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也是我记录片赏析的期中作业,欢迎大家点评) 《毕摩纪》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纪录片,但是这个纪录片让我看到了最原始、最纯洁的信仰。导演杨蕊,长时间在凉山地区对现存的彝族毕摩进行社会调查,之后带了一个颇大的队伍去对当地的招魂毕摩。村官毕摩和咒人毕摩做了纪录片式的纪录,这就是这部《毕摩纪》。
这是一部有着启示性开头和隽永寓意般结尾的片子,自始至终游离在写实和表现之间,既没有踏入现实的泥浆,去纪录一个鲜为人知部族的生活状态和个体性格,也没有飘到天上去散文化地为一种面临失落的古文明去神伤般地缅怀。导演杨蕊几乎封闭式地呆在凉山古老彝族部落安静地观察着,却随时不忘从那么多的纪录素材中选好她想要的那部分,具有宗教感的那部分。于是,电影类型是模糊难辨的,有时感觉在其中没着落般地悬着,有时又似乎体味到这种神圣的宗教感,却因地理和心灵上的距离,注定让自己只能旁观,旁观导演个人化强调的文明的衰微。
然而,我似乎更青睐于此种类型上的模糊难辨,这或许得益于它故事化的纪录片拍摄模式。影片没有对各位毕摩做法事的场景去突出描写,记录法事过程是文献资料片和影视人类学家的任务;没有留恋于美姑县境内大小凉山那些变化莫测的云彩和巍峨起伏的山峦,拍摄那些是风光片和民歌卡拉OK的任务;没有跟随县文工团拍摄各个村落不同的祭祀服饰和歌舞类型,挖掘那些是风情片和旅游宣传片的任务;没有去等待或者演绎一段部落家族矛盾冲突或惊天动地爱情故事,推动和导演这些是民族风情故事片如《花腰新娘》的任务。于是,从精神气质上来说,《毕摩纪》似乎更接近赫尔佐格那些真正关切少数民族生态的表现性纪录片,导演杨蕊七进凉山,以耐心纪录并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坚持,为这个并非散文化的作品带进了故事性。
影片精心选择了三位毕摩,只需表现他们现实的状态,我们似乎就洞悉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他们背后整个毕摩文化和彝族社区的变迁故事,因为我们清楚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现代化无孔不入的新时代,他们的生态难以避免地要有所改变。曾在旧时代做过凶性法事的咒人毕摩到了新时代后失业了,政府严禁再做此类法事,病榻上的他也得接受文明社会的医疗,而对于往昔咒人的“丰功伟绩”,就只能在回忆中去滔滔不绝了;还带着徒弟爬山涉水做善性法事的招魂毕摩则受人尊敬,而他为了得一儿子,则抛弃过三个妻子并使她们悲惨的死去,如今64岁,终于得子却忍受着内心煎熬;同时担任村支书的村官毕摩,则自负地仰仗自己在神界和人界都拥有的权力,而违反选举法而被上级革职,他让儿子学好汉语也要学好毕摩咒语。处在时代变迁中的三位毕摩,他们身上本就凝结着故事,无需刻意,只需纪录,就能沉淀下坚持与失落的情绪。而村中的年轻人,则无可避免地和外面的世界有了或深或浅的瓜嘎,深的如吸引杨蕊拍摄此片的吉克曲布,作为山鹰组合的作曲,他回到故乡,却似乎是个与故乡无关的人,他的音乐也并非原生态,而是让我们这些经过“教育”的耳朵所能接受和适应的国际性民族音乐,而《毕摩纪》的配乐也还是尊重观众感受的选择了吉克曲布的东西;浅的如咒人毕摩的儿子,他不再能接受凶性法事“教育”的传承,而成了县文工团的一员,为了生计,包裹着民族文化进行着商业贩卖,而我总认为这样形式的民族文化传播也十分必要。电影对这两个“与外联络者”和教授普通话的村小老师都只是简单带过,让我们更明确外面的世界对这个深山确有影响,然后把主要的时间都交给那三位状态各异却又面临同样困境的毕摩,他们自身有着故事的可塑和自动拓展性。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辨猎奇和兴趣之间的距离。影片没有表现风土人情和法事过程就不算猎奇了吗?其实,介入这样的题材或许多少都带有点猎奇心,只是将猎奇观察呈现出来时就得依赖于导演的个人趣味,于是我们看到了杨蕊实现了自己的初衷,绕开了奇风异俗的陷阱,而与部族宗教信仰共同呼吸。或许真有了明确的拍片心态,影片才具有了出色的开头和结尾。“一只大雁击穿岩洞俯冲进洪水/又从岩洞腾起直上云霄/洪水消退大地呈现/从此这个岩洞就是我们毕摩的灵地了/徒弟说:很快水电站建好/一蓄水就把灵地淹没了/怎么办?/招魂毕摩说:慌啥!/天雷劈开的峡谷还在嘛……”,这就是一个颇有启示意味的开头。而结尾处,招魂毕摩领着徒弟继续上路,字幕介绍着彝人英雄阿拉苏则的传奇故事,他的子孙们继承下不同的本事和法器,从岩洞出来走到路上,默念着《指路经》向前。的确,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来了,即便要面临迁徙和上路也不用慌,因为信仰犹在。
信仰的力量对自身很强大,即便它很多时候声音很微弱,不足以被外人听到。就像几年多前,据说版纳州某野生动植物公园找了一些黑肤色的小矮个在橡胶树上荡来荡去,吸引游客,报纸上还用震撼的标题宣告:又发现一个新的少数民族!而当我兴奋地把此“消息”转告学人类学的某朋友,他却十分不屑:“这就是个2000多人的难以界定族称的部族。”而《毕摩纪》导演杨蕊也有着自己的纪录片信仰,如今她又转向沧源县嘎多村拍摄关于当地佤族三种信仰的纪实性故事片《缅甸的海》,导演发现那个地方如此羞涩和封闭,“三种信仰,无论赛玛,猎头,还是基督,在大山里的部落居民看来都是生存的依托,信仰更象是悬崖边抛下的救命索,而不是生命的终极所在。”但杨蕊却开始面临了拍摄资金的窘迫问题,她希望这类记载隐性文明的片子能存在下去,自己也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坚持下去,然而在这样的市场下,似乎还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