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范式转换与理论反思
——2013年度文学理论研究述评
赵牧 葛红兵
[摘要] 2013年度的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沉寂。但是，在相对松散的话题中，却仍然可以梳理出一条立足中国经验、感应时代新变和探求文论范式转换的主线，而所选择的从“乌托邦”到“中国梦”、“理论安全：反思的视角”、“范式转换及生长点焦虑”三个关节点，都与当下文艺研究发展瓶颈相关，而何以重建理论生产与文学经验之间的真实联系的努力，也在其中得到回应：“中国梦”无疑是一个政治化的词汇，但文学理论界却从谱系学的考察中发现了其与晚清以降的“乌托邦”书写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个考察中重新阐释这一书写的正面价值；对于理论安全的反思，跟近年来种种“后理论时代”的危机论述密切相关，而所谓危机却仍根源于文学理论何以有效解释当代文学现象的焦虑；如果将这一焦虑与文学理论界的“生长点”诉求联系起来，则又可见出文学理论应对新的文学环境而做出的种种调整，而这，则又表征了文学理论正在经历的范式转换的现实。所以，以这三个关节点为中心的考察，应能使这热点冷却的年份里一些重要的文论问题得以突显。
[关键词] “乌托邦”、“中国梦”、范式转换
[作者简介] 赵牧（1975—），男，山东省单县人，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葛红兵（1968—），男，江苏省南通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相对于前些年聚讼纷纭和莫衷一是的争议，近一年来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进入相对沉寂的状态。似乎置身于无尽想象的学术空间，但传统文论的现代重识与反思，西方文论的深度阐发及其本土化实践、中国文论现代性经验的辨析与个案研究、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学科建设及体制性反思，仍构成了文艺理论研究共同的问题域。阐释的焦虑如影随形，每一种理论言说，都在积极寻求理论生产与文学经验之间的真实联系，所以，这中间仍存在一条立足中国现实经验，感应新的语境变迁，探求文学理论范式的主线。为此，我们在平静的2013年度的文学理论场域，提炼出从“乌托邦”到“中国梦”、“理论安全：反思的视角”、“范式转换及生长点焦虑”三个关节点，进行一番简要评述，以使这热点冷却的年份里一些重要的问题得以突显。
一、从“乌托邦”到“中国梦”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中国梦”成为2013年度最为热门的词汇，而曾被寄予美好愿景的“乌托邦”，这时节，也获得了重新阐释的机会。作为一种信念，“乌托邦”是自由精神的产物，它既着眼于当下，又期许于未来，其间，“理想社会”和“幸福生活”，充当了最大的愿景，然而，一旦将这美好的愿景付诸实践，这个字面上或想象中的“乌有之乡”，就不仅变成一种被理想严格规范的意识形态而压抑了自由，而且走向它自身的反面，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可能因此带来猝不及防的灾难。像这样一种悖论式的表述，基本上构成了我们这个“后革命时代”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背后，是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占据主流的激进政治的反思与拒绝。“乌托邦”于是成了“恶托邦”，一种有关解放的想象一变而为压抑的力量，但它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以及所激发出来的各种潜能，却在这个过程中，也给有意无意地遗忘和遮蔽了。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遗忘和遮蔽，在畅谈“中国梦”的语境中，2013年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积极地开展了“从审美乌托邦到中国梦”的“谱系”性考察，并尝试将相关考察，纳入到与现实对话的轨道。
2013年10月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谱系对话：从审美乌托邦到中国梦学术研讨会”，就集中讨论了这一主题。对“乌托邦”的考察，几无例外地会从16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开始，并对其在19世纪末广受青睐和20世纪备受质疑的内在逻辑作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运动等诸多层面的解读。当然，“乌托邦”的原型，可更远地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其后《旧约》里的《伊甸园》，皆为可资引证的材料，而中国先秦时的哲学家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人的相关论述，也被作为了“古已有之”的论据。很大程度上，“人内在地具有的对于永恒、无限和完善完美的渴望和冲动”并“渴望像神一样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幸福”[①]，构成了古今中外乌托邦思想的心理基础，但其诱因，则指向现实中的诸多不满。从这个维度，无论“乌托邦”还是“恶托邦”，都能获得解释。所以，有人考察乌托邦小说在19世纪后期的欧美乃至于中国的大量生产，绝大多数都包含了社会改良的幻想。比如欧美乌托邦小说在批判资本主义堕落和机器文明侵蚀日常生活的同时，更多地目的在于修正社会，以减轻它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其中，无产阶级暴动的前景和共产主义的幽灵，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假想敌，而另外，一种乡村田园怀旧的传统，也对工业机器的广泛使用，表达了深刻忧虑[②]。相对于此，晚清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即已流行的乌托邦叙事，则更多因应内外交困的时局和万古一系的文化中心意识遭遇危机的焦虑。
这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传统，并更进一步形塑了他们的启蒙与救亡意识，而当危机日渐深重和焦虑日渐迫切，暴烈的革命，就成为一个优先的选项。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一发表于1986年并迅速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便从这个维度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激进社会实践给出了解释，而“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很快就成为一种“八十年代”知识共同体所信奉的“元话语”，如同“认识论装置”一般“再生产”出一套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及其实践的方式。在这叙述之下，“乌托邦”不但是空梦一场，而且成为无数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③]。晚清以来的“乌托邦”叙事，也因此被安插上一面虚妄的旗帜，解放的力量一变而为压抑性的力量，这种被称作“乌托邦之死”的论断，也与当下文学创作所面临想象力的衰竭建立了联系[④]。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奇说，“现实之所以生气勃勃，就是因为它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张力之中”[⑤]，而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正是乌托邦，所以，在“中国梦”被倡导的语境下，重识晚清以来“乌托邦”叙事，寻找有益于当下的价值，就成为朱军《儒托邦：现代中国梦的一个起点》、陈建华《1920年代上海/海上的反/乌托邦小说》诸文的核心诉求。
在朱军看来，清末民初是一个乌托邦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现代中国梦的起点。在这里，朱军借鉴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张灏的一个说法，认为清末民初是一个“转型时代”，期间儒家文明优越论开始瓦解，传统的天命、天道与天理的超越世界观不再作为裁决一切的终极价值，东方的“天下观”也受到西方文明普世化挑战。面对政治秩序解体及相伴而来的文化危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产生危机，他们不仅亟欲寻求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渴望在集体记忆和文化的自我认识当中，寻求可资辨识自己的参照系统，并在这个因应的过程中，在小说的世界里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儒家乌托邦”。朱军指出，这个儒家乌托邦与传统儒家所坚持的对三代之治的凝固想象不同，它是一个混合了中西政治、价值观念、科学精神，甚至殖民想象的有机世界体系。这是一个儒家的道德理想国，一个“儒托邦”[⑥]。据此，我们大致明白，朱军在三个维度上界说了“儒托邦”的内涵：其一是清末民初儒家乌托邦主义与西方输入的科学天理观合流的结果，此间，作为儒家道德共同体的“天下”和“大同”观念在小说里被世俗化理解；其二在目的论层面，科学小说和政治小说建构了乌托邦的外部制度，在价值论层面，其中蕴含的道德指向涵养了儒家乌托邦的内部人格，而无论世俗化的外部制度呈现何种形式和变化，它都含有一种个人道德修养在外部世界社会政治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其三它以道德性贯通政治科技制度作为统治法式，具有人民民主构想，宣扬鲜明的救世主意识，强调在夷狄交侵中保守华夏理想政制传统，体现了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承担与使命[⑦]。综合这三个维度，朱军认为，清末民初小说叙事中儒托邦，不仅包含了科技政治落后的危机意识，而且也有着道德理想主义的超越意识，而正是由于其超越，这种儒托邦精神在野蛮文明当道的后现代世界同样具有救赎力量，其看起来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的想象，或许比单线条进化的西方乌托邦更接近“人类命运意识”，并在这个意义上，给我们从现代的开端处理解“中国梦”的内涵与价值提供了契机。
当然，关注清末民初的乌托邦思想及其书写并非始自朱军，这是一个文学史界的老话题，颜健富的《“小说”乌托邦——论晚清文学的结构性书写》[⑧]和周莉燕的《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⑨]，就对晚清以来乌托邦观念的输入及其小说再现作了详实的爬梳。但将这一老话题与中国梦嫁接起来，却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不过，这启示却不得不面对1980年代以来形成一个共识，这共识用杰姆逊的论断来说，就是乌托邦注定要失败，因为它远离一个新社会所能实现的任何令人满意的表征，最终所能做的，仅呈现出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的一些局限。这一论断，既被认为是一种中立的解释立场，又被看作乌托邦书写和阅读的伦理学。对此，托尼帕克尼指出，作为一种解释论断，杰姆逊认为乌托邦将完美的社会制度构想得那么复杂，但无论它试图呈现的那个世界的物质细节多么诱人，却总会被矛盾和缺陷击中，而这些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则又为我们呈现出乌托邦自身的历史瞬间和思想中存在的束缚，所以，对乌托邦的阅读，不应该将其看作完美的表征，而应探索它所创造的理想世界的矛盾和缺陷[⑩]。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乌托邦共识，或并非源于杰姆逊的论断，但两者，却是高度耦合的。因为这共识的存在，曾一度耳熟能详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遭遇不断“重写”，一大片“被压抑的现代性”浮出地表。于是，新旧杂陈，双翼齐飞，就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复杂景观。鼓吹线性进化的乌托邦，也就因此而暴露出了它的缺憾。
正是在接受这一复杂景观的前提下，陈建华将周瘦鹃的《留声机片》和茅盾的《创造》进行了对照阅读，并指陈了它们各自的乌托邦书写的悖论。周瘦鹃是重要的“礼拜六派”小说家，其《留声机片》不仅聚焦留声机这一“现代”科技产物，而且在风格上频频顾盼“才子佳人”的文学传统：一个名为情劫生的年轻人在情场上失意之后离开上海，来到太平洋上的“恨岛”，但这类似乌托邦的海岛却不能疗救他的创痛，直到八年后弥留病榻之际，也不忘对曾经情投意合但却他嫁的恋人林倩玉有所交代，于是找来岛上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而林倩玉在反复聆听这段录音后伤痛而死，躺在依然转动的留声机片旁。不仅那个充斥着消费主义逻辑的海岛难以充当情场失意者疗伤的乌托邦，而留声机片也因林倩玉的死而从一个爱情乌托邦变成脆弱的意象。这不啻是对乌托邦符码的反讽。所以陈建华认为，《留声机片》折射了周瘦鹃内在的矛盾，他那主张日常点滴改良的保守主义受到揶揄，而传统制度和情感结构，也使资产阶级的个人空间遭遇困境。相较于此，茅盾的《创造》，却将女主人公娴娴当作响应革命号召的群众符码，她抗拒了文化保守主义的丈夫的改造，而为追求个人的自由而离开家庭投入革命的洪流，但这一乌托邦愿景，却借助城市文化的编码和施展肉欲的情色主题而实现的，这就使得娴娴成为一个被物化的所指和女体消费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无法确定《创造》中所隐含的革命信息会有多少被当时的城市读者接受，反倒让人猜想许多人或只把其看作一部有趣的家庭喜剧，其中不无欣赏中产阶级生活情调、情色欲望和性挑逗元素。从这里，陈建华得出结论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或者在五方杂处的上海，革命和共和、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交汇，无论都市大众文化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及它们各自的乌托邦想象都表现出深刻的矛盾和缺陷[11]。像这样从政治问题和文学体裁两个方面思考乌托邦，或有助于我们摆脱对于乌托邦的污名化，一方面呈现20世纪中国乌托邦文学中包含的各种政体与社会模式想象，另一方面，则又将“中国梦”这一具有多元内涵的时代命题与乌托邦建立联系，并认真思考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深刻的意义与价值。
二、理论安全：一个反思的视角
如果说中国梦与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在知识谱系上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与文学理论安全的思考之间的关联，仅仅是在隐喻层面上的。如同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存在安全问题一样，文学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并且这个安全，也可从主权角度作出引申：一个国家的安全涉及独立权、自主权、发展权，而文学理论的安全，也大致包含了独立性、自主性、发展性或创新性这几个相关层面。在2013年11月于同济大学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上，赵静蓉就在《理论安全性》的报告中指出，目前的文学理论存在安全问题。“安全”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它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规划，而就文学理论领域来讲，则至少涵盖两层意义，第一安全与危机相对，也即理论安全应对理论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安全”可被视为理论的自救或自我完善；第二，安全与危险相对，所指为理论本身既可能是安全的，也可能是危险的，但在运用中却可通过克服理论自身的危险而达至一种安全境地[12]。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近几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已有不少讨论。置身于新媒介时代，我们的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们，只要有机会坐下来，就一会儿忧心忡忡一会儿慷慨激昂，对文学的天空会不会塌下来这类问题争论不休。李敬泽曾不无调侃地说：“中国三百六十行，大概没有任何一行像文学这一行，大家坐在那里天天谈死，天天谈咱们是否灭亡、怎么灭亡”[13]。很大程度上，文学或其理论的终结只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其中有学术策略成份，但也包含真实内容。最先在国内引爆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他于2000年秋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先后作了两场报告，并将该报告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发表在2001年初的《文学评论》上，其间，他从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谈起，依次论述印刷技术、电影、电视、电话和网络等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认为“电信时代”不仅改变且确定无疑导致它们的终结，相应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引起很大争议，但争议却大多忽略希利斯·米勒接着的宣称，文学研究将“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14]。
或因为2000年时，中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刚起步，国内学界对于希利斯·米勒的回应，要么专注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互动关系，认为既然文学终结了，有关文学的理论也就寿终就寝了，所以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很大程度上，就一方面集中于论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不及物”，所谓“现在的文学理论的现状是理论脱离实际，文学理论对创作问题或漠不关心，不予理睬，或者虽做了一些回答与解决，却显得力不从心，功效甚微”，将之视为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15]另一方面，则针对米勒所谓文学研究从未生逢其时而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找到相反例证，强调该学科曾经的前卫、热闹、时尚[16]。无论文学理论的教学，还是在学科拓展方面，谈论文理危机一度成为时髦。结果，“在全球化或者消费时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何为？”之类的设问，所在多是，以至常被讥讽为“危机”之癖和“呼吁”之癖。
这中间我们可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高举本质主义旗帜，向传统和历史寻求文学理论特有范围和边界，希望重新为其构筑权威的文化身份；二是反本质主义的思路，主张运用文化研究、知识社会学等理论重建文学理论的社会历史语境。就前一态度而言，有的坚守纯正文学观念而把以新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大众文化现象排除在研究之外，而倡导与恪守经典阅读与分析的教条[17]；有的从知识考古角度，考察“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企图剥离其中的“科学式”文学理论，强调应从“文学”的“科学系统”转向“理论”的人文学描述[18]；有的则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走向终结，然而新的技术发展，使得新兴媒介文化形态成为不灭“文学性”的新的寄主[19]。就后一态度而言，则主要致力于否定文艺学的文学中心主义，试图把各种大众文化形态纳入文理研究领域，也即给文艺学“扩容”，把所谓“边界作业”看成是当下时代最重要的内容。他们认为文学理论必须适应“消费时代”和“媒介转向”的这种新的语境，打破“文学”自主性的现代神话，从而通过“文化研究”介入现实而获得新生。综合这些情况，正如段吉方所指出的，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在学科内部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困境，这种种危机征兆和危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发展惯性中带来的深层次学理问题”[20]。
正是这种情势下，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的出版及译介，给文学理论界的危机论述提供了新的话语方式，“终结论”或“失语症”等时髦话语开始被“理论之后”或“后理论”等概念取代。从2000年以来的学术论文检索以及相关学术研讨会上获得的信息来看，我们迄今仍没有摆脱由它引起的“理论焦虑”和“创新饥渴”。到底“理论”有没有“之后”，成为一个聚讼不休的话题。但伊格尔顿却不过是用讥讽语气描述了“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消失后的种种怪诞景象，而所谓“后理论时代”，仅意味着理论的多元化格局。文学理论本有多种形态，只会存在某种理论话语权的消失，理论自身是不会终结的，它立足于现实实践不断反思自身，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并涌现出新的形态[21]。所以，理论更新和理论边缘化态势为其中应有之意。从“理论终结”到“理论之后”，乃文学理论的自我拯救，但同时，也给我们提示了理论安全的第二个层面，也即理论本身的安全或危险，只意味着一种可能，理论的反思与自觉才是问题关键[22]。因理论所可能具有的危险而对理论的拒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选择。实际上正如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样，“哪里有理论，哪里就有抵抗”。1982年美国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曾发表一篇题为《对理论的抵抗》的文章，指出在理论传授和文学教学一度和谐共存，但随着理论内部出现的危机和争论，这种和谐关系受到破坏，从而暗示出文学理论和人们获取文学知识的方法与手段之间的不确定性，而这不确定性，则导致了文学教学的障碍。在德曼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文学教学中，往往把有关文学的“理论”视为了某种普遍性的概念系统，所以，在文学教学中兴起对理论的抵抗，此外，这种抵抗，则是因为这些理论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构成挑战，对文学经典提出质疑，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23]。
希利斯·米勒的《在美国文学研究发展中理论的作用》一文，回应了保罗·德曼的“抵抗理论”的论述。米勒说，保罗·德曼对于理论抵抗的描述，省略了美国文学研究发展中的欧陆理论大举入侵过程，而这一入侵，“美国文学研究日益为这些理论所支配，日益强调文学研究必须以明确的理论思考为基础”，这激起某种情绪性反弹，声称“文学研究已与社会和个人的有用性脱节”。尽管这种“对理论的抵抗”仍很活跃，但美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是“理论几乎赢得了普遍的胜利”，“不仅出现了大量有力的、富于论争性的理论论述，每个都有其不太规范的代号名称——阐释的、现象学的、拉康式的、女权主义的、读者反应的、马克思主义的、福柯式的、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解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的等——而且随之出现急剧增加的课程、著作、手册、学位论文、论文、演讲、新的杂志、专题讨论会、研究团体、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全都明显地注重理论与所谓‘文化研究’”[24]。米勒对美国文学研究理论入侵过程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与国内文论发展相符，只是相对滞后若干年而已。所以，国内学者在2013年讨论文论安全问题时，这些国外学者发表于1990年代前后的论述就受到广泛关注。王宁的《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徐志强的《理论之后的文学存在方式——以大卫·辛普森和乔纳森·卡勒的“后理论”为例》、陈雪虎的《理论的位置：名实、脉络与定位》、段吉方的《当代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面临危机》、赖大仁的《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赵文的《文学批评的现代形成及其理论生成》等讨论“后理论时代”的文章，便都不约而同地对希利斯·米勒、保罗·德曼、乔纳森·卡勒进行了引述。
也就是说，从理论安全角度反思“理论之后”的困境，构成了2013年度的一大热点，而所谓我们正处在一个“后理论时代”，则日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在“后理论时代”，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君临一切，只能和其他理论呈一种共存和互动状态，因此“后理论时代”又是一个没有主流和中心的时代，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找到可发挥作用的有限空间。对此，王宁认为“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也为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带的非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步入理论中心进而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铺平了道路[25]。但另有一种普遍化焦虑，则如段吉方所强调的，尽管在后理论时代对理论危机的宣扬，并非理论走向末路的标志，但文学理论若要有效解释当代文学现象，却还要处理好与现实结合的矛盾[26]。对此，曾军引述托多洛夫在2007年的《文学的危殆》一文中的类似表述[27]，而此前托氏也发现“人们教了越来越多的方法和理念，却越来越少地教文本本身。然而，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些伟大的诗人小说家知道揭露人类经验中不为人知的棱面，而不是因为理论家抽离出了某个理念”。托多洛夫对文学形式有过许多精彩分析，但经过“对话主义人类学”转向，他开始“文学不是一个世外异域，而属于我们共同的人类社会”[28]。像这样回归传统，重拾启蒙主义，在曾军看来，构成“转向”后托氏的思想形象[29]，而若将之归入理论安全的思考，则不啻告诉我们，一味抵抗或呼应理论都并非明智选择，而是“通过克服理论自身的危险影响而达至一种安全的境地”[30]。
三、“范式转换”与“生长点”焦虑
有关理论安全的讨论，无疑是根源于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压力。用“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等术语描述的“理论焦虑”，也同样根源于理论的新旧概念体系、方法和范式之间的冲突。对这一冲突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近年来在国内文艺理论界普遍盛行的“生长点”焦虑。之所以会有文学理论范式转换压力和生长点焦虑，显与新世纪以来新的文学现实相关。所谓“新的文学现实”，一方面是伴随新媒介兴起、视觉文化泛滥而产生的对文学创作、传播以及阅读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诸多西方文学或文化理论大量传入，这导致对文学或文化现象的解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不仅文学创作、流通及消费已跟纸媒时代有了很大不同，而且在新的文论视界下，人们看待文学的方式也迥异于前了。面对这新的文学现实，固守传统文学观念，既对新媒介和视觉图像抱有敌意，又对新的理论方法充满排斥，看似荒唐的螳臂当车的行为，但却依然在文学研究中拥有广泛市场，而迎头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对于五方杂处的理论方法兼收并蓄，按理应算得上顺势而为，但有时却也会陷入追新逐奇的指责。像这样一种捉襟见肘和左右为难的境况，恰如其分地表征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转换中的尴尬。
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在千百年来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概念、术语、逻辑、体系，而只是到了近代以来，各种理论才加速交会与融合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促进各种理论内部的自我更新，而且导致全球范围内文学理论格局的巨大变动。各种理论的自足状态从此不复存在，但维护、修复、回归这一状态的努力以及与这些努力相对抗的话语，却各自发展成熟，具备了相应的传统、方式、范畴、体系和知识谱系。所谓范式转换，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动态过程。“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是为最好的形容。实际上，“范式”这一来自美国学者库恩的概念，恰是对科学理论动态演化过程的描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范式是新旧知识体系的变革及其断裂。很多时候，“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31]。然而在新旧完成交替之前，旧的理论范式总会进行各种自我完善的努力，直至漏洞越来越大，到了无法修补的地步，而之所以会有如此状况，很很大程度并非旧有范式本身因素，而是新范式所提供了新视域，以至人们普遍将注意力集中于过去所不注意的地方，在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新的不同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思考中国文论面临的范式转换，反思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或为一种明智选择。王一川就出于这一目的而回顾了中国现代文论留下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以中化西、以今活古、个群相融、上下通贯、物先于心、思艺共生并侧重思想内容、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保持适度张力，是为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但也留下了偏向思维定势、思先于在定势、过度挪用定势、闭关排外定势、以制抑学定势等需铭记的教训，所以，他主张在借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以中化西”的思想路线，弘扬“以今活古”的思想原则，灵活处理个群关系，加强以雅导俗，既重物质现实而又趣味高远，促进文论范式的健康转换[32]。
像这样面对新的文学现实而向历史借镜，大多以当下的文学理论的种种不尽人意为前提。王一川在回顾现代中国文论的历史经验时，就以种种流行的有关中国现代文论患了“失语症”的断语作为破题，而落脚点，则是“中国现代文论的当前问题”，“携带着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的，而且更要面临新形势下文学与文论变革的新挑战”，正是他的问题意识所在。王一川这种以史为鉴的诉求，在戴登云那里，被置换成了“返本穷源”的说法。戴登云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受某种同质化、单向度的思想视野的制约，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追新求变’的路径依赖”。受这种“路径依赖”的影响，当前的文论界不仅常常陷入给自己所置身的“时代”作一番新的命名的冲动，但却丧失了对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的清晰判断，而且种种历史经验的“回顾与反思”，也因为不能将自身所秉持的文论观念纳入反思的对象，“将自己真正置身于历史内部”，无法将自己反思的目光推进到质疑各种现存的思想视野的合法性的层次，而“习惯简单地根据年代的线性递进而‘全景’式地提供一种学术现象的扫描”，不但没有开出未来的文论研究的转型之路，相反，倒将文论研究的历史演进统统纳入进了种种现成的已经预设好的逻辑线索之内。戴登云认为，“趋新”并非意味着“转型”，相反倒可能意味着某种路径依赖和思想制约，“真正的转型往往意味着向本源的某种回归——回归到文论研究和文学书写原初发生时的问题意识，回归到文论研究和文学书写的全部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他所谓的“返本穷源”，就是进入到某种“更本源的原初境域”，将既有预设前提转换学术问思的“问题谱系”，将这些“问题谱系”重新置入历史中。这当然是一种正确的原则，但他所谓“原初状态”，却是借助“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放到它的论争语境和中西学术思想传统的宏大背景中”而发现“全面超越现代性的单向度思想视野的可能”[33]。
很大程度上，戴登云对当前盛行的“回顾与反思”模式的批判，间接回应了王一川在《百年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建构》中的一些“自以为是”，其所谓的经验与教训，虽则反映了当前文学理论建设中的问题，却也折射了他所秉持且不加反思的精英化的文学观。如王一川将文化研究对于网络文学和大众文化现象的关注，上纲到使“整个现代中国文明心灵空间萎缩和沦陷”[34]的高度，就暗含了他对经典文学的青睐和对通俗文化的排斥，而像这样“不能对研究的预设前提做出必要反思”的反思，在戴登云看来，或“不但没有开出未来的文论研究的转型之路，相反，倒将文论研究的历史演进统统纳入进了种种现成的已经预设好的逻辑线索”[35]。类似的，戴登云将文论范式转型的寄望于德里达，认为其“文学是一种奇特的建制”的文学观，有可能揭示文学史的隐秘的生成机制和文学精神的传承机制”，则在范昀看来，却是投向了一种盛行于西方学术文化领域的“反抗性话语”[36]。这一“反抗性话语”，虽如雷蒙·布东所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重要性，开拓了研究和理解人类世界的新通道”[37]，但却被保罗·格罗斯和诺曼·莱维特斥为“高级迷信”[38]。其对理性的敌视，对现实政治的妥协，也都受到来自左右知识阵营的双重批判，而范昀，则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话语的迷思和中西语境的差异角度，对这“反抗性话语”可能给中国文论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批评，认为“政治的激进主义与文艺理论的结盟”大致存在两个原因，其一是跟左翼运动从现实政治中退却和向文化领域转向相关，其二是跟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反抗性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其结果，却直接导致文学理论与真实文学经验脱节，希利斯·米勒所谓的“文学死了”的判断就基于这一状况，所以范昀建议“当前的文论范式转换，应考虑文论‘去政治化’的必要性和回归伦理学的可能性”[39]。
相较这种负面的评价，王鸿生却给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极高评价，将其界定为“后哲学之思的元伦理”，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以虚无来对抗虚无的极为独特而复杂的叙事伦理面向，直到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恐怕还无力去面对这种卓绝的，如梦一般清晰、精准而又难以捕摄的思想的踪迹”[40]。由此，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在王鸿生那里不啻为一剂对抗理论虚无主义的解药。但赖大仁却可能跟范昀一样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他在一篇题为《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的文章中，对当下文论反思进行了“解构性反思”与“建构性反思”的划分，认为“前者以否定批判已有理论范式为主要诉求，后者则以理论创新建设为根本旨归”，而德里达显然具有某种颠覆性价值。相较于此，赖大仁更愿意强调文学理论应由追逐“文化研究”回归到立足“文学研究”，因为在他看来，“当今大众消费文化的普遍泛滥并非值得完全肯定和顺应，当代社会仍然需要精神价值的支撑和审美情感的滋养”，而这恰好需要文学“把文学从‘泛文化’中凸显出来，把文学的精神价值从欲望消费的沉沦中打捞出来”[41]。
悖论的是，赖大仁如同许多文论家一样，并不否认各种新兴媒介及图像叙事对于传统的文学叙事带来的冲击，但他不满足于当前文论界对于这一现象描述与事实阐释，而强调应该致力于对当代文学变革发展中许多新现象背后的问题的思考。这当然是一种建设性意见，但事实上，针对“文学地位的边缘化，文学形态的多样化，文学生产的市场化，文学功能的娱乐化，以及文学日益被图像文化挤压和网络文化收编，不断被大众消费文化吸附而失去自主性”等现象，已有众多学者从“及物”与否的角度对文学理论的应对乏力作出了广泛批评。早在几年前有关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论争中，就有太多反对文化研究“越界扩容”而偏离了学科边界的意见，而如今“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开始找到了理解新媒介和视觉图像的学术自信”和展开了对新兴媒介主导的文学网络化、创意化、产业化、类型化等等现象及其背后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比如就图像叙事叙事和视觉文化而言，赵宪章、周宪、金慧敏等人，就一再强调“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及其在21世纪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性，对视觉文化的研究，也不再局限在当代大众文化、媒介文化语境，而是重建其与传统的视觉艺术文化传统的关联；比如关于网络文学及其对纸媒文学文学的影响，白烨就有过持续多年的关注，并坚持年度网络文学扫描，而受网络文学影响的创作产业化趋势及其带来的高校文学教育新变，则又有许道军、张永禄等学者跟进，其中，张永禄的《创意写作：中文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既是对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状况的报告，又是对创意写作发展趋势的预测[42]；比如文化产业及其与文学的关系，邱晓林对中国各地盲目发展文化产业现象提出质疑，认为文化产业应从美学设计对商品生产及生活世界的渗透着眼，而李红春则从阅读伦理角度，对文化产业审美素材滥用及其激发的欲望狂欢提出批评，并指出文化批评应承担起指导阅读活动和提升社会责任的任务[43]。所有这些新的文学理论关注点，及它们表达自身时的对立面建构，不仅说明文论范式转换并非纯粹思辨是对新的文学现实的必然，而且反照出文论范式转换还远没有完成。
The shifts of Paradigm and the reflectionof theory
———Reviewing on the literature focal issues in2013
GeHongbing＆Zhao mu
Abstract: Literary studies seem to bevery quiet in 2013. In the relatively loose topic,we can find acommon thread that people of literary theory induct the newliterary reality to seek for shifts of literary theoryparadigm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It would make the focal points of literary theorystand out by reviewing the three key pointes such as the genealogyfrom Utopia to Chinese dream, theoretical Security and the shift ofParadigm shifts.
Keywords: Utopia / Chinese dream/ Paradigmshifts
[①] 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马修·博蒙特（MatthewBeaumont）：《乌托邦的幽灵——论马克思主义与未来》，强东红译，《谱系对话：从审美乌托邦到中国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10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编印， 第42页。
[③] 赵牧：《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④] 张永禄：《想象力的衰竭与乌托邦之死》，《谱系对话：从审美乌托邦到中国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10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编印， 第28页。
[⑤] 费尔南多·艾因萨：《我们需要乌托邦吗？》，《大革命与乌托邦》，张穗华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09页。
[⑥] 朱军：《儒托邦：现代中国梦的一个起点》，《谱系对话：从审美乌托邦到中国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10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编印， 第74页。
[⑦] 朱军：《晚清小说儒家乌托邦的建构与超越》，《浙江学刊》2013年第1期，第71页。
[⑧] 颜健富：《“小说”乌托邦：论晚清文学的结构性书写》，《汉学研究》（台湾）2011年第29卷第2期，第117-151页。
[⑨] 周莉燕：《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6月答辩。
[⑩] 托尼·帕克尼：《威廉·莫里斯、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和乌托邦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6卷第1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4页。
[11] 陈建华：《1920年代上海/海上的反/乌托邦小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6卷第1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62页。
[12] 赵静蓉：《理论安全性》，《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394页。
[13] 李敬泽：《谈文学之死生》，《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9月21日。
[14]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38页。
[15] 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2期，第75页。
[16] 段吉方：《当代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面临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1日。
[17] 这种研究模式，其实非常普遍，但因其主要在实践层面讨论具体文学文本，而基本不参与论争，只在一些理论文章中，常读到卡勒式的“从弥尔顿转向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肥皂剧”等议论，从而暴露这一模式对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和媒介转向的批评态度。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18] 贺昌盛：《“文学”的“理论”建构：何以可能？——“科学式”文学研究的终结》，《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57页。
[19] 段吉方：《再谈“文学性”》，《语文月刊》2013年第4期，第1页。此前余虹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一文中也曾展开深入分析，《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24页。
[20] 段吉方：《当代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面临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1日。
[21] 张良丛：《终结还是自反：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16页。
[22] 陈雪虎：《理论的位置: 名实、脉络与定位》，《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第90-100页。
[23] Paul de Man，“Resistanceto Theory”，Yale FrenchStudies 63（1982），p.4.引自顾明栋：《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4] 希利斯·米勒：《在美国文学研究发展中理论的作用》，《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单天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8页。
[25] 王宁：《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第107页。
[26] 段吉方：《当代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面临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1日。
[27] 托多洛夫：《文学的危殆》，转引自栾栋《文学他化疏——兼论托多洛夫“文学危殆”说》，《法国研究》2011年第1期，第
[28] 托多洛夫：《从索菲亚到巴黎：我的跨文化探索的旅程》，《跨文化对话第2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29] 曾军：《托多洛夫接受巴赫金思想的对话原则》，《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337-338页。
[30] 赵静蓉：《理论安全性》，《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394页。
[31]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32] 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62页。
[33] 戴登云：《论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1-133页。
[34] 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66页。
[35] 戴登云：《论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6页。
[36] 范昀：《反抗话语与当代文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2页。
[37] 雷蒙·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晖译，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30页。
[38] 保罗•格罗斯、诺曼•莱维特：《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孙雍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年版，第8页。
[39] 范昀：《反抗话语与当代文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7页。
[40] 王鸿生：《元伦理气质: 虚无、延异与幽灵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6页。
[41] 赖大仁：《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第18页。
[42] 张永禄：《创意写作：中文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上，下），《写作》2013年8月、9月号。
[43] 李红春：《阅读即批判：论文化批评的读者阅读伦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115-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