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
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
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
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
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
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
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
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
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
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
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
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
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
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4、人口有控制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
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
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
——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
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
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5、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
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
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
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
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6、人口平稳增长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
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
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摘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周年系列报告之五：人口总量适度增长结构明显改善》）
八张图告诉你中国人口现状及趋势
人口 文 / Guevara 2013年11月28日 10:34 来源：华尔街见闻
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三中全会宣布将放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到底中国的人口状况面临哪些问题，可能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下面来自摩根士丹利的八张图表将会告诉你。
1、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经历了三次婴儿潮。第一次是战后的1949年至1958年，第二次是1962年至1972年，第三次是1981年至1991。
2、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达到最高5.5，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开始迅速下降，到了2012年为1.6，以经低于2.1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3、人口自然增长率1970年代为2.6%，1980年代计划生育后降至1.2%，目前低于1%。
4、中国的人口增长将会减缓，至2030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5、工作年龄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下降，这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6、尽管经济下滑，公司招人会变得越来越难。
7、独生子女政策降低了人口对经济的压力，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男性比例的偏多。
8、中国人倾向于工作的时候存钱，退休了之后消费。随着前两拨婴儿潮人群的退休，中国经济结构将从投资趋向于消费。
美银美林：中国劳动力人口拐点提前三年到来
人口问题，中国，未富先老 文 / 王秉淳 2013年08月27日 16:43 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人口结构变革，其影响深远性甚至超过了痛苦而漫长的经济再平衡。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好中国未富先老引发的人口问题将是是未来十年执政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事实上，美银美林已经注意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去年达到了顶峰（比人口统计学家预计的提前了3年），这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
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
大多数人口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口顶峰是在2015年，这比预测的时间表提前了三年。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的人口峰值对整个亚洲意味着什么？亚洲其他地区该如何应对他们的人口峰值。中国人口顶峰标志着推动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中国劳动力过剩已经终结。就像当初中国以其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全球经济带来巨大震撼一样，反转将如同地震一般影响深远。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制造业生产网络已经转移到中国。由于生产成本和国内劳动力工资低企，制造产业链纷纷离岸外包到中国。过去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几乎是水平的，然而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越来越陡峭，在最近的十年中，工资和劳动力短缺压力越发明显，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似乎将更为陡峭。
哪些亚洲国家也将迎来劳动年龄人口“顶峰”？
劳动年龄人口峰值而不是总人口峰值同经济联系更紧密，劳动年龄人口影响着GDP增长率、消费支出和需求。
让我们更细致地看看中国发生着什么，中国媒体向我们展示中国人口危机的不同方面。
教育部8月21日报道，2012年全国范围内关闭超过13,600所小学。教育部指出，2011年和2012年，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从近1.5亿下降至1.45亿。同时承认从2002年至2012年，就读于小学的学生数量下降了近20％。一天前，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警告，由于老年人口预计将从2012年的1.94亿上升至2025年3亿，中国可能会面临社会保障危机。
中国已经在考虑采取措施，至少限制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短期影响。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放宽一胎政策，努力提高生育率。上海开展了试点，允许“双独”夫妇生二胎。另一方面，政府考虑延长国民退休年龄，女性从55岁提高至60岁，男性从60提高至65。如果付诸实施，这将使中国的退休政策同国际接轨。
不过，即使调整一胎政策或延长退休年龄也只能暂缓人口变化。放宽一胎政策可能难以起到明显增加人口的作用。低生育率（平均每个母亲生育1.4名儿童，相对于较发达的国家平均1.7名和在美国平均2.0名）至少是反映了当下城市夫妇为高企的生活成本和教育费用疲于奔命的现状。
同样，提高5年退休年龄也只可能稍微延缓人口变化，但这项政策可能会引起多个行业人士的反对，包括很多公务员。调整退休年龄可能会导致高校毕业生大量失业。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必须仔细权衡调整政策。
中国的人口挑战的症结在于，与日本，韩国，美国和西欧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变老时，大部分人口尚未接近中等收入状态，更别谈富有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影响更加不可预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模式正发生着转变，从依靠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转向依赖国民消费推动经济。短期人口危机也许尚有应对之策，但长期解决之道仍然遥不可及。
16年后，美国将成为第二个日本？
2014-02-16
华尔街见闻曾报道，2030年时，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将和今天的日本非常相似，中国或将成为第二个日本。最近又有研究称，美国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研究显示，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与GDP增长呈逆相关。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越大，GDP增长可能就越低。当该比例升至20%以上时，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零增长。 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到2030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迅速从13%提高至20%，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也将和日本一样陷入停滞呢？
下图将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和2013年真实GDP增长两个变量的关系做了回归，发现德国、瑞典、意大利、希腊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增长近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以老龄化著称的日本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停滞时候，终于在安倍经济学的带动下开始有了起色。
美国目前65岁以上老人比例为13%，经济增长在2%左右。但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大批退休，美国的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迅速攀升，至2030年将达到20%。这也就意味着，届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向欧洲和日本那样陷入停滞。
Zerohedge调侃称，美联储可以印钱，但印不出更多的年轻人来改变这人口比例。到时候，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联储只能更加疯狂地印钱了。
学者：中国2035年将面临人口负债 经济或停滞
倒退
2014-11-20 07:51:55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或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王羚
人口数量依然是世界第一的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
0~14岁青少年迅速减少，60岁以上老龄人口加速增多，出生性别比达到118∶100的超常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持续老化并且已经在2012年出现净减少……这些变化正在并且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可以说是充分品尝了人口红利的甜头。GDP增长的28%来自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不是永远存在的。面对即将消失的红利盛宴，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中国将如何应对，来确保经济列车继续保持相当的速度？人口红利的消失不可避免，人口负债的到来同样不可避免，在低生育率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之后，生育政策应该做怎样的调整，以延长红利期，推迟负债期的到来？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危机，而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是站在边缘还是已经掉入？日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陈友华向《第一财经日报》阐述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2035年后可能面临“人口负债”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人口红利这个窗口期，学者有不同判断。有认为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有的则认为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陈友华：不同年龄人口的社会经济意义是很不一样的。过去我们主要研究人口数量，特别是劳动力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仅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人口红利就是考察人口结构本身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个指标。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人口负担轻，劳动成果有很多，不是被消费掉，而是被积存下来，成为收入，成为储蓄，变成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按照我2005年的估算，当总抚养系数【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低于53%时(65岁为老年起点)，这时人口负担较轻，处在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红利由少到多，也就是说人口红利逐渐增多，2013年前后处在人口红利最为丰厚的时期，此后，不是人口红利结束，而是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大约在2030年前后将完全消失，进入人口盈亏平衡时期，但历时很短，大概在本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进入人口负债时期。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持续10多年时间。
每一个实际人口的背后都有一个理想类型——生命表(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人口生存死亡规律的调查统计表)人口，而生命表人口的总抚养比处在适度的水平，此时既不存在人口红利，也不存在人口负债。实际人口的总抚养比明显高于或低于其理想人口的总抚养比时，就存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
目前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与1957年瑞典的平均预期寿命差不多。因此，我们计算了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人口的总抚养比，将总抚养比的上下5%范围内视作人口盈亏平衡区域，超过5%视作人口负债，而低于5%时即为人口红利。据此我们计算得到当总抚养比低于53%时即为人口红利，而高于59%时即为人口负债，而总抚养比介于53%至59%之间即为人口盈亏平衡区域。
日报：你认为中国在哪个时间点会进入负债期？人口负债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陈友华：中国大概在2035年后就要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人口转变。人口负债是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所引起的，即由少子老龄化引起的。人口负债意味着人口负担太重，超出了其合理的范围，创造的财富多用来消费，积存较少，极端情形时还动用以往的积蓄，从而用于积累与投资的资源不足，进而限制了经济增长，经济因此可能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比如，日本之今天就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普遍二孩”有多远
日报：关于人口负债，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依然感觉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人口太多等观念深入人心。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在人口负债问题上有什么应对措施？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都是从人口结构方面谈人口负担及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而中国人口的多少本是一个人口数量的概念，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目前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状况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且中国的人口密度低于很多世界国家。因此，中国人口太多的说法实际上存在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
日报：从中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现状来看，你如何评价过去十多年中国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的调整步伐？单独二孩到9月底申请者仅有80多万对，这传达出什么信息？官方表示政策实施开局良好，运行平稳，但外界依然关注，现在的中国人口(从数量到结构)有哪些危机值得决策者警醒的？对下一步生育政策走向你有什么建议？
陈友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率时代，且生育率持续走低，极可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单独二孩政策从实施到现在，全国仅有80多万对单独夫妇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大大低于专家学者事前的预期。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一是以往参照的数据存在较多的问题，高估了以往积存的“单独夫妇”数量；二是群众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少生甚至不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
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生育率过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少子老龄化发展速度太快。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与深度老龄化等不仅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繁衍，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巨大的影响。
“单独二孩”仅仅是持续生育政策调整迈出的第一步，鉴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响应者寥寥，中国政府应立刻实施“普遍二孩”的政策，进一步在2020年前彻底取消对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2025年后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在这一点上，韩国等国是有深刻教训的。
视频: 【四月大讲堂】易富贤：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的经济走势
2012年5月5日和16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做了两场题为《大国空巢——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走势》学术讲座。
讲座吸引了大批关心中国人口状况的听众，两场讲座都座无虚席。易富贤先生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和现状入手，就中国现行人口政策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影响深入浅出的进行了解读。
本次讲座四月网将分五期推出，这是第四部分包括第五节《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Mzg4MzM2.html
中国人口大拐点的危机思考：人口危机开始爆发 2015-01-24 新财富杂志
还记得之前分享过一张图：
中国人口大拐点的危机思考
思考了很久，人口变化对经济、对行业、对公司有着巨大的影响。于是找了点资料看（方正的研报）。这里分享给大家。
1.中国人口总量在2018-2023 年间达到峰值，生育率难以提升，育龄妇女人数在快速减少，全球人口占比持续下降。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 年修订版》中方案认为2010-2015 年中国生育率高达1.66，2075-2080 年为1.86。只有将生育率稳定在略高于2.1 的水平，才能逐渐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和结构的稳定（美国、印度将长期是稳定的柱状人口结构），才能让国家恢复可持续发展能力。
2.中国由于生育率从1971 年开始快速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的快速下降。蔡昉、胡鞍钢等人口和经济学家将总抚养比下降称之为“人口红利”。但这显然是伪命题。
日本的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1975 年的1.91、1990 年的1.54，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快速下降；也导致其后总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和总抚养比的止跌回升。日本在1996 年、美国在2007 年、发达国家（整体）在2010 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都出现经济危机。可见，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在老年抚养比的推动下，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4 年达到低谷后开始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
有人说，中国的总抚养比即便有所增加，仍然比其他国家要低，还足以维持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阻碍经济增长的不是总抚养比本身，而是其中的老年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那么如美国的婴儿潮一样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2014 年的总抚养比只有46.8%，从国家层面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低，远低于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国的68%，也低于日本历史上最低点（1996 年）的59.5%。如此低的总抚养比，使得内需严重不足，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将减少，就业问题将越来越棘手。
中国近期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
3.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日本、欧洲20-64 岁人口在1998 年、2010 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20-64 岁劳动力2015 年后开始负增长，下降速度将超过日本。如果能够将生育率稳定到2.1 以后，虽然无法弥补近期的劳动力不足，但是可以让今后的劳动力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的活力。
4.、中国劳动力/老人比（20-64/65）2010 年降至7.5，经验表明低于7.5 时，经济将转为中速增长。
日本在1946-1973 年这28 年内，GDP 年均增长8.9%，1950 年10 个20-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 个65岁老人，也就是劳动力/老人比为10.0。1973 年爆发石油危机，1974 年经济衰退。1975 年石油危机结束，但是该年的劳动力/老人比下降到7.5，经济无法恢复以前的增长速度了，1975-1991 年年均只增长4.4%。1992 年劳动力/老人比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 年的2.3；经济增速也再次跳跃性下降，1992-2013 年年均只增长0.84%。
台湾在1952-1995 年，GDP 年均增长8.6%；1996 年劳动力/老人比降至7.5，1996-2013 年的GDP 年均只增长4.0%。韩国在1963-2002 年，GDP 年均增长8.6%；2003 年劳动力/老人比降至7.5，2003-2013 年GDP 年均只增长3.8%。台湾、韩国的劳动力/老人比都将在2017 年降至4.8，并将迅猛下降到2030 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 年经济衰退的老路。
美国在1934-1944 年GDP 年均增长10.2%，但是当劳动力/老人比在1947 年降至7.5 之后，GDP 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47-1985 年的3.6%。1986-2006 年劳动力/老人比稳定在4.8 附近，GDP 年均增长3.2%。2007 年劳动力/老人比低于4.8，2007-2013 年GDP 年均增长0.99%。根据日本、美国、台湾、韩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观察结果：当劳动力/老人比高于7.5，经济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比低于7.5，经济将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比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比在2010 年降至7.5，相当于美国1947年、日本1975 年、台湾1996 年、韩国2003 年的水平，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将从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速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开始降速。
可以断定的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不断减速应该是“新常态”。
2010年是1个老人对应7.5个劳动力，养老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而未来一个老人只对应一两个劳动力，养老压力可想而知，养老金短缺将是今后各届政府面临的难题。
5.从需求一边看，中国经济由于人均GDP 远远落后于美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巨大的提高空间，所以需求应该是有的。但从供给一边看，中国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将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形成严重威胁。
首先，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直接降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2022 年以后，中国每年劳动力将减少1000 万以上，相当于劳动力的增长率为-1.3%左右。假定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5，这也意味着仅此一项就会使得潜在增长率下降0.65 个百分点。
其次，人口形势的变化也将降低中国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随着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却在加重。老龄化既降低储蓄率，抑制资本形成，同时也降低技术进步率，因为一个经济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人就是年轻人，一个暮气沉沉的经济怎么可能会有创新活力。
因此，“后发”不等于必然有“优势”。后发优势只是给出了追赶的可能性和空间，但要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的支持。要想把“后发优势”变成现实，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来实施，可惜的是，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将急剧减少，尤其是劳动力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人口将急剧减少。美国不会停着等人。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必须速度超过美国。年龄优势是日、台、韩能缩小与美国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而中国2008 年的中位年龄为35 岁，2015 年将提高到38 岁，超过美国。
日本在1951 年后、台湾在1975 年后、韩国在1977 年后，20-64 岁劳动力还增长了48 年、42 年、42 年，在20 年内增加了51%、58%、64%；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在2008 年后只增长了7 年就将开始减少了。
日本1951 年、台湾1975 年、韩国1977 年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21 岁、21 岁，而美国1951-1977 年的中位年龄波动在30 岁、29 岁。就像21 岁、22 岁的小伙子奔跑速度比30 岁的人要快一样，日本、台湾、韩国的经济增速也超过美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1991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美国的85%，但是由于年龄优势丧失，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再次拉大，2010 年只有美国的72%了。
6.日本人口危机爆发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中、日人口结构变化总结：
总抚养比止跌回升：日本1996 年，中国2014 年，相差18 年。
20-64 岁劳动力峰值：日本1998 年，中国2015 年，相差17 年。
劳动力/老人降至7.5：日本1975 年，中国2010 年，相差35 年。
劳动力/老人降至4.8：日本1992 年，中国2021 年，相差29 年。
中位年龄达到40 岁：日本1996 年，中国2022 年，相差26 年。
总人口峰值：日本2010 年，中国2023 年，相差13 年。
综合判断，日本的人口危机大致比中国早爆发23 年左右。中国2013 年的人口结构类似于日本1990 年。日本1990 年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无需多说。
日本在1992 年后，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而国债占GDP 比例却快速提升。其实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老年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后，储蓄的人少了，花费储蓄的人多了，储蓄率必然下降，国债必然增加。而根据“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理论，物质资本只有依赖于人力资本才能增值，如果劳动力负增长，那么投资回报率将降低。其实如果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没有必要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因为财富增值毕竟是靠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美国的储蓄率就长期低于日本。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储蓄率再高也没有用。
老年化后，一方面储蓄率降低，投资来源减少；一方面投资效率减少，投资率也必然降低，银行利率也自然下降。以前投资效率高的时候，利率也高，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利率调控经济；但是今后低利率将成为常态，利率可能不再是有效调控经济的手段了。
再看看房地产。日本在1980 年代的时候，经济如日中天，城市地价不断攀升，尤其是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地价自1985 年起，每年以两位数上升，盛行着“地价不灭神话”。但是在1992 年人口危机拐点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大幅下降。
在看中国房地产，2009 年房价狂飙，到了2011 年底和2012 年上半年下跌，北京二手房价跌幅在20%左右，2012 年中开始房价上涨，到年底北京二手房价就涨了30%左右，2013 年房价继续高歌猛进，年底到达一个高点，随后开始下跌。
房价的大拐点主要决定于人口因素：人口总量、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进程。综合来看，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人口因素表明，中国的房价基本上已经到顶。但是，中国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房价走势跟全国不一样。总体来说，人口净流入的地区房价可能会稳住甚至上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会下跌。具体而言，中国房价泡沫如果破裂的话，会从小城市开始，逐步向三四线城市蔓延，然后到二线城市，最后到一线城市。
7.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2010 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纺锤形，劳动力比例大，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是也导致内需不足（消费行业会怎么样）。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高度老年化、经济丧失活力。
根据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自然生育率”只能达到1.6 左右。以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参照，即便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将继续下降到2035 年的1.1 左右。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累计只会多生一百多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 万。全面二孩累计也只会多生一千多万人，远低于翟振武和卫计委所预测的9700 万；峰值出生规模只有1800 万人，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 万、4700 万。
从人口结构分析，中国人口危机开始爆发：2014 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2015 年20-64 岁劳动力达到峰值后开始负增长；日本、欧洲、美国都是在总抚养比拐点和劳动力拐点前夕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 年降至7.5，将在2021 年降至4.8；从日本、美国、台湾、韩国的情况观察：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从8%以上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来源：雪球
作者：Value_at_risk 杭州易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分析师
中国再不放开生育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作者： 刘忠良
中国再不放开生育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作者：刘忠良，著《大国危途》
近日，新华社质问人口政策的文章《扛不起的遗憾，等不起的时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到底行不行？》引发新的讨论。在中国计划生育单方宣传四五十年和超低生育率持续二十年的今天，确实应该思考自己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是否需要改变了。
站在人民生育权利、关心民族与国家未来的一方，希望全面放开生育或放开二胎，让期望再生育的夫妇不留遗憾，缓解未来中国超低老龄化危机和人口大崩溃的危机。但站在计划生育既得利益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继续宣传计划生育的贡献，一方面继续论证计划生育的必要（笔者的《大国危途》或梁建章的《中国人可以多生》等皆已经系统反驳），从而维护自己的“铁饭碗”、部门利益、部门“颜面”及其他个人利益。
比如，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表示，“当时一下子全面放开二孩，条件不成熟。”按照翟振武的预测，如果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孩，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大约有1.4亿，假设生育意愿在50%-60%左右，全面放开二孩后，预计会有7000万到9000万的孩子在未来4-5年内出生，平均每年多出生2000万人口，加上原有政策每年出生约1600万，每年出生3600万人。
这纯粹是“人口爆炸论”的翻版，继续虚伪的论证需要计划生育。按照翟振武的预测，未来几年每年新生人口3600万人。在中国每对夫妇生育6个孩子的年代，1963年中国新生人口的峰值仅出生2900多万人。在80后、90后成为生育主体的超低生育率的今天，中国还有可能每年新生3600万人吗？这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但作为人口专家绝非无知。
在生育高成本的高生活压力时代，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平均生育意愿约是2个孩子，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个孩子多一点。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纳入城市化、工业化，在高房价、高物价、高生育成本与低收入、低保障的情况下，年轻人的生育率必然很低。
按照卫计委数据，单独二孩政策能够覆盖的目标人群数量在1100万对左右，单独且已育一孩家庭期望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60%。但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透露，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单独放开后第一年应该是申请最高峰，但申请生育二胎的却不足10%。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此前曾介绍称， “单独”夫妇约有1000万对，去年一年中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大约有100万对，确实能够生育的不到47万对。可见，实际落实生育二胎的连5%都不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18、1.04、1.26、1.25，远低于中国2.2或发达国家2.1的世代更替水平。即便按照1.3的总和生育率计算，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或不到）将减少40%，2100年约仅剩4.7亿人，2300年约仅剩2800万人！考虑到移民、民族结构与民族文化的变化，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就等于是亡国灭种了！
到2028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年龄人口将超过2600万人，但新进去劳动年龄人口仅有1600万人或不到，每年减少劳动年龄人口1000万以上，几年减少一个日本、德国或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不仅如此，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25年中国25～29岁最具消费活力、创新活力与创业精神的年轻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1%，创新活力与市场需求活力大断裂！随后，中国房地产、汽车、家电、钢铁、水泥等产业将面临雪崩、股市将大崩溃、不动产价值将大跳水，“世界工厂”的中国将迅速成全球最大“工业废墟”！
据联合国预测，中国2020年就进入人口负增长。等到2040年后60后老去，中国每年大约会死亡约2500万人，而新生人口不足1000万人（实际上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就会降低到800万左右），每年净减少1500万人以上，六年多点就减少一个亿人口。
根据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和生育率状况，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老年社会”，2035年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及人口状况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必将在2025~2035年之间陷入经济增长的崩溃，或将面临比90年代及以后的日本更惨的状况，陷入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超级经济低迷和超级财政负债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民族人口步入“死亡陷阱”，自此彻底进入亡国灭种的长期大趋势！
即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能够每年实际多生100万孩子，15年后仅能降低100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即劳动人口减少速度降低10%），25年后也仅能使中国人口少减少60多万人（即降低人口减少速度不足5%），根本不足以扭转未来中国人口的超级大崩溃和亡国灭种的大趋势！再不放开生育，还等待何时？
更严重的是，在未来10年，中国24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00多万降至4100多万。1990年中国新生人口2800多万，1999年降低到1300多万，且性别比进一步严重失衡。根据人口年龄段的变化和生育规律，中国新生人口将从2015年的1600万人狂跌到2025年的800万左右。
从2015年开始，中国1949年以后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退休年龄，每年新生人口快速狂跌，老龄化飞速发展，最迟2020人口负增长和“光棍潮”爆发，2025年步入“老年社会”，2028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暴减的狂潮，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40年进入人口超级大崩溃的狂潮。逆转人口危局，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
从2015年以后，强制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和超低生育率的恶果开始加速显现，中国直奔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正式强力进入民族人口的“死亡陷阱”！亲，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还给中国时间吗？再不全面放开生育，再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华民族距亡国灭种就不远了！
人口减少将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2015年04月27日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苏剑
关于中国的人口形势，目前有不同的判断和预言。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人口基本上将在2023年达到峰值，峰值人口大概在13.8—14亿之间。
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纺锤形的，根据笔者预测，2050年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是倒三角形的，也就是年龄越小的人口越少，当2000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会减少一半以上。
从工作人口的角度看，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2015年到达峰值，即9.24亿，2080年可能降到3.39亿。65年时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2/3。新增工作年龄人口数在2011到2015年之间是正的，2016年将转负，之后几年稳定在负的三四百万之间。2026年前后，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到达退休年龄，退休人数比较少，新增工作年龄人口数会重新出现正值。
而2028年之后，随着1960年之后的婴儿潮变成退休潮，每年新增劳动力是负1000多万，最高是2054年，大概是负1878万。65年时间，工作年龄人口数要减少将近6亿。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严峻的人口局面。而持续20多年的超低生育率将使目前的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将有什么影响？
潜在增长率下降
人口逐年减少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有两方面。第一是直接影响，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导致潜在增长率下跌。如果每年劳动力减少1000万，即每年减少1.3%，将直接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至少0.65个百分点。
第二是间接影响，主要是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是储蓄率下降，老年人是净消费者，不是储蓄者。储蓄使更多的资金可用于资本形成，资本增长会提高。但如果储蓄率下降了，则意味着资本增长率会下降，同样会降低潜在增长率；其次是老龄化社会的技术进步率会下降，因为每个社会中创新能力最强的是年轻人。
综合上述两方面，人口危局意味着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急速下滑。可以说，“新常态”的出现，人口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社保体系承受巨大压力
到目前为止，凡是社保体系好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面临一个问题：资金窟窿特别大，人口即使保持不变，也难以长期维持下去，比如美国。
更何况，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缴纳的时间是给定的情况下，窟窿就越来越大。而同样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年轻人越来越少，缴纳养老金的人数随之减少，养老基金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要弥补资金缺口，一个办法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上升了，年轻人的工资长涨，就会缴纳更多的养老金。但问题在于，在目前的人口形势下，潜在增长率不是增长，而是会急剧下降。因此，如果中国的人口形势不发生逆转，将给社保体系带来巨大压力，甚至最终可能出现社保危机。
人口导致房地产市场拐点
房价的拐点主要决定于人口因素。住房既是奢侈品，也是必需品，对作为必需品的住房的需求，就是所谓的“刚需”，它是由人口决定的。
影响刚需的第一个因素是人口总量。人口是决定房价长期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按照笔者的预测，如果目前的人口政策不调整，中国的人口将在2020年前后到达峰值，距现在只有几年时间。当人口到达峰值的时候，房价差不多也就该到达峰值了。
影响刚需的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是对住房具有刚需的人群，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都是需求。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峰值。随着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刚需自然会下降，对房价构成向下的压力。
影响刚需的第三个因素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生育高峰，当60后、7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对住房就构成了巨大的刚需，此后又构成了巨大的改善型需求，因此从2000年至今房价狂涨，可以说跟这一次生育高峰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60后逐渐进入老年，80后、90后人口急剧减少，刚需以及此后的改善型需求也将急剧减少。实际上，当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父辈、祖辈可能已经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住房，住房需求减少已是毫无疑问。
影响刚需的第四个因素是城镇化，这是许多人寄予巨大希望的一个因素。按照官方的估计，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仅有54%左右，城镇化的空间还很大，而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必然产生对城镇住房的需求。
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程度到底如何还有争论，城镇化率数据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情况，还无法断定。
近年来每年都会出现的就明白无误地表明，农村已经缺少富余劳动力，那么城镇化还从何说起？所以，把城镇化看作推动中国房价上涨的因素，有点不太靠谱。正如民工荒已经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认为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一样，现在当农村只剩下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城镇化的人的时候，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刚刚开始。这是一个误区。
综上所述，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人口因素表明中国的房价基本上已经到顶。
但是，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房价走势跟全国不一致。总体来说，人口净流入的地区房价可能会保持平稳甚至上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会下跌。具体而言，中国房价泡沫如果破裂的话，会从小城市开始，逐步向三四线城市蔓延，然后到二线城市，最后到一线城市。
计划生育政策需重大调整
面对这样的人口形势，计划生育政策亟需重大调整，要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许多人担心放开生育管理会导致人口失控，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育儿成本的增加、节育技术的成熟，生育率是自然减少的。
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最近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实践中，政府开动强大的舆论工具，大力宣传计划生育，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1.22这样一个极低的水平，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我国去年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前，有人口学家预言这一政策将使中国多出生1000万人；现在第一年的实际数据出来了，申请数才100万左右。如果扣除本就打算超生的人数，这意味着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
很明显，现在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可能使人口增加太多。实际上，现在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生的多，而是生的少；即使鼓励生育，能不能出现婴儿潮都是个问题；即使真的出现婴儿潮，我们的态度也应该是呼唤和欢迎，而不是担忧和回避。（来自瞭望智库）
少子化拉响警报：中国人口或将自2017年迅速下降
文 / 一财网 2015年09月28日 09:43:18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日报，)
现在大班只有三十个左右，中班只有二十多个，小班连十个都不到。即使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因素，这样幅度的减少依然异常。
“这几年明显感觉入园的孩子越来越少。现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们一家幼儿园，镇里其他幼儿园都是这个情况。”上述幼儿园园长王女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王园长幼儿园孩子数量的递减只是全国少儿人口逐步减少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少儿人口从数量到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在公众不察觉间，中国早已进入少子化时代。
严重少子化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发布在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他们的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日本人很认真地在敲响警钟，但许多中国人也许只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1000年还远着呢!中国可没有这个危险，咱们人多啊，13亿多人，世界第一呢!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2500万减少至2014年的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万人。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未来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负增长预警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动，匹配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谁愿意多生娃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本报曾独家报道)，但至今没有看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生育推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这两者都非人力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的是生育政策、养育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在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十分必要。而从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归正扭曲的生育观入手，着力构建一个孩子友好型的社会也已经非常急迫。
分辨哪些是不能改变的而接受它，哪些是能够改变的而勇敢去改变，这是一种智慧。拥有这种智慧就能造福后代。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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