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肖红的未婚夫汪殿甲其人
无论是国内外的肖红专家，还是关心肖红、阅读过肖红传记的同志、朋友，都知道汪殿甲是肖红的家庭包办婚姻订下的未婚夫，并且一度和她同居于哈尔滨道外东兴顺旅馆。特别是责备他欠下旅馆六百元债务，扔下怀孕的肖红，逃之夭夭，再不见踪影等等。骆宾基、陈隄、铁峰等，还有笔者自己，都异口同声地责骂过汪殿甲“无耻”、“负心” 、“欺骗”……
我于1980年12月4日出席黑龙江省文学学会年会期间邀请我的老师、当年和肖红一起在呼兰劝学小学校读书，并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傅秀兰老师，访问了肖红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初中四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沈玉贤老师。她说肖红当时张乃莹，已经订婚，未婚夫叫汪殿甲，也叫汪东海。当时女中学校对学生管的很严，不允许女学生随便与男人来往。需经家长证明，确系女学生的未婚夫，校方方准许来往。张乃莹和汪殿甲就属于这种情况。张乃莹和刘俊民都住宿。她们互相之间比较熟悉。
1981年2月8日，沈玉贤老师接到刘俊民给她的信，交给我看了，现摘抄几段：
“后来汪追到北平，才把她接回哈尔滨，他们住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汪回顾乡屯家中，想要些钱再回来，被哥哥、母亲、妹妹扣起来。乃莹等急了，去顾乡屯找。汪家人骂她，汪的哥哥说‘你一定得和我弟弟离婚。’汪挣扎着要逃出家门，和她一起回市里。可是他家里人多，硬把他拖回去。乃莹一人回来，找律师写状子告汪的哥哥替弟休妻。开庭时，汪看到哥哥要受到法律处分，他只好说不是哥哥而是他自己休妻，当场就离了婚。下庭后，汪向乃莹说，我们是假离婚，可是乃莹一气之下，和汪永远分开了。”
“汪东海住顾乡屯，他是法政大学夜校学生，白天在道外滨江县第一小学校教书，该校长是他的哥哥。”
“初中一年或二年寒假后，她（指肖红）和汪东海订婚。他们经常通信，还记得她给汪织件毛衣，汪的父亲去世时，她去吊过孝。那时，她与汪来往密切。这是她自己向我说的。”既然是汪张两家家长包办的婚姻，为什么汪家又反对了呢？
信中也有明确的答复：“因为她表哥的关系，她才不喜欢汪。……她表哥姓陆，在哈尔滨三中读书，……她三番五次往北平跑躲避汪，每次都是她表哥给买去北平的火车票。是她亲口向我说的。1931年春，她上火车前，来校（刘俊民升入女中高中班，张乃莹未升，所以刘仍在女中，一一笔者注）告诉我说火车票表哥早买好，马上就去火车站，并嘱如汪来打听，只说乃莹未来。”
刘俊民给沈玉贤的信，无疑是一份研究肖红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从中不难看出如下三个问题：一、张乃莹与汪殿甲的婚事，虽是家庭包办，他们往来也较多。张乃莹还给汪织过毛衣，可见她最初并不反对这门婚事；二、后来张乃莹厌恶汪，可能是因他吸大烟吧？更重要的是她对表兄陆宗舜产生好感，双双去北京。他们第二次去北京之前，还在沈玉贤家吃过饭，是沈的母亲给做的面条。其他资料一直记载与张乃莹有爱情关系的李洁吾，恐怕是张冠李戴了，如果是那样的话，1937年她从日本养病回来后，就不可能一度住在李洁否家了（见《肖红书简辑存注释录》P112）。三、汪殿甲并不负心，是家庭的束缚和肖红的任性，使他们分开了。肖军不是说过吗，肖红是没有妻性的人。在1981年第一期《电影作品》上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肖红》里，也在责骂汪殿甲（剧中人名为匡殿才），既然有刘俊民的信了，就该为汪殿甲先生恢复名誉，无论其健在与否。特别是从肖红的著作、信件中，都找不出责怪汪的字样（哪怕是影射的）来，不都足以反证刘俊民信的真实性吗？
关于肖红1930年写的一首诗
军阀统治的民国年间，即1927年秋至1930年夏，我曾和张乃莹一起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原崇德中学初中四班读书，而且还同过桌。
1930年（即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春天，大约是五、六月间，我们女中全校师生曾去吉林北山旅行。吉林市是我们美术老师高仰山的故乡，他先去那里打的前站。当时北山下，刚刚建成一个大车店，还没有开业。经高老师联系，我们就住在那里，约二、三天，我记得还遇上了雨。登北山时，有的要爬山，有的不愿爬，吵吵耐闹十分有趣。我们还照了许多照片，可惜我后来都丢了。鲜艳的野花，滴翠的山峦，古老的庙宇，对我们来说十分新鲜，张乃莹高兴极了，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以前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
为什么你争我吵，
啊，原来是爬山爬累了。
她这首诗，可能是受了韦君宜一首诗的影响，韦诗的开头是“八月的群山最好，因为桂花都开了。’张乃莹这首诗，后来以“悄吟”的笔名发表在我们女中铅印的校刊上。这是她首次用这个笔名。（沈玉贤讲述）
关于肖红的画《劳动者的恩物》
我们女中的美术老师高仰山，又名高昆，不仅画得一手好画，而且还热心地把我们这些热爱美术的同学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美术小组，不分年级，凡本校好美术的学生都可参加，王树影和我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肖红也是美术爱好者，但不是我们小组的正式成员。
高老师在地下室给美术小组开辟了一个屋子，摆上苹果、酒瓶、蔬菜、玫瑰花之类的实物，让大家临摹。我们跟高老师学速描、水彩、油画……他几乎把他在上海美专学的东西全教给我们了。这个小组一直继续了三年。肖红也经常参加小组活动，而且画得也不错，有时，也和我们一起背着画板出外写生。
高仰山老师同时还兼管学校图书馆，从他那里可以借到许多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著作，这些书籍对我们、特别是肖红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业时，高老师让我们每人交一幅画，参加展出。肖红找老更馆借来烟袋、烟荷包，又搬来一块大石头，把这三件东西，用灰调子画成一幅题名为《劳动者的恩物》的画，真是别开生面，博得高老师和同学们的高度评价。劳动者在休息的时候，可坐在石头上，吸袋烟，那么这三件东西不正是他的恩物吗在那时，能想到劳动人民的疾苦，而且又通过画面巧妙地表现出来，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又不能不说是进步书籍的影响。这又为她后来，当广告副手，为自己的作品《生死场》、《马伯乐 》画封面设计，于无意中作了准备。
关于萧红入女子中学年考
肖军撰写 的“肖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四）载《新文学史料》的附件之五“肖红生平及著作年表”中说“1929年19岁被送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P26）
肖凤的《肖红传》也说“1929年，18岁的肖红，进入市立女 子第一中学读书。”（载《散文》杂志1980年二期）
丁言昭的《肖红年表》也说：“1929年……19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
铁锋的《从呼兰到哈尔滨》一文中说“（张乃莹）遂于1928年考入哈尔缤东北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载 《文艺百家》1980年1期
丁言昭的《肖红的朋友和同学》一文中说“照此说法，肖红应该是1928年入中学，而不是1929年。另有一种说法是1926年进中学，说法不一。”（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二》
骆宾基在《生死场.艰辛路》一文中说：“1929年，在祖父支持下，他到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在的第七中学》为寄宿生。”（《十月》1980年一期）
陈隄的《肖红评传》一文中说“1927年8月，肖红考入这个学校，被编入初中四班，和她同时考入并编在一个班的有沈玉贤。”（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二》）文中的“这个学校”，使是女一中了。沈玉贤老师现在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校任教。是最好的证人。不过可能有人质疑，难道萧红不能停学一或二年吗？那样岂不正是1928或1929年入中学了吗？这样的设问，是允许的，因为目的是要把问题搞清楚。现在我就提出另一位最好的证人——哈尔滨市——三中学七十一岁高龄的傅秀兰老师，是肖红读高小的同班同学，身体健康，记忆情晰，为考证肖红事宜，她曾和我分别于79年秋和80年春两次去过呼兰。她不仅口头证实肖红于1927年夏和她一起毕业于呼兰县立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而且记得当时的肖红身体健康，没有停过学。考入哈女子一中的肖红和她从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回呼兰过寒假时，分别去看望过作了修女的田慎如，虽然没有见到，都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另，傅秀兰老师至今保存一张她在齐齐哈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同几个同学的照片，共五人：傅秀兰、吴鸿章（仍健在）、李玉梅、王春林、王淑芳。照片上有一横行字：
孟春民国十七年呼兰留省同乡摄影纪念戊辰
傅老师清楚地记得，这是他们入学后，第二年春天照的，据此推算，入齐女师当为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肖红虽在异地入学，却是同年。
关于肖红家世的驳正
肖红与其父张选三廷举的关系，肖红究竟是否张选三的嫡亲女儿，在研究者之间素有争论。概括起来，有亲女说与养女说两种。持养女说的同志主要根据是肖红生前曾与蒋锡金、肖军表露过这种怀疑（请参阅《长春》1979年3月号，第28页，《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262页）。根据这种怀疑，于是就演义出肖红这样凄凉的身世“她……降生在呼兰一个贫家里。这个贫家是呼兰城内官僚地主张选三的地户……。她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她和她弟弟张秀坷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着她和她弟弟嫁到张选三的家来。”（《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又说“1946年4月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在黑龙江省宾县召开，张廷举以呼兰县代表身份参予盛会，作家关沫南曾告诉他：肖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香港。张廷举听完，脸上毫无表情……一点悲痛也没有，这就令人怀疑他究竟是不是肖红的生身‘父亲’？”（黑龙江省文学学会《文学论丛》第一辑）
对这种养女说，有的同志已经作了一些辩证，并且举出《东昌张氏宗谱书》为证。据载，肖红生母姜玉兰确是张选三的原配妻子，澄清了一些同志的狐疑。那里知道，持上述看法的同志竟然反驳说：“不禁要问这家谱究竟有多大可靠性？”
由于研究者们各持一端，就使本来很简单事复杂化了。难怪我们的美国同行葛浩文先生说：“这个谜是否有将来解开的可能性？我不得而知。光靠当前所有的资料，现在很难断定谁是谁非，而这个问题对肖红作品研究有着它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创作通讯》1981年，4期，19页。）
这个谜果真不可解吗？张氏宗谱果真不可靠吗？真的“能够知道二现在还在世恐怕也不多了”吗？我们带着这些疑惑，在呼兰县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走访了这个小镇上历经沧桑变化的长者。提起张选三，他们都异口同声说认识，是呼兰城内的绅士，当过教育局长和商会会长。当问及这位绅士是否霸占了地户的妻子时，这些老者却茫然不知。试想，如果这位名绅干出这件丑行，将有什么样的社会舆论啊！这些人能无一点印象？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就是找到“能够知道而现在还在世者”。经过长时间的查询，我们终于找到了能够知道而在世者。
1982年2月12日我们在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大队五小队（即姜家窝棚）李连发家，访问了九十二岁的肖红亲三姨、姜玉兰亲三妹姜玉凤，并证实了张选三与姜玉兰确系原配夫妻，肖红确系张选三亲生女儿。
姜玉凤姊弟五人，大姐姜玉兰，二姐姜玉环，四妹姜玉英，小弟姜俊吾。父亲姜文选，是一位私塾先生，呼兰河上博学之士，民国初年被选为省议员。家住呼兰县姜文爽屯（又称双龙泉），在今姜家窝棚的下洼子，坝西。1961年发大水后，重建屯子才称姜家窝棚，又称姜家岗。姜文选家有地一百余亩，租给两户人家耕种。曾在兰西县大王家窝棚、田家窝棚分别教书九年、三年。后来又回到姜文爽屯。她们姊弟所以识字，都是父亲教的。
光绪三十四年春，张维祯之妻，张选三之母范氏来姜文爽屯串门，偷偷地相看了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姜玉兰，而且相中了。姜玉凤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十八岁，接着宋六（他姑娘许给了姜俊吾但未过门，便病死）便登门说亲了。于是姜玉兰的父亲姜文选和姑父傅八先生（中医），又前往呼兰相看张选三，不过没有看到本人，只看了照片。这门亲事便定了下来。紧接着按照当时的习惯张家又送来了裹脚布子（约一丈长，一尺宽，够做一件衣服）和装烟钱。是张选三的二哥和宋六送来的。
第二年八月，即宣统元年八月结婚。那天还下雨，去了两辆用炕席搭的篷车送亲。送亲的有：姑父傅八先生、七叔姜文英、十叔姜文克、老叔（即十一叔）姜文举、堂弟姜福贵、三妹姜玉凤、四妹姜玉英、四姐“改子”（当时十九岁）、六妹“领子”（当时十七岁）（后两者均为堂姊妹，没有大名，只有乳名）等共二十人左右。二姐姜玉环没有去，当时正坐月子。她十九岁结婚。
当天晚上，送亲的人被张家安排在王家店住了一宿，第二天是正日子，坐完席才回来。
三年后（宣统三年），即姜玉兰二十六岁那年生的“荣华”（肖红乳名）。闰六月初一那天满月，说要抱“荣华”回来。父亲姜文选专程前往呼兰迎接，他们到呼兰北烧锅（酒厂）附近的晋学志（张选三表兄弟）家休息了一会儿，姜玉兰感到不舒服，又雇车回镇里了。多亏她们母女二人没有回姜文爽屯，因为第二天（初二），那里发了大水，造成房倒屋塌的悲剧。
从这位老人介绍的上述情况，就完全证实肖红确系张选三亲生女儿。至于张选三对她没有父亲的感情，主要是他封建思想浓厚，容不得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女儿。特别是因婚姻问题导致父女关系破裂，使他失掉了封建家长的尊严，因而就不原谅肖红了。由于痛恨之深将父女之情完全抛弃的事情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家庭中不知有多少桩！也正因为他如此之无情，肖红才怀疑他不是生父。在张氏宗谱上记载的一清二楚，“能够知道而现在还在世者”的回忆又说的明明白白，张选三究竟是肖红的生父还是继父之谜不是可以解开了吗？我们认为，还这件事以本来面目非常重要，因为它确实关系到如何理解肖红及其作品的问题。
转自《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