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越按：本文是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评注版《儒林外史》的导读部分，也是我近年来阅读、研究《儒林外史》的一得之见。新的见解，第一是不同意鲁迅先生对此书捧得过高，第二是指出此书本身所存在的不足，第三是提出此书为“未完成稿”。先期在这里发表，目的是希望读者指正。谢谢！
一、总 论
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了明代，开始有了专供阅读的《水浒传》(也不排斥作者写作之初是打算作为说书人的底本的)、《三国演义》(不是纯白话，而是“半文半白”)、《金瓶梅词话》(很有可能就是书场演说的底本，明代的书场，不但不避讳描述男女私情，甚至以“极力渲染房中之事”招徕听众)等不朽的巨著问世，加上描写神仙鬼怪的《西游记》，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在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末清初，以小说铺陈历史，演说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成为市井流行的社会文化。但是大多数作品在文字的优美上，在典型人物的刻划上，在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度上，仍然没有令人比较满意的成就。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方才先后出现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两部在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所写的虽然也是才子佳人，但是作者把故事背景放到了豪门大院里面，把眼光瞄准了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黑暗、腐朽、没落的社会百态，成了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终于取代了《金瓶梅》(《金瓶梅》其实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好作品，它的被淘汰出局，只是因为描写性生活的场面过多，被士大夫阶层目为“淫书”)，与《水浒》、《三国》、《西游》，被定型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
《儒林外史》，则是我国清代产生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和官绅阶层的活动及其精神面貌。作者把视点扫向社会，客观、真实地描写清代的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小民，以整个封建社会为讽刺批判的对象，以不同类型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的描绘与剖析，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所谓“儒林”这个群体中一部分人的丑恶行径，描写了封建社会的极端腐朽并预测这个社会行将崩溃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主干，其结构有如“短篇连缀”，也就是西洋文学手法中所谓的“马赛克结构”(mozaic romano)：分开来是许多篇中短篇小说，合起来则是一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构虽然松散，却有一个强烈的中心主题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利禄而造成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所以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非常著名。在语言运用方面，特别在不同人物语言特征方面虽然比不上《红楼梦》和《水浒传》，但是在其叙事的简练方面，成就也很突出(也有评论者认为对多数人物的描写过于简略，导致所塑造的人物不够丰满)，加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结构和文风，也成了后人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在许多晚清的成名之作中，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都能够看出受到过《儒林外史》的影响。 对于这种文体结构和语言特色，因为瑕瑜并见，评论者也有褒有贬。 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吴组缃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说：该书“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吴小如在刊于1981年9月《吴敬梓研究》上的《两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中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结构究竟是松散的，还是缜密的？书中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究竟是有机的联系还是随意凑泊而成？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有没有个统盘考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儒林外史》结构的论点是否已成定论？这种艺术结构，对表达全书的思想内容有无必然关联？……我个人的倾向是，吴敬梓用这种艺术形式写书，有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其戛戛独造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组织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为了表达主题思想的方便，因此，人物和情节之间的来来去去，是有机的联系（或说有其内在的关联）而非随意或勉强凑泊而成的。 此书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作者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既不是作者的偏爱，也不是作者的无能，而是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导致其认识的不足。社会的发展，有其一定的、科学的内在规律，那时候还没有科学的“社会发展史”，为形成普世价值，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也不可能指出中国乃至全世界今后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以此来指责作者“眼光短浅”，就好像指责列宁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样幼稚可笑。——不过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知识分子，而不是什么“工农兵”，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因此，《儒林外史》这部书，虽然不能和“四大文学名著”媲美，但是如果有什么“八大”或“十大”文学名著，还是能够上榜的。换句话说，《儒林外史》虽然有缺点，但仍不愧为一部名著。
二、作者及作品简介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雍、乾年间的吴敬梓。他和曹雪芹是同时代人，比曹雪芹年长二十四岁。两人有比较近似的生活经历：都曾经是门第显赫的少爷公子，都曾经在江南特别是南京居住过，都对八股时文和出仕做官不感兴趣，都反对程朱理学而提倡回归人性，都喜欢博览群书特别是喜欢“没有用处”的“杂学”，都曾经遭遇过家道中落甚至十分贫困(比较起来，曹雪芹已经落入生活的底层，比吴敬梓的生活更苦，吴敬梓虽然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日子，至少还能在南京、扬州那个文人圈子内生活，还不至于穷到“举家食粥”的境况)，都因此对人生有所反思和感悟。但是两人所感悟到的内涵却有所不同：吴敬梓感受到的是势利和虚伪，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善美被假恶丑所扼杀；吴敬梓考虑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路，而曹雪芹考虑的是人生的意义，一个人活着其意义到底是什么。为此，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把自己身边的人、所熟悉的事综合起来，加以发挥，敷衍成长篇小说，以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但是《红楼梦》的视野狭窄，主要只写荣宁二府和一个大观园，而且以女性为主；《儒林外史》则广泛涉及社会的各阶层，以“士”为中心，旁及“士”的相关人员甚至三教九流。其结果，是《儒林外史》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被认为是世态人情的教科书；而《红楼梦》则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两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各有建树。从风格看，《红楼梦》是一首哀怨的长诗，是一首封建社会的挽歌；而《儒林外史》则是一篇声讨魑魅魍魉的檄文。从人生道路及成就看，两个人都在穷困潦倒中去世，两人的书都还没写完或没有定稿。到了嘉庆年间，两人的书都得到了刊行，并同时在社会上流行。两人的小说都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所创新，成就辉煌。两人的书各有特色：曹雪芹以描写儿女情长、男女之爱见长，吴敬梓以暴露官场黑暗、文人无行为特色。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成就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巅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里程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开创了短篇连缀的文学形式，成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鼻祖。两人全都成绩斐然，但是单就故事的曲折迷离，文字的流畅优美，内涵的丰富深厚，影响的遥远广阔，读者的迷恋程度等方面着眼，两人却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甚至可以说：吴敬梓比曹雪芹要相差很多很远。
吴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又字粒民，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清雍正十一年(1733)他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称秦淮寓客。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成长于科甲鼎盛、历代显宦的缙绅世家。他父亲吴霖起为人清正耿直，不以功名为重，对青少年时代的吴敬梓有着深刻影响。吴敬梓自幼聪颖异常，二十岁(一说十八岁)中了秀才，但后来多次赴乡试，却屡试不第。二十九岁最后一次乡试名落孙山，他已经看透了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就决心不再赴考了。父亲死后，因吴敬梓是嗣子，近房中不少人觊觎吴家遗产，终于发生了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甚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恶性事件。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到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终于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他以挥霍遗产的“不羁行为”，宣告自己成为缙绅阶级的叛逆。 雍正十一年(1733)，也就是吴敬梓三十三岁的时候，他的家产被亲族掠夺、被自己挥霍，已经几乎当尽卖绝，只得移家南京，开始了惨淡的卖文生涯。他性情豪爽，爱结交文人学士，被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乾隆元年(1736)，也就是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安徽巡抚赵国麟曾推荐他去北京应博学鸿词科，但他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还是看不惯“考官”们那一张张难看的嘴脸，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继续过他素约贫困的生活。四十岁以后，生活陷入了窘境，靠卖文和友人接济度日。由富转贫的生活经历，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也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长篇名著《儒林外史》，就是以他自己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再加上道听途说的间接素材综合发挥写成的。书中所表现的，正是吴敬梓半生的所历所见所知所闻，寄托了他看重人品文行、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客死于扬州, 终年五十四岁。史料记载，说他是“无疾而终”，其实应该是“暴病而亡”。生平除著有小说《儒林外史》外，还有诗文《文木山房集》。
吴敬梓“田庐尽卖”，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之后，不得不从全椒移家南京。这一生活的改变，一方面，他从富贵的生活中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在广阔的下层社会天地中，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痛苦，更能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这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结交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比较明显。他所景仰的“至契”程廷祚（即《儒林外史》中庄绍光的原型），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ɡōnɡ恭)南游金陵，程廷祚屡次过从问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重实践的“通儒”。吴敬梓接受这种思想观点，而且成为《儒林外史》所提倡的正面理想。清初进步思想家大多异口同声地反对八股科举，并通过解经表现出“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倾向。吴敬梓也“独嫉时文士如仇”，并把“治经”当作“人生立命处”，通过撰著《诗说》寄寓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但又像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传统，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还被作为《儒林外史》政治理念的基础。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百态图。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它“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卧闲草堂刻本评论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以生动形象的笔墨，逼真地反映了社会世态。正因为如此，考据家们曾经把书中的人物一一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相比照，推断出书中人物的艺术原型。还有人特地跑到茶馆中去体验现实，名之为“温习《儒林外史》”。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儒林外史》的成功。
由于吴敬梓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栩栩如生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生活。他描写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中所说，是吴敬梓故去十几年之后由他的表侄金兆燕①在扬州刊刻的。可惜原刻本已经散佚，迄今从未发现有金刻标记的本子。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卷首有闲斋老人在乾隆元年写的序。据学者考证，其中第五十六回为金刻本所无，是卧闲草堂本所增。
① 金兆燕——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的父亲和吴敬梓是表兄弟又是连襟)。据近人考证，金兆燕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终年七十四岁。幼称神童，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国子监博士。曾任《四库全书》缮写处分校官，后改扬州教授。金兆燕工诗词，尤精元人院曲。著有《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词钞》七卷，总名《国子先生集》。《清史稿》中有传。
有人怀疑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自己，因为作序的时间署为乾隆元年（1736），也有人怀疑是卧闲草堂主人所写而故意假托的年代。但都只是主观臆测，没有确凿的根证。一般说来，序言大都写于作品完成之后，而乾隆元年，吴敬梓才三十六岁，可能刚刚开始构思写作《儒林外史》(请参看附录中各版的序跋及评论)。如果闲斋老人不是吴敬梓，不可能书还没写出来，就请人作序；如果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作者当时才三十六岁，不是什么“老人”。这样看来，“假托年代”说比较合乎常情。
这个“卧本”，很可能就是《儒林外史》金刻本的复刻本，同时又是其后各种版本的祖本，无疑是现存最重要的《儒林外史》早期版本之一。此后的翻印本，有清汪浦礼阁本、艺古堂本、苏州群玉斋本、申报馆排印本等。现当代的版本，那就更多了。
三、学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
研究吴敬梓及其作品的人很多，观点大都以赞扬为主。其中对《儒林外史》评价最高的，是鲁迅。他对此书情有独钟，认为只有《红楼梦》才配和它相比；明清小说中，只有这两部书才配称“伟大”。他丝毫不提《儒林外史》的缺陷和不足，观点似乎有些偏爱甚至偏激。因此，这里只摘录比较中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余杰和胡适两位学者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评论，以见一斑。
余杰：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像小山①那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哪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那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吴越按：为体验自由而狂放，不顾今后生活，无疑是一种败子心态。〗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吴越按：似乎倒因为果了。应该是家财散尽之后才想到文学创作，而不是因为要进行文学创作而“有意”去散尽家财。〗
① 小山——晏几道(1030-1106)，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北宋抚州临川县文港乡（今属南昌进贤）人。晏殊第七子，人称“小晏”。历任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一生疏狂磊落，纵弛不羁，他与苏轼、黄庭坚先后同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三十三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梓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经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了。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吴越按：他不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不是因为他的清高，也不仅仅是看不惯考官的嘴脸，而是他有自知之明：他的桀骜不驯，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勉强为之，他日的结局可能会更惨。〗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八股取仕(士)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既)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无，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梓却由衷地赞美：“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土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说：“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这席话真是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无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凤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zhǐ纸)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