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今年要重点抓好的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农机化司2014年工作要点20条，其中专门有一条是讲调查研究的。这说明从中央到部门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今天应忠仕处长的邀请我选择怎么写好调查报告这个题目来和大家交流和沟通。
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掌握实际情况，获取正确认识的重要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做不好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虽然进行了调查研究，但调查不全面，研究不深入，得出的结论不科学。所以需要我们深入地了解。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对任何情况都不清楚呢？也不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为在基层新事物层出不穷，新事物连续不断，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基层，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就象“蛟龙号”深海探宝一样，越深入，可以研究的东西越多。得出的结论就越准确，工作目标容易实现。
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什么？是写好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它是完成调研任务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不能根据调查研究成果写出反映客观事物的调查报告，那就等于不会做调研工作。所以，写调查报告是每一个机关干部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项基本功。是我们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调查研究能力是一个单位整体素质和能力的组成部分。在机关工作，有些工作你可以不会，但是，你必须会调查研究，必须会写调查报告。所以这项基本功你必须掌握，否则，你就不会工作。
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包含调查与研究两个方面，但现在重调查轻研究的现象日益突出，只有把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调查研究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所谓调查就是了解情况所进行的考察，研究是探求事物的真象、性质、规律。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象十月怀怡，解决问题就是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因此，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都离不开调查研究，都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头脑的加工制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可以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制定出比较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法，用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认识。所以，坚持调查研究，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始终把调研作为改革成功之本、之源、之策。作为正确、准确、有序、协调推进改革的胜利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研究不但没有发言权，当然更谈不上决策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所以现在不管是机关部门或是企业，都注重调研，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都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实事求是，通过群众的实践，集中群众的智慧找出来的。包括我们省局发出的每一份文件，都是这样产生的。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写好调查报告又是出色完成调查研究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写不出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调查报告就是不会搞调查研究工作。我在省农机局工作了三十多年，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农机化发展中的问题，从办事员开始写，当科长写，当处长写，当副局长写。退休以后也没停止，一直写着，一直在路上。事业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退休后本想封笔，不再写了。但因在协会工作，使命使然，事业心使然，忍又没忍住。2010年春天，我到池州参加一个项目论证。吃罢早饭，活动还没开始，黄文局长说上午没事，喊几个人陪老人家打牌。这事对我震动很大。我说，那就邀请几位当地的经销商来座谈一下购机补贴吧！座谈会开得热烈，谈的内容广泛，又邀请了农机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同志一齐座谈。我认为购机补贴政策一直是农机部门的重要工作，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座谈会结束后我写了“购机补贴下的经销商博弈”，围绕经销商与生产企业、经销商与农民用户、经销商与经销商、经销商与农机局等几大关系进行分析，以及各方面在购机补贴中的作用。寻求共同点和矛盾点，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011年，写了“台湾干燥机发展调查，2012年写了“把政策落实，让农民满意”，介绍我省购机补贴政策的落实情。去年又写了“变废为宝，变堵为疏，变罚为奖”，介绍秸杆综合利用。今年又写了“农机创富先锋”对全椒县汊河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每年一篇的调查报告，全部以较大篇幅发表在农民日报上，每篇都加了编者按。这些调查报告几乎全被安徽日报、中国农机化导报、中国农机化网、中央农村工作通讯、时代传真等媒体转载，在全国农机行业引起反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干什么工作，总要有些代表作。几十年来，我写了五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在全国和省级报刊上发表，真是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我省农机化发展的历程，其中大部分是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精心总结了农机化改革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热情讴歌了农机化发展中的新生事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措施。这些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不仅是我省农民和农机系统广大职工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而且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调查报告。
简而言之，调查报告就是根据调查研究成果写出来的反映客观事物的书面报告。
调查报告是新闻体裁的一种，是把对某一问题或事件调查研究的结果，比较系统地报道出来的一种常用文体。通过调查报告，可以广泛地交流人们在生活中的宝贵经验，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查研究要找准问题，有的放矢。要紧紧围绕党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深入调查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调查有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调查报告有两大特点：
第一，调查报告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内容丰富、范围宽广。调查报告必须对一个事物或者一个问题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反映事物或问题的来龙去脉，揭示其本质。它的范围广泛到既能总结经验，又能揭露问题；既能分析现状，又可以调查过去，既能表扬优点，又可以批评缺点。所以说，调查报告内容是丰富的，范围是广泛的。
我们常用的调查报告有这么几种：1、新事物的调查报告；2、典型经验的调查报告；3、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4、揭露事件真像的调查报告；5、专案调查报告；6、市场预测的调查报告以及销售使用的调查报告等等。
第二大特点，调查报告具有针对性，理论性。它既要反映、分析具体事实，而且应上升到理论高度，不能泛泛而谈。所以它必须把典型的材料和理论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材料，又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去分析，找出事物的规律性。调查报告以分析事实为基础，从典型材料中引出观点，得出结论，就实论虚，实虚结合。
调查报告因为具有这样两大特点，所以它是反映实际，探索真理的有力武器，是树立唯物主义态度，洗涮唯心精神的有力武器。它可以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可以反映党的线路、方针、政策的具大威力。还可以总结经验、揭露问题，扶正祛邪。一篇好的调查报告，可以在群众中产生具大的、深远的影响，对实际工作起推动作用，所以有人说，调查报告是新闻休裁中的重炮部队。
调查报告的种类很多，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调查报告是很有特点的，那就是它集中反映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他们抓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抓新鲜的典型经验，抓切中时弊的问题，抓广大群众共同关心的活问题，使我们的调查报告有新闻性、有针对性、有指导性。
其实，每个部门的工作都离不开调查报告。每个工作人员也都离不开调查报告。我在工作期间，连续多年参与农业系统的高级职称评审，参与和主持农机工程系统的高级职称评审，我看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因硬件通不过而评不上职称，硬件是什么，就是发表两篇文章包括调查报告，没有文章就很难过关。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拿不出两文章。
第三，调查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说，“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涮唯心精心”。纵观人们的调查，我们不难看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调查。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调查。这种调查是先入为主，或从主观愿望出发，先作结论，而后找证明材料，其特点是主观、片面、肤浅。我们常说的带着框框去调查，就是属于这一种，这是主观主义的方法。
另一种调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调查，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其特点是客观、全面、深入、这是正确的调研方法。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调查方法。
现在我具体地讲这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客观。什么叫客观呢？就是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客观是和主观相对立的两种观念。通俗地说，搞调查就是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缺水少盐，更不能弄虚作假，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我们搞调查研究，最忌讳的就是先作结论，而后找证明材料，让客观实际去服从调查者的主观看法。在十年文革中，主观主义的调查方法占了上风，不管对人对事，总是调查的时候用固有的框框去套材料，找例子，符合自己观点的就要，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就不要。结果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搞的材料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往往被客观事实所推翻。冤假错案的平反就是一个例证。我们为什么强调要搞调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
刘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谈话。他说，“你们的工作第一要真实，不要故意加油加醋，不要带有色眼镜，群众是反对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你们不要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如果叫你去找左倾的例子。那你就不能独立工作了。我们不给你们什么，而要你们看群众对我们怎样。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允许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个权力。不仅如此，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允许提出来。这是不是中央不相信中央的政策，不是的。党的政策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就要看党的政策执行的结果如何。告诉我们，如果政策是不对的。不要紧，中央时刻在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改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的完全起来。列宁主义的领导历来如此。因此，应该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刘少奇的这段话，讲了调查的唯物主义路线，要我们尊重事实，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不要带有色眼镜，不要带着成见调查，而要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调查研究是倾听民声、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举个例子。1981年10月，国家农机部和交通部在相隔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拖拉机的安全监理由谁发牌、发证问题发出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都说拖拉机非由本部门考核发证不可。安徽省的农机部门和交通部门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后，都立即转发，贯彻执行，结果在基层引起一场混战。农民迫于无奈，只好两个部门都去考核一下。他们气愤地说，上面各自为政，下面百姓吃苦。
我在基层调查时，耳闻目睹了农民的艰难，写了一篇《两部业务扯皮，农民吃苦头》的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我写到：“在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国家两个领导部门就同一问题发出了两个观点不同的文件，是他们没有通气吗？否，对方的文件都抄送了。交通、农机两个部门在各地都有一套安全监理机构，其工作任务也有很多相同之处，长期以来各自行使着自己的职权。两个部门在一些共性问题上像是铺在枕木上的两股铁轨，拧不到一起。农民则像钢锯下的木头，任凭他们拉来拦去。这样相互扯皮，在基层造成什么影响呢”请求国务院裁决，并提出，拖拉机的安全监理工作，哪个部门管都可以，不要再叫老百姓吃苦了。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管不顾，写好后就把这份火辣辣的调查报告发给了新华通讯社和中纪委，分别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中纪委的《情况汇报》上，引起了国务院和中纪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几位领导同志很快作了批示，转给有关部门，各部领导同志也迅速签署了意见。应该说这是一篇反映了客观真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但看法各异，国家农机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听说这篇调查报告是安徽省农机局的人写的，怎么没有站在农机部门的立场上反映问题，在反映交通部的问题时，怎么连自己的主管部门也被牵连了？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篇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民的呼声，有一定意义。我觉得调查报告写得是成功的，向中央反映了真实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有什么不好？如果站在本单位的立场上，把调查报告写成一个部门对另一部门的控告，那么，这篇调查报告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后来，这个批件转到省里，省政府办公厅多次找我们去谈情况，提意见。最后由省政府出面，发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交通安全管理分工问题的规定》的文件，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当时十分欣慰，这也是导致我当首任监理总站长的重要原因。
第二，全面。就是全面地了解情况。它与片面相对立，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从调查对象来说，要做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说要听多方面的意见，既要听领导同志的意见，又要听专家和群众的意见，遇到不同意见时，要听双方的甚至多方面的意见。调查研究有一大忌，就是偏听偏信。俗话说，一个人说话全有理，两个人说话是高低。所以偏听偏信是调查失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2、从调查方面来说，要全面了解事物的正反两面，即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成效和缺点，先进和落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等，要了解历史的背景和现实的状态，要了解总的概括情况和典型事例，点面结合，要了解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了解发生了什么矛盾和斗争。
3、从调查方法来说，既要用耳朵听，又要用眼睛看，光听不行，还要到现场看看，看看原始材料，走访走访群众，要有敏锐的眼光，要有细致的观察，尤其重要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4、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结论。正确的结论来源于全面的调查，只有掌握住准确无误的事实，才能胜于雄辩。所以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要切忌片面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不行的。
因此搞调查，首先要养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调查时要做到面面俱到，写调查报告时要抓住主要矛盾。1981年夏，我写了一篇题为《农业机械化的希望和前景》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农业机械》杂志上。这篇调查报告的主要观点在当时来说，与人们对农机趋势的看法格格不入，但实践证明，文中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正确的观点从何而来？不是坐在办公室空想出来的。由于大量地占有了材料，所以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我的调查方法首先是注意到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在我调查的对象中，有干部，有农民，也有工人，有各地方领导干部，也有本系统的干部。我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观点的意见。当时对农机化有这样几种评价：有人说，“包产到户，农机无路”。农机供应系统的职工说，“包产到人，农机关门”。总之，很多人对农机化前景忧心忡忡，他们把农机化的前景比喻成玻璃瓶里的蝴蝶——前途光明，走投无路。有些权威人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断言“中国不可能在一家一户的基础上搞农机化。”当时众说纷纭，莫衰一是。
其次，在调查中，注意全面了解情况，既调查发展机械化的有利因素，又看到不利因素。从历史状况来看，出现这种状况是对过去大办机械化“左”倾错误思想的一次群众性的纠正。农机化发展既有成绩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不能用成绩来掩盖缺点，也不能用缺点来抹杀成绩。这样，我们就能从各个方面掌握农机化发展中的全部情况。
再者，从调查方法来说，为搞好这次调查，我在农村转了两个多月，重点是沿淮地区的九个县。在农村，我们和很多农民交谈，眼晴向下，既看又听，掌握了大量的材料。
最后，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全面地掌握材料，才能深刻地反映主题。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结论是农民拆、分、卖农业机械是正常的。理由是过去集体对机械管理不善，维修费用高，机手技术水平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买不起用不起，或者是因为盲目发展，购买了不适用的农业机械。给农民带来了麻烦，机械的使用影响了农民挣工分，所以在个别地方出现了“谈机色变”的情况。当然农民拆、分机械也有不正常的一面，比如一个地方在搞包产到户时，把柴油机拆了，零件都扔到水塘里，让大家去摸，谁摸到归谁。出现这样的状况毕竟是个别的，我们不能一叶障目。更主要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在领导，领导对指导农民搞责任制不力，不能因此而大惊小怪，更不能因此反对搞包产到户。
第二个结论是农民集资购买农业机械也是正常的。理由是讲究实惠的农民在选择最佳的生产工具时是从生产上是否需要，经济上是否可能，使用上是否合算来考虑的，需要时就购买，不用时就卖掉。
第三个结论是农民由拆、分、卖农业机械到合、修、买农业是农民对生产资料的一次自发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既对生产有利，也使农机的发展更加扎实有效。
第四个结论是从农民大量购买使用农业机械看到了农民蕴藏着办机械化的积极性。看到了农机化发展的前景和希望。
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应该如何看待，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我在写这篇调查报告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调查中了解到，农民在购买农业机械时也是有顾虑的，有的想买而不敢买，担心无处学习技术，领不到行驾驶证，买不到柴油等。对于农民的苦衷，我是深有感触的。干部应该为基层服务，为农民服务，要敢于为他们说话。我针对农民反映的问题，经过去粗存精的加工制作过程，提出了对农民个体及联户经营的机械应与社队集体经营的机械一样看待，同样培训机手，考核发证，同样供应油料和配件的见解。后来，我又接受局领导交给的任务，执笔写了一篇综合性的调查报告给省委。实际上只是在语气改一下，推敲一下。在这篇调查报告里，对农民经营的机械概括为“四个一样”，即一样培训机手，一样考核发证，一样供应油料，一样供应配件。省委农工部在《安徽农村》上全文刊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这个调查报告很好，报告中对农村出现新事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并且对群众创造的宝贵经验作了及时总结，希望同志们认真读一读。”这年9月，农机部在杭州举行全国农机化问题汇报会，我代表安徽参加，领导说我对安徽的情况能说清楚。我当面向农机部长杨立功同志汇报了安徽对农民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所采取的“四个一样”的政策，杨立功同志高兴地说：“‘四个一样’的政策好，从政策上保护了农民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各地都应该像安徽那样。”在汇报会结束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报道，称赞安徽“四个一样”的政策好。这是我省在农民千家万户办机械化的新形势下农机管理工作的新政策。“四个一样”政策公布以后，很快解除了农民的顾虑，全省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安徽允许农民购买和使用机械的提法，支持农民自主办机械化的政策，整整比1983年的一号文件早了两年。2008年，在纪念《农业机械》杂志创刊50周年的时候，也是农村改革30周年，写了一篇题为《同路 同行 同心》的文章，里面讲的就是这件事。
写调查报告很不容易，要花费大量的心血。我为了写好这篇调查报告，看了很多参考资料，吸收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还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有人问我，你写农机化方面的调查报告，学习《论持久战》干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看《论持久战》是学习毛主席分析矛盾的方法，分析矛盾是调查的核心。只有全面地调查，深入地分析，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分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假相。当时，党中央召开全国第三次农机化工作会议不久，提出全党动员决战三年，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又加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社会上对农机化前景有两种论调。一种意见认为，国家经过30年的努力，办机械化已经有了物质基础，只要全党决战，机械化很快就会实现。我把这种观点叫“速化论”；另一意见认为，农村经济落后，技术水平低，人多地少，又加上包产到户，根本不可能实现机械化。我把这种观点叫做“不能化论”。这两种思潮与抗日战争时的“速胜论”、“亡国论”是何等相似。由于我们正确地运用了毛主席抓住事物的本质，分析主要矛盾的方法，所以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第三，深入。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需要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熟悉相关政策，运用正确的方法。从现实情况看，特别要坚持好的作风，作风决定方法，它关系到调查的质量。深入实际是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但现在出现了复杂情况，有人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发达了，只要通过网络、报纸、电视、内部简报等就能“不出办公楼，尽知天下事”。用不着费力“下去”搞调查研究，这显然是片面的。我认为，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面对面。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查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调查和研究。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犹、最想的问题，更要主动调查，抓住不放，真正听到实话，看到实情，获得真实，获得真效，这就是说，要深入群众，要深入实际，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调研方法。只有深入了，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看到本质，才能把事物真象调查清楚。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马克思在1880年4月应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约请，写了一分工人调查表，共提出了100个问题，其中为了了解工人工作日的情况，就提出了16个问题。这16个问题是：
1、请说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
2、一个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3、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休息时间；
4、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或吃饭时间是定时的；
5、在一个工作日内，童工和少年工人是否换班；
6、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
7、如果用蒸气，请说明实际的开关时间；
8、开不开夜工；
9、请说明童工和16岁以下的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
10、政策有没有通过控制童工劳动的法令，企业是否遵守这些法令；
11、有没有在你的工业部门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学校？如果有，那么一天中的哪些时间孩子们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学习什么？
12、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采用怎样的换班制度，是不是由一班工人换另一班工人？
13、在生产繁忙时，一般工作日延长多久？
14、机器是专门顾工来擦试的呢还是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在工作日内无报酬的擦试呢？
15、采用哪些规则和处分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午休后准时上班？
16、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后回家要花多少时间？
以上提出的调查提纲我们可看出马克思是多么重视系统的、周密的、深入的调查。我们在进行调查以前，是否也要拟一个调查题纲，作一些周密的准备。有的同志领导让他就某个问题去调研，去了几趟还说不清楚，问题就在没有周密的准备。
大家知道，毛主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1927年初，毛主席用了32天的时间到湖南省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调研，写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到1932年，毛主席在紧张的行军途中和作战间隙，深入群众调查，陆续写出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8篇调查报告。1937年，毛主席将其中保留下来的6篇调查报告编印成册，书名就叫《农村调查》，还写了序言。1941年，毛泽东同志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情况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你们看，在这里毛主席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分析的何等透彻。
搞好调查研究，还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要善于发现问题和善于研究问题。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直接的实践者。在他们那里，新事物层出不穷，新问题连续不断，营养十分丰富。接触多了，营养就会化成智慧，新的语言、新的方法就从智慧中产生，能人就从接触中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现在发展这么快，社会进步这么大，就是中央领导经常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所以制定的政策顺民心，合民意。94年，在省直机关机构改革中，省政府决定把省农机局成建制转为经济实体。文件一经传达，立即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农机部门的职工简直无法理解，有人彻夜难眠，有人奔走呼号，有人到我办公室痛哭流涕，不少老同志找我，希望写写文字，为保留机构和保留实力伸张。我义不容辞。我那时还在总站当站长，人或许都是这样，总是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关心，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以中国农机化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写了一篇《农机机构设置要因地制宜》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内部参考》上，复印给市、县农机局，成为他们上书政府报告的重要依据。当时我就是从对事业负责这个角度来写的。所以，我们做工作既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又要有责任感，还要敏感。1995年，我有一篇获奖作品叫《敬业》，主要讲了这篇内参的写作过程。
1996年5月，我受省政府委派到庐江县对乡镇服务站三定工作调研，在调研中我意外了解到一种情况。这个县公安部门在在职人员中招警察，38人报名，录取27人，而这27人都是学农学和农机的。全部在乡镇站工作。我觉得这极不正常，于是又住了一下来，深入调查，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和看法，农业局长说他为跳槽者高兴，为农民悲哀。对我触动很大，于是写了一篇《内参》送了上去，标题就叫“庐江县农业干部跳槽严重”。省委王太华书记、省长回良玉、副书记方兆祥都做了重要批示。全国政协也为此赶来调查。后来省里采取提高乡镇农业干部待遇的政策才稳定了下来。
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群众疾苦。关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我们知道，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要把某一个事件调查清楚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要眼睛向下，有甘当小学生的谦虚精神，要平等待人，才能使调查的对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把群众真实的情况搞清楚，把群众不敢说，不能说，不想说的或者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都反映出来。
调查报告的原材料来源于基层，来源于群众。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才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把事情的来笼去脉调查清楚。我每次下乡调查的时候，总是事先拟好调查提纲。我的体会是：调查提纲越细越好，对要调查的问题提出周密的、系统的调查提纲，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这样在我们调查的时候才不至于走弯路。
1980年春，安徽沿淮河的凤台、怀远两个县的农村集市出现旧农机交易市场，这在安徽农机化发展史上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为了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在出发前，我拟了这样一个调查提纲：
⑴农机自由市场出现的准确时间及其背景；
⑵这种市场开始时的规模；
⑶旧农机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农机产品有哪些？新旧程度如何？
⑷机械六成新、七成新、八成新、九成新的价格各是多少？它们之间的价格有多大悬殊？
⑸每天上市的机械大约有多少？最多时有多少？
⑹每个集市大约成交多少？最热闹时能成交多少？
⑺成交后机行的经纪人收取什么样的费用？收多少？收谁的？
⑻经纪人懂不懂机械？他们是如何评价机械价格的？
⑼农民卖机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般是什么样的农户卖机械？
⑽农民为什么热衷于买旧机械？
⑾各极领导是如何看待旧农机交易市场的？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一般是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反对？
⑿国家对此有什么样的具体规定？
⒀进入市场的机械当天卖不出去怎么办？是开回去还是寄放在行里？收不收钱，收多少？
⒁农民是怎样看待旧农机交易市场的？
我按照自己拟定的调查提纲，从凤台到怀远，整整跑了一个星期。那次调查，我们开了近十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方面的人。在凤台的桂集，我们请了一个经纪人座谈，他开始很紧张，以为我们要打他的主意，他戒备森严，只是忙着递烟倒茶。我提出问题，他一直低着头抽烟不回答，问急了，就笑笑。真是君子不开口，神仙猜不透。得叫他开口说话，我们开导他（请注意：别人不愿意说的事，不能性急，要循循善诱），又把陪同我们的区干部请了出去，他终于开口了。他说，不是不愿说，是区工商所不允许这样干，我要如实告诉你们每天的成交情况，工商所非罚款不行。接着，他透露了机行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怎样当上机行经纪人的。一连几天，我都在进行着紧张的调查工作。回到合肥，我又马不停蹄，走访了省工商管理局，他们的意见是没有理由反对农机自由市场。调查结束后，我理清了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①农民卖机的原因。那时双包到户责任制刚刚开始，对农业机械如何管理谁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分到机械而又不会使用机械的农民就卖“铁牛”买黄牛，这样便形成了卖方市场。
②买机的原因。俗话说，有买就有卖。特别是那些经过培训的机手们，总觉得买一台旧拖拉机和一头牛的价格差不多，新机械买不起，旧机械比牛强，用途广、效益高、他们认为买旧机械合算、经济、适用。
但是，当时买卖旧农机并没有专门的市场，起初，卖拖拉机的农民把机子开到牛行，插草为标，后来买卖机械的人多了，便另开新地，形成了旧农机交易市场。机行里的经纪人虽然不懂技术，但他们在中间起着不缺少的桥梁作用，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至此，旧农机交易市场的来龙去脉算是基本弄清楚了。
③两种不同态度。对旧农机交易市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各自都说出了理由。
作为调查，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作为研究问题，还没真正开始。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这个问题，我反复学习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知识。经过一番思考，动笔写了《怀远凤台两县农村出现旧农机交易市场》的调查报告，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它产生的背景、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农民的反映。调查报告写好后，我把它寄给了省委。省委办公厅很快在《安徽情况》增刊上登出。当时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批示说：“农机作为生产资料，应该允许市场调剂，不能限制，也不能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强行限制。”新华通讯社在《内部参考》上也很快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调查报告后批示：“你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很好！”从此，绿灯大开，农业机械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可以自由地买卖。
三要围绕中心工作搞调研。在我工作期间，每年都围绕我们的中心工作搞调研，写报告，许多调查报告曾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批示，如广德县引进农机的调查，“麦客”经济人的调查，和县大棚蔬菜发展调查，和县水稻生产机械化调查，农机大户调查，机耕路调查等等，有的在内参上发表，有的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一直到现在，每篇调查报告我都能说出他的背景和意义。所以，我一直觉得，对一个新生事物要不断地观察和研究，才能不断挖掘出更新的东西，才能由认识事物的现象发展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使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才能写出有影响的调查报告。
刚才，我着重讲了什么是调查研究，什么是调查报告和开展调查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现在我来讲第四个问题，写好调查报告的基本要求。
大家都已经知道，调查报告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它的写法多种多样。但是调查报告的写作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准确、生动、鲜明。准确就是事实准确，不能含含糊糊，模菱两可，生动它包括所采用的典型材料和所使用的语言。所谓鲜明，使人一看一目了然，因为你的观点鲜明，只有这样人家才愿意看你的调研报告。那么，写调查报告有哪些基本要求呢？
第一，观点和材料要统一。人们把观点和材料相统一的调查报告经常用有血有肉来形容。观点明确，人家一看便知所以然，材料生动才能引人入胜，一旦看了，就想看完，然后再细细品味。
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材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观点。观点形成之后，又要用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观点，这就是观点材料的统一。现在有些调查报告，观点和材料割裂，叫人不知所云。还有一种情况，是讲材料的时候没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材料，叫人不得要领。这两种情况都是写调查报告的大忌。所以我们写调查报告的时候，一定要观点鲜明，有很强的针对性。切中时弊，这样才有指导意义。所以，材料一定要典型，有代表性，能充分说明观点，使观点和材料，材料和观点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凤阳县是“大包干”的发祥地，在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就出现了空前的农机热。1983年9月以后，农机热突然凉了下来。次年1月，我到这个县调查农机管理机构改革的情况。就在这次调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究其原因，是拖拉机的税多、费多、关卡多、货少、油少、利润少，走得是高价路，烧得是高价油，辛辛苦苦干一天不但富不了，连本也难保。那时的拖拉机主要靠运输挣钱。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我写了《凤阳的“农机热”为什么凉了？》的调查报告，刊登在1月26日《 中国农民报》第一版上。随后光明日报社办的《文摘报》和安徽日报社办的《文摘周刊》同时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能不能写，怎么写？老实讲我思想上是有斗争的。有人劝我写这样的东西要慎重，搞得不好会惹一身臊，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座谈会上农民们那一张张义愤的面孔，那五花八门的发票、收据，既无文头，又无公章，凭着一张白纸条，农民就不明不白地被敲了竹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召开几年了，农民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致富。我觉得，这些问题不揭露出来，不解决，党的富民政策就难以落实到基层，农机化的好形势就得不到巩固。我抛开顾虑，写了这篇调查报告。
文章发表了，麻烦也来了。有关部门对此十分恼火。他们追查郭子超是什么人？怎么到凤阳专找茬儿？断言此人是反对“大包干”的，并且对调查报告列举的事例重新进行了核实。县委书记王予新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立即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撤消全县各种自立的收税、收费项目，并采取税费大包干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来，县里又几次打电话，请我再去看一下新的变化。时年正月初四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又赶到凤阳进行第二次调查。两辆轿车到临淮关火车站接我。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同志一见面就说：“老郭，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设关卡、收税费的部门都有上面的红头文件，我们正愁着不好下手，你一篇调查报告，使我们下了决心。”不久，我又写了第二篇调查报告——《凤阳的“农机热”又起来了！》，仍然登在《中国农民报》的第一版上。这篇调查报告同样引起了反响。报纸曾发表读者的来信：“这个调查，广大群众无不称赞，很多地区不同程度都存在这类问题，建议各地向凤阳学习。”
几十年来，我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还写了《农民运输难》、《一些地方向农民乱收费》、《农民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应该当保护》、《拖拉机养路费征收办法非改不可》、《民工潮中的新军》、《崭新的就业之路》等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省委、国家农业部、《光明日报》、《安徽日报》内参上，多数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讴歌新事物，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反映新趋势，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能。我的一些调查报告，准确地预测了农机化发展的新趋势、新走向。
东至县七里湖乡顺风口村农民王文江、袁由理两户农民合作投资30万元购买“洋马”联合收割机事最初见之于一家报刊的短讯。我感到这个事有潜在的推广价值，立即前往调查。我们在机主所在乡政府召开了机主、乡政府和县农机局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调查报告从两户农民筹巨资，购买高档品牌联合收割机开始跨区作业的事实出发，预测我省大力推进水稻生产机械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用市场的办法，通过社会化服务，引导农机化走集约发展之路。报告送到省政府，省委政研室主办的《安徽工作》杂志全文刊登。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批示说：“材料写得很精彩，道出了我省农机化发展的大趋势。现在的问题是，要大力因势引导，给予积极的扶植和服务，直接实现农业机械化。”
再讲两个例子。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农机化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翻阅了一下已发表的文章，提出对农民购买农机进行经济扶持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1996年春。也是在针对东至县七里湖乡顺风口村农民王文江、袁由理两户合作投资购买“洋马”联合收割机引起的。30万元，对两户农民来说都是一笔巨资。这30万元由15万元贷款加两家的积蓄再加上亲友的借款。我对农民想买先进、适用的机械而又买不起的无可奈何的场景久久地印在我的脑海，我要下决心帮他们呼吁。所在调查报告里提出了，大力推进水稻机械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要制定实施优惠政策或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补助、帮助和鼓励农民购买先进、适用农机。
重提这项政策建议是1999年，源于水稻跨区作业调查。地处皖南山区的广德县毗邻江苏、浙江，农业以种植收割机收割水稻，1998年开始，该县从江苏和浙江引入联合收割机收割水稻，1998年引入机械超过300台。1999年春，我到这个县专题调查，总结“引机入广”现象的主因有二：一是有市场，机收价格低，减轻了农民作业强度，农民欢迎；二是江苏、浙江的机械多，正向外省找活干，寻钱挣。而江苏、浙江联合收割机多的原因是农民购买先进适用农民各级财政都有补贴。政府补贴买农机，农民多挣钱、机械化大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一举多得。
我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农民对新型农机具特别是大中型复合作业机械的需求很大，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加之缺乏有力度的财政、信贷扶持政策，农民想买买不起。一台收割机就是一个赢利的流动型的乡镇企业。要学习推广江苏、浙江经验，在财政、信贷、项目建设上对购置大、中型联合收割机或其他先进作业机械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补助。调查认为，这是一项预期效益明显、强农富民的重要举措。国家财政要补贴农民，补贴农机服务组织购机，就是提高农业现代装备水平，强壮农业筋骨，就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这是第二次提出购机补贴。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张平同志批示道：“水稻机械化一直是个难点，广德县摸索了一些经验，希望不断总结，改进发现的问题，闯出一条新路。”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从此购机补贴政策在全国实施，补贴规模越来越大，补贴的机具种类越来越多，补贴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
购机补贴政策实施后，得到了农民的普通欢迎。但是，如何进一步细化政策，提高政策的效率，让农民感到公平、公正、是摆在农机部门面前的新问题。我把研究并促进问题的解决作为自己的调查研究的新课题。从2004年2月到11月，我走遍了全省享受中央补贴的所有县市，跑农机局、进乡镇、到村组，开座谈会，走访农民，总结归纳了普惠政策与在小范围内实施的矛盾；全面发展农机化与限制机型的矛盾；项目区补贴资金充足与非项目区无补贴的矛盾；农机部门工作量骤然加大与无相应工作经费的矛盾；中标产品与农民选购机型不符的矛盾五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低门槛、普惠制，扩机型、选重点、尊民意、重引导，定项目、配经费等解决方案。随后把它们写成调查报告。《怎样补贴更合理》2004年11月13日，《经济日报》刊登了这个报告，并加了编者按。
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全国农机补贴工作座谈会上，我就调查了解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发了言。参加会议的财政部农业司卢贵敏副司长从包里掏出刊登有我的调查报告的《经济日报》，他认为我的调查研究很深、很细，开出的“方子”可以补充和完善购机补贴政策。
农机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机协会是现代农机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机协会是走中国特色农机化道路的必然。2002年，我在调研农机服务组织建设时，重点调研了农机协会建设。
东至县农机使用者协会是我们省成立最早、运转最好的民办农机服务组织。我的调查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为什么要办农机协会？农机协会成长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农机管理部门和农机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
东至县是个农业县。“大包干”以后，农民们普通感到，要致富，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水平。广大农民节衣缩食，筹措资金，购买和使用农机，农机成为致富和增收的重要手段。然而，农机部门和农民普通感到，农民每家每户购买农机，投资大，效率低，一台拖拉机一年也只能使用一两个月。特别是许多农民购买农机之后，只能在自家承包田里耕作，无法利用自己的机械创造更高的效益，而一些缺乏劳动力的无机户，又无机械可用，“有机户闲”与“无机户难”的问题并存。农机化发展遇到了新问题。县农机局在广泛调查研究后决定，把农机户组织起来，成立农机使用者协会，实现“有机户有活干、有钱挣，无机户少花钱、有机用”，有机农户既要当使用者，又当经营者，同时参与管理，探索一条民办、民用、民管的新路子。于是，农机使用者协会更应运而生了。
农机协会是由农机户自觉、自愿参加的，一些有威望的机手被选成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这些人参加农机协会以后，积极主动与周围其他农机户联系，机手与机手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随着会员的大量增加，各乡镇又成立了分会，农机户形成一种网络。协会承担了原来农机部门想办不好办或无法办的事。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们凝聚在一起呢？我接连开了几个由协会会员和机手参加的座谈会，试图探索里面深层次的奥秘。结果回答很简单：利益。讲究实惠的农民之所以自愿加入协会，重要的因素是能够从中得到实惠，这才是他们积极加入协会的根本目的。
协会的主管部门是县农机局。县农机局专门抽出一名副局长做协会工作。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协会的成立不是农机局职能的替代和转移，而是一种加强和落实。只有走行政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路子，民办机械化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协会与农机主管部门的这种结合，产生了默契和共鸣，两者相得益彰。过去农机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模式，现在是依据法规和协会订立的章程为模式，实行依法管机与机手自治相结合。我在与机手们座谈时，他们说，大家马，大家骑，有一个章程约束着大家，大家都照此办理。所以，协会要开展一项工作，只要招呼一声，便自觉行动起来。
通过调研，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机协会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建立农机协会既保证了民办机械化的健康发展，又强化了农机的使用管理，更提高了农机的利用率和农机户的经济效益，应当大力提倡，加快发展。于是，一篇《让农民参与管理》的调查报告便跃然纸上。通过对东至农机协会的调研，我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应该说，省里成立农机协会是这篇调查报告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协会的生命在活动，活动的成败在会员，会员的关键在给力。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表达一种谢意，感谢大家对协会的关注和支持。协会是农机人的协会，协会是大家的协会。在大家共同努力和支持下，协会一定会越办越兴旺。
第二，逻辑清楚，条理分明
大家都已经知道，调查报告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它的结构部局，应该由它的内容来决定，内容决定形式。调查报告没有固定的格式。它既要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又要反映文章的主题。有的调查报告是横式结构，分几个不同的问题来写，有的调查报告是纵式结构，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安排材料，不论哪种结构，都要求逻辑清楚，条理分明，它的思想内容就象公路两边的白杨树，一条主干，几条主枝，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写调查报告千万不能象山沟里的灌木丛，荆棘丛生，枯藤乱绕，头绪纷繁，令人眼花了乱，分不清主次，抓不住要领。调查报告的主题一定要明确，主题越集中，越有力量，不能贪大求全，面面俱到，拣到蓝子里都是菜。
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在霍邱县的陈咀乡。所以我们讲安徽是农民自主办机械化是有依据的。站长屈光映是个农民，为此当上了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曾为他写了《勇于创新的人》。
1980年，安徽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由于经营体制的迅速变化和管理经验的缺乏，原社队集体拥有的机械迅速的土崩瓦解。
然而，当年已取得夏季大丰收的屈光映等6户农民深深感到，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要劳动致富，光靠人的一副肩、两只手是不行的。要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经济效益，一定要发挥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屈光映萌生了大家联合起来办拖拉机站的念头。但当他找大家商量时，意见不统一。老屈说，办好机站咱有几条理由：第一，党的政策是让农民劳动致富，这一点绝不会变；第二，咱们附近几个大队耕地离村庄远，靠人畜力顾不过来，都需要拖拉机耕作；第三，咱们几户一直都很团结。天时、地利、人和，有这三条，机站肯定能力好。几天时间，6户农民就筹集了近万元现金，买了一台江淮50拖拉机，又赊了一台，请了2名机手，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就这样诞生了。
该机站热情为周围社员服务，作业保质保量，耕地、打场的收费标准比国有、集体拖拉机站都低，对困难户还优惠，在当地很有影响。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就跑到霍邱县陈嘴公社汪集大队去调查，与屈光映和几个“股东”座谈，把他们的做法在报纸、广播上宣传。
屈光映办拖拉机站的消息传出以后，轰动了省内外。一些人说，农民办拖拉机站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时的霍邱县委书记黄璜同志亲自到汪集大队调查，肯定了农民办机械化的方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向，并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批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要研究政策，政策对头经济就会欣欣向荣。”
由于信誉好、效益高，一些农户纷纷要求加入农机站，最红火的时候，拖拉机站发展到28户。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无法解决派工轻重不同、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矛盾，机站内部人心开始涣散，吵嘴、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到1985年春，机站开始走下坡路。到这年年底，机站逐渐解体，建站时的6户只剩下屈光映1户，后加入的22户也走了19户，机站共欠银行贷款28万元，全部落在老屈一人身上。为了还清贷款，屈光映被迫把拖拉机站改为贸易货栈，经销当地土特产。
1987年10月，我又一次赶到屈光映家，他见了我就哭了，向我诉说了一肚子委屈。我和他一起总结全国第一个民办农机站受挫的原因：一是摊子铺得大，管理经验少，吃了不量力而行的亏。机站刚一红火就盲目上新项目，顾此失彼。二是平均主义严重。重分配，轻积累。大家都是主人，谁也管不了谁。有效益大家都来分，不分光总不放心。要发展生产，就借国家的贷款。到头来，机站欠了国家一大笔贷款。三是顶不住众人“吃大户”之风。机站有了收入，来借款的人就络绎不绝，都是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亲朋，不借不好意思。机站扩大再生产的28万元贷款，有不少被农民借走。有的说，你是人大代表，不能见死不救。钱借出去就要不回来，你要钱他就翻脸。机站硬是被一些人给啃垮了。
回来后，我写了《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办什么衰落？》的调查报告。副省长汪涉云作了这样一段批语：“民办机站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正确的经营思想，加强经营管理，才能走向健康发展道路。”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又在《中国农机化报》上发表。报社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上了编者按。
肥西县严店乡严店村农机大户严德敏现在可谓满头桂冠、大名鼎鼎；全国种粮大户、全省首批农民大户标兵、全省首批农村致富带头人、省农机协会副会长、第十一届省人大代表······
与此同时，他由一个精明而憨厚朴实的老式农民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的新型农民企业家。
严德敏读初中时，记住了毛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名言，并深深印入脑海。初中毕业后，他就跟着舅舅到远离家乡的宿松县农机厂当学徒，学会了拖拉机、收割机的驾驶维修技术和简单的工业管理。
“大包干”前夕，回到家乡的严德敏为村里开拖拉机。1986年，买回了自己的第一台小四轮，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跑运输。第二年，又买了一台6马力的小手扶。四轮跑运输，手扶专耕地。
1994年严德敏购买了第一台推土机。当时，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出资不出工。他瞅准了这个行情，卖掉拖拉机而买了推土机。十多年中，他的推土机发展到5台，承包的工程由本县跨越到江苏、福建，由水利工程延伸到公路建设。他的用工制度也很独特：只带徒，不雇工，教技术，重感情。
然而，其后的几年，激烈的竞争使水利施工、土方工程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严德敏重新回味起“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000年，严店乡农村站召开了旋耕作业推广现场会。严德敏去了，他跟着机子走，边问、边琢磨。现场会结束时，他闷头走了。第二天，他跑到上海，一下子购买4台上海50型拖拉机，且每台都配上了旋耕机，在当地引起了轰动。由于技术好、作业质量高，价格合理，联系作业的农民络绎不绝，赚了个盆溢钵满。接着，在县农机局的指导下，购买了全县首台洋马联合收割机。2002年3月，当我去调查时，他已拥有6台大中拖、2台旋耕机、2台中型联合收割机和配套机具，农机资产60多万元，成为安徽首席农机大户。
调查归来，我反复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何为农机大户？如何才能成长为农机大户？农机服务能成为一个产业吗？
于是，我写了篇调查报告，回答了上面三个问题。农机大户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农机具；二是以机械为手段开展社会化服务；三是农机服务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这个界定在当时虽然不够具体和准确，但划定了农机大户与种粮大户的区别，农机大户必须具备三种素质：懂技术、会经营、有“市场眼”。农机作业服务完全可以做成一个产业，正在蓬勃兴起的农机大户就是农机作业服务产业化的雏形。《中国农机化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调查报告，报社还配发了评论——《农机人要有一双“市场眼”》。
从此，严德敏成了当地和安徽农机系统的名人。他个人也十分努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2002年底，成立了德敏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创建了肥西县农机产业化综合示范园。
当他得知自己当选为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代表时，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向我报喜。在随后召开的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提交了五个议案，其中三个是有关农机化的。当然他的议案都是经过高手刘东林修改敲定的，所以他的议案大多数登在人大的内部简报上。
同时，写调查报告要善于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
多年来，围绕着农机化的发展，我写了不少登在《内部参考》上的调查报告。我认识到，只有思想上确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心里想着群众的疾苦，才能把发生在基层的问题及时地反映上去，把群众不敢说，不肯说或者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写出真实的调查报告。
1981年，安徽的农用柴油供应开始紧张起来。农民到处呼吁农用柴油供应不足，要求增加供应量。他们说，没有“铁牛”想“铁牛”，有了“铁牛”没有油，有油胜过十条牛，没油“铁牛”变死牛。我在怀远农村搞调查，当农民听说我是省农机局的干部时，突然蜂拥而至，把我围了起来，手里拿着供油证，不断地上下挥动，嘴里喊着“要油、要油”。我很受那种场面的感染。在和农民详细交谈后，写了一篇《柴油供不应求，农民对此呼声强烈》的调查报告，登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内参》上。当时，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看了这篇调查报告，写信给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尤淇同志，希望他把这篇调查报告向中央反映，目的是想请求中央给安徽增拨柴油。新华通讯社没有采用这篇报告，究其原因，我分析认为很可能是该调查报告只是反映了这方面的一般情况，没有深入地分析矛盾。为了把群众的呼声反映上去，我又进行了第二次深入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了解到农用柴油供应紧张除了供应量不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用柴油的管理、分配混乱，有的机手一机多证，有的机手没有证。同时，有关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分工不合理，农机部门管机不管油，石油部门管油不管机，机、油脱钩，在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以后，我又写了第二篇调查报告《农用柴油管理混乱，农民买油难》。这篇调查报告由表及里，一步一步地分析油料管理混乱的情况和原因，以及给农民带来的麻烦。由于切中时弊，很快被新华社《内部参考》采用。问题一下子捅到了中央，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胡乔木同志把这篇调查报告批给了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同志。省委、省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省政府办公厅把我们找去谈情况、提建议，并由我局以省商业厅、供销社、农机局三家的名义代拟《关于加强农机供用油管理工作的报告》。省政府批转了这个报告，强调要加强农用柴油的管理，并决定农机部门参与分配农用柴油。从此，管理机械的同志又管理油料，终于使千家万户的农业机械有了“基本口粮”。国家农机部的同志说，全国这个问题都未解决，安徽率先解决了，立了一大功。
第三，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有人认为，调查报告不是文艺作品，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不必生动活泼，这实际上是一种低标准的要求。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呢？我认为，生动表现在语言上，活泼反映在手法上。要在语言上生动，就要善于收集和运用群众的语言，并且提练自己的语言。比如，我在总结农民是怎样管好、用好自己的机械时，用了农民这样两句话：“自己的机械自己爱，开到堂屋还用塑料布盖。”“爱机如子，惜油如血。”话虽不多，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是如何管好、用好机械的，既生动，又逼真。我在《开拓农业机械化新局面》这篇调查报告中，反映农民为什么买机械不买牛，提练了这样几句话，“拖拉机比牛强，使用起来样样农活都能干，不用时擦干洗净保养好，不吃不喝不操心。”形容农民购买拖拉机的喜悦心情：“拖拉机，小红头，耕田运肥不用愁，下地赶集老婆孩子座上头。”等等短短数语，生动地描述了农民购买机械的原因。确实，语言的提练，是相当花精力的，有时我为提炼一个标题或一段话，花费的时间比写一篇调查报告用的时间都长。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我有整理当天调查笔记的习惯，无论多么疲劳，我都要把当天调查得来的材料整理出来，把一些精彩的语言，用红笔记下来，逐步养成用农民语言来反映，研究问题的习惯。
至于调查报告的形式，它完全是由内容决定的。不同的内容，可以选择不同的写作手法。1985年9月，阜南县出现了一台拖拉机挂两套牌照的情况，农机部门和交通部门同时为拖拉机发牌、发证，机手敢怒不敢言，只好委曲求全。农民反映，这两家一是争权，二是争钱，他们说，买一个花瓷盆才花两三块钱，可是买两块铁牌要花几十元。为了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领导机关，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阜南县一台拖拉机挂两套号牌》。第一稿写了三千多字，写好后我又想，省委负责同志工作忙，哪有时间看我的长篇大论，于是我便压缩删节，压缩到两千字、一千字，但仍嫌冗长，最后，我狠狠心，重新写，结果连标题只有五句话，106个字。
阜南县一台拖拉机挂两套号牌。
阜南县一台拖拉机挂两套号牌，每套11元。
一套由农机部门核发，一套由交通部门重复换发。
农民说，一个管路，一个管油，不买谁的也不行，干脆都买，花钱买个平安无事。
农民还说，一个将军一个令，不听谁的也不行，干脆都听，反正遭秧的是农民。
就这样报给了省委。
这个报告送了上去，省委书记黄璜同志立即批示：“请经委研究一下，不合国家规定的应该取消。处理结果可登报。”一个五句话的报告，引起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这表明该调查抓住了要领，主题明确，问题尖锐，语言简炼，也就显得有分量。要是贪大求全，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人家肯定是不愿意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