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典:茨维塔耶娃 《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一百年以后歌曲
作为一个命定长逝的人,
我从九泉之下亲笔
写给在我谢世一百年以后,
降临到人世间的你——
“朋友!不要把我寻觅!物换星移!
即便年长者也都早巳把我忘记。
我够不着亲吻!隔着忘川
把我的双手伸过去。
“我望着你那宛若两团篝火的明眸,
它们照耀着我的坟茔——那座地狱,
注视着手臂不能动弹的伊人——
她一百年前已经死去。
“我手里握着我的诗作—一
几乎变成了一环尘埃!我看到你
风尘仆仆,寻觅我诞生的寓所——
或许我逝世的府邸。
“你鄙夷地望着迎面而来的欢笑的女子,
我感到荣幸,同时谛听着你的话语:
‘一群招摇撞骗的女子!你们全是死人!
活着的惟有她自己!’
“‘我曾经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 一切秘密
我全了解,还有她珍藏的戒指珠光宝气!
这帮子掠夺死者的女人!——这些指环
全都是窃自她那里!’
“啊,我那成百枚戒指!我真心疼,
我还头—次这样地感到惋惜,——
那么多戒指让我随随便便赠给了人,
只因为不曾遇到你!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我敢打赌,你准会出言不逊——
冲着我那帮伙伴们的阴森的墓地:
‘你们都说得动听!可谁也不曾
送她一件粉色罗衣!’
“‘有谁比她更无私?!’——不,我可私心很重!
既然不会杀我——隐讳大可不必——
我曾经向所有的人乞求书信——
好在夜晚相亲相爱呢!
“说不说呢? —一我说!无生本是一种假定。
如今在客人当中你对我最多情多意,
你拒绝了所有情人中的天姿国色——
只为伊人那骸骨些许。”
茨维塔耶娃
前言
像俄罗斯诗歌的巨擘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于 1941 年 8月 31 日在俄罗斯中部的小城叶拉布加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孤苦的、艰难的、悲惨的一生。
那是高傲的、充实的、永恒的一生。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于 1892 年 10 月 8 日(俄历 9 月 26 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艺术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美术博物馆的创建者;母亲玛丽亚·梅因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音乐家,精通数种语言,是她丈夫创建博物馆的得力助手。茨维塔耶娃本应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但不幸的是母亲患上了肺结核,在她十四岁时便离开了他们。还在母亲在世时,她便尝到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与孤独冷漠的滋味。为了给母亲治病,全家长期漂泊国外,十岁的她与八岁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两人常年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地寄宿学校读书。不到十七岁时,她只身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听古代法国文学课。她自幼养成的那种清高孤傲的性格使她后来吃尽了苦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六岁便开始写诗。她意识到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大概是在 1903-1904年,也就是她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组诗《书桌》)。1910 年秋天,她刚满十八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从内容上看没有跳出一个少女的生活圈子,但是由于它显露出作者早熟的诗歌才华,得到了著名诗人勃留索夫、沃洛申的赞许。沃洛申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此后,他不仅引导茨维塔耶娃走进了“诗歌的殿堂”,二人还结成了忘年交。1911 年茨维塔耶娃放弃了学业,来到了诗人沃洛申在克里木的科克杰别里创办的文学家之家。那里吸引着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出身于革命世家的子弟谢尔盖·埃夫伦,1912 年1 月,两人便结为伉俪,9 月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出世。同年她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神灯》。
然而好景不长,1913 年 8 月,在茨维塔耶娃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与世长辞。继而她又与丈夫长期别离,给她的命运平添了一层不祥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尔盖·埃夫伦作为救护人员辗转于各地,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白军溃败,作为白军军官的谢尔盖·埃夫伦被命运抛到了国外。茨维塔耶娃带领女儿阿利娅和 1917 年 4 月出生的二女儿伊琳娜留在莫斯科,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她没有任何收入,“靠写诗是不能养家糊口的”, 这话虽然是她多年以后在另一种更为艰苦的国外环境下说出的,但当时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确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她一度到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偶尔也出席一些诗歌朗诵会,包括为募捐而举办的晚会。她虽然不修边幅,甚至流露出她那固有的高傲神情,却也被听众当作自己人而受到热情欢迎。一个强者在生活最艰难的处境中永远能够迸发出最旺盛的创作力。茨维塔耶娃在这段时间里,以顽强的毅力不仅写了数百首抒情诗,还对民间文学作了探讨——她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素材写了许多首长诗。此外,她还与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合作,为他们写了几部诗剧,同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灵感,向他们奉献了不少组诗。茨维塔耶娃的早期诗作,“是用古典的语言和风格写作”的,她的“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这些诗具有 “无限的纯洁的力量”①。“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致一百年以后的
你》、“我在青石板上挥毫……”等诗便是如今已成为传世之作的早年的抒情诗。
在与谢尔盖·埃夫伦离别四年半以后,借助爱伦堡于 1921 年春出国访问之便,茨维塔耶娃于同年7 月 14 日意外地得到了丈夫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的消息,茨维塔耶娃随后于 1922 年 5 月 15 日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二女儿伊琳娜于 1920 年饿死)去国外与丈夫团聚,从此,茨维塔耶娃与祖国离别了十七年,备受痛苦的煎熬。
离开俄罗斯以前,茨维塔耶娃已经确立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的创作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正处于旺盛时期。她先后又出版了三本诗集:《选自两本诗集》 (1913)、 《里程集》 (1921初版, 1922再版) 、 《卡桑诺瓦的结局》(戏剧小品,1922)。
茨维塔耶娃出国后的第一站是柏林。当时那里是俄国文化人汇集的中心,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霍达谢维奇、安德列·别雷等人较长时期住在那里;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在那里作过短暂的逗留。茨维塔耶娃与他们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与帕斯捷尔纳克常有书信往来。1926 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将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但是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还没来得及与里尔克谋面,后者便溘然长逝,然而这三位诗人往来的书简以及相互的献诗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坛的珍品。尽管柏林约有七十家俄罗斯人办的出版社和报刊,具备出版诗集的有利条件,但是茨维塔耶娃只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便于 1922年8月1日去布拉格。1925年2月1日她的儿子格奥尔吉(穆尔)在那里出生。谢尔盖·埃夫伦在布拉格住读,为了节省开支,茨维塔耶娃便带领孩子住在郊区乡间,曾五次更换租金更为低廉的住房。茨维塔耶娃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未放松创作。除了短诗,她还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如长诗《山之歌》 (1924)、 《终结之歌》 (1924), 组诗《树木》 (1922-1923)、《电报线》(1923)等。
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茨维塔耶娃未等丈夫大学毕业便于 1925 年 11 月 1 日携十二岁的女儿和九个月的儿子移居法国。起初住在巴黎友人家里,后来又五次迁居巴黎郊区的五处乡镇。她在法国侨居的时间最久,近十四年,但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三年多却给她留下远比巴黎更美好的印象。这期间,茨维塔耶娃曾去伦敦和布鲁塞尔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去海滨度假。
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计只靠茨维塔耶娃写诗的稿费和朗诵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益困难。因此,从30年代起,茨维塔耶娃改为从事“能够养家糊口”的散文创作。散文创作的素材多取自她个人的经历和家世。《父亲和他的博物馆》、《母亲和音乐》、《老皮缅处的住家》、《索涅奇卡的故事》便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关于一些诗人的回忆和对普希金的研究:《一首献诗的经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事》(关于沃洛申) 、 《迷惑的灵魂》 (关于安德列·别雷) , 《我的普希金》 、 《普希金和普加乔夫》;还有一些如《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处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则是评论同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个性以及探讨诗人和他们的使命的文章。
茨维塔耶娃初到国外时,受到俄国流亡作家们的热烈欢迎。几家俄国侨民办的出版社争相向她约稿,仅头两年她出版的诗集便有《离别集》 (1922,柏林-莫斯科) 、 《致勃洛克的诗》 (1922,柏林) 、 《少女女皇》(童话诗,1922,柏林-彼得堡)、《普绪刻》(1923, 柏林) 、 《手艺集》 (1923, 柏林-莫斯科) 、 《小伙子》 (童话诗, 1924, 布拉格)等六册,四年后又出版了《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巴黎),这是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
严酷的现实使茨维塔耶娃摆脱掉“除了心灵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的超然的人生哲学,逐渐对流亡圈子的空虚、冷漠、庸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投以无情的轻蔑和辛辣的讥讽(《报纸的读者》)。 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巴黎时,她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她在政治上与那些流亡者的分歧。茨维塔耶娃公开表示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她刚到国外时就曾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败类们》一诗译成法文发表。1928 年11 月 7 日她出席了在伏尔泰咖啡馆举行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会后记者问她:“关于俄罗斯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茨维塔耶娃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里有力量。”早在六年前的1922年4月28日清晨,茨维塔耶娃在离开俄罗斯的前夕,在空荡荡的铁匠桥街遇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问他:“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后者答道:“这里有真理。”茨维塔耶娃 1928年答记者的那句话,就是与马雅可夫斯基 1922 年对她说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的。茨维塔耶娃以她“那里有力量”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并以“她的整个诗歌的实质,与反动势力抗衡并且勇敢地表明自己对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同情”。①然而这句话却也断送了她全家的一部分生活来源。过去发表她的作品的《最新消息》报从此不再发表她的作品。但是茨维塔耶娃后来在给马雅可夫斯基的信里毫不含糊地并且不无骄傲地承认别人对她的指责:“如果说她(指茨维塔耶娃)欢迎的只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么她欢迎的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新的俄罗斯……”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为了向她表示敬意,曾在他的创作展览会上展示过这封信。
在回顾侨居的日子时,茨维塔耶娃写道:“开始时(热情地!)发表我的作品,后来清醒以后,便不再找我,他们意识到不是自己人——而是那边的。”“我不是为这里写作(这里的人不理解——因为声音),而正是为了那边——语言相通的人。”然而,诗人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我的读者在俄罗斯,可是我的诗却到不了那里”。
由于这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与那使她肝肠寸断的乡愁交织在一起,她这一时期关于祖国的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感染力(“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 《松明》 、 《接骨木》 、 《祖国》 、 “乡愁啊, 这早就已经……”)。与那些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作家(如布宁)一样,她离开祖国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土的感情就越强烈,
“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这种既不甘心与那些龌龊鄙俗的侨民为伍,又有家归不得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使茨维塔耶娃几乎神经失常。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就连她自幼那样热爱的俄罗斯语言都不能使她的感情平静下来: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在“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的痛苦的自嘲中,笔锋却突然一转: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那对故土的亲切的记忆,那作者幼时在家园曾围绕着它嬉戏的火红的花楸果树,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啊,可是它刚一出现在诗人的脑海里,却又戛然而止,不知有多少言语、多少感情尽在这不言之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如此含蓄、如此深沉的艺术处理,这般令人回肠九转的怀乡诗,只能出自有着特殊经历的茨维塔耶娃之手。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思想感情这般纷乱复杂,但她却把父辈与儿女们截然分开,“我们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我们的争吵不是你们的争吵”,“孩子们,自己去创作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激情,写自己的岁月”;“祖国不会把我们召唤”,“去吧,我的儿子,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园”,诗人念念不忘用热爱祖国的感情来培育自己的儿子:“像用唧筒一样,我把罗斯汲取——把你浇灌”。(《给儿子的诗》)·10·
而《祖国》一诗再次表达了她的这种思想感情:
我不是白白地让孩子们眷恋
那远方——比海水还要湛蓝。
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
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
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我的整个生活便是我的心灵的故事”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式的生活信条,经过严酷无情的历史的校正,终于变成了“任何人都逃不脱历史的”这样的真理——尽管诗人领悟这真理迟了一些。因此,当德国法西斯入侵被她视为她儿子的故乡的捷克斯洛伐克时,她一下子便摆脱开自己的心灵的故事而迈进了历史。茨维塔耶娃时时刻刻注视着捷克事态的发展,她的心同捷克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她奋笔疾书,一气写成了包括十五首诗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这组诗浸透了诗人对捷克人民的热爱,充满了对德国法西斯的仇恨。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创作中少见的政论诗,是她一生创作的顶峰!
随着历史的进程,谢尔盖·埃夫伦和女儿阿利娅均投身于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法西斯叛乱的斗争。不久,在 1937 年 3 月,阿利娅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同年秋天,谢尔盖·埃夫伦为了与苏联在国外的一起情报工作有关的事件不得不仓促秘密返回苏联。在这种对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极为不利的处境下,她已经没有可能再在法国居住下去。茨维塔耶娃这一阶段把她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整理、安排自己的手稿上。为了她儿子的前程,也为了给她的诗找到家,茨维塔耶娃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穆尔于 1939 年 6 月 18 日重新踏上了她走遍天涯海角到处都装在心里的黑土地(《祖国》)。一个在国外历尽沧桑漂泊了十七年之久的游子,一旦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的怀抱,酸甜苦辣便一齐涌进了心头。然而,就在全家重新团聚在自己家园的两个月内,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茨维塔耶娃的头上。8 月 27日深夜,女儿阿利娅突然被捕,过了不到一个半月,即 10 月 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遭到逮捕。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茨维塔耶娃痛不欲生。她在1940 年 9 月 5 日的笔记中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人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茨维塔耶娃一面为女儿和丈夫到处奔走求告,一面辛勤地从事诗歌翻译借以谋生,并打发那更为身返回祖国。同年秋天,谢尔盖·埃夫伦为了与苏联在国外的一起情报工作有关的事件不得不仓促秘密返回苏联。在这种对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极为不利的处境下,她已经没有可能再在法国居住下去。茨维塔耶娃这一阶段把她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整理、安排自己的手稿上。为了她儿子的前程,也为了给她的诗找到家,茨维塔耶娃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穆尔于 1939 年 6 月 18 日重新踏上了她走遍天涯海角到处都装在心里的黑土地(《祖国》)。一个在国外历尽沧桑漂泊了十七年之久的游子,一旦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的怀抱,酸甜苦辣便一齐涌进了心头。然而,就在全家重新团聚在自己家园的两个月内,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茨维塔耶娃的头上。8 月 27日深夜,女儿阿利娅突然被捕,过了不到一个半月,即 10 月 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遭到逮捕。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茨维塔耶娃痛不欲生。她在1940 年 9 月 5 日的笔记中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人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茨维塔耶娃一面为女儿和丈夫到处奔走求告,一面辛勤地从事诗歌翻译借以谋生,并打发那更为莫斯科,8 月 18 日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唯一可以赖以为生的技能是翻译外国诗歌,但这种技能在那里却毫无用处。于是她在 8 月 26 日只身前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餐厅里谋得一个洗碗工的工作,然而就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她于 8 月 28 日返回叶拉布加。至此,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她痛苦地感到,她一向认为诗人是“有用的”,但如今诗人已毫无价值了。作为一个母亲,她虽然日夜为儿子心焦如焚,却毫无保护他的能力。万般无奈,她只好将保护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别人,自己却于 8 月 31 日趁房东星期日外出时悬梁自尽了。她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说:“小穆尔!原谅我,然而越往后就会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要明白,我无法再活下去了。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息,并且解释一下,我已陷入绝境。”
然而茨维塔耶娃无法知道,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同一月份里,谢尔盖·埃夫伦被处决,也就是说,茨维塔耶娃在遗书里嘱咐儿子转告爸爸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先于她到达彼岸。
过了不到三年,使茨维塔耶娃最为担忧的儿子格奥尔吉·埃夫伦于 1944 年初应征入伍,“去开辟
始“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等待她的将是最高的荣誉”①。三十年来,不仅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了她的大量作品和关于她的研究著作,她的祖国也出版了二十余种她的作品选,每一种的印数少则 5 万,多则 25 万。我们不难据以推算出读者的人数。她写的诗剧以及根据她的诗作改编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不断被搬上舞台。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为她的诗作谱写的乐曲被列为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此外,苏联各地还经常举办茨维塔耶娃诗歌朗诵会。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1992 年将是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周年,茨维塔耶娃一生中不胜翘企的读者如今正追随着她的踪迹……
译 者
19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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