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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文/赵冬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这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儿歌我们小时候都会唱，且稔熟于心，在那个时代曾经风靡全国，是少年儿童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
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教育我：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话；捡到财物要交给老师或警察，不要爱小便宜，贪小便宜会吃大亏；有好吃的要先给长辈，见到老人和抱小孩的要让座儿，要懂得敬老爱幼；遇到有困难的人要帮助，见到乞讨的人要施舍，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见利忘义……妈妈的教诲水平绝对是顶极的，我从小到大，没有一天不是在她的唠叨中成长的，就连半夜起来去厕所她也会见缝插针教诲几句，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是很佩服自己的忍耐力与承受力。
上学后，我们首先要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师也教育我们，捡到东西要交公，小到一针一线，大到手表、自行车，都要上交。
《一分钱》这首歌是著名儿童音乐作曲家潘振声的作品，他自童年就酷爱音乐。抗战胜利后，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一直在工厂当童工。直至上海解放后，获得新生的他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兵集训团里，每逢联欢，他都要登台表演，说、拉、弹、唱总是赢得一片喝彩，他的文艺才华引起了部队首长的注意。新兵集训结业后，他被调到了师文工团。1955年，潘老师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小学音乐教师。潘老师说：“那个时候只要会教唱歌就行。但学校又没有音乐教材，一切得靠自己去找、去刻印歌曲。”也就在那个时候，潘老师萌发了为孩子们写歌的念头。1958年，他被调至宁夏工作。在宁夏，他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出上海学校里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那一片片纯真甜美的歌声常常在耳畔回响……
《一分钱》是在宁夏创作的，但创作素材是上海的。潘老师说，在他当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时，经常给孩子们上道德教育课，教育孩子们要爱祖国、爱社会、爱学习、爱劳动，做诚实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就是在漕溪路小学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办公桌上放大头针的小盒子内，经常放满孩子们交来的找不到失主的一分、两分硬币，小学生拾金不昧的行为，不止一次地令他激动。而当年，在漕溪路口，路边的两位交通民警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每日护送学校的孩子们过马路。到了马路的另一边时，孩子们总是回头挥着小手，稚声稚气、此起彼伏地叫着：“叔叔，再见……”。萦绕在他心头的这一幕幕真实而感人的情景，一直促使他要创作一首关于好孩子的歌，一首体现警民关系深切情感的歌。
六十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写信向他约稿，请他创作一首赞扬“好孩子”的歌。他说：“一收到约稿信，我马上又沉浸在当年发生的感人情景之中。”潘老师在描述他当年构思创作时是这样说的：“给孩子的东西既不能成人化，更不能虚假，曲调要跳跃优美，重要的一点是让孩子易学易唱，一旦唱了就要琅琅上口。”几天的构思后，一首曲调由沪剧紫竹调移植变化而带有城市色彩和明快旋律的《一分钱》儿歌诞生了。
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歌曲虽然短小，但极具艺术感染力，把“警与民”之间的融洽关系，刻画得生动感人。潘振声创作的儿童歌曲还有《小鸭子》、《好妈妈》、《红太阳照山河》词曲及曲作《嘀哩嘀哩》、《雷锋叔叔请听我的回答》、《太阳月亮不能忘》等。
《一分钱》这首歌，给中国几代少年儿童的启迪与教育意义是重大的。那时，我们天天在听广播里听这首歌，在校园里唱这首歌，歌声旋律优美、清脆悦耳，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这首歌的实践者。不管捡到什么，小到一分钱，我们都会很兴奋地交到“老师”或“警察叔叔”那里。学校里还经常开展一些活动，一个学期内，看谁捡到的东西多谁就能评上先进什么的，学校走廊里还有一块大黑板，上面就有拾金不昧的光荣榜。各种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看别人经常往老师那里交捡到的分币、纸币、粮票啥的，在上下学的途中，在马路的两旁，我也总是低头寻找着什么，企盼能有意外发生。我什么都捡不到，急坏了，就把家长给自己的零花钱也当做拾到的交给了老师，这样的事没少干。形式主义虽然不可取，但我想从小给青少年打下优良的道德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我的小伙伴张丹印有一次捡到了一把新的电工钳子，因为找不到失主，就把钳子拿回了家，他爸爸发现后，大骂了他一顿，硬是让他送了回去。丹印回去了，也没有人来找，不得已只好写了一张失物招领的启示贴了出去，听说居然来了好几个人，都说是自己丢的。后来，陆陆续续我也捡到了很多东西（包括钱），自然而然也都交了公，因此也常常受到了别人的表扬。去年我坐火车，在我的邻铺捡到了一个下车旅客遗落下的手机，交给警察后获得了赞扬，我打趣地说：“这没什么，我从小就懂得要把捡到的东西交给警察叔叔。”
那时的一分钱相当于现在的一角钱，以前一分钱可以一块糖；二分钱可以一块橡皮；三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五分钱可以买一个面包；六分钱能买一瓶汽水；八分钱可以买一包烟……
这首歌针对“自私是人的本性”的观点，进行了颠覆性的摧毁，畅导做人要自律，要讲操守。作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有崇高的道德情操，有社会伦理和社会公德。人是社会的，就要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美好，否则，人在这个环境中，就必然被环境所污染。现在我们正在承受着被日渐污染的环境给与我们造成的致命伤害还少吗？
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有人居然还搞笑地把歌词给改动了：“我在马路边，捡到几块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买了一包烟，我大喊了一声，叔叔，还钱！”我同事家孩子还嬉皮笑脸地说：“我捡到一分钱，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我要是捡到一百块钱，就要放进自己的兜里边。”还有孩子竟令人啼笑皆非地说：“一分钱在马路边脏脏的，你去拾，买块肥皂洗手都不够，我认为没必要捡。再说“民警就算是以公众利益为重，但凭空交给他，没留下任何依据，谁说得清楚？”“你叫一个小学生拾到一分钱，满世界去找民警叔叔，横过马路出事了怎么办？更何况，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谁还有闲心管你这一分钱的事？”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但不管怎么说，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贫济困……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论到了什么年代，都是不应该丢弃的。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我们的老祖先曾对后代有过谆谆教诲：仁、义、礼、智、信；我们先祖的朝代也曾有过这样的理想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诚实守信、大公无私……
一分钱是所有钱财物质的概括，交给“警察叔叔”是一个人的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的体现。以小见大，循序渐进，我们要从小对孩子进行美德培养，教育孩子拾金不昧，遵纪守法。现在的家长，给予孩子的物资关爱大于德育教育，优秀品德教育应从娃娃抓起。
很难想象在“上梁不正”的情况下，“下梁”会自动摆正位置。那么“传帮带”的作用尤为重要，家长们应首先遵守传统美德，率先垂范，以此来影响孩子，让他们觉得遵守传统美德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必须要做到的事。小孩子是看大人的行为而被潜移默化，大人做出好的习惯会起表率作用，小孩也会学习、模仿的。从小培养孩子拾金不昧的习惯，会对他的今后的成材之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006年，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在上海青少年中作了一次调查，结果让人吃惊：16%的人认同“捡到钱后可以私分”；37%的人认同“可以不让座”；46%的青少年认同“诚实就是吃亏”的观点。因此，我们不禁要怀疑，传统美德难道会在当今的青少年一代中“失传”了吗？教育体制的不合理也导致了青少年传统美德的缺失，孩子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对青少年灌输的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你要好好学习！这种一直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使得青少年逐渐养成了只追求个人价值的价值取向，而把他人、把社会的需要置之度外，那么传统美德的缺失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国的传统美德还需要下一代的继承，要从小培养。现在的应试教育已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挤到了少的可怜的地步。思想政治课被普遍认为是最没有用处的课程，基本上被数学、语文、英语等课程所代替。这种传统的应试教育只能培养出“高分低德”的人。
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把这首歌的歌词好好想一想，铭记于心，那么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就会呈几何性急剧下降；就不会出现“许霆”等人在银行取款，取多了，一次又一次继续取，直到取得连自己都害怕了的地步。难怪今天经常有人感叹：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的思想开放了，我们的道德水平却降低了！孔夫子说：衣食足，方能知礼仪。可是，我们衣食足了，却把我们的礼仪丢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呜呼，归来兮，吾中华之美德！归来兮，人之道德与情操！
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要是想要拥有，就要自己去努力。那个时代在我心灵上的烙印依然清晰，那首歌在我的童年里就给我铺设了坚固而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使我在长成大人之后，只要捡到了任何物品，脑海里便立即闪现出要把捡到的物品送到警察的手中。习惯成自然，这样的习惯，我想我一生也不可能再丢掉了。
今天，好的美德，好的习惯，有些人丢弃了，有些人还在传承着。我真的好希望听过《一分钱》这首歌的人，能永远记住；没听过的人，应该去好好听一听。
