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红高粱》影片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先是以新式叙事手法为框架，试图拍摄一部打破传统主旋律模式的新式文艺剧情片，后此片一制作好便入围柏林德国影展，最后空前的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而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张艺谋曾说过，他在电影《红高粱》上的成功要感谢莫言提供给他一部好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艺谋也成就了莫言。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暖》
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并荣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导演霍建起在影片中修改了结尾，使得矛盾没有发展到极致，这正是他所欣赏的隐而不发的状态，“修改后，主要讲三个人的关系，井河与暖的心理活动。原著更加惨烈些，作为小说可以，但更多观众希望生活更美好。如果像小说那样极致，文学作品是恰当的，但作为电影反而失真了，会削弱力量。”但这样的修改似乎与莫言的风格相去甚远，关于这次改编，莫言依然坚持着他十多年前《红高粱》改编时的原则：“我认为小说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就跟原著没多大关系了，电影是导演、演员们集体劳动的结晶，现在几乎有名的电影都有小说的基础，但小说只是给导演提供了思维的材料，也许小说中的某个情节、语言激发了导演的创作灵感。”
请曾执导《那山，那人，那狗》电影的导演霍建起将《白狗秋千架》搬上银幕，是要将本故事的精神就象叙事人的表白一样穿越出小说本身，飞到观众的眼前，感受到故事里的声音；故事里的气息；故事里的思想；把一些沉重平凡却又博大而深邃的人类心灵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小说本身提供了很好的故事基础，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及道具：秋千架、小桥、茅草地、哑巴、瘸了一条腿却仍然追求幸福的女人；城市中的“我”与农村里的“暖”；一步步揭示了人性的善和恶，丑陋及美丽，让我们感到命运的无奈，却又不肯低头的抗争，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个性鲜明的作者，实力派的导演这一强强联手--必将使得这部作品赢取广泛的好评。
《幸福时光》
是根据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愈来愈幽默》改编而成。是一部讲述中国人内心的感情戏，是导演张艺谋的首部贺岁作品，自然受到各方关注。片中老赵的幽默、盲女的纯真、徒弟小傅等人的善良，使影片充满着温情，也是该片最大的特色。该片在开拍时，“幸福少女选秀”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新一代“谋”女郎董洁也从这部电影开始为观众所熟悉。但是该片作为“贺岁片”并没有实现“贺岁片”的票房效果，观众对于影片所表现出的温情也持不同看法，并认为此片没有表现出张艺谋作品应有的深度，片中善良可爱的人们统统因为温情而变的温情，使影片最终陷入了道德伦理“因为善良，所以善良”自我循环状态。
《白棉花》
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白棉花》，《白棉花》是台湾导演李幼乔初次执导的剧情长片，以充满感情的镜头把中国乡下棉花田、棉花工厂等场景拍的凄凉唯美。苏有朋是片中的灵魂人物，戏份最重，衣衫褴褛、深情温文的表现颇为出色。宁静饰演的女主角则是沉默又强悍，当苏有朋被同事欺负时，她还替他出头，用拳脚修理恶徒，十足是刚柔并济的女中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