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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马英九与台湾军界大佬高魁元
向隽
高魁元曾经因守卫金门而获得蒋介石的嘉奖，但是后来，当得知解放军炮轰金门，蒋介石却连说三声“
好”。比较了解的事实你不一定敢说。向隽
《“一纲四目”：两岸默契配合反分裂》
“一纲四目”是由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周恩来同志归纳总结的。“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则是：（1）台湾统一于中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
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
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促成两岸配合打“台独”
“一纲四目”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台湾的归属本来是很明确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实际上已经解决。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后，美国开始试图托管台湾，但遭遇到中
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约而同地反对，美国被迫改变了立场，放弃托管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
七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装备难以逾越的障碍，武力解放台湾实际上已不可
能，从而把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复杂化。
1958年，美国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实现其“划峡而治”的图谋。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捕捉到
美国人的真实用意，站在战略的高度，改变了原来的先收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两步走的方针，认为把金
门、马祖放在蒋介石手里，是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而台湾当局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陈
诚、蒋经国等也更加坚定了“一个中国”的信念。蒋介石坚决不让美国人指挥其军队，甚至对美国记者
明言：我们反攻大陆，无须美国直接参战；还公开发表谈话说，在是否撤退金、马驻军问题上并没有接
受杜勒斯谈话的义务。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加大了对岛内外“台独”势力的打击力度，逮捕、分化“台
独分子”和有“台独”倾向的人，取缔其组织和活动，始终不让“台独”势力成气候。
蒋介石反对美国企图托管台湾与制造“两个中国”的客观作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59年12月14
日，周总理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
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促成两岸默契反对分裂
“一纲四目”的提出，促进了国共两岸默契配合，共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1958年8月23
日，正值美国为了制造“两个中国”而竭力劝说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之际，我军开始炮轰金门，海峡
炮战自此开始。当蒋介石得到我军炮轰金门的消息时，连声说：“好！好！好！”因为这正是蒋介石拒
绝撤退金门、马祖的最好借口。
为了贯彻“一纲四目”主张精神，10月25日，我方向驻守金门的国民党部队宣布：今后“单日打炮，双
日不打”，“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在给养方面，你们“如有不足……我们可以供应”。为了反对美国
迫使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海峡两岸默契配合，虽然后来炮战依然硝烟弥漫，但双方都不打对方阵地
与居民，都只打对方海滩。
1961年下半年，美国采取了拉陈抑蒋的策略，邀请陈诚访美，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毛泽东、周
恩来洞察美国之奸，决定以加强台湾内部团结作为当时台湾工作的重点。周恩来坦诚地向台湾建言：应
加强内部团结，也就是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团结；要把军队抓在手里。
在陈诚访美期间，美国政府将自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记录给他看，以达到拉陈之目的。陈诚看后
曾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他说，他也要站在维护祖
国统一的立场之上。陈诚还表示：国民党也要向历史作交代。返台后的陈诚向蒋介石汇报了访美经过。
蒋介石在稍后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表示了维护一个中国，反对分裂祖国的立场。
“一纲四目”影响深远
“一纲四目”的提出，还促使蒋介石产生了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合作的念头。在“一纲四目”主张的感
召下，蒋介石于1956年曾选派宋宜山来到大陆进行国共再次合作方面的“摸底”；1975年春节前后，他
还秘密嘱托台湾“总统府资政”陈立夫，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毛主席访问台湾。陈立夫接受这个秘密嘱托
后不久，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说：他们“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
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开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蒋介石下葬时为何身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
令就是：
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
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
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
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
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
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
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
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
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
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
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
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
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
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
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
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
，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
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
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
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
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
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
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
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
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
、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
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
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艳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
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
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
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
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
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
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
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
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
美龄画作。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
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辑。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
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
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
著述汇编》第9辑第626页。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1人，推选蒋经国担任。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作为元老派首领的何应钦发言称: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
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
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职称，
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
于党章之内，
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
…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
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
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
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适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
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
揽全盘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应属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页。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蒋经国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适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
；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
所拥戴；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本党为奉行总裁遗嘱，掌握革命机势，亟须
坚强领导，精诚团结，方能发挥革命民主政党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
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7页
。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
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
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
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许多官员和老百姓向蒋介石行跪拜之礼。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
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
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第六任“总统”
。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
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
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
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
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
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了，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
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
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
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
“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
考虑，择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
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
计方案。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9秩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
、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
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
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5年》的讲话，
宣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
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
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
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惑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
家基本建设，
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
，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蒋还宣称这5年是“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5年”。《蒋总统经国先生
言论著述汇编》第13辑第519—520页。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
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坛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
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
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
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
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
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的所
谓“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
”下层为展示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
活电影与录音”。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
，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嵌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
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猝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
屹立下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
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还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
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
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与纪念馆，铸到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曾参与淞沪战的台军上将高魁元病逝马英九颁褒扬令
中国台湾网6月3日消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日，马英九出席曾任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
台军一级上将高魁元安息弥撒，并颁发褒扬令。
台军方表示，高魁元的安息弥撒于天主教圣家堂举行，马英九到场颁发褒扬令，表达对高魁元的敬意，
由高魁元儿子高监立代表接受；马英九在灵前献花、行三鞠躬礼、向家属致意，台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高华柱也陪同出席。
报道称，高魁元曾参与淞沪会战、昆仑关战役及湘西会战，也是古宁头战役战胜的关键人物之一，曾任
台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台湾当局领导人战略顾问，并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高魁元因多重器官衰竭，5月7日病逝于台北，享寿105岁。（中国台湾网）
高魁元生平
高魁元，字煜辰。1907年3月26日出生，山东省枣庄市人。国民党籍。山东正谊中学、黄埔军校第4期工
兵科、三军参谋大学、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第1期毕业，美国指挥参谋大学毕业。
早年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区队长，教导第14师营长、团长，第99师295旅少将旅长。
抗战初期，任第99师师长。
1949年任18军军长，后退守金门，任金东守备区军长。后任台北防卫区副司令、军长。
1957年起先后任陆军副总司令、陆军发展训练部司令、第2军团司令、总政战部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
总长等职，
1960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68年1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1970年6月任“总统府”参军长。
1973年8月任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1981年底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任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2012年5月7日晚间9时41分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三军总医院，享寿105岁，台防务部门将协同家属进
行治丧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