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两枚子弹
记录母亲牺牲经过
今年3月16日，是我的父亲陈赓将军逝世50周年。这一天，我们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他的故乡——湖南湘潭湘乡。与父亲的骨灰一起“回家”的，还有我的母亲王根英的遗骨，以及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傅涯的骨灰。我的母亲王根英长眠在她牺牲的地方，已经72年了。今年1月，我的孩子赶赴河北邯郸的烈士陵园，取回了她的遗骨。
没想到，我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胸部附近，我们发现了两枚黄绿色的“小铁棍”。仔细一看，大家不禁呆住了——这竟然是两枚子弹！其中一枚子弹断了头！
孩子们将子弹头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带回北京进行鉴定。初步鉴定结果显示，其中一枚长度为35.4毫米的尖头弹，是九二式重机枪的枪弹；另一枚长度为24.7毫米的枪弹，为三八式步枪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弹头折断，可能是由于近距离射击造成的。这两枚子弹头，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当年母亲英勇牺牲的经过。
1939年，母亲在八路军129师供给部工作。3月8日那天，她随师供给部驻在冀南根据地的南宫县，不料遭到日军进攻并被包围，母亲随警卫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冲到村外后，她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骑马向村中奔去。她将挎包取出后，出村时骤然与日军遭遇。
2007年，河北邱县电力局工会主席潘永生在南宫县附近找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农，他目睹了母亲牺牲的全过程。老农说，当时小鬼子边开车边用机枪扫射，我母亲持枪还击，但不幸中弹，她所骑的白马也被打死了。
鉴定结果也证实了老农的说法，母亲的确是被敌人机枪扫射，而后又被步枪近距离补了一枪！看到这两枚子弹，想到她壮烈牺牲的情形，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
起义前夕
饭桌底下一车步枪
我母亲牺牲时年仅33岁，她的一生，短暂却充满传奇色彩。
母亲1906年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就进了怡和纱厂当童工。母亲每天早晨5点就要出门去上班，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连续工作12小时。一开始因为人矮小，必须要踩着凳子才能工作。
1923年，沪东区党支部在怡和纱厂开办了工人夜校，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星期，但母亲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此后，她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1924年，母亲组织了怡和纱厂的全厂大罢工；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她带领全厂工人参加了罢工示威游行；1926年，她再次领导怡和纱厂的工人罢工，坚持了4个月并最终取得胜利。
年仅20岁的母亲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并在1925年入党。
资本家寻机报复，突然有一天母亲被巡捕房抓走了。工人闻讯后，6000多人举行了罢工，把巡捕房围了起来，巡捕用水龙头冲击工人，大家毫不退缩。两个多小时后，巡捕房被迫释放了母亲。
我一直很好奇，母亲在工人中的威信和号召力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据我母亲的妹妹王旋梅说，母亲漂亮、聪明、口才好，每次演讲都能博得满堂彩，她性格豪爽刚烈、爱憎分明，是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此后，母亲到上海总工会担任组织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的一天，她竟然用黄包车偷运了一车步枪回家，藏在饭桌底下。这可把全家人吓坏了。好在，这些枪第二天就发出去了。
纸条求婚
父母爱情轰动“五大”
我父母“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一直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最初在工人夜校相识，1927年两人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父亲连写3张纸条，向母亲求婚。“纸条求婚”轰动大会，五大结束后，他们俩终于走到了一起。
父亲和母亲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五六年，但他们的感情非常深。我还记得，1946年，我和父亲在太岳军区重逢，他抚摸着我的脸庞，喃喃道：“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你妈要是在，肯定高兴死了！”
母亲牺牲后，父亲悲痛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他承诺要为母亲“守节三年”，后来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1960年，我的女儿出生了，父亲很高兴，他给孩子取名“怀申”。虽然父亲没明说，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一是为了纪念当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日子；二是因为我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三是为了怀念我的母亲。
童言惹祸
母亲机智化险为夷
1927年，身受重伤的父亲来到上海治疗，伤愈后，被任命为中央特科情报二科的负责人。由于需要家庭作掩护，母亲把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都带来，组成了一个大家庭。1929年，这个家庭又多了一口子——我。
母亲是1933年末被捕的，那时我只有4岁，此后直到母亲牺牲，我们都再也没见过面。这4年的生活，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片断，唯有我脑袋上的那条疤，清楚地提醒着我，那是一段多么动荡危险的岁月。
1933年3月，党组织原本决定让我父母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没想到动身前，父亲因叛徒出卖被捕。母亲得知此事后，受到很大刺激。4月1日，敌人将父亲押解去南京。母亲在一家酒楼听到这个消息，惊恐过度，竟不慎将怀里的我从二楼摔了下来。
当时我只记得“咚”的一下，然后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发现舅舅抱着我。他告诉我，我摔下来的时候，正好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了个大口子，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为了避开侦探和特务的追踪，我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母亲以自己的机智和从容，一次次化解了危险。
有一次，刘少奇年约8岁的孩子被送到我家，结果在路上走散了。他的湖南口音特别引人注意，竟被巡捕抓了起来。母亲知道后，赶紧去巡捕房，用上海话和巡捕交涉，说这是自家的小孩，巡捕才把孩子放了。
还有一次，则是我惹的祸。有一天，小姨带我上街，看到一个“红头阿三”(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我忽然想起前几天，父亲藏在枕头下的枪，便指着“红头阿三”天真地说：“我爸的枪比你的好。”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觉，他跟着我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母亲。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母亲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爸爸给他买的玩具枪。”母亲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为真，就离开了。事实上，这整个的事情经过，我已经不记得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因为我“口没遮拦”，之后被母亲狠狠打了一顿！
和母亲生活的日子太短暂了，而我年纪又太小，有印象的好像都是一些“不好”的记忆。比如，母亲带我去“接种”牛痘，我害怕得大哭大闹，医生瞪眼吓唬我，母亲也在旁边凶我；又比如，母亲带我去戏院看戏，我看到舞台上怪模怪样的“花脸”，又害怕得哭了。
母子分别
我抱妈妈不肯放手
父亲被捕后，母亲精神一度受到刺激，就到松江亲戚家里养病。病渐渐好了后，她回来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母亲在家里被捕。那时我也在家，只知道母亲要走了，大概真的是“母子连心”，我抱着她死不肯放，眼泪把母亲的旗袍都打湿了。舅舅他们拿了很多钱，想买通特务，还是不行。母亲被带走了，那一天，竟是我们母子的“永别”。
母亲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秋又被转移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1936年底，我们意外地收到了母亲从监狱里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母亲亲手做的三个枕套和一个书包。三个枕套上，分别绣着老虎、蝶恋花和菊花。书包和绣着老虎的枕套，是给我的；蝶恋花枕套，是给小姨王旋梅的；菊花枕套是给外祖母的。
母亲从来没有学过绣花，可枕套上的图案那么精美。大家都说，老虎枕套最好看，绣给儿子的东西最用心！书包和枕套，我一直珍藏在箱底，不舍得用。而小姨恰好相反，天天都用那个蝶恋花图案的枕套。她说，枕着这个枕套，就好像跟我母亲在一起。直到很久之后，突然有一天，小姨说要把枕套洗干净，放起来。她说，这是母亲留给她唯一的东西，可用得太多，都洗旧了，边也毛了，她很后悔。
我更后悔！我珍藏在箱底的书包和枕套，多年前被一家烈士纪念馆要去做展览，之后竟然遭窃。
与父团圆
这才确知母亲死讯
母亲在监狱里受了很多苦。帅孟奇阿姨1983年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她们为了争取改善条件，在监狱里绝食斗争的经历。当时，母亲饿到第七天，“绿水都吐出来了”，后来狱长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答应了6个条件，大家才复食。
1937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南京接帅孟奇、夏之栩和我母亲等同志出狱。
母亲出狱后不久，就随周恩来转道西安到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与父亲团聚。见面后，他们悲喜交加，激动得热泪盈眶。父亲在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达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能作竟夜长谈，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中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始终坚持党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不可动摇了……”
出狱后，母亲始终没能抽空回上海看我。直到1946年，我与父亲团聚，才确认了母亲牺牲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