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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麾下虎将之鄂友三
一、征战历程
鄂友三，绥远萨县人，毕业于归绥的绥远第一中学，闻黄埔军校招生，毅然南下投考，毕业于黄埔军校九期骑兵科，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区队长和教官。
抗战爆发后，鄂抗日心切，离开后方，取道成都回绥远，加入绥远人民自卫抗日第三路军任参谋长。部队活跃在大青山一带，不断的打击日寇，卓有战功。在参谋长任上，部队受到八路军突然袭击，被打垮。鄂脖子上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装死而脱离了险境。抗日第三路军被打垮后，鄂友三改投四路军郭怀翰部，任副师长兼参谋长。从此与八路结下了不了之仇，一直与我军和日军拼死作战，使得我军无法在大青山站稳脚跟。1940年，四路军在后套陕坝进行整编，改称“游击骑兵第四师”，鄂任副师长，不久郭病死，鄂继任师长。1943年，与骑兵合编为八战区五纵队，鄂友三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改编为保安师，鄂仍任师长，下辖三个团。随后整编为骑兵十二旅，任旅长，为傅将军四大主力之一，参加了内战中所有大的战役；绥远战役、集宁会战、进攻张家口、扫荡冀中、突袭土孜尔台，消灭我骑兵大队和区县干部、扫荡我察绥根据地，消灭我军大量有生力量，逼迫我军残部、家属和后方机关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最著名的就是长途奔袭我军冀中根据地——“冀中穿心战”，彻底摧毁了我冀中根据地工厂、设施、粮食、武器、弹药，给我军造成极大损失，埋下了他日后死因。偷袭石家庄时，骑十二旅推进最快、最远，唐河战役中，一马当先冲过了唐河。张家口突围战，十一兵团全军覆没，惟独骑十二旅完整地从千军万马中突围而出，并接应孙兰峰安全回到归绥。
1949年，“九-一九和平起义”，原骑兵十一旅、十二旅，保安骑兵第四旅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
19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司令召开绥远军区各军师旅长到北京开会，通过两项决议，第二项决议史称“北京决议”，这个决议内容就是以暗通国民党罪，将刘万春、鄂友三、张朴当场逮捕。
鄂友三中等身材，红红的面庞，剪着短发，和傅部所有军官一样，穿一身普通布棉军装，没有人介绍，根本看不出是个高级将领。鄂生性豪爽、体格健壮，擅长游泳、骑马、玩单杠，能在单杠上打二十几个车轮。曾全副武装携马横渡长江，鄂还是跳水健将，燕式、反燕式，自由式都能运用自如，姿态优美。
鄂一身正气，是坚决抗日的民族英雄。在绥远率部与日军拼死奋战多年，功勋卓著。在武器装备、训练远不如日寇情况下浴血奋战杀敌。42年5月，骑四师十团二连与日军在千树沟遭遇，全军在力量众寡悬殊情况下作殊死搏斗，连长宋玉阵亡，全连非死即伤，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鄂友三率部与日伪军在后沟、朝阳沟、六道坝、哈喇和少等不断与日军战斗，为中国民族抗日战争作出很大的贡献。
其经典战役是44年于武川六合营子一带巧施拖刀计，猛杀回马枪，重创伪蒙军第九师，击毙伪师长扎青扎布、伪参谋长郭尔罗斯，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军威风，无比精彩。
二、其人其事
鄂部纪律严明，疾恶如仇。部下清剿连连长魏四，土匪出身，残害百姓，抢夺财务，鱼肉人民。鄂知道后大怒，决心为民除害。但魏手下有一伙亡命徒，本人又善使双枪，外号神枪手。最后鄂命令部下王谦用计将魏捉拿归案。
鄂抗日立场坚定，疾恶如仇，部下原有个叫蒋秀山的人，跟随鄂友三多年，后来做了汉奸，在日军手下当了特务，忠心为日寇效劳。鄂友三恨透了这个民族败类，一定要除掉他。蒋后来要了鄂部下亲信妹妹为妻，为了缓和和鄂的关系，又投到鄂友三部，鄂大喜，除掉这个汉奸机会终于到了。一次，鄂率部行军，当时天上有一群乌鸦“呱呱”乱叫。鄂问蒋秀山：“天上乌鸦为什么叫唤？”蒋回答：“那是天想变了！”鄂皮笑肉不笑地说：“那是他们想吃你肉了！”说罢，让士兵将蒋秀山就地用麻绳勒死。
鄂机智勇敢、胆大沉着，多次逃脱死神。在大青山里与我军争夺斗争的很激烈。
在大青山期间，我军多次袭击抗日友军，吞并异己。一次我军突袭包围绥远人民抗日第三路军，要吞并这支部队，鄂被打伤脖子，装死逃生。另一次受伤后被我军俘虏，姚喆决定枪毙他，派人把他押到山顶枪决。鄂在刽子手行刑前，纵身跳下山涧，再次逃过一命。由于鄂的坚决抵制斗争，使得我军在大青山一直没有站稳脚跟。最大的战果是1940年2月下旬，率领部队进攻我绥西部队，给我造成重大伤亡，打死我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种种理由，埋下了他日后的死因之一。
鄂足智多谋，胆量过人。抗日游击四师缺少经费，战士们缺衣少食，生活艰难，鄂捎信给归绥城南街一家布店的掌柜，向他募捐，请他支持抗日队伍军服和草鞋。这家伙随意给几十双鞋敷衍。鄂知道后，换上便衣，背上一担柴火，扮作一个农民混进了日军警戒森严的归绥城，去找绸布店掌柜，通报自己姓名后，几乎把那掌柜吓死。结果答应捐几万双鞋，几千套军装，圆满解决抗日军队的军服、军鞋。鄂友三誓死抗击日寇，又与我军斗争，巧妙机智的回旋于三方，在复杂的环境中牢牢的在大青山站住脚，赢得了“大青山之王”美誉。
骑十二旅都是绥远子弟兵，多数是武川一带子弟，自带马匹参军，十三、四岁就跟着鄂旅长出征，清一色绥远子弟兵。旅长可能不知道勤务兵和副官名字，但可以直呼乳名，什么“四满子”、“三娃子”等等，连口令都用“山药蛋”、“莜莜面”，说绥远土腔，敌人听不懂，就是探听了，也学不会，学不像。
骑十二旅训练有素，战斗意志坚强，纪律严明，每人配马枪、战刀，既是机动步兵，更是纯粹骑兵，骑马作战，往来如飞，驰骋沙场，马上射击、劈刺，技艺娴熟，克敌制胜，屡创战功。抗日胜利后，每连配备部分冲锋枪，手提式机枪。
鄂的骑十二旅辖三个团，团下没有营，每团直辖六个大连，每连200余人。
骑十二旅灵活机动，勇猛善战，多年来屡立战功，我军甚惧之。
鄂为人谦虚，冀中穿心战胜利归来，鲜花掌声，欢呼宴请，围绕着他，他谦虚的说；“并非部队能打仗，我个人也没有功，这完全是傅总司令战略上成功。”如此重大功绩，他一点都不居功自傲。
三、冀中穿心
1948年4月11日，“救民先锋队”从天津秘密出发，向冀中大城县进攻，冀中军区毫无防备，骑12旅于当天中午到达北迸庄，分区独立营匆忙设防阻击。鄂友三以十几骑正面佯攻，主力分两侧快速进行包抄，骑兵从正面，两侧三面夹击，营长夏英才当场战死，独立营死伤惨重，幸存者四散奔逃。骑12旅按预定计划，继续南侵，于12日攻入大城境内，又将缺乏战斗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大城民兵营和分区的一个新兵连击溃，长驱直入，沿津保公路向西，冲向任丘县。鄂友三的骑兵旅孤军深入，一路上迅猛快速推进，一来充分发挥草原轻骑特点；二来是沿途解放区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又是仓促上阵，防堵不利；三来傅作义惟恐华北野战军正规部队赶回，因此在大城境内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破坏，但李子兴新闻宣传队及时拍下照片，送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4月13日，傅作义命鄂友三进攻任丘县，任丘县没有防范，鄂友三轻易得手，大肆破坏当地军用、民用设施，烧毁了冀中军区8分区装满部粮食，正准备送往前线的一座粮库和多间房屋。根据事后统计，鄂友三在任丘县总共烧毁了30万公斤粮食，缴获小麦300余吨，大米8千余吨，杂粮200余吨，面粉万余袋，杜长城的爆炸大队炸毁了县城内的解放军3个兵工修理所，毁坏各种枪支2千余支，烧毁任丘被服厂、布库、县府合作社、边区银行任丘分行、酒精制造厂和运输大队。
鄂友三:张家口与张北换防
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夺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立即收缩防线，集结兵力于北平，天津、塘洁、张家口等地，准备固守。这时，鄂友三率骑兵12旅，被调到张家口驻防，归属华北“剿总”傅作义嫡系第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副司令官朱矩林、参谋长贾璜)指挥。
1940年春节以来，鄂友三带着这支队伍，一直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敌，多次交战。从多年的经验中，他深知八路军、解放军战略战术的厉害。从当前局势看，他预感到人民解放军发动此次战役来势不凡，防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队一定凶多吉少。为了保住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队伍，他一直在绞尽脑汁琢磨，寻思着设法脱离张家口的锦囊妙计。
一天，他与旅参谋长赵纪伟计议：卫景林的骑五旅当时正在张家口西北的张北县一带驻防，而张北一带是高原丘陵地区，距绥远省较近，以种植莜麦、荞麦为主。要想办法与骑五旅换防，张家口一旦失守，便可撤回绥远老家。商议到这里，赵纪伟提醒说：“去总部要求与骑五旅换防，可不能对着贾拐子(指11兵团参谋长贾璜)。贾璜是毕业于北方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军事指挥上很有一套，傅作义部的人们都称他为‘诸葛亮’、‘军事专家’，如果让他知道了，肯定不会依从，得想法单独鼓捣孙拐子(指11兵团司令孙兰峰)!”
11月27日，鄂友三得知贾璜下部队视察，便风风火火地跨上快马向11兵团总部急驶而去。他一进门，便直截了当而又颇为恳切地对孙兰峰说：“司令，我们那些马都是后山武川、固阳一带的，吃惯了莜麦秸、莜麦、莽麦，不吃干草、高梁。骑五旅的马都是当地的，习惯吃干草、高梁。如果我们与骑五旅换防，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孙兰峰听了，便点头答应：“可以！”
鄂友三又笑呵呵地紧接着恳求：“那您给批一批吧！”
孙兰峰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写好了让骑十二旅与骑五旅换防的命令，交给了鄂友三。
鄂友三从兵团总部出来，估计贾璜知情后，定会派人来追回调令。他飞身上马，急驰回驻地，当即命令帮队立刻开拔，急行军奔赴张北，并安顿好有关人员如何应付追令兵后，便跨上快马向张北飞奔而去。
当鄂友三离开总部不久，贾璜视察归来，进门便问孙兰峰：“司令官，我走后有什么事来着？"
“鄂友三来要求与骑五旅换防。”
“你怎么答复的？”
“我许可了。”
“不行!鄂友三本人足智多谋，有胆有识；骑l2旅能攻能守，久经考验。卫景林的骑五旅怎么能抵得住呢?赶快追回换防命令!”
贾璜说得句句在理，不容否认。孙兰峰立即派传令兵去追鄂友三，撤回调令。
当传令兵赶到鄂友三部驻地时，骑12旅已全部整装上路，浩浩荡荡地向张北方向急驰。他快马加鞭，好不容易追上后卫部队。问：“鄂司令在哪里?”
“在前面!”回答者语气肯定，不容置疑。传令兵便又催马飞奔，好不容易追上前锋。
问：“鄂司令在哪里?”
“在后面!”回答者语气肯定，不容置疑。这可把传令兵弄糊涂了，只好策马回返，沿途在队伍中寻找。可鄂友三平素就穿着和士兵一样的服装，他哪里找得见呢!无耐，只好空手回去复命。
鄂友三独自一人，首先到达张北，下马后二话没说，立即给张家日总部打电话报告：“我是鄂友三，我的队伍已全部顺利抵达张北接防!”其实他的队伍正在半路走着呢。
“你们不能与骑五旅换防，赶快折返回来!"
鄂友三从语音和口气里听得出是贾参谋长的声音，便祈求说：“我的队伍已经全部卸鞍休息了。就让我们在张北休息三两天再说吧!”没等对方回话，鄂友三便放下了电话机话筒。
张家口总指挥部看鄂友三的换防“木已成舟”就只好顺水推舟，电告华北“剿总”，报告换防的事实。华北“剿总”任命鄂友三为察北、绥东总指挥，指挥骑十二旅、骑兵暂二旅和骑兵第二总队在张北县以南地区活动，策应张家口部队之作战，负责确保张家口至张北县公路的畅通。同时，命令骑五旅到张家口驻防，归第11兵团指挥。11月28日，当骑五旅行军到兴和县东南宿营时，突然遭到解放军第三兵团的追袭；11月29日，当骑五旅行进到张家口以西、赐儿山西北、万全县东南地区时，又遭到解放军三兵团的攻击，双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骑五旅遭到一定损失。11月30日拂晓，解放军三兵团主动向张家口市西南地区撤走后，骑五旅才进入张家口市内。当卫景林到11兵团总部汇报了骑五旅的战斗经过及其它情况后，孙兰峰对卫景林说：“你旅装备较好，所以总部将鄂友三旅调去察、绥边区，把你旅调来张家口市，作为防守的机动部队……”
就在鄂友三部开赴张北的第二天，解放军就占领了张家口市与张北县之间的狼窝沟等地，隔断了张家口市与张北县的交通联系。为打通张家口市与张北县的交通联系，鄂友三率部从北往南打了一次，但冤家路窄，正好碰上了与之交战多次、骁勇无比的康建民骑兵部队和一些步兵。双方接触后，康建民的骑兵在前边冲杀，然后从两侧迂回包围过来，步兵从正面攻击，打得鄂友三部队招架不住，仓惶退回张北。鄂友三当即下令：形势紧张，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人不卸装，马不解鞍，以备有情况及时行动。
12月22日，当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全歼了郭景云的三十五军后，华北“剿总”傅作义急电孙兰峰：“郭军在新保安被歼，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经察北、绥东与董其武靠拢。”孙兰峰命令驻守张家口的5万余部队连夜向张北方向突围。途中被解放军阻截、包围，除一部分骑兵和孙兰峰化装逃出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歼灭和俘虏。
鄂友三得知上述消息后，立即率部向西北方向撤退，行进到张北县公会镇时，已是深夜。叫开城门一看，驻守的原来是解放军!双方打开了遭遇战，鄂友三部闯在城里的十来个人一个也没有出来。鄂友三又率部退到康保、商都。在商都县四台房子一带，与化装成伙夫的孙兰峰会合。鄂友三给孙兰峰换了衣服，配备了马匹，保驾逃回绥远。
事后，人们一谈起鄂友三在张家口换防的事，其部下大都夸赞鄂友三“鬼精”，“日灵”，“料事如神”；当初要不是鄂友三做手脚、耍手腕，抓了骑五旅这个替死鬼，那骑十二旅必定逃不脱被歼灭的下场!鄂友三本人自认为此举高明，在别人面前常自诩得计，引以自豪。每当听到别人赞许，就洋洋得意。
张北城重获解放
1948年初冬，全国主要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已是江河日下，面临崩溃的边缘。11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华北第三兵团“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11月底我军将张家口包围，组织了纵深二、三十公里的三道包围圈，实现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歼”的战略安排。困守在张家口的国民党军队孙兰峰部一。五军，已处孤军无援之地。傅作义自北平急电孙兰峰“……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经察北、绥东向董其武部靠拢。”孙兰峰急电据守张北城的整编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立即出兵狼窝沟一线，接应张家口突围部队。我察北蒙汉联军司令部指挥察蒙骑兵师、教导大队，迎头痛击了进攻狼窝沟一线之敌，激战数日，将敌击退。我军扼守在狼窝沟沿坝头一线，粉碎了敌人妄图打通张北至张家口公路的企图。
驻守张北城的国民党军队，预感末日来临，惊恐万端，频频向张家口孙兰峰告急。孙兰峰为了稳定军心，电请傅作义批准，任命鄂友三为察北、绥东总指挥，总揽这一地区的军政大权，死守张家口的北大门——张北城。同时，派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少将高参阎家玙，携带参谋人员、电台一部进驻张北城，任督战联络官。敌守城部队有：鄂友三部骑兵十二旅，陈秉义之暂二旅，包贵廷部骑一总队两个团，李维业之省保安团，张北、沽源两县保警团及乡自卫队等，共约3000余人。
经鄂友三主持召开的城防会议确定：
1、鄂友三之骑十二旅，驻馒头营、蔡脑包、王家湾一带；陈秉义之暂二旅和包贵廷之骑一总队依城驻城西山线及油篓沟一带游动，窥机打通张北至张家口的公路，以牵制解放军进攻张家口之兵力；
2、李维业为城防司令，以省保安团为主力，指挥保警团、自卫队等千余人，负责守城。具体部署是：李维业部负责北起城西北的大仙庙经西城到南门一线；沽源县保警团防守东城至南门东侧；张北县保警团防守北城。各乡自卫队混编一个团，参与防守东城。李维业控制一个团兵力作为预备队。严厉要求一切听从统一指挥，从速加固城防掩体工事，将四门紧紧堵死，在城墙外已挖好的5米深、4米宽的护城沟边悬挂吊灯，防止解放军夜间接近城垣。驻张北城督战联络官阎家玙、察北专员兼张北县县长白震，协助总指挥部有关军务、并以电台与孙兰峰随时保持联系。
3、张北城内的非战斗人员及张北师范准备撤走的部分师生，共约200多人，由副县长温培、省田粮处督导陈宝全率领，乘15辆大卡车，于12月12日夜撤向绥远。
鄂友三内心空虚，自知大势已去，孤城难守。但他还对守城人员大讲，要发挥骑兵善于野战之优势，采用“撤出来，打进去”之战法，决心负隅顽抗，死守张北城。这时，张北城内居民没有一点行动自由，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48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兵团主力一部，挺进张北县境西与尚义县接壤一带，对盘踞张北县之敌，开始迂回包围。参加解放张北城的部队有：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率领的北岳军区3个旅以及蒙汉联军司令部所属的察蒙骑兵部队骑三师、骑四师、骑五师，察北军分区三个骑兵团、教导大队，还有张北县大队等。作战方针是：坚守狼窝沟坝头一带，阻击张家口之敌向张北逃窜。步兵攻城，不让敌人向南溃逃，迫使其向西北开阔地逃奔，骑兵在追击中把敌人歼灭在张北县境内。
12月15日凌晨1时许，解放军趁敌熟睡而攻其不备，以快速之行动，用猛烈的炮火，突袭张北城北馒头营村鄂友三部骑十二旅的司令部。鄂部官兵在睡梦中突遭袭击，部分人惊魂未定即被俘虏。号称骑十二旅精锐的机枪营全部被歼。鄂友三酣睡中惊起，仅披一领大衣，抓住一匹无鞍马，直向商都方向冒死逃命，余众如惊弓之鸟，向西北康保、商都地区逃散。守城司令李维业、专员白震急电孙兰峰救援，只因孙自顾不暇，也无回电。凌晨3时许，解放军向张北城全线出击，炮火异常猛烈。天微明，敌碉堡及工事大部被摧毁。相持至上午10时左右，我军以猛烈的炮火发起总攻。步兵旅攻下城西北高地大仙庙阵地，并迅速扩大战果，分数路向城内进攻。近中午，从城墙西北角打开缺口，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争先恐后地向县城中心推进，占领张北城内制高点春和玉药房楼顶，机枪封锁了大十字街道路，火力控制了全城。这时，街上兵乱如麻，枪弹背包扔满街道，守城敌兵一窝峰似的争相逃命。李维业边强令争夺阵地，边准备逃路，在火力掩护下刨开南门准备突围。敌人刚刚露头，我教导大队、县大队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敌军人、马纷纷掉进护城壕沟里。李维业眼见难以突围，顿时恼羞成怒，命令所有轻重武器向我阵地猛烈还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敌人踏着人、马尸体冲了出来，遭我军火力猛烈堵击。敌误认为南面伏有重兵，拐向西南奔逃，正好进入由王平司令员亲自指挥的伏击圈。我4挺重机枪一齐扫射，打得敌人纷纷落马。教导队、县大队的指战员马刀飞舞，冲入敌群。重机枪停止了射击，我指战员们英姿飒爽，勇不可挡，刀起刀落，寒光逼人。敌兵魂飞胆裂，纷纷下马缴枪。
战斗中，教导队二班长、共产党员李四(蒙古族)最先只身冲入敌群，敌人欺他人孤力单，把他围在中间。李四毫不畏惧，凭着他高超的骑术，精练的刀法，纵马持刀，左劈右砍，如入无人之境。只见他战马腾空，刀光闪耀，忽左忽右，忽东忽西，一会功夫，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敌人惊呆了，一个敌军官向李四开了一枪，李四一提战马，一个突斜刺把这个军官送回了老家。敌兵边逃边射击，李四的战马被击中，头部也负了重伤，人和马摔倒在地。他虽身负重伤，而他的周围却留下了20多具敌人尸体和20余支步枪、一支驳壳枪。
教导队四班战士乔占才舞动战刀，横扫群敌，他一连砍死砍伤敌数人。战马负伤，他又飞身上了缴获的战马，继续冲杀。战刀砍断了，他和一蒙古族战士，隐蔽在一个墙豁口两边，拽敌下马。他们俘虏了十几个敌人，后被一个敌军官用枪击中，壮烈牺牲。
教导队副中队长潘成龙在追击中，沉着冷静，指挥若定，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冲杀。他挥舞马棒左抡右击，打倒一个敌军官，夺取了了一支冲锋枪向敌射击，敌兵纷纷中弹倒地。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连中3弹，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把他抬回，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
我指战员奋勇追击，敌人拼命突围逃跑。李维业看见战场上刀光四起，杀声震天，吓得魂不附体，命令马弁们“打!”“打!”“打!”他却打马西逃。白震乘马冲出南门，率残部至油篓沟村，向西逃跑了。
是日下午3时许，枪声渐渐稀落下来，战斗结束，张北城重获解放。此役我俘敌、毙伤敌约计1500多名，缴获战马、枪支各千余。解放张北城之战的胜利结束，使张家口守敌陷于四面楚歌、进退维谷的境地，妄图经张北向绥远逃跑的美梦彻底破灭。
起义之后
1949年9月19日，归绥市和平解放，这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边陲城市。阮慕韩担任第一任市长。当时，华北国民党的大批起义被俘军官留在这里。其中的顽固分子鄂友山、刘万春在起义人员中游说煽动，说什么“起义就是投降，和平就是兼并吞食，缴我们的械。别看我们被迫起义了，目的就是借共产党之‘水’养我们之‘鱼’。待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我们就重振旗鼓，再见高低。”
1950年，鄂友山果然带了一部分人，持枪冲进公安三分局，向分局索要他们的枪支弹药。三分局局长安文尚一面做好武装防范，一面向市长阮慕韩汇报。阮慕韩觉得，这些人竟敢如此嚣张，不予打击是不行的，便当机立断，命令三分局把鄂友山等人的枪支全部缴械，人员全部扣押。平息这一叛乱事件后，阮慕韩立即去找董其武将军，晓以利害，让他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董其武非常气愤，立即给鄂友山去电话，骂他“顽固不化，混蛋透顶”，勒令他反省罪行，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并对阮慕韩说：“此事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阮慕韩说，我们对顽固不化的当然不手软，但考虑到党的统战政策，如果他们改恶从善，今后遵纪守法，还会给他们一个机会，也请董将军今后对下属严加管教。后来经过教育，将鄂友山等释放。阮慕韩的这一做法，使得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明白阮慕韩并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有效地贯彻了党中央针对归绥市当时的特殊情况而制定的“团结上层，争取中层，扎根基层”的政策，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局面逐步归于安定，走上正规。
鄂部后编入步兵第107师.这部队后改编为陆军第65集团军步兵第207师，执行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1998年9月缩编为步兵第207旅，2003年体制编制调整，该旅被撤消番号和建制。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绥远起义部队在两三个月内即先后发生叛变56起，参加者3270余人。鄂友三亦暗中指使部下叛变，骑四师副师长张汉琏即怂恿二团叛变，结果二团在团长毕宝熙带领下叛逃，并杀害中共派到该部的团政委彭志超等14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导致刘、鄂、张等被抓捕的事件。
四、结局之谜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逮捕刘万春、张朴、鄂友三一事：
主席，并报刘朱：
关于绥远问题，已按照预定步骤解决。绥远方面二十四日共来了十五人，董其武、王克俊、孙兰峰、刘万春、鄂友三、张朴均在内，高克林亦同来。来后由一波与傅和董、王、高等分别谈了话，又与大家合在一起开了会，一波与傅都做了报告，最后（前晚）由我约傅、董、王、高及薄、聂、澜涛共同谈了一次话，商定扣起刘万春，留下鄂友三、张朴，并将刘万春事当众宣布。关于抗美援朝，绥远已在开始动员，决定扩大动员，以利部队开出绥远。
傅、董提出因对刘案出乎意外，引咎自责，对部队信心减少，故傅主张三个方案中采一个：
第一是将傅部混编于解放军；第二是将军官解甲归农，部队分编；第三是整个部队开出绥远整编，并给一些新兵补充（上次我曾提到过）。
董则只提前两个方案，显然是试探。于是我做结论：一、任何部队团体都会有坏人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坏事由坏人自己负责，领导者不要气馁，应引为教训，坚决肃清坏人，提拔好人，这才是部队的健康现象，信心不是减少，而应是增强。二、历史关系不能割断，傅、董对绥远部队应积极负责改造，动员他们参加抗美援朝，而不是独善其身，避险不管。三、改造的办法，遵照毛主席指示，绥远部队在傅、董领导下，应是开出来整体改造，不采取混编分编办法，更谈不到解甲归农。四、部队开出，估计会有部分跑掉或当土匪，绥远今后便应当清匪土改，以巩固后方。五、绥远省主席仍由董负责，董不在可由王代拆代行，或另荐他人代理，部队官兵家属，绥远政府应保证予以照顾。傅、董等得此结论，表示满意，只声明绥远代主席以何人为妥再商量，因傅要王（傅的人）随董去。昨今两日一波与傅、董、高等便执行前晚商决之事。今晚由我出名宴请绥远来人（除刘、鄂、张三人），并拟将上述五点当众宣布，以推动部队于十二月中开出绥远。济南至泰南线也宣布了，十九兵团与之合作，相互学习和观摩，也打算讲一讲。董等拟明日回绥，傅亦去。
目前只有一个问题，即董带兵出来用何名义，傅、董、王均以此为问，我与一波揣其意在兵团司令，因陶峙岳、陈明仁均得此级头衔。我意可以给他一个兵团名义，其军队十个师旅单位，将来只能编为一个军，还需给他一些新兵。即使成一个军如陈明仁，兵团司令名义仍可存在。董要高克林同志不可能，但可以发表高兼兵团政委，将来拟商调宁夏主席潘自力去董部任政委，但须与西北局商榷后才能决定。关于兵团事同意否，请立批示，告江青写一条子告我，因我正在和他们谈话。
根据伊克昭盟志中的记载，鄂是1958年3月在北京病逝。解放军69军政治部1984年经过复查，认为鄂友三企图煽动部下叛变未成事实，决定为其恢复名誉，按病故军人待遇。
据绥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1951年2月所编印的绝密材料《蒋特中统在绥远省之活动概况》中所披露的情况，可知：绥远起义前，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绥远向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活动游说，让王国璋、杜品山起草“和平意见书”，交鄂友三呈递傅作义、董其武，并发动高级将领拒绝和平签署，要求董其武领导全绥军民，继续戡乱到底。绥远起义之后，由李鲲生接替张庆恩继续在绥远活动，据李鲲生所拟之“工作计划”，“张朴部可由田树梅负责进行，田对张有把握；同时田之屯垦部队，尚有一部分武器，只要时机成熟，毫无问题”。阎锡山亦致电孙兰峰，任命刘万春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仍兼一一一军军长；任命鄂友三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骑兵总司令，统一指挥第十一、十二、十三各骑兵旅，及绥境所有骑兵部队，同时还以刘万春、鄂友三、胡景通兼第九兵团副司令官（阎锡山申马亥五电）。材料中显示，50年初，李鲲生等发起组织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张朴亦在委员之列。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绥远起义部队在两三个月内即先后发生叛变56起，参加者3270余人。鄂友三亦暗中指使部下叛变，骑4师副师长张汉琏即怂恿2团叛变，结果该团在团长毕宝熙带领下叛逃，并杀害中共派到该部的团政委彭志超等14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导致刘、鄂、张等被抓捕的事件。
总之，鄂友三之被捕，不是因为旧怨，而是现行的罪行。他的结局是自杀，也不是被镇压或病逝。值得一提的是张朴也并未被镇压，他一直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3年转押公安部第13局，只是不知其结局如何。
孙兰峰回忆说:“查获刘万春派部下去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蒋介石给刘的委任状。1950年11月，绥远军区召开会议总结部队改造工作，华北军区领导与傅先生商定，说傅因临时有事不能回绥开会，让各军?师?旅长一齐来京。到京后，即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
据董其武回忆说:“华北局?华北军区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我记得扣捕前，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找傅作义先生?我和高克林同志开会。会上，聂司令员把刘万春在起义后，派军直一个营长偷偷去香港，与蒋帮特务勾结联系等罪行讲给我们听，证据拿给我们看。还讲了张朴、鄂友三的一些罪行。他们问我们怎么办。傅先生听了很惊讶，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我作为率他们起义的领导，又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觉得起义后竟出了这种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实在惭愧得很。我含着眼泪说:‘既然他们背叛人民，罪证确凿，请司令员和政委依着革命纪律办吧!不过，念及他们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考虑从宽处理。’聂司令员、薄政委听完后，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商量了片刻，回来后对我们说:‘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当天晚上，扣捕了刘万春等人。”
1992年出版的《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 第9辑的《鄂友三》：
“1950年春，党中央召集鄂三友等到北京学习，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审查，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杀头有余。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仍然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再次给他们学习改造的机会，使其悔过自新，重新作人。可是这些死不悔悟的反革命分子，并不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仍然坚持其反共立场，反动气焰嚣张，鄂友三不体会共产党治病救人的宽大政策和统一战线的伟大感召，在京学习期间坚持对抗，抑面而死。鄂死消息传来，绥远省广大父老乡亲无不拍手称快”。
1999年出的《达茂文史资料》第2辑的《匪首鄂友三的所做所为》：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教育，鄂友三始终顽固不化，旧军伐的反动本质一点也没有改。更为反动的是，他暗地支持所属二团毕宝熙、秦怀壁叛变，打死我该团政委彭志超等七名政治工作者。事后，他又亲自将叛变队伍追回驻地，并向毕、秦二人下保证说：“只要我鄂友三在，你们返正绝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暗中勾结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派工兵营营长去台湾和蒋匪军进行联系，妄图搞反革命暴动，颠覆我新生的革命政权。他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我白正刚政委的眼睛，并派人秘密跟踪工兵营长的行踪，拍下了他在台湾登陆、返航的镜头。在人证物证俱实的情况下，我党我军仍对鄂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1950年深秋，党中央毛主席召集鄂友三等人到北京参加政治学习。鄂友三不听劝告，坚持反动立场，自寻短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终年40岁”。
2005年出的《达茂文史资料》第6辑的《鄂友三其人其事》：
“起义后的鄂友三，将国民党中央情报人员和电台藏匿于自己的部队，经常与美蒋特务联系并接受了国民党行政院长闫锡山给他“华北义勇军挺进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的秘密委任。对于鄂友三坚持反动立场，大搞秘密特务活动，我党早已掌握，为了防止鄂友三对我军的更大破坏，我党利用鄂在北京参加学习的机会将其逮捕审查。根据鄂友三的所作所为，真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党中央、毛主席仍然认为鄂虽罪重，但历史上毕竟有抗日举动，又参加过九一九起义，还是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给他以学习改造机会，希望他能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但他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表现不好，在狱中度过余生。
一九五八年，鄂友三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一九八四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政治部复查，认为鄂友三企图煽动部下叛变未成事实，决定为他恢复名誉，按病故军人待遇。”
五、雷新春：鄂友三评传
在内蒙古后山范围的农村，凡六七旬翁媪者，对鄂友三这个名字大概皆有所闻。相传鄂友三长马脸，三角眼，身长七尺五寸，所乘坐骑鞍辔竟用一张完整人皮制成。据说此种人皮鞍辔对人腿具有防潮作用。盖闻‘坏人见了鄂友三，又有吃来又有穿。好人见了鄂友三，二尺麻绳脖颈拴，后面再把个標子扳’的顺口溜。由此写意下的鄂友三完全是一个残忍、狠毒、是非不分的恐怖分子。更有农村妇女们在相互粗俗的玩笑之间一方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你再不老实，就让十二旅鄂友三收拾了你。另一方听了则如中枪弹，刚才还肆无忌惮破锣烂钹的大笑声戈然而止，进而变得粉面失色，顿脚唾地，连叹晦气。由此亦可知鄂友三是一个足令那些皮粗脸厚的二老板（中年妇女）们所心胆俱寒的一个超级色魔。笔者还听说武川西部山村里的一个羊倌在黄昏放羊时，看见一只张牙舞爪的金钱豹突然由山梁坠下，急近观之，原无一物。据懂五行的方士诠释，那只金钱豹乃是鄂友三的将星显形。豹坠尘埃，必主鄂大限将至矣。果不其然，随着解放军康建民旅对其给以沉重的打击之下，鄂师溃不成军，渐次土崩瓦解。不久之后，鄂友三勉强跟随董其武通电起义，走进革命阵营。但其终因策划“温独不令叛乱”和起义前昔偷袭河间县直接威胁西柏坡而被关押，继而销声匿迹。凡此种种，似魔似神，岂非愈传愈邪乎？那么，史实上的鄂友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本文就此为大家还原鄂友三一个大致庐山真面目。
据《土默特右旗志》载：鄂友三，原名鄂在平，民国元年（1912年）出生于萨拉齐县沙尔沁村郭姓贫民家中。因郭家子女多难以养活，故其一出生即被送往萨拉齐耶殊教堂由瑞典籍传教士鄂必格收养。据介绍，鄂友三从小好讲勇斗狠，惹是生非。为此常常受到鄂必格对他的责罚。鄂友三由当地育英小学毕业后，于民国17年（1928年）报考归绥中学。进入青年时期，鄂友三很快突显出非凡的体育天赋。鄂的篮球、足球、跳高跳远及拳术等技艺，样样超群出众，并多次参加归绥、绥远、华北乃至全国运动会。因成绩优异被评为运动健将。民国20年（1931年）黄埔军校从归绥中学招生，鄂友三以绝对的优势第一个被录取，有幸成为一名黄埔骄子。同时，也大致定格了以后的人生走向。1937年7.7芦沟桥事变后，日军攻占北平。继而察哈尔失守，包头沦陷。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鄂友三应绥远省党部主任潘秀仁之请，返绥抗日。离校前夕，鄂向绥籍师生发表演说：“莜面、山药、羊皮袄是咱家乡的三件宝。现家乡水深火热，我先诸位一步奔赴前线。诸位要好好学习锻炼，准备将来为抗日效力！”
如果谈到鄂友三，这里还得提及一下国民党整编十二旅。追溯十二旅前身，最早为武川县保安团队。主要负责打击县境土匪，保护商旅驼队，兼征赋税，维护治安。1937年日军侵华，推进绥西，盖因抗日宏业，绥远省党部决定组建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亦称袍子军），武川保安团队遂改编为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四路军。正是在此时间背景下，1939年鄂友三以国民党绥远省自卫军前敌指挥部上校参谋长的身份上了大青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初上大青山，因恩信未竖，鄂友三在军队内稍有无足轻重之嫌，但其是一个极富心计之人，他藏拙养晦，整日同官兵诨打嬉闹，全无官威。于是，鄂渐渐赢得了官兵的喜爱。
1940年春节，八路军同自卫军发生战斗，鄂于冰凌沟被俘。但其凭借诡诈手段又轻易逃遁。在逃中鄂的颈项挨了八路军战士一枪，因手术难度大子弹终生无法取出而与八路军结下深仇。同年，四路军开赴河套休整，改蕃号为游击骑兵第四师。鄂任副师长。也正是在这一年，鄂友三同日军正面发生了真刀真枪、兵戎相见的第一仗。游四师自河套东归途中，在固阳遭遇日军猛烈的袭击。这一仗鄂友三以大败告终。鄂又一次化装成羊倌，从日军的包围圈逃脱，同时，鄂暗中访查抗日志士，以图东山再起。经过同日军的初次较量，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鄂友三摸索出一整套游击战术：其风格是避实就虚、化整为零、昼伏夜出、奇兵制敌。在政治方面，鄂友三以大青山为依托，并派遣工作人员监视敌情，瓦解伪军。全力筹集钱粮，资助居民发展生产。积极发展堡垒户，以此传递情报。逐渐形成以战养战的战略体系。
为确保本部的安全，鄂友三又采取恐怖手段，特设别动队、锄奸队，勒死许多特务汉奸。但同时也杀害了不少八路军战士和无辜百姓。1942年，因郭怀翰病逝，鄂终于如愿意以尝地升任师长。1943年游四师改蕃号为第八战区骑兵挺进五纵队，鄂任司令。此时，鄂在后山范围已有了一定的群众根基。渐渐地，随着地盘的扩大和队伍的壮大，鄂部已从被动防御转为向日军主动攻击。在抗日的态度上，鄂友三向来是明朗的。其率部众辗转于前山后山，奋勇杀敌，功写春秋。在后山的武川，最大快国人心的一场战役则是土盖门村南趟忽浪击毙日军连长小点三，三百日军几乎全军覆没之胜绩。另一场则是著名的“岗岗大捷”。在此战役中，鄂部击毙伪蒙古军师长扎青扎布和师首席教官岩琦中佐，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此二战二捷，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同时，标志着中华民族将抗日推向胜利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鄂又兼任萨拉齐、包头、武川、固阳、和林、凉城、清水河等七县行政督察员。本年春，鄂军又与日伪军在萨拉齐水涧沟门展开激战，再次以胜告捷。日军作战连连失利，要求与鄂议和，且表示如双方停战，共同防共，则许以鄂高官厚禄，鄂友三却言辞义正地回答：“防共不防共，是我们的家事，我听傅先生（傅作义）的命令。至于停战，你们是侵略者，你们侵占中国的土地，我们就要打！”片言只语的回答，体现了鄂友三人格魅力的一个亮点。
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八路军同自卫军曾经有过愉快和成功的合作。1938年秋，自卫军曾迎接八路军李井泉部挺进到大青山配合抗战。在此期间，两军相互提携，配合默契，并多次消灭日军，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可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之际，鄂友三却不顾民族历史大局，一意服从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排斥共产党八路军。为争夺胜利果实，抢先接收萨拉齐县。自此两军不可避免地出现正面冲突和磨擦。鄂也许至死都认为，共产党小米加步枪何年何月能成大气？岂能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一争雌雄。在这点上，鄂做为一名高级将领却缺乏洞识历史风云之政治眼光。同时，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远远地背离了早期以身许国、士心济世的崇高理想。同年，鄂部改编为绥远保安骑兵师，鄂任师长。次年，改编为国民党整编十二旅，鄂任中将旅长。此后，鄂师先后在乌兰花、武川、磴口、集宁、察右后旗、清水河、凉城及平鲁等地同解放军作战，均以失利或惨败告终。更有甚者，鄂奉蒋介石之命，使用掏心战术偷袭冀中老解放区河间县，沿途炸毁桥梁、粮站和工厂，杀害无辜群众，竟令中共最高机构临时所在地西柏坡受到震动，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案。为了民族大业的统一，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鄂友三也通电签名。从此，十二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四师，鄂任师长。
如果说在起义前鄂与我新政府为敌权算作各为其主的话，那么他后来有悖于历史常规和人性逻辑之反复无常行径只能解释为其受国民党特务散发的谣言诽毒太深，何去何从，委实难决。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提一笔，据前骑四师战士、9.19起义人员、离休老干部刘生荣老先生讲述，骑四师走进新中国革命阵营后，由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大肆散发反动谣言，像什么‘共党将你们送到朝鲜那是想借助老美之手铲除你们。倘若侥幸不死，回来也绝无好果子吃。他们会把你们赶到死缓、无期徒刑犯终生服役的黑窟窿炭窑里，永远不见天日’之类的恶毒宣传。其作用大有你是骨子里彻底不变的坏人，手里沾满永远都洗不掉的鲜血，注定今生今世只能坏到底的功效。1950年5月8日，鄂暗中授意骑四师二团团长毕宝熙策动叛乱，在温独不令村将骑四师政委、我中共党员彭志超同志乱枪打死。次日夜间，又将绥远军区派往该团检查工作的军区教导大队副大队长杨锦山等八名同志杀害。此一罪行，成为鄂友三一生永远洗不掉的污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编撰的《绥远和平解放》一书纰漏：1950年11月25日，由华北局、华北军区做出逮捕涉嫌策动温独不令叛乱并起义后仍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的鄂友三的决议（史称北京决议）。1958年鄂受审期间病逝于北京公安医院，一说其被押赴北京永定门执行枪决。享年45岁。据笔者考证，后者如实。
据曾经担任过鄂友三贴身警卫的李元年老先生回忆，鄂生前治军极严，几近残酷。手下如有祸害苍生者一经他知晓，立即施以枪决。绝不姑息手软。而对于作战勇敢，小有将才的官兵，鄂也能对其加以奖励，破格提拔。据李老先生介绍，在当时缺衣少食的战争岁月，早期的鄂师亦曾有过有饿死不食民饭，冻死不进民房之美誉。这也实属难能可贵。在民族存亡的非常时期，后期的十二旅将靖安军海青连、海福龙团策反招安过来。有了这两股新血液的注入，鄂师的战斗力大大地增强。这两支蒙古族骑兵作战勇猛，屡立军功，又因不是嫡系，鄂友三因此在政策上格外宽待其部。例如史建福团和李存银团严禁抽大烟，而海青和海福龙部就可例外。此一做法，自然出于体恤这两支队伍能为本部奋勇效死之举，原也无可厚非。然此招安部众由于一度军纪败坏，打砸抢恶习不改，以故使鄂部蒙上匪师匪旅恶名。
至于鄂友三同女人的话题笔者不愿对此作无味饶舌。鄂有四个老婆也好，随军唱团有几十个相好也罢，因为这毕竟不是人一生的全部经历。千古风云人物张学良亦曾发出“生平无大志，唯一好女人”之自嘲感慨，这并没有影响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相反，他同赵四小姐的传奇恋情，一度成为千古佳话。再有，针对那些不厌其详、乐此不疲根究鄂每过一村一地必须得闺女媳妇“侍寝”之说，究竟是在控诉鄂友三的罪恶，还是在勾画我文明之邦还有穷乡僻壤中扶不起来的女性国民之无耻嘴脸？如果鄂因染指过太多的女性而被冠以“鄂毛驴”之“雅称”的话，那么笔者即敢断言，就二十一世纪的今日社会，何乏李毛驴、张毛驴、赵毛驴之辈乎？这种罪过（如果也算作罪过的话）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来说，这几乎不算一个话题。
纵观鄂的一生，极其复杂，而他的复杂却又是由复杂的环境和政治取舍造成的。鄂的早年凭着一腔爱国热情立志报考黄埔军校，投身于革命。尤以抗日大节的明朗，足堪载入史册一笔。后期又追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走进人民群众。此时，其若审时度势，从善如流，则必然会成为功成名就的一代名将。只可惜在晚期他由于一念之差，遂使他转变为与人民为敌的叛徒，祖国的罪人。在岁月的长河中，人们都是匆匆过客。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功过评说却又大不相同。历史社会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有缺点的好人，也有有优点的坏人。由此可以推论，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完全不能用一般的价值观去衡量，因为这属于一个复杂的人生范筹。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看鄂友三，他无疑是反动的。但是当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其人其事，则完全又是另外一种历史视观。笔者觉得，鄂的一生中，对历史民族影响之大依然莫过于抗日。其次才是屠杀共产党人，背离人民之罪行。就鄂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他为民伸冤作主的一面，体现了鄂友三诚充满人性的一面。而在国民党集团分崩离析、彻底败亡之际，鄂却抱残守缺，继续顽固不化地疯狂地与人民为敌则是他兽性的一面，也是愚蠢的一面。诚如李元年老先生指出鄂友三将人的双重性格表现至复杂人性的极致。从生物进化的观点诠释鄂善恶一念之行径，原属于人性与兽性的交替角逐现象。其实，人们都何尝不是如此呢？
六、白炳勋、李佐玉、旺丹：巍巍青山歼敌顽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中东部，巍峨挺拔，层峦叠嶂。这里地处边疆，人烟稀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历史上从来就是——个多匪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我大青山骑兵支队曾多次清剿土匪，基本上消除了匪患。1945年秋，国民党军重占绥远，大青山土匪又死灰复燃。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后，驻大青山地区的起义部队中的一些顽固分子拒绝改造，煽动和裹胁部下叛变，与山里的惯匪和潜伏特务勾结，企图利用复杂地形长期与我周旋。为此，绥远军区骑兵第4、第5师和骑兵第l师、步兵第22师及察哈尔省军区骑兵第3师等部队，先后奉命参加了大青山剿匪的战斗。
连夜奔袭，追击叛匪秦怀璧
1950年5月8日，驻百灵庙南以鄂友三为师长的国民党起义部队骑兵第4师2团迫击炮连连长秦怀璧在团长毕宝熙指使下，煽惑部分官兵杀害了团政治委员彭志超、军区工作组组长杨锦山和连政治指导员苗生海，率本连和骑兵l连、2连、3连共300余人携带武器叛逃。
彭志超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率领部队与日军和包括鄂友三部的国民党军顽固派在大青山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绥远和平解放后，彭志超同志从大局出发，不计前嫌，到鄂友三手下任职，进行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但是，毕宝熙、秦怀璧等顽固分子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极端仇视我军政工干部，终于公开叛变。这是绥远“九一九”以来起义部队发生的较大的一起叛变事件。
当时，骑兵第4师(原内蒙古军区骑兵第4师，时属绥远军区建制)正在大青山以北的乌兰花一带进行“废保建政”(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工作。5月9日上午，师部接到绥远省军区关于追击秦怀璧叛匪的电令。师领导首先对叛匪可能去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向北去是草原，不好立足；东、南两面有我军驻防；最大可能是西逃河套。于是，当即决定由副师长旺丹率骑兵第10团迫歼叛匪。下午，旺丹火速赶到几十里外的l0团驻地传达完电令，即和团长布仁巴雅尔、政委贾通书率3个连队出发了。
乌兰花以西地形开阔平坦。部队人不语，马不嘶，连夜紧紧追赶，路过村庄，都是疾驰而过。大家已经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只有一个心思：追上叛匪，给敌人以坚决惩处!
翌日，太阳从东方升起。连续行军一夜的指战员们赶到了乌兰套路盖村附近。该村位于山脚下，有三四十户人家，是山区较大的村庄。旺丹正打算布置侦察，突然前面传来清脆的枪声——敌哨兵与我尖兵接火了。旺丹一挥手：“快!包围村子!”战士们飞马扬刀，闪电般向村子冲去。村里敌人正准备吃早饭，听见枪声，慌忙上马，窜到了村西山岭上。布仁巴雅尔和贾通书带两个连从正面发起冲锋，参谋长楚鲁带1个连从山右面迂回。朝阳下，马刀闪闪，杀声如雷。敌人数量虽与我差不多，但在我勇猛的冲击下，来不及组织抵抗，慌乱地射击着退下山去，俯身于马背逃窜。战士们紧追不放，边迫边杀。几百骑兵在大草原上飞奔，马蹄达达，尘雾蔽天。追击10几里，毙、伤、俘匪50余人。我军马不停蹄，继续穷追溃乱叛匪。
这股叛匪走投无路，很快即向我军投降。为给参加叛变的一般人员以认罪和重新做人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对全体起义部队的改造，绥远军区指示将他们交回原起义部队处理。毕宝熙、秦怀璧等罪大恶极的匪首依法受到了严惩。
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李、张、郭顽匪
1950年夏，大青山匪情突然加剧。先后逃进大青山的叛匪，趁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之机，相聚成伙，妄图与我顽抗。他们接受国民党委任或自立名号，一时间冒出了一大批“总指挥”、“司令”和军、师、团长。他们集中活动在山大沟深、树茂林密的包头、萨拉齐、固阳交界地带。六七月份，这一带的匪徒约达六七百人，其中尤以李银、张板楼、张廷芝、郭宝达等股匪最为猖獗。
李银原是起义部队骑兵第4师3团4连排长。5月10日凌晨，煽动反动分子将该团副团长、保卫干事及本连政治指导员的枪马强行缴走，并将副连长枪杀后，带全连120余人叛逃。后追回90多人，李银带30余人逃向河套，不久又返回固阳山区。他曾带人冲入包头市，绑架该市商会会长谭锡树，逼要财物；并在包头至五原的公路上拦截绥远省水利局汽车，当场杀死我地方干部4人，抢走大批物资。
张板楼真名张子扬，由于他前额特别突出，得了个“板楼”的外号。抗日战争时期他当过汉奸，并且是哥老会的会长。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任第37军连长。朝鲜战争爆发后叛变。他带匪徒窜到山区，无耻地叫嚷要“天天过大年，夜夜入洞房”。在包头、固阳、萨拉齐一带残害人命，糟蹋民女。群众对他咬牙切齿。
张廷芝是原国民党陕西三边保安司令。自土地革命时期起，就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绥远“九一九”起义后，其原部骑兵连被编入第36军。张匪贼心不死，于1950年2月21日策动打伤连长，带领170余人叛变，逃往伊克昭盟南部。经骑兵第5师多次打击，大部被歼，张廷芝带残匪于4月份逃进大青山与张板楼合股。
郭宝达是原国民党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保安第1团副团长。1950年6月30日，他将我派到该部开展工作的政治指导员白音斯古楞、班长董玉玺等5名同志绑架，装进麻袋投入黄河杀害，带领官兵并网罗当地土匪140余名逃往大青山，与张板楼合流。这些顽匪不但肆意骚扰、侵掠百姓，还不时以捆绑、杀戮等恐怖手段阻止人民群众向政府靠近。他们企图利用大青山的复杂地形与我较量，叫嚣“你有大军十万，我有草原高山”，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我军曾对他们规劝、争取，但他们提出“不离山地。不参加生产劳动，不许派指导员”等“条件”加以拒绝。事实告诉人们，这些匪徒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反动武装，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政治斗争。因此，绥远省军区果断决定，抽调绥远步兵第22师各团一部分，和骑兵第1师2团、骑兵第4师l0团、骑兵第5师15团，联合组成剿匪部队，清剿包(头)、萨(拉齐)、固(阳)山区的股匪。由步兵22师参谋长白炳勋、绥远骑兵l师政治部主任王弼臣、骑兵4师参谋长赵英组成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7月6日，指挥部在萨县以西公积板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李银股匪。
当时，李银股匪活动在包头东北阿善沟一带，其他股匪活动在海流树、五当沟一带。指挥部决定，骑兵部队由北向南从侧后堵击包围，步兵部队正面搜索攻击。具体部署为：骑兵l师2团7日由西河子出发，10日拂晓前占领头道沟、石拐子、当铺窑子一线；骑兵4师10团9日由昆都伦出发，10日拂晓前占领筛忽洞、杨圪凌、魏君窑子一线；步兵22师65团担任正面歼灭阿善沟股匪的任务，9日晚由包头出发，10日拂晓前包围就绪，天亮后进击，尔后沿山向北搜剿；第66团9日由公积板出发，10日拂晓前将韩托会、海流树包围；第64团9日晚在外围将磴口、海带、三顷地一线封锁，防匪渡过黄河南窜，并派1个营于9日晚12时向疙膝盖沟严密搜索。此外还命令驻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境内的骑兵5师15团加强对黄河沿岸的防守，防止伊盟和大青山的匪徒合流。
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7月10日晨，担任前卫搜索任务的22师64团的1个营，在搜到疙膝盖沟北侧的喇嘛洞时，发现匪徒住过的窝铺里炭火刚刚熄灭，断定土匪离开不久，便迅速向阿善沟东南方向猛追。
这时，担任搜剿阿善沟任务的65团发现零星散匪正朝哈拉盖沟北面一座险峻的山梁窜逃。这座山梁，东、西、南3面为悬崖峭壁，北面略缓，山坡上桦树茂密，荆棘丛生，有一条羊肠小道，山顶呈凹形。解放前，在这里盘踞过的土匪曾依托山势，砌有简易工事，易守难攻。此时这里成了李银股匪的据点。
步兵65团5、7两连，在营长王金玉带领下，到达匪徒占据的山梁附近，立即发起进攻。敌人居高临下，用密集火力死死封锁了上山要道。因地形不利，部队两次进攻受挫，伤亡20多人。65团副团长高学贵带后续部队赶到后，迅速调整部署，将6门迫击炮集中使用，掩护部队分组前进，梯次展开攻击。神炮手以最快速度修整好炮阵地，目测距离，向敌人射击。“轰!轰!轰!”追击炮弹如同长了眼睛，发发落在顽匪固守的山顶上。顷刻间，整个山顶硝烟弥漫，石块乱飞，匪徒们的步、机枪哑巴了。战士们怀着对顽匪的刻骨仇恨，勇猛地向山顶冲去。匪徒们见防线瓦解，便放弃阵地逃跑。但北边的唯一下山要道被我封锁，只好连滚带爬地从南边的悬崖峭壁冒死奔突。不少敌人摔得断肢裂骨，枪折弹散。溃敌刚逃下山梁，我步兵66团2营从东南方向的山沟迎头赶到，堵住了去路。在“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匪徒们纷纷举手投降。除匪首李银趁乱带10几人侥幸逃走外，其他匪徒全部被歼。
李银股匪被歼后，部队在石拐沟集结。据侦察，张廷芝、张板楼、郭宝达等股匪200余人活动在固阳大榆树滩附近的东三岔、红泥渠、白银河套一带。指挥部决定22师65团2营、3营由副团长高学贵率领从正面攻击；66团一部由团长汪贤才率领从东北方向，骑4师l0团、骑1师·2团从西北方向，分别向大榆树滩迂回，对敌实施围歼。
7月12日17时半，骑兵第2、10团由石拐沟出发，在13日拂晓分别到达胡三大店、银拴渠，天亮时包围了东三岔、白洞渠。步兵65、66团于12日4时由沙尔沁进发，也于13日拂晓包围了红泥渠、白银河套村。但是，步、骑兵所围两处之敌已闻风逃向生金免、成梁上、鹚老窝一带。指挥部令骑兵2团直插鹚老窝，令骑兵10团迅速经海流司太迂回包抄，占领西北两侧无名高地，步兵65团、66团由许铁店、陈湾一线向北推进。
13日下午，骑2团在鹚老窝扑空。骑10团于下午4时在生金兔与匪打响。匪徒们已如惊弓之鸟，稍一接触，便慌乱地向北逃走。我步骑兵即分头追击。骑匪大部逃至北山妄图固守。指挥部当即命令骑兵由左、右两翼向匪包围。步兵66团两个连追至北山向匪发起进攻。敌人见势不妙，又向翁格尔沟山梁溃窜，我骑兵2团、10团及步兵66团紧追不舍，将敌人包围在翁格尔沟山梁上，并迅速发起攻击。敌人虽一时负隅顽抗，但在我猛烈进攻下，只得投降。战斗进行了1个多小时，2了0多名匪徒被全歼。连续追击、战斗20多小时的战士们，押着一长串俘虏，个个脸上绽开了笑容。
未能尽如人意的是，老奸巨猾的张板楼、张廷芝带10余人逃走了。但匪首郭宝达却俯首就擒。他在随二张逃跑时，被枪弹击中右腿，落马后藏进了茂密的荨麻草(一种带刺的草)中，但还是被眼尖的战士们揪了出来。这是郭匪叛逃的第13天。我们按规定将他交给伊克昭盟军分区处理，分区召开了公审大会，将郭匪正法。
对李银、张板楼、张廷芝、郭宝达的两次战斗，共俘匪“团长”吕宝山、邓青山和“副团长”陈有罗、顾荣祥等以下231名，毙、伤匪157名；缴获各种枪155支(挺)，骡马75匹，弹药及其他物资一部。
为了尽歼残匪，剿匪部队于7月28日至8月3日，又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两次搜剿。匪首李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在8月3日率匪徒12人向我剿匪指挥部投诚。
剿匪战斗胜利的消息迅速在固阳、包头、萨拉齐、武川等地传开。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有的主动给搜剿部队带路，加入剿匪的行列。指战员们备受鼓舞，战斗情绪更高了。
9月初，骑兵4师10团奉命到河套剿匪。其他剿匪部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又经过一系列战斗，连续消灭了活动在大青山地区的萧得胜、李寿山、王永江、张全旺、高三仁等10几股匪徒，沉重打击了土匪的反动气焰。没有直接受到打击的股匪，大部分化整为零，逃入深山。
以分散对分散，深挖潜藏匪徒
1950年12月，上级命令绥远起义部队到河北整训，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这时，大青山内隐藏的土匪又开始活动起来。特务头子郑殿卿、匪首张汉琏以及剿匪战斗中漏网的张板楼、张廷芝等，积极搜罗匪徒，建立反革命组织和武装。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出兵占领了北韩，日本已经从中国的东北登陆，‘中央军’由台湾收复了两广，我们反攻的机会到了!”他们还秘密和附近起义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在他们的蛊惑下，起义部队向河北开进途中，不断发生逃亡或叛逃为匪的事件，使大青山地区的匪势又有所加剧。根据华北军区指示，绥远省军区于1950年12月22日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抽调华北军区步兵第202师，本军区步兵第22师以及骑兵1师、4师、5师，察哈尔省军区骑兵3师各一部，彻底肃清大青山匪特。
上述部队按照军区的部署，从12月27日开始，用了20天时间，集中兵力对股匪进行了搜剿，共战斗22次，毙、俘匪200余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马匹。在我大力搜剿下，匪徒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敌变我变。1951年1月5日起，部队结合地方减租反霸和镇反斗争，采取了“以分散对分散”的方针进行分片包剿。
一是组织武工队重点搜捕。从机关和连队抽调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许多精干武工队，深入到土匪频繁活动和隐蔽的山区侦察搜索。捕获匪首张汉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张汉琏原是起义的骑兵4师副师长，叛变后被国民党任命为“晋绥陕抗苏反共人民救国自卫军第5纵队司令”。1951年1月，在绥远骑兵1师一部的搜索下，张汉琏及其参谋长梁子玉化装成算命先生隐蔽于武川山区。骑1师2团武工队首先将常给张匪带路送信的毛林村地主乔富逮捕。经审讯，了解到张汉琏等匪首活动在前后毛林坝一带。团领导当即派参谋韩德禄率6人组成武工队，化装进山搜剿。他们于2月2日出发，顶风冒雪走了两天，4日来到了义旗村住下。到了半夜，外面忽然一阵狗叫。房东说：“狗不叫空，准是张汉琏回来了!”武工队立刻出门“迎接”，借着月光，只见对面山脚下有3入朝村庄走来。这时，对方也发现了武工队，掉头就跑，并向武工队开枪射击。武工队员沉着机智，边追边还击。3名匪徒见势不好，慌忙抱头滚下10余丈深的山沟。排长朱三栓和高宽等3名战士毫不犹豫地跟着滚了下去。有两名匪徒趁夜色逃走，另一名匪徒被朱三栓拦腰抱住。带回审讯，方知该匪就是梁子玉。根据他的口供，次日凌晨，武工队在武川道房沟附近将张汉琏等抓获。
二是建立飞行组进行远距离奔袭。飞行组一般由骑兵担负。发现敌情，快速奔袭。特务头子郑殿卿、匪首张板楼，就是先后被我飞行组击毙的。1951年1月30日，绥远骑兵士师2团获悉郑殿卿等6名匪徒在武东第2区韩碾房村活动，立即派出飞行组前往，在民兵配合下，将敌人包围。郑匪企图逃跑，但在我密集火力下，中弹毙命。1951年农历大年初一，骑兵4师11团正和驻地群众一起包饺子欢度春节，突然得到张板楼带4名匪徒在包头西北白彦沟头号地区刁抢群众的消息。团领导当即派作战参谋图木乐带一个飞行组，追击匪徒。飞行组跃马踏雪飞驰几十里，终于在二号南沟发现了敌匪。匪徒们正在一座山顶的窝铺中休息，见解放军追来，慌忙退至半山腰的岩洞中，居高临下负隅顽抗。这时，蒙古族战士拉喜扎木苏不顾三九隆冬，朔风怒号，脱掉毡靴，光着脚蹬岩石，踏积雪，奋力攀到岩洞顶部，俯身向洞内投进1枚手榴弹。张板楼只顾组织匪徒向山下还击，突然发现从头上飞来手榴弹，急忙捡起扔出洞外爆炸。拉喜扎木苏又将两枚手榴弹同时投进洞内，只听洞内传出匪徒们惊恐的哀鸣，接着是“轰!”“轰广连续两声巨响，洞内再没了声音，9名匪徒同时“归天”了。叫嚣要“天天过大年”的张板楼也毙命在大年初一。
三是组织宣传组，深入各地宣讲剿匪政策，形成剿匪的强大声势。针对群众恨土匪、又怕土匪报复的顾虑，剿匪部队先后组织了173个宣传组深入农村、牧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剿匪战绩和形势，增强群众的信心；不少村庄还召开诉苦会，发动群众登台痛诉匪特罪行，提高了阶级觉悟。与此同时，剿匪部队与地方政府先后在包头、萨拉齐、武川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一批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匪首。群众高兴地说：“早就该这样干了广有些准备长期隐蔽活动的匪徒在我军威慑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到政府投案自首，表示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四是帮助群众建立剿匪组织，大搞军民联防。在群众提高信心的基础上，剿匪部队协同地方工作队，帮助各行政村组建民兵，成立剿匪反霸委员会，订立剿匪公约，建立严密的剿匪网络，形成了一有匪情，便“人人喊打”的局面。固阳县第3区63岁的尤斌五老汉，半夜得到匪情，立即起身跑了10几里山路，向部队报告。22师66团搜捕匪首刘龙正时，老乡带路半个月，随我部队搜捕22次，终于将刘匪捕获。匪首张廷芝等都是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或在群众的协助下抓获的。惯匪冯亮三兄弟在我部队进剿中，与几个同伙躲藏在武川煤窑沟一带。一天，李三虎老汉放羊时，发现冯亮之弟冯三保在山沟里东张西望。他立刻赶着羊群下山向骑兵l师2团报告。团领导派3连土排机智地爬上煤窑沟山顶，将5名惯匪一举擒获。
经过整整1年的剿匪战斗，到了1951年5月，大青山地区的匪特基本肃清。历史上长期遭受匪患之害的大青山人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