窑足多黄土，何相悬也？
清佚名《南窑笔记》更是猜测了釉色的来历：“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共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佚名：《南窑笔记》，《说陶》369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可见历代文人墨客及文玩鉴赏、收藏家等都对柴窑赞叹不已，但都是用些华丽虚幻的词汇，并无实际描述。他们见过柴窑器吗？高濂、文震亨、张谦德、谷应泰等均言：“柴则余未之见”、“世不一见”、“世绝无之”。而且也质疑“何相悬也”、“未知然否”。张应文言“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只是色光相同，但太厚了。不能肯定是柴瓷。
《如是我闻》曰：“有客携带柴窑片瓷素数百金，云嵌于冑，临阵可以避火器。然天由知其确否，余曰何不绳悬此物从铳发铅丸击之……客不肯……急怀之去。”（程村：《柴窑考证》，《说陶》78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可知该柴瓷片当不为真。
《两般秋雨庵随笔》称渔洋山人曾见一贵人畜一柴窑碗，其色正碧，流光四溢，真雨过天青色也，是则抑秘色瓷之亚也。黄矞《瓷史》提出了疑问曰：“既谓之薄如纸，声如磬，则其品尚不在越窑下也。乃宋元诗人多未咏及，何哉？”（黄矞：《瓷史》，《说陶》11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七颂堂识小录》亦称：“马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青天尚未足形容。”《饮流斋说瓷》云：“近筑路掘出陶器颇多，间有类此者，尝于某公座上见之，或者天壤奇宝不肯终秘人间耶？”程村认为要么是传闻，而“尝于某公座上见之”的瓷器他也见过，“非柴窑也”。程村说自己所藏柴器光耀夺目，非后人所能伪（程村：《柴窑考证》，《说陶》781-78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余以为以上所言，多参照书上传闻文字，信以为真，按12个文字所形容去寻找柴瓷，当然无法使人信服。
柴窑瓷究竟是什么颜色？因无人见过柴窑器，故没人能回答。又“天青雨过时”的颜色是北宋人所言？。但雨过天青是什么季节，春夏秋冬的天青又不尽相同。世宗有过这样的批示吗？如有，又是什么季节所批呢？只能认为“天青雨过时”是其形容釉色，而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是数百年后文人杜撰，源于传说，毫无根据可言。据《博物要览》言：柴窑则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不止天青一色（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陶》52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精于陶瓷鉴赏的乾隆皇帝，仅咏瓷诗就多达199首，与柴窑有关的有多首（郭葆昌辑录：《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说陶》296-32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如：1764年的《咏柴窑枕》：“遵生称未见（注：遵生八笺述柴窑制虽有青如天、明如镜之目，然其自称则云未之见也。），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青天明镜开。荐牀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1766年《咏柴窑枕》的“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箋遵。土性承足在，铜非箝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1781年《咏柴窑如意瓷枕》“过雨天青色，八箋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1777年《咏汝窑瓷枕》“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1780年《咏官窑盘子》“越器惟名那见唐，柴窑硕果后周藏（注：内府旧有柴窑碗一，实古于宋磁，然亦难定其真伪也。）。” 1787年《咏柴窑碗》“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注：《夷门广牍》载：柴窑世传周世宗时所烧，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黃土。又《博物要览》论柴窑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为诸窑之冠。今内府所藏柴窑碗共七八枚，分第甲、乙，然色皆黑，无青者，亦见记载之难信也。），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纪载谁真实事谐。”1787年《官窑小瓶》“宋时秘色四称名（注：谓汝官哥定），不及柴窑一片瑛。” 1788年《咏古瓷枕》“何年窑冶器，似赵却非柴（注：内府旧藏柴窑碗曾经题咏，是枕式仿柴周所制，而釉色非《遵生八笺》所云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者……赵宋时物耳。）等。
尽管乾隆精于陶瓷鉴赏，虽承“青如天、明如镜”之说。但并不时表明自己的观点与疑惑，如诗中不时出现“遵生八笺述柴窑制虽有青如天、明如镜之目，然其自称则云未之见也。”而“色如海玳瑁”，青色也异于“八箋”所述。“内府旧有柴窑碗一，实古于宋磁，然亦难定其真伪也。”“今内府所藏柴窑碗共七八枚，分第甲、乙，然色皆黑，无青者，亦见记载之难信也。”并质疑明人记载。这时自己也很难区分辨别何为柴窑器。如早前有诗咏柴窑枕和柴窑碗，后又认为是宋仿柴周所制。且认为“柴已不可得”，但对于柴窑碗，其先说内府藏有柴窑碗一件，但难定真伪。最后又说“内府所藏柴窑碗共七八枚”，且都是黑色的。
清末陈浏《匋雅》曰：“均窑紫色与月白并重……月白而能莹润，则仿柴之雨过天青者也。”（陈浏：《匋雅》下卷，《说陶》40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也提出：“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陶》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民国邵蟄民《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也认为柴窑有黑黄色、黑色带黄斑等色，“岂能以黑色而疑之。”（邵蟄民：《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说陶》46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从其描述：“碗为黑色带黄斑，碗内现黄色秋叶一片，似已被虫蚀者异常俏皮。”可确信是吉州永和窑的木叶纹碗，非柴窑也。而前述乾隆内府所藏的七、八件黑色柴窑碗亦可能是永和窑、建窑黑釉盏，因为在他的199首咏瓷诗中不见宋时享有盛誉的建盏。另从其诗中“色如海玳瑁”与永和窑玳瑁器吻合，从“足土口铜藏尚皆”可见建盏正是足土而口棱铜。
民国荆子久《钧窑考证》更进一步认为：钧窑确为柴窑旧人所组成，其惟一之特长，即在仿制柴窑雨过天晴之名釉。他还认为：雨过天青为各瓷书所误，应为“雨过天晴”，“晴”是多色彩而非“青”单一色，认定柴窑与钧窑器相仿，钧窑胜柴窑（荆子久：《钧窑考证》，《说陶》767-78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愚以为青与晴虽半字之差，但却大不同。荆氏改字无以为据，其《钧窑考证》纯为“柴窑论证”了，意为柴钧不分。且钧器为金～明之物，笔者有专文论证（欧阳希君：《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90-116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不一。
二、以窑址调查发掘实物并结合文献研究
建国后，随着田野考古的展开，真正标志着考古工作由书斋走向田野，陶瓷窑址调查、发掘与研究得以快速发展，陶瓷史上的部分悬案被破解。柴窑话题重开，赵青云先后著文指出：河南影青瓷具有五代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赵青云：《再论河南影青瓷的创烧与发展》，《′92古陶瓷科学技术2国际讨论会讨文集》494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与柴窑特征相似的是河南影青瓷，在中牟县有一个柴窑村，尚不清楚是否与柴窑遗址有关（赵青云：《近十年来河南陶瓷考古的新收获》，《华夏考古》1989年3期87页。）。1994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赵氏以《柴窑》为题交大会播出录像，称已在中牟县柴窑村发现柴窑。朱文立、王六云认为：段店窑在五代时期个别窑炉烧制了“非常精细的豆青偏天青柳絮状开片纹带芝麻支钉痕的器物”，这类瓷器是否就是“柴窑”（朱文立、王六云：《汝窑浅议》，《文物研究》总第十期106页，黄山书社，1995年。）。王樾、方鸣明确指出：柴窑是河南青瓷，并列举出3件“柴窑瓷器”（王樾、方鸣：《柴窑瓷器之我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9、26日五版。）。赵自强则以肯定的口吻说：宋初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精品是柴窑（赵自强：《千年柴窑探秘》，《柴窑与湖田窑》1-12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等。陈玉其亦武断的指出：“汴京官窑当柴窑是同一窑址，这是因宋徽宗‘崇古尊古’性格所决定的！”“汴京官窑窑址必然建立在柴窑遗址之上！”（陈玉其：《柴窑、柴器、钧窑及其他》，《景德镇陶瓷》2005年2期8-10页。）
陆建初将一件越窑葵口碗，证其为柴窑器（陆建初：《柴窑探寻》，《文物天地》1994年5期46-48页。彩图见陆建初：《古陶瓷识鉴讲义》封三，学林出版社，2003年。）。
自陕西发现五代“官”款青瓷（耀州窑博物馆：《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发现五代“官”款青瓷》，《考古》1989年1期44页。）后，有人以此为据，援引秦代设置“北地郡”包括现铜川耀州窑遣址在内，因此铜川五代青瓷与柴窑有关，可能是柴窑（禚振西：《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102-107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禚振西：《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90-95页）。响应者不少，随后刘良佑（刘良佑：《五代的辽瓷与柴窑》，《故宫文物月刊》1987年4卷11期94-96页。）、周晓陆（周晓陆：《秘色瓷·耀瓷和汝瓷——思考与手记》，《文博》1995年6期41页。周晓陆：《由“秘色瓷”论及柴、汝窑》《考古文物研究》（二）59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荒井幸雄（荒井幸雄：《柴窑解明の手掛かリ》，《陶说》1997年五○六39-48页。）、丁山（丁山：《探寻青瓷王冠上的宝石》，《收藏家》2001年5期2-3页。）、聂晶磊（聂晶磊：《柴窑——最美的青瓷》，《收藏家》2001年5期4页。）等人积极响应，也认为柴窑极有可能是五代耀州窑青瓷精品。冯先铭则是反方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每次禚先生谈起柴窑问题，冯先生都干脆一口堵回去。”（丁山：《关于汝窑与柴窑问题的讨论》，《收藏家》2001年12期37页。）
其实，以上观点都不能称为新。将青白瓷考证为柴窑的清代已见之，如程村《柴窑考证》所附的被比定为柴窑的天青釉碗，为宋代青白瓷（小山富士夫：《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中国陶瓷》118页，日本朝日新闻社，1977年。）。上世纪初，日本学者也主张柴窑即为青白瓷（中山平次郎：《ロを有せる一种の白瓷（附）所谓雨过天青に就ての私见》，《考古学杂志》1916年6卷8号470页。）。
笔者曾有文（欧阳希君：《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03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论及河南影青瓷是外来产品，非五代制品。可证河南青白瓷非柴窑。关于“宋初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精品是柴窑”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柴窑是五代制品，何来宋代青白瓷是柴窑说？又宋代湖田窑青白瓷产量大得惊人，行销海内外，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都城天街……大小铺席，皆广大物货，如平津桥沿河……青白碗器铺之类。”（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条，《中国陶瓷古籍集成》17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如此多见的青白瓷，与北宋文献中“世所希有”及明清文献中“近世少见”、“柴不可得”等实难相符。
河南青瓷更不可能是柴窑。所言“非常精细的豆青偏天青柳絮状开片纹带芝麻支钉痕”的柴窑器，应是“汝钧难分”的钧窑。将钧窑误识为柴窑的例子，乾隆则有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钧窑长方枕、英国戴维德基金会藏钧窑如意枕，御刻乾隆《咏柴窑枕》诗。）。这类瓷器均为宋金之物，不是“柴窑”。王樾、方鸣列举出3件“柴窑瓷器”，1、三足炉，因图片不清晰无法分辨窑口，器型为宋代特征，较常见；2、首博藏“宋汝窑玉壶春瓶”是金代制品（欧阳希君：《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05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属金代“汝钧”；3、首博藏“宋汝窑龙首柄八棱杯”亦为金代“汝钧”制品，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有造型相同的月白釉龙首八方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465页及彩版一五，文物出版社，1998年。）。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就指出：古今未见以帝王为窑名之例，且世宗仅在位6年，其间南征北伐，实无暇顾及窑事。柴窑的记载要迟至明代才出现，显然是文人总结历史上各名窑器之长而捏造出的憧憬古代陶瓷之理想图像（大谷光瑞：《支那古陶磁》29-32页，日本陶雅会，1932年。）。否定柴窑存在。陈万里也指出：“柴窑……实际上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杜撰。”后又说：“《余姚县志》转引《谈荟》里的话，说是‘吴越时的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云，这里一种值得注意的说法……所谓柴窑的‘雨过天青’，是在钱氏称霸东南时，在越州所造的一种看法，显然是很可能的。……至于图籍上有时所称道的几件柴窑作品，都是不足为据的。”（陈万里：《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122-123页，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据原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18-19页曰：《余姚县志》转引宋人《谈荟》；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20页亦曰：转引宋人《谈荟》。再版时已删除“宋人”二字，可知已确信《谈荟》不是宋人所为。）
《谈荟》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理清，才能确定其可信度。孙会元曰：“《余姚县志》转载宋人《说荟》云：‘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亦即所谓柴窑。’”（孙会元：《谈柴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1期102页。）；以及高阿申曰：“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说荟》‘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高阿申：《越窑与秘色瓷浅议》（上），《收藏家》2001年2期24页。）可知是抄录陈万里的原始资料。李刚曰：“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时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李刚：《“秘色瓷”探秘》，《文博》1995年6期65页。）孙海芳文云：“明万历的徐应秋在《玉芝堂淡荟》中指出：‘越窑，至吴越有国时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谓柴窑也。’”（孙海芳：《从千峰翠色走向雨过天青——初论“柴窑”》，《民间收藏论丛——第六届全国民间收藏文化研讨会专辑》39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他们所指应为同一本书，“谈荟”、“说荟”、“淡荟”谁对，“宋人”、“明人”、“明万历”谁查证过。假设《说荟》为宋人所作不错，其史料的可信度较明清文献大得多。《说荟》说明了产地“越窑”秘色瓷即“柴窑”瓷也。基本可信柴窑是五代秘色越瓷中的一种特有形式，为专供柴周之器，为专窑烧造，与秘色瓷是有所不同的。
经笔者多方查找资料并证实，最早指出：“秘色即柴窑”的是明人王弇州《宛委余编》，《玉芝堂谈荟》是引自《宛委余编》。王世贞（1526～1590年）即王弇州，史学家、文学家。字元美，号弇州山人等。嘉靖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应天府尹等，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善诗赋，好古文，著述颇丰（邱树森主编：《中国史学家辞典》2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余姚县志》是顾存仁修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这时的不可能收入万历的《玉芝堂谈荟》，又嘉靖十四年（1535年）王世贞不足十岁，不可能就有《宛委余编》传世。因此，光绪时补刊嘉靖十四年《余姚县志》时增补了新的内容。
越窑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秘色瓷只是越窑众多产品中的一串音符，而秘色瓷的时空、产地似也无限制。如：宋人将一座大墓出土的青瓷称为“秘色香炉”（张邦基：《黑庄漫录》卷十，转引自李刚：《“秘色瓷”探秘》，《文博》1995年6期66页及注61。），该墓为东汉晚期孙策之墓（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转引自李刚：《“秘色瓷”探秘》，《文博》1995年6期66页及注62。）；五代川西蜀国青瓷也被称为“金棱秘色碗”（《陶志》卷二按语，转引自傅振伦：《秘色瓷器考辨》，《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6-7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宋人也将龙泉窑青瓷称为“秘色”（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国陶瓷古籍集成》17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金人将汝瓷称为“秘色”（赵秉文：《汝瓷酒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转引自李刚：《“秘色瓷”探秘》，《文博》1995年6期66页及注65。），明人还将广东青瓷称为“南越秘色磁”（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转引自李刚：《“秘色瓷”探秘》，《文博》1995年6期66页及注66。）等。据清人谈孺木《枣林杂俎》载：“崇祯壬午，南京大内失秘色瓷器五百事”，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有景德镇土窑产秘色器”（《景德镇陶瓷史稿》64页。）等。可和秘色瓷指青瓷，汉至清的青瓷，全国各地的青瓷，都被冠以“秘色”，以至外国的青瓷也被称为“高丽秘色”（太平老人：《袖中锦》，转引自李刚：《“秘色瓷”探秘》，《文博》1995年6期66页及注68。）。
南宋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17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周晓陆即以耀瓷“类秘”，《谈荟》的“秘色即柴窑”，并结合窑址五代“官”款青瓷，认为耀州窑（前身为陆羽所说的鼎州窑）可视为唐越窑“秘色瓷”与宋汝官窑之间的必经桥梁（周晓陆：《秘色瓷·耀瓷和汝瓷——思考与手记》，《文博》1995年6期38页。），即越窑秘色→耀州柴窑类秘→汝官窑类柴。论证柴窑是五代越瓷精品者，亦多以柴窑是唐五代秘色走向汝窑的必然过渡时期青瓷。上世纪60年代即有日本人认为：耀州窑前身为陆羽所说的鼎州窑（爱宕松男：《唐鼎州窑は宋耀州窑の前身であろう》，《东洋史研究》1968年27卷1期21-37页。）；陕西杜葆仁亦指出：铜川黄堡唐代窑址即鼎州窑址（杜葆仁：《耀州窑と鼎州窑》，《东洋陶瓷》74页（1988-90）。）。
其实，陆羽所言鼎州窑不可能在铜川，已有研究者详论之（卢建国：《耀州窑研究二题》，《文博》1996年3期26-28页。仵录林：《唐黄堡窑青瓷概论——兼谈有关“鼎州窑”的问题》，《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57-861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秘色与柴窑也无必然联系。而《格古要论》中的“柴窑出北地”一事，可从该书的整体撰述方式，以及“出北地”的物品还包括花羊角、汝窑、鞑靼桦皮等得知所谓的北地应是泛指北方地区，而与历史上的“北地郡”无涉（谢明良：《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2期70页。）。
最关键是这些耀州窑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发掘报告《五代黄堡窑址》一书，内容虽广涉出土作品的造型、装饰等特征以及制作工艺等各个方面，唯独对编年的依据语焉不详。谢明良通过大量的比对、研究后，指出：耀州窑所谓五代青瓷标本中，至少包含了早晚两期标本在内，早期或可上溯五代，事实上包括了许多北宋早期作品在内（谢明良：《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2期53-71页。）。在这些所谓“五代青瓷”作品没有真正解决年代问题之前，就认为五代柴窑是铜川黄堡窑作品，是没有根据的。五代“官”款类青瓷为裹足支烧，与大多数文献中记载的“黄土粗足”特征决不相符。
前述王世贞是明嘉靖官员，史学家、文学家。其所言秘色谓之柴窑，并无任何依据，纯臆测之言。明清文人均未见柴瓷，柴窑产地、特征等从何谈起，所言多数是以讹传讹，所形容的柴瓷也是他们所向往的美好事物，这些美好愿望离事实真相很远很远。我们也只好当成一种传说、一个故事，姑妄听之吧。千万不要当成史实。
三、结语
笔者以为“柴窑”并非空穴来风，决不是“史无前例的杜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柴窑是青瓷，是一种雨后天青之色（每个季节色不同，大雨小雨或早、中、傍晚亦天色不同），声如铜磬（视其古与新，音色亦不同），产地不限南北西东。“柴窑”是五代青瓷中的一种，并不是那么神秘，也许在众多博物馆的藏品中未被人们认识，或被冠以他名。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出土（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0期1-26页。），使人们能够一睹唐越窑秘色瓷的真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彩版一九二～二○一，文物出版社，2007年。但也有人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可能都出自陕西唐代鼎州窑（傅振伦：《秘色瓷器考辨》，《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9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唐代鼎州窑目前未发现，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可肯定是越窑生产，相同标本在上林湖见出土，上林乡雉鸡山窑、慈溪石马弄窑址出土了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相同的秘色瓷盘。“唐代鼎州窑出秘色瓷”的观点，是否承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的“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理解成秘色瓷出自唐李氏王朝，产地陕西了？）。但也有少量瑕疵，如不圆、底部起凸鼓、釉色偏黄等（周晓陆：《秘色瓷·耀瓷和汝瓷——思考与手记》，《文博》1995年6期38页。）。因此，可说秘色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使用了匣钵后产品釉色有了进步（沈岳明：《匣钵与秘色瓷》，《一剑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八六届毕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68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但其工艺也决非一流。如柴窑也像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一样，有物帐记录可查，柴窑之谜也终将被解开。但现在仅据文献的简单记载妄谈某某柴窑器，都是不合时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