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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口中所说的“两位客人”，就是秦观与范翔。范翔这十余年来平平稳稳按步升迁，好不容易才爬到从七品，在许多同僚眼里，这都已经算是仕途亨通了。但范翔眼见司马梦求如今已经是从五品上的枢密院副都承旨；坐在他旁边的秦观，更是志得意满，如日中天，其他故交旧友们也一个个建功立业、青云直上，他却始终脱不掉那身绿袍，不能不暗暗眼热。然而未得机缘，却也无可奈何。不过如今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月前，得石越举荐，范翔被调任尚书省右司任刑房都事。虽然这只是个从七品上的小官，但是意义却非同寻常——这已是直接进入大宋王朝的权力中枢。范翔心里的激动，非用言语可以形容。
此时，在石府的客厅内，石越一面品着茶，一面听范翔说他在河东路当知县时听到的佚闻。“……张潮张敬之最有急智，又好管闲事。有一年，他行经辽州，遇一道士长吁短叹，愁容不展，因问他原由。原来那道士无钱买不起度牒，故而发愁。张敬之因笑道自己能替他向太守说情，当即书信一封，让道士次日持信去见太守。那道士虽将信将疑，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竟真拿了他的信去见太守。那辽州知州见了道士拿着信来，心里也自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个卫辉张敬之，当即拆了书信，却见那信里面，无头无尾，只写了一首七言诗。”范翔说到此处，却停了下来，故意顿了一顿，秦观正听得入神，忙问道：“那诗是怎么写的？”
范翔望了秦观一眼，轻轻啜了口茶，缓缓念道：“鼠为拖肠离洞府，鱼因点额退江湖。侍郎本是神仙客，还有灵丹救也无？”
秦观听到这打油诗，不觉想笑，但细思诗中之意，却只觉得凄怆之情，扑面而来，竟是呆住了，半晌方叹道：“这道士也可怜。”
范翔笑道：“辽州知州便也如少游一样，动了恻隐之心，竟果真给了道士度牒。不过也因此一事，这太守便也记住了张敬之。一年多后，因陕西钱贵钞贱，各地都有商人运铜钱进陕西买交钞牟利，连累各地钱钞比都混乱，物价乱得一塌糊涂。河东与陕西接界，颇受波及，几个州的太守们便商议了，划地为界，下令禁止铜钱入陕。张敬之这回却是自己犯了禁令，在绛州被搜出夹带铜钱八百文进陕，被官差抓了去见知州——你道这知州是谁？原来却正是一年前的辽州知州，刚刚调任绛州。那太守听说犯钱禁的人便是张潮，也不审他，只令他七步之内，作诗一首替自己辩护，若作得出来，便恕他无罪，作不出来，非但铜钱入官，还要打他三十大板。”
这回连石越都听得动容了，毕竟张潮是“白水潭十三子”之一，与石越颇有香火之情。他再怎么样聪明，又非有曹子建之才，怎能真的七步赋诗？他不由直起身子，问道：“他可曾作得出来？”
范翔笑道：“这张子敬倒不愧是个才子，只用了五步，便已得诗一首。”说罢朗声念道：“腰缠十万上扬州，八百青铜何足搜。天下河山皆属宋，岂容此地割鸿沟？”
秦观听得一愣，不由得击掌大笑，啧啧赞叹不已：“好一句‘天下河山皆属宋，岂容此地割鸿沟’！好张子敬！好个张子敬！”
石越低声复念了一遍，也不由莞尔，笑道：“这张潮倒是个刻薄人。”
范翔笑道：“不过张子敬骂的其实是有理的。那几位太守，实是糊涂，他们以为以邻为壑，就可以保得自己治下平安，却不知这样做无异于火上加油。”
“哦？”石越不由诧异地望了范翔一眼，全没料到他竟有这般见识。由陕西路为爆发点而引发的几乎波及整个宋朝大部分地区的钞钱比[1]混乱，也是短短几个月内突然失去控制的。石越当时也觉甚出意料之外，因为吕惠卿虽然为了军国用度，滥发交钞，但这与大钱、折二钱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交钞盯紧铜钱，并且具备了完全的法偿能力，吕惠卿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他几乎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才智——他宁可忍受滥发交钞带来的财政性通货膨胀，也始终坚定着保护交钞的政府信用，民众可以自由地用交钞交税。对于这一点，石越暗里是很佩服的——他当然不知道这是远在金陵的王安石给吕惠卿的建议，退出政坛后又遭丧子之痛，王安石虽僻居于石头城畔，但对于大宋朝的一举一动，却也从来未曾忘怀，他地位转换之后，很多事情反倒看更加清楚了——所以，原本石越认为钞铜的比率是不会出大问题的，小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应当在可以控制范围内。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陕西路转运使范纯粹，这个在才能与品德上都无可挑剔的传统士大夫，却在无意中引爆了手中的震天雷。
“学生曾经考察过陕西路钞贱钱贵的原因。”范翔偷眼看着石越的神色，既得意于自己的见识，又有担心班门弄斧，略显谨慎地说道：“学生以为陕西的局面，实是范公举措失当造成的。因为马价下跌，范公为了让转运更加便捷，预备筹措十万贯缗钱与二万担茶叶，向银夏牧场买马、牛——这原本无可厚非，使牧民得市易之利，亦有助于河西之巩固。但是陕西府库却没有这么多缗钱，而河西之民，还不肯信任交钞，无法用交钞交易。所以范公就出了个昏招——他下令陕西商税只收钱，不收钞！范公一向主张重农轻商，他以为如此既不会伤农，那些商贩反正获利容易，便不在顾虑之内。但是范公却没有想到，他此令一下，无吝向陕西宣告：朝廷认为交钞不值钱！商人成惊弓之鸟，担心这只是朝廷的第一步，接下来就可能拒收交钞，任由交钞变成废纸。毕竟人人都能看见朝廷的钱钞越发越多，物价越来越贵，陕西原本又是极严重的地区。于是商人买卖时开始排斥交钞，农夫又如何能独善其身？结果便是今日这个局面……奸商买卖钞钱牟取暴利，谣言慢慢传遍国内，百姓无知，只看到交钞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高，朝廷还在议论什么五五征税，这都是在推波助澜。各地钞钱比跟着大变，物价随之混乱……可笑的是，京师地方，公卿士大夫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何事，河东路以为这些事情是奸商运钱进陕买钞引起的，竟然禁止铜钱入陕，结果反倒是让百姓更加深信不疑了！他们以为是以邻为壑，却不知是在火上浇油！”
“他们不是在火上浇油，而是在釜底添薪。”秦观笑嘻嘻说道，“你要说陕西的商税收铜钱竟然让汴京物价混乱交钞大贱，我劝仲麟还是三缄其口的好。这些事连我听了，都有些晕晕乎乎，莫名其妙，别人听了，只怕要以为足下非疯即痴。而今有人在火上烤，有人在釜底添柴，你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要引火烧身，才是正经。待他们烤焦了，柴烧光了，你还怕没有贤人来灭火么？”
范翔听秦观说着这些极为露骨的话，心中不由得一凛，暗悔自己不该卖弄聪明，他悄悄抬眼看石越，却见石越淡淡说道：“若是将锅子烧穿了，大伙最后都要饿肚子。不过而今朝廷心腹之患，还是在益州。屋漏易逢连夜雨，有些隐患，太平无事时看不出来，定要碰上这么一个当儿，才会一股脑地冒出来。干脆一次全发作出来也好，不破则不立。荐仲麟为刑房都事，原是看仲麟在地方断案颇明，好几件大案，都办得极出色，连皇上都夸赞过。不过现在看来，倒是我当初荐错了，只怕你去户房要更好些……”
范翔忙欠身道：“君子不器，学生愿意在各处多磨砺些。”
“说得好，君子不器。”石越笑道，“便是这句话了。”正说话间，却见侍剑到了门口，禀道：“学士，太傅府来人请学士过府议事。”
石越与范翔、秦观相谈甚欢，原本谈兴未尽，但文彦博是皇帝特旨允许在自家府里办公议事的，既是文彦博相请，他知必有要事，却不敢怠慢，连忙点汤送客。待二人告辞而去，石越略整了整衣冠，便吩咐备车马，急急忙忙要去文府。却听侍剑在旁道：“学士不是还有话要吩咐成安县君么？”
“哎哟！”石越却是早已将金兰的事忘了个干净，这时便只简略吩咐道：“你便不要跟我去文府了，你去请夫人告诉金氏，二公子现在御史台狱，皇上恩旨，准许家属探望……”说到此处，他忽地皱起眉头，放低了声音，沉声道：“再告诉金氏，康时也是我的兄弟，叫她不要失了分寸。特别是宫里，千万不可去求谁，否则她会害了康时的性命。”
侍剑听石越说得认真，凛然答应，送石越上了马车，便急忙回内宅去找梓儿与金兰传话。
石越没有猜错，文彦博请他过府，的确是出了大事。他赶到文府时，赫然发现吕惠卿、司马光、冯京等人都到了，没多久，紧跟着王珪、郭逵、章惇都先后前来，然后连刚刚回京叙职的李宪也来了。石越环视厅中，眼见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表情凝重，一颗心竟是一点一点往下沉。这阵势，绝对是出大事了，而且不会是什么好事，难道……石越猛地担心会不会是皇帝出事了，但转念便想到若是皇帝有事，文彦博便是病得不动了，抬也会要抬到禁中主持局面。石越稍稍安心，静静等待文彦博揭示答案。
待到同签书枢密院事孙固也赶到文府后，文彦博终于开始说话，但他一开口，便说出一个噩耗：“诸位大人，种子正故了。”
空气在一瞬间凝固。
依宋军的制度，大军在外，没事也要一日一报，但纵是如此，蜀中与汴京相距数千里，种谔死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岂码已经是死了半个月了。但这厅中的人，所关心的，其实倒不是种谔的生死。
过了许久，才听章惇率先打破沉默，问道：“敢问文相，种子正是怎么死的？”这是所有人想问而不敢问的，相比而言，大家更害怕听到兵败的消息。
“病死的。”文彦博没有让众人有松口气的机会，“刚刚收到五百里马铺急报，种谔到益州后，没去戎州，反率军进驻泸州。人还没到泸州城，便忽然病倒，几日之内便不起了。龙卫军一个指挥为前锋，早已深入纳溪寨，闻讯后急忙退兵，中了夷兵埋伏，三百余人全军尽墨。西南叛夷侦知种子正病故，官军军心动摇，纠合万余人马进攻泸州城，泸州知州莫九万弃城而逃，泸州失陷。叛夷又设伏兵于道，邀击兼程赶往泸州救应的益州提督使蒋仲行，官军大败，损失近千人，连蒋仲行也战死……”
“啊？！”连一向镇定的石越，也再也无法保持从容了，未及交锋，主帅先病死了；然后泸州失陷，还赔上了一个正四品的提督使！这是西南夷叛乱以来，宋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对于已经混乱不堪的益州来说，这实是雪上加霜。
“如今益州守军如何布阵应付？”李宪皱眉问道，“泸州一失，富顺监岌岌可危。甚至昌、资、荣三州皆受威胁。若是叛夷得富顺监盐井之利以资军，抄掠内地，与盗贼相合，益州……”
“请诸公前来，便是要商议一个对策。”文彦博花白的胡须一抖一抖的，“皇上马上就会召见，我辈深受君恩，不能辅佐君父为尧舜，建太平之世，已当自愧于心。若是皇上问起来，竟是束手无策，我等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之上？但益州之事，已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故此某遍请两府公卿将相，共谋良策。”
他话未说完，厅中众人便已再次陷入沉默当中。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早在仁宗朝就取消了两制官不得私至执政私邸的禁令，而且如王安石、吕惠卿也经常在私邸商议国事，但是两府在一个大臣的私邸合议，毕竟还是颇犯忌讳的。文彦博已经是没什么好怕的了，他早晚之间便要致仕，皇上再怎么样，对于这个三朝元老，稳稳当当给一个“太师”的加衔回乡养老，这是绝对省不了。但在座的人却各有前途，不可能无所顾忌。而且，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文彦博这一招，摆明是针对吕惠卿的。两府合议本来应当由吕惠卿主持；但如今既在文彦博私邸，他又是官位最尊的三朝元老，加上益州路的叛乱，怎么说吕惠卿也脱不了干系，文彦博便可以牢牢地占据着主动权。他短短的几句话，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片忠君爱国之意，甚至还颇有自责，但每个人都听出了言外之语——既然说益州局势“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那么这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又是什么呢？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吕惠卿。
“太傅。”吕惠卿从容向着文彦博欠了欠身，淡淡说道：“这等大事，还是应当请皇上定夺为是。”他心里暗暗后悔，他本来正与陈绎在政事堂值日，听到文彦博相请有要事商议，未及多想，便急匆匆赶了过来。他到时只有司马光先到，文彦博倒是向他们两人先通报了情况。当时吕惠卿完全被这个意外所震惊，竟没有细想文彦博的用意，便没有立即告辞，直接进宫转移战场。一招不慎，竟已落入文彦博嗀中，真是悔之莫及。但他不是轻易便认输的人，他知道文彦博就是想这样的形式来压他，若是一群人在皇帝面前辩论，只要他设法引导了皇帝的思路，那么就必定有许多大臣要察颜观色，顺从皇帝的意思，就算是文彦博本人，这么十万紧急的事情，他不便久拖，只能妥协，这样吕惠卿便容易占到优势。但现在皇帝不在场，这么多两府大臣，不论以人数还是以威望、人缘，他吕惠卿都不如文彦博，若当着众人的面达成了共识，他就无法再翻供了，否则一个“反复小人”的罪名，就真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了。吕惠卿不得不再次搬出皇帝来，暗示在场诸人两府私自合议的忌讳。
“自然是要请皇上定夺的。”文彦博当然也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但军情十万火急，两府若在皇上面前各执一辞，岂非徒扰圣意。为人之臣，自当替君分忧。事有经权，为大臣者，亦须以国事为重，不可恪守教条，泥古不化。”
“太傅所言有理。”文彦博话音方落，司马光便已起来声援，“西南局势，不仅要善择率臣领兵平叛，尤须择贤臣委以方面之任，文武相济，方得成功。”
“司马君实之意，莫非是想在益州设安抚使？”吕惠卿眯着眼睛，望着司马光，绵里藏针地反问道。
“未必要设安抚使，但可设经略使。依在下之见，益州路四司衙门，都要换人。大州郡守，也当善择贤吏。”孙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文彦博与司马光一边，甚至比二人更加激烈，“然最要者，还是要朝廷明颁诏令，暂停熙宁归化之法。”
“益州四司长吏、大州郡守，皆是政事堂合议堂除。若无证据，似乎不便轻率断定其不贤。”吕惠卿冷冷回道，“况且之前政事堂既未能简拔贤材治蜀，就算将此辈全换了，继任者亦未必便是贤吏。熙宁归化之诏，功在千秋万代，乃皇上为后代除反恻之祸，又岂能因一时之挫折，便轻易放弃？若依签书之意，只恐朝廷威令，自此不行于蕃夷矣！”
“依相公之见，朝廷与西南夷打了三年，叛乱反而愈演愈烈，尚不足以证明益州长吏无能么？”孙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敢问签书，到底益州是转运使、学政使在打仗，还是率臣在打仗？”吕惠卿端起手边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悠悠道：“依某之见，还是请签书先善择率臣为是。”
孙固顿时满脸通红，在座人人皆知，以种谔为率臣平西南之叛，原本便是孙固力主的。当时皇帝想从王中正、李宪二人中选调一人，孙固力争才选定种谔。当时自是谁也不料种谔竟会突然病故，但是这毕竟也是孙固知人不明。
“死生在天命，岂能事先逆料？”文彦博轻描淡写地替孙固解了围，“至于打仗，虽然临阵对决，胜负在于率臣；但是兵无粮不行，后方之稳固，亦是取胜之关键。择率臣不当，是某之过，某自当上表请罪；但益州长吏，只恐亦不得谓全无过失……”
他话未说完，便听有人高声说道：“岂止是‘不得谓全无过失’，依下官之见，实是罪不容诛！”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破脸，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却见章惇站起身来，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
“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辞。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吕惠卿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不由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而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是自然。”
“那就好。”石越点点头，冷笑道：“国朝敕令律例繁多，诸公曾未必一一细读，但在座诸公，当知宋承唐制，国朝之法令，源自唐律，尤以《永徽律疏》[2]为宗，诸公皆饱学之士，对《永徽律疏》，想必不会陌生？”他环视众人，高声道：“《永徽律疏》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明确解释：若有寇贼侵入境内，欲攻击掩袭；以及在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有反叛，或有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若遇上这些事情，急须用兵者，‘得便调发’！疏议又清楚的解释：所谓‘得便调发’，是指不必上司知道准许，即许调发，而且，虽然所在人兵不相管隶，若急须兵处，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再分别向上禀报便可。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律疏》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即是说明，若不是兵寇，只是逃亡、或者盗贼，所在官府差人便足以追捕的，则不得适用此条文。除此以外，若有司拒绝调发平叛，反而与擅发同罪！调发之后，不立即向上禀报，比照擅发之罪，减罪一等。”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其‘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律疏》，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故某以为，唐康、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宋朝一向是以“任法”而著称，当今皇帝与新党，尤其重视法令，但大宋朝法律敕令之多，却也非常有名的，其中具体的内容，没做过法官的官员，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也是胥吏能够欺上瞒下的原因所在。所以自王安石拜相以来，大宋朝一直在做两件事情，一是通过提高“明法”科的地位等方法，来加强官员的法律修养；另一件便是编修敕令，整理法律条文。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对大部分宋朝官员来说，各种律令，他们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最多只会去注意那些法律条文，却不可能对疏议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吕惠卿心里明明知道，唐康等人事前知道石越所说的疏议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擅兴律在大宋，并不是一条经常能用到的律法。但他却不能提出疑问，否则难免要自取其辱——你自己不读书，便以为别人和你一样不读书？吕惠卿可当不起这样的羞辱。
吕惠卿能肯定的是，《永徽律疏》的确是宋代法令所本，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言之凿凿！吕惠卿相信，若换一个场合，给他时间，可以从容翻查法典，询问下属，他未必不能找到对唐康等人不利的疏议甚至是判例来，但现在，就这个问题与石越再纠缠下去，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的确是针对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的站在“利害”一边。就算心里认为石越是在诡辩，他也必须声援他。
“以军法而言，确是如此。”
“况且，纵是有罪，亦不过贬官而已。唐康又有何必要为脱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一得章惇肯定的答复，便立即接口，将焦点引回来，绝不给众人缓过神的机会，他的这句话却是极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浑之罪等同于杀降，前线将领杀降、甚至滥杀敌国的无辜百姓，虽然条文上罪责不轻，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判过重罪的。
“下官敢以人头担保，唐康、田烈武辈皆是忠臣义士。其言可信。”事已至此，章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下重注，石越的立场已经说明，他顺手便抛出杀手锏：“下官已替唐康将他有关西南之奏折递入禁中。益州路此时到底是何种局面，下官以为非要查清不可。益州腹地不稳，而欲使大将建功于外，岂非缘木求鱼？况若果真川峡大乱，诸公谁能担此罪责？”
“章大人所言甚是。”文彦博根本不再给吕惠卿说话的机会，马上接口道：“益州路局势，朝廷定要了若指掌才行。方才李大人担心叛夷与盗贼里应外合，想来李大人亦是知道益州盗贼猖獗？”
老谋深算的文彦博又将皮球踢给了李宪，逼他表态。这显然是天平上一颗份量其重的法码。李宪不由暗暗叫苦。宋朝的宦官，地位与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所不同。若说他们没军权，他们的军权甚至重于晚唐——宋朝的宦官常常为统军大帅，节制方面；若说他们不能干政，可许多的宦官俨然便是行政官员，工程水利乃至地方行政司法，都有他们的身影；此外掌管帝国的府库，采购各种物品，更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在熙宁以前，对于朝廷究竟有多少钱这种事情，也许宦官们知道得比三司使更清楚……但是，如此种种，却丝毫不能代表宋朝的宦官有多高的地位。李宪尽管常年统兵在外，称得上一方诸侯，但若皇帝要他死，遣一书生持一纸诏书，他就只能自尽。宋朝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整体的强势地位，已然决定了大宋的宦官们，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与机遇在这个体制之内取得让许多士大夫都为之眼红嫉妒的高位，并且对朝局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做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与汉唐不同，宋朝是不存在一个叫“宦官”的利益集团的。仅仅对于单个的宦官来说，他们才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享受种种特权与优待，同样也要遭受种种的歧视与猜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周旋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
李宪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军事才能之外，他懂得谨慎地避开朝廷的是非，只是单纯地向皇帝效忠，亦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小心谨慎了一辈子，仅仅是一次回京叙职，便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当然会将这次会议的内容详详细细地报告给皇帝以划清界阶——他心知肚明，这也是文彦博请他与会的原因——但此时，李宪只能暗暗后悔自己多嘴。文彦博平素方正自持，极少耍手段，有时候会让人误会他只是纯粹的儒士。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用切肤之痛来体验文彦博究竟是凭什么做了三朝元老的！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将朝中重臣一网打尽！这位硕果仅存的庆历老臣，的确不是吃素的。
“太傅，下官从未去过益州。益州究竟局势如何，下官亦不得而知。所谓‘盗贼’，不过是听到一些流言罢了。”李宪沉吟了一会，方模棱两可地说道。
“空穴来风，必有其因。李大人远在凉州，竟也听到这样的流言。不论是真是假，朝廷都应当设法彻查才是。依某看来，若不问而定方紫严诸辈之罪，似嫌草率了些；但若置之不理，直是吾辈无能。不若趁此机会，将益州四司调往他路，另委贤能。待新官上任，查明真相，果有欺君罔上，再治罪未迟。未知吕相公与诸位大人意下如何？”文彦博含笑望着吕惠卿，虽然是在逼吕惠卿表态，但语气听起来却似在和气地与吕惠卿商议。
吕惠卿“呃”了一声，不假思索地回道：“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以某之意，益州若新委官吏，不熟民情，只怕坏事。不过……”说到此处，他微微沉吟了一下，眼睛瞄了一眼李宪。他自己也知道文彦博请李宪来的用意，其实又岂止是李宪，只怕这厅中有一大半的人回家后便会立即上表向皇帝禀报这里发生的一切。若是自己这么一意阻挠，反倒显得自己此地无银，眼见这么多重臣，要么直接站在自己对立面，要么持中观望，等着看好戏，亲附自己的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受邀出席。自己势单力孤，文彦博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若依然半步不让，形迹太露，他就真不知道将有多少弹劾自己的奏折在等着自己了。“不过，如唐康之语，李大人所闻流言，的确亦不可等闲视之。某以为可如此处置：西南局势，的确需要选派良将为经略使统辖兵权，不妨便在这经略使外，另委一巡边观风使前往益州观察军民政务。太傅以为如何？”
吕惠卿这么一表态，颇有点出乎众人意料，文彦博问道：“那么这经略使与巡边观风使，吕相公心中可有合适人选？”
吕惠卿笑道：“经略使须是宿将，且要有破敌方略，方可以担此重任。至于巡边观风使，不仅需通晓兵事吏治，还须熟悉益州情势。这样的人选，仓促决策，多有不妥。以某之见，还须请朝中大臣商议举荐，由枢府荐经略使，都省荐观风使，请皇上圣裁。”
这番话却是无可挑剔，文彦博眉头微微一跳，旋即笑道：“枢府主武，都省主文，理应如此。”
“如此事不宜迟，太傅，今日便议到此罢。我等还须早点入宫觐见，向皇上禀报此事。”
文彦博微微额首，起身抱拳道：“如此，某便与吕相公一道进宫见驾，向皇上禀明今日所议之事。至于何时召见诸公廷议，皇上自当另有旨意。不过，还要劳驾回官署的诸公，请错开分道而归。”
“太傅，这又是为何？”王珪早就想起身离开这是非之所，此时闻言，不觉愕然问道。
文彦博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未及答话，吕惠卿已笑道：“禹玉公，这里诸公的官署多在宣德门附近，叫官员百姓们见到，还以为这么多两府大臣一道进宫，汴京可又要流言四起了。”
石越用眼角瞄了一眼满面春风的吕惠卿，又看了看文彦博下首的司马光。他早已留意到，今日甚少说话的司马光，每次目光扫过吕惠卿时，嘴角都会不自觉流露出一丝讥笑，那种表情，象极了猎人看到猎物进入圈套还懵然不觉妄作聪明时的神态。吕惠卿以为他逃过了这一关，他让步同意派人入蜀，却又将巡边观风使的人事权划到了尚书省，使枢密院与文彦博以后无法对此置喙——但石越却有一种感觉，文彦博与司马光的招数也不是到此为止。
不过……石越忽然微微一笑，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主导大宋未来的西南政策的，也未必便会是文彦博与司马光……
石越没有官署要回，为了节省开支，免除增设冗官之烦，他负责的“编修敕令所”，与宋朝历代的类似机构都有所不同。这实际上已经类似于一个官方性质的学术研究所，编修敕令所的官、吏加起来不到十名，绝大部分都是白水潭学院与太学的师生，他们虽然为官府办事，但却没有官衔，只是单纯的聘用关系。本来让石越负责这么一个冷衙门，其实不乏他的政敌们想借此用一些极繁琐的工作把他困住的意思，而在皇帝看来，让石越有点“事情”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对于石越如何折腾他的“编修敕令所”，别人都不怎么关心，至于他管辖的官员，更是越少越好。不过既在所有人意料当中，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石越在编修敕令所，果然又有了新的创举——经常有人将石越比做年轻时的文彦博，无论是做大事做小事，总是能做出一点可以成为官方典范的事迹来——这位提举编修敕令石越“不负众望”，上任没多久就请旨设置了数十个级别不同的课题，分别委托太学以及各学院进行整理研究，甚至连远在杭州的西湖学院都争取到了一个有关市舶务法令的课题……而在汴京的编修敕令所，只需要为它的课题挑选合适的学院，审查参预课题研究的师生资格，与学院签订契约，不时派人监督检查课题进展，根据各课题组的申请向各个衙门移送公牒索取相关的文件档案……结果，这个曾经被人预期会非常繁忙的机构，竟然颇为悠闲，至少石越本人是非常的悠闲。相比之下，枢府、兵部、三衙等机构一起设置的负责编撰宋军第一部正式的军法典以及重新修订各项军事条例、操典的编修所，虽然有近百名文武官吏，却显得忙碌不堪。而尤其是这个编修所是由枢密使文彦博挂名担任提举使的，两相对比，尤显刺眼。从实际效果来看，石越的方法也相当有效。让官吏来做这种事情，不仅耗时长，而且官吏都认为这是冷衙门，极少有人能有积极性，往往导致错误百出。但各个学院却不同，为了争夺这些课题，他们抢破了脑袋，虽然有些小的课题石越只能象征性提供几十贯甚至是十几贯的经费，但大部分学院都耻于谈钱，他们看重的也根本不是钱，而将这视为一种荣誉……实际上，在抢夺课题的过程中，只有西湖学院名目张胆地与石越讨价还价过……
最算再反对石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编修敕令所的确是大宋最精简节省的机构。本来石越甚至连官署不打算要，准备在白水潭学院租几间屋子便可以，但不料反被台谏弹劾，说他“有失体统”，迫不得已，他才把官署设到了国子监附近。但这个官署里面却经常落满了灰尘，石越常常隔上十天半月才会来一次，上司偷懒，下属也有样学样，这里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冷衙门。
不过，石越此时心情甚好，所以没打算去编修敕令所打扰下属的睡眠，上了马车后，石越便开始闭目养神。但他只闭得一会儿，便总觉得心里挂着一桩事情，心烦意躁，怎么样也静不下心来。如此几番，发现无论如何，那个幽灵一般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却又捕捉不获，他干脆睁开眼睛，苦苦思索自己究竟是发现了什么。
马车一路穿街过巷，因为石越极讨厌那种官员出门清道的排场，所以也极少带仪仗出门，他在陕西招募的亲兵卫队，在战争结束后，石越便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大部分跟随自己的卫士安排到了西军中。极少数随他回京的亲兵，也陆陆续续遣散，有的回了陕西，有的进入禁军，有的则在官府当小吏。只是鉴于当年在陕西被行刺的经历，加上他毕竟也是宋廷贵臣，必要的仪仗与排场有时候必不可少，在潘照临的坚持下，石越才最终留下了四个武艺出众又极为忠心的亲兵。所以在汴京，每逢石越出门，往往便是一驾马车，四五骑护卫相从而已。这样的行头，甚至还不如一个有钱的商人。不过，这样的作风，不扰民是不扰民了，但是行进速度却会变得极慢，从文彦博府到学士巷，要经过几个闹市区，路上人来人往，马车的速度有时候还不如步行来得快。
如此随着人流缓缓地穿行了大约一两刻钟，冥思苦想的石越忽然感觉灵光一闪，终于想起他心里挂着是什么事了——文、马一定是有了巡边观风使的合适人选，才会这么容易与吕惠卿妥协的！吕惠卿以为他占据了任命益州巡边观风使的主动权，但若是文、马早有了一个让吕惠卿不能拒绝，甚至能让皇帝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无话可说的人选……那么他们实际上还是稳操胜券！
石越立即仔细回想今日在文府的前后经过，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闪过文彦博与司马光在不同时刻的细微表情变化，越想越肯定自己的推测。亦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释这一切。
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瞬间，石越又怔住了。
文彦博、司马光心目中的这个人究竟是谁？石越开始一个个过漏可能被推荐的人选，又一个个地否决。有资格担任观风使的人很多，有能力胜任这个职务的人也不少，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有必操胜券的把握。文、马固然能提出亲附旧党的人选，但吕惠卿手中同样也有旗鼓相当的人选，在一个由吕惠卿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尚书省，这些人选并没有优势可言。
一时间，石越又疑惑起来。他确信自己的判断，但若不知道文、马究竟会推荐谁，他的判断便算是正确的，也毫无意义。对于石越来说，他最擅长的便是料敌先机，事先盘算新党与旧党的打算，然后利用他们的矛盾推出自己的主张，从中牟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不过，随着新党与旧党越来越远离极端倾向而转向温和靠拢，他们便越来越会妥协；而所谓的“石党”越来越壮大，石越的这种招数便越来越不灵便。毕竟，扮猪吃老虎的前提是你的实力不能引起别人的高度警觉。但几乎失去一切直接权力的石越，要发挥自己对朝局的影响，甚至一举翻盘，又不能不利用这一招。
也许，迟早石越的势力会真正成为大宋的第三种势力，站在正面与新旧两党交锋。但那个时刻，肯定不会是现在。
现在的石越，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地方，叫“编修敕令所”。
但石越并不打算因此放弃对朝局发挥他的影响。他蛰伏得够久了，冬眠期已经过了。扳倒吕惠卿，带领大宋走出益州的泥潭……这一次，石越并不准备当看客。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是他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他绝不能容许任何人破坏他的成果。
然而，那个人究竟会是谁？
“停车！”石越忽然大叫一声，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去大相国寺。”沉吟了一下，石越吩咐道。他知道，今天潘照临肯定在那里和智缘大师下棋。
[1] 钞钱比，交钞与铜钱的比价。
[2] 即《唐律疏议》，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