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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四川养麝研究所作为国家机密性科研单位,很少被外界知晓,但近两年,蔡永华越想越憋屈:“都养不活了,得找出路。”如今,令他最困扰的是目前的营养饲料依旧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粗放型的畜牧业水平,主要还是维生素、营养素、蛋白质、粗脂肪等配方。蔡永华的解释是缺钱,他抱怨起国家扶持力度不够,而政策的限制更是让后期整个中国养麝业难以为继。
经过53年的发展,中国的麝养殖也仅算小范围养殖成功,但因养殖成本高,企业很难有动力进行规模化生产。一方面,其种群到了一定数量时就会生病、死亡,而更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国家在麝香的销售价格上,一直严格限制和管控,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极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对养麝所实行了“增人不增支,减人不减支”的政策,但随着麝的数量增加,其养殖成本也在增加,而科研经费的紧张,也使得很多科研工作经常反复性中断。为此,养麝的亏损情况也不断加剧,1994年之前养殖场还有600多头麝,1994年时仅剩172头。
“既然国家经费紧缺,是否可通过出口促进产业发展?”蔡永华的提议最早得到了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副司长秦建华的认可,在秦的支持下,2001年到2003年间,一部分麝香被允许出口,且平均出口净价超过每公斤60万元。连续3年,全国养麝业都处于发展高峰期,资金的充裕,也使得麝的营养充足,其繁殖能力也大大增强。在此期间,养麝所的麝已达到1600多头。
但好景不长,2003年后,来自国际的舆论谴责声音强烈,麝香也被禁止出口。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蔡永华又在所里推行“以熊养麝”的模式,当时,养熊业尤其赚钱。
“国家林业部门的意见就是只保护,不再继续投入资金,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效。”中医药协会副会长王瑛说,这一时期,国家在实验、养殖等方面确实花了很多经费,但始终未见成效,其发病率很高,也和饲料有关,目前提出“谁投资谁养殖谁受益”的方案,鼓励企业自给自足,但“亏本的产业谁愿意投?”
“投入高,还不如去买。”蔡永华说,大部分制药企业都有一定数量的库存,更不排除大部分来自于国外走私。例如片仔癀作为目前全国用麝香量最多的企业,每年的麝香用量是上百公斤,而全国麝香总产量不过10公斤。据了解,目前中国仅批准7个制药厂共5类品种允许使用天然麝香,而全国目前共有约4000头麝,而中药的总需求量便有1500公斤,这意味着全国需要30万头麝才能满足中医药的需求。
除去药用,麝香作为高级香料,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大的需求量。2010年,日本一家公司找到蔡永华,提出以每公斤60万元的起始价收购麝香,让蔡永华尴尬的是,该公司被拒后,提出更高的买价。“在国内市场都未能获得正常开发的情况下,何谈出口?”人工养麝之所以没能得到发展,除了在疾病、饲养方面还存在问题外,主要原因是养麝主一直亏损。孟智斌说,养麝场有利润空间,才能在科研投入、环境改善、产业发展上有所突破,但现在的情况是几十年如一日。养麝业没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广,其关键还是未能形成一个盈利模式。
一方面,国家对天然麝香实行严格的价格限制,养麝场出售的麝香价格越来越低,而用麝香的制药企业在药价上也被国家严格管控,也使得养麝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饲养成本却在逐渐提高。同时,国家对天然麝香的药物利用实行的是严格的管控措施,统一由国家指定交易。蔡永华称,在市场未开发的前提下,不再打算继续扩大种群,“养得多,亏得多。”他盘算着,目前养麝所每年开支400万,除去政府每年投入的200万元科研经费,剩下的200万元还要自给自足,而每年熊胆粉的收入约120万元,麝香收入约50万元,如果再养,就会亏更多。
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负责人则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养麝场的科研成果没有走市场化路线,如果市场稍微放开,资金有所宽松,不仅能体现出过去的研究成果,还能扩大种群。
孟智斌认为,国家在价钱上实行严格的管控,主要还是在保护和利用上很难权衡。如果麝香价格提高,药价会更高,而市场价格一旦非常高,民间的捕猎行为又会出现,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显然很关键。在他看来,麝的人工养殖从生物学看,已经成功,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成活,且能够实现活体取香;二是能在此基础上自然繁殖,无需再从野外捕猎。至于麝的难养殖、生病、死亡,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在于经济上不得力,所以发展不起来。
而发展人工养麝业的根本问题还是要开放市场。孟智斌经常和主管部门提议,国家可以实施管控,但要把价格放开,在严格核实论证后,可以以自由拍卖的方式出售。甚至可以规定,买卖价格中设立一部分麝的野外环境保护基金。“谁保护谁受益的口号要跟上形势,不要空喊,要拿出实际解决方案。”
但整个产业要想全面发展,企业还需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考虑,在野外动物资源保护上投入一定资金。“我国企业究竟为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多少贡献,恐怕微乎其微。”孟智斌称,国外企业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在公益宣传片上,适当调整舆论导向,但国内企业很少考虑到整个产业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